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 golo
我看着这半盘剩饺子，突然意识到，我爸的离开意味着我后面的生活将要发生多大的改变：这个我从小熟悉的、可以放松的家，以后我回来还能看谁呢？
人间有味 | 连载41
2011年，是我而立。
三张的年纪，不少同学已经小有所成，结婚生子，志得意满。但对我来说，或许只能叫刚刚转运：大病初愈捡回条命，辞去了原来体制内杂志社的工作，在朋友的引荐下去了一家影视公司审读剧本；与女友几年的地下恋情，终于耗软了她父母的心，领证的日子都算好了，女友正式升格成为未婚妻。
清明短假，开着准岳父给我们的二手凯越，第一次从北京回到300公里外的家。毕竟终身大事有了着落，未来的儿媳知根知底，看见不算争气的儿子总算有了走上正轨的样子，独居多年的老爸难得在我回家时不再叹气。
然而喜悦只是精神上的，我知道我爸和所有身患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一样，正在忍受着节气变化带来的不适。以往回家，但凡能动，我爸都会拖着关节炎的腿，下厨给我做饭，但这次，他一脸病容，躺在床上说，着凉了不舒服，饭不做了，你自己解决。
第二天下午就要回北京，我爸一早醒来，躺在床上说，“今天还是不舒服，咱爷俩别包饺子了。”
滚蛋的饺子回家的面，是我上大学之后放假回家的标配。看着我爸虚弱的样子，想到下午家里又只剩下他一个人，我强颜欢笑说，“中午我来弄饭，你也尝尝你儿子的手艺。”
我开车先去了市里一家清真烧麦馆，这是中学时代我爸常带我来吃的地方。打包两笼牛肉烧麦，又开车去了菜市场，买了一斤鲜切面，十块钱纯瘦的里脊和一些青菜。回到家里，在狭小的厨房里洗了菜，切葱花蒜末姜片儿，里脊切丝。准备完毕，拧开煤气罐，热锅。
听见我的动静，我爸从床上下了地，在厨房的门口伸头看了眼菜板，说，“你这葱花切得够多的，顶我两倍了。”然后又说，“倒油前先关门，别把油烟都放进客厅来。”
“你起来干嘛，再去躺会儿。”我回他，然后关门，不忘拿窗台的纸壳塞进门缝儿。油热了，葱花炝锅，肉丝翻炒，酱油、盐、鸡精，加水成汤，汤沸打荷包蛋，然后是青菜和面。
肉丝汤面盛到搪瓷小盆里，点几滴香油。照旧，父子俩在毛主席画像下的圆桌上开了饭——父母都曾是知青，对那个时代有情结。这幅画像原本是1990年代某一年挂历上的一张，他们觉得主席坐在藤椅上抽烟很是精神，就裁剪下来加了幅相框，挂在饭厅墙角。
我爸戴上假牙，没动烧麦，左手拿起筷子挑了一小口面，吸溜进嘴，嚼了嚼，咽下去说，“行啊，儿子，你这面条味道不错。”
我也呼噜吸了一大口，说，“跟你自己在家做的没啥区别吧，不就多了点肉丝儿。”我爸笑着说，“比我做的好吃，面条里有肉跟没肉，味儿能一样吗？”
身体不舒服食欲也差，我爸勉强着吃了小半盆面条，就放下了筷子，“吃不动了，面条胀人，我不能多吃，剩下的留着晚上我自己再热热。”
洗好碗筷，时间也差不多该启程回北京了。我家在一楼，发动了车，我爸就在我卧室的小窗那里看着我倒车，我按下车窗，跟他大声喊：“我开车你就放心吧，好好照顾自己！有事就拿手机给我打电话，别心疼电话费！”
他的手机是今年春节时我刚刚给他买的老人机，把我们在北京的手机号存成了快捷呼叫，我爸看我反复演示好几次才学会，但一直没给我打过。
尽管心里难过不舍，但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是我们父子在尘世的最后一面。
回到北京，担心老爸的情绪很快就飘散了。还是朝九晚五，周一周四给家里电话问问情况，汇报一下近况。
从大学开始，我就像那个花剌子模的信使，跟我爸打电话时报喜不报忧，说好听了是不想他担心，实际上主要是想隐瞒自己的各种不上进。
清明回来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22日周五，未婚妻在广州大学时的几位恩师来北京参加会议，晚上8点在三里屯一家饭店聚餐，我也一起赴了宴。到了之后才寒暄几句，上菜前的茶水还没凉，我刚换了没多久的HTC就突然震动起来。
一看手机屏上显示的是“老爸”，我心里莫名一沉——我爸第一次用手机给我打电话，居然是在他平时已经快上床睡觉的时间？
我在餐椅上拧过身去，老爸虚弱的声音在手机里传来：“儿子……我可能又要犯病了，你能不能赶紧回家一趟？”
八年前大年三十，我爸心梗的那一幕瞬间在我脑海里闪过，我赶紧嘱咐他：“你赶紧先平躺，给邻居打电话，我让同学给你找救护车！”
未婚妻看到我脸色大变，赶紧问什么事情，我简短告知，老师们也不再挽留，让我俩即刻开车往回赶。
一边往停车场走，一边给家里的两个发小打电话，让他们赶紧开车去我家，先护送我爸去医院急诊。
周五的工人体育馆大概是在举办什么活动，去往东三环长虹桥的路堵得水泄不通，我在车里心急如焚，却也只能跟着前车一寸寸蠕动，等上了高速公路，已经是晚上快10点。发小打电话来说，我爸已经进了ICU，正在急救。
这是我第一次晚上上高速，但急切已经战胜了一切情绪，车速提过了140码。那时还没有微信，未婚妻在副驾替我接发小每隔20分钟打来的电话或短信，除了问我们到哪里了，就是说我爸在吸氧，肾上腺素，心肺复苏，电击，总之都是在抢救。
我还安慰未婚妻说，“不用担心我，从大四寒假那次陪我爸进过ICU，这种最坏的情况，心里也不是没有预想过。”
然而路程开到一半，高速公路上居然堵车了，前面黑压压的一片大卡车，停在那里，熄火等待，尾灯都不亮，即便是紧急行车带，也被大车塞得死死的。
我将车熄火的那一刻，精神有些崩溃，觉得心口忽悠一下，就像飞机起飞瞬间那种失重的感觉。没有路灯，没有车灯，黑暗里柴油的味道混合着周围钢铁机器的冰冷，涌进车窗。
发小又打电话问我到哪儿了，我哭不出来，叹了口气，对未婚妻说，我爸可能过不去今晚了。
我俩心如死灰般不知道过了多久，周围卡车突然纷纷启动，远光灯的灯柱打穿我们车的后风挡，我也赶紧打火，一档半离合起步。一路冲到市人民医院门口，已经是凌晨1点多，准岳父和一个发小早早等在那里，我们下了车，看我居然按着北京的温度穿着T恤，准岳父赶忙把身上的抓绒衫脱下给我，然后钻进车里去停车。
发小则拉着分不清东西南北的我和未婚妻，一路跑进医院。ICU在病房的四楼，我跑到二楼，心跳得不行，上不来气，小腿以下仿佛失去了知觉，抬不动脚，只好停下来拄着膝盖喘气，发小焦急而无奈地看着我。我咬着牙爬上四楼。
推开ICU的门，我的眼泪已经失控，我爸就在不远处临时增加的折叠床上躺着，监控仪器已经撤了，只剩下一个医生还在按压他的心脏。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医院的一种人性之举，医生不惜力连续按压几个小时，只为让不能及时赶来的逝者家属觉得，能见上亲人的最后一面。
我抓住我爸已经开始发凉的手，哭着唤他，未婚妻也在一边不停叫爸，我爸紧闭的双目，眼角流出了一滴眼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见我们在叫他。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想抓着我爸的手不放。发小已经悄悄从医院楼下的丧葬品商店拎上来一套寿衣，一同看护我爸坐救护车来医院的邻居李大爷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趁人还软，穿衣服吧。
那是一套做工相当粗陋的寿衣，想必我爸要是在活着的时候自己选择，肯定不会穿。穿戴妥当，值班医生将我带到病房，对着已经呆滞的我拿出急救记录，大致描述了下整个急救过程，中间夹杂着紫绀、衰竭这样的词。
签了字，拿好巴掌大的死亡证明，礼貌地谢过实施抢救的医生，回到我爸身边，太平间的搬运工已经到了ICU，他们把我爸装进纸棺，抬进电梯，送进太平间的冰柜。
发小开车把我俩送回了我家，说大半夜的什么先都别急，好好眯一下养养神，后面还好多事情等着我办。我和衣倒在我爸的床上，凌乱的被子似乎还有些余温，带着他身上让我熟悉的味道，夹杂着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药味。
6个小时之前，我爸还在这里，活着。
我爸从15岁就成了孤儿，亲戚都是我妈那边的。其中一个表舅跟这边的政府部门很熟，也免得我再去通知我爸的单位物价局了。
发小们也根本没让我操心，7点，主持葬礼的风水先生带着一对出租灵棚的夫妻准时来到我家门口，三下五除二搭了灵棚，支起供桌，点上手腕粗的裹着一层透明塑料壳的白色蜡烛。风水先生姓梁，黑龙江克山县人，东北老乡，一浊一明的阴阳眼，说自己家世代做这行。
他给我大致讲了第三天出殡到火化的流程，然后叮嘱我说，长明烛看好了，不能灭，对了，你父亲的遗像呢？
我一下被问住了，突然发现，这么多年来，竟然没有给我爸拍过什么像样的照片。梁先生大概觉察到了我的尴尬，提醒我说，可以把身份证上的照片放大一下。
在亲戚赶来之前，供桌的香炉后面总算摆上了我爸那张模糊不清的遗照。平日几个与我爸处得不错的退休老头老太太早起出门遛弯儿，看见灵棚和相片，又惊又悲，拉着我就抹眼泪，说，这人咋说走就走了呢，昨天下午还跟他说话来着。
准岳父岳母担心我们，拿来一条用来招待吊唁者们的软中华过来，一个发小买来包子和小米粥，趁来祭奠的人不多，把我拉进屋里，让我赶紧吃点早餐。
看见柔软雪白的小笼包和金灿灿的小米粥，我鼻子一酸，控制不住地捂着眼睛大哭起来，把憋了一晚上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这些热乎乎的食物，我爸再也吃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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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们挨家来了，我爸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也带人来了，客厅里留下一地鞋印。办公室主任看着供桌上我爸的牌位，说，岁数不对，不是56岁，你爸当年为了参加工作，把户口和档案里的年龄改小了10岁，没跟你说过？
我一脸惊叹，只好找人又写了一个牌位。
去太平间把我爸送去殡仪馆，又去派出所销了户，等回到家，租灵棚的夫妻已经把我们需要的花圈如数送到摆好，春风吹得挽联呼呼啦啦响。上香，烧纸，守夜，中国式葬礼让逝者的亲人们一直分散注意力，顾不上悲伤，这一点，我从14岁就知道。
第三天，梁先生掐好时辰，让我砸碎灰盆，未婚妻搀扶起我，车队出殡。想着我爸身上那套丑得没型的寿衣，我猜每次出门都会把裤线捏得笔直的他，肯定不愿意以这样的面目被大家看见，干脆擅自决定，不开那个20分钟长、由工会主席念通稿的追悼会了。
梁先生带着我看我爸最后一眼，我将一早起来从阳台前院子里剪下的四朵正在怒放的白牡丹，轻轻塞到他的胸前。
牡丹是我爸2003年“非典”时在院子里种的，在他第一次因为心梗进ICU之后。从种子到小苗，再到年年四五月开花，整整长了四年时间。家里一阳台几十盆花草，只有这花最适合陪他上路。
梁先生说，咱们起灵，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说完拿起棉签，蘸了清水，擦点我爸的五官：“开眼目，观六路；开耳目，听八方；开嘴目，吃供香……”最后，剪开绊脚绳，把我爸推了出去。
舅舅开车，送我去市里新建没多久的一个陵园放骨灰。没买墓地，主要是真的拿不出10万块钱。梁先生私下跟我说，这个陵园风水很差，你要真想买墓地，就去另外一个区的那个，背山望海，风水极佳。
陵园除了大片还没有刻字的墓碑和空穴，还建了两个巨大的骨灰储藏室，外表看起来像是佛寺的大殿。
我定了一个“双位”的格子，因为半年后，我要把我妈的骨灰盒，也从殡仪馆那个年底要拆掉的寄存室里移到这里，我爸跟我妈，就又可以在一起了。
我爸和我妈说起来也算不上自由恋爱，更像是知青点剩下的两个大龄青年没经得住大家撺掇，最后凑合在了一起，还凑合生了我，既响应晚婚晚育，也执行了计划生育。
在我六岁前，爸妈两地工作，我爸一年回来一次，不苟言笑，挤他的钢笔水玩都能揍我一顿，我每次见着他，就只知道往姥姥身后躲。
即便后来我家三口人终于团聚，我爸对我来说，始终都是个严苛的、无法沟通情感的怪人，而且最可恨的是，他完全没征求我意见，就在上小学报名的时候给我改了一个小学生根本hold不住的名字，整整三十画，比我原名复杂好多，我都不知道下笔顺序。
小屁孩哪懂人情世故，只记得我姥姥对这个女婿常用的评价是，爱干净，皮鞋什么时候都没灰，穿过几年都比别人的新鞋还新。但姥姥也说我爸性子“独”，因为我爸在家里从来不跟亲戚抽烟打麻将。
我初一时，我妈总是莫名发烧，肝脾肿大，被确诊为慢粒性白血病，治疗三年，最终被庸医误导，离我们而去。
在没日没夜照顾我妈的那段时间，我爸的身体也熬出了一身毛病，血压心脏都不正常了。
我妈临走前要我爸保证，在我成年之前不能再给我找后妈，于是我们父子俩就开始了粗线条单亲家庭的日子。我不吃早饭，我爸也就不做不吃；晚上学校提倡家里给学生带盒饭，我则属于揣着零花钱去快餐店吃牛肉面的叛逆少年。到了高考前，发小们都被父母补营养补得虚胖，只有我还是100斤上下活蹦乱跳。如果不是这一年舅妈去北京时，顺道奉姥姥的旨意特地来给我过个生日，我爸可能都没注意我什么时候就成年了。
我倒对我爸没什么怨念，因为我知道，我妈走这事对他的打击也许比我更大，我上高一时，他不知道怎么就弄丢了跟我妈的婚戒，精神萎靡，吃着抗抑郁药，枕头底下还会压着一把水果刀。
幼年丧母，少年丧父，中年丧妻，对于这么一个苦命的爸，不能要求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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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结束，中午在小饭店的宴席没几个人吃，草草散了。舅舅们和姨们难得从东北来一趟，顺道去看长辈的亲戚了。未婚妻按规定没有丧假，也只得赶回北京上班去了。回到家结了灵棚的钱，我一个人倒在沙发上，恍惚睡了过去，梦见我妈从一扇门里走了出来，跟我说，你爸到了，挺好，有点累，正在睡觉。
我一下就醒了，阳光从阳台打进来，屋里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
趁下午阳光还在，我开始收拾我爸的衣服。那套灰色的中式唐装还板正儿地挂在衣架上，我知道，其实这套才是我爸在离开时想穿的衣服。
我大学毕业刚工作的时候，赶上唐装热，我爸看新闻说领导们穿着挺有气质，我便在过年回家前专门跑了趟女人街，给他挑了一件几百块的唐装。
结果我爸并没领我的情，嫌我买的唐装灰色太亮，扣子也不是他想要的那种，过完春节，他还是去裁缝店自己挑了布料，“量身定做”了一套：深灰色的布料，硬挺挺的棉布质感，扣子是他想要的盘扣。这套衣服后来就成了我爸把自己定位成“老头”之后的场面指定服饰。
把我爸曾经的制服、呢子大衣、风衣跟这套唐装一起，用干净的床单包成一大包，想着等天色再黑一点，就开车去一公里外的路口，把衣服烧了，就像我爸当年给我妈做的那样。
站起来踱到厨房，想找块抹布擦擦家具上这几天落下的灰，却看到破旧的碗柜里，还有大半盘已经硬梆梆的煮饺子，掰开一个看，白菜馅儿，看饺子皮的厚度，肯定不是我爸包的。
我隐约想起在ICU那晚，李大爷好像跟我说过，那天他和老伴晚上给我爸送了盘饺子，后来吸氧时我爸把饺子吐了出来，我爸一吐，抢救的医生就摇头了。
我爸最后一顿饭吃的原来是饺子，但不是跟我包的。
我看着这半盘剩饺子，突然意识到，我爸的离开意味着我后面的生活将要发生多大的改变：这个我从小熟悉的、可以放松的家，以后我回来还能看谁呢？我爸捏出的那皮儿薄馅儿大的饺子，那最后一顿的味道，永远定格在两个月前的春节了。
我想了想，把它们倒进了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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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父子俩包饺子，就像两个资质有限的习武者，最后只练会了一套双人组合拳。
1999年，我一个人拎包去了北京上学，踏进宿舍、面对一个全新的陌生环境的时候，突然想：这一天，只有我爸一个人的家，对他是不是也是陌生的？
多年后，看到文艺青年们假模假式地讨论“与父辈的和解”，我想，我们父子在情感沟通上的破冰，大概就是在我大学报道当天从那张面值50元的“201电话卡”开始的吧。通话简短，给我爸报了平安，心里想问，我不在家你咋样。但也没说出口。
虽然从那时起，在物理意义上，我和“家”有关系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但心理上并没觉得北京与家有多远，拿着学生证，12块钱车票，在最慢的绿皮火车上咣当咣当四个半钟头而已。
在我离家后，政府机构也开始了“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我爸曾对此嗤之以鼻，说“分流”掉的不过是社招来、快到约定年限、该给人家编制的人。当同事们都想拼命保住饭碗时，我爸却乐得申请了减员名额，升了两级工资，回家天天养花看戏。
跟我爸一起包饺子的默契，是在一趟趟回家的短假里形成的。
大学之前，一周七天，学校上六天半课，我十指不沾阳春水。一次放假回家，我爸说他赋闲后跟邻居老太太探讨了一下怎么拌饺子馅儿才香，就等我这次回来，跟他一起实践一下。
那天，在我准备下午回北京的星期天，他早早起来，擦灰拖地，做完卫生，就进了厨房在案板上咚咚咚地剁肉馅儿，剁烂一遍，平刀铲起翻个个，换个角度继续剁，剁成肉糜为止。然后咔哧咔哧切碎芹菜，用屉布包起攥掉水分，再把两样食材倒进一个大不锈钢盆，加花椒粉、姜沫、油、盐、酱油、鸡精，然后把盆塞给我，说，“搅和。”
我坐在主席像下，攥着一副筷子，把筷子头插进肉馅儿里开始画圈，时快时慢，看着被绿色芹菜覆盖着的红色肉糜，在搅拌下慢慢完成了反噬，变成了一团更大的深颜色混合体。画圈画到胳膊酸，给我爸看了一眼，他说，“可以了。”
在我画圈的时候，我爸在和面揉面。那时的我手无缚鸡之力，和面这种需要手上力道的工序，以及我爸那种两个大拇指加一个食指捏饺子的手法，我一样都干不来。
馅儿和面弄好放在一旁，从阳台的花架下掀出面板，在沙发前的长条茶几上摆好，我爸说，你来擀皮儿吧。我掂量了一下从来没有使过的擀面杖，说，擀不好煮破了别赖我，我爸说，擀吧，破了就当喝面片儿汤。
客观地说，我妈基本没有继承姥姥家做饭的天赋，除了一道招牌的蓑衣黄瓜，给我做拔丝地瓜时连炒糖都能炒糊。至于我爸，少年便无亲无故，在做饭上更是毫无师承，只在知青点做出纳时，跟食堂的大师傅胡乱学了几个招式。而我，就更是一窍不通了。
所以，我第一次擀饺子皮的窘态可想而知。
我爸把面团粘上干面，揉捻了几下，拇指发力一抠，面团变成了面环，搓捏几圈，用力一断，开始揪剂子。我把剂子一掌拍扁，拿过擀面杖就碾，左手倒腾剂子不够快，右手按擀面杖的力度也不够匀，擀了几张，感觉还没用手抻出来的圆。
我爸坐在一旁守着馅儿盆，说，你这擀的是啥，我先擀几个，你看着。
光看也没用，反正那顿饺子，我爸就着我擀出的各种奇形怪状的饺子皮儿，捏出来一盖帘的大肚饺子。好在饺子皮儿的形状不影响味道，除了油大点，我们爷俩合作的第一顿饺子算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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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包饺子就成了我回北京前的仪式。
笨人有笨招，我学会了把剂子在掌心揉成圆球再拍扁，擀面杖也用得熟练了，饺子皮儿终于成了圆形；我爸后来则尝试开发了各种不同的馅儿：白菜太容易出水，牛羊肉不好配菜，韭菜隔天打个嗝还是熏人，都pass。
最后，我们家的饺子只保留了三种馅儿：芹菜，我爸说，要勤勤恳恳；青椒，因为我嗜辣；酸菜——这大概是能寄托所有离开家乡的东北人乡愁的食物，我爸打1990年离开东北，到死，一次也没回去过。
我爸的身后事还在一样一样继续。
他的单位通知我，要我领走丧葬费和他的公积金，填了几道手续，跟着出纳去了银行，居然取了8万多出来。我才知道，原来平时在工资条上扣掉的公积金是长这样。
去医院结掉抢救那晚的费用，收费单一大叠，但最后钱并没有多少。
把阳台里的花花草草分给了平时照顾我爸的老邻居们，一家拿走三四盆，剩下几盆没人要的，我带回北京；小院里十多株就要开花的月季，全部挖出来，装上远房表舅的皮卡，他要移植到他的鱼塘去。
房子要办遗产继承，公证处跟我说了一下需要的文件，除了证明我爸是我爸，还要证明我爸没有跟别的女人给我留下过什么兄弟姐妹。我不知道找谁去证明，去他的吧，以后回来再说。
回家的路上，我在车里等红灯时想，我爸对我妈的要求算是超额完成了吧？从高中开始，我的老师邻居、他的同事朋友，隔三差五就想给我找个后妈，我爸从来都是直接拒绝。
我上了大学，觉得他一个老头在家需要人照顾，在包饺子时跟他聊过，说我不介意他再找一个，我爸白了我一眼，说，再找一个？这岁数了，到时是她照顾我还是我照顾她？你到时不也还得多操心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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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了气，继续收拾我爸的遗物，打开组合沙发的储物格，把他天天吃的大瓶小瓶七八种药扫进一个大塑料袋，发现药瓶的下面还有一个挺新的病历本。
这几年，我爸每年春天都会去社区诊所输上一星期“维脑路通”，我以为是他社区医院的本子，但一看封皮，竟然是市里的第二大医院。
翻开一看，虽然医生的字迹潦草，我还是看懂了，在我爸去世一个月前，他已经犯过一次心梗，自己去过急诊，然后住了十多天的院。
眼泪顿时涌了出来：我怎么能那么心大？那十几天，我几次打家里的座机都没人接，打他的手机，他要么说在楼下跟着邻居老头们在晒太阳没进家，要么说自己在卧室没听见电话铃声。我居然就信了！
我不敢想象他躺在医院病床上打电话骗我时的样子。
葬礼的各种细节，已经让我觉得我对我爸不够细心，这本病历则像是最狠的一记大耳光。
我们父子间的沟通，还是都各自保留了不少不想让对方知道的部分，只因为怕对方担心。
也许我们父子俩沟通最深的那次，是在我2004年考研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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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因为情感问题，最后的两年半时间差不多算是荒废了。大四考研报了名，也只是走了个过场。
大四春节回家心情压抑，大年二十九晚上，强颜欢笑跟我爸聊天，商量着除夕包什么馅儿的饺子，大概是觉察到儿子可能又到了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那晚我爸谈兴居然出奇得浓，先跟我说起他和我妈经历：在通勤车上第一次见到我妈，我妈很横；跟我妈结婚，条件是我妈必须回城，要不就不要孩子。
然后第一次提到了我的家史：在我太爷爷那辈，我家居然是地主家庭，搬家能搬几十马车的家什，奶奶跟爷爷门当户对，是镇上布铺老板的大家闺秀。但家道中落，毁于二爷爷抽大烟。爷爷从少爷变成了别的地主家的保安，在一次胡子下山的看家护院乱战中，一枪打死了土匪头子，怕被报复，连夜在雪地里狂奔三十里回家，落下了病根儿，最终撒手人寰。
我听得有点儿呆，问我爸，你是不是看了我那本《活着》记串了？我爸说，啥活着？
说到工作，我爸说，“记住，业务过硬，在单位就没人动得了你，我去年本来想把你叫回来参加公务员考试，给区长去做秘书，但想想，估计你也不会喜欢。”
那天实在聊得太晚，本该9点就睡觉的他，一直说到11点半，后来躺下半个小时，在床上叫我说，不对劲，后心疼得厉害。
那一晚，我第一次跟我爸进了ICU，这个年，我们爷俩第一次没有包成饺子。
护理他的那几天晚上，我通常捧着一本小说杀时间，一天听见ICU的抢救间有动静，我拉好我爸的床帘，在玻璃窗外驻足看，医生护士围在一个胖老头一圈，进行最后的抢救，20分钟后，抢救无效，拔管、撤设备，老头被抬走，抢救台上留下一摊屎尿。
原来人死得可以这么难看。
一眨眼，已是我爸的“头七”，除了烧纸，梁先生还嘱咐过，这一天要在家门口放一碗水，因为逝者的魂这一天会回家看最后一眼，人走累了会渴。
我在摆水的时候想，我爸也算是在鬼门关溜达过几次了吧，他都没跟我说过那是什么样的感受。
2003年从ICU出来之后，和所有在鬼门关走过一道的人一样，我爸脾气温和了好多，很多人都说他面相变了，原来嘴角眼角都严厉，之后却像个慈祥的老太太。
我与一个在大四政治考研班里认识的外校女生确立了交往关系，在“非典”毕业前，在她学校旁边租了房，准备斩断旧事，好好复习再考一年。
我爸同意我再考一年，但他不知道我有了女朋友。
我们父子再也没有过他心梗前那样深入的聊天，除了每周一两次几分钟的电话，剩下能说话的时间，大概就是包饺子和吃饺子了。
二次考研上考场前的一个月，女朋友变卦决定出国留学，我考完，政治还是没及格。很现实，只能出去找工作。
进了一家报社做了记者，前辈们对我都不错，给我各种采访机会，我爸后来把我“两会”时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工作照一直摆在他的床头。
做了财经记者后，看到不如意事多，难免牵扯国事，有时饺子端上来，就喜欢一边蘸着醋和辣椒一边吐槽，我爸总会在那幅画像下面说：“你行你去做领导，怎么不能多看到点好的东西？天天说国外好，你自己也没努力跑到美国去。”
那时我实在太过血气，反驳说，“我们不比外国人笨，为什么不能过得跟人家一样好呢？”
我爸呷了口饺子汤，不言语了。
后来我发现，他其实在跟邻居那帮从政府退休下来的老头老太太们聊天时，还会把我讲给他的消息再现炒现卖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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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也是在一次次包饺子时，我才慢慢了解我爸对我为什么如此纵容。
他说，不知道怎么管你，看你吊儿郎当不好好学习，天天就想着看课外书、踢球，真挺来气的，骂你打你吧，又觉得你没妈可怜，你妈搞不好在那头还得怪我，所以随你去吧，不杀人放火就行。
我也曾有次，在吃饺子时抱怨，说平时高中同学们从家里回北京，都是爸妈一直送到火车站站台，就我自己背着包一个人来来去去。我爸神色有些黯然，叹了口气说，“我不是腿脚不好么……”
但从那次回北京开始，我爸都会默默跟我一起出门，拖着关节炎的腿，一步一顿，陪着我走到楼下的大路边，看我上了公交或者打上出租车，才会回家。
我很后悔那次跟他的胡乱抱怨，后来每次离家，在车上跟他挥臂告别后，都是转头就捂住酸酸的鼻子，不想流泪。
“头七”烧完，葬礼也算告一段落。
我和未婚妻回到北京，想起之前买的“台湾滚石三十周年鸟巢演唱会”的门票还在，想把自己从悲伤中抽离出去，像个正常的人一样。
可坐在现场，看着那些自己曾经喜欢的歌星们卖力地演出，总是感觉无法投入。
“鸟巢”里手机信号很差，我的思绪，也像那发射不出去的信号一样，在钢架与混凝土之间胡乱反弹。
30岁，我爸就这样，把我们爷俩十几年一起包饺子的记忆，带走了。
编辑：沈燕妮
狗仔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