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秋水：释放脚与乳房，重塑女性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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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秋水：释放脚与乳房，重塑女性身体 

原创 2017-05-14 庄秋水 大家

文 | 庄秋水

1914年，英国女性争取选举权的平权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有人进行绝食抗议，有人则另辟蹊径，展开了大胆的行动。

一位化名为波莉·迪克的积极分子马莉·里查德森（Mary Richardson）走进了国家美术馆，她的夹克衫袖子里藏着一把小斧子。在警卫把她拉走之前，这位女士击碎了美术馆保护《洛克比维纳斯》的玻璃，里查德森女士敏感地发现了政治与艺术的潜在联系，她把性感裸体女人与男性把持的国会否决妇女投票权联系起来，为了博取男人的认可，女性被可笑的、习以为常的美的标准奴役，成为被男性性欲开发的殖民地，从而丧失了主体性。

▍一

我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父母不在家，偶尔需要外祖母陪伴。我十分抗拒和她一起过夜，直接原因就是她的身体。她那松弛的、皱巴巴的乳房，快要垂到腰间，像干树枝一样枯萎；更可怕的是她的脚，晚上她会把缠在脚上的长布条一圈圈解开，露出指骨断裂的双脚，散发出一股腐臭的气味。在乡下，身体，尤其是具有性征的部位，是敏感词，是不可以谈论的，就像被关在404房假装不存在的现实。外祖母的乳房和脚，是令人迷惑的现实，是可怕的不体面的存在。

外祖母生于1920年代初。在她幼年时期，缠足，这一古老的传统习俗仍然是绝大部分女孩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母亲们流着眼泪用布条把幼女稚嫩的双脚裹得结结实实，直至脚指骨折断，脚变得小而畸形，当女儿哭喊着请求放开时，她们会说“不裹脚将来找不到婆家”。

在外祖母生活的年代，也有少数的幸运女孩躲过了这一“劫难”。汉学家沈艾娣以山西乡绅刘大鹏的日记为核心资料，所写的传记《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覆盖了这一段生活。当外祖母流着泪裹小脚的时候，千里之外的赤桥村乡绅刘大鹏则在思考地方政治。

1919年5月4日早晨，当儿孙们围坐膝下书声琅琅，刘大鹏开始记日记，这是他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功课。当日，刘大鹏在日记里谈论山西的“六政”，其中兴利者三：水利，森林，蚕桑；除弊者三：禁烟，剪发，天足。在他看来，所兴之利堪称无效，而所除之弊，不仅烟未除，剪发、天足反倒扰民尤甚。

在日记里，他批评地方官府施政方法，“初意非不善，乃奉行不善”。事实上，在最近的日记里，他数次提到放足。比如在2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查办妇女放足之事，今日益紧迫，沿街公布告示曰：‘妇人女子足，千万不要缠，委员查看见，加倍罚大洋。’此外又鸣锣示众，勒令放足，此是我晋紧要之政，不容宽松政者也。”

作为一位儒家信徒，地方政府在妇女放足一事上如此用力，刘大鹏颇不理解，在2月21日，他又感叹“现时所行之政，莫此为要”，“殊令人难解也”。他也记下了那些利用这项政策创收的官吏做法：无论放与不放，皆要罚款，否则便收监。几个月后，他19岁的孙女喜鸾将要出嫁，由于父亲接受了一些新观念，她是家里第一个没有缠足的女孩，同时也是山西第一代未缠足女性。

生在僻乡的外祖母，没有接受新风气熏染的好运气。她所生活的山西西北，是缠足风俗最盛行的地区之一。直至1932年下半至1933年上半期的人口统计，山西30岁以下的女性仍有近百万人缠足。

▍二

小脚女性放足倒不是始于五四新文化时期。晚清的不缠足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面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社会习俗改革运动的先锋。

19世纪中叶西方人涌入沿海口岸城市，他们就注意到缠足这个风俗。如今可考的最早的“戒缠足会”创会者即是厦门一位牧师麦高温（Rev.John MacGowan）。该会在1875年成立，每年聚会两次，会众有八十余家，立约为凭，不给女儿缠足，如果背约，将受到众人责备。1878年，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发表了一篇《裹足论》，从人道关怀的立场谴责中国的这一风俗：“裹足之事，戕乎天质，逆乎天理，斯为最酷者也。”

不缠足开始成为精英人群关注的问题，始于维新派和地方士绅的呼吁。1883年康有为创办“不裹足会”，入会者承诺妻妾子女都不缠足，已经缠足者放足后会受到表彰。到1897年，不缠足渐成声势，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总会，发起人包括梁启超、谭嗣同和康广仁等维新人士。“不缠足会”由维新派报纸《时务报》支持，会中人士互通婚姻，女儿不缠足，儿子不娶缠足女。1902年，慈禧太后下令禁止缠足，各地涌现了更多的不缠足团体和地方政策，总督们或亲自撰文劝诫不缠足，或拟定不缠足章程，编写印行宣传材料，不缠足运动向纵深发展。

非常有趣的是，不缠足获得了维新派、革命党和官僚们共同的支持，可以说是一项超越了政治立场的社会改革运动，而且他们推动不缠足运动的出发点也惊人地一致：改造妇女，强种强国。

《时务报》有篇文章道尽此中真意：“彼为妇女者，世代相承，类皆举步艰蹇，其男子焉能奋发有为？中国之西数省，此风尤盛，故丈夫之须眉志气者，亦觉此数省为最少。在吾等目中视之，缠足一事，与国家之兴衰有关，显而易见。”

1905年《顺天时报》的一篇文章《女子为国民之母》，更是提出了铿锵有力的口号：“做女子时强，做母时必强，母强子必强，种强国必强，所以要国民强，必先女子强，这是世界的公理，这是天演的公例。”在作者看来，女子强，就必须不缠足，必须受教育。可以说，晚清以来的不缠足运动，其关怀的重心并不在女性本身的福祉，而在于中国人的存亡继绝。

缠足自然是戕害女性身体和精神的恶习，这也成为西人眼中“野蛮”、“未开化”中国的象征，是那些开眼看世界的晚清精英的耻辱。康有为向皇帝痛陈：“吾中国蓬草比户，蓝缕相望，加复鸦片薰缠，乞丐接道，外人拍影传笑，讥为野蛮久矣！而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缠足一事，臣窃深耻之！”（《请禁妇女裹足褶》，《康有为文选》）

但无疑女性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三寸金莲可以理解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暴力征服。近千年的裹脚传统，把小而无用的畸脚，提高到审美的高度。在山西大同地区，每年八月十五有所谓的“赛脚会”，各家妇女坐在门前，伸出小脚，任人观赏品评。河南、河北和察哈尔等地也有类似风俗。

这个传统向女性灌输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由于她身体上有与生俱来的“丑陋”部分，需要用残酷的方法来“矫正”，以达到完美。而且这个过程是通过母亲和女性长辈来完成，母亲在折断女儿脚骨的同时，也在传递价值观，教导她们，女性一生就是以眼泪和痛苦为代价，矫正自己的身体。矫正自己的行为，取悦她的所有者，来获得一席之地。

除了一位英国商人的妻子立德夫人奔走呼告，晚清以来的不缠足运动，鲜少中国女性参与，主要靠男性精英们的倡导。1912年3月13日，孙中山发出禁止缠足的通告：“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新文化运动期间，反缠足的认知比从前更为广泛。但直到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仍需用行政之力，花费十余年数次颁布禁令、训令，并定期调查。

一场社会习俗改革运行竟然持续了七八十年，一方面是因为这传统习俗与女性的身份、地位和婚姻相关联，所以在如此大的行政力量推动下，仍然去除不易；一方面则是这是一场改造妇女的运动，被改造的对象却不是改革的目的。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放足是把女性从暴力受害中解救出来，何以她们竟不愿意放足，继续忍受痛苦？这可能也是当时那些鼓吹变革者的难题。

往深里说，如果不在性意识上做基础层面的革新，不怯除对女性身体的神秘化倾向，这种运动就会发展为一种新的暴力。刘大鹏就在日记中写道，官方“挨户查女人之足”，引致“百姓莫不怨恨”。他的观察基于基层生活，应该较为真实。

缠足问题不像其他风俗习惯，其中还包含深层的性意味。女性是不可以把自己的双脚给丈夫以外的人看，而一些地方查禁缠足，让女性当街脱去鞋袜，令她们深觉受辱，以致于不时有被查禁者自尽的案例出现。

▍三

晚清以来，野蛮-文明，压迫-解放的二元对立命题是一种危机意识下的应对认知范式。在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下，国民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成为国家的隐喻，女强则国强，女弱则国弱，在改造女性身体和强种强国间建立直接的因果联系。紧接着天足运动出现的“天乳运动”是又一次重塑女性身体的社会运动。

现代社会，膨胀的胸部是被赞美和崇拜的女性理想。但在民初，女性开始流行平胸之美。董竹君晚年回忆说，1913 年已满13周岁的她，就像当时所有女孩 子一样，都要束着一件紧胸白布背心，把胸部捆得紧紧的。1915 年，《妇女杂志》创刊号刊登女校舍监沈维桢的文章，她呼吁女子缚乳之害甚于缠足，“旧弊仅伤人之足，今弊更伤人之胸及肺。伤足为人身之害犹小，伤胸及肺为人身之害更大而深也”。

此后，对束胸的批评声不断，连胡适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1921年8月，胡适在安庆青年会演讲，“因为美观起见，并不问卫生与否……假使个个女子都束胸，以后都不可以做人的母亲了”。

性学博士张竞生也在1926年12月上海《新文化》创刊号上发表《裸体研究》一文，对妇女束胸大加挞伐：“把美的奶部用内窄衣压束到平胸才为美丽！这样使女人变为男人，而使男人不会见奶部而冲动，虽说礼教的成功，但其结果的恶劣则不堪言说，这不但丑的，而且不卫生，女人因此不能行腹肺呼吸，而因此多罹肺痨而死亡。又压奶者常缺奶汁喂养所生的子女，其影响于种族甚大。”

连政府也加入对女性乳房的干预中。1927年7月，广州市代理民政厅长朱家骅提出禁革女子束胸的提案。在广东省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朱家骅痛斥束胸对于女性身体之危害，并提议：“拟请由省政府布告，通行遵照，自布告日起，限三个月内，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并通行本省各妇女机关及各县长设法宣传，务期依限禁绝。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庶几互相警惕，协力铲除，使此种不良习惯，永无存在之余地。”倡议在会议上通过，首先在广东女校执行，并成立“天乳运动”执行委员会。“天乳运动”随之在全国展开。

报业是“天乳运动”最激进的支持者。当年7、8月的《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了大约20余篇相关报道，呼吁女性革除束胸弊习，还刊登展现“曲线精华”的欧美名姝、中华佳丽的照片，鼓励女性展现天然的曲线之美。最狂飙突进的行动发生在1927 年“三八”节，一群赤裸着上体的女性在武汉游行，并发表演说：

坚决反对束胸！束胸是最不人道主义的！束胸是一条毒蛇！它缠着我们妇女的肉体和灵魂！妇女同胞们，你们解了束胸没有？解了吧，男人没有束胸，我们 为什么要束胸？

事实上，束胸既是女性通过消除服饰上的性征、追求男女平等的表现，也是清末民初服饰变革的结果。外衣收窄之后，相应的内衣也必须紧窄。如何解决乳房凸点和下垂的问题才是关键，1927年8月《北洋画报》四次刊登西洋女性抹胸图片四幅，对西洋胸衣构造进行详解，显示西式抹胸既可保护身体发育又有美观效果，为30年代引进女性乳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19世纪英国妇女宴会着装

▍四

女性在“天乳运动”中的参与度，可能比反缠足高，但这仍是一场男性主导的改造女性身体的运动，仍然在强调损害女性健康之外，看重对后代的影响，进而上升到了强种强国的高度。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忧“天乳”》，揭橥女性在新旧过渡世代的境遇：“同是一处地方，甲来乙走，丙来甲走，甲要短，丙要长，长者剪，短了杀。这几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时期，尤其是女性……已经有了‘短发犯’了，此外还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许还有‘天足犯’。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也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

马莉·里查德森的斧子砸向的是女性不安全感的核心——她不仅在社会和经济上得不到和男性一样的支持和保护，而且在身体方面也容易受到攻击。

1929年，内政部为提倡“天乳运动”发布给各省市的政令，更涉及了女性的足、腰、耳、胸：“查妇女缠足、束腰、穿耳、束胸诸恶习，既伤身体，复碍卫生，弱种弱国，贻害无穷，迭经内部查禁备案，兹准前由，除分别咨令外，合亟令仰转饬所属，确实查禁，以除恶习，而重人道云云。”在乳房之外，禁止延伸到女性的头发、耳朵、化妆品和高跟鞋，国家似乎要全面接管女人的身体。在这所谓的历史进程中，女性并不是作为“人”而获得重视，她是因她的子宫而承担了复兴这个衰败国家的力量。女性的完整性被否决了，她受困于造物赋予她的能力。

外祖母一生生了七个子女，有五个活了下来。我幼时目睹过的干瘪乳房是“尽职尽责”后的结果。在我的印象中，她除了干活就是干活，极少讲述自己的一生，据说，她在1930年代的放足运动中放了脚，但脚骨再也无法复原，印象中，她穿买来的鞋子要在鞋头塞一堆棉花。我记得的唯有她说过的一首本地顺口溜：阎锡山，灰拾翻，日本人来了他不管，只管婆娘们的臭脚板。这和1930年代刘大鹏的看法不谋而合。

（本文原标题《天足与天乳：重塑女性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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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秋水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东方历史评论》高级编辑。https://mp.weixin.qq.com/&wx_fmt=gif); -webkit-touch-callout: none; -webkit-user-select: none; height: auto !important;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visibility: visible !important; width: auto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