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摩托日记》剧照(图/电影网)
为什么旅行?赴南美考察5年,出版30卷本《1799~1804新大陆亚热带区域旅行记》的德国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说:“我被一种不确定的欲望所激励,这种渴望就是从一种令人厌倦的日常生活转到一个奇妙的世界。”类似的意思日本人石田裕辅说得更好,那就是“不去会死”!他是抱着一种“死了就算了!”的豁出去出发的——当然,只有这样才走得成。
正是为了逃避“那庸俗至极的法国中产阶级生活”,诗人波德莱尔一生中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只要它在我现在的世界之外!”
王朔发明的一个词“速度感”可以用在他身上,他追逐的就是那种在路上的速度感,读他的诗,仿佛能感受他气喘吁吁的脚步:“列车,让我与你同行!轮船,带我离开这里!带我走,带我走吧,去到远方。此地,俱是泪。”
俄罗斯达摩流浪者,远离实用主义的“异类”人生(图/凤凰网)
这么说来,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达摩流浪者》,还有切·格瓦拉的《摩托日记》,其实也是在追逐速度感。书评人水木丁说应该这样读《在路上》:“仿佛看到身后自己的零件撒了一路,但那种极速狂飙,透不过气来的兴奋感觉,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你要往下读,往下读,一直地往下读,不要咬文嚼字,不要挑剔,这才是在路上的生活和阅读的方式。”
福楼拜则是在异域寻找精神家园。他第一次到思慕已久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时,“像大啖稻草的驴子般,狼吞虎咽着眼前的五光十色”。德波顿说,我们在异域发现的异国情调,可能就是我们在本国苦寻而不得的东西。“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因为风而四散各地,然后在一个国家出生,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之地;但是,和福楼拜一样,我们长大成人后,都有依据内心的忠诚来想象性地重造我们的国家身份的自由。如果我们厌烦了自己正式的国籍,我们可以回复到真正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