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骗了我们好多年

源济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骗了我们好多年 

原创 2017-05-22 维舟 大家

文 | 维舟

在一场公司大会上，在领导们说完之后，一位新来的95后实习生举手说：“我也来说两句。”她走上台时，很多人都在台下议论：“这是谁？”“怎么也轮不到一个实习生来发言吧？”

无论这意味着年轻人的“勇气”还是“不懂规矩”，这事能成为受人议论的话题，本身揭示了我们所身处社会的一个侧面：在中国，发言是需要某种“资格”的，而这与发言本身是否有道理未必有关，倒是和发言人的辈分、资历、身份密切相关。“资格”是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词汇，既可能指你辈分、级别低（还可以用“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来训斥人），也可以指不具相应的专业知识。

即便是马云，今年1月底会见特朗普之后，对媒体表示“美国之所以衰落是自己造成的”，因为它把本可以用来改善基建、民生的钱消耗在了战争等事务上面；他说的是否有理且另论，但此事被澎湃新闻报道后，底下点赞的最多的评论之一是：“马云没有资格谈论这种专业性强的话题。”——但如果是这样，特朗普作为一个企业家又有什么资格谈政见、进而还被选为总统呢？

在生活中你会发现，人们经常以各种理由设法剥夺别人的发言权：“你不够资格”、“你的观点不值一听”、“你的看法是错的”，以及最厉害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些都假定了一系列前提：只有重要的人物、权威的看法、正确的观点才是有权说出来，而身份低微者或错误（更不用说虚假）的看法都是没价值的，不应有发言权。

“发言权”一词本身就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本来，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在发表这些看法时也无须具备什么资格才能说话。在集思广益的头脑风暴中，首要的规则就是：把你第一时间的想法说出来，畅所欲言，哪怕异想天开，不必顾虑对错，更禁止评判、扼杀他人的观点。很显然，这需要参与者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参与其中，激发每个人的主动性，并容许各种天马行空的奇怪观点，因为说不定其中就有一个就能成为创新的起点。

与之相比起来，很明显的一点是，如果发言是需要某种“资格”才能谈的事，那意味着很多人只能闭嘴，即便心里藏着有价值的看法也不敢拿出来说。当然，任何社会中总有一些人握有更大的话语权，然而中国人说的“资格”和话语权还不是一回事，而是预先判定了什么人的话更值得倾听。这就自然造成某种“让尊长先说话”的氛围，固然这在大部分社会里恐怕都是礼节的一部分，但在中国往往更明显地表现出一点：发言有时是一种姿态，重要的未必是说的内容，因而在多数人没资格发言的同时，对领导则常常让他们“随便说点什么”。因为“资格”意味着一个人的说话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同样的话，你没资格说，但别人却可以说。

这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社会气氛，仿佛只有那些权威的、正确的观点才容许在社会上传播。这无疑是一种正统的意识，因为这意味着默认符合现有的权威所确定规则的话才是对的。很多人也许觉得“那些没用的废话、错误和虚假的说法是没什么必要让它们发声”，但问题在于，谁以什么标准来界定哪些话是有用的和正确的呢？毕竟，像“地球是圆的”、“地球围绕太阳转”这种看法，也曾被人视为荒谬不堪。

更进一步说，由于这样一种社会氛围的存在，人们习惯了将发言分为三六九等，这不仅让许多人赤裸裸地表现自己的知识优越感和智商歧视，强化社会等级观念，还会使人常常去主观判断（有时甚至在其说话之前就预判）别人的观点不值一听，尤其难以容忍一个自己看不惯的观点——而在此时，却又不是去技术性地讨论问题本身，而是去说对方“没资格”谈论这个问题，隐含的意思仿佛是只有他本人才有资格判定谁有资格谈。这就使得我们难以宽容分歧，正如日本学者栗山茂久所说的：“虽然我们表面上都同意观点会因人而异，但由于自己的观点通常看起来极为明确，以至于我们忘却这只是个观点，而以为是事物的实际状况。这是种强烈的错觉。”

在我看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是这一逻辑中衍生出来的。虽然它乍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也常被借用来剥夺没做过调查的那些人的意见，还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做了调查就掌握了真理。没做过调查者的意见未必就不值得倾听，如果事事都要调查，逻辑推理就毫无用处了。更何况，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那些走过场的“调查”常常被用来强化已有的定论，其结果，“调查”的结论都是事先就已定下的，而其他人则或是其调查不被认可，或是因未作调查而被剥夺发言权。

这样，如果事先认定只有一部分有价值、正确、权威的观点才能得到传播，还会使得人们往往会歧视、乃至打压那些在他们自己看来是无用和错误的意见。这恐怕就是为何中国的公共讨论中常常见到“碾压式讨论”——很多人都不懂得如何平等地讨论，而总是以一副论战的架势，在讨论中试图完全彻底地驳倒对方，不断追击以求完胜。无论其观点对错，这基于一种自我中心的威权主义设想：我掌握着真理，而你的意见是完全不值得倾听的，与此同时，却又格外无法接受别人的批评。考古学家李学勤1958年曾撰文抨击“安特生关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代的谬说更彻底破产了”，即便是学术性的假设，当时的人们也常常使用诸如“猖狂进攻”、“组织反攻”这样充满火药味的军事隐喻。显然，这里不承认所有观点都不过是平等的假说。我们以往书本上常常描述的“真理战胜谬误”的图景本身也是可议的，倒不如说在诸多假说中，某一个假说逐渐被认定为更具有解释力，但它也有不足之处，而其余假说也并不见得就是一无可取的“谬误”。

如果说传统社会的争论中，人们常常用“讲理”或“评评理”来解决争端，那么这前提是社会对“道理”本身还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但在缺乏共识的多元化时代，一味寻求压倒对方，恐怕无助于增进社会的文化丰富性。在欧洲史上，不同教派之间的观点分歧也曾极为激烈，自诩掌握真理的那些人甚至不屑于论战，而只是将自己的想法灌输给别人，“不仅如此，他甚至把这看作是一种让步，一种恩惠；这时，在基督徒眼里，与异教徒讨论问题已成为一种多余的事了。”（《法国文明史》卷一）大概正因此，曾坚定捍卫达尔文进化论的英国学者托马斯·赫胥黎才说了那句看似费解的话：“没有理性地坚持真理，可能比理性地坚持错误更有害。”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也曾抱怨过，认为许多科学探讨的争论几乎总是毫无成果，“因为人们关心的并不是彼此理解，而是彼此压过对方。”——这样的场面，想必中国人也不会感到陌生。

人实在是一种极为顽固的动物，在哥白尼的“日心说”使得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再是宇宙中心之后，达尔文进化论又粉碎了人类是世间之灵的神话，然而，人们在下意识中其实仍然依赖自身来把握整个世界。再加上中国人长久以来习惯了一元化的价值观，总认为所有的看法都要分高低对错，所以不免有一种想要以自己为标尺去判断人的冲动——因为他们认为存在唯一正确的观点，而那不必意外，通常恰好就是他自己持有的那个观点。到头来，这就不自觉地造成一种幻象，认为“只有我自己才是对的”。

就目前来看，中国人已经在儿童教育中慢慢接受一点：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看法，哪怕是在大人看来幼稚可笑的，也不要紧。如果你问问他为什么说，会发现他有他的理由。孩子的想像力，正是因为他们尚未接受成人的那些规则和框框，在画画时他可以说“我觉得雾应该是蓝色的”，此时如果你非要去纠正他说那“应该”是白色或灰色的，那无异于扼杀他的想像力。然而我们的宽容似乎仅适用于孩子，等他们慢慢长大了，我们就又开始觉得那些异想天开不是“有想像力”，而纯粹只是“错误”的，这就让人不敢说出与众不同的看法。我们自己就是这样一路被“纠正”过来的，到最后又想着去“纠正”别人的观点。

平等交流是需要长久学习的。如果一个人只能容忍在他看来是那些权威、正确的声音，并把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那些看法灌输给别人，把讨论仅仅视为“为了说服对方同意我是正确的而谈话”，进而轻蔑地认为仅凭对方的身份就表明他没有资格谈或即便谈也只是错误的看法，那么，这也就真的没什么好谈的了。但合作就得尊重彼此，去理解那些即便在我们乍看起来是匪夷所思的想法，因为历史一次次表明，很多变革，正是那些身处边缘的人物所发出的让人不适的奇思怪想引发的。这就需要给所有发言以平等的机会，不急于去压制不同意见，并对看法的分歧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就此而言，一个年轻的实习生能站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本身是值得称赞的一个新变化，或许能让我们整个社会慢慢学会如何讨论。

(原标题：《所有发言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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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作家。https://mp.weixin.qq.com/&wx_fmt=gif); -webkit-touch-callout: none; -webkit-user-select: none; height: auto !important;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visibility: visible !important; width: auto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