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个地方叫昆明

源济

从前，有个地方叫昆明 

原创 2017-02-12 赵渌汀 新周刊

大理云龙县诺邓村。

云南怎么了？2017年刚开始，云南的旅游事故便一桩接一桩，先是游客在丽江被打，现在大理也出现了客栈老板猥亵女客人的恶劣新闻。城市化和旅游业的浪潮席卷了彩云之南的每一片土地，昔日的生活天堂变得越来越快节奏，快得有点跟不上，快得有点面目扭曲。

文/赵渌汀

走在昆明街头，你会不自觉地慢下来。

这是座名副其实的慢之城。在昆明，你永远别想跟上这座城里人的“节奏”。当你加快步伐赶往目的地时，昆明人的姿态永远是不疾不徐的：聊两句家常，嗑三粒瓜子，碰到滇记牌坊拈几份烧饵块，遇见老店茶馆泡一壶普洱茶。这时你再回头，才发现自己虽然比行人走得都快都远，但却败给了城市生活的“节奏”。

诗人于坚曾为这座城市准确号过脉，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座无比缓慢的城市。他索性以此为题，引出前辈总结的对昆明人意义重大的三件大事：烤太阳、吃茶、冲壳子（聊天）。

基于此，他住惯了这座“置气喘吁吁的叫做‘时代’列车于不顾”的城市，爱死了昆明人那份“有的是时间来把生活精雕细刻”的劲儿，“过日子噻”的昆明城市品格，在他看来足够咀嚼一辈子了。

昆明姊妹楼。图/Vberger

西南联大教会了这座城市如何诗意地生活

慢下来后，便是天堂。说起汪曾祺，于坚随即想到的是西南联大。上世纪30年代末，因为抗战，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高校并校，先迁到长沙，之后再迁至昆明。闻一多、朱自清、钱穆、沈从文等名家从北方来到昆明，豁然开朗，视之为天堂。“人们过往对于云南是一无所知的，对于昆明的印象仅仅停留在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所述的‘深入不毛’。”于坚说。气候四季如春，滇池西山交相成映，再加上昆明美食的独特诱惑，这些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大师，在昆明觅得少有的宁静。他们弃羁绊，做学问，不亦乐乎。

“西南联大和昆明是互相成就的。”于坚说。汪曾祺的“昆明菜品”系列美食散文，不知俘获了多少读者的心；四十岁游览昆明的吴祖光，一句“我们像不会满足的年轻人一样，在昆明游览时早出晚归”，唤起了有关春城的悸动；沈从文也写有一篇《云南看云》——这些，都让读者对昆明神往，不知道有多少小清新是带着文学的想象来到昆明朝圣的。

1940年代的昆明城门。

“沈从文他们，都是我同行。”于坚大笑，眼角闪烁出崇敬。目前他任教于云南师范大学，在文学院做客座教授。而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便是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 

于坚认为昆明受西南联大影响极为深远。“沈从文是我前辈，我们时代不同，道义相同。”如今于坚在学校给学生上课，似乎是在另一个时空向沈从文致敬：沈从文讲课从不遵循教程，于坚上课不看重教材；沈从文讲课内容不拘一格，于坚上课天马行空、随性发挥；沈从文课后总是给学生做很多批示，于坚课后总是与年轻人互动，指导他们写诗，写散文。虽然西南联大早已成为历史，但它存在过，并与这座城市发生了深层次的关系。“西南联大教会了这座城市如何诗意地生活。”于坚说。

抗战期间设立于昆明的西南联大。

不管你在不在故乡，你都被流放

现在这座城市已经改头换面，焕然一新的故乡，令于坚感叹“写作就像是一种谎言”。那座童年成长的四合院旧址，那堵掉色后露出彩色龙尾巴的白墙，还有儿时露天走廊里花瓶状栏杆中的一个小洞，这些陈景旧物，该如何向后人描绘？写下来，是没有错的，但那些如今不存在的东西，还有多少年轻人会相信？

在《昆明记》中，他提到了歌德。歌德59岁回到故乡法兰克福时，“美因河大桥、卡尔大帝的城堡遗址、巴托罗缪教堂周围的商店街，甚至是毗连市场的狭窄而肮脏的肉案都在，造就了伟大的歌德”。对歌德的这种羡慕，最令于坚痛心。

昆明城西。

“我是在自己故乡被流放的尤利西斯。”于坚说。他认为流放是一种命运，在如今的社会已具有全球性。“流放的背后，有很多支配因素，比如欲望、对未来的好奇等，变为政治经济贸易社会的种种动力。每个人其实是被抛进这种流放中，不管你在不在故乡，你都被流放。”大江健三郎讨论过“流放”，他指出，即使你住在祖辈住过的房子里，一台电视机就能把你流放了。看着电视里的生活世界，那个世界里的人的生活世界，你会动心，那一刻你就被流放了。

“我的流放，是一种失去故乡的无力感。”如今的于坚，似乎越来越能感受到尤利西斯被流放时的感受，以及波德莱尔作为“城市游荡者”超然于巴黎城外的那种哀叹和隐忧。

俯瞰滇池。图/Emitchan

我们的生活天堂都被打散重来

大山大水格局被颠覆、历史文脉严重割裂、摊大饼建城等现代都市综合征开始入侵昆明，不光是昆明人集体被流放，这座缓慢的城市，这座生活天堂，也在不经意间被大动筋脉，打散重来。

如今的昆明，气候依然爽朗，节奏依旧缓慢，但这座从来与“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绝缘，“只盛产挑夫、木匠、打更者和小老太太”的城市，却在长着水泥舌头、霓虹灯眼睛的现代化巨兽面前逐步沦陷，逐渐被“流放”。

被流放的昆明，偶尔也会被从城市大干快上的进步中“叫醒”。2013年，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秦光荣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向昆明城市规划开炮，怒斥“城市规划不合理”，提议反思“大拆大建对历史文化是否尊重”。而这条新闻经媒体报道后，也只是在网络上掀起短暂跟帖热潮。在偶尔的短暂反思后，昆明“又跟在‘进步’这个女神屁股后面亦步亦趋了”，于坚在《昆明记》中叹道。

90年代，昆明金碧路。

“我年轻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昆明的街道和小巷里漫无目标地步行，那步行的美妙时光，在金碧路上的某一棵梧桐树或武成路的某一盏街灯下，我变成了一头诗歌的豹子。”

现在的金碧路已不再是梧桐相伴的金色街道，武成路被越改越宽，还有了更红更专的新名字——“人民中路”。过去的记忆都被封存在老昆明的旧匣中。被流放的昆明，还能孕育出一头诗歌豹子吗？

“在别的地方/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要来参观”。而今，于坚诗歌中的尚义街六号已不复存在。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还会参观昆明，这座被流放的天堂吗？

“从前，有个地方叫昆明……”诗人这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