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都很谨慎,这个是没法改的」
《人物》:到内地拍戏这么多年,对内地社会是已经有充分了解了吗?
陈可辛:不会。内地人都不了解,我怎么了解呢?不会。
《人物》:对于内地的文化呢?
陈可辛:也不会。我只能说为什么我能拍,就是我没觉得这些事情有这么特别,因为我觉得每件事情,包括你说拐卖小孩这种事情,可能在外面没有,但是不代表当你发生了之后,这些人的反应会有不一样。我还是以个体来讲,其实这些人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些时候,不是每个事情是我拍之前就知道的,甚至我拍完才了解的,但我也拍了。我是到拍完那个戏才了解到某一些很细的、有文化差异的细节,就是可能我拍的时候都不懂,确实有这种情况。
《人物》:比如说哪些细节?
陈可辛:包括农村里面的一个状态,包括农村跟城市的分别,包括农村人需要劳动力,他需要男孩等等。然后到农村里面没有男孩是代表了什么。包括封建,包括一孩政策,包括很多东西,一环扣一环,这整个圆起来,很多东西里面有一些细节,不一定是每一个细节我都懂。但是问题是,这不影响我在观察跟拍的时候用人性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有趣的,每拍一个戏都使我对一些社会的现状更好奇。那你说我懂不懂?每一部戏就懂那一小块,拍另外一部戏可能又懂一小块,其实也不全懂。因为你说现在本来要拍《李娜》,也是为了想更了解80后、90后,那么当发觉了解80后之后,李娜代表80后嘛,但是其实90后跟80后又完全不一样。包括李娜的反体制的那种反抗、那种叛逆,对90后来讲,都好像觉得是有点,哎,为什么要反?
《人物》:都已经不存在了。
陈可辛:他们没有,他们根本没有,不存在。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别说我懂不懂,其实你问一个内地人都不一定懂,每天都在变。我们拍电影就是观察。
《人物》: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讲,你现在已经这么大一个导演了,其实完全有任性一把那种资本,感觉你好像还是很谨慎?
陈可辛:谨慎绝对是我的(性格),我一向都很谨慎,这个是没法改的。
《人物》:性格里边的东西。
陈可辛:这个没法改的,那怎么来的也很难去,我都自己尝试去分析。从童年的经历、父亲的经历,看到他的辛苦,他每次碰到失败的时候的情况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很难去深究是来自哪里,我觉得一定是经历加个性加基因加很多东西。我爸爸有没有教我怎么做人,其实是没有的,其实他没有说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也没有的。
《人物》:内心就没有偶尔有一个时候想任性一把?
陈可辛:其实对我的团队来讲,跟我合作的人来讲,《亲爱的》已经是任性了。因为理论上当《中国合伙人》有那个票房,我是应该跟着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现实题材,喜剧也好,什么也好,那种电影就不停地往上的那条线嘛,2012年拍,2013年上,你跟着那条线的话,其实我现在就是十几个亿的票房的电影导演了。但是我觉得我做不了,我不是不想做,是我做不了,我真的做不了。
《人物》:偶尔会羡慕那些就专心去搞电影艺术的导演吗?
陈可辛:羡慕没用的,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任性的人需要是一个天才,我真的从来都没觉得我是个天才,我觉得我是个很幸运(的人),我很努力,也很谨慎,是这样这几个东西加起来。我觉得我有一定的判断力,但是我不是那种闭上眼睛,无中生有,就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品的那种导演。
《人物》:你怎么看,比如像毕赣这些新导演,他好像就专心在搞自己的电影,不会去担心票房那些东西?
陈可辛:我觉得有艺术片诉求的导演,他就必须这样做。其实每个人他之所以有他的人生的一种方向,或者态度,或者理论,都是因为他是怎么样的一种人而会形成他的那套价值观,他的那个取向。那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路,我觉得毕赣他就应该做那种事情,姜文就应该做姜文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做每个人的事情。每个人的世界观,他觉得对跟不对,都来自于他的可能性,或者他的limitation,这些加起来是形成他的那套价值观体系的。
「生意是没有乐趣的,监制也没有,成了才有满足感」
《人物》:你因为又做监制,又做导演,你是同时从生意跟创作两方面有乐趣的人吗?
陈可辛:生意是没有乐趣的,在经营啊,营销啊,这些不会有乐趣。你在监制也没有乐趣。其实你可以说,成了是很有满足感,但是过程有乐趣是不可能的。因为每天要解决问题,我刚一直在看手机,因为今天我监制的戏又发生了一些问题,又给人家去扣了我们道具仓库的东西,把所有东西锁住,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东西能证明我们是拍电影的。就一些很官僚的事情。然后戏又要停下来,就很多状况,你觉得去解决这些东西会有乐趣吗?不可能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在做导演的时候,我就要保护我的作品,要去做这些事情,要去管这些事情。管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发觉原来你能管这些事情。所以你有了这个形象或者有了这个地位或者这个位置,加上有了这个名气,加上有了这个凝聚力,就找到一些很能干的人来跟你一起去做,变成你能够给一个这样的体系,给一些年轻导演(去做)。
那做了之后,其实除了满足感,也有收入,而且这个收入比我自己做导演的收入的压力小,因为你在前线确实是压力大很多。作为导演,你每年要拍一部戏,是非常非常难的,现在我可以3年拍一部戏,我公司都还在运行,所以这些变成是一个必须的东西。
《人物》:所以说监制跟导演两个身份,其实你真正享受的还是导演那个身份?
陈可辛:当然更享受做导演的时候。
《人物》:但我看也有人说你是一个好导演,但你是更好的监制。
陈可辛:我为什么是个好监制,就是因为我是用一个导演的心态来做监制的,就是我不是纯看着生意来做监制。所以很多时候,我甚至会叫人家,你多拍,没关系,因为我会看整个全局,就是我会看这个戏贵1000万,其实对那个回收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因为很多监制没有导演这个身份或者这个话语权,所以他很多时候呢,就不能够做这样一个判断,就只能按照本职办事。我可以说,其实这1000万,要是你这个电影是10个亿的电影算什么呢?就有些时候我可以说这样的话,这些是有些别的监制说不了的,或者他没有这个影响力或者这个话语权。所以我觉得说我是一个好的监制,不是真的是我的能力,而是我可以有一个更大的格局去看这个电影。
「我站后一点,我先看,你们先说,我最后去把关」
《人物》:很多人也说,其实你是一个很善于调教演员的导演。
陈可辛:主要就是要有耐性,我觉得。更重要是开放,不要有一个既定的、很强烈的一个既定的概念,就是我不会觉得我一定对,你跟着我,你就不会错了,这个是不行的。你们跟着我走,肯定是最有效率的,因为有一个人知道全盘的计划,你每个人听就行了。这是个很好的总司令,你可能会发现更快,更便宜,更有效率,但是不一定更好,因为好不好就看你是不是天才或者在你那一刻是不是天才,因为就算你是天才,可能在那一刻,你也不一定对的。
我呢,反而站后。我站后一点,我先看,你们先说,我最后去把关。我会给演员很大的自由度。因为我知道很多演员是很脆弱的,很敏感的,而且是剧组里面看似地位最高,但是其实是最被动的,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演员的心态,尽量给到他对你最大的信心,给他最开放的位置,给他去表达他自己。更重要的是跟他去聊这个角色,聊得透一点。其实每个演员都会站在他的角度,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就说你别站在你的角度嘛,你站在整个戏的角度,但是当他站在他的角度提出了所有的可能对你情节线的难题,慢慢去解决,要是你能解决,能解决80%,你这个电影会更合理更好看。那无论观众代入哪一个角色,他都不会觉得突兀,会使得你电影更饱满。所以呢,我通常就会尽量跟他们多聊,使到每一个演员都在他的角色里面找到他的点。
我不掌控。我完全不掌控。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分了镜头,想了三五遍怎么拍这场戏,然后镜头来要从这儿到这儿,然后你讲话,然后到这儿。结果任何一个演员来给一个意见或者摄影师说不如这样更好,你不能改,一改了,你全盘计划就崩了,那个是没有经验的导演。而且还有预算、时间压力的导演。到你去到我现在这样,我又不拍千军万马,所以我就说,我就拍,那么就三个人在讲话,我怎么分,有什么分别呢?拍这些我就很舒服。
所以我现在拍戏的状态就是我真的可以不想就去现场,在弄剧本弄完,跟演员聊完就去现场,拍就来呗。然后你们排戏,排完之后,摄影师来,这里一个,这里一个,分多几个,每一个人都抓到,其实我最后那部电影怎么样,回去剪片的时候才决定。因为可能我写的时候是这个角色最出彩,这句话最好,但是演了之后可能不一样。所以我可能给的那个重点不一定是对的,所以现在我就非常放松地去给他们,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其实我很早就意会到了,我拍完《甜蜜蜜》就意会到,所以我去到美国拍戏的时候,我美国那批演员开心死了,他说没见过一个导演那么开放给我们去演。
《人物》:感觉好像你是日益生出了一种安坐于当下的这种禅定的感觉。
陈可辛:对,但是这个又有一点,跟我一向讲的一个观念有点冲突、有点矛盾。因为我常觉得缺乏安全感,这个是最好的状态,因为使到你永远都很紧张、紧绷。但是我终于找到现在这个阶段,我是挺有安全感的,挺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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