我所在的亚特兰大是美国南方佐治亚州的首府,市郊有大批持保守价值观的选民,你会在街上看到皮卡车上贴着“选特朗普,让美国伟大复兴”的贴纸,郊外富人区的草坪上竖着“让希拉里这个骗子进监狱”的牌子。有中国学生在教会遇到了支持特朗普的白人老头,人家说:“只有小年轻才会去投票给希拉里。他们都生的太晚了,没见过这个女人满口谎话、出尔反尔的样子。”我相信特朗普的支持者也一定觉得自己迎来了“伟大、公平、美好”的新时代。
比如亨利的家人。
亨利来自美国密苏里州一个保守的白人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医生,家里有兄弟姐妹十个,孩子们身上穿的衣服很多是妈妈亲手做的。他有一百多个堂表兄弟姐妹。
大选的时候,这样的家庭完全不用为投票纠结:他们只投给反对堕胎的候选人。
于是,投票日后第二天,哭丧着脸的亨利和艾薇与兴高采烈的妹妹视频通话。亨利的小妹刚刚实现了人生的一大心愿:跟随教会慈善组织去南美洲做义工,关怀那里的孤儿。哥嫂的担心对她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她不乏善意地告诉自己的嫂子:“艾薇,我们喜欢你,你可以留下。”
如果你不喜欢呢?艾薇忍不住想,我是不是就该被驱逐出境?
事实上,在美国,希拉里得到的选票并不比特朗普少,只是因为美国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让她在关键的几大摇摆州得票略低于特朗普,奠定了败局。而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希拉里的得票率在九成以上,因此有人感叹说,这次选举是精英阶层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就算不是大多数人,至少也是更大片的国土面积上散布的选民。
青年举着横幅游行,表达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结果的不满
可在南方,这些“大多数”也未必沉默。我曾在佐治亚理工学院以及亚特兰大中城的公园里不止一次见过一群高举着“同性恋是罪孽”,“让神烧了那些同性恋者”口号示威的中年白人。
小广场上,一戴黑帽、身着黑西装的体面人对学生高呼“想想你们的罪孽”,一脸正义地让群众重新拾起传统价值观,博得学生一片嘘声;面对学生挥舞着的一朵朵玫瑰花,接下来他又说“我也认为,女人应该接受教育——所以我们才给她们准备了那么多烹饪书!”
我在旁边瞪大双眼看了又看,还发了现场照片请教艾薇,才确定这并不是对某个落后时代的戏剧重现。
“岂有此理!”艾薇当时气呼呼地说,“这要是在纽约,他们才不敢说这种话。”
过去几年里,中国女生艾薇在纽约大学读了写作方面的文学硕士,每天上课,她都会路过女诗人艾玛·拉撒路的故居。她在这个城市认识了许多收入不如清洁工或餐厅服务员的作家、艺术家,一边过着一块钱掰成两半花的日子,一边得出结论:“在美国住久了,你会受周围人影响,很难只关注自己的那一小块利益,你会去关心全球,关心各个不同群体人类的福祉。”
然而,学校广场上的抗议人群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很多在美国大城市或者媒体上已经流行的观念,尚未被最广大美国人民接受。只是先锋人士可以尽情发表观点,而“政治正确”的共识让保守派在生活中不太敢对边缘人群出言不逊罢了。
我印象深刻的是,公园里,一个年轻女孩举着白底蓝字的长方形纸板站在那些中年男人面前,纸板上写着:神的爱大于你们的仇恨。
人类的爱真的能战胜仇恨吗?大选过后,这成了美国媒体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
艾薇在Facebook上的诗人、艺术家朋友们失去了分享日常琐事的心情,“每一条状态都有关悲痛、惧怕、反省、思考、抵抗、抚慰,无家可归的灵魂最终都落到同一处:去接纳另一些截然不同的、却同样无家可归的灵魂,并主动伸出双手”;艾薇买了一本以“锈带”衰落为背景的小说,试图弄明白这一片在大选中调转方向支持共和党的地方发生了什么。
也有人恨铁不成钢:“今年圣诞节,要是你们老家那些投票给特朗普的亲戚来问你想要什么圣诞礼物,就让他们去给民权组织、同志平权组织捐款去吧,让他们在出资建造那堵该死的墙的时候,也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做点贡献。”
另一个对大选结果瞠目结舌的地方是校园。学校发邮件给学生,辟出了一个教室让想不通大选结果的学生参与讨论。很多门课的老师照顾学生沮丧的心情,推迟了交作业的时间。这些原本都是大型灾害或者恐怖袭击之后才会有的现象。大选第二天,我们重回课堂的时候,基姆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讲课,她说自己需要时间消化一下特朗普领导美国人民的事实。
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2016年总统大选的会议,邀请那些对大选结果不满的学生加入讨论。
“但是无论如何,”老师说,“美国人会团结在一起,走下去。你看特朗普,他当选之后的演讲,不是已经正常起来了吗?”
事情未必会很坏。《纽约时报》一位专栏作家在11月11日的文章里提醒大家:特朗普并不疯。这位专栏作者曾经收到一封来自特朗普的邮件,说她长了一张狗脸;但没过多久他们在一场午餐会上见面时,对方就跟没事人似的,轻轻松松地自黑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