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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李舒:抄儿子日记的时候,郭沫若在想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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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23 05:0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抄儿子日记的时候,郭沫若在想些什么? 

 2016-02-21 李舒 山河小岁月

郭沫若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写的那首《满江红》怎么会出问题。


这首词首发于1963年元旦的《光明日报》,名为《满江红 领袖颂》: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1966年,开始陆续有大字报出现,批判这首“颂圣”诗,理由是:“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


郭沫若的回答是:“为了押韵,只能说‘东方白’而不是‘东方红’。”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岂能用艺术冲击政治。”小将们一点不含糊。

“毛主席也有‘雄鸡一唱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毛主席的‘天下白’的意思是天明,表示革命成功。‘东方红’的称呼只能属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人。郭沫若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


……


不仅如此,他的《蔡文姬》和《武则天》也开始被人拿出来做文章,尤其是《蔡文姬》,这部写于1959年的话剧主要是为曹操翻案——郭沫若自己在序里明确说,舞台上“把曹操固定成为了一个奸臣典型——一个大白脸的大坏蛋,连三岁的小孩子都在痛恨曹操,太不公平了。”这当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那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后者当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表示要为曹操翻案。


不过现在,有人说,郭沫若的翻案,是别有用心,要翻案的恐怕不仅是曹操,还有彭德怀。


1957年,郭沫若曾经给好友陈明远写信,说自己自从建国以来担负了国家的行政工作,事务繁忙,“文艺女神离我愈来愈远了,不是她抛弃了我而是我身不由己,被迫地疏远了她,有时候内心深处感到难言的隐衷”。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紧跟领袖”四个字上,以为这样便可自保。如今,忽然发现,即使如此,也会给人找出把柄。


郭沫若从没有这样紧张过。


1966年1月29日,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辞职信: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你用书面陈述。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郭沫若的这封辞职信被列为"二月提纲"的附件材料( 1966年2月,以北京市长彭真为组长“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表《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被称为《二月提纲》,主张把《海瑞罢官》的问题局限于学术讨论范围。 1966年4月,毛泽东指示姚文元,撤消《二月提纲》,并批判彭真,之后批判浪潮席卷全国




毛泽东否定了《二月提纲》,但就郭沫若的问题,提出“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这两个人,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范文澜。


这个意思就是,不批评,但这两个人要做自我批评。


郭沫若当然心领神会。他发表了震惊中外的检讨书:


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应该把它全部烧掉,这不是郭沫若的气话。因为发表检讨四天前,《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里着重提出,有一条黑线和毛主席思想相对立,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按照这条黑线的标准,郭沫若过去写的那些作品,当然都在其列。


不过,这番言论本来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说的。毛泽东很快从康生那里得知,非常满意,指示发表。于是,郭沫若的文章在4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登了出来,题为《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5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这句话一出,全世界哗然。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不必说,连日本友好人士到访中国也表示要问问郭沫若,是否真的代表中国要开始新一轮“焚书坑儒”。郭沫若不得不在后来的亚非国家作家会议上再次提及,说“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不过,他的这番检讨,确实让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来临之际,保住了自己。


另一位毛泽东点名要做“自我批评”的范文澜就没有这样的胆量了。他的检讨意见多次不能通过,范文澜让同事们要猛烈批评自己:“有人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依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王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义。郭老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马列主义。”“人应保晚节,但晚节也不容易保。”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打倒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矛头直指范文澜和翦伯赞。1968年,翦伯赞在受到多次批判之后,仰药自尽了。9个月之后,范文澜虽然受到毛泽东的点名保护,还是因病去世。


死了的总算保住了晚节,为了活下去,郭沫若的“晚节”在继续粉碎。亚非作家常设局“讲话”讨论会闭幕式上,郭沫若做闭幕词,题目叫《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


我自己是一位毛主席的老学生,但是对于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很差,用得也很差;学得不活,用得更不活。我希望同学们对于我要不断地加以鞭策,使我能够跟得上同学们的步伐不断地前进。


他还当众作诗,“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然后表示这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




他开始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尔反尔,自己给自己笑话看。比如1953年,郭沫若给杜甫纪念馆题词“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1962年,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郭沫若在纪念大会上致开幕词,后来发表时特意添加了一个持论公允的标题:"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不过,看到毛泽东对杜甫的批评,郭沫若马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大肆批评杜甫,连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郭沫若的解读也是:


诗人说他所住的茅屋,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来说,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比住瓦房来还要讲究,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的茅草,究竟能拾取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儿子却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比他穷困百倍。

(《李白与杜甫》,1971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比如他曾经多次赠诗邓小平,然而1976年,他又写下《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内有“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这首词写完不过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粉碎,他再次粉碎了自己的节操,写下同样一首《水调歌头》,这回主题是“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然而即使这样,在十年文革中,他还是不断受到折磨和来自领袖的质疑。1973年林彪事件之后,全国“批孔”,毛泽东忽然写诗批评郭沫若:“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郭沫若在抗战时批评蒋介石的《十批评书》,也被江青拿来做文章,说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样。郭沫若这时已经重病缠身,他不得不再操老本行,写诗给毛泽东: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他的两个儿子在文革中也都受到了迫害,1963年,大儿子郭世英在北大哲学系学习时,因组建小组质疑共产主义思想和文艺批评的单一标准,被定为“反动学生”下放劳教。1968年4月,他和女友打电话时说了英语,被农大造反派诬为“通敌卖国”,几天后坠楼而死,年仅26岁。落地时遍体鳞伤,双臂被反绑,死因至今成谜。他的小儿子郭民英也在1967年4月因为被揭发"特殊化",愤而自杀。


在得知儿子的死因之后,郭沫若保持长久的沉默,但谁都看得出来,他肝肠寸断,只是每天伏案抄写儿子下放时的日记。


不知道他抄写那些日记的时候,是否想起自己写的那些讴歌文革的诗句,他所讴歌的那场文化大革命,革掉了他的两个儿子,也革掉了他的文学生命,更革掉了他的“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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