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故事计划》第152期：斯宾德的摇滚之路

源济

斯宾德的摇滚之路 

原创 2017-05-01 冯鹤闻 全民故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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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托邦的日子里，斯宾德苦练吉他，并创作出了“神经错乱”最初的几首作品，刨去路费和食宿，演出收入所剩无几，有时甚至要倒贴钱。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152个故事

一

 

那时，我在北京学画，租住在与美院一街之隔的一栋破旧的居民楼里。我对画画这件事谈不上热爱，倒也不反感，但总没有对音乐来的有热情。加之画室里燥热的空气时时令我感到窒息，所以偶尔逃课。逃课期间我无处可去，只是漫无目的地在美院附近瞎溜达，待北京冬日的暖阳将我晒透之时，回家听歌或者睡觉。

我和斯宾德相遇在美院门口。当时他缩在墙根底下，屁股下面垫着两块砖，正在卖打口CD。那时他还留着披肩长发和一嘴胡子，穿一件中式对襟青布衫，要不是他面前的那个黑色旅行包，路人会以为他是个算命先生。包里大多都是些重型摇滚乐，其他类型寥寥。

彼时，我对重型音乐已经完全失去兴趣，转而喜欢上了带有更多迷幻色彩的电子乐。斯宾德看我在包里翻来翻去也翻不出个所以然，撩一下长发问我：找谁的？我想问他有没有某个乐队，但我对英文说不出口，觉得太傻，就拿手机打字给他看。

他盯着手机琢磨了老半天，问我：哪国的？我说，应该是英国。什么类型？应该是电子。是个乐队？应该是个乐队。乐队名叫什么？这应该就是乐队名。你这一通“应该”下来，自己都不确定，怕是不好找。我有些不好意思，说要不就算了吧。他摇摇头，说回去帮我找找看。最后，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他说，有消息给你电话，又说，我叫斯宾德，找碟就找斯宾德，找斯宾德就能找到碟。

说实话，我没抱多大希望，也很快把这事儿给忘了。一个月以后，斯宾德却给我打来电话，说我要的碟找到了，让我带上三百五十块钱到美院门口交易。一听价格，吓得我一激灵。我问他怎么这么贵？他说，见面谈。

在美院门口，我第二次见到斯宾德。跟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一样，他正坐在两块砖头上抽烟，还是那个黑色旅行包。我走过去，冲他招招手。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碟递给我，说，看看对不对。

我看了看，是全新的，连塑封都没拆，更不是打口。我说，就是这。他告诉我这是他托朋友帮忙搞到的，此人会从外国网站上买东西，这张碟打口里淘不到，只能这么买，英镑换算成人民币，三百五十元整，绝对没赚我一分钱。

感激的同时，我问他能不能先付他两百，剩下的一百五过段时间再给他，这月伙食费有点紧。他吧嗒吧嗒抽了两口烟，乜着眼瞧了我一会儿才说，咱们以乐会友，难得难得，我信你。又说，明晚十点，我的乐队在豪运酒吧演出，你来看吧，不要钱。

有免费的演出看，我当然乐意，也没有想到斯宾德会有自己的乐队，更没想到他组乐队已有十几年之久。我问他他们乐队叫什么名字。他吐出一口长烟，一字一顿地说：“神经错乱”。报完乐队名甩甩头又说：我们是NEW-GRUNGE风格。我问什么是NEW-GRUNGE。他说，就是他妈的新垃圾乐的意思。我点点头，付了钱，去了学校。

 

二

 

第二天晚上，我去了豪运酒吧。到了才知道，那晚并不是“神经错乱”的专场演出，而是有五个乐队，每个乐队唱三首。“神经错乱”排在第三位。轮到他们上场的时候已是午夜，斯宾德是乐队里的主音吉他兼主唱。他站在台上，先是拿手往后捋了一把头发，然后凑近话筒，用低沉的嗓音做了开场：你们好，我们是——神经错乱。颇有猫王范儿。台下传来寥寥掌声，演出开始。

三首歌，其中一首是翻唱科特柯本，另两首是他自己的。他那首《摇滚死了》我至今印象深刻，此歌就两句歌词，一句是“摇滚死了”，一句是“摇滚活了”。斯宾德台风诡异，他背对观众，对着鼓手声嘶力竭地喊了几十遍“摇滚死了”，最后以“摇滚活了”结尾。确实一副要死要活的架势。一曲完毕，斯宾德举起吉他摔在地上，扬长而去。无疑，这一举动也是模仿科特柯本。

在台下，我拍了斯宾德的肩膀。他冲我笑笑，问我怎么样。我说，酷毙了。他邀我坐下，说今天的啤酒随便喝，不要钱。刚坐下没一会儿，过来个老外，老外喝大了，晃晃悠悠地说斯宾德翻唱的科特柯本有味道。斯宾德道谢，并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的英文名字叫Sbinder，乐队叫神经错乱，但不知道神经错乱该怎么翻译成英文，抱着遗憾，只好作罢。两人喝了酒，老外走了。那晚，斯宾德情绪高涨，我们聊了很多音乐上的事情以及各自的境况。

斯宾德1972年出生在河北唐山。1992年从河北某大学辍学，带着借来的几万块钱去了北京，在丰台开了一家名叫“先锋音乐”的音像店。辍学的原因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都是因为摇滚乐。“是摇滚乐害了我，也是摇滚乐拯救了我，但最终还是害了我”，这是斯宾德的原话。

“先锋音乐”就算在当时的北京，也确实配得上“先锋”二字。他通过各种渠道淘来大量在那时人们闻所未闻的外国音乐，这些外国音乐的到来给当时的北京地下摇滚乐坛带来一阵不小的旋风，斯宾德也因此结识了不少组乐队的朋友。“那些小崽子们可以说是对我奉若神明，”斯宾德说。他口中的这些小崽子，现在已有不少成为了中国摇滚乐坛的中坚力量，甚至有人被称作“中国摇滚乐新领头羊”。

在谈到“领头羊”时（那时此人还没被称为领头羊，但已小有名气），斯宾德一脸不屑，说他只是会做人罢了。他对我描述了“领头羊”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一脸谄笑，屈膝卑躬，握着斯宾德的手摇晃不止，并请斯宾德多多关照。总之，斯宾德对其印象不佳，但有无其他情感掺杂其中，不好妄下结论。

 

三

 

通过“先锋音乐”，斯宾德结识了鼓手顾磊和贝斯手殷良，也就是“神经错乱”的最初人马。斯宾德说，他到北京的终极目的就是组建一支自己的乐队，目的达到了，音像店也就无所谓。虽说音像店给斯宾德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但那时的斯宾德对金钱嗤之以鼻，乐队成立以后，他把“先锋音乐”盘了出去，一心扑到了“神经错乱”上面。“后来想想，这确实是一个神经错乱的行为，”斯宾德说。

三个人搬到当时的摇滚乐手聚集地——树村，正式开始他们的乐队生涯。没用多长时间，斯宾德攒下的那点积蓄全部花光，过上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好在树村的乐手们都有着差不多的境况，互相帮扶，有钱一起花，有酒一起喝，就像在某些描写树村的文章里说的那样：真正实现了乌托邦。

在乌托邦的日子里，斯宾德苦练吉他，并创作出了“神经错乱”最初的几首作品，同时得到了去酒吧演出的机会。刨去路费和食宿，演出收入所剩无几，有时甚至要倒贴钱。但斯宾德对此不以为意，他认为这是必经之路，都是这么过来的。

几年以后，“神经错乱”的首支单曲在某摇滚杂志夹带的CD里得以发表，同期刊发了对斯宾德的采访。顾磊和殷良在单曲发表之前，就因为过够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离队另谋出路，“神经错乱”只剩下了斯宾德一个人，每有演出，斯宾德只能临时找乐手。

单曲的发表除了给斯宾德增加了几次演出机会，并没有为其带来更多其他实际好处。但对斯宾德来说，这是莫大的鼓励，无形的力量不可小觑。斯宾德乘胜追击，创作了大量新作，就在那段时间，贝斯手殷良归队，同时找到了新的鼓手，“神经错乱”得以重组。

也是在那段时期，有几个跟斯宾德同时起步，甚至几个晚辈乐队都正式发行了自己的专辑。斯宾德不甘落后，他带着新作，开始四处找唱片公司。一通忙活下来，斯宾德陷入了低落，几家唱片公司在听过他的作品小样之后，均以“实验性太强，可听性不强”为由，予以拒绝。发片无望的斯宾德搬离了树村，住进了北京西山里的一户农家小院。斯宾德说，此举的目的在于“远离那帮人”。

搬进西山小院以后，斯宾德脱离了原先的乌托邦生活，一切都要靠自己。仅靠酒吧演出的收入，生活难以为继，也不能总去朋友家蹭饭，斯宾德开始找工作。他印了大量的简历四处投放，在简历里尽量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艺术家：懂西方艺术史，精通欧美音乐史，对文学、艺术、哲学有着深厚的修养，可胜任创意类以及与艺术相关的工作。保险公司是有回音的两家公司之一，另一家是保安职位。斯宾德最终选择了保安。

保安不允许有纹身，也不允许留长发，斯宾德狠下心，剃了光头。但左右臂各有一个纹身图案，好在当时是冬天，得以蒙混过关。可一到宿舍就漏了馅，同宿舍的几个毛头小保安看到斯宾德的纹身，又看到他那张饱经沧桑的脸，眼里掠过一丝惊惧，什么也没敢说。

保安干了仅仅不到两个月，辞职了事。理由是：耽误创作。辞职以后，斯宾德重操旧业，卖起了CD，但已非往昔，只能流连在北京各大高校门口卖打口。他白天闷在西山小院练琴写歌，只在傍晚出摊，偶尔去酒吧演出。

 

四

 

我认识斯宾德那年，他已经三十五岁。十几年的乐队生涯里，他的“神经错乱”没有过一次专场演出，除去在摇滚杂志公开发表过的那首单曲，他的其他作品再也没有一首公诸于世，甚至一度混到了为晚辈乐队暖场的地步。但斯宾德对此除去偶尔的抱怨，始终没有放弃，苦练琴技，坚持创作。

那次酒吧之夜以后，我零星又去看过几次“神经错乱”的演出。每次演出完毕，我和斯宾德总会坐到一起聊聊天，算是成为了朋友。

那天，我刚从画室回到住处，斯宾德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在不在家，要来我这儿借宿一宿。挂了电话半个小时，斯宾德就来了。一开门，吓我一跳。一头长发全剃光了，头上套了个网子，网子里缠着绷带。我赶紧请他进屋，扶他坐下。他摆摆手说，没事没事，小意思。我问他这是怎么了。他说是让殷良给打的。

殷良昨天跟斯宾德又提出离队，说再这么下去也没什么意思，看不到未来。斯宾德一听这个有些急，说殷良当初要走，他可什么都没说。等发了单曲以后又要回来，他还是什么都没说，现在看着乐队落入低谷又要走，还是不是人了？因为这事儿，两人吵了起来，最后斯宾德说了几句狠话，说殷良忘恩负义什么的，殷良就急了，拿起旁边的吉他给了斯宾德脑袋一下，就成了现在这模样。

斯宾德坐在椅子上对殷良大骂了一通，说连乐手都找不到，最近又不能演出了。我说你就先别考虑演出了，就算能找到乐手，头上套个网子不也不好登台么。斯宾德叹了口气。我问斯宾德这是打哪儿来的，怎么没回西山。他说今天来这边办点事，办完事有点头晕，回西山太远，怕晕地铁上，就到我这儿来了。

那晚，我们喝了二锅头吃了烤串。酒到半酣，斯宾德让我放点歌听，我拿出一摞CD让他挑，他看到了夹在其中的一张“领头羊”的专辑。那时的“领头羊”已经发行了他们乐队的第二张专辑，并且把自己的名字印到了专辑封面上，有点想要脱离乐队突出自己的意思。专辑好评如潮，同时获得了大量乐迷，“领头羊”的演出费也达到了十几万之高。

斯宾德指着CD问我，你还听他的？我说，怎么了？斯宾德笑笑不语，放下CD才说，他现在可厉害了。喝口酒又说，我就是时运不济。

借着点酒劲儿，我突然想对斯宾德说些什么，我说，老斯，作为一个听众，我客观地分析一下，你别介意，我认为唱片公司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的歌可听性不够强，说直白点，就是不讨耳朵喜欢，“领头羊”的歌就比你的旋律性要强，他的现场你肯定看过，你客观地说说觉得怎么样？斯宾德沉吟良久，说，确实好。我说，那不就得了？所以老斯，不要再沉浸在科特柯本对你的影响里，也不要抵触旋律，难道世界上那些伟大的乐队都不注重旋律吗？科特柯本不注重旋律吗？斯宾德叹了口气说，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来，走一个。

第二天酒醒，回想自己说的这段话，有些后悔，怀疑自己是不是说多了。斯宾德走后的几个月里我一直没敢贸然联系他，他也没找我，这更加深了我的不安。

直到夏天，斯宾德给我打来电话。他告诉我他搬家了，搬到了苹果园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我问他是不是发财了，居然住到了小区里。他说，没有没有，他交了个女朋友，现在一起住在苹果园。他让我过去找他，算是“温居”。

 

五

 

当天下午，我去了苹果园。从地铁口出来，就看到了斯宾德。头上的网子已经摘了，头发也长了出来，整个人神采飞扬，感觉他获得了新生。他领我去了他的新家，两室一厅的房子，家电齐全，铺着木地板，地上竖着一把吉他和小提琴，颇有点音乐之家的气质。斯宾德的女朋友名叫章婷，是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的学生，课余时间在琴行教课，收入不菲。

我们进屋的时候，章婷正在厨房忙活，章婷迎出来，说欢迎欢迎。斯宾德说，宝贝儿，别累着，我来吧。说完脱下体恤，光膀子进了厨房。

我坐在沙发上和厨房里的斯宾德聊些有的没的，章婷打开电视让我看。我问斯宾德最近演出怎么样，有没有找到新的贝斯手。他说，还那样吧，贝斯手是个临时的，固定的一直没找到，他们听了我的歌都说风格不符，不愿意跟我干。斯宾德说他现在已经不出去卖打口，一心在家搞创作，最近正在排练几首新歌。斯宾德端了几盘菜出来，又拿了一瓶泸州老窖和葡萄酒。三个人坐下，开始吃饭。

喝着酒，斯宾德说了对未来的打算。他说他要转变一下风格，最近创作的新歌也都在这么尝试，等新歌达到一定数量，就再试着出去找找唱片公司，行不行的总要试试吧。我问他，能不能听听他的新歌。他说还没录出小样，等出来了一定拿给我。

喝到一半的时候，电视里正在放一个纪录片，纪录片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那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关于中国摇滚乐历程的片子，这是绝对不多见的。斯宾德愣在那里，盯着电视久久不语，当画面切换到当年的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的演唱会时，斯宾德突然浑身发抖，他拿起桌上的酒杯一饮而尽，随即双手捂脸，失声痛哭。此时，电视里传来何勇的那句“香港的姑娘们，你们漂亮吗！”与斯宾德的哭声交杂在一起。

我手足无措，只得看着斯宾德不断抽搐。坐在斯宾德一旁的章婷抬起手在他后脖颈上给了一巴掌，说，就烦看见你这副熊样，你瞧你内德性！斯宾德捂着脸，乌拉着嗓子说，你懂个屁！

斯宾德喝醉了。

那天，我们聊到很晚，结束的时候已经没有地铁，我在斯宾德家住了一宿，第二天跟他告了别，他说，常来玩。

几个月后，我给斯宾德打电话，问他小样有没有出来。他在电话里显得很疲惫，说小样一直没录，鼓手离队了。他说他和章婷已经分手，现在又搬回了西山小院。我多嘴，问他们怎么回事，斯宾德支支吾吾，说章婷嫌他爱喝酒。

过了一段时间，当我再次给他打电话，他的电话停机了。后来又打过几次，一直处于停机状态。我有想过直接去找他，可又不知道他在西山小院的住处，只好作罢。从那以后，我和斯宾德便彻底失去了联系。

 

六

十年以后的今天，听歌不再需要到处淘买碟片，不管多冷门的音乐，网站上都能找到。当年斯宾德帮我买到的那张专辑，在经过多次搬家后，跟我收藏的其他碟片一并丢失。

在网上，我找出当年听过的那张专辑，想到了斯宾德。我搜索了斯宾德的名字以及“神经错乱”，信息寥寥。无非都是些他当年的演出公告。

我打开最近的一条演出公告，时间已是三年前。下面是一张海报，海报上的斯宾德留着平头站在马路边上，背着一把木吉他，目光下垂看着镜头。公告里是这么写的：著名独立音乐人、唐山摇滚鼻祖、原“神经错乱乐队”灵魂人物、现“唐山XX发型”老板兼首席发型设计师斯宾德专场演出。

注：凡看演出者，在唐山XX发型可享半价。

题图：来自网络

作者冯鹤闻，青年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