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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源济

[人世间] 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持续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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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20 01:19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7-7-20 01:21 AM 编辑

用数学公式和中国股市博弈的“宽客”吴钩 | 破茧计划041 

 2017-01-12 胡卉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41篇文章,作者胡卉。


宽客,是Quant(金融工程师)的音译,是金融市场上名副其实的淘金者。他们利用的是复杂数学公式和超级计算机在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中赚取利益。今天文章的主人公吴钩,正是一名在上海陆家嘴工作的宽客。

     


  文 | 胡 卉 


1



2015年6月26日,黄浦江畔,大雨如注。风未起,阴云静止,团积在陆家嘴开阔冷峻的低空。

 

十点,吴钩已在电脑前坐了两个小时。自去年创立DT对冲基金,每个交易日,他都在八点,准时抵达银城中路这栋写字楼里。他右手移动鼠标,左手频繁按W键,在点燃一支“玉溪”烟的同时,等待输入密码的界面出现。这台连接六块显示屏的电脑,配置一流,日日夜夜,从不关机。

 

股票交易程序启动了。市场风云莫测,从不重复自己,这令守候与观望它的人,每天充满期待,也怀揣忐忑。六月中旬以来,吴钩嗅到市场气氛非常压抑,跌势汹汹,期待的继续上涨也只是虚晃两下,很快消失。九点半,多支股票暴力低开,不到半小时,客户三亿七千余万的资金总量,亏损已接近四百万。崩盘的危险像悬顶之剑,带来某种“好日子到头”的坠落感。吴钩攒着眉心,指尖弹掉一点烟灰。他用快捷键切换窗口,登陆自己的私人账户。

“我操,全完了。这都什么傻逼在做交易。”

 


办公桌面


他把吸到一半的香烟搁在烟灰缸缺口上,瓮声骂道。股市像是受了地狱女神的引诱,沿着比昨日更加迅猛的颓势,一路狂跌。吴钩裹挟其中,不得脱身,不到60分钟,两千余万的私人账户再次亏掉六十万。亏损引发了背痛,他往牛皮椅背后躺,试图让那三节移位的脊椎舒适一点。然而片刻,他又抻长脖子,紧盯大盘,鼓凸眼球贴上那些红红绿绿、不停跳动的数据。

 

有些时候,连他自己都摸不准,他怕的是亏损本身,还是亏损携带的连锁反应:脊椎痛、太阳穴神经抽搐,以及耳鸣搅动回忆,带来钞票窸窸窣窣在柴火中燃烧的声响。这两年,他的身体受到了磨损。他才27岁,除了身高长到173cm,因熬夜添了两片眼袋,相貌和十七岁无异。连发型都没换,永远是最方便清洗的板寸,露出饱满的方形额头。一字宽眉下,那对专注的内双眼黑如围棋子,但若不小心控制,就有流露不屑和轻狂的危险。因先天营养不良,加上自去年冬天,一天抽两包烟的缘故,他瘦得厉害,锁骨隔老远都能望见,即便穿着大一码的浅灰T恤和宽松的茶白牛仔裤,一旦身陷皮椅,背对门口思考或小憩,老K也只有靠近,才能确定他是不是在那里。


2


老K是吴钩的合伙人。2012年底相识,2014年1月,一同创立DT对冲基金。彼时,中国量化投资行业刚刚兴起,是远望华尔街、姗姗学步的三岁幼童。老K这一年36岁,腰杆笔直,白发些许,国字脸配银框眼镜,着西装有种文质彬彬的风度,连微笑都充满耐心。他在沃顿商学院读市场营销时,中国的股票和期货市场还处于少人问津的萌芽状态。在花旗银行做了四年高管后,老K很快摸到了事业的天花板,于是辗转数家券商研究所。回国创业并非冲动,他像身边不少朋友那样,从观察政策方向,了解中国对冲基金行业的发展前景,奔波于京沪深港,直到找到心仪的合作伙伴,花费了两年半。

 

吴钩和老K的分工清楚明确:吴钩负责技术,开发交易策略、交易系统,老K负责市场,向机构与个人募集资金。投资门槛设定200万。公司提取总盈利额的25%,吴钩和老K再按七三开分红,三月一结。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市场上并不缺资金,也不缺募资好手。因为这种能力通过日积月累的经验、人脉和勤勉就能达到。罕见的永远是能稳定盈利的交易策略。收获策略,此外还需天分和运气,取其一样,都不是资质平平者通过努力就能实现。一家对冲基金在初创阶段,常采用“基金经理+市场经理”的搭配。拥有策略的基金经理作为核心,一般取分红九八成,市场经理则一二成。吴钩资历浅,且初创时,和老K凑钱跑300万示范账户,他只掏出40万,面临种种劣势,他不得不在分红上做出让步。

 

一年后,吴钩思忖,对老K的让步应该到此为止了。一路来,他的两套股票策略表现喜人,符合预期,不断有来头不小的新人寻求与他合伙,分红声明九一开。他碍于情义,按下不表。三月,他向老K提出,分红调到八二,却始料不及把局面弄得很不愉快。

 

那天,老K坐在办公桌前,手里刚挂掉客户要求追加资金的电话。他把转椅往后退了半米,微微仰视着吴钩,诚心说:

 

“钩哥,我们不要急着分蛋糕,先把蛋糕做大,把资金量做上去。”

 

吴钩点点头,又摇摇头。他认为效益和公平是可以兼顾的。

老K微笑着,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他起身把落地窗拉开,雪白的阳光像倾盆大雨,泼洒到人身上。黄浦江上平行移动着两艘轮船,划开细白的波纹。空气中的缄默令人难受,老K背对吴钩,他像是仔细想了想,语气有种意味深长的迟缓:“钩哥,你还太年轻,没尝过走背运的滋味。”

之后,老K似是为了表达不满,有意把难缠的客户推给吴钩,劝他长长见识。那些贪婪又胆怯的富人打爆了吴钩的手机,令他不能专心思考,研发新策略。五月初,一个初次合作的年轻“富二代”面对一波诡谲的熊市幻影,情绪失控,气急败坏地打断吴钩的分析和承诺:

“别他妈瞎扯了,两千万,我全部赎回!立刻,马上!”

 

吴钩对老K发了火。他当着六个程序员的面,恼怒地把iPhone砸向四米开外的白板。那上面,一个上海交大的实习生用中国红圆形磁铁帽、以右上角一路飞扬的姿态,耐心拼出了“DT基金 笑傲江湖”几个汉字。

 

笑的弧度还没收拢,艰难时期来得猝不及防。六月中旬,大盘开始持续暴跌,提前两个星期,吴钩的策略就逐步感知到市场参与者情绪越来越激动,仓位水平一路降低。截至25日收盘,减至两成仓位,依然亏损四百万。他庆幸仓位已大幅降低,得以保住大半收益,但担忧市场跌势如此凶猛,一旦走入熊市,不知何日再有好时光。

 

持续一周,吴钩都在忧虑地应对这种时大时小的亏损。无论是调试策略,还是安抚客户,都让他感到非常疲累。他变得前所未有的焦躁,整夜失眠,枕边洒上小半瓶深度睡眠喷雾也无济于事。在蓝桉路梧桐笼罩的卧室,除了吸烟,无他事可做。他听着暴雨无休止地鞭打院子里的三角梅、栀子花和柠檬树,惦念着该去看一眼,但天一亮他就忘记。他想,女友汪沛去哥斯达黎加看火山前,不该把这些植物和他扔在这里,不负责任。过去一个月,她沉寂得连一条朋友圈状态都没有,仿佛被遥远危险的南美大陆一口吞没了。

 

吴钩是个成熟的量化交易员,经受市场的训练与考验,比常人更加懂得克服人性深处的贪婪与恐惧。然而,梅雨不歇,总提醒他世界处于永恒的动态当中,自己苦心积攒的一切也能如雨水在暗夜流失,不见踪影:汪沛,老K,然后是钱。

 

他盼着上海暴虐而漫长的梅雨过去,好像梅雨过去,股灾也就过去了。


3


我准备在七月离开上海,回到熟悉的城市青岛。但受台风“灿鸿”影响,航班取消,我像另一只塞满情绪的行李箱,滞留在下午四点的浦东机场。浦东让我想起几个很久不见的朋友。我把电话打到吴钩那里。分手两年后,没想到我再见他一点没觉得拘谨,被他领着,像当年一起参观上海动物园,兴奋地参观他的公司。我的突然出现提醒了他,虽然遇到一些挫败,但总的来说,他发展不错。他充满兴致地告诉我,我们身下坐的这两套宜家棉麻布艺沙发,以及崭新的水曲柳茶几、橡木组合书架、十多台电脑主机和显示器,是他花三万块从一位破产的基金经理朋友那里买的。

 

“白菜价吧?甚至不需要叫搬家公司,因为那哥们就在这栋楼。”

老K劝他不要接手破产公司的物件,晦气,吴钩哈哈一笑:“我才不信那些劳什子。”

 

我感觉吴钩比以前精神、热情。谈起我不在的日子,他话变得很多,甚至不可思议事无巨细。他感慨说,当初穷得连一千五的任天堂3DS都舍不得给我买时,哪想过今天,仅仅两年,他就让汪沛过上了挥金如土的幸福生活。听了这话,我差点笑出了眼泪。他又惋惜说,他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得知,我换了几任男友,依旧走不出那个怪圈:我塑造一无所有的男人,等他们开始飞黄腾达,就怀着某种恐惧和破坏欲,将他们丢弃。

 

我决定离开吴钩,是在2012年12月,玛雅历法预言人类衰运当头的时期。那时,吴钩在国内顶尖的对冲基金实习,有天下班回来,我正在晦暗发霉的厨房炖西红柿牛肉,他站在旁边,若有所思,说起这一个月来工作上的启悟:一个人进展顺利、有所成就时,不能认为一切是凭借自己努力取得,应该多想想环境、机遇的帮助;而不太顺遂时,不能埋怨外因太差,要多想想自己哪里做得不够,有待改进。

 

我瞬间就直觉到,像吴钩这样一棵大树,不是我这样的小院子能够圈住的。我曾像母亲一般照料他,离开时同样费尽心思。在四个最好的单身女友当中,我选择把儿童插画师汪沛推给他。汪沛身上有种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野性和快活,喜欢玩跑酷、跳伞和失踪,偶尔因精力过剩显得歇斯底里。但难得的是,她非常幽默。那时,同龄人中,我最爱吴钩,其次是汪沛。

 

和吴钩再次见面,在他公司的台球室里,我失手把胜数在握的“黑8”击离桌面,随口提起他曾在厨房里发过的那段议论。他放下手中的台球杆,目光惊愕地锁定我,感慨女性的思维差异竟如此之大。他和汪沛说过同样的话,汪沛则立刻在他身上确立了“丈夫”的感觉。哪怕当天凌晨他们还吵得不可开交,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汪沛暴躁地把吴钩从电脑屏推搡到穿衣镜前。

 

“你到底睡不睡!”她经常说这句话,脸上皱成一团,烦得要命,“瞅瞅,瞅瞅你的发际线,你有秃顶的趋势了。你难道不清楚,我能接受乱搞的、爆痘的、阳痿的,就是不能接受秃顶的男人吗?你是要逼死我吗?”

 

但十六个小时后,她就拉着他去领结婚证了。无论面对哪个女友,吴钩随时准备着结婚。天性和职业使然,他是那种责任心过度的男人。一打交道,很多客户也能看出来。拥有足够漂亮的资金曲线,又能赢得陌生人的信任,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入,一度超越他策略的容量上限。



4



2014年1月,吴钩答应和老K一起创业时,正在上海交大计算机系读研二。公司是老K回国时注册,注册两年后,才开始真正运作。募资前,吴钩拿出他最得意、被命名为“独孤九剑”的交易策略,用四个月时间,跑出一个收益率超过15%的示范账户。历史回测年年稳稳跑赢大盘30%以上。假以时日,这样的业绩完全能排进市场前5%。老K喜不自禁。他的朋友口口相传,为他引荐来更多的富豪和投资机构。



示范账户净值曲线


当时,大盘处于2000点左右,下行风险很小,所有人静默观望,谁也没料到牛市在七月迅速降临。水涨船高。回老家过年之前,DT基金的总资产管理规模突破一个亿,部分账户四百万分红到手。节后返沪,资金规模继续扩大,五月账面破三亿,分成利润拿到3200万,吴钩一口气招了六个编程厉害的实习生,帮他搭建交易系统,以及验证新的策略思路。

近一年,吴钩每天神清气爽,收盘后走在滨江大道,连散步都意气风发。财富越多意味着在这世界受到的限制越少。财富带来的巨大畅快感,本质是“自由”。他不止一次和老K说,像老K这种在上海土生土长、中产阶级出身的孩子,拿到分红,顶多收获快乐。快感?你肯定没尝过我那种快感。你一心记挂着,业内还有好些人,策略没我们牛,到处忽悠,随便管着十亿百亿的规模。



滨江大道 


老K是吴钩刚去上海第一年认识的。2012年,吴钩从合肥中科大数学系毕业,考到上海交大计算机系读研。硕士课程令他大失所望。九月开学后,他像个视察者,每门课上完“课程简介”,就不再去了。除了内容太简单,直接刺激他的是,一位算法课程的教授把鼠标移到PPT教案上,显示的修改日期还在两年前。这让当学生的感觉受到了羞辱。

 

后来,在图书馆闲逛,吴钩看完杰西·利弗莫尔的传记《股票作手回忆录》,又翻了翻《宽客》《打开量化投资的黑箱》《量化投资——策略与技术》,了解到一些大学课堂从来不教的常识,比如:


宽客使用量子物理、微积分、高等几何等高深理论来驯服市场。

 

80年代,他们开始大量进入华尔街。第一波涌入华尔街的宽客大多去了银行,如所罗门兄弟、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很少有人想到自己筚路蓝缕杀出一条血路,沿着“宽客教父”爱德华·索普的足迹建立神秘的对冲基金。

 

然而在长岛西岸一个狭长孤立的小镇里,这样一个团队悄然出现了,这个团队后来成长为史上最成功、最神秘的投资公司——“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创始人西蒙斯曾在美国政府从事密码破解工作。员工由一群科学家组成,大部分人以前是密码分析专家和计算机语音识别专家。所在地长岛小镇则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谍报中心。

 

30年来,文艺复兴公司发布的旗舰基金“大奖章”,年平均回报率高达40%,在整个投资界无人可望其项背。[1]


吴钩怀着极大的热情,一次性下载和网购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这个行业的书籍。一百来本,不到三个月看完,从此塞在床腿下,成为我们搬家的累赘。



 部分书籍


一年后,有想入行的同学问起推荐书目,吴钩失望地坦诚道:“你能找到的公开信息,都没什么卵用,更别说拿出来卖的书了。那些人,在金融市场获利,靠的不是做交易,而是——卖书。

此后,他看书只看武侠。金庸、梁羽生、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他都喜欢,集全收藏在kindle里,从蓝桉路到银城中路上下班的出租车上,眼前大漠孤烟、刀光剑影。



5


刚来上海读研,生活有些入不敷出,吴钩跟着博士师兄做智能安防项目,拿了四千块报酬。11月,他在BBS上找到R公司“股票策略研究员”的实习机会。

位于世纪大道的R公司是L先生2010年创立。2010年4月,中国证券市场推出股指期货,一些交易大牛瞄准国内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发展机遇,纷纷从华尔街回国,成立对冲基金。入行门槛不低,就国内而言,名校理工科硕士教育背景也许意味着一块敲门砖。笔试时,R公司给了吴钩一沓逻辑、统计和编程题。作为当年全国奥林匹克竞赛数学一等奖、计算机二等奖得主,再加上本科四年训练有素的数理功底,吴钩对任何数理方面的考试既淡定又自信。事实上,他也很少失手。

面试环节,L先生问起投资经历,吴钩回忆说:“在合肥时,我依照一个模型给出的信号进行交易。来上海前,我并不知道这种方法叫‘量化投资’,也不知道有这个行业的存在。”

 

L先生点头解释道:“你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初级宽客所做的。宽客,Quant,‘矿工’。作为专业选手,我们需要做得更精细,是程序化的全自动执行交易。交易系统根据交易策略给出的信号,选择多支股票,哪个时间点,买入卖出,多少手……自动完成整个下单流程。”

“待遇怎样?”吴钩问。

“一周来三天,每天三百块。如果你有策略拿出来实盘,收益分红是公司盈利部分的10-25%,具体多少看策略表现,这和正式员工一样。有个去年来的实习生,做阿尔法策略的,现在管理了四千多万,月底还会追加一笔资金。”L先生把吴钩送出门时,补充道:这里不需要Phd,只需要厌恶贫穷、足够聪明、对财富充满渴望的人。吴钩感觉这话似乎在哪儿听到过。

 

吴钩的研究生生涯,在R公司正式开始了。2013年,他拿到70万年终奖,作为苦力升级“独孤九剑”战斗力的奖赏。一年来,他每天一点睡六点起,在键盘上敲掉十五斤肉。智力和意志力,他都肯定了自己,但也始终掂着心。他想起在合肥时亏损掉的表哥们的借款,心头一紧:此后,赚到的钱,一定不能大幅赔掉,否则,就像巨石推上高山又滚落,人精疲力竭,最终两手空空。


 

6


吴钩最初接触股票,是念大四,2011年国庆节过后。我们异地恋谈了两年,幸福全部依靠久别重逢的短暂时光。但这个长假,俩人都没有余钱负担交通、食宿,重逢取消。他情绪消沉,又没钱出门,宅在宿舍没日没夜打了七天DOTA。

赚钱的门路就是在难以承受的空虚中找到的。他向开油墨厂的深圳表哥借了三千块,开始炒股。他永远都记得,买第一支股票“中房地产”时,那种踌躇满志的亢奋感。他以8.9元的价格买入300股,一周后,亏损12%收场。而一卖掉,“中房地产”却连续反弹了好些天。他先后又换了地产股、化纤股、医药股和船舶股。

 

逢买必跌,逢卖必涨。这种被戏弄的处境,直接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和好胜心。他开始琢磨股票的涨跌之间,是否也如数学、物理,存在某些规律或定理。如果市场毫无规律可言,那么所有参与者都是赌徒,长此以往,皆无胜算可言。反之,市场一旦存在规律,就能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去提炼和呈现。

因为市场就是以这满屏数据、红红绿绿的曲线呈现在我眼前。”吴钩打电话时和我说。

“哇,编程做模型,不正是你最擅长的吗?”

“完全正确。”他回答道。

那场恋爱两个人谈得很细致。因为学业上并不太上心,每天精力都倾斜到了这里。我们交流彼此的想法,不管听上去多么荒谬,都热情洋溢、语气夸张地鼓励对方去实现它。

 

考完研究生后便是春节,吴钩没有回家过年。他待在中科大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一间僻静的通宵教室,释放出之前打DOTA的激情和决心,常趴在那块“樱桃”青轴键盘上过夜。直到4月初,他才用C++完整地写出第一个交易模型。那天下午两点多,模型选出“东宝生物”这支最看涨的股票。赶在收盘前,他用从油墨厂老板表哥那里借来的一万五,满仓买进这支股票。五个交易日后,“东宝”第三次涨停时,他赚了43%,六千多块。吴钩兴奋不已,不顾模型给出的继续持仓信号,自主平仓。接下来三天,“东宝”又迎来三个涨停板,这令他相当遗憾、气愤,但也让他对模型信心倍增。他奖给自己一个向往已久的HHKB电容键盘,其触感被他形容为“就像在你的屁股上敲代码”。

 

吴钩像迎接第一个诞生的孩子那样,给他心爱的模型取名“独孤九剑”。少时读的金庸小说中,他最爱令狐冲的潇洒不羁,深情不移。

 

一周后,吴钩以“还学费”为由,从四个表哥那里凑到十万。他没敢说是炒股,也一再证明没被卷入传销。表哥们不在一个城市,相互见面和联系都极少,直至欠款还清,他们都不知原委。

 

十万块不是小数目。吴钩最大限度地压榨赶毕业论文的精力,紧盯每个交易时间段。五月中旬,股市开始震荡下跌,他频繁地买进卖出。有几天“独孤九剑”表现糟糕,他改动逻辑和代码,并在选股时加入主观判断。然而市场琢磨不定,稳定盈利的局面久久没能恢复。等到八月的一天,他重仓的“唐人神”暴跌6%,单日亏损近五千。除了连续亏损,他似乎不断在打破亏损记录。等到九月去上海读研,清仓离场,他手上不足五万块了。

 

吴钩甚至不敢再接表哥们的电话。事实上,他也没什么能倚靠的人。进入大学后,他就没向父母要过钱了。家境是一回事,他和父母也不亲近。当年他们未婚先孕,生下他后,避羞似的逃离炎陵县,跑去深圳打工。吴钩和祖父一起生活,直到九岁,祖父因喉癌病逝,母亲很不情愿地一人返乡。吴钩的名字也是祖父取的,来得比他的生命更加潦草。十七岁的母亲在柴房分娩,祖父正坐在太阳底下,掰弄钓竿上纠结的尼龙线。啼哭一响,鱼钩的倒刺蓦然插进老人的大拇指,皮破血流。

“这小钩子,劲儿好足。”祖父笑道。

炎陵老屋本来藏匿于一片地势很低的山谷,和村庄连成一线,沿小河排开。后来,南面堆起的荒地筑起七米宽水渠,常年绿水奔流。祖父背着手在水渠堤上溜了一圈,发现这水渠像个围栏,把村里人的出路都挡住了。


老家的水渠


等到吴钩的父亲回家,老人提前把遗言郑重其事地交代在除夕的桌面上:“为了钩子,无论如何要把房屋盖到水渠那边去。那边开阔,不受限。”

 

父亲很为难:“那都不是我们村的地盘了。”

“我不管。即便与万人为敌。”祖父性格乐观却执拗,“你一满六岁,我就送你去习武,没送你去学篾匠、铁匠、漆匠、棺材匠。你十五岁撂倒九条大汉,顺利出师。是时候把这唯一的本事派上用场了。”

 

吴钩读高中后,父亲果然做到了。一家人付出的艰辛和代价难以细说。那年暑假,吴钩回家帮忙烘烤烟草,瞥见父亲被切断得与小指等长的中指,对从小生存的这块地方生出无比的厌恶。

 

考大学是逃离它的唯一途径。他凭借数学竞赛考入省重点高中,高考同样想把这当做自己的王牌。刚接受训练时,他的脑神经就像在奥数题的刀锋上轮番滚动,训练多了,便对那些艰难习以为常,并学会从中享受征服的成就感。他不算那种智商超群的天才型选手,但善于积累经验让他发挥非常稳定。这和他后来做交易的整体风格是一致的。

 


7


某种程度上,“宽客”是吴钩撤换理想后的另一种选择。他原先一门心思想当“科学家”。中科大浓厚的科研环境一再鼓舞了他的理想。科大学子的典型发展路径是,本科毕业后申请去美国,追随科学大牛,拿到博士学位,做科研或转行做金融、IT。其中的佼佼者如何江,很早就立志去哈佛找师姐庄小威。科大校园小,人数少,想找谁当面聊聊学业或前途,都很方便。吴钩以这些师兄姐为榜样,在GPA上非常艰苦地死磕过两年。

 

所以,当面临申学校的关口,他却因业余炒股,导致更换方向往上海考研,最初我还是很吃惊的。但我没有阻拦,劝他安心备考。

 

“我随便。”我说,“你去哪我去哪。”

怀着困惑和不安,我私下查阅了很多资料,询问了人大经济论坛上认识的网友,得出印象最深的结论是:

 

在量化投资这条路上,很多高手经过多年的付出,最终从一无所有,到负债累累。

 

这样一个大坑,究竟有何魅力,吸引人往下跳?我导出与吴钩的QQ聊天记录,用“微软雅黑”般工整的字体,缓重地手抄在日记本上。我怀着一种天真的“与子偕老”的执念,试图去理解他思考路径的每一步:


“为什么突然想做量化?听你嫌弃过做科研钱太少,是这个原因吗?”


“宝贝,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做量化是科研和财富的结合,二者兼得。”


单纯当科学家,要做出成就太难了吗?”


科学上出成就和量化上写出好策略的难度是比肩的。我们一般不会因为难度太大而不去做某件事。如果因为付出努力却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那不管难不难,都不会去做。”


如果选前者,你怕受穷?”


做科研会比较穷。到四五十岁,财务上才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改善。”


那你之前怎么不怕?”


之前没料到,我会因为一点钱,浪费七天我们相处的时间。还有,宝贝,不是一个人选择科研,就可以成为科学家;也不是一个人选择量化,就能成为基金经理。世界上优秀的基金经理和科学家,都是稀有物种。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是一方面。好多师兄师姐去美国读博,做科研,最后90%以上都转型做IT和金融。这个路,以前是好路;如今是弯路,因为国内已经有不错的资本市场发展趋势,我们完全可以在国内获得同样的机会。”


四年后,2015年7月11日,正是台风“灿鸿”过境那天,我们在陆家嘴吴钩的公司旧事重提,不免感慨短短几年来人事的变迁。我们聊起当初熟识的朋友,好些人中断读博,从美国回来,想在上海金融行业谋一份工作,然而并不顺利。一位去哥伦比亚大学读凝聚态的同学,读到博士,发现志不在此,深陷迷惘,转而沉迷佛学。

谈起当初的“转型”,事业小成让吴钩有了坦诚的底气:“大学期间,我学习数学时,一直没找到那种——值得投入太多时间的真正的乐趣。同时,身边同学的智商随便碾压我,我甘愿给他们让道。但他们成年后延续着未成年的学习方式,很少思索自己以后想干什么。我属于想得早的人。”



8


我深潜回忆之中,想从渺远的十九岁吴钩那里,寻找他此刻描摹的自己。我想我从未真正理解他,而且永远丧失了这种可能。我的心情变得很差,因为吴钩和我说话的口气,平稳缓沉,距离得当,像面对一位洽谈生意的客户。他不再是那个雀跃的撒着娇的小男孩,或者说,他再也不会把那一面呈现给我。我把脸埋进马克杯,大口灌茶,这时,老K打来电话。吴钩没有回避我,简单抱怨这位合伙人如今对公司不太上心,如果他们的关系无法复位,老K很快就会接受一家机构的邀约,全面接手该机构母基金(Fund of Funds)的资产配置管理。挂断后,他拨通一位客户的电话。

“这可是个大客户。”等待接通的间隙,吴钩微笑着和我说。

 

客户大声问:“跌得差不多了吧?重仓进场?咱把仓位加回去?”

吴钩拒绝了:“您不对自己负责,我也得对您负责呀。”他解释道,刚做量化时,他也会人为地干预策略,但是每次都会遭遇更大的亏损。这两年他学会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尊重市场,尊重策略的逻辑。眼下,尽管国家出台了很多救市政策,而熊市一旦到来,市场参与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牛市中赚到的钱。

 

“徐总,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吴钩最后总结道。

徐总显然没被说服。他的声调更高,浓重的东北腔充斥着情绪:“你这策略操作的啥呀?从五月底持续减仓,直到六月底清仓出场,都没和我说一声。”接着,他暗示,本来想追加三千万,但是,现在,他想赎回这七千万。

 

吴钩准备清仓离场是在6月19日。那天,他仓位已减至两成,大盘暴跌6.4%,当日亏损近六百万。下午三点收盘,他坐定电脑前,一根接一根抽烟。某个片刻,一个想法如雷电在他头脑中劈开:他从来就没有学会做交易,所获都是市场随心的施舍。市场永远占据主动权,个人得失全是被动承受的结果。

想到这里,吴钩双手一扬,紧张地捣碎眼前的烟雾和自我否定的念头。任何一个优秀的宽客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过对自我的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如此循环往复,锻造出或消磨掉心志。永恒的市场,永恒的交易,渺小的个体就在茫茫市场中漂移沉浮、孤军作战。赢家寥寥,无数人散尽钱财,寂寞离场,甚至妻离子散、走上绝路,——即使,连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员工也无法避免厄运:2006年3月,37岁的MIT毕业生Alexander Astashkevich,因不堪工作压力,枪杀了妻子后饮弹自尽,留下一个6岁的儿子Arthur。

回头看2015年的股市,6月15日正是牛市转熊市的拐点。吴钩已连续亏损数日,身心备受折磨。头痛,脊椎痛,以及最可怕的,耳鸣牵引出的类似钞票燃烧的声响。


九岁时,母亲返乡照料吴钩。辛苦操持,生活依然贫穷到连猪油都吃不起。她唯一的发泄方式,就是在柴房中央,劈开杂木,燃起大火。她用夹钳奋力击打铁盆、铁桶、铁锅、铁炉栅,一面咒骂丈夫无能,一面把夫妻俩辛苦积攒的角票、块票洒向赤红冲天的火柱。钞票如风中雪花,在幽蓝的火焰上起起落落。母亲眼泪涔涔,有时绝望地坐视,有时又凄厉地呼救,总把吴钩吓得不轻。连续好些年,那种场面成了除夕夜的仪式,仿佛借此,母子俩才得以安然过渡到新年。

 

然而新年也罕有好事。母亲怨怒幽深,近乎女鬼。吴钩日常度日,如履薄冰。而且农村生活实在太憋闷,天大地大,人就是寻不到出路。

 

“和你说过吗?十一岁生日那天,我第一次想到自杀,前后犹豫了三四个月,中元节才真正实施。” 吴钩在布艺沙发上坐直了些,远远地凝视着我。

我惊诧地盯紧他。我们恋爱时,聊到童年,从不见他提痛苦和父母。童年只有快乐和祖父。比如,祖父带上他和最珍视的碳素钓竿,搭火车去洞庭湖钓鱼,钓太多,只好就地摆摊吆喝。他乐不可支地说个不停,以致我印象中的幼年吴钩,是一个撒着欢儿的白羊座男孩形象。 

 

中元节那天傍晚,吴钩在水渠大堤上给爷爷烧黄纸,火在风中笑,棕榈叶哗哗作响。大堤两旁长满了棕榈树,村里的小孩常聚在树边,轮流玩一种叫“飞天”的危险游戏。他们拽紧下垂的棕榈叶,身体几乎平行地面,奋力甩出一个半圆,如同一支会打弯的飞镖。腾空漂移的身下,是五六米深茅草丛生的凹坑。吴钩爱玩这个游戏,棕榈叶像绸带一样缠绕手掌三圈时,他就开始感受到飞翔和自由的快感。

多年后,每次回乡,邻里长辈总要嬉笑着说道吴钩儿时多么顽皮。还记得吗?你没抓牢棕榈叶,飞进茅草坑,摔断了左腿和右臂。你浑身打满石膏,像个移动的大型毛主席雕像。哈哈。

 


9


2015年6月26日,一个听起来很顺利的日子,黄浦江畔,风雨如晦。“独孤九剑”和“龙象般若”两大股票策略持续减仓,持续亏损。吴钩盯着大盘,明白好日子已告一段落。熊市来势汹汹,然而他没能把理想中“穿越牛熊”的策略落到实处。这意味着,航海之路即将狂风骤起、浪高十米,他一旦错失巨型游轮,就只能拽着木筏提前上岸。他很久都没有新的灵感,也因募资分散了太多精力。他先是不满老K,又怨汪沛,最后,发现身边空无一人,能够否定、承担罪责的只有自己。他站在十三层落地窗前,望着低处空茫的灰黄江面,回想起当初松开棕榈叶,放任身体漂流的畅快。自杀,或者说,飞翔的冲动,仿若受到了某种无从抵抗的、来自天空或大地之力的引诱。


吸完第十一支香烟,吴钩把很多事情在脑子里细细擦拭了一遍,直至它们显现出原本的色泽。他发现,他挣钱的动力来自对女性“歇斯底里”特质的恐惧。他无非想给身边的女人足够的安全感,让她永葆天真温婉。他自己呢,实际是一个花销极少的人。汪沛走后,他的月开支只剩吸烟、打车和做饭阿姨的薪水,不到四千。他还发现,他惦记着故乡炎陵。祖父当年提前知晓了天意。水渠北面的人家,如今无一户美满齐全。和他一同长大的伙伴,有的专职在火车上当扒手,有的混上黑道当了打手。年轻人如此,老人也坏了德行:堂哥带着两个儿子去鱼塘拣螺蛳,夜半涨水,父子溺死。送葬日,承包鱼塘的一家上门,向悲痛欲绝的女人讨要两千块赔偿,声称“死人污染了我家的水”。

农村衰败,故乡沦落,唯一的希望在小孩身上。年初,吴钩给当地小学捐了图书室,匿名是为了避免父母的不解和叨扰。他曾有意在九月开学时,给镇中学建座图书馆,但六月的亏损让他只好搁置这个计划。他点燃一口烟,深吸一口:炎陵就像个无底黑洞,他曾因厌倦那里而自杀,如今做这些,也探不清虚实与意义。故乡如果注定流失,仅凭他一人之力,也保全不了。

 

“就像你,”他对我说,“当初不眠不休,作天作地,一定要走。哭起来,就像什么可怕的病症在身上发作,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想说,这世上有很多事情,到了关口,都是身不由己。然而我只是笑笑,劝他把汪沛找回来,照顾他:“我把你这个烂摊子扔给汪沛,明显她比我收拾得好。”我难过地打趣道,上海这座城市,多雨潮湿,压力巨大,自杀的人多了去了。这么大众化、没个性的事,你也做?



10


吴钩当然不会做。站在写字楼十三层的窗口,他的头脑如同白日下某个堆满光碟的垃圾场,垒积着无数急待销毁的闪光碎片:爆仓、破产、红绿曲线、黄浦江、老K、汪沛、棕榈叶、大堤、水渠、炎陵。这些东西构成他的生活,构成他存在的价值,居然那么混杂,刺人心目。他脑子里有个声音:

“你松手吧,松手吧。跳下去吧,跳下去吧。飞吧,飞吧,飞吧。”

他回到桌前,清仓离场,定了一张上海飞土耳其的机票。三天后,他就乘着热气球,在安纳托利亚高原1500米的高空飘着。



卡帕多西亚(来源于网络)


热气球教练是个阳光热情的阿达纳小伙子。交代注意事项时,他用蹩脚的英语微笑着,尝试拉近与吴钩的距离。他说,他的哥哥曾在一次热气球喷火事故中,把手伸进火中,关掉燃气瓶,救下一篮十七位乘客的命。哥哥因烧伤截肢,彻底葬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因这不幸之幸,在家待业的弟弟才能被送去培训,拿到飞行员执照,接替哥哥成为一名热气球教练。


这个故事令吴钩难受,他的双眼茫然地俯视着卡帕多西亚石柱林立的沟壑与谷涧,试图寻觅点什么,却一无所获。他羡慕这对教练兄弟,更羡慕哥哥多些。他感到自己在这世上,从未与谁发生过那般紧密的联系。他想起上海,他在上海从事着一份堪称世上最孤独的职业。他想起炎陵,炎陵最温暖的,是祖父的墓地。

祖父去世正是在这样清爽的六月。五月,他从医院回来后,常坐在家门前晒太阳,喂鸡逗猫,脸上常带笑,一点不像喉癌晚期的病人。一天,吴钩去山里砍了一支笔直匀称的竹子。刨光,钻孔,上鱼钩、浮标和尼龙线。祖父在白河边坐定,双脚之中搁着置钓竿的铁支架,神色祥和,宛如大佛。浮标在水中起落,对岸的吴钩扬起一把蕨菜,大喊:“爹爹,你拉呀,鱼吃食啦。好大一条,你赶紧拉呀!”祖父平视着昏黄山色,微笑沁甜,浮出嘴角。他束手坐着,眼神从浮标飘到吴钩身上:“爹爹没力气,握不住了,随鱼儿去吧。”钓竿被拖入水中,顺流而下。吴钩飞奔去追,钓竿越来越远,消失不见。

一个月后,祖父死了。吴钩伴着棺材在龙须峰的坡路冒雨前行。祖父的双脚朝着远处的天,头挨近披着孝布的孙子。吴钩望着天上滚动的白云,泪眼朦胧,所见又像那天河中翻腾的白水。他一只手搭在棺材上,伤心地哭岔了气:你为什么不拉一拉呢?我多用心,为你做那根钓竿。我跑遍了整座山,摸过每一根竹子。我为你挑选了最贵的碳纤线、袖钩,还有带夜光的绿浮标。我劈开了你做的竹筒存钱罐,可浮标的一次夜光都还没见到。你为什么不拉一拉呢?

“我尽了力,你为什么不拉一拉呢?”

吴钩抻直双腿,仰头往热气球的座位后靠。他觉得身体很轻,正中镶嵌的心脏又紧又酸,像一只七月柠檬。天空广垠幽邃,边际蓝到微微发黑,显得越加深不见底。他感到置放身体的吊篮如此渺小孤独,将永远静止在空中。




[1] [美]斯科特·帕特森:《宽客——华尔街顶级数量金融大师的另类人生》(Scott Patterson, The Quants: How a new breed of math whizzes conquered Wall Street and nearly destroyed it),译科、卢开济译,北方联合出版传媒&万卷出版公司,第106-107页




金融市场上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喜欢将自己戏称为“矿工”,因为他们是宽客。宽客,Quant(金融工程师)的音译,金融市场上名副其实的淘金者。说他们名副其实,是因为他们在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中“淘金”,利用的是复杂数学公式和超级计算机,而非传统的人工直觉交易。近四十年来,从赌桌上演化而来的宽客一直在华尔街上傲视群雄,并且时而兴风作浪。


因2008年金融海啸,不少华人宽客转战中国资本市场(如华尔街华人中最优秀的交易员江平等一批海外量化投资人才相继回国)。2010年,国内相继推出融资融券、股指期货,中国资本市场上宽客身影日渐活跃,量化投资也开始如火如荼。但2015年6月,国内的量化投资遭遇寒冬。由于市场波动造成的模型失效和监管政策的变化,不少量化投资者面临困境。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证券类私募管理人7982家,管理人数量连续两季度负增长,今年新增管理人数同比下滑93.62%。


(来源:《第一财经》《上海证券报》《中国基金报》)




作者介绍



胡卉

教师 坐标上海



 

1990年生于湖南,现居上海。复旦中文系毕业,非虚构写作爱好者。目前在上海一家国际学校当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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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20 01:25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村里那些被“领”来的四川媳妇|破茧043 

 2017-02-02 张宏伟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5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自启动以来的第43篇文章。作者张宏伟


作者记录了一群被“领”到山东嫁人生子的四川媳妇们的故事。有的人如今已过天命之年,熬成了婆婆,当上了奶奶。但仍然在当地被视为外地人,年初二,连娘家都回不了,有时亲生骨肉都会拿她们的身份说事儿。


文|张宏伟


在山东老家,我有一个亲戚肢体残疾,在本地找不到老婆,就托人从四川“领”了个媳妇。如今两个孩子,大的已经结婚,小的还在念大学。而当年的四川媳妇,如今熬成婆婆,种地打工,还积极参与家族红白喜事,生活习惯,甚至口音,完全本地化。


20年前,我们村像我亲戚一样领四川媳妇的人家很多。有的媳妇早已不知去向,有的中途改嫁他乡,也有一部分被婆家虐待,不得不脱离家庭自谋生路。但留下来的四川媳妇大部分都很相似:勤劳吃苦,没什么文化,溺爱孩子。即使回到老家,在那里也无所适从。


如今,她们多数已过天命之年,多数熬成了婆婆,当上了奶奶,孩子也都长大成人,劳作不再艰辛。尽管她们想一切办法融入村里的生活,但毕竟外地人,年初二,连娘家都回不了,有时亲生骨肉都会拿她们的身份说事儿。


这些"被领来的"四川媳妇们,到千里之外的山东农村嫁人生子。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她们在这里经历了什么,如何适应这里的生活?


于是我记录下了四川媳妇陈梅、陈芳,和娶了四川媳妇的刘元的故事。


插完稻秧,陈梅就离开了巴山深处的家


“再有一个月,家里稻谷就吃完了,插完稻秧,跟你表哥去山东吧!”有一天,四川老家的父亲对陈梅说。直到下了火车,坐上中巴客车,表哥才告诉她,在这边给她找了个好人家。表哥没告诉她的是,留给她爹一千块钱。

 

那是1986年,陈梅刚19岁,第一次走出巴山深处的家。

 

天还乌蓝,窗外公鸡开始不停的叫唤,婆婆在院子里喂牲口,陈梅在屋里做饭,锅里煮了高粱粥,热了馒头和地瓜。灶台后面被烟熏黄的月份牌,上面写着:今日立夏。


她不认识字,但心里一直数着,进刘家门快两个月了。


吃馒头时,喉咙里不再干涩,高粱米粥也没刚来时那么难以下咽。这几天饭桌上能见青菜,但还要从堂屋外缸里往外捞咸菜疙瘩,切成细丝,反复淘洗,然后拌上葱丝,浇点酱油和熟豆油。这是婆婆教她做的,说壮劳力得吃得咸些,长力气。


半个钟头后,八口人围着一大搪瓷碗咸菜吃早饭。


她男人叫刘福,是家里老大,黝黑瘦弱,憨憨的,话非常少,喜欢蹲在屋檐下发呆。他个头比四个兄弟都要矮,甚至比她还要矮一指头肚,但这人老实,知道疼人,去麦田上化肥时,都是让她在后面扶着耧车,男人在前面弓腰拉着。耧车走过,齐膝高的麦苗发出沙沙响声。


中午饭时,婆婆说再有一个多月收新麦子,交完公粮再粜点新麦子,给她做两身新衣裳。婆婆没有女儿,对她这儿媳妇很是喜欢,特意让老头子赶集买了十几棵辣椒苗,种在菜园子里。

 

清明前,公公找人收拾了两间土屋,请木匠打了点简单家具,找人看了个好日子,给他们举行了热闹的婚礼。几天后,家里来串门的女人们多了,她们来看新媳妇,看得很仔细,反复的打量。


起初婆婆很热情地接待她们,后来干脆把门一锁,带她去认认自家责任田。在那块刚放满水的四方田边上,婆婆说这是块盐碱地,用来种棉花,接着说起那些人到她家的来意。

 

原来,那些女人家里都有光棍,或儿子或兄弟,她们就是来看看,这“领来的”的四川媳妇儿到底怎样,是不是有什么伤残缺陷才嫁到这么远,嫁给刘福这么窝囊的男人。

 

她们多数觉得自家的光棍儿们可比刘福强多了。


毕竟在这这个鲁北平原的偏远村庄,多山多水的四川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她们知道唯一的四川人就是邓小平,还是从别人家电视上瞧见的。

 

婆婆不喜欢那些人像挑口似的来看自家老大媳妇。她觉得陈梅听话,干活儿利索,和自家刘福也挺合得来,至于娘家在哪,她才不在乎,反正是在他们老刘家过日子,亲家远了更好,省得农忙时节去给帮忙,逢年过节还送东西。

 

摘棉花时,陈梅开始显怀了。婆婆那张老脸笑成一朵花,用麦子换了一口袋大米,又是蒸饭,又是煮粥,隔三岔五的还能吃上猪肉。那些自家儿子还打光棍的老太太们眼红的很,开始到处打听,托人去领四川媳妇。

 

麦子黄梢时,陈梅生了个女孩儿,婆婆给她取名叫丽娜,跟着电视上叫的。


婆婆养了半辈子儿子,越上了岁数,越稀罕闺女。天天抱着那孙女出去串门。

 

丽娜会走的那会 ,公公主持下,分家过日子。陈梅跟着刘福搬进了新院子。尽管不是红瓦顶子,毕竟有了自己独立的院子。刚搬进去第二天,就撵着刘福去赶集,买俩猪崽子。

 

这一年,最让她兴奋的是家里能天天吃白米饭了。


村里重修水渠引进黄河水,收完麦子接着翻耕了麦茬地,灌满水,把地泡软了,插上晚稻秧苗。


陈梅开始教全家人怎么插秧,放水,撒肥料,教大家怎么把钻进腿肚子里的蚂蟥给拍打出来,还给刘福兄弟们讲她在老家山间水田里种水稻的各种艰辛:耕田靠水牛,割完稻子背回家,稻谷还得用石板禾绞脱粒,全靠人工,非常辛苦。

 

秋收时,成捆的稻谷堆成垛,在村外的场院等着脱粒。陈梅不放心,生怕丢了。一晚上起来去看好几次。夜幕下看过去,连成片的谷堆如同老家连绵的群山。


她突然想到,离开家已经很久了。

 

婆婆之前说过,等秋后种完麦子,让刘福带她和闺女一起回趟娘家看看,顺便寻摸一下,给丽娜她二叔说个媳妇儿。

 

麦苗刚窜出头,她又怀上了,直到三年以后,她才回到阔别多年的山村。


八千块,陈芳跟着赵海回了家

 

回到婆家时,陈梅带回了堂妹陈芳。

 

陈梅过门时,婚车是辆老旧的金鹿牌大28自行车,前面的刘福脚尖刚够着光杆儿镫子,她穿着新棉花绒子做的红棉袄,围着红方巾,紧紧的抓住刘福那藏蓝色中山服,俩人就这么摇摇晃晃的骑进了家门。

 

后来陈芳唏嘘地和姐姐说道:“姐姐你好歹还有个婚礼婚装,我进他们老赵家门儿,什么都木有,第二天就跟着去稻田干活儿了!


但和后面那些被领到这个村的四川姑娘相比,陈芳还是幸运的。


她是堂姐带过来的,自己还有挑选的余地的,当然,这种挑选就是矮子里拔将军。

 

她背后的参谋就是陈梅和她婆婆。她们首先淘汰掉那个脑子有点问题的杨鹏,然后淘汰掉那个三十多岁好吃懒做还有个刁钻寡母的郭良,接着pass掉那个烧掉一条腿的李明。在陈梅强烈反对下淘汰掉矮小瘦弱的姜彬,最后只剩下高个头浓眉大眼沉默寡言的赵海。

 

当时赵海已经27岁,属于超大龄青年,父亲没的早,家里还有个轻度痴呆的妹妹和体弱多病的老娘,全村姓赵的就他们几户,势单力薄,口粮地都分不到好的。谁都不想把闺女嫁到这种人家去受罪。

 

赵海除了侍弄庄稼哪儿也不去,人又木讷的近乎愚钝,走路爱低着头,用陈梅婆婆的话说就是:“嘴儿笨的厉害,连个婶子大娘的都不会叫,谁家给这样的说媳妇?”言下之意是觉得赵海条件也不咋地,最好去别的村看看。

 

陈梅觉得别的村不如这里地多,别的村也不种稻田。而且,别的村的姑娘都往这个村嫁,这个村的姑娘往外嫁的也少,这证明了她感觉是对的。

 

赵海的四叔和刘福家一条街,他来刘福家好几次,也见过陈芳。


他和赵海娘商量,十里八庄的姑娘们不会嫁进这门儿的,还是给他找个远媳妇吧,眼瞅三十的人了,连个媳妇儿都找不上,他爹在地底下也不安生啊,咱别管这姑娘天南的海北的了,先把她娶进门再说,好给赵海爹这一支留个后。

 

然后他们几个长辈商量,各家都凑了点钱,能说会道的四叔就去了陈梅家提亲。


这时,陈梅也把陈芳家的情况给说清楚了,陈芳家里还有个没找上媳妇的哥,她在这边找到人家,就把彩礼钱邮回去给哥找媳妇,别的,什么都不要!

 

赵海四叔问要多少彩礼,陈梅说八千,其余的什么都不要,这钱一分也不少的邮回四川老家。陈芳他哥今年28,大伯为儿子的婚事愁的头发全白了。

 

当时村里彩礼钱一般都是五六千,可女方还要三金,还要新家具新电视电冰箱自行车,还要宴请宾朋。这样算下来,没有三两万,本地媳妇娶不进门。


这笔账赵海四叔算得很清楚,他觉得可以,就代表全家长辈替赵海做主答应了下来。

 

陈芳其实也相中了赵海,高高的个头,结实的臂膀,古铜色皮肤,晒得黝黑的脸庞,一看就踏实,跟着他,自己吃不了亏。

 

之前,一条腿的李明来过,拿着一万块钱过来的。说只要嫁给他,以后她就是小卖部的老板娘,不用去田里下劳动,坐在那收钱就行,收多少,都是他们自己家的。


陈芳没有答应,钱是不少,但自己还是想找个囫囵男人。

 

四叔带着陈芳赵海一起去了镇上,从邮局把八千块汇出去,陈芳跟着赵海回了家。


种地,割草,养猪,持家,带孩子,成了她生活的全部。直到儿子读到初中,她又带赵海去了四川老家,躲那偷偷生了个女儿,直到她七八岁,求爷爷告奶奶才落下户口。

 

刘福和赵海是幸运的,领来的媳妇儿跟他们踏实的过了大半辈子,现在成了老伴儿,在村里扫扫马路,给儿女带带孩子,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被放鸽子的刘元


这件事情已过去20多年,当事人是我的远房表叔刘元。


刘元从小患有羊角风,也就医学上说的癫痫病。抽起来满嘴冒沫,浑身发抖,牙关咬的咔咔响,得给他个硬东西给咬着,不然很容易把舌头咬掉。

 

1990年,村里有二十多个四川媳妇了,大伙儿已经习惯了她们的存在。


这一年,刘元26岁,还没人上门提亲。父母非常焦虑,头发白了一多半。


稻田里刚放满水,过几天就要插稻秧,村里来了个中年人,说给自己表妹找个婆家,他说自己这表妹从小没了父母,在他家长大,跟他在油城这边打工,今年该找婆家了,听工地上人说我们村条件好,还有稻田,想在这村里给她找个婆家。

 

当时村里绝大多数光棍都有了媳妇,连四十出头的盖军和一条腿的李明都有了老婆。刘元父母听到消息以后,和那人见了一面,还去看了一下他那在餐馆帮工的表妹, 那姑娘大眼睛双眼皮,皮肤白嫩,细腰丰臀,略显丰腴,是理想的儿媳妇,更难得的是勤快麻利,是把干活儿的好手。

 

刘元不犯病时,看上去是非常精神,国字脸,高高瘦瘦的,话不多,挺腼腆的。那中年人见过之后,觉得这小伙子和表妹非常般配,自己做主把表妹许配给他。


刘元全家都非常满意,盛情款待了那中年人,坐一起商量小两口的婚事。具体给那中年人多少彩礼钱,外人不得而知。

 

那年夏天,晒麦场上,刘元他娘和我母亲聊天时提起,粜了这些麦子,收完棉花,秋后再粜一半稻谷,能还清刘元娶媳妇借的债。唯一让她不满的是,新媳妇过门俩月,还没怀上娃。

 

说来也怪,从刘元娶媳妇后,他的羊角风一次也没犯过。人也开朗了许多,走路也不像以前那样低着头,见熟人也知道打招呼了。他媳妇天天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和刘元一起下地干活儿。农闲时节,两口子一起去赶集买点家用的东西,周围邻居慢慢习惯了这个四川口音的新媳妇。

 

割完水稻,种上麦子,收完棉花之后就是阴历十月,刘元和父母提出要分家单过,以后在自己院子开伙做饭,他父母非常高兴,觉得这孩子长大了,有个媳妇儿照应着,知道顾自己小家了。于是挑了个好日子,帮衬着他们在不远处的新院子安置下来。


刚开始结冰时,刘元媳妇怀上了,吃什么吐什么,反应非常强烈,他母亲说这么厉害的害喜,肯定是个男孩儿,男孩子淘,就爱折腾他娘,她怀刘元时就是这样。老太太隔三岔五的就去小儿子院里给送吃的。


一个晴朗的早上,媳妇叫刘元带他去镇上赶集,她说要吃点酸的,买点橘子和山楂之类的,刘元推出自行车就带她去了。


那天是星期天,母亲带我们去姥姥家串门,路上,我们还迎上了他们两口子,刘元媳妇下车子跟我母亲说了好多话,末了,还不忘捏捏我那冻得通红的脸蛋。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这新媳妇。


傍晚回家时 ,整条街都传开:刘元媳妇赶着赶着集就不见了!


下午两点多,日头偏西,集市散了,我们村的人取自行车时,看到刘元蹲在那,问他在干什么呢,他说在等他媳妇,上午俩人走散了,他在这等她回来,带她回家。


村里人觉得有蹊跷,回家后赶紧告诉了刘元父母,老两口喊了全家人去镇上找,找遍了全镇都没找见那个女人,天色渐渐暗下来,刘元跟父母回了家。


刘元母亲去他院子里看了看,分家的粮食粜了个精光,给他们小两口的钱盒子是空的,衣橱里少了一些儿媳妇的衣裳。一番盘问之下得知:前几天晚上,刘元媳妇表哥来过,说家里老父亲得了急病,要回去一趟。那几天刘元和他哥在藕池里挖藕,等进腊月以后去集卖个好价钱。


就那几天的空,他媳妇粜了粮食,收拾好行李让她表哥带走,把家里钱全揣上,趁着集市人多拥挤,趁机跑了!在我们村,这事儿还是头一遭。


刘元在家等了一夜,他父亲陪他等了一夜。


天快亮时,刘元睡着了,没多久开始双腿抽搐,口吐白沫,羊角风发作了。他爸赶紧拿起康笤帚塞他嘴里咬住,刘元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持续了有一根烟的工夫,恢复了正常,继续睡了过去。


那次犯病只是个开始,自从媳妇跑了以后,他几乎天天犯病,而且精神头越来越差,话越来越少,还颠三倒四的自言自语。


一个跑大车拉沙石料邻居到我家串门,提起这事儿时,他说,在那些穷苦的村里,这种事儿常见,光棍们讨来的四川媳妇有的直接用铁链子锁在家里,等生了娃才放出来;不用链子拴着,也得走哪跟哪,这么大个活人,不看好了,岂不是说跑就跑?一旦跑了,人财两丢。


最后他总结说,刘元这媳妇她表哥,肯定是放鹁鸽(鸽子的俗称)的骗子,那女的就是他放出来的鹁鸽,估计不止这一只,没准儿四外八庄的还有几个。这些女的都水灵娇嫩,漂亮迷人,那些娶不上媳妇的人家都想花点钱留下,这正好上了骗子的套,他们选的那些都是家里条件不错,男方多少有点毛病,至少也是那种老实无用蛋们,把他们家底儿抠索干净了,然后一跑了之。


我母亲问他,当时为啥不和刘元父母提个醒。


那人说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再说我又不姓刘,这话就算告诉刘元家,他们也未必相信,人全家觉得捡了宝,天上掉下个儿媳妇,正在兴头上,我去泼什么凉水,不是自找不自在吗?”


“现在都90年代了,社会上乱的很,小偷骗子遍地是,外面世界乱的很!咱们种地的老百姓,啥也不知道,这种放鹁鸽的事儿,从南方传过来的。我拉沙子的那些地方,哪个村里都有这类事儿。刘元家的底细,估计这放鹁鸽的早就摸清楚了,不然那咋那么痛快就跟了在这住下?这不是那几年了,现在条件比咱们村好的地方多得是,咱们村的的人还觉得咱这是风水宝地呢!”


那邻居喝多了点儿,又喋喋不休的说了一大堆。

 

媳妇跑了以后,刘元天天蹲在门口发呆,一蹲就是一整天,逢赶集的日子,他就跑集上去,直勾勾的的盯着人看,尤其是看到和他媳妇身段个头差不多的背影,他就跟上去看正面,经常吓得那些女人大声尖叫,集市上的人都觉得这人有神经病。后来他被一个女人的老公给揍了一顿,鼻青脸肿回到家,继续蹲在家门口守着,不时喃喃自语。


他看女的眼神直愣愣的,村里的妇女们觉得瘆得慌,她们觉得刘元跑了媳妇落下了神经病,对村里妇女们是很大的威胁, 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开始传出“刘元有神经病”的闲话。他父母非常气愤,逢人对人的说他家刘元只是有点伤心过度。


村里人才懒得在乎他们的辟谣,村里傻子多了去了,有刘元一个不多,没他一个不少,都无所谓的事儿嘛。


那年春节,我们家搬进了新村,那里是棋盘一样齐整的新瓦房,街上是干净整洁的水泥路。渐渐的我们有的新的邻居,姓王的姓李的都有,偶尔有串门的提起刘元,都摇头惋惜,说他羊角风越来越重,脑子也越来越不好使,变得傻啦吧唧的,天天被他父母关在家里。


1993年,卖棉花的季节,刘元父亲病了一阵子,他母亲去地里收棉花,父亲在隔壁屋睡着了,刘元羊角风犯了,抽了很长时间,一口气没上来,给憋死了。邻居家有个上护士学校的姐姐说,这叫癫痫发作窒息导致死亡。


当时,我查了新华字典才知道那俩字念做:DIAN XIAN。



张宏伟

私营业主 坐标山东东营

 

白丁一枚,年过而立,市井小民,销售为业,闲暇好读书思考。常年奔波方圆百里,混迹贩夫走卒黔首百姓。


近年,心生书写之念,想以世俗之笔,草民视角,书写身边人物,记录其人生百态。以业余时间笔耕不辍,摸索前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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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20 01:27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大陆到香港的新移民:坚守还是回归?|破茧044 

 2017-02-03 王丹妮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6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自启动以来的第44篇文章。作者王丹妮。


文章记录了一群香港新移民的生活。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有超过80万像文章中的主人公甄红和媚姐这样的内地人,为了与家人团聚而移民香港。但是生活却并没有她们原先想象得那么美好。在她们的生活中却一直面临着一道难题:是回到内地,还是继续留在香港生活?


文|王丹妮


移民到香港的前两年,甄红总是和丈夫吵架。

 

作为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她每天七点起床,八点送女儿莉莉上学,九点去市场买菜,然后回家做饭收拾家务,下午四点半又得去接她放学,回家还要辅导她功课,等到晚上十点半孩子睡了,甄红才稍微有点时间休息一下。尽管现在住的这个十平米的房间从未真正地给过她轻松感和安全感。

 

那天等莉莉睡熟了,甄红挨着丈夫躺下,轻柔地问他:“要不然考虑下搬回内地吧,我真的有些受不了了。

 

“又说这个!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是肯定不会回去的!想回内地生活啊,下辈子别找我这么个香港老公咯!”

 

甄红强忍着委屈和愤怒,一把将头蒙进被子里偷偷地流眼泪。“来香港之前我从来没想过生活会是这样,我真的好怀念原来的日子啊!”

 

甄红今年30岁,五年前嫁给一个香港男人之后就从广州移民到香港。各种语言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巨大的生活压力让她有些承受不住了,她想回家。

 

同为新来港人士的媚姐也一样,想从压抑的移民生活里逃出来。“家里有山有水,虽然种地赚不了几个钱,但是活得轻松啊,”每天夜里等两个女儿睡着了,媚姐经常翻出原来的照片看看。

 

媚姐今年38岁,为了照顾在香港上学的两个女儿,她在2014年的时候从广东清远市郊的山里走出来成为了香港新移民。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媚姐好不容易以较低的价格租下了一间八平米的房子,勉强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有超过80万像甄红和媚姐这样的内地人为了与家人团聚而移民香港。

 

1997年回归以来,愈来愈多中国大陆居民,通过香港子女、配偶团聚、照顾无依靠父母、亲属或继承产业等方式来到香港。以这类原因申请移民的居民需要申请单程证,在指定日期出境后,他们便无需再申请延期居留。

 

拿了单程证,跨过深圳罗湖口岸,在香港居住七年之后他们就能成为永久居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人还对香港生活充满了无限美好的想象:高楼林立,灯红酒绿,一派繁荣。不少内地同胞千方百计奔向香港,只为成为一名香港人,享受这里的自由宽松环境和医疗福利、财富机会、低税率、健全法制、优良教育资源。

 

之前,每年超过5万个的单程证名额过去几年都几乎早早用完。因为名额限制,嫁给香港人的内地女性一般得轮候四到五年才能申请到证件。有些内地中介甚至开启了代办单程证的业务,一纸证明的价格飙升到三十万人民币。然而近两年,申请来港的热度持续下降,每年几乎都有1万多个额度剩余。

 

高昂的生活成本,无处不在的文化差异以及日渐撕裂的中港关系,让有移民意向的内地人望而却步,也让已经拿到单程证的新移民倍感挣扎。

 

劏房

 

甄红的移民申请在五年之前和一位香港男人成婚之时就递交了。

 

现在,一家三口住在一间12平米的房子里,厕所、厨房、卧室全都挤在一起。甄红在家的时候都会在门口的地下放了一小截木块用来抵住门,“这样敞开一点还能透透气啊,散散油烟啊。”房间里没有窗户,如果不开条小缝根本没法通风。

 

门只有半米宽,被紧紧地夹在厨房和厕所中间。进门左手边有一块不到一平米平台,上面放着一个电磁炉还有一些调料,勉强算是厨房。右手边紧挨着的小隔间就是厕所。

 

厨房那侧的墙边并排摆着洗衣机冰箱和柜子,贴着厕所的那面是一个窄小的壁橱,上面摆放着一个电视,客厅与房间的隔断墙边紧贴着一张一米长30cm宽的暗红色沙发床。我刚走进甄红家的时候,她马上先我一步过去把沙发床折叠收起来,这才有了点空间放下一个小板凳和折叠桌。

 

那天买完菜回家,甄红就开始给女儿煲止咳汤。厨房太小放不下汤罐,她就把插头插在客厅电视柜一角的插座上,瓦罐汤锅放在厕所的地上。上厕所的时候,门被电线卡住关不上,只能将瓦罐挪动到坐便池边上将电线贴着门框才能勉强关上门,上完厕所再把瓦罐和电线挪回原来的位置。坐便池旁,瓦罐里的汤咕嘟咕嘟地响,蹭蹭地冒着热气。

 

甄红煲汤的时候,隔壁房间不时传来讲话声,听得很清楚。原来,这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紧贴着其他三个类似的隔间。原本70多平米的房子被房东隔成四个单独的房间分别租出去,每家都收5600港币的房租。

 

甄红家住的这种房子叫做劏房,这是香港土地和房价高压下的畸形产物。

 

这个寸土寸金的弹丸之地无法承载近800万的人口,所以香港的房屋问题一直都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房东们会把房子分隔成三间甚至是四间,然后再单独出租,这就是劏房,类似于内地所说的房中房。

 

这种分割出来的房子面积一般很小,大的也只有十几平米,但一个月的房租却仍然高达三千到五千港币。大部分劏房没办法通风,几家人共用一个狭小的出口。有些业主甚至将用作火灾逃生的后楼梯也“充分利用”,一旦发生火灾,租户将会面临逃生无门的境地。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劏房的做法就开始蔓延。到现在,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繁华背后,劏房已经成为一种羞于提及的常态。全香港大约有20万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其中大部分是经济水平较低的新移民。

 

媚姐家住的劏房比甄红家更小,只有8平米。房租一个月4700港币,这在香港已经算不错了,但对媚姐一家来说仍是沉重的负担。

 

媚姐在老家有一个儿子,后来又怀了个女儿。迫于计划生育政策,媚姐在2003年跑来香港来生下了二女儿,之后又在香港生下了小女儿。为了照顾儿子,媚姐那时候根本没想过移民的事,留下两个女儿交给七十年代就搬来香港的母亲照顾。

 

但是随着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二女儿也慢慢进入了叛逆期,经常和外婆发脾气。为了照顾母亲和女儿,媚姐在2014年2月拿到单程证来到了香港。“儿子大了,现在能跟着他爸一起做事,我也就不用再操心了,现在女儿们更需要我。”

 

搬来香港后,没读过书的媚姐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一家人只能靠政府和亲戚朋友的支援过日子。这间劏房也是在朋友介绍下才租到的。房子很小,一张二手的上下铺床就是室内活动的中心,两个女儿吃饭看书写作业全是在床上。

 

“我都不能邀请幼稚园的小朋友来我家玩,因为房子太小了,”小女儿很难过,因为这个还哭了好几次。

 

媚姐一边安慰女儿一边叹气,每次这种时候她就会想起山村里那栋老房子。家里有四个房间两个大客厅,门前是一片空地种了两颗桃树,后面还有个院子种了些自家吃的菜。在老家的时候,她似乎从来没有因为房子太小而操心过。

 

对于这样的低收入家庭来说,政府提供的公屋当然是更好的选择。公屋相当于内地的廉租房,价格相当于私人楼宇租金的三分之一,租户还能享受各种公共设施。但是公屋只有香港永久居民才可以申请,而且还要经过严格的审核以及长年的等待才有可能住进去。

 

甄红一家三口是2014年申请公屋的,到现在仍遥遥无期。媚姐也对公屋不抱希望,只是托朋友找找看有没有更便宜更合适的劏房。

 

“好多人等了七八年还没住上楼,我们就更没希望啦,我们才等了两年!”当甄红问房屋委员会大概什么时候申请才能批下来,工作人员也没办法给出确切的时间。他们只能在这个十平米大的劏房里毫无期盼地等下去。

异乡

 

来香港之前,甄红对这个陌生的城市充满了期待。早些年,大陆人对深圳河另一边的生活都有着无限美好的想象:国际化大都市,东方之珠,花花世界。甄红听朋友说过,香港工资很高,社会福利也很好,看病、上学都不用花钱的。

 

来到香港,她才发现一切都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甄红是广东人,会讲粤语,但和香港的粤语还是有口音差别。“香港人讲话经常夹杂着英文,我又没学过听不懂啊。”再加上不会写繁体字,甄红觉得在这里很难和别人沟通,找工作就更难了。找不到工作没办法拿到朋友口中的“香港高工资”,她只能在这里过着贫困线以下的生活。

 

除去做家务照顾孩子,剩下的空闲时间非常零碎。在这种情况下甄红很难找到工作,只能偶尔挤出点时间做做兼职补贴家用。有时候她会去商场做做促销,有时候也能找到按小时算的家政工作,“去化妆品店或者服装店做导购最好啦,工资不低工作也没那么辛苦,但是我每天时间那么零散做不了这种咯。”甄红对此感到十分无奈,却也只能接受。

 

对甄红来说,家庭主妇这个身份让她感到羞愧。“没有工作,你的朋友会怎么看你?你的家人会怎么看你?你的公公婆婆会怎么看你?”

 

因为这个事情,她已经和婆婆发生了多次争执。之前甄红是和丈夫的家人一起住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一家三口就搬出去住了。刚刚搬出去的那段时间,婆婆总是不打招呼就跑到他们的新家,经常一大早就来拍门。一进来就嫌弃家里打扫得不干净,这样摆不行那样不对。

 

本来为了避免争执才搬出去没想到依旧如此,甄红借丈夫之口让婆婆别再来找麻烦了。这却激怒了婆婆:“这是我儿子花钱租的房,你吃我儿子的,用我儿子的,凭什么不让我来!”

 

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这让甄红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一点一点地瓦解,现在一谈到自己家庭主妇这个身份,深藏在心底的自卑感就会一下子奔涌弥漫开来。

 

嫁到香港来之前,甄红是个自信的女人。那时候她在广州经营一家内衣店,虽然赚不了特别多钱,但至少有一份正式的工作,能够基本保证经济独立。“我知道家庭主妇也做很多贡献,付出很多牺牲很多,但是赚不到钱你在这个家就没有地位啊!”

 

媚姐没怎么读过书,在香港找工作就更加困难了。刚拿到单程证的那两年,她托朋友帮忙找了个清洁工的临时工作。每天上午给女儿们做好饭送她们到学校之后,媚姐就得立刻坐半个小时的地铁赶去工作。下午四点,刚刚忙完工作的她又得马不停蹄地赶去学校接女儿放学。

 

今年年初的时候,媚姐的旧病腰间盘突出又复发了,她只得辞去清洁工的工作。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媚姐一家现在只能靠亲戚的帮助和政府的补贴生活。学校对低收入家庭有优惠政策,两个女儿上学基本没花什么钱,但其他的生活开支仍是不轻的负担。

 

上个星期,二女儿放学回家很开心地告诉妈妈她成功申请到了去台湾交流的机会,学校会出一半的钱。媚姐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就是:还有一半的钱要交啊,去哪儿借钱好呢?她微笑着看着兴高采烈的女儿,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儿。

 

前几年,媚姐一直在内地照顾儿子,都没怎么好好陪过这个二女儿。来香港之后女儿对她的态度一直不太友善,经常发脾气。母女两个人几乎每天都要吵架。

 

长期缺乏妈妈的爱,正处于青春期的二女儿变得更加叛逆。“我根本不读书的,反正妈妈也不管我。”上中学以来,她的英语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学校老师已经找媚姐谈过好几次话了。

 

看着女儿对台湾之行充满期待,媚姐实在不忍心告诉她自己付不起剩下的那一半钱。长期不在女儿身边,媚姐觉得自己亏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等女儿出门后,媚姐翻开电话本,试图再找亲戚朋友借点钱。

 

住在逼仄封闭的劏房里,媚姐感觉到无形的压力,她觉得有点撑不下去了。但是为了孩子继续在这里接受更好的教育,她没有选择。

 

尽管在香港住了好几年,媚姐和甄红都觉得自己仍然是个“异乡人”。走在街上,甄红常常会觉得旁人会投来异样的目光,去市场买菜的时候她也不怎么敢还价,给了钱就走。“新移民”这个标签总让她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挣扎

 

自九十年代起,中港之间联系愈加紧密,矛盾也就愈加剧烈。在这种撕裂的关系中,新移民家庭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原本就不轻松的生活因为这些社会舆论压力而变得更加艰难。

 

港媒中的新移民家庭形象,总是与好吃懒做、依赖社会援助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他们俨然成了社会包袱、资源侵占者、Mr. Trouble。反内地孕妇来港生子,反内地人到港抢购奶粉,认为内地人是来抢占香港资源的“蝗虫”……这些极端的言论让新移民感到很痛苦甚至是愤怒。

 

“很多人觉得我是为了拿香港身份才和香港人结婚的,真的不是啊!”面对这种误解,甄红很难过却又无可奈何。五年前她通过亲戚的介绍认识了这个男人,彼此觉得条件都比较符合就在一起了。结婚的时候甄红没有考虑到那么多现实问题,只是觉得这个男人不错就嫁给他了。谁知道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这桩中港婚姻将各种问题和麻烦带进了她的生活。“当时想得真的太简单了啊!”

 

媚姐虽然没有真的经历过歧视,但身边的新移民朋友说的多了她也觉得会有些不舒服。和香港家长交流时,她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招惹人家讨厌。

 

为了消解中港之间的各种误解帮助新移民更好地适应新生活,NGO做了很多努力。政府和NGO发布了很多数据来证明新移民并不是香港近年来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但这种歧视内地的言论和思想一直存在·。

 

面对现在大陆与香港在经济政治上的各种交融和撕裂,香港人处于一种绝望与迷茫的状态,他们只能在抵制来自内地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中试图重新界定身份认同。

 

何先生是媚姐的邻居,两家关系很好,有时候媚姐没时间去接孩子他也会帮忙。但是一谈到大陆移民,何先生就会满脸厌恶:“就是他们来跟我抢政府补贴强公屋啊,搞得我现在这么辛苦!”但是问道为什么和媚姐关系那么融洽时,他的态度却180度大转弯,“不一样啦,阿媚人很好的,我们相处了那么久我知道。其他的内地移民才讨厌!”

 

“关于现在这种矛盾的局面,有些人接受不了一些复杂的经济交融以及社会发展的说法,就片面地将矛头指向新移民,在对立中加强自我认同感。更可怕的是有些独立派会利用这种排外的情绪来论证自己的立场,这样是推波助澜,让新移民的生活更加困难。”香港关注基层住屋联系的组织干事何智聪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社会歧视状况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善。

 

所以四年前,甄红决定一定要在香港生孩子。那时候她刚来一年,居民身份证还没批下来,不能去公立医院。甄红和老公商量了下,决定狠下心来花10万的床位预约费在香港的私立医院把孩子生下来。

 

“这样孩子一出生就是香港居民身份了,我不想她像我一样是新移民。”

抉择

  

最近几年,来自内地的新移民数量持续下降,已经搬来香港的人也有诸多不适应的情况。有港媒报道称,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内地新移民不适应香港生活的情况,公安部正计划推出“返回机制”,让他们可以放弃香港身份,重新申请内地户籍。

 

媚姐有个朋友已经做好了回内地的打算,她说等孩子大一点就交给香港的亲戚照顾,自己回内地找个工作。

 

前几年,媚姐尝试过把女儿带回老家,打算一家人在内地生活。但是两个女儿从小生活在香港,完全不能适应。二女儿还能说几句普通话,小女儿则完全不会讲。在老家住了不到一年,媚姐还是决定带着两个女儿搬回香港,“我希望她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不要像我一样什么都不懂。”回到香港之后,媚姐再也没提过要回去的事,只是偶尔会翻出老家的照片,呆呆地看上好久。

 

刚开始,甄红也有回去的想法,但现在她提得越来越少。“都来了这么多年了,回去说不定也不适宜了。更何况老公孩子都在这里,总不能长期分隔两地吧!” 

 

香港社区协会组织的干事施丽珊从事新移民帮扶工作很多年了,她说很多新移民在这边都过着贫困线以下的生活,后悔的情绪每个人都有。“但她们都很坚强地去克服啊,毕竟后悔也没用,不可能带着一家人再回去。”

 

为了更好地适应香港生活,甄红在香港社区协会组织那里报了很多课程,有打字课,英文课和家政课。她打算等女儿上小学了就出去找工作赚钱,这样经济压力小一点生活也会好一些。再等几年,等公屋批下来就更好了。虽然现在情况还是很糟,但她愿意再撑几年,熬过去就好了。

 

去年七月,甄红拿到了香港身份证。只要待满七年,她就能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香港人,但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王丹妮

学生 坐标香港

 


生于朋克之都武汉,游荡于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正努力成为一个能力与理想相匹配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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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20 01:33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异乡人,在广州城中村|破茧045 

 2017-02-08 林铭豪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7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自启动以来的第45篇文章。作者林铭豪记录了广州沥滘,这个在杨箕村被拆除后广州现存不多的城中村的故事。在广州两千多万的人口中,有一千多万是外来务工人员,这些人中有超过2/3仍然挤在各大城中村的出租屋中。抢滩失败的田先生,勉强生活的王师傅只是这座城市当中异乡人的缩影。


文|林铭豪


杨箕村,是老广州一条扎根了千余年的老村,很朴实的一条村子。但是人们却称它为“流离失所的千万富翁部落”。


在改革开放后,杨箕村和其他广州的老村一样,迅速拓张成一片城中村,容纳了数十万来自四方的人。以前的杨箕村,有着属于杨箕人自己的文化;改革开放后的杨箕村,则颇像文化熔炉,以古村祠为原住民文化区,蔓延出去的以红白绿相交的平房为主要建式的人口集聚区混杂着湘赣等不同区域的方言、小吃、人。


城中村不全是广州独有的,但在一线城市之中却是最独特的。因为广州在向国际大都市看齐。在政府的施政报告里,城中村和改造永远是分不开的。比如前几年全部被拆的猎德村。


不久前,规模同样巨大的城中村杨箕改造后回迁。整整齐齐码好的楼盘动辄上30层,一样的小区,一样豪华楼盘建式,只是夹在现代化高耸的楼盘中间的村落古祠堂和庙宇零零散散凹陷在其中,显得怪异而尴尬。


媒体报道,杨箕人席开1500宴喜迁新家,规模盛大,不少人还是喜迁“多个家”。在广州,房子比黄金要值钱得多。但原来的古村落文化毕竟是被割裂了原貌。于是才有了“流离失所的千万富富翁部落”的说辞。


众人都在关注杨箕村作为广州老村的文化传承问题,纷纷出现“只有钱没有文化有何用”、“原住民的悲哀”、“老广州不复”的感慨。但是却遗忘了杨箕村30多年来作为城中村存在的流动人口问题。


杨箕村已成为标准的现代化小区,但至少村里的古祠堂等建筑还是保存了下来。可是曾经容纳的数十万外来工却又去哪了呢?


翻翻政府的报告,“合理拆迁”“合理补偿”似乎都是针对原住民说的。但在改革初期推着广州城迅速往前走的千百万外来工的家园似乎总是无人问津、无人关注。


杨箕的村民还在自己千年前的土地上,成了千万富翁,独留下一个文化议题让社会去聚焦、让原住民去思量。


但作为城中村的杨箕外地村民们似乎再也回不来了。他们才是真正流离失所的一群人。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每一个城中村都是一个异乡人庇护所,同时也是异乡人注定的流离失所。”


我想知道的,不仅仅是城和村的关系,更是城中村的人们的故事。


于是,我把目光对准了,现存的另一个城中村,沥滘。

 

01

沥 滘 站


傍晚6点,天已经完全黑了,二十四节气已经走过了小雪。这里是很南方的城市,但也难以抗拒大自然的规律,天色像舞台剧的一幕刚毕,一片浓浓的黑色就毫无预兆地压了下来。


但是,这里是广州,广州的黑夜不是真正的黑夜。在珠江的两边,亚洲第一高塔炫目的彩灯昼夜不熄,以CBD为中心辐射出来的城市中轴线多是过百米的摩天大厦,全玻璃铺就的外墙闪着极好看的光。


可我不在CBD,也不在中轴线。


我在走向一个建在城中村的地铁站——沥滘地铁站。


我要离开这里,逆着人群的方向。


沥滘是个规模不小的城中村,人口很多,但是这个地铁站却是异常的偏僻。穿过一条干涸的,裸露出黑得发亮的河泥的小河涌,左右左右左绕个十来次,然后必须要在一条极其曲折窄小的“马路”两边无数个拐口中选择正确的一个,才能找到这个四周被6、7层小楼包围、进入的过道仅能勉强容纳一台小三轮车的地铁站。


进入地铁站的拐口只有一个,而在那个拐口的出口处的一边过道上,数十辆那种电视里提及的“无照黑三轮车”呈队列状整整齐齐地码成一排,像皇宫大门前两边的卫兵,时刻迎接着女王的出来。


“靓仔,去哪里?”


“坐我这坐我的,便宜便宜!”


“来来来!”


地铁站的出口处,还围着两圈的摩托车。前一秒还在玩着手机,大口吸烟吐痰的司机们一看到像工厂流水线一样一波一波被电梯输送上来的人群鱼贯而出,便立刻开始了拉客抢客的生意。


傍晚6点多,恰好是下班的时刻。


从地下上来的人,女的男的小的老的,大多是一副疲倦的模样。一个身着翠绿色校服的男孩左手提着个印有“XXX私立小学”的饭盒包,右手扯着一个女人的衣襟,一跳一跳的,里面的饭盒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


女人瞥了一眼摩托车司机,快速拉着男孩穿越人群,径直走向离出口处不远的一个肉菜小摊位,特别小的一个小摊,一个小平房,屋顶还是用红的绿的广告纸铺了好几层,摊贩顶上的名字已经有种黑绿色,看起来像是盖了一层藓类,看不清了。但是该有的肉菜还是有的。


先是看见头,然后到上半身、下半身,从地下冒出来的人愈来愈多。有些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穿着一条泛白的紧身牛仔裤,一件糊在背上的汗衫,弓着背,眼神迷离地走出站,大多对摩托车司机的蜂拥而至视若无睹。


有些年轻的男人女人,很年轻的样子,我琢磨不比我大几岁。他们穿着比较时尚整洁,背一个校园里常见的双肩包或提一个正式的公文包,直到身子完全出现在地铁口的前一刻,眼睛都没离开过手中的智能手机。


摩托司机们对于这些年轻人似乎有种疯狂的偏好,你挤我,我扯你,三三两两的年轻男女被拽上了摩托车,“轰”的一声疾驰而去。


“他妈的!别老是抢我的客啊!”


处于第二圈的摩托司机中的某个人突然骂道。


“妈的,今天有点冷了,还不能早点收摊!”


“你买了菜没?”


“还没,去大市场吧,这里附近的才太贵了。”


“喂,是我回去再把资料发给你吧!”


“妈,我正准备回家,待会就吃,是是是……”


吆喝声、交谈声、咒骂声,这大概是我见过的最“乱”的一个地铁站了。人群正在散去,学生、青年人、中年人纷纷消失在出站拐角处。


附近开始响起“吱吱吱吱”的声音,那是油锅的声音,一股股饭菜的香味从四面八方飘了出来。出站的人走得更快了,唯有摩托车司机还在抽着烟,扯着喉咙喊:“来我这来我这!”


现在是回家的时刻。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区、不同的线路,最后从这个站点冒出来,这是这个地铁站存在的意义,也是这条村子的价值。


沥滘站位于广州地铁三号线上,这条线上有天河城、珠江新城、广州塔。而这里临近终点的沥滘村,是广州目前仅存的但很快也将不复的城中村。


这里离CBD不远,在高处远望能清晰地看到广州塔的彩色,东塔西塔的金黄。但这里却是一片一片的平房,密密麻麻,大体上很昏暗。只是远远地看,一个个透出亮光的窗子拼成了一层层小格子,像商店的橱窗,每一个橱窗后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02

生 存 着

 

摩托车司机不是这个城中村唯一的拉客者。


在沥滘村的另一个街道上,王师傅在为交警开出的“牛肉干”苦恼不已。牛肉干,就是交通罚款单的意思。城市的汽车在普及,但停车位的稀缺像公路堵塞一样,成了广州这座大城市挥之不去的一片霾。在许多高档小区,停车位的要价甚至高于汽车本身。


而在原本就被密集分布的握手楼和各种沿街叫卖的摊贩霸占的城中村,大部分居住在城中村的车主只能选择将车子随意停放在并不宽敞的马路边。虽然在城中村的内道执法者是不会有这种闲工夫去管理的,但风险还是有的。停靠在路边的车子,不论高档低档,随时都面临着被飞驰而过的三轮车刮伤或是被从高楼扔下的垃圾砸出一片片蜘蛛网状的玻璃花的危险。对于这些风险,王师傅只是苦笑道:“都试过,但没办法。”


而王师傅的车之所以会被交警罚到,是因为停在了沥滘村外围的新马路上,那是靠近珠江的一边,宽敞的沥青马路油亮油亮的,和城中村那些曲折且肮脏不堪的小道有着天壤之别,是为了正在建设的新CBD——广州之窗金融中心——特地修建的。由于王师傅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才回来,所以村内的路基本都没位置了,迫不得已他只能将车子停在这边。


“我算过一笔账,停到停车场月费要600,而停在这大部分时间被罚都不超过三次,所以还是不亏。”王师傅这笔账算得还是很清的,虽然多少有种鱼死网破的意味。


城中村的私家车和外头的私家车性质大多是不一样的。对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而言,车是一种便利的代步工具。但是对于王师傅这样的人来说,车子却是撑起一个家庭的主要支柱。王师傅很大方地承认,他们这类车子都是用来私自载人载客来赚钱养家的。就是所谓的“私车运营”。


每天早上,在沥滘村住宅区与批发市场交界的十字路口,都会有各种型号、牌子的私家车敞开大门列队等候,等待需要运载货物的商家的聘用。相比于正规的运输用车,私家车更为灵活和便宜,所以在沥滘这样靠近大型批发市场的城中村,私车运营俨然已经发展成一门产业,像城管永远也赶不完的叫卖一样,养活了许多缺乏技术知识的外来务工人员。


王师傅是这一行的老手了。40来岁的他跑货运已经20多年了。他也是90年代的时候出城谋生的农村青年大军的其中一员,因为缺乏知识,只能从事一些体力活,后来有了点积蓄,就买了辆车自己跑运营。


“我们这行,十年前开始就是非法的。”


“只不过,那时候的交警随便给点好处就放过了,这是行内都知道的了。”


王师傅现在开的是早些年吉林一汽出产的小面包,银色,车头的大灯两边的颜色是不一致的。车尾门上有几个刺眼的坑,就像雪地里消融出的洞穴。


车内的座椅、控制台已经很陈旧了,束起的遮阳板后夹满了满是邓丽君时代风格的女明星比基尼写真照片,录音带大小的。这些都是王师傅从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以前起就放在车里的,唯独处在正中央的一张是比较新时代风格。


“那是我妻子年轻时候的照片。”王师傅微微一笑。


王师傅的妻子待在老家带照顾孩子。除了逢年过节,王师傅都是一个人生活的。一个中年男人,数十年复一日,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大城市,没日没夜地奔波在夜晚的霓虹灯中。


一个中年男人,依然孤身一人在这座城市为了生活打拼,这其实是一种必然。


“我不是广州本地人,小孩子读书只能读完小学,外地户口在这里读中学那是要好几万的啊!只能回去(乡下)啰,孩子他妈也只能跟着回去伺候,这是没办法的。”


确实,王师傅不是一个人,在城中村里有一些私立的小学,专供外来工子女就读,但是一到中学,大多数外地学生因为户籍问题、家庭能力问题只能回到户口地继续学业,对于许多父母出城打拼的家庭来说,孩子成为留守儿童的命运总是难以避免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王师傅靠着走车的活,供完了小孩在这里读完了小学,中学是无能为力了。车是王师傅在大城市生存的支柱,同时也是他家庭生存的支柱,从以前就是如此。


 “也就七八年前,在广州住查暂住证查得很严,居委的人天天挨家挨户敲门。那时候,要么老老实实躲在家里不回应,要么被罚。我就被抓过一次,后来干脆有几天睡车里了,真像警察抓小偷。”王师傅单手抚摸着车门,目光来回扫视着车子,仿佛这是有生命有感情的搭档。


这几年来,私家车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越来越多私家车加入到运营的行业,而随着滴滴打车等网络软件的兴起,许多年轻一代的“司机”正在抢走王师傅的客户。


家人三番四次劝说王师傅放弃跑车的行当,回家乡令谋生计,一来是可以不用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私车运营市场,二来是避免家人分居的境况。


但是,王师傅是铁了心要在这座大城市里拼搏下去的。“我都40多了,再换职业还能换什么?何况有哪个人愿意回到穷乡僻壤呢?”


口上说的很硬,但师傅心还是很清的。他随身都会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数字,黑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有些字迹已经开始墨水散泛,变得模糊不清了。


每跑一趟车的报酬,每一次加油,每一张牛肉干,每一分房租,凡是涉及到大数额的师傅都会在这里做个笔记,算上一笔账。


2016/10/22李先生 海珠到白云,一趟货物80块。里程20公里。

2016/10/24 加油,100。

10/30 房租200,水电500。

10/30 牛肉干200

寄回家,1500。


王师傅的小本子上写满了这些数据,最早的一笔是2014年的一次货运记录。从中可以看到,2014-2015年,房租是1000元,2016则是2000元。


“换了好几本了。开销的数字越来越大咯”师傅有些无奈。


“赚得越来越少,房租越来越贵咯。”师傅看着小本子,摇摇头。


王师傅坦白,他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在这座憧憬了半辈子的城市生存多久,私车运营的收入是很不稳定的,但城中村的房租等日常开支却是稳定地上升。


城中村的私车是有增无减的,每天等着有货可运的“司机”也是越来越多。王师傅说:“大家都以为在大城市好赚钱,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但只要来了就不想回去了。”


 

03

抢 滩 潮

 

在西方,租房是个普遍现象。但在中国,收入的涨幅似乎永远是宝马后的拖拉机,很难赶得上房租房价的上扬。


田先生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目光没有离开过手中的智能手机的屏幕,这是他新买的手机——型号略显过时的红米2——但却是他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智能手机。


客厅很小,实际上整个屋子就非常狭小。一房一厅,还配有独立厨房和盥洗室,大概6、70平方米的样子,以城中村的面积算,这已经算是条件比较好的出租房了,足够他一个中年人栖身了。


“好在这房龄较短,当年租房子都是要看房龄的,能租新就租新的,不是钱的问题,就是怕发生过一些不好的事情。”田先生刚初到大城市那会,治安还不太好,有着一些屋里藏尸之类的传闻,中国人是很忌讳这些的,都宁愿掏多点腰包求个心安。这一带的房子都算是新建的,在改革开放不久,愈来愈多人涌入广州这座省城带着一股暴富的心讨生活,在大城市孕育出一批亿万富豪之前,先富起来的却是房产,除去珠江新城等现代化的私人小区,其次就是一片一片依托广州老村落而堆砌起来的握手楼,一般这些建在农村集体用地基础上的楼房都不会太高,7-8层,但是密度却很高,一格小窗户代表着一格家庭,有点像橱窗里的展品。有些地方楼道之间甚至容不下一个普通的城市垃圾桶,因此被称为“握手楼”。


田先生住的这一带是以广州老村沥滘村为中轴线扩散开来的城中村居住群。


田先生是80年代来到广州打拼的,当时他才二十来岁,是典型的改革开放后人口城乡大迁移的那一代青年,满怀热情、富有活力、身强力壮,希望能在大城市获得一席之地。


从90年代到16年,田先生在这间屋子里住了20多个年头,从小伙子变成了中年人。


虽然已经成家立业,目睹了一个又一个熟悉的人早年从外来工的大军中挤入城市的上流社会,但他始终是那个房东口里的“租客”。


田先生房间那扇窄窄的窗外,是一片大好的风景,这里是整条街道握手楼的端头,因而窗外没有任何建筑物挡住视线,远眺,绕过成片的平房可以看到小蛮腰和广州的东塔西塔,那里是广州城最繁华的地方。屋内的逼厄与窗外的开阔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1980年代初来到广州的时候,田先生成为了一个酒店的后厨帮工,粤语里称作打下水,实际上算不上是什么体面的工作。但是1990年代的时候,往往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才能找到像样的工作,而田先生只有初中学历,连高中都没有读完。


田先生自认为是个没什么野心的人,相比起同时出城的许多青年那样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削尖脑袋往上走,他更希望能相对自由地选择职业和人生。而在后厨帮工虽然不具备成为人上人的潜力,但偶尔能偷点吃喝,也算是清闲。田先生当时的状态有点像今天的90后的态度,心有所向但同时也较为随性。


但那不是一个可以让一个外来务工青年过随性日子的年代。千禧年前的最后几年,田先生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时改革开放和新世纪的到来交汇成一股强劲的原动力,催促整个城市快步往前走。几乎是在几年之间,广州的楼盘开始越建越多,房价也开始水涨船高,一发不可收拾。


“2003年的时候,洛溪大道这边的房间才不过5000多一平方米,到05年前后,好的地段就已经到8000左右了。”无论是2003还是05年,过半万的房价对于许多比工薪阶级还低的外来工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


“那几年就像香港以前说的‘抢滩潮’,有点家财的全抛出来买房产甚至倾三代之力,没有家产的也尽力东拼西凑,负着债也要买房子。”尽管如此,田先生还是没有赶上这波“抢滩潮”。这是一种很乡土中国式的心态,出于对未来的不安全感,畏惧于将现有的一切投入到房子中。但田先生没想到的是,商品经济在广州这个省城会蔓延地如此之快。很快,高企的房价已经令他再也无法出手了。


田先生在2001年的时候搬进沥滘的城中村,当时他和妻子只是想着以此为跳板,等到时机成熟就去供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想不到这一住就是半辈子的事。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田先生的妻子比他文化水平高一些,瘦瘦弱弱的,虽然常年奔波在成衣工厂和家庭之间的压力在她的脸上刻下了过早出现的衰老痕迹,但她说话果断、坚决,有种强人的气场。为了房子问题,她和田先生争吵不断,但俩人始终过着相濡以沫的日子。田燃说,这是大部分城中村家庭的共同现状,一边被城市的生存压力逼得喘不过气,一边又只能默默坚持。


“(他)说,贫穷不是一种罪!这是一个男人应该说的话?”田先生的妻子抱怨道。对此,田先生并不否定,更多的时候他只是默默坐在一边不置可否。冷战是这个家庭常有的事,而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抢滩的失败。


在大城市的窘迫迫使2008年的时候田先生妻子回到家乡,在自己祖辈留下的地产上盖了两层的小房子,这幢房子初步盖好花了近30万,而在2001年前后,这笔钱可以在近广州中心地带买一套不算大的房子。田先生妻子坦白,贫穷确实不是一种罪,但社会生存如此之大,贫穷就像穷人的墓志铭,连活着的尊严都被剥夺,有自己的房子才不会被乡下的亲人鄙夷,心里才有底,从某种程度上说,房子是尊严的一部分,至少是尊严的外壳。


和王师傅一样,已是中年的田先生现在依然是孤身在城市生活。妻子在老家看着属于自己房子,孩子在老家为高考奋斗。一家三口,分居各处,但各有各的拼搏。想要生活得更好,一刻也不能停歇。


在广州两千多万的人口中,有一千多万是外来务工人员,这些人中有超过2/3仍然挤在各大城中村的出租屋中。现在在距离广州CBD中心较远的城中村租一套房子,普遍需要3000块,而全广州的房子每平方米的均价早在前几年就突破五位数了。


1990年代刚搬进来的时候,田先生只需要每个月支付400块的房租,到现在已经上升到2000了。而他每月的收入也就3000左右。尽管如此,房租还是在不断地上升。


“你不租还是会有人租,现在刚毕业的白领租这里的可多了。”这就是广州,房子已经成了一种生存的基本条件。以前城中村容纳的是社会底层的外来务工员,现在田先生这些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和新一代农村青年的竞争对手已经默默变为曾经是“人上人”代名词的大学生、都市白领。


田先生每次跟老朋友聚餐,都要发一通牢骚,怨恨自己当年的“抢滩失败”。


 “抢滩失败是以前的事,真正可悲的是在同样的城市,同样的环境却没有再次抢滩的机会了。”田先生每次说到这句话都要长呼一口气,像一个烟民吐出最后一口烟云那样略显无奈,虽然他从不吸烟。

 

04

城 中 村


改革开放初期,城中村的出现是个好兆头,那意味着城市开始注入利用率最高的动力——人。城中村给了那些出城打拼的人们一个安心奋斗的机会,也给了原住民靠着土地做风险投资的机遇。


城中村就像一颗颗珍珠,充满活力,曾经确实光彩夺目,但是终究到了氧化泛黄枯萎的一天。于是,城市选择了最符合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一种方法——拆——来处理这些“过时”的建筑群。


所谓的拆除改造,就是旧城新改。作为北上广深联盟的一份子,藏污纳垢的城中村显然有如这个城市的一块伤疤,是政府官员的“眼中钉”。但是,旧城改的几乎是所有的一切。


猎德村、杨箕村,曾经都是规模巨大的城中村,容纳了一批早期建设广州的外来工。而在旧城改造后,错综复杂的建筑群被统一规划成现代楼盘,连部分传统古村宗祠都被翻新成另外的模样。


“拆迁有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


“共同建设美丽新广州。”


“合理拆迁,合理补偿,建设现代化家园。”


这些如今在沥滘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拆迁动员标语”同样也曾出现在每一个城中村的墙壁上。


“标语写的确实没错,只是拥有美丽家园的是拥有本地户籍的村民,而我们只能是又少了一个容身之处。”田先生曾冷冷地说。


猎德被拆后,大量的外来工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们迁移到杨箕,杨箕被拆后他们迁移到沥滘。如今,用耀眼美观的玻璃镜砌成的大厦“广州之窗”宣告了沥滘不久将被抹平重建,建成一个个现代化小区的蓝图。


“大概会考虑搬去远郊吧,这是没办法的,小区不是我们租得起的。”王师傅拍拍自己的车子,“当然,实在不行就真的把它卖掉,回老家算了。”


沥滘村有个很大的菜市场和小摊贩聚集而成的“购物一条街”,廉价的、质量参差不齐的各种商品小至牙签大到家用电器应有尽有,颇有几分闯进了机器猫百宝袋的错觉。


沥滘村有个规模一般的私人小学,里面的孩子都是随父母出城的,虽然暂时避免了成为留守儿童的命运。但没有本地户籍和一大笔赞助费的他们始终要孤身回到家乡的。从城市到乡下,这种落差是很大的。


城中村里,有无数个田先生,有若干个王师傅,还有其他各种从事城市底层职业的人。我们习惯地称呼他们为“外来工”,但在一个大城市的报告里,他们一般更多地被称为“劳动力”。


两千万人口的城市,有一千多万是这样的“劳动力”。


广州正在不断发展,向更加繁华的上海、北京看起,地图上城中村正在逐个被盖上鲜红的“拆”印。城市许诺的美丽新家园却往往是属于原住民的。


田先生、王师傅是上世纪改革开放后从乡村涌入城市的一代人,他们同时也是没能从大浪淘沙中跃过“人上人”龙门的一些人的典型。但好歹,他们也过了该奋斗的年纪,可以选择返乡。


但我分明看到,每个八点的早晨和七点的傍晚,从沥滘地铁站鱼贯而出的人大多是年轻的面孔,西装革履,提着沉重的公文包,大概内心还要想着夜晚的饱腹问题。


看过《新周刊》某期专题,说是现在愈发多大学毕业生在异地的大城市面临着“城市户籍考”。没有本地户口同时短时间内也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人,有多少涌入了沥滘这样的城中村?又有多少被大城市的拆迁改造逼着从一个城中村迁移到另一个?


中年的一代城中村外地居民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但在高不可攀的房价物价压力之下,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中年一代的外地居民的“没得选”反而是他们可以选的机会——返乡。但年轻一代,尤其是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们显然是不会选择同样的道路。


在这座城市,抢不了滩的田先生很多;勉强生活的王师傅也很多,他们还是一样住在城中村里。唯一不同的是,愈发多的年轻的“田先生”拥有高等学历,年轻“王师傅”的工作阵地也不是那一台车了,而是在某座城市的大厦里。


但如果城中村没有了,这些年轻的人们又该到那里安身呢?





林铭豪

学生 坐标广州

 

19岁,中文系在读,典型的文科生,不典型的文艺青年。

 

平时走街串巷看生活,喜欢关注平凡的人和事,欲做一个考尔菲德那样的麦田守望者。虽心怀写作梦,但仍处于前途未知的探索之路。

 

加入破茧是偶然,但也有必然。踏入不常涉足的非虚构写作领域,希望能借此走得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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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27 09:3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7-7-27 09:34 PM 编辑

逃避计生三十年,我如何走出被扭曲的人生|破茧046 

 2017-02-09 温晓薇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8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自启动以来的第46篇文章。作者温晓薇


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年已过,而很多人因之的伤口却未完全痊愈。当年,很多人家里为了要生一个男孩,想尽办法“逃计生”。温晓薇的这个故事就是身为一出生就被爸妈对外宣布“夭折”的秘密女儿和母亲之间逐渐达成的和解的长期故事。当二孩政策出台后,这一切更加让人无从感慨。


文|温晓薇


 “秘密糖果”


妈妈年轻时很美,爱唱歌,爱跳舞,还是个“有单位”的人。村里人常说奶奶有福气,儿媳这样好。才三四岁的年纪,我已听懂了大人的夸赞,内心很骄傲。


可妈妈到底长什么模样?那时的我脑中像玻璃蒙了层水雾,映不出她清晰的脸庞。我很难见到妈妈,只有过年,她才来我住的地方。因此,我总是从每年元宵一过就开始期盼除夕。


妈妈回来了,我躲在奶奶身后,怯怯张望着。妈妈端着碗追着弟弟喂饭,我远远跟在身后。妈妈用普通话一句一句教弟弟背唐诗,那声音像夏天的雨点敲打瓦片,噼啪噼啪欢快跃入耳中。我只会方言,一个字也没听懂。


我最喜欢拿着爸爸读过的教科书,指着插图给爷爷编故事。爷爷总夸我故事讲得好。和爷爷不一样,书里的字妈妈都认识,她一看肯定知道我在胡说。所以,我从来不敢在她面前讲。


妈妈也会夸我。她让我辨认晾衣杆上哪件衣服是谁的,我都答对了。她的眼睛眯眯笑成两弯月牙,夸奖的声音折得高高低低,就像村口那条青石小径。可我不敢直视她,目光撇向屋檐。一只黄褐色的小蜘蛛在墙角上下左右来回轻快移动,一张构图精巧的网轻轻晃动着。


我身上的毛衣毛裤构图也很精巧。穿着毛衣毛裤在村里晃悠,我经常会被姑姑婶婶表姑表嫂之类的年轻女子拦下:这花样好看。你站好,我看下针法。我定定站着,仰起脸,说:这是我妈妈织的。虽然我从未当面喊“妈妈”,可这两个字我早已暗暗喊了千百遍。


妈妈是编织高手。我喜欢帮她盘毛线,那是我距离她最近的时刻。我双手撑着线圈,左一下右一下放线,妈妈快速捋着线,呼呼盘进手心。毛线一点一点从我掌间溜出,快速在她手心成团。


时光很慢,悠悠地在身后团成记忆。终于盼来了长大:我可以上学了!这样离妈妈近了很多。


爷爷奶奶带着我从老家离开,下山寄住在三姑家。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妈妈教书的学校,但是到寒暑假,爷爷奶奶总会把我送回到镇上那个有爸爸妈妈的家里,住上一阵。


可以经常看到妈妈了。她有漂亮的脸蛋、白白的皮肤,留着烫卷的短发,身着利落的套裙,正式出门前的她亭亭然如一株木棉。


然而这美丽的模样并不是常态。


很多时候,她总在忙。她忙着搬砖头、忙着砌围墙、忙着布电线、忙着刷油漆……她穿着旧衣服,带着工人的白色手套,蓬头垢面的样子占据大多数时间。


她一直在忙着装修镇上的这栋房子,并没对我的到来投以多一分的关注。


我只能和弟弟玩。


弟弟有很多玩具,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弟弟有一台小霸王学习机。这是他考第一名的奖品。那个学期,跟他同年级不同校的我也考第一名,分数比他还高,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弟弟教我玩电子游戏。《超级马里奥》、《疯狂坦克》、《魂斗罗》……不论哪款游戏,他总能轻易通关。可我总笨手笨脚,控制马里奥跨越障碍这样简单的动作,我也神情严肃、全身随之上下晃动,仿佛自己是个木偶控线人。


我还笨嘴笨舌,喊不出“爸爸”、“妈妈”这两个词,似乎总要把“baba”、“mama”的发音闷闷吞进喉咙里。我不敢像弟弟那样撒娇,不敢缠着妈妈讲故事,我不能跟着妈妈一起上街,我不能在家里有客人的时候在楼下玩……


对了,为应对不速之客,我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逃窜技术”。


每次全家人围坐餐桌吃饭时,我总要竖着耳朵时刻关注着院子里的动静。一旦有陌生的脚步声或咳嗽声朝门口接近,我就熟练地收起碗筷、抹平餐桌上的残渣、提着自己的鞋子溜到楼上。待客人推门进入时,我已气定神闲地趴在楼板上听着大人们在楼下交谈。等客人离去,我才能下楼完成我那被中断的用餐。我最恨那种一聊几个小时不肯走的客人,那样,我常常要被饿得头晕眼花。


哪怕有这样那样忧伤的时刻,我还是很高兴能在爸爸妈妈身边,仿佛手心里牢牢拽着一颗甜甜的糖果。就算不能剥开糖衣大快朵颐,闻一闻香甜的气息,也能让人感到满足。


遗憾的是,大人的心里总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他们无法也没有时间理会你手握一颗糖果的秘密喜悦。


8岁那年除夕夜,吃过年夜饭,看了一阵春节联欢晚会,我和弟弟争着跳上爸爸妈妈那张漆成枣红色的大床,央着妈妈讲“年”的故事。一家人挤在一张床上,热热乎乎,这是我梦想中的过年方式。或许是这欢愉气氛鼓舞了我,我第一次大胆要求妈妈讲完一个故事讲另外一个。妈妈居然答应了……那晚什么时候睡着,我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睁开眼,我发现自己并没有躺在那张枣红色的大床上。我被偷偷抱回爷爷奶奶房间。像被人抢走珍藏很久的的一颗糖果,我却无能为力。委屈充满了整个胸腔,我“哇——”地爆出了哭声。


哭声引起了大人的不快。奶奶皱着眉,解释说爸妈的床太挤,小孩子在哪里睡不都一样。妈妈怪我不懂事,说大年初一哭会招霉运。爸爸则上前直接赏了我一脚。


除夕夜的欢乐像灰姑娘的子夜舞会,天亮时突然都还原成冰冷的现实。我抹着泪,好希望有谁能够过来抱抱我,哪怕只是摸摸我的头也好。可是没有。


在大人的呵斥声中,我一点一点把哭声咽了下去。


我是谁?


“不要跟同学闹别扭,咱们在这,头顶的天,脚下的地,那都是借的。”在三姑家读书的那段日子,奶奶反复告诫我。


我“哦哦”应着,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这谁家孩子啊,长这么大了。


——我大妹儿(我大姑,她嫁到外地,在三姑家很少人能见到她)的闺女。哎,这年轻人啊,孩子太多看不过来,就都丢给老太婆。


我是大姑的女儿。我心里重复着,记下了。


没过多久,我又多了一重身份。


可以给你报户口了。大约10岁时,有天爸爸兴冲冲回来告诉我。


其实,我不知道“户口”到底是什么东西。大人们嘲笑我没有户口,他们叫我“黑户”,说公安局一旦发现就会把我抓起来。听到爸爸要给我报户口,我激动得想立刻冲出门去、挨家挨户宣告:我再也不怕被抓起来了!


填户口信息时,爸爸记不住我生日,填错了。可我依然很高兴,毕竟户口簿上爸爸妈妈都不对,生日错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户口簿上,我的身份有点绕:我是舅公家的女儿。


爸爸说,舅公夫妇没有生养,我变成了他名义上的养女(读高中之前,我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落户他们家只是一个说法)。


感觉脑回路还没捋顺,学校里就来了一拨大人物,问了许多关于我的身份的问题。大约就是我父母是谁、我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什么关系以及家里的各种亲属关系等问题。


我抬头盯着一个梳着大背头的男人,一一按照他们的问题作答,仿佛在做一个“我是谁”的角色切换游戏。


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族里,这个游戏对我来说并不难。亲属关系如同一张蛛网时刻罩着我,我很清楚在不同的位置上,自己与网络上其他人的关系。


“市教育局派人到我们班调查时,你女儿应答如流。”事后,班主任似乎对我的表现很满意,还在妈妈面前夸奖我。看来这些大人物在我这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线索。


我不在妈妈所在的学校就读,但我们在同一个以镇为单位的学区。我的很多老师都和爸爸妈妈共事过,他们知道我是谁。


在三姑家住了7年,我要到镇上读初中了。爷爷奶奶带着我和二姑家的表弟表妹(二姑和姑父外出打工,把表弟表妹交给奶奶带)住进爸妈镇上的家里。孩子多,正好可以掩藏我的身份。


第一次真正回到爸爸妈妈身边,我紧张又兴奋,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对着镜子练习和爸爸妈妈说话的表情、语音、语调。虽然我已经会模仿弟弟故作轻松地叫他们“老爸”、“老妈”。可一开口,不出两句,我又窘态毕现。为掩饰内心慌张,我总急着一口气把话说完,语气又急又硬。


这个阶段,我已经过了听故事的年龄,再也没机会躺在她身旁。不知什么时候起,妈妈已习惯从衣服店给我们买机织的毛衣,而不是手工编织,我也因此没有机会和妈妈合作盘毛线。妈妈总是忙忙碌碌,而我跟她之间连接的管道似乎慢慢都被切断了。


我得表现得比弟弟好,证明我不比弟弟差。我暗暗在较劲。我认为,一定是因为自己在很多方面不如弟弟,所以爸爸妈妈不喜欢我。如果自己变成一个好孩子,爸爸妈妈应该就会注意到我,会给我更多耐心和时间。


在课余时间,我和同岁的表妹春天主动帮奶奶洗碗、周末整理每个人的房间、洗全家人的衣物。在成绩上,我甩开了一直跟我齐头并进的弟弟。我在全年级500多人中稳居前三名,而弟弟一直在三五十名间徘徊。


然而,我的努力并没有预期的收效,相反,或许我太过让人放心,妈妈把所有的关心或操心都给了弟弟。


妈妈偷偷给弟弟买好吃的,偷偷给他买课外辅导书,然后让他用塑料袋包着、藏在我不易找到的角落里。妈妈背着我给弟弟打气:你要超过姐姐。你是这个家、是妈妈所有的希望。


不巧的是,这些都被我发现了。我像一只被逐出雁阵的大雁,哀嚎着找不到归属和方向:在山上的老家,大人经常说我是被爸爸妈妈遗弃的“黑孩子”,寄住在三姑家7年,奶奶告诫我,我们在寄人篱下。回到自己家,我发现这里还是没有我的位置……


弟弟是这个家所有的希望,那我是什么?偷藏吃的、偷买辅导书,是把我当贼防吗?


我当面质问妈妈。


我哭了,把自己小心翼翼藏起来的委屈一股脑倒了出来。


我指责她重男轻女。


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个家庭里都有“重男轻女”的情况:爸爸那一辈的男孩子,大多都上过学识得字,而女孩极少有机会读书。男女都下田地干重活,可家里难得的白米饭和肉一定是先就着男人吃……但我依然感到不公平,甚至怨愤。我语气激烈,几近嘶吼。


妈妈几乎接不上我的质问。


她哭了,也把自己小心翼翼藏起来的委屈倾泻而出。


她怪我没良心。她说她为了我,吃了很多苦。她说这些年,她每天都在承受着计生政策带来的高压,每天都吃不香睡不安。


母女俩吵作一团,哭成一片。爸爸下班到家看到这情形,脸色瞬间暗了下来。他从腰间解下皮带,往我身上抽。


皮带所及处火辣辣地疼。进入青春期的我却犟得像头牛,梗着脖子喊:打死我算了!


表妹见爸爸又要举起皮带,赶忙上前拦住爸爸,搂着我别进了卧室。


我和表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她抱着我,也哭了。


我要去跳河。我说,这样活着太没意思了,不管我在老师同学眼里多优秀,在爸爸妈妈眼里,我永远不如我弟。


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表妹搂紧了我,大哭。你要跳河,我陪你一起跳。


我俩哭累了,不知什么时候就歪在地板上睡着了。


天黑时,奶奶砰砰砰地敲门,唤着我俩的名字。


楼下食物的香气悠悠地从木门门缝里钻了进来,缓缓飘入我们的身体,像解药一般唤醒我们已经迷离的意识。我头疼,手臂疼,肚子饿。


一个对食物还饱含欲念的吃货,在死这个事情上注定是要认怂的。


站在桥头上,我想纵身一跃,好让爸爸妈妈永远痛心。这样,或许我就可以永远停留在他们心里。


可最后,我还是转身回家。出生前就跟死神“擦肩而过”、出生仅三个月,我被宣布“夭折”,或许“死”在爸爸妈妈眼里也并不是多大的风浪。想到这,我觉得我或许不应该死。


僵局中的弃子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抓得特别严。记事起,村子里就有很多人在“逃计生”。


为了要个儿子,这里的人们似乎可以不计代价。


有人四处躲藏,计生人员逮不着人,就砸开门,进入空无一人的房子,捣毁里面的家具。


有的人不幸被抓,不管孕周多大,往往都被强行流产。记忆中,我三姑就曾为拼第二个男孩四处躲藏。距临盆一个多月时,她还是被逮住了,在一个黑洞洞的夜里。第二天传来消息,流掉的是个男孩,出来的时候还会哭。那一夜,她的哀嚎像一道血口,时常把我的梦境染成殷红。


有的人逃了很久也没生着儿子,只能接着一次又一次历险,生下一个又一个女儿,然后一个又一个地送人。


有的人很快就生下儿子,回到家里喜气洋洋,在堂屋里摆满猪羊鸡鸭瓜果酒茶,焚香感谢祖宗庇佑。如果他们再交点罚款,生活又可以恢复风平浪静。


在福建东部的偏僻山村里。生个儿子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很多人一生都在为儿子而活。很多老人闲聊时都会感叹,“等儿子讨了媳妇、起了新房,我这一生的任务就完成啦。”如果没有儿子,那这个家庭基本就成了村里的“隐形人”,谁都可以忽视他们,都可以嘲笑他们。


我的爸爸妈妈也为要个儿子,“逃计生”。


我出生三个月后,爸爸妈妈对外宣布:头胎女儿夭折了!次年腊月,弟弟降生,家里很快多了一张《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我的出生在大人的预期之外,我的性别更与他们的期待相悖。他们告诉我,妈妈怀我的后期患上严重肝炎,打了很多针吃了很多药,可是我还是顽强地、健康地出生了。


母女平安,还没来得及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少欣喜,立刻把一个尖锐的难题甩到全家面前。


生个女儿就等于“断后”了。读再多书、有再体面的工作有什么用?伯公这句话刺痛了爷爷奶奶,也刺痛了爸爸妈妈。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没有再生个儿子,我将愧对列祖列宗。爸爸说。


再博一个男孩,意味着必然要超生。可这是一条红线,会让爸爸妈妈丢掉工作。妈妈说,家里太穷了,他们需要这份工作。


爸爸妈妈分别是自己家里的长子、长女,都担负着家里的经济重担。他们俩参加工作后还都把自己的弟弟带在身边读书、照顾他们的生活。


那时家里还背着巨额债款。在我出生前爸爸为朋友做保贷款,后借款人不幸遇害,所有贷款和利息让爸爸背了上万元债务(当时爸爸月工资53元)。一旦没有工作,这个家肯定要被击垮。奶奶说,爸爸差点因还不上债而轻生。


工作不能丢,毫无疑问。作为村里第一个走出来的读书人,所有人都对爸爸寄予光宗耀祖的厚望。生长于山沟沟,经历过贫穷和大饥荒,爸爸比谁都渴望抖落裤腿上的泥巴。丢了工作回去当农民,那比夺去他生命更加可怕。


妈妈和爸爸一样渴望出人头地。妈妈小时候,算命先生说她是“乞丐命”,所以外婆一直看不起她,甚至不让她上学。在校长多次家访做工作之后,外婆才勉强让妈妈完成中学学业。文革结束后,老师不断到外婆家游说,妈妈这才获得机会去补习并参加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


她太渴望逃离外婆了。第一次高考,她就直接报考南京大学。最终,分数差了7分。


“我要是再考一次,我相信我能考上。”妈妈后来时常做这样的假设。可外婆终于再也不给她机会,要求她进入当时的国营蜜饯厂工作养家。


妈妈做了最后的反抗:她去一个小学当起了民办老师。


之后妈妈结识了同样当老师的爸爸。跟爸爸定亲后,妈妈在婆家的资助下到一所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一所中学,这才算是捧上体制内的饭碗。


工作不能丢,又不能没有儿子。爸爸妈妈几乎陷入绝境。


“把女儿藏起来。”妈妈的同事、闺蜜芬阿姨提议道。


芬阿姨此前因为超生被开除公职,可她坚信多要一个孩子是值得的。作为一个挑战“红线”的失败者,那些年她没少总结自己失败的技术原因。


很显然,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爸爸妈妈面前的僵死棋局被激活了。弃车保帅,总要选择一条活路。我就是那个被弃的棋子。


上世纪80年代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婴儿夭折并不鲜见,加上妈妈孕后期得了严重肝炎,因此,他们认为这个说法简直天衣无缝。


于是,我出生三个月后被抱回那个偏远的小山村,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其实,村里人如果第一胎是女儿,是允许再生一个的。可他们说爸爸妈妈跟别人不一样,他们是“有单位的人”,只能生一个。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想明白为什么这个规则要这么设。


爸爸可以有六七个兄弟姐妹,为何爸爸只生了我跟弟弟,就算超生?


为什么这个规定还对我的爸爸妈妈,和对村子里其他小孩的爸爸妈妈限制的标准不一样?


难道“有单位的人”犯了什么错?这似乎有点说不通。大人提起爸爸妈妈“有单位”,语气明显是羡慕的,没有感觉他们犯什么错。甚至还有长辈说爸爸妈妈是村里“最有出息的人”。可为什么“有出息”的人不能生两个孩子,普通的人反而可以?


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他们只告诉我一个可怕的事实:爸爸妈妈现在超生了,如果我被人发现了,他们就会被直接开除,甚至会被抓起来坐牢。他们还说,如果被抓去坐牢了,爸爸妈妈连过年都回不来了。(长大后跟爸爸求证,没有“坐牢”一说,系乡里大人误传。)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旦有“查计生”的风声,我就领命挨家挨户“封口”,央求每一个乡邻不要泄露“我是我爸妈的女儿”这个秘密。


我常想,如果我没有出生,爸爸妈妈直接生弟弟,那该多好。


为此,我常常讨厌我自己。


可是我不希望别人讨厌我,我希望得到很多很多的爱,尤其是爸爸妈妈的爱。但现实总是让我很失望。


初中三年,我跟妈妈争吵的次数很多。


最初的争吵是因妈妈的“偏心”,我感到委屈和愤怒。后来,我竟有些上瘾。我想通过做“好孩子”引起她注意,可是这个想法行不通。当我说混账话时,她的反应很激烈,她会泪眼婆娑地絮叨过往的种种。这让我内心生出一点近似变态的安慰:她还是在意我的。


后来,争吵成了我面对妈妈最舒适的状态,因为这个时候,她把精力投在我身上了,而我也不会因为跟她说话感到慌张。


 

 “有污点的人”


“当时真的太害怕了,怀飞飞的时候一天假也没敢请,也不敢去做产检。后来我偷偷找一个接生婆,摸了摸……”直到现在,妈妈一提起心惊胆战的日子,总喜欢叙说她怀弟弟时的情形。她认为,弟弟现在性格软弱,主要是因为她怀他的时候整天担惊受怕。


这样紧张的日子到我们读高中时达到了顶峰。“县计生委要求我们做亲子鉴定。”妈妈说着,仿佛脚下马上要踏向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面部表情僵硬,双眼圆睁。


夜里醒来,我经常发现妈妈房间没人。后来,她告诉我,她整宿绕着县城的马路不断奔跑,以此消解内心的愁苦和不安。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有人劝诫妈妈,你有一对漂亮的儿女,别人花几百万也买不到,你该知足了。你是个女人,在事业上就不要那么卖力了。


妈妈听到这总是很不服气,女人怎么了?我的能力和责任心摆在那,要的也只是是一份基本的认可。这难道很过分吗?


爸爸称评价妈妈,一辈子愣是活成了“教科书”。为人正直、坚守原则、任劳任怨,这些词随便拎出哪个,她都担得起。


在他人眼里,妈妈的卖力有点冒傻气。有几个亲戚看了中央电视台关于“最美乡村女教师”的报道后,都跟她开玩笑:如果没有多生一个,你的事迹早可以上《新闻联播》了。


虽然他们的口气带着戏谑,但我并不怀疑这个可能性。看了几期报道,我觉得妈妈和那些主人公确实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相同的品质,尤其那种被人视作“傻”的韧劲和付出。


妈妈也很为自己的教学成绩感到骄傲。按自己的成绩,早在二十年前,就够格评高级职称了。这是她的一个心结,也是引发被人举报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要她一开始申请评定高级职称,举报信必定随之而来。


就因为多生一个孩子,一辈子得背着一口“黑锅”。这让遵规守纪(除了计生这一条)的妈妈感到万分不解。


这计生政策到底是为了什么?说是控制人口,可在农村任教一辈子的她根本没见到几个独生子女。农村人口那么多,不控制这大部分,光控制少许有工作的人,这有什么效果?


计生政策除了说少生,不是还强调优生吗?可有学历、有工作的人要求只生一个,农村越穷越生得多,这跟优生的初衷真的吻合吗?


“真的把我开除了,可我依然还是有两个孩子。改变的只是学校里少一个真正热爱学生的老师,多了一个干农活的妇女而已。其他人想生的照样生。这于国家大计又有什么影响呢?”


与妈妈不一样,爸爸比较随遇而安。得了儿子后,他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有了“污点”的人,在事业上,他只求稳,绝不敢有其他非分之想。


生命力旺盛的妈妈在释放她的能量时,不得不成天担惊受怕;爸爸变得“不思上进”,这样反而能换来些许安宁。


这实在是一个讽刺。


高中那三年,妈妈一下子老了好多。


她鬓角有丝丝白发往外直冒,她的大眼睛下方垂着大眼袋,黑眼圈越发明显,她原本白皙的皮肤变得松弛发暗,整个人都充满了更年期的焦躁与不安。


除了不断有人盯着她超生的事情,弟弟进入叛逆期,也让她操碎了心。


那段时间,我在妈妈眼前活成了“隐形人”。妈妈给我和弟弟的住所打电话,从来不问我的情况,甚至包括寒暄式的“你吃了没?”都没有。她的电话永远又直又楞:“让飞飞接电话”、“飞飞回来了吗?”


我开始有点讨厌我弟弟,拒绝给他洗衣服、做饭。有次生气,我还朝他泼酱油。弟弟对妈妈各种乖张、叛逆,对我却默默予以包容。


“老姐,不论你遇到什么事情,你还有我。”在我难过时,他会这样温柔安慰我。


我感到很温暖,但这依然没有阻挡我要逃离家的渴望。


高考结束填志愿,我只给自己一条原则:离开福建!


我不想在弟弟身边变成“隐形人”,我不想再成为妈妈哭诉的“原罪人”,我不想让计生人员轻易找到我……



  “和解的努力”


18岁生日过完,我离开家,在1373公里外的西南边陲成了一名大学生。


爸爸送我去上学。我们俩坐硬座火车,熬了40多个小时。一路上很累,但我却很开心。


我获得了人生中渴求已久的许多“第一次”:我和爸爸第一次说了那么多的话,我第一次吃爸爸给我削的苹果、剥的鸡蛋,第一次靠着爸爸的臂膀睡觉……那个遥远陌生有点凶的爸爸似乎倐地一下变成真实亲切的爸爸。


这让我倍感温暖,也备受鼓舞。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大学图书馆、大学宿舍楼里,我时常在一种安全的、舒适的距离里想念着爸爸妈妈。曾经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慢慢褪掉了争吵撕裂的痛楚,披上了些许玫瑰色的温情。


那时候妈妈虽然总是很忙,但忙碌的一天结束时,她还是会偶尔给弟弟和我讲故事,讲她自己的故事,讲她在书里看到的故事。每次她讲自己的故事,我感觉自己跟她站在一起,心离得很近很近。


妈妈有4个妹妹和一个年龄尚小的弟弟。她出嫁前,全家8口人挤在狭窄潮湿的老屋里生活。邻居断言,这家人要等儿子长大盖房子,那是遥遥无期咯。


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即便我是女儿,我也可以给爸爸妈妈起房子。妈妈说。


跟爸爸结婚前,妈妈没忘自己要给外婆家起房子的诺言:她要求爸爸家给外公家起一栋房子。


因之,也就有了我们在镇上的那个房子。房子的一头是外婆的家,一头是我们的家。两家人共用一个院子。


爷爷奶奶以卖炭种田维持生计,家里很穷。这栋房子盖好后,他们无力承担内部的装修。此后十年,妈妈靠自己的力量一点一点地填充这个房子。


虽然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但我跟弟弟似乎都知道这栋房子对妈妈意味着什么。在她忙碌的时候,我跟弟弟会主动帮忙。我们一起搬砖、一起打扫……


想着想着眼角就渗出了泪,我决定把心底的这份柔情通过文字告诉他们。于是,我往爸爸和妈妈的单位分别寄去一封又一封的信。


爸爸很快给我寄来回信,但妈妈始终没有动静,我只能在爸爸信中或电话中听闻:“你妈妈很感动”。 


直至大学毕业,妈妈没有一个电话或者一个字的回复。这让我心灰意冷很长时间。


渐渐地,我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也少了。几年后,当我再次提起妈妈没有给我打电话或回信,爸爸也红着眼反问:你给家里打了多少个电话?


或许我的存在就是一种负担、一种罪恶。有一次闲聊,我对朋友说,因为多了一个我,爸爸妈妈一辈子都郁郁不得志。可我妈是一个生命力多旺盛的女人啊。这夹着尾巴过活的人生对她太残忍了。


妈妈不喜欢我,我觉得可以理解。换作是我,也一样啊:一看到我,就仿佛看到自己压抑的人生。我絮絮叨叨地吐着自己的郁结。


“等等!我有没有听错?为什么是多了一个你?你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啊。”朋友惊讶地说。


“对哦,我为何一直觉得这一切是我的错?”


那一刻,我仿佛是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朋友的话如同唐僧的咒语,揭下了符印。我听到压在心底二十多年、已经扭曲到变态的内疚、负罪感轰然崩塌!


不是我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人生,我应该是他们人生最灿烂的一部分。我对自己说。为践行自己这个全新的理念,我想到了一个自认为绝佳的主意。当时正值我研究生毕业,我决定邀请爸爸妈妈参加我的研究生毕业典礼。


可是,我跟爸爸妈妈依然不在一个频道上。我的邀请被他们委婉拒绝了。他们的理由是:妈妈在很多人撂荒的田地里种了很多的红薯玉米等作物,那个时候正值收成季节,她走不开。爸爸在业余时间和朋友合伙做一笔生意,正忙着到处考察。


我尴尬极了。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又再次深深地瘪了下去。电话里,我没忍住哭腔。


我常想,什么时候我和妈妈之间的障碍能够消解,那该多好啊。就像我和爸爸在旅途中经历的那40多个小时一样。


2014年,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那时候,我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我也要做母亲了,我跟妈妈之间应该会有更多共同的语言吧。我想。


那年暑期,先生外出调研,需要离家40多天,家里只剩一个挺着大肚子的我。于是,我请求妈妈来京照顾我。


尽管嘴巴里叨念着家里的各种牵挂,但妈妈还是来了。我一边在朋友圈晒着被妈妈照顾的点点滴滴,满心温暖,一边不得不与妈妈进行着生活方面的艰难磨合,摩擦不断。


——老妈,宝贝踢我了。

——啊。是啊。6个多月了,宝宝是很有力气了。当时飞飞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力气特别大。有次,我发现他一踢,我胸口就疼,喘不上气,原来是他胎位不正……

——老妈,我晚上翻身有点困难。

——哎呀,怀孕是很辛苦的。不过飞飞在我肚子里的时候,还比较乖。我裹上大衣,别人都看不出我怀孕……

——老妈,我在给宝宝听音乐。

——对,这样对宝宝好。我怀飞飞的时候啊,整天担惊受怕的,什么都没给他准备。哎,他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懦弱的性格,都怪我啊……

……

……

——老妈,为什么?!我跟您分享任何事情,你开口闭口总“是我怀着飞飞”,“飞飞在我肚子里的时候”,为什么总是飞飞?我到底是不是你生的?为什么我在你肚子里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印象了?


老妈愕然,继而抹泪。


一次好好的机会,又毁了。


 

“赦免”


我临产前,妈妈再次从老家来京,虽然她之前反复申明家里很忙不一定能来。


“生孩子毕竟是大事,”她说,“我只有一个女儿。”


我住院待产期间,妈妈守在病房。或许习惯了忙碌,短暂的空闲让她变得烦躁与不安。最后,她决定要给即将见面的小外孙(女)织毛衣。


妈妈左手握着对齐的两根棒针、右手拇指食指呈八字形勾着线圈,当线圈刚挂到棒针上,一下子就滑着松掉了。“我记得是这么起的啊”,她尴尬地笑笑,手在微微颤抖。琢磨了好一会儿,起针终于对了。“1……2……3……”妈妈眯着已经老花的双眼,向上抬手挂线、向下拽线抽紧,一针一针地启动了。她的动作仿佛一台没有上油的机器,磕磕碰碰。


我的眼睛酸酸的,从妈妈身上挪开。墙角里那只黄褐色蜘蛛来回爬动,一张构图精巧的网在轻轻晃动。屋檐下,我和妈妈相对而坐,膝盖不时碰到一起。我撑着毛圈,妈妈呼呼地将线盘成团……按照现在的时髦说法,妈妈是我的女神。


“要起多少针?”妈妈打断了我飘忽的思绪,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随便啦,织着玩就好。”我应着,声音习惯性的硬冷。话音未落,我就开始自责:为何说话不能温柔点?


我和妈妈就这样,变成了两块磁铁的同一极。彼此都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却永远无法靠近:哪怕有一方小心翼翼地试图靠近,另一方则本能地往后退缩。


家人要我多理解妈妈,毕竟,这些年她太不容易了。何况,“抬轿子都需要一对人”,现在多了个弟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好处多多:


比如,你现在可以安安心心嫁人,安安心心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定居,要是独生女可没有那么容易。独生女的嫁娶在我们当地是一个难题,夫妇两家人常常会因孩子姓氏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比如,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有人跟你一起分担照顾他们,要不你们夫妻俩两边那么多老人,以后照顾得过来吗?


……


我也觉得有个弟弟挺好的,小时候有人跟你吵架,长大后有人分你肩膀依靠。从小成长在大家族中,我从来也没觉得弟弟是多余的,虽然有段时间我非常非常嫉妒他。


可一直以来似乎都是外来压力告诉我们:我们姐弟中有个人是罪恶的源头。这个罪恶是爸爸隐忍一辈子、妈妈努力一辈子都无法赎回的。


只是我们一直不知道这个“外力”到底是什么?我们谁也无法找这个“外力”去理论。爸爸把它归结为“命”。他说,要怨就怨你投错胎,不投大城市、大富豪、大官人家。


可突然有一天,我们的“罪恶”似乎被赦免了。2015年10月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生育两个孩子合法了。已经安全退休一年的妈妈百感交集,眼泪簌簌往下掉:


“县计生委有人偷偷告诉我,举报我超生的状子摞起来有三尺高。”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感谢“破茧”导师关军为本文提供的指导)


温晓薇

网站编辑 坐标北京

 

网络搬砖人,曾跑过突发,也写过产业新闻。童年受恩于文字,编织了一个卑微的作家梦。过了30岁才发现,一直仰赖文字为生的自己,与文字竟有如此深的隔膜。在卑微的梦想面前,感觉自己低到了尘埃里。


咬着牙鼓起勇气,要重拾童年的梦想,是追逐,也是回归,向外探索,也对内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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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27 09:4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患儿的母亲,拯救我麻木的医生日常 | 破茧047 

 2017-02-23 吴岳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9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的第47篇文章。作者吴岳是一名心外科医生,他写下了一个因为得了先天性心脏病而在鬼门关里走了两遭的孩子的故事。病例和诊断报道无法记录的是,面对疾病的考验,不同人对待生命的不同态度。


每周二早晨,我都要比平时早起半个小时,在七点前赶到医院,参加例行的疑难病例讨论。

 

主任体谅大家辛苦,让食堂把早餐直接送到办公室,搭配基本固定:20个包子,10根油条,10杯豆浆,10个烧饼夹鸡蛋,还有一盆疙瘩汤。阜外医院的伙食口味绝对没得说,一共八九个医生参与讨论,分量也是足够的。尽管如此,早起半个小时,依然是痛苦的折磨。况且,真正能调动起大家兴趣的特别疑难复杂又有趣的病例,还是少数。

 

绝大多数能够收到病房准备手术的患者,都是经过各级医疗机构层层筛查,诊断基本明确。该做什么检查,选择什么手术方式,术后多久撤呼吸机,第几天拔引流管,第几天拆线,出院之后多久复查,有一套规范的流程。

 

阜外医院是全世界最大的心脏专科诊疗中心,一年要做一万多台外科手术。在这里工作,有时会有一种错觉,仿佛自己是一个巨大流水线上的机械手臂,来做手术的患者就是被送上流水线的待检机器。每个患者经历检查、手术、恢复、出院的流程,大多数恢复正常运转,重新投放社会,少部分病情实在太重,我们也无力回天。

 

医疗行为一直以来都被赋予仁心仁术、救死扶伤这样崇高的精神内涵,可是作为一个基层住院医,更多时候不过是单调机械的重复行为。有一段时间,我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工作。

 

直到万彩霞、万忠健这对母子住进病房。

 

三胞胎中最小的那个得了先心病


那是万彩霞第二次带着儿子来阜外看病,第一次是三年前,孩子刚出生不久。

 

万彩霞来自山东菏泽农村,五年前来到北京,因为在家种地不挣钱,也因为年轻人对传统生活的不满和对都市生活的向往。来到北京后,外彩霞在一家干洗店打工,并在那里认识了孩子的爸爸,一起生活两年后,万彩霞怀孕了。

 

两人有结婚的打算,但因为孩子爸爸正在跟自己父母分家,独立落户的手续没办好,结婚的事就一直耽搁着。尽管出身农村,万彩霞对待婚姻的态度却很前卫,她觉得只要认可这个人就能在一起生活,没再计较领证的事。

 

孩子一天天地把万彩霞的肚子顶起来,比一般孕妇的大出许多,万彩霞检查后发现怀的是三胞胎。三个生龙活虎的小家伙的出世,冲淡了未婚先孕给这对年轻人带来诸多压力与纷争,万彩霞也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中。

 

不过这种喜悦并没维持多久,就被新的、更大的忧虑取代了。

 

万彩霞发现,最小的孩子每次哭闹一阵后,嘴唇就会变紫,有时甚至会翻白眼。邻居说孩子可能有先天性心脏病。万彩霞赶紧抱着刚出满月的小儿子到我们医院看病,心脏超声的结果很快出来,诊断是肺动脉瓣狭窄。

 

单纯的肺动脉瓣狭窄一般病情较轻,有些甚至不需要治疗。但万彩霞的小儿子很不幸,属于极少数很严重的情况,不仅肺动脉瓣狭窄,右心室和三尖瓣发育都不好,肺动脉也有狭窄。


人的心脏内部分为左右两部分,右心先把血输送到肺里装配氧气,富含氧气的血回到心脏,再由左心输出到全身各处去供氧,用完的血顺着静脉回流到心脏,再被右心送到肺里,如此循环往复。含氧量的高低决定血的颜色,含氧量越高,颜色越鲜红,含氧量越低,颜色越深、越暗。


如果右心发育不良,肺动脉瓣狭窄,能输送去肺里装配氧气的血液就少,循环到全身各处的血氧含量就低,直观表现就是口唇、指甲发紫。如果孩子哭闹起来,耗氧量急剧增加,心脏和肺一时供应不上,就有可能突然晕厥。万彩霞在家里看到儿子哭闹后嘴唇发紫,翻白眼,就属于这种情况。


门诊医生告诉万彩霞,她的小儿子不仅需要手术,甚至需要不止一次手术。就算治疗成功,一切顺利,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伴随各种并发症,生活质量不会很高。至于长大以后的劳动能力和预期寿命,更是没法保证的事。


听到这些,万彩霞觉得眼前一片灰暗。而更严酷的现实是,治病要花钱,这么复杂的病,总共要花上二三十万。


上哪去凑这二三十万?两个在洗衣店打工的年轻人,一年不吃不喝也只能攒下五六万。可孩子的病又不能等,眼看着小儿子一哭闹得厉害就翻白眼,说不定哪次缓不过来,孩子就没了。再说,除了这个生病的孩子,也得考虑另外两个健康的孩子,就算眼下能借到钱治病,接下来的日子怎么办?

 

卖孩子?还是养下去?

 

在北京,即便是养活三个健康的孩子都是很大负担,更何况还有一个要花几十万治病。倾家荡产给小儿子治病,无论能否治好,将来的生活都会非常艰难。

 

如果非要三个孩子都能活,又实在没处去凑齐这二三十万,怎么办呢?

 

走投无路的时候,有邻居给他们出主意:卖孩子。

 

万彩霞打工的干洗店在北京一个高档小区里,有经济条件不错却生不出孩子的业主,听说万彩霞生了三胞胎后,想要收养一个,拜托跟万彩霞熟识的邻居沟通。“想要孩子的那家人也是真心实意,一定会待孩子好”,邻居说,“小儿子治病急需钱,那家人马上就能拿出来,卖掉的孩子,可以等断了奶再抱走,只是往后两家人谁也不能再提这事。”

 

这是万彩霞万万没想到的一条路,都是身上掉下的肉,有病的是可怜,没病的也舍不得卖啊。

 

孩子妈妈坚决不同意,孩子爸爸却听到心里去了,一个健康孩子能卖二三十万,拿这笔钱给小儿子治病,如果治好了,虽然不能生活在一起,好歹也都能活着。最差的情况,即使治不好,卖一个、死一个,还能剩一个。

 

孩子爸爸对卖孩子的想法越来越着迷,反复劝说万彩霞把孩子卖了。到后来,万彩霞不敢让孩子爸爸单独把孩子抱出去,万一真的卖了,因为没结婚,孩子还没上户口,到时候要都要不回来。孩子爸爸看卖孩子没戏,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出去卖,理由是给小儿子万忠健看病需要钱,不卖孩子就得把这个家都卖了。

 

万彩霞觉得无法跟这个人继续生活下去,于是悄悄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山东老家,“就算没钱治病,也不能放弃不管,自己好好养,能养多大算多大”。她甚至有些庆幸没领结婚证,省却了很多麻烦。

 

回到乡下后有父母帮忙,三个孩子带起来也不算艰难。小儿子成了重点保护对象,不能饿着,不能冻着,更不能磕着碰着。三兄弟之间偶尔有打斗,必须得让最小的高兴,要不然一闹起来又要犯病。在全家的呵护下,小儿子犯病的次数不算多,生长发育上也跟两个哥哥差不多。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儿子嘴唇紫得越来越厉害,而且由于从小一直惯着,稍微有一点不顺心他就闹脾气,长大后懂得更多,闹得也更凶。在家里晕厥过两次后,万彩霞觉得再拖下去也不是办法,经过这几年在离家不远的城市打工,攒下了两万多的积蓄,她决定再带孩子来北京看一次病。

 

这一次,万彩霞找到我所在的病房的主任,主任对她说的话,和她两年前听到的差不多,她却听得更明白了。

 

她记住最重要的有两点。

 

第一,让她觉得绝望的那二三十万手术费,不是一次就得交上,做第一次手术用不了那么多。第二,无论从手术时机上考虑,还是从孩子现在的状态看,都不能再等了。

 

手术要分几次做,钱也分几次交。至于到底要做几次,每次间隔多久,都要看前一次手术后心脏血管发育的情况。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很多辅助检查,才能决定治疗方案,现在连第一次手术具体该怎么做还说不准。按以往经验,这一次估计七八万就够了。

 

虽然这依然是个大数目,但已经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了。况且还可以申请公益基金会救助,病越重,家里越穷,能申请下来的钱就越多。一般一个基金会能资助一到两万,可以同时向两三个基金会申请。基金会资助,再加上向亲戚朋友借点,凑够七八万应该不成问题。

 

住院期间走了两遭鬼门关

 

看病的当天,万彩霞就带着孩子办理了住院手续。


由于病情很重,应该尽快完善检查,经过一番协调,最关键的心血管造影和导管检查第二天就可以做。


由于小儿造影检查刺激较大,可能引起病人情况不稳定,一般由护士陪同,带着氧气罐、急救箱备用。检查通常在中午结束,护士会提前通知医生去接病人,可那天刚到上午十点,电话就打过来,病人在导管室又晕过去了。


不到三岁的孩子,从小娇生惯养,突然离开妈妈,孤零零地被放在造影床上,肯定会哭闹。一般情况下医生会给点麻醉,让病人镇静,减少耗氧。可这孩子实在闹得太厉害,药还没给进去,人已经不行了。


导管室医生和麻醉师立刻进行抢救,等我到达时,孩子的情况已经恢复平稳。导管检查当天肯定是不能再做了,甚至以后也都不敢再给这个孩子做:一根导管从大腿根顺着血管穿到心脏里,刺激太强烈,太危险了。


回病房的路上,我向万彩霞解释刚才发生的事,她没有抱怨,一边不停地道谢,一边焦急地问,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心血管造影和导管检查可以看到心脏射血的动态图像,以便评估心室的发育情况,测量心脏内部和几个大血管的压力、氧浓度变化,是最理想的检查,现在做不成,只能退而求其次,做CT,看心脏的静态结构。因为CT和造影都是有放射性的检查,不能同一天做,再加上要协调各个病房的检查需求,CT被安排在周五。


就在这等待了两天中,孩子又经历了一次危险。


周三下午大概两三点钟,我正在办公室写病历,护士叫我去看看这个病人。因为上一次在导管室的抢救经历,这孩子已经被我们列为重点关注对象,稍微哭闹厉害了就得去床边看着。


我过去时,孩子虽然在闹,精神状态还可以。万彩霞一直哄着,但没有作用,不一会儿,孩子的嘴唇又开始发紫了。我让护士把氧气接上,再给点镇静药,孩子太闹吃不下药,只能从肛门给药。就在取药的功夫,孩子的神志开始变差,声嘶力竭的闹变成有气无力的哭,等护士回来刚把药给进去,孩子就大小便失禁,药全都拉出来了。


看到常规处理没效果,病人情况还在恶化,我赶紧叫护士长和上级医生过来。我们病房的护士长干了三十多年儿科,一眼看出来不对,一把抱起孩子就往监护室跑,裹孩子的小被子上还有屎和尿,也顾不上躲。


到监护室里孩子已经快没呼吸了,连上监护仪器之后发现血氧饱和度不到10%,正常人是100%,先心病孩子差的也有60-70%。护士长赶紧给孩子扣上面罩加压给氧,一边自己操作一边指挥我联系麻醉科紧急气管插管,另外两个护士去准备插管所需器材、药品。麻醉科医生不到两分钟就赶了过来,准备喉镜的时候,护士长说,应该不用插了,孩子的自主呼吸已经逐渐恢复,氧饱和度也在往上走。


这孩子,又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在生死关头,她没有犹豫地说“要”

 

疑难病例讨论是先心病病房延续多年的特色传统,由于先天性心脏病分类分型复杂,许多病名字听起来差不多,治疗方案和结果却千差万别。有些病手术机会尚存,即使经历痛苦,最终还是能够痊愈。有的根本没有手术机会,只能回家等着,能活多久算多久。更复杂的疾病需要分期手术,可就算经历三四次手术,最后也不过是能过长大成人,没有劳动能力,只是活着而已。

 

讨论有助于明确疾病的分类分型,判断有无手术机会,确定手术方式,也可以预估病情的发展。主任也可以借机考考年轻医生,然后延伸出一些还没来得及写进教科书的前沿进展,如果来了兴致,还会分享一些独门秘籍和私家经验,对年轻医生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可在患者家属眼中,所谓讨论,就是对孩子命运的审判。

 

在周二病例讨论时,主任就曾说过,这个孩子来得太晚了。一般右心发育不良的患者,第一次手术的理想时间是6-18个月,具体的手术方式要看病人心脏血管的发育情况,第一次手术1-2年后,再进行评估,决定什么时候第二次手术,是第二次手术就能解决全部问题,还是继续分步走,安排第三次手术。从身体发育的情况来看,这个患者的心脏发育应该不算太差,但是从症状的严重程度来看,又不容乐观,只有尽快完善造影或者CT检查,才能决定手术方式。

 

现在孩子三天内两次晕厥,CT造影一个都没做成,再等下去,谁也承受不起,如果等周五做CT,孩子至少还要在病房放一个周末,风险太大。就在监护室抢救现场,主任、医疗组长和参与抢救的几个大夫进行了一次的讨论,做出决定:尽量把CT提前到周四,如果条件允许,周五就手术。

 

等孩子情况平稳了,主刀医生跟万彩霞进行了一次严肃的病情交流,把孩子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计划和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可能性一一交代。

 

孩子病情本来就复杂,又拖到这么晚才治,缺氧发作频繁,有手术的指征。但由于检查不完善,对病情了解不确切,没法确定具体手术方案,也就无从预估风险,就好像即将奔赴前线打仗,却不知道敌人的实力,只能上战场见了面再说。

 

这意味着非常巨大的风险。如果病情过于复杂,有可能硬着头皮做完手术后,病人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开胸后发现根本没法处理,再原封不动地关上,什么都不做,至少不会变得更差。

 

听这些话时,万彩霞一直在抹眼泪。

 

但当被问到要不要做手术时,她快速地说了一个字,“要”。回答的干脆程度,让我们都有点担心,她是不是没听懂即将面临的风险。

 

主任又补充道:“你得明白有这么一种情况,手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可能上了手术台下不来,有可能进了监护室出不来,命全靠机器维持,坚持多久能看到希望,能不能坚持到胜利,胜利了会不会有后遗症,都不好说。你现在做这个决定,就得想好,万一真到了那一步,是砸锅卖铁继续往前走,还是以自己现在的能力治到哪一步算哪一步,超出能力范围就认命,到时候哪怕人财两空,也不再有遗憾了。”

 

“想好了,要做。”万彩霞再一次确认自己的决定。

 

原本我只是想听听下一步的治疗方案,看看有没有自己的活要干,却意外地被眼前这个农村妇女朴素的笃定所打动。

 

她显然不是什么饱读诗书,懂得很多大道理的人,也不像经历过什么大场面。我还记得他们刚来住院时,这对母子简直就像从土坡里爬出来的,浑身上下蒙着一层灰。万彩霞身材不高,穿一件橙红色外套,像个地瓜,儿子则因为有病的缘故,脸和嘴唇都是紫绀的,像个圆茄子。说起话来,也是乡土气息浓厚。

 

或许是见过太多家庭在这一刻的犹豫不决,或意见不统一,或反复追问医生无法保证的事,这个浑身上下冒着土气的农村妇女干脆利索的决定,让我们都有点意外,也有点震撼。

 

手术前一夜是最难熬的

 

确定方案后,我们几个住院医立刻忙碌起来,我负责写抢救记录。另外两个同事一个负责联系CT室,把原本安排在周五的CT提前到周四加急做,还有一个同事负责帮万彩霞和基金会的联络人对接,确保申请救助的材料在手术开始前递交上去。主任和组长一边期待CT结果尽快出来,一边先靠着仅有的两次心脏超声检查,讨论出几种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并一一制定对策。

 

万幸的是,CT很快就顺利做完。

 

看到CT图像,我们已经松了一口气,虽然患者的心脏发育不好,手术条件还是具备的,在之前预计的几种可能性中,算是最理想的一种,虽然分期手术不可避免,起码这一次操作起来应该不复杂。

 

最难熬的是术前一夜,最怕的是明明第二天一早就要手术,病人却在头天夜里犯病,没抢救过来。幸好这一夜小家伙睡得踏实,没再哭闹。

 

第二天一早,万彩霞抱着孩子到手术室大门口,手术室安排了一个孩子年龄跟万忠健相仿的护士去接,专门负责哄着他玩,其余护士和麻醉师做动、静脉穿刺均一次成功,麻醉诱导药一给进去,孩子立刻被麻倒,不给他在手术室缺氧发作的机会。一旦麻醉成功,至少在手术室这段时间,病人的情况就在我们掌握了。

 

监测显示,术前患者氧饱和度只有40%左右,严重低于正常人100%的水平,即使在麻醉状态下,不适当的手术刺激依然会让氧饱和度进一步下降。一般比较简单的手术,是由一助开胸,等把心脏暴露出来以后主刀再刷手上台。由于这个患者病情特殊,组长亲自上台开胸,我做一助帮忙,还有个进修医生做二助。

 

切皮,锯胸骨,剪开心包,都很顺利。探查大血管发育情况,跟术前CT报告一致,可以按照术前制定的方案。通过改变患者原有的管道连接,这次先让上半身的静脉血不经过狭窄的肺动脉,直接引流到肺动脉去,等到条件合适时,将下半身的静脉血也通过管道连接直接引流到肺动脉里,发育不良的右心和狭窄的肺动脉瓣就被完全绕过去,不再使用了。

 

看到血管发育的情况很好,我觉得操作难度不大,暗暗松了口气,小声跟组长说:“看样子应该没啥问题吧!”

 

组长很谨慎的回答:“嗯,做起来应该不难。不过还是得小心,这么低的氧饱和度,稍微有点不顺就很麻烦。而且不知道远端肺血管发育的情况,等做完了看看氧饱和度能不能上来吧。”

 

由于手术并不涉及心脏内部操作,心脏跳动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不过还是要建立好体外循环通道,一旦术中出现意外情况,立刻开始转机能确保手术安全。体外循环建立好,切断上腔静脉,近心端缝闭,远心端吻合到肺动上。组长每一针缝得都不快,但是都很确切,没有需要回头补针的情况,每两个步骤间衔接也很紧密,所以整体进度很快。八点半开始手术,到十点多,关键步骤都已完成。接下来,就看氧饱和度能上升多少了。

 

操作完成后,打开吻合口两侧的阻断钳。氧饱和度数字没什么变化,“远端血管条件不好?吻合口不够宽?还是合并其他畸形?”我心里盘算着,看组长倒是不着急,让麻醉师调节一下吸入氧浓度。又等了大概两分钟,氧饱和度开始慢慢往上走了,40%,50%,60%,70%,还在走。组长说,“这回应该没什么事了,关胸吧。”

 

手术做的干净,关胸速度也很快,等缝完切口,氧饱和度已经一路飙升到90%,接近正常人水平了,我跟组长说:“如果能一直保持这个水平,都可以不用做第二次手术了。”组长依然是一脸平和地说:“现在是麻醉状态,吸入氧浓度高,等呼吸正常空气就没这么高了。再说,现在够用,等过两年孩子长大了,耗氧量增加,就又不够用了。”其实我心里也明白,本意是想称赞一下领导手术做的漂亮,反倒被教育了一番。不过只要手术顺利,无论怎样心情都是好的。

 

十一点多手术结束,病人送到恢复室后,我电话通知万彩霞,告诉她手术过程顺利,她在电话那头依然没有多问什么,还是不住地说:“谢谢,谢谢!辛苦你们了!”

 

我从麻木的医生生活中被拯救

 

小家伙的术后恢复很顺利,虽然偶尔还会哭得震天响,但因为手术有了效果,不再那么容易缺氧了。每次查房走到他床旁,医生护士都喜欢哄一哄、逗一逗他,毕竟是自己辛辛苦苦抢救回来的,心里都希望他好吧。

 

有一天我值夜班,万彩霞抱着孩子在走廊里玩,她看到我在办公室坐着,就进来咨询一下术后复查的事。那会小家伙已经快出院了,恢复得很好,一会抢我的笔胡写乱画,一会把桌上摆的心脏模型拆开当积木玩,我拿听诊器跟他玩打电话的游戏。

 

过了一会儿,万彩霞说有张新农合的转诊单需要我签名,我发现孩子是跟她姓,多聊了两句,才知道她之前的那些经历。这些经历不寻常,她讲起来却很平静,只在说到卖孩子的时候抹了一次眼泪,很快又不好意思地笑笑,就过去了。

 

我好奇三胞胎中另外两个叫什么名字,她说老大叫万忠天,老二叫万忠行,最小的这个叫万忠健,请别人帮忙取了几组名字,她觉得这一组最合心意。说完,她依然是有些难为情地笑。我不确定她是否确切明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的意思,不过她的行为,确实是这句话的践行。

 

聊着聊着就快到晚上九点了,护士叫我去晚查房,我最后问万彩霞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先带孩子回老家,等恢复的差不多了,就给他姥姥带,我还得出去打工赚钱。本来这次看病就借了点,而且,还得给下次手术准备呢。”

 

从孩子出院到现在有半年时间了,我没有再见过这对母子。出院三个月复查时,万彩霞曾给我打过电话,我当时在做手术没有接到,后来在电脑上看到复查结果,恢复得很好。

 

这段时间里,我又接诊过很多先心病患者,比万忠健病情更复杂、更危重,或者家庭情况更困难的也见过不少。唯独这对母子一直让我念念不忘。大概是因为他们刚好出现在我开始工作不久后的困惑时期,他们的出现把我从那种机械化的劳役状态中解脱出来,让我重新发现做医生的乐趣。

 

我的工作内容并没有改变,依然是重复着问病史、写病历、拆线、换药这些最基础的临床工作。面对治疗,患者们表现各异,有人十分配合、充分信任,也有人会犹豫、恐惧,甚至猜疑。这时要耗费更多精力才能完成治疗。

 

可这是在给人治病啊,人不就是这样吗?等从手术中恢复过来,他们又会急着开始新的生活。小孩子好得最快,还没出院就惦记着坐滑梯、踢足球。老人们要慢一些,但心里也都盼着能早点不用子女照顾,甚至还能反过来再帮着他们带带孩子,做做家务。都是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可一旦具体到某一个有名有姓的人身上,就会令人感动,叫人想去帮助,这就是医生的职责。

 

我开始愿意去了解那些不会被写进病历里的故事,这些疾病以外的部分,让患者成为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人。

 

每一个病人的生命都有独特性,都值得被关注,他们不再是千千万万个出故障的待检机器,我也不再是流水线上的一个机械手臂。




吴岳

心外科医生 坐标北京


 

医学博士毕业,现在是心外科医生。


学医最初只是为了”从结构开始了解人”,并无职业指向。也爱做公益、拍电影、一个人旅行,往很多方向尝试后,选择留下来,因为发现医学的内涵远比看得见的结构丰富。


面对病人,除了病,更想把他们作为人的状态完整记录下来,有幸,加入“破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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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27 09:4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在新疆边境当军嫂,生活不断突破我的想象 | 破茧048 

 2017-02-28 何金果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10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的第48篇文章。作者何金果记录下了自己作为边防军嫂的真实生活经历。从第一次来到边防,体验到军人在边境线上巡逻的辛苦,到自己独立创业练摊、开店,经历了失败后,又再度出发的一系列起起落落。



文 | 何金果

 

那辆被我租来的皮卡货车缓缓驶出汉人街时,新买的棕床垫躺在完全敞开的货车后厢里,我穿一条及膝蓝色连衣裙,脚蹬8厘米高跟鞋,摇摇欲坠地坐在床垫上。


我用双手紧扶同样新买的衣柜,生怕一个颠簸向我砸来,脚下躺着的是我的十几件行李以及匆忙采购来的锅碗瓢盆、被子褥子若干。


6月的伊宁市,就算全部暴露在太阳下也感觉着实清冷,我使劲理了理裙角,不让呼啸的风撩起它。


这件颇有职业感的裙子,是我2012年3月出差米兰时在杜莫大教堂附近买的,后来,我又穿着它穿梭着国内不同的城市,参加不同主题的高峰论坛、答谢晚宴。上一次穿它还是一年前的夏天,我去了世界三大办公家具展之一的芝加哥办公家具展。


而此刻,坐在货车车厢行李上的我正以皮卡的节奏穿过汉人街,裹着头巾穿民族纱裙的大婶招呼同伴们向我看过来,引来更多错愕惊讶的侧目。


车已经走远了,她们还在向我张望。我倒没觉得难为情,反正这个城市也没一个人认识我,索性拿出之前做过的功课冲她们大声喊:“阿依古丽,亚克西!”

 

为了体验老公第一次来新疆走过的原路,也为了给未知的新生活省下多一分钱,几天前,一个有雨的傍晚,新婚后一周的我离开家乡小镇,带着10多件行李登上一辆蓝色的长途大巴,踏上了军嫂之路。

 

紧紧地盯着车轮穿过平原,翻过秦岭,再到巍巍昆仑,直到苍凉的戈壁滩上一排排的风力发电的风车出现,我知道,这是通往新生活的路。 

  

两天一夜之后,我在睡梦中被司机沙哑的声音吼醒,揉了揉眼,灯亮了,操各种口音的人陆续提着行李下车。


我告别了以往的一切生活,搬到新疆伊宁,开始以一个边防军嫂的身份生活。

 

我租的皮卡穿过阿合买提江路和军垦路,然后钻进解放路一个幽深的巷子里,一个独门小院进去,有一排楼上楼下的红砖平房,院子里的苹果树白色的花开的正好,一簇簇热闹极了。


回民房东阿姨带着深邃的酒窝微笑着帮我打来大门,说:“欢迎!”从此,生活中的唯一的英雄主义,是我要跑向那些我不熟悉的土地,那里有一个熟悉的人。

 

或许新生活并不累,也不为难,试着去适应它,我有信心喜欢上这座城市,就像喜欢上这里的空气。不会转身的人,又怎能拥抱新生活?我深深呼吸了一口凌晨三点钟还冒着些许清冷的空气,一头扎进新疆里。

 







终于安顿好了,我坐大巴车去看老公,从伊宁市出发到昭苏县城要200多公里,大巴车需要连续坐4个小时,在河南南阳镇平县的那个老家,坐4个小时大巴已经可以出两个省了。

 

大巴从小城出发,路两边全是在建的规模庞大的住宅小区,再往里走是隔壁荒野,走到100多公里后开始是巍巍高山,不时有骑马或骑摩托的哈萨克族牧民在车窗外一晃而过。


信号变得不好,老公焦急地打来电话问到哪里了,通话变得断断续续,到后来压根完全没有了通讯信号,我索性关了机,欣赏两边扑面而来的风景。

 

天蓝得实在不像话,宁谧洁白的云朵像永远的定格在那,两边的油菜花田绵延到天边,宛若画中游。


2013年7月9日,来新疆后第一次去昭苏老公驻地

 

终于到达昭苏县城,小县城实在太小了,跟老家的一个乡镇发展水平差不多,老公在那接我,要给我接风。在一家餐馆里,我看着面肺子、拉条子、辣皮子、过油肉、野蘑菇、椒麻鸡……实在好奇,无法想象这些名字作为食物是什么样子。


老公帮我点了一份辣皮子拌面、半只椒麻鸡、四串烤肉,这些在新疆最家常的食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我。

 

在一条宁静的小路尽头,老公指着一个结实高耸架着电网的高墙指给我看,“这就是我们军营了。” 出租车围绕着院墙转了大半圈,最后在侧面一个哨卡前的路障上停下来,军营就到了。

 

军营招待所是一个干净肃穆的两层平房,穿军装的战士进进出出,看到我这个异性愣生生地闯入,兴奋又热情,“嫂子好!嫂子好!”晚上他们送来一大堆水果零食,有专门的后勤部保障来探亲的家属。

 

稍事休息后,老公就回去上岗办公了,留下我新奇地打量着一切。忽然哨声响起,楼道里都是紧密急促的脚步声,战士们很快就在楼前排起了队,整队、训话、唱着歌列队往食堂去。我第一次在部队开餐就这样有仪式感。这样的阵势使我不敢去食堂吃饭,老公在食堂飞快地扒了几口饭后打了饭送到招待所。

 

新奇之余,最大苦恼是部队招待所没有女卫生间,只能去每个楼层中间区域的公共洗手间,不分男女,外面是洗漱区,里面隔断出来的一个个独立卫生间,门没有锁。

 

当时的厕所设计一定没考虑过女性需求,所以我每次只能趁老公在的时候,由他拉着我的手领我去,一扇扇门推开看,确定里面没人时再招呼我进去,他就在门口把风。后来他找到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像搞侦探那样猫下腰跪在地上,用眼光迅速扫下里面有没有脚,确定都是空的才赶紧招手放我进去。

 

不得不感慨,部队卫生间真干净得不像话,地面被擦得一尘不染,一丁点异味也没有,有时候我在里面蹲得久点,老公就拦在门口跟要进来的小伙子聊天,”等会啊,你嫂子在里面”,再扭头朝我喊“别掉进去了啊,快出来。”

 

驻军当地的气候是强对流空气,上午烈日暴晒,中午山雨欲来暴雨说来就来,雨下过后天地豁然开朗,我通常会躲在招待所昏睡。


有天老公打电话让我快点走到窗户边,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他指挥我抬头看。天啊,我看到了两道极其清晰的双生彩虹。美!美得让我倒吸一口冷气!有时老公不执勤的时候,我们牵着手,在空气中流着花蜜的油菜花田散步,金黄色油菜花绵延至天边,霞光之下,雪山永恒一般的屹立不倒。

 

那天听说老公要带队去边境线上巡逻,我缠住他把我也带上,老公以为我开玩笑。“真的很远很枯燥的,你平时活动量太小全程压根走不下来我有任务在身也背不了你啊”。

 

“开玩笑,还怕我拖你后腿啊,我好歹高中也得过校运动会女子长跑组冠军啊,学校还奖励了一个大大的不锈钢饭盒。”我铁了心想去前方看看巡逻到底是怎样的,最后老公被我缠得没办法,去请示领导。

 

领导批复:”你家属勇气可嘉啊,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想去就一起去吧,看看咱们是咋工作的,以后也多体谅我们啊,路上多照顾,保障好后勤。”


于是他们在常规的装备之后,特意去炊事班领了几个苹果、几个土豆,我们就列队出发了。

 

战士们要拿出警惕的眼光看着边境线上发生的一切,是否有可疑人员,沿路的摄像头是否正常,防护网是否完整需要修葺,国境线对面的哈方是否有什么异常。


而我作为编外人士在队伍后面保持20米的距离,贪婪地看着路两边的风景。中哈两国边境线上人烟稀少,以山为界,山色苍翠,有一种无人打扰被外界遗忘的静美,这里人迹罕至,偶尔能遇到几个赶着滚滚羊群的哈萨克族牧民飘过。


不知不觉我们在边防线上绷着神经已经走了2个多小时,我由最开始的兴奋好奇,越来越感到枯燥。


老公和战友们在国境线沿线走过的脚印

 

在雪地上走路完全不同平时,我的体力渐渐不支,越来越累,跟不上队伍,老公只好从前面队伍折返回来,把落在几百米后面的我接上,他捡起一根杨树枝让我握紧,在前面牵着树枝把我拖着拽着往前赶。

 

等我到达终点和战士们汇合时,他们已经拾起荒野的柴火烧起了一堆旺火,有个战士变戏法般从包里掏出苹果和土豆,土豆被围着火堆放了一圈,十来分钟就闻到诱人的土豆香。

 

有个马上快要退役的战士,也许想着这可能是他离开部队前最后一次出勤了,想多留一点军营的记忆,于是整理了下军装和摆正了帽檐,端立着枪笔直站立在国碑前。身后是高高耸起的边界防护网,再后面是在苍茫草原构成的哈萨克斯坦,同行的战友帮他把这一镜头咔嚓咔嚓抓拍了下来。

 

我拍了很多照片甩在朋友圈,很多朋友表示了羡慕。前老板也打来电话,问近况可好,真的不回去上班了吗?

 

大学毕业后我就去了广东东莞工作,作为家具产业核心板块的珠三角,我任职的某集团公司旗下有十几个分公司,围绕着家具行业提供服务。我为杂志采访写稿,卖杂志的广告版面,做杂志市场发行推广,也做国际家具展位销售,或是邀请国内的企业主去全球顶级展会上考察学习。

 

在广东的每一天,事件密集得像打仗,早上在东莞采访完某家具厂老板做下一期封面专访,中午赶到佛山签一个合同顺便收齐另外一个客户的签证资料,下午可能又在深圳或广州送参展团去全球最知名的某专业展会参展。

 

我在2008年和老公相识于郑州, 在一个老乡聚会上得知他和我来自同一个小镇,两家之间距离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我从来没接触过军人,也没见过他那么憨厚质朴的人,好奇心作祟,想探究下他是怎样的人。


我以为自己虚晃一枪撤退还来得及,反正我没考虑过以后,更没考虑过当军嫂,我跟军嫂八竿子也打不着,完全不是这个性格。可我不知道,有的人太认真了是不能撩的,好奇心害死猫,我就这样一点一点被他套牢。


2009年毕业后,我直接去东莞工作,他还留在郑州读军校,学校的环境和社会大不相同,我们的争吵也渐渐多起来。主要是我跟他吵,他沉默着等我吵完,又像没事人一样,我们经历过很多次分分合合。

 

有一次是我们认识以来最尖锐也是最失败的一个争吵,我决绝地提出分手,恶狠狠地发泄着,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他沉默许久,开口说:“我啥都不怕,就怕有一天当我脱下这身军装时,已不见你,我该怎么办。”

 

我们都感到疼痛,而在这份疼痛之上,我们能感受到对方比自己更痛。

 

“还是彼此静一静先不要联系了。”他说好。

 

分开后的这段时间,我在想星星之火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点一点的燎原起来的?何必装出无坚不摧冷酷无情的样子,就算肝脑涂地,也掩盖不了依然爱他的事实啊,不是吗?

 

隔了大半月,终于接了他电话,他一句“想你了”让我潸然泪下。


当决定再次和好时,我知道,这个决定非比寻常,它意味着我告别多年的朋友圈和工作圈, 放弃得心应手能长各种见识的工作,和那个阶段的自己说再见。

 

时间把我带到了最正确的人身边,顾虑过多,不如敞开怀抱冲上去给未知一个拥抱。


 



 


在驻地的招待所住了快一个月,我彻底松弛下来,陷入到庸常的军嫂大军中, 好山好水好风景,也慢慢看腻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忙碌,日子每天复刻前一天的版本。这里的节奏跟我过去相比,太过于缓慢了。

 

在10分钟就可以绕城区跑一圈的边境县城,军嫂群体的选择有着极大的局限性,有人去事业单位当公务员,有人在部队旁边做起小生意,有人选择在家当家庭主妇,有人异地分居留在原籍照顾孩子和老人。

 

更多的时候,她们关心自己的老公这个月工资有没有涨幅,他有没有捕捉住某个契机升个职调个岗位,孩子期末考得不怎样要不要补习,老家的老人要不要接过来照顾,某个购物网站的大型促销活动开始了.......

 

她们还有梦想吗,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吗,会为未来而担忧吗?


她们的心理我不知道,但我开始充满了焦虑。生活一直在继续,而我被遗弃了,成了生活之外的人,没有目的,没有方向,这种感觉让我抓狂。

 

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的理所应该,司空见惯,符合想象,但藏匿于血液里的不甘平庸却汩汩喷涌而出。我必须要回到伊宁市,展开新的奋斗。 

 

告别老公,返回伊宁后,在市区晃荡了大半个月,小城的角角落落基本也都光顾过了,看着口袋里越来越干瘪,我想着怎么开源节流。

 

2015年5月,在昭苏探亲,和老公踏青散步拍下的风景


之前在广州做外贸的朋友问我,他仓库里有些外贸积压货,要不要试下?我一时也没有太好的选择,就让他发了些货过来。


十多天后我拆开货,倒抽一口冷气,全是些吊带裙啊,吊带衫啊,超肥超大的不合时宜的货底儿。这个小城素来保守,汉族、维族、哈萨克等民族聚集,最热的夏天走在大街上,也鲜见穿吊带衫的女性。


有一次路过菜市场时,我看有人在那摆摊儿卖衣服,我灵机一动,也许可以来碰碰运气。

 

于是,我从五金店焊接几个钢管做成可拆卸的货架,就去练摊了。

 

我第一次意识到城管的存在,是第一次摆摊后十分钟。一个块头超大的制服大哥伸过手来收费,夜市一个摊儿收10元,一排收过去他就收工下班了。

 

当时属于夜市时间,周围的居民刚下班或准备回家做饭。通过菜市场的主干道上,一排货架立在路中间,把路分隔成两个方向。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口叫卖,就守在自己的摊位上,干站着。好在逛市场的人发现了我这刚出现的新面孔,很自然地凑过来问价格。

 

我参考了旁边摊位的定价,也入乡随俗,十元一件,二十五元两件。也许第一次新鲜,加上衣服质量本身不差,很快接钱装衣服我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天黑得看不见时,周围陆续收摊,我也跟着收起来。1个多小时卖了将近500元,貌似比周边几个摊儿火爆些。

 

初来乍到,要和旁边的摊主保持友好关系,我打了招呼,然而对方并没有理我,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到了她把我定义为了竞争者。小贩们沉默的收着东西,整个夜市上汹涌的人流已经散去,发出烂菜叶子的浓郁的味道,以及不远处强烈的辣椒孜然的面筋味儿。

 

我买了些烤面筋,递了几串给刚才对我含有敌意的摊主,她撸了一下,含糊不清地说,“嗯,歹歹的,攒劲儿的很。”

 

没过多久,我就已经可以自然地像周围摊主那样,挥舞着手里的衣物大声叫卖了。

 

出摊了几次,渐渐衣服甩不动了,喜新厌旧的法则在哪都适用。听周围相熟的摊主阿龙说,除了夜市,他们还赶这个城市规模最大的一个早市,可以帮我占位,问我愿意去试试不。从没去过早市的我表示愿意去开开眼界。

 

早市在开发区,摆摊儿的货和货架,阿龙早在前一晚上就已经装在他的三轮车上。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整个城市还在酣睡,我悄悄起床赶往那个市场,之前没去过,只能慢慢往黑暗尽头有一点光亮的地方靠近。

 

光线越来越亮,我在支摊儿的人群中找到阿龙,他很仗义,给占了个不错的位置。等到天完全亮起来,小区门口的人才渐渐多起来。第一天运气还不错,入账600多元,第二天对半,第三天直接没开张。

 

也不是没收获,和周围的一个菜贩混熟了,她给我装了半麻袋各种时令蔬菜,我送了她几件衣服,各自欢天喜地。


我已经体验够本了,迟早都要结束摆摊的,趁着零蛋这个光辉战绩,悲壮的结束吧。

 




 


结束掉摆地摊的生涯,总结出来点经验:地摊是挣不到钱的。

 

就像很多女孩都梦想过要开个花店开个服装店开个咖啡馆一样,我决定开个服装店。从来没有服装零售经验,甚至连怎么把自己收拾打扮漂亮都不会的我,说干就干就开了服装店。

 

在决定干之前,我和老公商量:“如果开好了当然好,开糟糕了谁也不要责怪对方,无论干得好坏,日后都不要有怨言。”老公的态度是不管我干啥,他都无条件支持。


没想到一语成谶,我们为了这个决定背负了几年的债务,老公确实没有半句怨言,慢慢在后面支撑我走过来。

   

最终选择的商铺在一个全新开发招商的地下街,开发商描述的蓝图很美,招来了小城里很多浸泡在服装零售行业多年的老板。我本来想搭上他们的顺风车,能获得在这稳定扎根的物质基础,没想到居然栽了个大跟头。

 

在老家的姑姑听说我要开店,派表妹朵朵过来帮忙。那段时间多亏了表妹,我们从出租屋到店铺,结伴而行相依为命,手头的积蓄已经不够,开始借钱往里面投,想着开业以后一周转就好了,从来没想到会亏本或不挣钱。

 

终于挨到了九月底整个商场开业,现实情况始料未及,货并不好卖。商场第一天开业时,我没有卖出一件衣服,这让我代理品牌的工厂惊讶到不敢相信。我缺乏流动资金,这边货还没卖动,公司按节奏又要催着打款,定下个季度的货品。

 

雪上加霜的是,开业后十天后商场因为消防问题没有通过验收,被强制关门整改。200多家商户,被迫在十一黄金周和民族同胞最重要的节日古尔邦节前夕,强制关门。


开始商场管理人员还接我电话,后来直接关机,商场除了封条什么也看不到。最要命的是,我手头并没有卖出去多少货,老公的工资一发就用来填之前的窟窿,生活费都是问题。我只能把生活控制得极为简单,并安慰表妹,等整顿开业后就好了。

 

没人知道,那时我在早市上,像个老婆婆一样在菜市场一圈一圈地徘徊,几个萝卜对比,拿起又放下。当家才知油盐贵,我开始体验到生活最真实的滋味


我和表妹呆在出租屋里绝望地等待着,也没心情出去玩,说不出的苦闷。


有时候会想起和老公一起踏青时见到的风景

 

有一天醒来,我感觉头疼欲裂,我像平时一样慢慢咀嚼食物,食物却生生的卡在喉咙处,上下不得。更糟糕的是,说话出现了困难,发音开始变得不完整。我会把吃饭说成“吃ban”,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语言。

 

一开始我没在意,那天很冷,出租屋的暖气还没来,我决定出门买条黑色的打底裤。在摊位面前站了半天,我想不起来“我想要条打底裤”怎么表达出来,花了两分钟在心里默想,说出来的却是“我想要打底gu”。


那一刻我恐怖到极点。曾经我不是这样的,从小到大都听大人夸我会说话,语言表达能力强。此时此刻,在伊宁这座小城的里,我成了完全失去武器的困兽,简单的一句交流都需要在心里打半天腹稿。

 

朵朵说,姐你生病了,要去看医生。我说没事的,好着呢。但我又对剧烈的头疼产生怀疑,轻轻晃动下身体,大脑就会闷痛。这么多年身体都很棒,这次的信号不太正常。我嘴上说着没事,心里想这下真要挂了,我已经接受了随时要离开的准备,甚至准备着手给至亲每人写一封作别信。

 

我终于去到了医院,感觉很陌生,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走廊里到处都是人,医生怀疑我天然气中毒,后来排除了。医生建议我去做脑部CT和磁共振,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全部体检费花了500多元,我的异样也没多大好转,但好在没恶化。


终于等到了商场重新开业的消息,那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虽然错过了黄金周,但绝处逢生,到底是开业了啊!我开始搞卫生、烫衣、挂板、陈列。低着头把全部心思放在店上忙活了几天。


表妹发现我的病痊愈了,同时她也发现这个商场没救了,这个店也活不过来了。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这么久,她想回家了。


她让老家的妈妈给她打钱过来当路费回家,我内疚得说不出一句抱歉的话。我已经拖垮了老公,拖累了几个至亲,如今表妹不远万里而来帮了这么久的忙,而我还付不出妹妹几百块的路费。

 

我来回翻着手机通讯录里的熟悉的、不熟悉的几百个名字,我跟谁都张不了嘴,跟谁张嘴都让我觉得耻辱。我心一横,双眼一闭,手指拉动通讯录,决定喊停时手停留在哪个名字上,就跟谁张嘴。


睁开眼睛,看到手指停留在久未联系的高中时代的班长同桌。我东拼西凑着零散语句终于哆嗦开口,他很干脆,钱很快就打过来。我硬塞给朵朵。


朵朵回老家那天我们一起走出出租屋,她在路口买了两个新疆烤馕,几瓶矿泉水往包里一塞,抬头告诉我,我给她准备的那些路费压在我枕头下,然后就走了。

 

我赶去店里开门,极度压抑、自责,眼泪滑下来。


 



 


踌躇满志开的第一个店,它让我陷入崩溃的边缘,我也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起死回生。但真正让我决定放弃这个店的,却是一次讨价还价。

 

有一次,一个很魁梧的男士跟我就他老婆看上的衣服讨价还价。那天很冷,熬了一天到快下班了还没开张。为了图个开张,那件平时卖150元的加绒打底衫,进价85元,我给他开价100元,他还到95。

 

不能接受可以不买啊,明明他老婆已经穿在身上,让我帮她剪掉吊牌了,我却在跟他为了5元钱僵持着,心里有一千句”我不卖了,你赶紧脱下我的衣服哪儿远去哪”。


可是我实在洒脱不来,我不争气地想着,能卖一件是一件,无论如何要开个张,多少也能收回点本钱。


接过那个男人递过来的钱后,我感到极大的屈辱,真被自己气坏了,憋得半天呼吸困难。不远千里来这里,我图什么?再一次,我不知道出现在这个城市的意义,我对自己失望透顶。为了五元钱,我抿着嘴,眼泪从脸上划过。商场的音响设备循环播放着邓紫棋的歌《泡沫》,直到现在,这首歌不敢再听。

 

我压根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有顾客时,我招架不了顾客无下限的砍价,没顾客时,摊主喜欢聚在一起聊,无非聊谁抢了谁客户了,谁又不要脸抄了她家爆款。我没有加入交谈的愿望,也有意识地跟她们保持距离,闲下来的时候我更愿意看几页闲散文字。

 

花光所有积蓄,还负担了外债,我对自己和老公都没有交代,在纠结中往前煎熬着度日。当陆续有店主关门时,我好像得到了鼓励,说服自己也放弃,开始逃跑计划。那时才开店半年,剩下有半年房租和一店铺的杂货,我表婶帮我过来清仓甩货。 

 

但我能干什么呢,找一个地方打工,每个月大概3000元左右的工资,不知道何时才能还完八万负债。


我想起来被我搁浅的空间香氛。来新疆的第一个月,我就拿着一台样机,几瓶香味样品到处去推广过,但没有任何进展。当时我的判断是,这个业务在新疆无法做,没有这样的理念或没有这样的消费市场,所以转而把精力投入到服装店上了。现在,香氛却成了我的救命稻草。

 

我在伊宁市,把大大小小的酒店陌生拜访过一遍,完全没有打开市场的迹象。拜访者的态度要么是闻所未闻,要么是喜欢但价格接受不了。


就在这个时候,进过样品的供应商打过电话过来,说乌鲁木齐有意向客户咨询,问我是否愿意跟进。我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怀揣样品连夜坐火车来到乌鲁木齐。

 

虽然那个客户最终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合作,但这一趟让我接触到了乌鲁木齐这个市场。我眼前一亮,为何不来这个更大的市场呢?

 

不过这样一来,和老公距离更远了,大家见面的困难更大了,如何经得起时间、距离的考验,这是个难题。和老公说出我的想法和顾虑后,他出乎意料很支持,“你想干的,我都支持。”

 

2014年4月,怀揣老公刚发的热腾腾的一个月工资,带着感动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之心,我只身一人来到乌鲁木齐。当天就通过网络租到了房子,和一位回族姑娘二房东住在一起。

 

老公在五一之前休假赶到乌鲁木齐,帮我安顿下来。五一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在逼仄的厨房里,老公烧了几个平时我们喜欢吃的菜。快开始吃饭时,他突然跑下楼,回来时手里多了瓶红酒。


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纪念日,也是婚后三年来在一起过的唯一一个纪念日。然后他又辗转回到驻地上班,留下我一个人。

 

老公走后,我又被打回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在仅有的十几平米卧室里,我在这里吃饭睡觉,也在这里办公,早上带样品出去,天黑回来。那两个月,用手机导航,我把乌鲁木齐星级酒店走访了一遍,没有多余的钱搭车,更多时候是搭公交外加走路。

     

有时候我想,为什么要把自己置身到这样的环境里?


我怀念南方的一切,就坐上公交去大巴扎转转。大巴扎在维语中是集市的意思,是目前乌鲁木齐保存最完好、最代表民族特色的小商品交易中心,外地游客必来的景点。


有时我会在那转一圈,从游客热烈兴奋的口音中捕捉粤语阮浓的调子。在广东生活的几年,一直没学会粤语,但是一直被这种强调熟悉的氛围包围着。现在一听到熟悉的粤语,我浑身热流涌现,感觉还在南方熟悉的氛围中浸泡并没有走远。我贪婪地吸收着他们锦绵悠长的软语,追随着他们消失在视线之外,又捕捉下一批熟悉的声音,鼻子发酸。

 

也有时候坐了半天,什么南方口音也没捕捉到,就买路边巴郎的无花果,十元一打,真甜到心尖上去。满足地吃完,再坐公交车回家,我想自己真是个太奇怪的人。

 

乌鲁木齐的夏天太长太毒辣,走在太阳下,能听到皮肉滋滋作响的声音。没事谁愿意在太阳下漫步呢?而我就是要在太阳下疾步走过的人。走得越久,太阳越烫,心越凉。我最难受的不是客户直接拒绝,而是客户有时已经在心底拒绝了你,但是不直说,只说“考虑下、商量下、跟领导汇报下”。这满怀希望后的落空,不能给老公说,也不能给妈妈说。

 

一旦诉苦,他们肯定叫我回伊宁,回老公的身边呆着去。“一个女孩子家家,你老公一个月的工资也够你花的,何苦要这么瞎折腾,看你平时丢三落四又东西南北不分,别钱还没挣到,人就走丢了啊。”


还有一个同是军嫂的四十多岁大姐,因为祖籍同是河南邻近老乡,她对我尤其照顾。“你跑到乌鲁木齐那么远干嘛啊,你想干的生意压根干不成,那压根不是你一个女人家能干的事啊,你看昭苏的黑土多肥,你回来咱俩去部队旁边垦块儿地,种点土豆或大蒜,收了再卖给部队食堂,今年街上大蒜都卖到1元一个啦,你何苦要跑那么远啊。”

 

我能做的就是苦笑一下,礼貌而克制地拒绝了用各种方式喊我回去的亲友。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说回头就回头呢。 

 

万万没有想到,香氛的第一个订单是在伊宁完成的,就在我当时开的服装店门口,一个新开业的四星级酒店。


谈成了之后我盯着那叠钱好久好久。


2015年11月,乌鲁木齐市区。那时候怀孕已7个月,入冬一来的第一场大雪,去和一个跟进了很久的一个客户签单的路上。

 


乌鲁木齐的冬季,大概是从9月底开始,以一场大雪的出现为标志,一直蔓延到第二年四月中旬。漫长的一个冬季过去,人也如同死去活来一场。

 

有时我接到客户的咨询电话,收拾行李说走就走,买不到坐票就站一宿。第二天,车到目的地,我去宾馆洗把脸就出发拜访客户。得益于原来到处出差的经验,我提前网络查询,定制周全的计划,每天都有要完成的工作量。等既定目标完成之后,沿路的酒店、饭店、汽车4S店、售楼中心、婚纱摄影又成了我地毯式的开发对象。而到了晚上,我开始主攻夜场。

 

有朋友感慨我这么拼,虽然自己单位用不了我产品,但给我推荐朋友。他们拿着手机通讯录抽出来一大串电话号码,告诉我每一个号码和他的关系,我应该怎么跟进。于是,从这个朋友这里告别,我在午夜街头飘着鹅毛大雪的昏黄路灯下,打出去一个个推销电话,通常等收工时提着样品回到酒店时已经午夜一两点,最晚一个成交的订单是在凌晨三点的奎屯。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不产生销售绝对不打道回府。


2014年隆冬,我提着个行李箱揣着张站票从乌鲁木齐出发,经石河子,到克拉玛依,辗转到库尔勒、阿克苏、和田、喀什等城市,把每个城市潜在的客户群拜访了一遍,没有成交绝不离开。我在这几个城市盘旋了20多天回到乌鲁木齐,病倒了,但带回来了可观的订单。

 

有一次出差到库尔勒,雪下得越来越大,我坐了公交车来到停在半山腰的终点站,又走了一里多路才走到物流园提货。


我在诺大的园区走来走去,没发现我的货。雪太厚,一个跟头滑倒,头埋在雪里半天动弹不得。一个路过的面包车司机看到了我摔倒这一幕,摇下玻璃:“丫头,你这是用生命在提货啊。”


我抹开已经黏在脸上的雪,试图挣扎着爬起来,跟他搭个顺风车,但还没来及张开口,面包车吐着一串尾气消失了。


       





南疆走一遍回来第二天,意外接到新疆空军某军总政治部的邀请电话,他们请我给他们系统的军嫂们做一个军嫂创业分享。


活动那天,当主持人介绍完掌声响,我深呼一口气安抚了下心脏,哆哆嗦嗦走上讲台,这话筒也不是平时的话筒了,字都是一个个炸出去,大脑嗡嗡响,自己说了什么,一句都不清楚。

 

自发响起了三次掌声,有几十个姐妹加我咨询,不少人我们至今还在保持联系。


其中一个军嫂姐姐说,“你成功因为你还没有孩子拖累,我们是因为有孩子,没有办法走出去。”直到两年后,我有了儿子皮皮,回想起来姐姐当初说过的这句话,也许是吧,我想,但也不是。 


那次演讲之后没多久,有纸媒过来采访,还有新疆电视台晚间新闻,我们在办公室里录了一上午,最后剪辑给了3分钟镜头。在电视上看见自己瘦小的身影,有一些恍如隔世。

   

其实,对军嫂生活不太清楚的我,为了多点了解参考,通过QQ搜索功能试图加一些军嫂群,潜水进去了解下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


没想到进去几分钟,我就被轰炸得有点惊秫,整个群里乌烟瘴气,离婚、声讨公婆的声音此起彼伏。又加了几个群,都是如此,深感网络可怕的一面,赶紧全部退群,再也不窥探别人的生活常态。


每个人都要独立走完属于自己的路,为什么一定要参考别人的模式,我注定是不同的啊。

 

如果我千里迢迢去看老公,唯一接待我的是招待所,他很忙。所以更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分隔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横跨700多公里。 

 

别人家是男主人操心,而我,自告奋勇地把心操得稀巴烂碎。我还能期待什么呢,他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什么也不期待,只期待他能早点回来。


“快了,快了,马上就回去了.......”通常这是大部分通话的主题内容,重复着这样的期待过去了几个月,他还在复述着。我常对他说的是,“嗯,懂哒,懂哒 ,我都懂哒”。想想看,眨眼又过去了一天,离你回家的日子又更近了一天,这样一想,日子会好过很多。

 

我也不敢随意生病,连一个最稀松平常的感冒也不行。节日里见路上的姑娘有人陪伴,笑着,我不忍去看,这种对比过于强烈而心生悲切。当大家在欢度节日,相互祝福,交换礼物的时候,我只能也只能疯狂地想念。

 

我们的联系也变成了单向联系,我永远打不通他电话,有时候电话猝不及防地打过来,“想你想疯了,我刚下岗,在这个上上下下满山跑,终于找到点信号给你拨通,你,吃饭了没........ ”

   

有一次老公被派到更远的山沟里蹲点执勤,他惊奇地发现了周围水潭里有鱼。水潭是周围的天山融水积蓄而成,水温太低所以鱼不大。他拿起吃饭的碗一碗一碗地舀水,捡起这些约莫手指头长的冷水鱼,趁着正午阳光强烈,晒成鱼干。


一半他撒了盐做成家常版的,另一半撒了足够多的辣椒面,成了香辣版的,如果太阳足够好,两个小时就能晒成干脆可口的鱼干,委托下岗下山的战友带下去再转几个快递寄出。


两周后,我在乌鲁木齐收到了老公制作的这些神奇的鱼干,感到不可思议,紧紧捧着这些鱼干,脑海里想着老公捉鱼时的专心,有点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的派。


2015年,在昭苏探亲时拍下的

 

有一天匆忙接到老公的电话说要马上回家看我,我当然不相信是真的,他打开视频挥舞着手中的火车票给我看,“媳妇在的地方就是家,我想回家了”。


原来他接到一个任务,要赶到乌鲁木齐接几只从北京训练基地领回来的军犬。军犬有编制,并且每月有固定的军饷。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军犬,威猛又温顺,后来去老公驻地探亲,我专门去犬舍里看它们,像久别重逢的亲人。

 

回一次乌市的家,就意味着老公的一次战役。


老公平均三个月可以休一次假,遇到军区领导检查、考核训练、他的直属领导要休假这些大事件出现后,他的休假自动往后推移。如果一切都正常,一个季度休假从领导批假条算起,到返回签到共9天。


老公从接到假条就风驰电掣打车往车站赶,包一个拉客的私家车往伊宁市赶,再打车到郊区的火车站赶上末班去乌鲁木齐的火车。每一个环节都无缝衔接才能再第二天早上赶到乌市的家。任何一个环节的耽误,就不知道要在路上浪费多少时间。


等他在人头攒动的车厢中站一夜,背着光,出现在我面前时,好像从时间的光影里披荆斩棘而来,每一次回来,又瘦了。

 

吃过早餐,老公就开始忙活,他要趁回来有限的时间,能分担多少就尽量分担多少。送车去保养、买天然气买水买电、换个坏了的灯泡、一袋米一袋面一桶油扛回来做好生活物资的供应。在他那,能体会到办事效率之高。实在没事可做时,他围裙一系大勺一挥,“媳妇儿你想吃啥老公给你做,前段时间我在炊事班又学了一招儿一会给你露一手啊。” 

 

我们争分夺秒掰着指头,把在一起的每一天充分用一个个事件填满。但时间太快,休假的后几天,他开始焦虑,“不会吧,时间过这么快,感觉昨天才回来啊,咋明天又要走了啊。”走之前,他开始喋喋不休的重复”媳妇儿,老公就要走了,真的要走了啊,你舍不舍得。”

 

王洛宾在三毛走后说,“你走后,人间就冷了”。来难来,去难去,恨时短而言未尽。这种别离的痛楚,我们也经历过。


老公站起来和我拥别,这是我们每次分别的仪式,他在我后背和肩膀重重拍了几下,说“照顾好自己!”转身背起硕大的军用迷彩包大步快跑消失在我视线中,完了,好日子这么快就完了,留我在一场梦中,单曲循环着《永隔一江水》。

 

有一次老公和一个战友小聚,我也在场。当时离光棍节不远,酒过三杯后我笑着问他打算什么时候脱单,我以为他会说缘分未到,请我帮忙介绍。


但他端起酒杯和我的水杯碰了下后,红着眼睛定定的看着我说,”说实话,我佩服你,我如果是个女人,眼瞎了也不会嫁给军人。”我默默地听完,红了眼睛,在暗处握紧了拳头,拼命的忍着。

 

久未联系的老同事在联系上我后很惊讶,“原本想着你去新疆后,就成了标准意义上的军嫂了,老公孩子热炕头地转,早就在琐碎生活中埋没了,没想到你还挺能折腾。”

 

好电影讲究颠沛流离,情节离奇饱含戏剧性,但真实的生活并不如此。很多人的问题是把自己当做弱者,不敢去挑战,不敢选择吃苦。直到我开始愿意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去看一看,究竟“活出来”的奥秘是什么,我才意识到,那些活得全然尽兴的人们,并非有多成功,而是生活得很真实。

                      

我和老公并肩作战,用了一年半时间,还清所有债务,买了车和房,在乌鲁木齐把根扎了下来。

 

一晃眼,成为一名边防军嫂已经三年多了。 未来会以想不到的速度,很快就来。 


到那个时候,我可要再坚强一些啊。

 

 



何金果

创业者 坐标新疆乌鲁木齐

 


我是一名新生代军嫂,先生是驻守在中国新疆伊犁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国境线上的一名基层军官。同时我还是创业者,营养讲师,芳疗师。


几年来各种因缘际会,独自行走了南北疆各地,我真实融入了新疆的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如果你愿意了解真正的新疆,我愿意尽我所能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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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27 09:5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花椒:我是摇滚果儿,也是躁郁症患者 | 破茧049 

 2017-03-07 明星辰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11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的第49篇文章。作者明星辰。


她采访了一位22岁,患有躁郁症的果儿,花椒,并通过自述的方式讲述了她的故事。躁郁症患者,狂躁时就像一个永不停息的发动机,抑郁期则丧失全部动力。两种极端状态在一个人的身上,重复上演。这是一场与自我的长期战争。


文 | 明星辰


第一次知道花椒,是从一个做地下摇滚公众号的主编那听说的。我拜托他推荐有风格的地下歌手给我,他却告诉我,你不如去采访一个歌迷。

 

我问,这位歌迷有什么特别之处,也写歌唱歌吗,还是很有名?

 

他回答,没什么特别之处,她就是个歌迷,不唱不写也没什么名。她有点意思,非常真诚。不过我不能保证她会接受你采访,如果她喜欢你,跟你什么都讲,不喜欢你呢,可能还会骂你。

 

我搜索了这位歌迷的微博,关注她的人不多,我却被她吸引住。她很漂亮,是那种带着诱惑和危险气息的美,眼睛深邃,似乎在讲述一些不可描述的事。她的着装风格也时常变化,有时是长过肩的脏辫,有时却是寸头。

 

据说她是西安里最有名的“摇滚果儿”,在此之前我对“果儿”知之甚少。

 

她在微博里写:


我不思考,思考是会出问题的。

我知道你想吃我的罐头。

想吃就吃吧,体面给谁看?

我蹭过你了,我不管

你现在是我的了。

 

我没问过这是她写给谁的,却读出她孤注一掷的深情与率直。

 

除此之外,我还在她的微博里嗅到一种危险的气息。我知道她生病了,与她时而激烈时而低落的情绪有关,这些或激昂或消沉的信号告诉我,必须和她见面聊聊。

 

第一次见她时,西安的冬天还没过去,她站在路边等我,穿着黑卫衣牛仔裤,和想象中的她相比,显得简洁异常。聊了一会儿,我才知道她今年22岁,这让我吃惊。在她的目光里,有一种异于她同龄人的安静与悠长,像经历过一次决定生死的大战后,远处夕阳快要落下去,遍地狼烟已经灭了,却在此时,突然从天空降临了一阵镇静。

 

我们坐下,还没等我问,她就直接说到自己的状况,说到了与自己的躁郁症。她说得不急不缓,像是个外人,但有一些时刻,她会停下来,像在平息内心的汹涌情感。我注视着她,只能用沉默去回应。


躁郁症,学术上被称为双相情感障碍,如同它的名字,双相情感障碍有两种极端情绪状态的存在,狂躁时就像一个永不停息的发动机,而抑郁期则丧失全部动力。有人把躁郁症叫做“天才病“,许多艺术家曾罹患这种情绪障碍:梵高、拜伦、柯本、玛丽莲·梦露…...好莱坞的一位演员曾这样描述它,“你想在好莱坞驰骋,才华、美貌都不是重要的,如果你有躁郁症,那简直太棒了。”

 

22岁的花椒也一样,她充满艺术气息与冒险精神,有正常的喜怒哀乐,也时常陷入混乱的情绪挣扎,经历着一场与自我的长期战争。


 

 花椒

 

[22岁,患双相情感障碍症两年]

 

(以下是她的自述,括号内及脚注为采访者补充的客观信息)


十七岁那年冬天,

我自己去了安定医院


最早觉得不对劲,好像是从中学就开始。

 

我小的时候,是那种孤僻的小孩儿,没有和社会上的人有什么来往,但就是没人和我一起玩。中学时有段时间,有些抑郁倾向吧,不想说话不想去学校,没办法,还得去。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听摇滚,我妈给我买了一个步步高复读机,别的孩子用来听剑桥少儿英语,我用来听摇滚。我舅舅爱听崔健张楚,我就跟着一起听,那时候西安美院旁边还有卖打口带的,打口带就是欧美日本卖不出去的磁带转到中国当废品卖,会在上面打一个孔,多数都是摇滚金属那一类的音乐。

 

我从小是在研究所大院长大,亲戚的孩子学习都挺好,除了我。什么公派留学,研究生,就我最特别,你说奇怪也行,脏辫唇钉纹身,过年吃饭都是大家批判的对象,批判的主要内容就是让我把头发剪了或者去买条裙子。

 

我妈是个很强势的人,我受不了她对我的忽视,可是她却不会真的关心我。比如她不怎么关心我是不是快乐,而是问我天冷了有没有穿秋裤。以前在家的时候,我常会在房间里把音乐声放得震天响,然后大喊大叫说你们不懂我,后来发现这根本没用。谁会懂你,我都不懂自己。

 

我没上高中,他们想让我出国,我不愿意,托了个关系去北京上班了,住在西城区白云观附近,从那时候开始接触到live house和摇滚歌手。有一天,我偶尔在论坛上发现有个演出,顺着那个地址就去了,还没到地方,就看到街道旁边站着些穿奇装异服的人,我就知道,找对地方了。

 

还记得当时站在旁边排队的北京女孩都很酷,一身纹身、到处穿孔,我当时还穿着海魂衫牛仔裤,特别土。进场之前买了一瓶牛二(牛栏山二锅头),兑到雪碧里就进去了,后来就老在那。

 

不记得看了一什么乐队,就觉得里面人都特好。摔倒了,几个人立马给你扶起来。台上乐手那种劲儿——“我不妥协”那种。

 

live house对面有个菜馆,叫新疆风味饭馆,几乎所有人演出完都会去那吃饭。不管多少人去,最后都会拼成一桌吃,变成摇滚食堂。饭馆墙上贴着各种演出海报,菜单上都是“摇滚大木耳”什么的。

 

那时候的情绪起起伏伏,喝酒聊天看演出,能和朋友喝一夜,都说从来没见过我这么能喝的女孩,有一次我喝大了,在厕所睡了一夜,第二天有人进来,以为我死过去了,那人不敢动我,打了120,结果医护人员过来,发现我只是喝多了。

 

抑郁从那时起也来了,高潮过去就是等死。严重的时候连床都起不来,不是懒,是真的爬不起来,不吃饭,只抽烟喝水,三天三夜盯着天花板。

 

十七岁那年冬天,我自己去了安定医院,挂了心理科。躁郁就像一把刀,躁狂时刀向着外面,而抑郁的时候刀尖对着自己。

 

秋天和朋友在顺城巷晒太阳

 

像小学发新书本时的

油墨味道

 

那之后,我回了西安,躁郁状况没缓解,反而更严重。我想要好起来,买了一些这类的书,看了以后觉得还是应该去医院。

 

看医生的时候,我妈陪我一起,她不认为我生病了,觉得我在胡闹。因为她看到我的状态(是好的),我不会对她表现出来不正常,但她不知道我一个人的时候非常难受。

 

医生让我做了一个测试量表,好几百道题,回答是或者不是,问一些”我的母亲是个好人“、”森林管理员最适合我“或者”我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这种题,细心的话就会发现,很多题是有诈的,前前后后重复不同的问法在问同一道题(此为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试)。

 

我妈从心底里不愿意接受这件事。看病时她对医生说,“她半年前看了一些书,完了之后就变得神叨叨的。”我当时很恐惧,怕医生会相信她的话,我并不是看书变成那样的。

 

当时测量的结果是重度抑郁,医生给我开了文拉法辛[1](该药用于治疗抑郁症。如果躁狂发作期或缓解期用抗抑郁药,可能会使躁狂加重,或者再次诱发躁狂症状),是治抑郁的,反而让我躁狂更严重了。

 

可是我当时不知道,吃了更严重。回西安后一开始跟父母住一起,老是跟我妈吵架,每次一跟她吵我就极度焦虑,控制不地用手抓自己的脸,抓得满脸都是血道子,这之后要是吵架,她就抓住我的两个手跟我吵,这样我更生不如死。

 

有一天我洗完澡,看见厕所地上有一团头发,我把它捡起来吞了,当时我想让那团头发消失,可是不知道该如何做,于是就吃掉它。马上,我就把它吐出来,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真的失常了。

 

还有一次,我在大街上走路,有车在我的旁边停下来,车上有两个人下来,他们把车门一关,“嘭”地一声,我当时不受控制地跑起来,跑了好远才停下,意识到他们不是来抓我的。

 

我觉得不行了,必须去医院,医生建议我做电击治疗,真没有想到这么严重。

 

当时全麻睡着了,起来以后觉得特透亮,隐隐还闻到一股油墨的味道,就像是小学时刚发了新书本的那种味道。那之后,我常会想起一些以前的事,但是近期的事情几乎全都不记得。治疗后的第五天,我决定出门转转,路上看到有了一个熟人,我叫他,嗨!可是嗨完之后,我想不起来他的名字,怎么都想不起来。[2]

 

(现代改良电休克治疗,会引起可逆性的记忆减退。国外研究发现至少有1/3的患者表示在接受电疗之后,出现了明显的记忆衰退。一般认为电休克治疗对记忆的影响是有限的,并且通常只是暂时的)


 


“辛苦你了,在黑暗里撑了那么久”


 

我当然会抗拒,但事情如果到了抗拒的地步,说明已经没有多高的回转余地。

 

有过两次非常严重的。

 

第一次是最严重的,当时我有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早上起来就控制不住地流眼泪,情绪特别差。当时我妈让我爸把一个什么东西给我,她跟我爸说,“你把这东西给她,我就不跟她说了”。后来再想其实她怕跟我吵起来,但当时我听到的感觉是她不想看到我,甚至递个东西都让别人给我。

 

我想我一个多月没回家,你给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就特难受。当时我心里就默数3、2、1,3秒之内就从卧室到阳台的那个玻璃推拉门冲出去了,感觉完全不受控制了,当时就叫了救护车。脸上和身上缝了100多针,腿上挺严重的,伤到脉了,缝了3层。

 

我被确诊为躁郁症,狂躁和抑郁混合发作,是双相情感障碍中的混合I型,情绪周期循环特别短特别快,可能一周有两天在轻狂躁,第三天重度狂躁,接着再抑郁。

 

医生给我换了药,换成了碳酸锂[3](该药主要治疗躁狂症,对躁狂和抑郁交替发作的双相情感性精神障碍有治疗和预防复发作用),柯本[4](科特柯本,槃盘乐队主唱,后因躁郁症自杀)有首歌叫做《lithium》(锂),说的就是它。锂是一种金属,可以用来做电池。

 

吃药之后,身体反应强烈,下楼时都倒不清左右脚,吃饭时手不停抖,要用左手按住右手。最可怕的是,我感觉吃了药以后,好像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心脏,让它不要再跳。胖了三十斤,也是副作用带来的,但是没关系,身边的男孩并没有因为我胖不喜欢我。

 

去年夏天,又有一次。

 

有天早上突然就不想活了,没有为什么。你一定要相信,生了这个病,真的没有原因,崩溃没有为什么。

 

也许那天就是我的时间。早上起来,洗干净脏衣服,扫了满满一簸箕狗毛,换了件干净衣服,冲了一杯蜂蜜水,然后把医生给我开的那瓶碳酸锂全部吞了,不知道是多少颗,吃完以后,我看到手上还有药片沾上去的粉末,顾不上这些了,我当时想,今天不死也得死。

 

关机,锁门,后来就没知觉了。大概三四个小时以后,有个朋友来找我,敲门不开,觉得不对劲,就把门拆了。当时我躺在地上,已经昏迷了,醒来时,我感觉有一条花臂扶住了我。

 

我在重症监护室躺了四天,洗胃、血液灌流,我对自己毫无希望了。身体恢复后我去做了心理咨询,医生对我说,“辛苦你了,在黑暗里撑了那么久。”

 

自杀的时候没有哭,被拖去医院也没有哭,但当医生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就哭了。

 

我有个朋友,一直唱摇滚,很穷,不管,还唱。他今年四十多岁了,在那件事发生之后他对我说,现在的我,就是他二十岁时的样子。

 

我说,可是我看不到自己四十岁的样子。

 

他说,花椒,我能看到。我能看到你四十岁时甚至更久以后的样子,相信我。该死的人不是你,没必要惩罚自己。

 

在EM7收碟,朋友在窗外叫了我一声


坚果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男朋友,也没谈过恋爱。我不觉得一定要找一个男朋友,给你买这个买那个。

 

我的情感状况?我的情感状况就是我有一万个男朋友。有人喜欢艺术家,有人喜欢有钱人,我喜欢摇滚歌手有错吗?我没把他们当成男朋友,我觉得他们是战士,每天扛着吉他去演出,我是慰安妇。

 

我的第一次给了一个吉他手,他在台上弹琴,我在台下看,认识第一天我就跟他回家了,他家里摆着琴、效果器和各种线,我们就和这些乱七八糟的设备睡在一起。

 

没有谁真正和我在一起过。我的很多关系都这样,没有稳定,也没有长久,又不是上了床就要结婚,这种想法太随便了,对于我来说,只要你愿意我愿意就可以。

 

时间长的也有,三四年吧,他是我中学时的偶像。第一次真正在舞台下跟他有接触,就是那次我从玻璃门冲出去之后,见到他时,我还一瘸一拐的。当时他来西安演出,演出结束了我们一起去喝酒,本来以为只是一夜的关系,没想到一直到现在。

 

有些事情不要思考,思考是会出问题的,想做就做了。

 

他是摇滚明星,身边永远围绕着别的女孩,常常有人跟我说,“那谁又换妞了”,我想,那又怎么样,难道我不会换?其实我不是不能接受这种关系,而是不能接受他找那些根本不懂摇滚的女孩,感觉拉低了我的档次。有时我又会想,正因为他是摇滚明星,所以这世界上的所有香烟美酒和漂亮女人,都应该属于他。

 

第二次出事的时候,他飞来西安找我,问遍了所有能问的人,知道我没事后,他走了,最终没见到。在他眼中,我和别人还是有不同:我们两人在各自身体同样的位置,有个一模一样的纹身,纪念同一件事情,这是我们留在身体上的共同记忆。

 

没有不开心,也有觉得温暖的时候。

 

今年有个乐队来演出,其中一个人我之前认识,我们一开始没有见到,这次音乐节有好几个乐队叫我去,我觉得麻烦都没去,躲起来说自己不在。演出结束一周多之后,他发了条信息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一直在等你。

 

我说,其实我没走。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小酒馆楼顶的一个小床上,他说我好累啊,你先睡吧,我打呼噜声音特大。他把我哄睡着了,我就觉得很温暖。

 

家里人只知道我喜欢摇滚,不清楚这些事,我妈前段时间还试探地问过我是不是同性恋,可能因为我老打扮得像男孩一样,也从来不在网上买衣服。我们一起看了个小品,里面有一点那种情节,她忽然问,你喜欢男的女的?

 

我跟她说,妈你放心,我好着呢。

 

我直得都不能再直了。

 

我爸比较了解我,在我刚刚接触到这个圈子时,我爸就感觉到了,他没阻止我,只是郑重地跟我谈过一次,他说,“我对你只有两个要求,不吸毒,别怀孕。”

 

这要求不可笑,这个圈子真是这样,沾上这两样就完了。

 

15年的时候,西安一个live house办了一次颁奖礼。西安所有摇滚圈的人都聚到一块,给我颁了一个“最佳坚果奖”,其实就是好玩。回去时我妈看到了奖杯,她很好奇怎么会有人给我颁奖,她问我,坚果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说是坚强的意思,他们觉得我比较坚强,嗯。

 

呆在房子里,

跟朋友妈妈喝喝酒


13年夏天,我被朋友带着在何勇的家里见到他。那会儿他的状态也不好,看起来很低落。他也是躁郁,我跟他说我也有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问他该怎么办,他说,你自己多注意,稳着点来吧。

 

15年他出事了,捅了门口小卖部大爷一刀,犯病了。

 

其实我不想说他,心里不舒服,大家都有自己的问题。我有时候在想,这种情绪和摇滚有关系吗,我不知道是摇滚乐促成了躁郁症,还是躁郁症造就了摇滚乐。

 

我发现身边有问题的人也挺多的,大家都靠什么东西拉着,有的人靠音乐,有的人靠药物,前几天跟朋友喝酒,有个吉他手说手疼,我问怎么了,他说早上干墙了。我手上也是,(她把右手伸出来,手背上有已经变乌的伤痕)干门了,家里门上都是窟窿。

 

之前我觉得摇滚很牛逼,现在看来,就是一群无能的人在做无畏的呐喊。他们在台上很闪耀,但是生活中极窘迫,我身边有乐手卖保险讨生活,穷到吃不起饭还要买琴。大家都在挣扎。

 

其实我们都是最软弱的人。

 

现在也不常去看现场了,我觉得没有真的摇滚乐,可能在这个国家已经死了。这种感觉好像是机械代替了手工生产,那些工人都下岗回家了。

 

偶尔还是会抑郁,但现在抑郁的时候,我会强迫自己控制情绪,抽完这根烟数一二三从床上坐起来,穿鞋,出门,找朋友。

 

不用改,我作息一直这样,半夜两点睡,下午才起。我跟医生聊过作息,他就把我吃药的时间改了,下午两点一顿,晚上九点一顿。

 

今年夏天和朋友去了一趟色达,在四川和甘南的西边,马上就到西藏。夏天草原很肥沃,小动物和昆虫都出来了,我随手往一个地洞里丢了块饼干,出来了一只土拨鼠。其实我很喜欢高原的景色,开阔,小桥流水什么的我不爱,我喜欢沙漠,喜欢草原,喜欢那种一望无际看不到边的。

 

我有个朋友,他和爸爸妈妈住在老家属院里,那个家属院还在山里,他们一家人一直没搬出来,就在秦岭丰裕口转盘出来一点点,我经常去他家玩,呆在那个房子里,帮他妈收拾下房子,跟他妈喝喝酒聊聊天。

 

希望以后也能在秦岭里面有个自己的小院子,朋友来了可以一起打水做饭,可能还是我想要逃避吧,不知道。

 

问得差不多了吗?我准备撤了,一会儿去银行办支付宝,我一直都没有,不知道怎么弄,开通支付宝是要去银行吧?


 

 


第一次访谈过后,我又见过花椒一次,我们约着去一个不大的livehouse听现场。

 

那天去的人并不多,主唱在台上唱得有些寂寞,花椒坐在最后面的沙发里,没有加入前面站在舞台下的人群,黑暗中像是一座沉入海底的雕像。过了一会儿,我在昏暗的吧台木桌上写接下来的采访提纲,她好奇凑过来看了看,像是小孩子。

 

这之后,我们去了城墙里的一家小酒吧,她的朋友很多,一路都有人和她打招呼,她也客气地点点头,颇有种大姐风范,其实她才20出头而已。我们坐在小酒吧最里面的座位上,继续聊起她的生活。

 

她什么都说,说起自己如何给啤酒瓶上的字母分类,她自己发明出来的分类法有些奇怪,她说这是自己强迫的症状,坐在酒吧就会看着酒瓶给那上面的字母分类,我觉得有趣,又问了一遍她的分类方式,她颇为惊喜地笑起来,“哈哈,这是第一次有人对这个感兴趣!”


后来我继续跟着她去了另一个livehouse。呆到凌晨三点花椒走过来跟我说,你别跟着我了,快回吧。我就回去了,到家之后给她发了一条短信。


“花椒,很开心今天和你聊。我到家了。”

 

过了三十分钟,她回我,“好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搬家了。她在朋友圈里说,新家有一个很大的阳台,夏天可以举行烧烤大会。


我心想,想在夏天把猫带过去,和她一起玩。




[1]文拉法辛,用于治疗抑郁症,使其注意力集中,增强记忆力,加快反应速度。如果躁狂发作期或缓解期用抗抑郁药,可能会使躁狂加重,或者再次诱发躁狂症状。

[2]现代改良电休克治疗,会引起可逆性的记忆减退。国外研究发现至少有1/3的患者表示在接受电疗之后,出现了明显的记忆衰退。一般认为电休克治疗对记忆的影响是有限的,并且通常只是暂时的。

[3]碳酸锂,主要治疗躁狂症,对躁狂和抑郁交替发作的双相情感性精神障碍有治疗和预防复发作用。

[4]科特柯本,槃盘乐队主唱,后因躁郁症自杀。





明星辰

无名写作者,坐标西安


 

一直想做双相情感障碍者口述史,感谢中国三明治能让这个群体被更多人了解,希望还能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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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27 10:0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两位西方85后,把中国乡村清朝宅邸打造成“老家” | 破茧050 

 2017-03-16 王云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12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的第50篇文章。作者王云记录下了在中国西南一个不为人知的村落,由荷兰人Maarten和美国人Eric经营的一家由清朝宅邸翻新而来的民宿——“老家”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你能够看见一种现代乌托邦的理想。“老家”不仅连结了浪石村里的人们,同时也治疗着城市居民们漂泊的乡愁。


文 | 王云


01


浪石村位于广西阳朔县,约有两百左右村民,随着壮年男性进城打工,常驻人口不足百人。虽然这里离把漓江游客像集装箱一样打包的漂流上客点杨堤港口很近,但至今尚未通路,进出小村须走水路。当年绑船的竹子都改成了硬质塑料管,船上也都装上了马达,他们仍称这交通工具为竹筏。

 

“老家”是浪石村里一幢翻新过的清朝宅邸,你可以说它是个民宿,但它又超过普通民宿的定义。


这幢airbnb上的明星房源在开张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接待了140多个国家300多名访客,这些来自全球的访客们背景千差万别,唯一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希望避开拙劣旅游景点、渴望体验真实而美好的中国的旅游者。


“老家”的前厅


“老家”前厅的天花板-翻修后的样子


老家”如它的名字,是一个回归传统村落和文化的小尝试,有着现代乌托邦的理想和对乡土的尊重。它以一种安然、不带野心的方式融入到浪石村,不仅留住了将被废弃的老宅,还影响了村民们对于祖辈继承下来老房子的看法:人们不再拆老房子了,老物件也不丢弃了,这是第一次他们由衷骄傲于自己生长所在的这个有些隔绝的小村子,山里的人不需走出去,外面的人(更不用说无数的国际友人)怀着羡慕和向往纷至沓来。


这个偏远民宿的建立者竟是两位85后的西方年轻人,一个荷兰人Maarten,中文名康毅;另一个美国人Eric,中文名安睿。


Maarten & Eric


02


Maarten是我2012年在上海做airbnb房东时的房客,当时他刚大学毕业,在复旦大学做交换生并短暂停留。他行李很少,瘦且有礼貌,偶尔我打开他客居的卧室收拾打扫,床铺总是理得整齐,台灯前摆着睡前阅读过的英文佛教书籍,这种清静让人心生好感。


由于会讲些中文,Maarten曾在上海2012年喷涌而出的某初创公司作为实习生供职,但很快因为觉得有违自己的兴趣而辞职。


这比当时同样年轻但为了谱写自己看似完美的简历而在职场上忍气吞声的我要勇敢得多,我暗生敬佩,于是悄悄观察着他。他在我家共呆了一个月,使我碰巧见证了“老家”项目的邂逅期和考察期。

 

那时Maarten去桂林旅行,机缘巧合,被旧识的向导领去了漓江边这个不为人知的浪石村。


对于一个在中国颇有游历的外来人,这里的景象不可思议:喀斯特地貌群山环抱下的小村子,清澈的漓江水从村前擦肩而过,村子的入口是一片最具中国传统风味保存良好的传统宅落,远处是当地传统的果树和蔬菜的田园,村民们在河边捶洗衣服,在河畔山前种庄稼,在屋前的厨房切菜洗菜准备食物,一切自然而祥和,远胜过漓江附近著名5A景区的粗制滥造。


村民们友好而羞涩的真诚让Maarten印象颇深,这儿的居民和中国大部分城市里忙碌、自我、重商的人们非常不同。


Maarten第一次来老家就深深被这里的环境征服


村民毛师傅看出Maarten的好奇,带他去参观村口不远处一栋清代建的古朴秀丽的老宅。


这个宅邸建于250年前,里面居住的人家正打算搬迁——老宅经年累月已经破旧不堪,对于这里的人来说,逃离老房子,搬进新盖的方正两层水泥楼才是光耀的新生活。


伫立于这个老宅的院落,Maarten异常兴奋,他一直希望寻找一个具有传统中国之美又真实贴近自然远离喧嚣的地方,这个宅子和这个村子简直就是梦想成真!他暗暗下决心要立刻回来,租下并改建这处古宅,把它变成可实践他一直以来理想生活的地方。

 

回到上海,Maarten联系了两周前刚刚认识的朋友Eric。年轻的Eric和Maarten一样,是冥想和佛学理论爱好者,关注永续的生活方式及自我探索,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回到浪石村。


两个并没什么积蓄的年轻人果敢签下20年的租赁合同,确立了他们对“老家”建设的承诺和决心。


后来的日子,他们这家房东的女儿小莫成为了“老家”的厨师,而小莫的丈夫也成为了帮助他们接送客人和朋友的竹筏船长。


03


像几乎所有的改建项目一样,Maarten和Eric远远高估了两个外国人在偏远漓江边翻修一幢老宅的难度,原本以为3个月就能完成的装修,却花去了大半年的时间。

 

翻修最初,他们得到了亲戚和朋友的支持——Maarten的母亲,Eric的父亲,以及一位在荷兰做建筑承办商的朋友都前来帮忙。


一月的漓江湿冷如冰,早失去了Maarten和Eric来隆重签约租老宅时漓江钟灵毓秀的温婉。


这个由五个外国人组成的小团体在淡季的漓江上格外显眼,他们住在江对岸杨堤堤口附近的简单旅馆里,每天迎着冬天刀子一样的江风和湍急的冷水乘船到对岸,缓慢地开展老宅的翻新工作。


翻修工作之余

Maarten拖车拖着两个村里的小孩回家


翻修工作中的Maarten


两个月,一切进展缓慢如蜗牛:购买正确的工具和材料,清扫布满蜘蛛网的破旧房顶和覆盖着厚厚黑炭熏烤痕迹和油腻的墙壁,重新归位洗手间、厨房、排水管道等的基础工作上都花费了大量时间。


一群本就不太懂行的外国人去到市场采购材料更是艰难,不仅要面对语言障碍和熟悉物资的缺乏,还频繁受到被商贩调侃和虚设价格的困扰。


无限制的讨价还价往往令人恼火,小市场材料商人也竟坦诚而狡黠——“你们是外国人啊,不收你们高价收谁高价?” 对于这些,Maarten大多能坚持原则,用他锻炼得越来越纯熟的汉语耐心反驳,拒绝被差别对待,可也有些时候,他心累气恼,就直接走开,希望寻觅到下一个能平等沟通的商人,或者养好了心情再回来。


很快,这行人就变成了杨堤口人人知道的外国人。在一次一次的交道中,当地人对他们的态度也渐渐融化而缓和。

 

Maarten和Eric的家人朋友们在帮工一个月后,纷纷离开回归自己的正常生活,剩下却还有更大的工程。三月气温转暖后,他们让木匠打了两个简单的床放在老宅二楼阁楼,在县城里买了电饭煲、简单的中式餐具、被子和床单,用Maarten的话来讲,“就像你看到的中国任何一处建筑工地上的民工一样”搬进了翻修中的老宅子。


翻修工作中的Maarten和Eric

他们雇佣了浪石村所剩不多的男性村民们为帮工一同开展翻新工作。与这些帮工村民们(是一群平均50岁以上的“大叔”)朝夕相处后,他们开始不停面对着村民们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各种疑问。很多问题让他们哭笑不得——

 

比如,有人问,他有次开竹筏的时候看到漓江上有一群裸泳的外国人,中间还竟有女孩子,这在西方是不是很正常?

 

更多的问题集中在他们俩身上:

 

“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

你们是不是很有钱?

你们的工作是什么?

你们看上这个穷地方的什么?

.”

 

一段相处后,村民们终于可以接受这两个外国人就单纯是因为爱上了这个在偏僻山间被村民们抛弃的老宅和中国田园的生活方式,以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连女朋友都还没找好!——这对村民来讲可是个不可理喻的大事儿)在这儿装修房子。而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Maarten和Eric的私人空间——这个被西方人视为生活中重要底线的东西——顺理成章地被村民们打破:他们在一天劳苦生活后会一起聚到老宅的前院,随意地拿取Maarten的茶叶冲大碗茶、吃他们厨房的花生,随时随地闯进他们家的任何区域“打扰”他们的私密时间。


而同时,他们越来越把这两个外国人当自己人,教他们浪石方言,邀请他们尝试各种当地人喜欢的食物。在这个村落中,人们相互紧密依赖,讲“私人空间”是生分的表现,也正因为这种紧密连结,浪石村才能够即使远离城市,仍代代繁衍。外国人研究中国, “关系”文化总会被浓墨重笔,到了浪石,Maarten才切身经历了这样紧密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

 

Maarten-翻修休息,大家一起喝可乐


得益于这群山人村民的智慧和支持,老宅的翻修顺利展开,Maarten毫不吝啬地称他们为“老家”翻修工程的真正救星。虽然Maarten和Eric也不停参与到建造中从混水泥、扛沙袋、打磨木头、上腻子等每个细节,但娴熟程度远不如这群乐观而单纯的村民大叔们。工作之余和他们的闲聊帮助Maarten和Eric了解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当地风土:

 

比如,附近有座观音菩萨山,如果女人喝了足够这个山上的圣水,就一定能生出儿子;


比如,他们租的这个宅邸原本都属于一个清朝的富庶乡绅,而这个乡绅竟有九个老婆——这让留守村里的一些年老仍然单身的男子们羡慕而想入非非;


比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曾经一起参与“破四旧“,把坐落在如今小学上的一个美丽的庙宇给毁了——他们现在都啧啧后悔,但毕竟事过境迁,也再无多念;


再比如,当年克林顿总统90年代的时候来访阳朔时,政府曾考虑把浪石村作为其总统走访地之一——虽然后来政府变更了决定,选择了位于下游的另一个村庄,可是浪石村曾为美国总统来访选中过,就足够让人们骄傲的了。


翻修老家过程中大家一起吃点面


大多数的村民们并不太了解漓江之外的生活,桂林已经算是他们偶尔前往的最大城市了,他们也不关心政治的情况,或者谁是现在的领导人。他们是绑在这个山边的人,见过无数在江上来来走走的游客,但与他们息息相关的还是这片土地的阴晴。


04

 

我第一次去访“老家”是2014年的4月初,算是较早前往老家的访客。


从桂林坐车到达杨堤,我按Maarten的指示,穿过一拥而上售卖“竹筏游漓江”的各种船托,再略过小批迷惑而仓皇的拍照游客团,由指定的村民船夫接去浪石村——就像回故里被亲戚从火车站专车接了一样。

 

从竹筏下来,沿着窄窄的石阶走上去,没几步就到了落成后的“老家”了。老宅的翻新装修做得很克制,在理解原初设计元素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状,没缀添现代垃圾。我正仰着脖子站在客厅赞叹环视,Maarten招呼我和他一起去和他们村里的几个朋友问好,这些朋友正是从翻修工程中建立起深厚感情的那几位。他带着我挨家挨户,敲敲虚掩的门,等对方露了头,便介绍我说:“这是我在上海的朋友,来我们这儿玩。今晚你们来我家喝茶来”,得到对方肯定后,再到下一家。


这个荷兰人以最中国乡村传统但我这个中国人已不再熟悉的方式顺理成章地向这个村子介绍着朋友的到来这令我产生了一丝难以明状的错乱,这种错乱融化后,从没拥有过乡下老家的我,欣觉久别重逢。


老家正门的院子


“老家”提倡素食主义,房东女儿小莫按需求为客人准备简单而新鲜的当地素食。


厨房是开放可使用的,也鼓励访客自己烹饪,在大宅子的前厅大家可以一起吃饭,像久别重逢的家人。村子很静,步调缓慢。


白天还能隐约听到过往船只的汽笛,傍晚降下只有细听才能隐隐听到游丝一样的山音和水声,星斗在鬼魅的喀斯特地貌上如迷如幻,江水汽随着桂香静静弥漫,一觉睡到天亮,是被鸡鸣声唤醒。从城市来,我好久不曾像此时一般,清澈感受到自己的呼吸了。


 旧时厨房在宅子里,用柴火烧制

“老家”希望保留这个传统——

蔬菜来自本地种植,烹饪由村民打理


“老家”的几日,我开始慢慢熟悉他的这些村中朋友。

 

暨生,50多岁的羊倌,有一群近二十只的山羊。他每天早晨上山把羊从羊棚里赶出来,傍晚再漫山喊羊,把羊集中赶回山上的羊圈。


没有结婚的暨生性格像儿童,喜欢和外来人打交道,熟悉上山的各种崎岖小径。暨生爱聊天,即使遇到语言上完全不通的外国人,他也不放弃,路过野生沙田柚树,他就会指着说“沙田柚”,并要求对方模仿他的发音,到了下一棵,他再重复一遍,再让对方跟着念。一山的沙田柚,陪他上山放羊一趟,所有访客都被迫认识了各种形态的沙田柚,无论你的母语是什么,都能准确发出“沙田柚”的发音。


让Maarten百乐不厌还有暨生傍晚前暨生喊羊归圈的方式:浩大山谷中放了一天的羊有时候走太远了,暨生必须要放开嗓子,用山里的土话,像骂孩子一样吼那些不争气还没到家的山羊们,一句一句,回荡在山间。言语糙粗愠怒,而他脸上却是透明的笑容。这些土话在Maarten的中文课本上没有,暨生喊得像山歌一样,充满了稚趣。


暨生——老家的羊倌


暨生在山上的羊群


Eric和羊倌暨生


小滴,是Maarten在每个客人来的最初就会温和警告注意的“坏孩子”。他和哥哥一起住在另一幢老旧的宅子里,没有工作,性格孩子气,颇有些周伯通的意味。


小滴曾经果断把院子里的一面砖墙拆了卖砖换钱,至今住在只有三面墙的院子里——用他自己的话说,“院子只有三面墙不也还能住嘛!”他从不长期打工,而只要他赚到点钱,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卖新鲜肥美的漓江鱼大吃一顿,及时行乐是他的座右铭。


村民们觉得他游手好闲,是个害群之马,不愿理他,可“老家”却和他也成了朋友。Maarten说,他常觉得中国南方人的性格似乎更迂回拐弯,但小滴坦率而直接,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小滴在“老家”找到了存在感,常常溜到老宅,毫不吝惜时间地与访客们闲聊,或者声称提供“导游服务”,邀客人们去山边的岩洞赚些零花钱。Maarten在“老家”手册上提醒来访客人不要见怪他的小聪明,他是老宅的自由常客,只是别被他的小把戏诓骗了就好。

 

海波,是个30多岁的村民,Maarten称他“有金子一般的心”(a man with a heart of gold),是他在浪石村最信赖的朋友。


海波是少有的仍然留在村里的青年男性,乡村医生,女儿已经9岁了。得知有外国人常驻村里后,海波主动上门希望Maarten和Eric能够教他英文。海波谦逊努力,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便向我展示了他的英语学习笔记——一行行像抄经文一样整齐的英语常用语句,认真标着用拼音拼出的读法。


后来,当Maarten和Eric不常在村里后,海波成为了老宅airbnb的“大管家”,并凭着这时打下的英文基础和持续接待外国人的经历,练就了流利的英语。海波觉得,Maarten和Eric的出现改变了他的生命——不仅仅学了新的语言,因为“老家”而在接待了世界各地的人们,还因为被外来人的认可而使他重新审视并为自己家园而感到骄傲。


乡村医生+“老家”的大管家海波

  

这些村里的朋友是“留守分子”,没像同乡一样加入农民工在城镇的打工生涯。


Maarten和Eric的眼中,他们的“落后”似乎更逍遥简单,而“老家”希望提供这样的一种途径,让愿意参与的留守的村民们能接触到外界,并从这些接触中快乐地赚取合理的报酬。暨生、小滴、海波等都会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无论是当导游、接待客人或者为来访者做饭而得到合理的收入。


Maarten觉得,这也是“老家”之所以特殊的秘诀之一:普通的民宿为了方便往往只和一两家服务提供者发生联系,而“老家”则尽量让更多的村民能参与到运营中。这不仅因为访客们更喜欢能在这段经历中跟更多的当地人接触和互动,从多方面了解和体验这个村子,同时也最大程度使得因民宿而产生的周边消费能惠及更多的村民。越多的当地人参与到“老家”,他们就越会把“老家”当作共同生活中的一部分。


几年下来,浪石的村民们因为“老家”感到了自信——大量的外来人拜访过这里,并亲密地向当地人表达对这里的喜爱和尊敬,浪石是漓江上“小而美”的瑰宝。让Maarten和Eric惊喜的还有,今年他们发现有些生活条件好的村民自发地在重修自己的老宅了。从浪石外来访客的眼中他们看到了自己破旧老宅的美好,他们也半认真地告诉Maarten,他们修好旧宅院以后,如果“老家”需要,他们也愿意腾出空间。

 

05

 

我来浪石“老家”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在上海生活的疲惫感。每天,周遭都更新着新的商业术语,朋友们急忙晒出的旅行的图片、感想、自拍,大量看似先锋的概念被提出,无数的项目捷报和成功故事在翻新快传,但在真实世界里面对的每个人却都焦灼、过虑、疲惫。


大家似乎都靠着某种自我催眠来生活,一边惶恐着社会当下的处境,一边因惧怕落后而更深卷入生活的漩涡中。


Maarten是我遇到的同代人里使我感到镇定的,他似乎身体力行着自己的信念,我来这里,是想看看他在选择这个“非主流”人生后,真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


通往“老家”的小路


Maarten的兴趣没有什么变化,继续坚持内观冥想、关注食物,有规律的作息——继续学习中文、慢跑、在网上阅读。在浪石的时间让他从容地思考什么是自己笃信的,什么生活是想要的。平日,和村民们一起做做村里的事,和访客们互动也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他说他从村民身上学到了一些挺宝贵的品质,比如,毛师傅的乐观和行动派、海波的纯良等等,村民们拥有的很少,但他们从没停止以有限的资源获得更好的结果。


同时,他也诚恳透露对久居浪石小村的生活感到一丝瓶颈的不安——“毕竟我并不打算这么快就过上隐士的生活”。


这时,我问了他一个那年我问过好多朋友的有些陈词滥调的抽象问题——“你觉得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想了一会儿,他轻而认真地回答说,是compassion吧。

 

Compassion, 中文通常翻译成同情心,慈悲。其更确切的含义应该是因目睹他人困难而希望能够参与并帮助减缓痛苦的一种感情。

 

他的答案让我心中升起一种很久没有过的感动和清明。利己主义和个人成功追求在我身边人群中如此理所当然,眼前这个也同样将近而立之年的外国人,却安心而踏实地在中国的乡村做了个“老家”,连结了这个村子里的人们,同时也治疗着我们所有漂泊城市人的乡愁。没有任何词语比这个更能解释他的行动了。

 

06

 

那次离开老家之后,2016年10月怀孕期间我又联系Maarten。我想念“老家”,也想让即将成为孩子爸爸的另一半体会这里的乡村,并思考我们将来生活的选择。我的丈夫幼年也在乡村长大,而今我们都在上海,焦灼和疲惫感随着年龄而缓慢累计,日子有时过得像个恶性循环。


Maarten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上海的一次短暂停留时遇到了他未婚妻,一个可爱的台湾女子,她也是乡村长大的姑娘。他们打算去台湾的乡下结婚。Maarten经过3年的思考,想要在运营“老家”的同时,重返大学学习心理治疗,这我毫不奇怪——医治就像他的本能

 

此时老家有了很多的新变化。2016年6月,在原有老宅的基础上,第二栋“老家”和第三栋“老寨”已相继开放入住。第二栋“老家”在浪石村第一栋老家的后面,两宅连通,第三栋“老寨”则在在桂林以北大山里的瑶族深寨。这两栋新址都是Maarten和跟他价值观相仿的青年中国人合伙建设的。前者的合伙人人叫乔华,原是个在北京咨询行业工作的白领,后者的合伙人叫永发,是个在桂林市机关单位工作的年轻人。


老寨“老家”-老家的第三处新址

 

这两处新的“老家”也使用了土生土长的村民进行管理。前面提到过的浪石村乡村医生海波负责浪石村两幢老家,安排客人的起居和在村里的各种活动,而“老寨”的房东瑶族老夫妇则亲密地参与到访客的饮食起居,访客们可以参与到诸如参与磨豆腐、下溪抓鱼、编草鞋等各种本土活动。


像以往一样,每一处“老家”都尽可能发掘所在村落里可以分享的民俗和热情好客的村民,让“老家”成为他们新生活中有机的一部分。


2016年底,他们还第一次发布了按照古法还原土地后种植的贡米和红米——很多访客都曾参与到了用中国传统方式收割水稻和舂米的过程。


下了竹筏,通往“老家”的路


离开老家的前一天,海波跟我说了浪石和杨堤附近的很多变化。浪石要通路了,可是当地政府的政策和管束越来越多,很多都不见得合理,这里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对村民来说形势喜忧参半。“老家”的知名度在这一年里节节攀升,它接待的访客中,中国人的数量开始增加,能与“老家”朋友们毫无语言障碍交流的人越来越多,加上有了中国的合伙人,沟通也变得越来越容易。


然而海波仍然很想念最初与Maarten一起建设老家的时光,他说:

 

“Maarten才是个真正爱这种乡村生活的人,他很少会呆在老宅一直上网,他和大家一起放羊、挖土豆、摘沙田柚,围着村子跑步,上山露营,和大家一起乘凉划夜船侃大山。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这我是知道的。他现在往前走了,有了他的新生活,可我却总想回去。”




王云

企业雇员,坐标上海


 


自由散漫跨界。行路一尺,即全身心灵体验一尺。虽迂弯不断,窃喜世界不断在眼前打开,从折腾自己和观察他人中寻找意义。 秉持“故事需要被讲述”,耳边常有窃语与诗篇。愚顽小女兜兜转转,借由写作经历生存。 谢谢中国三明治,领多年笔拙的我重回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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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30 02:2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各自来自城市和乡村,却在尽力拉平那条人生的起跑线 | 破茧051 

 2017-03-24 Lisa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13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的第51篇文章。作者Lisa。


她写下了自己在西南五线小城的NGO组织工作的经历。在当地,整座乡村里可能连一所公立的幼儿园都没有,孩子周末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就在田地里玩耍。扛着锄头的家长们已经习惯了看慈善来了又去。Lisa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在实地的接触和了解中,她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与落差。



文 | Lisa


“ke十字gai,”我用本地话对司机说。


“去十字街?”司机用普通话和我确认。京味儿的方言还是没能蒙混过关。


这是我今年第十次来Z县出差了——一个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五线小城。

                   

十字街聚集着Z县价格最亲民的馆子。一辆辆摩托车把街道的腰围收成了0 size,红底黄字的招牌上写着:随意小吃、小楼饭点——小得名副其实。锅碗瓢盆被挤到了店外面,碗筷躺在铝盆里明目张胆地泡澡。做饭的地方挨着街道,车来人往,连门都省了,开放得让人胃直冒汗,更不用说再撒上一把辣椒了。

 

我和丽姐挑了一家人少的店,墙上挂着食品安全等级:一个不哭不笑的表情旁边写着“C(一般)”,和这条街的其他店一样。

 


十字街上的小吃店


十字街上的小吃店


“刺五加你吃不吃,据说只有我们这里的刺五加才是紫色,别的地方都是绿色……水香菜煮红豆汤也可以尝尝……棠梨花你吃过没有?”丽姐站在冰柜前问我。她随意扎个马尾辫,高原紫外线强,她又不擦防晒霜,皮肤因此黑黄粗糙,皱纹暴露出她快四十岁的年龄。

 

为了让我这个来自首都的人尝到本地特色菜,她每次都花几倍的时间点菜,自己只要了白菜汤。

 

“我现在敷中药减肥,这些菜不能吃。”那个叫做“香港魔瘦国际减肥连锁”的店规定中餐能吃的有:米饭、牛肉、猪肉、鱼、白菜、莴笋、空心菜、玉米菜、芹菜、黄瓜、番茄、木耳、韭菜、芭蕉心。我怀疑“香港魔瘦”也是某个大牌的不愿相认的亲戚——就像Z县的“当麦基”、“必来客”一样。

 

我和丽姐相差十岁,在北京和一个偏远县城开始自己的人生,在城市和农村度过了各自的童年,物质的丰盈对比自然的馈赠,海外的见识交手县城的视野。


我原想自己会迎来一场比婆媳关系还无法调和的价值冲撞。

 

不是学生不努力,是教育质量不行

 

2016年初,我拉着两个行李箱和一床被褥从北京西站登上开往Z县的火车。铁轨的一头是生活了快三十年的家,有着再熟悉不过的环境和气味。


34小时过后,一个未知的天地出现在了我眼前。


不像四年前那样浪漫,那时我在莱茵河畔37层的办公室里策划跨国公司的全球传播活动,一起工作的六位同事来自六个国家;也不像两年前那样惊恐,那时我在非洲第二大城市贫民窟做小额信贷项目,时不时要躲避被人从家里扔出来的“会飞的厕所”。


这次,我选择加入公益机构,走出了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一头扎进了头顶蓝天的大山。生活中太多人被金钱、地位和光鲜的职业生涯榨干了全部的活力,我不想成为其中之一。

 

Z县农村的风光


新工作将我带到了Z县,一个有36万人的国家级贫困县。我在那里负责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丽姐就是我在当地的合作伙伴——Z县教研中心项目办主任。

 

省级规定到2020年每个乡(镇)至少建立1所公办中心幼儿园,有条件的村建立公办幼儿园。但“有条件”这三个字使得村级幼儿园的未来变得摇摆不定。

 

“我们现在还没实现每个乡有一个幼儿园,村一级估计就要等5至10年了,”Z县教育局的领导说。

                                            

我所在的公益机构就要填补现实和未来之间的空白。我们搭建的24个早教中心已经在Z县运行五年了,但公办幼儿园何时“有条件”,仍然未可知。

 

这次来Z县出差是因为早教中心的村民教师要进行课堂教学比赛。

 

丽姐是项目的元老,五年前她协助建起了第一个早教中心,见证了一个个孩子从看到陌生人就跑、哭天喊地不进教室,到现在能歌会唱,见到生人会问“你好”。一个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从羞涩得不敢在人前说话,到现在能大方组织儿童活动,甚至有些还被选为村里的妇女主任。

 

妇女们平时种地,早教中心只在周末开放。为了尽快将她们变成合格的村民老师,丽姐每个周末都会坐车一个多小时来中心督导。

 

“我晕车,每次下车都吐得晕头转向。”2010年到2011年,整整一年她没有属于自己的周末。


“罗大姐在小学食堂做饭,原来当众都不敢说话,现在带活动多大方……张医生这么大年纪还在台上蹦蹦跳跳,你看她刚才多有激情……玲子是94年的,孩子都两岁了,是我们几个月前找到的志愿者,成长特别快……”


丽姐在饭桌上细数着老师们在课赛中的精彩表现。

 

别人休息陪自己孩子,她在农村陪其他孩子留守的女儿有时会抱怨“你是我妈还是早教中心的妈啊。”作为公务员,她也没有过上“喝茶看报”的生活,留下办公室窗外那片竹林孤芳自赏。


Z县农村的风光


丽姐出生在农村。“当时有一个政策叫动员军属回乡。我爸是个很老实的革命军人。服从命令,就把我妈送回乡下了”。

 

父亲在县城,母亲一个人在乡下拉扯六个孩子,两地分居过了二十多年。在那个几乎全是少数民族的村寨里,身为汉族的母亲凭着一颗善心没让自己和孩子们受到太多排挤。“我妈请人帮工的时候舍得宰两只鸡,她还用在缝纫社练的本事给村里人缝缝补补。”

 

家里养猪养鸡,母亲让孩子们找猪草,有野生菌时孩子们就去找菌子,“我小时候没有很饿的时候。”从小的经历让丽姐练就了一个特异功能——她站在山下就能闻到山里是否有菌子。

 

八岁那年,家里拿到了农转非的户口,于是丽姐来到了县城的小学上一年级。同学看到她会说,“瞧,那个乡巴佬来了”。她也承认自己从小到大在穿着打扮上都不在意。“我刚上班的时候胆子很小,总是跟在一个比我大些的女同事身后,另一个同事几年后和我说,她当时还以为我是那家的保姆,根本不像城里长大的。”丽姐坐在我对面边吃边说。


Z县本地菜


她上身穿了一件黑底黄花毛衣,下身套了一条黑色尼龙打底裤,被粗壮的小腿撑得凹凸有致——看来“魔瘦”的路还很漫长。打底裤和毛衣都裹着一层小球,不知道被洗了多少次。不怎么白的袜子挡在黑色打底裤和黑色皮鞋之间——一种时尚教科书里永远不会出现的黑白配。

 

“我觉得农村人不比城里人差。”她指的是学习。

 

和很多励志故事一样,丽姐刻苦努力,初中时被选拔到市里读书,走出了大山。不过她仍然觉得自己在解决问题时没有城里人办法多,脑子转的不够快。“也许因为我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

 

大自然教会了丽姐城里孩子没有的知识——我们在乡下,她是我的自然老师。在我眼里的树和草在她的眼里是芒果树、芭蕉树、葛根、哈痒花、血麻……,但是缺失的学前教育却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我五姐上学的时候代课老师连汉语拼音都说不对,不是学生不努力,是教育质量不行。”丽姐对于早教项目的热情很高。她想证明,只要在教育上和城里人有同样的起点,农村人一样可以很出色。


双方的磨合比想象得艰难

 

中国农村对于我,就像公益机构对于丽姐一样,彼此都需要一段磨合期。第一次去Z县出差,我只记得村民腼腆的笑。他们说的民族话、方言版汉话,本地习惯用语,没有一种我能破译。交流的不畅隔断了我与村庄的连接。自己国家的人说话,我还能听不明白?这是我来农村工作前没有预料到的挑战。

 

“您能再说一遍吗?”“您是这个意思吗?”我每确认一次,村民对自己汉话的信心就降低一格。我在与美国人说英语时,也和村民是同样的心情。

 

有时我会装作听懂了一样点头、微笑,让他们继续说,多说。但心里其实并不完全清楚他们在说什么。这时候丽姐就会出面充当翻译,我常常为自己这种“大排场”感到惭愧。

 

更惭愧的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长得像中国人的外国人。从小生长在政治中心,我却对农村的撤点并校政策、一事一议制度一无所知,甚至有时候连乡和镇谁大谁小都会搞混,更不用说知晓农忙农闲时间了。

 

第十次来Z县出差,我会走到十字街要一盘仍然不认识的青菜,也会在赶集天去看100块钱一串的蜂板和能吃的树根。早教中心的村民老师们把自己沥的蜂蜜、自家种的芭蕉、山上采的棉石榴果都塞给我。每次下课后都热情地招呼我“ke家里吃饭”。我会把手搭在她们肩上问,“包谷收得怎么样?”“地里忙得赢吗?”“小娃可领得住?”。当地汽车站常年有两个卖包谷的妇女,一老一少,我会公平地在两家各买一根,然后在回市里四个半小时的大巴上慢慢咀嚼。


 

丽姐在起初也并不适应公益组织的工作方式。“他们总让我谈自己的想法。我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她以前的工作像流水线,领导说什么就做什么,一下子变得“平等”,不仅她不习惯,村民们也如是。


“一开始和村民座谈时都没话,但后来只要一讨论时间就特别长。”村民从原来的有话不敢说到现在有话抢着说。

 

早教项目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将小学都没毕业的村民培养成老师,而在于和物质主义的诱惑对抗。

 

妇女们在早教中心周末两个半天只有70元补贴,一个月最多280元,就算加上平时种地的收成,也无法和外出打工相比。“能留下来的都不是看重钱,都是希望村里的小娃将来有出息。”

 

时不时,丽姐会接到妇女们退出项目的电话,她会糖衣炮弹软硬兼施,想办法留住她们。“我同事说我这叫意念强奸。”

 

面对困难想放弃的时候,丽姐会一个人跑去早教中心。“看到那些小孩,就会想到我自己小的时候。和孩子们唱唱跳跳,看到他们灿烂开心的样子,我心里也就高兴了。”


Z县农村的风光

  

这天,我们饭快吃完了,丽姐的手机响了,女儿催她去打气排球。

 

七点钟的体育馆像冬夜的篝火,将人们围拢。体育场还挂着横幅,祝Z县2016年全民健身运动会气排球比赛圆满成功。丽姐参加了这次气排球比赛。作为女队员中的主力,她被称为一姐,女儿顺理成章成了一妹。

 

只见一妹前后左右调动一姐,而一姐给出的球都很正。

 

“哎呀,累死我了。”一姐被牵制得满场跑。

 

“技术就是技术”一妹说。

  

第一局10比21,一妹赢了。

 

“这局我必须赢。”

 

“这局我也必须赢。”

 

“那我们都拼吧!”

 

第二局21比18,丽姐展示出了一姐的实力。

 

决胜局开始了。

 

一妹频频吊球成功。

 

“一姐加油啊!”只有一个人的啦啦队,我成了队长。

 

“我不想让她……”话没说完,一妹的吊球又来了——一妹联手魔瘦,丽姐的减肥路不发愁了。

 

17:18女儿领先一球时,体育场突然一片漆黑。

 

“停电了?”

 

“不是,他们直接关灯哄人了。”

 

走出体育馆,女儿得意地说“你这一姐怎么连我都赢不过。”

 

“我在单位是负责第一个接球,一接,所以大家叫我一姐。”女儿被逗得哈哈大笑。

 

女儿去洗皮球,丽姐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真打不过我女儿?

 

比分说明一切啊。

 

“我练了那么多年,她才刚学一个学期,怎么可能比我打得好。但如果不让她赢几回,她觉得没有希望就不会想赢了。”丽姐一步步解释自己的谋篇布阵。“但是也不能太让着她,让她觉得赢特别容易,你看我们的比分也没有特别悬殊。说不定她和我打是一妹,她在学校就是一姐。”

 

比分真的说明一切。丽姐把一次体育锻炼变成了俄罗斯套娃,一层一层拨开了对女儿教育的用心良苦。

 

孩子们贴在黑板上的创作


女儿三四岁时,丽姐有一次带她去早教中心。中心正好建在一所村小,女儿回来之后就说以后上小学想去那所村小。

 

“那她后来上了县城的小学还想去村小吗?”

 

“当然不想了,看到什么就决定了她的视野。”

 

扩大视野最好的方法就是旅游。去年暑假,女儿和爸爸跟着旅行团去了北京和华东五市。“她回来说喜欢上海,以后想去那里上大学。”丽姐觉得9天4860元花得值,这比她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一点。

 

“我查了下东航去美国才6000多元,你说怎么那么便宜。欧洲十一国两万四,就算一个人三万,我和女儿加起来一共六七万,现在工资也涨了,存几年钱还是够得。”她希望在女儿小学或者初中毕业前能出国旅游一次。我建议她可以考虑澳大利亚。

 

“哦,澳大利亚在欧洲十一国里吗?”看来她把价格记得比国家更清楚。

 

丽姐骑摩托带女儿回家。她问:Are you ready? 

 

“Yes I’m ready, let’s go.”女儿高兴地说。

 

远处的露天舞台,两个女模特穿着大红大绿的旗袍,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辆崭新的摩托车两旁,男主持卖力地唱小苹果,台下群众拿手机拍照、摄像。

 

丽姐没有停车,带着女儿迅速驶进了夜色。

 

我没告诉她,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Z县。

 

理想终于撞上了“南墙”

 

这次来Z县出差前,我提出了辞职。

 

我适应了乡村,却无法适应张老师——我的直线经理,一个坐在我旁边我就心跳加快,不知哪句话说错就会遭到言语暴力的老板。

 

出差回到办公室,我把课赛的报销申请交给张老师,她随口问:你们最后比赛的礼品买的是什么?

 

“面膜和防晒霜,”我如实回答。

 

谁知她声音一下跳到高音部:这估计不符合财务报销规定吧!

 

出差前,我问张老师关于礼品的预算。“一等奖每人100元,二等奖每人50元。”她看过项目预算表后给出了指令,我没敢多问。

 

Z县一共有三个购物中心,我在其中一家搜寻。一层是生鲜水果,二层一半是文具,另一半是家电。张老师定的预算让我在文具区里是大款,家电区里变穷鬼,最终我在化妆品专柜前站稳了脚。价格合适,而且老师们都是女性,应该会喜欢护肤品。

 

我征询了丽姐的意见,她也赞同。果然,获奖的村民妇女拿到奖品都很欢喜。

 

我有些懵,没超过预算,也有正规发票,为什么不合规定?

 

张老师带着我去找财务,她后背的肉把毛衣撑得像意大利千层面,一双34的旅游鞋被她踏得有高跟鞋的音效,我跟在她身后,知道前方又有一场情绪的海啸。

 

张老师的声音仍在高声部,“怎么会买防晒霜和面膜,太说不过去了!你当时怎么想的?!你以后无论做什么,要想想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她看我,就像看一个智力有问题的孩子。

 

晚上,休假中的财务经理发微信给我:公益机构比企业严格太多,外部捐赠的钱使用范围很限制,和活动无关容易让人敏感的都不合适。防晒霜勉强能报,可以解释你们经常组织家长孩子户外活动给老师们用,面膜就太离谱了,确实报不了。

 

从企业到公益组织工作有11个月了,我才意识到原来礼品也有这么多讲究。

 

当地孩子们的创作


“张老师,课赛的奖品我以为只要不是现金就可以,所以觉得护肤品适合女性志愿老师,现在听说财务不让报,能麻烦你帮忙想想变通的办法吗?”

 

丽姐把这条短信的截屏发给我。我当时真想从市里飞到县城,抓着丽姐的肩摇晃她:不是不让您问张老师吗?

 

我不想领张老师的人情,所以才叮嘱丽姐不要和张老师提这件事,就怕她觉得是我让丽姐帮忙求情。

 

“你就让我试试,试试我才甘心。”丽姐内疚,她当时也说这个奖品可以,另一方面她觉得划不来让我自己贴钱。我就这样毫不知情地被她拖着一起“撞南墙”。

 

我问丽姐,如果护肤品能报,她不会不会有负罪感,毕竟不符合财务“规定”。

 

“不会,因为实际发生了费用,虽然物品不合规定,但是它起到了它应用的目的,调动村民教师的积极性,让她们更尽心为孩子们服务。”

 

那买图书是不是也能调动?而且一定能报销。

 

“买图书符合规定,不能说不能调动,但护肤品也能调动,书籍对于村民来说阅读有一定难度,阅读时间还是一个问题。”

 

在早教中心,我时常能看到一捆捆家长培训手册、教师教学用书,崭新地堆在纸箱子里。那些都是以前张老师发给村民老师和家长的。每当发现这样的问题,我就学着张老师的样子,叮嘱老师们要物尽其用。

 

老师们总是点头答应,但一本400多页,全部用文字描述如何组织游戏的书,我看了几页都觉得抽象读不下去,更何况那些大多是小学文化的村民妇女?

 

有些符合规定的物品最终沦为了摆设。

 

几分钟后,财务经理又来消息:张老师觉得防晒霜那样解释跟你们的活动很牵强,恐怕还是不能报,等我跟她商量一下。

 

牵强谁来定义?能不能报销谁说了算?比商业公司严格太多的公益机构还能变来变去?我被弄得越来越糊涂。

 

微信里,丽姐把她和张老师的短信截屏发给我。

 

张老师:这个没办法,是机构规定,财务已经专门和我说了,不能违反机构规定。


丽姐:好,谢谢你!希望下次能事先告知哪些东西不能报,哪些可以报。


张老师:是的,负责活动的人是有责任告诉你的,如不告知也有责任。


丽姐:负责活动的人不知道,该由谁告知?


张老师:不知道不会问?谁让你买礼物?买的时候不应该告诉你吗? 


丽姐:谁啊?你让谁买的?你告诉她了吗?


张老师:你怎么知道我没告知?机构的规定我要每天说?

 

文字间的火药味看得我喉咙发干。

 

丽姐是在为我说话,说出了我不敢说的话。但我害怕张老师明天会把火药往我身上点。想到明天——我在办公室的最后一天,本来为解脱准备好的愉悦被掺进一些忐忑。

 

“机构规定会说不能买护肤品?我从未听说过。”丽姐还想为我鸣不平,我赶紧拉住了这头倔马的缰绳。手却不由自主去搜机构关于礼物的规定——不妥当的礼物包括金钱或礼品卡、酒、巧克力、中国画和任何与项目无关的物品。至于“无关”的定义,我没有找到。


当地一个村子的人要过河才能到县城

 

第二天,财务通知我防晒霜能报,面膜不能报。我把消息告诉了丽姐,她说:我昨天晚上去和王老师说了。

 

王老师是张老师的领导。

 

我坐在电脑前面,不敢相信她怎么这么倔?

 

“如果是我不尽力,我会心不安。”

 

她尽力,并不是摆出努力的样子而让自己心安,而是在我让她别管这件事后,还背着我找到了她能联系的最大领导。

 

“我和王老师说了是护肤品,她同意报销了。不知道张老师是怎么说服她的。”

 

规定终究还是人定的。

 

一南一北,扯平那条起跑线

 

2017年春节前,我回家了。此刻的我,不用精确计算家里的菜还够吃几顿,也不用在没有暖气的屋里像抱孩子一样把热水袋放在胸前,更不用在睡觉前惦记着门是不是锁好了,甚至关灯后还起来再检查一下。

 

屋子里除了我,终于有其他人的声音了。

  

手机已经不能自动连上家里的wifi,55寸的电视虽然不是新成员,但它一开我还是想退后三步。附近的街道好像抻面条一样被抻宽了一倍,原来路中间的一排排大树不知了去向。小区的房价从6万一平升到了9万,我一直习惯去的理发店竟然倒闭了。

 

不过吸一口空气,北京还是那个北京。

 

朋友们见到我说,你真不像从山区回来的,还是这么细皮嫩肉。怎么高原的太阳就晒不黑你?妈妈每天都要抱着我说“终于回来了”。丽姐也让我好好和家人享受天伦,但还是免不了和我抱怨张老师的“拽兮兮”:你走了我觉得工作干劲弱了很多。


村里的河

 

削弱她热情的不仅是我的离开,还有早教项目的前途未卜。

 

陪伴了六年,丽姐把早教项目看成自己的孩子,“我真希望它能有个好的归宿。”

 

但慈善机构决定今年停止资助,县政府又拿不出资金。一方想“是时候断奶了”,一方说“我不能自食其力”。 

 

孩子不谙世事,早教中心没有了他们周末就去地里,大人种地,他们在旁边玩泥巴。扛着锄头的家长站在地里默默地叹了口气,好像已经习惯了慈善的来了又去。


村子就藏在大山深处


但我不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我和那些孩子一起玩过丢手绢,给他们读过故事书,采访过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也在镜头里记录下了他们认真画画的样子。

 

如果不尽力,我会心不安。

 

于是我成立了自己的社会企业,通过销售当地原生态农产品、组织乡村旅游体验,补贴早教项目向家长收费后的资金缺口,来让这个项目继续运转。


联系农户、设计logo、制作包装袋,一切对于我都是全新的挑战。以前我连千克和斤的换算都不知道,现在只要看一眼紫米,我就能判断是老品种还是新品种。

 

丽姐从我的合作伙伴变成了创业伙伴,在工作之余帮我介绍Z县的各种资源。

 

3月31日,对早教项目的资金资助将正式结束,这篇文章发送前丽姐告诉我,听说有村子在考虑向家长收费,也有村民老师因为家里孩子太小决定退出志愿团队。


而我和丽姐,还将一南一北,扯平那条起跑线。

 


Lisa

青少年社会创新孵化项目主管,坐标北京


 


24岁,第一次走出国门,在“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德国和另一个自己相见恨晚。25岁,第一次来到南半球,在“人类发源地”肯尼亚被贫困刺得双眼流泪。26岁,离开北京,第一次成为南漂,在“彩云之南”做起了村姑。


好奇心是螺旋桨,机舱里装满关于人的故事。始发地北京,目的地未知。我坐在驾驶室里满怀期待。


人生正在破茧而出。写作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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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30 02:29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不再挨饿的中国人,与挨饿的记忆 | 破茧052 

 2017-04-06 张眯眯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14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的第52篇文章。作者


现在大部分中国人已经没有“挨饿”的记忆。作者在来到美国生活之后,因为感受到中西方饮食习惯上的差别,加上父母对于这种差别的过度担心,她开始追溯起自己家庭曾经历过的饥饿记忆。


文 | 张涟


到了美国后,每天打电话,我妈都会问我“吃了啥子?”,“有没有吃饭?”


我说:“美国人不一定要吃米饭。”


她便惊呼:“那你吃啥子?”仿佛她的女儿千里跋涉,到海外食不果腹。


我说:“有很多吃的呀,有肉有菜,牛肉、龙虾、番茄汤,还有芝士和巧克力,全世界各个地方的食物都有啊。”


越洋电话里的声音总是滞后两秒,这足以让担心女儿的母亲失去耐心:“我问你,吃的主食是啥子?是饭,还是面,还是啥子?”


我说:“主食是肉。” 其实,这不过是我敷衍我妈的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在美国吃的主食是什么。


刚到美国第一周,我们找了一家中国快餐店吃饭。店面看起来和中国学校食堂一模一样。玻璃柜里摆着一盆一盆的面条、米饭和炒菜。来吃饭的,就人手拿一个小盘,到玻璃柜前点菜,服务员就像食堂阿姨一样,拿大勺挖一块到你的盘子里。她们头顶上的菜单牌写着“一份主食,一份副食,5.8美元;两份主食,一份副食,6.8美元”。


这和中国的大学食堂也没有太大不同,掌勺大妈头上也有一块牌,写着“一荤一素,两荤一素,两荤两素”。米饭随便打。


我把盘子交给玻璃柜后一头褐色卷发的女孩子:“我要一份主食,一份副食。”


她接过盘子,问我:“要什么主食?”


我说:“米饭。”


她手中的大勺仍然悬在玻璃柜中央,又问了我一遍:“你要什么主食?”

我想她大概没听清,用手指了一下左边装米饭的方盆,大声地说:“米饭。”


她一勺下去,挖了一团米饭,扣到我的盘子上,又问:“要什么主食?”

我愣在原地,心想,是我傻还是她傻?


幸好,已经点过菜的先生回过来解救:“这是主食。”他指着右边的酱黑色的扁豆炒牛肉,裹着厚重糖汁的宫保鸡丁,芡粉比虾更大块的白水虾。又指向左边的米饭和面条说:“那是副食。”


褐发女孩脸上的疑惑顿时消散。她大概也想通了“我傻还是她傻”的问题。


  米饭是主食,这是真理  


在美国点菜,主食从来都不会是米饭,或者面条。通常是点一份肉菜(素食主义者另有全素食的替代品),然后店家会附送一点蔬菜沙拉、米饭或者土豆,加在旁边。有时,你甚至需要在蔬菜、土豆、米饭或者汤之间选择一个,作为副食。这在我父母看来,应该是本末倒置一种混乱吧。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是我从小就听大人说了无数遍的。在南方,这个“饭”就是米饭。每一餐都必须吃米饭,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主食,不吃“饿得慌”,吃了才能“硬邦邦”。


而我小时候,总把吃饭当成一种不得不完成的负担。白味米饭,哪有肥溜溜的猪膀子好吃?只要有可以不吃米饭的机会,就犹如释放赦免的囚徒一般,欢欣雀跃。也只有逢过年过节,大人才会特许孩子不吃米饭。


他们先在餐桌上摆满葱烧鸭、烧白、清蒸鲢鱼、什锦汤,花花绿绿的菜式。大人喝酒,孩子喝果汁汽水,把大鱼大肉都吃得差不多了,要有想吃饭的,大饭锅里自有满满的白米饭等着你。


不过,吃完菜,还要盛饭的,多半都是大人。他们揭开电饭锅盖问:“哪个要饭啊?”孩子们都抓住这个过年才有的特权,一起摇头说:“我不要!”


我妈常常一边小口吃着碗里的半勺米饭,一边笑我:“现在的娃儿,都不吃饭!”


我爸也会补充:“我们那会儿,一顿饭吃一斤米!”


一斤米到底有多少,我很难想象。不过我知道,在学校食堂,女生打饭大多都打二两,有时还会翘起纤细的手指,对打饭师傅说:“够了够了,赶点下去。”常常听人抱怨学生食堂油荤不够,却从没听说过米饭不足。


大概因为,淀粉类食物是最便宜的。


2005美国农业部统计,生产一磅小麦的成本是0.086美元,生产一磅猪肉的成本是0.669美元,而生产一磅牛肉则需要1.228美元。也就是说,吃一斤肉的钱,至少够吃十斤面。


我父母所说的“那时候”,大概就是他们正值青春,七十年代初。自然灾害已经过去,地里有收成就可以大锅煮饭,一口气吃一斤。而他们吃到的肉仍然很少。每人每月顶多一斤肉票,下乡那几年连肉票也没有。


而世界卫生组织的营养标准是,成年人每天摄入45-157克的蛋白质,40-70克脂肪。我的父母,活到二十来岁,每天所摄入的营养仍然在健康水准以下。


所幸,我们有水稻。温暖湿润的四川,总有村落以“鱼米之乡”自居。大米主要是淀粉,不过也含有少量的蛋白质和脂肪。一斤米里,大概有7%的蛋白质和0.8%的脂肪。


青春期的爸爸并不知道这些营养知识,他只知道被身体里一种强烈的饥饿推动着:必须吃,大口吃饭,抱着脸盘吃。十倍二十倍地把米饭吞下肚,去吃其中微乎其微的脂肪与蛋白质。


如今,我的爸爸早已不再抱着脸盆吃饭了。我妈妈又重新恢复了一顿只吃一两饭的“儿时传统”。因为除了煮米饭,他们还会每天给自己炒一大盘回锅肉,凉拌鸡丝,或者用土豆烧牛肉。不仅仅是过节,不仅仅是在他们遥远的憧憬之中,这些菜每天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而他们仍然把最精细的肉挑出来,夹给老人和孩子,仿佛是大海捞针的稀世奇宝;自己则对曾经赖以生存的白米饭有一种难以切割的感情。


米饭是主食,这是不可动摇的真理。

 

  挨饿的一代与下一代  


我妈对米饭如此执着,或许因为她曾常常吃不上饭。


我妈在家排行老三,大家都叫她三妹。三妹生于五十年代,正是整个中国越来越吃不上饭的时候。有一个学姐告诉我,她的奶奶那时候就饿死在路边。所幸,三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城市里的老师,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和粮票,一家人都还勉强有得吃。


五十年代,毛主席鼓励人口增长。多生多养的母亲,都如同在朝鲜战场上与邪恶美帝国主义抗战的勇武士兵一般,打上了“英雄”的称号。三妹出生的第二年,四妹也降临到了那个拥挤而温暖的小家庭。我常常听外公打趣说:“马寅初早就向毛泽东提出过'计划生育',要是毛泽东听了他的话,就没你们俩了。” 他指着三妹和四妹,一家人都笑着。我们知道,要是外婆不当“英雄母亲”,我们这一大家子有一半的人都不会笑着坐在那个小小的客厅里吃外婆炖的鸡汤了。我感到很幸运。


不过,家里第四个孩子出生后,年仅一岁的三妹就没有奶喝了。因为刚出生的四妹正嗷嗷待哺,三妹的食物变成了涮奶锅的洗锅水。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XXXX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DHA独特营养配方。”三妹对女儿讲这段往事的时候,电视广告里,一个大概一岁的外国小孩,穿着纸尿裤,踉踉跄跄地站在彩色字母D旁边拍手。四妹的外孙几年后出生,他喝的是有更多独特营养配方的美国奶粉。


也许正是因为从小缺乏营养,三妹的身体一直不好。三天两头地感冒咳嗽,打针吃药成了家常便饭。不过,这对三妹来说,并不总是坏事,有一次打完针回家,教高三的父亲刚发特别补助,买了一支冰淇淋蛋安抚屁股上扎针的女儿。


“我就跟四妹两个分吃一个冰淇淋蛋,好好吃哦!”三妹告诉我。说的时候一脸满足,眼睛眯起来,仿佛刚刚舔了一口冰淇淋。三妹小时候梦想长大当个卖糖的售货员,这样就可以放开肚皮吃糖。然而,她并没有实现这个梦想,她后来继承父亲的衣钵,做了一名英语老师,而且也从来没有放开肚皮吃过糖。因为,四十五岁那年,三妹得知,自己早已患有糖尿病。童年时期,她和四妹分着吃的那支冰淇凌蛋是三妹一生中唯一一次吃冰淇淋。


“这就是富贵病。”三妹对人说,“以前没得吃,现在有得吃了,就得病了。”


不过,一则荷兰科学研究表明,糖尿病也许并不是富贵病。生于四十年代纳粹控制时期的荷兰人,在五十岁前得糖尿病的概率远远高于其他年代的人。为了适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那些从小挨饿的身体长期处于一种应急状态,胰岛功能发育往往是畸形的。


三妹从小身体就不好,三妹生下的女儿,我,也继承了从小发烧咳嗽不断的毛病。我小时候,医院总给感冒的小孩开四环素消炎。所以,我在换牙之前就是一口坑坑洼洼的“四环素牙”,啃不动甘蔗,吃不了孩子们爱吃的零食。院子里的小孩都叫我“缺牙巴”。好容易等到六岁上小学,我残缺不齐的乳牙开始一一脱落,我还很害怕在学校遇到邻居家的孩子,怕他们会告诉我的同学,我其实是个“缺牙巴”。


三妹怕女儿刚出来的恒牙也被糟蹋了,就改喂我吃红霉素。红霉素抑制食欲,每次三妹在我的碗里满满地堆上大片的肉和蔬菜,我都是勉强扒两口,就把脸趴在一边不动了。三妹不高兴,说:“你现在还挑食!我们小时候想吃都没得吃。”


1957年,一家人围在一起,每人小小一碗饭,中间摆一份泡菜。外公以身作则,鼓励孩子艰苦奋斗,说:“你看,我就着一块泡萝卜皮,吃完了一碗饭!”三妹说,那块泡菜萝卜皮很小很小,用食指掐着拇指比划了一下。


1960年外婆因为营养不良,连连生病,七岁的三妹和大姐一起悄悄地把粮票剩下来给母亲补贴饮食。俩姐妹一顿饭合着吃二两米,就着酱油吃,萝卜皮也没有。而外公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身体里生出越来越多的积液,原本干瘪的身体被积液填满,苍白的皮肤就像充气气球一样撑开,绷直,像镜面一样闪闪发亮。

 

  浪费有没有罪?  


在美国,每次和我的朋友汤姆一起吃饭,他都要笑着看我把盘子里最后一片菠菜,最后一颗玉米叉起来吃掉。他问我:“你要是没吃饱,还有甜点。要来一点吗?”


我摸着肚皮说:“不用了,其实我早就吃撑了。”


这是我从我爸妈身上继承的习惯,一定要把自己碗里的食物吃光。而每顿饭总有吃不光的菜盘子:半只甜皮鸭,一小撮凉拌藤藤菜,两片苦瓜。每当此时,我爸就会拿筷子敲在快见底的盘子上:“快,把它解决了!一个人一口,夹了夹了,不要浪费。”


前几年,爸爸得了脂肪肝,最近他的血糖也渐渐偏高。他说:“我的病就是你们害的,你们都不吃,全部都推给我!”我们都辩驳说,你也不要硬吃啊,医生说了剩菜剩饭要舍得倒掉,不要怕浪费。我爸额头上的青筋立马凸起,瞪大眼睛说:“倒掉!咋可能倒掉?!” 


为了不把最后两口饭菜浪费在垃圾桶里,他每年都要花费许多医药费调理血糖和血脂。


也许在家里,我总知道父母会有办法解决最后的剩菜,我很少在吃饱了过后再强迫自己继续加餐。而离家之后,尤其是在美国,每个人面前都有一盘独属于自己的食物,我若不把它全部吃光,心里就有一种隐隐的罪恶感。仿佛我并没有对我自己点的菜,自己做的决定,负责到底。


汤姆安慰我说:“没关系,吃不完就不吃了。”他点的墨西哥菜肴“安琪拉达”分量十足,一顿饭吃下来,还剩一块红豆泥,一整条没有动的卷饼,柔软的玉米面皮上铺满了象牙色的芝士,里面裹着几只大虾。他不打算再吃了。


我说,我从小被教育,浪费是不道德的。还有一首一千多年前的古诗教育孩子不要浪费粮食:“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的父母是饿着长大的,十几岁又上山下乡做农民。我曾不止一次听妈妈说,她拿着镰刀下地除草,一不小心,就在手上腿上割一条口子,皮肉立即翻开,白骨就露了出来。我听得全身起鸡皮疙瘩,问那怎么办?她说:“还能怎么办?就拿草木灰敷在上面,继续干活啊。”想到农民是这么把粮食种出来的,我舍不得浪费。


汤姆大笑说:“你知道吗?美国的农民希望你浪费。如果每个人都省吃俭用,不怎么买粮食,他们就赚不到钱了。政府还会在粮食产量过多的时候,付钱给农民,让他们把多余的都放火烧掉。否则供过于求,粮价下降,农民的日子才会真的不好过。”


放火烧粮食,把牛奶倒进下水道,这是我中学在课本里学到的邪恶资本主义世界的作为。


汤姆见我一脸惊讶,又连忙补充:“不过,美国小孩要是不好好吃饭,父母也会教育他们:中国的小孩还在饿肚子呢!”


我说:“小时候父母也跟我说过,山区的小孩还在饿肚子呢!”


汤姆问:“是中国的山区吗?”

 

 不再挨饿的中国孩子 


其实,中国大部分小孩早就不挨饿了。


我有一个朋友,八零后女生,人近三十,长得又高又壮。她说,她从小就因为吃得多,长得特别胖,身体发育也比别的小孩早。我想起来小学班上,也有这样一个女生。长得白白胖胖的,个子比其他同学高出许多,很早就显露出了成熟女人的身形。班里的同学都不跟她玩,仿佛她带着一种肮脏的瘟疫。好朋友悄悄地告诉我说:“有人看到她用卫生巾!她来月经!”当时我们上三年级,我还不知道月经是什么。大概,是一种很可怕的疾病吧。


“现在的娃儿都给激素害了!以前养一头猪要一两年才养得大,现在喂饲料,猪儿喂四五个月就可以杀来吃了。娃儿吃了咋不受影响嘛!”这是我妈的理论。一个不到十岁的女孩子就显出了女人的模样,对于她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哪里像我们那个时候,吃的都是纯天然的!”


饿着长大的三妹,终于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再继续挨饿,却又对市场里触手可及的食物充满了不信任。


她偶尔也会怀念那个食不果腹的旧时代,比如野地里的毛芋儿,还有她和四妹养的一窝鸡。其中有一只公鸡仿佛通了灵,主人还没回家就飞到栅栏上立着等,主人进门了,它又展翅落到她们脚上。要是舅舅去串门,它就走哪儿都跟着,咯咯咯地一路伺候着。现代都市有宠物狗侯门,三妹在乡下有一只会飞的公鸡。


所以,三妹对“现代鸡”和“美国鸡”没有太多好感:“微信说了,你爱吃的麦当劳鸡翅都是激素为出来的。一只鸡喂得出四五只鸡翅膀,从鸡蛋里孵出来到被宰都没有离开过笼子,脚上的肉都长到铁笼子上了。”我妈退休后,就以微信为营养学指南,同时把这些信息传播给亲友邻里,劝导各方注意健康。


当年轻人都忙着海淘国外奶粉,国外零食的时候,我妈和她的朋友们,总有办法重新回到年轻时想尽办法要离开的农村,去找到最“纯天然”的食物。

 

2009年的寒假,三妹和几个邻居相约,带着家属一起去农村挤牛奶。她告诉我:“是直接从牛身上挤出来的哦!”于是,我们一行人,各自拎着大大小小的罐子,越过城市的边界。看着房子越来越低,屋顶越来越破,我们知道,“纯天然”就在身边了。


挤牛奶的农场和我想象的并不一样。没有蒙牛广告里一望无边的草原,三三两两的奶牛悠然漫步在“风吹草低”的原野上;甚至没有工厂式的一间一间牛棚,穿着白围裙的少女坐在隔间里双手轮替着挤奶。那个养牛场,大概算不上一个“场”,只有一间百来平米宽的牛棚。牛棚里又阴又暗,许多奶牛身上都绑着挤奶器,金属吸盘连着管道,繁冗交错在瘦骨嶙峋的奶牛身下,仿佛重症监护室里生命垂危的病人,浑身都牵连着机器。奶牛的头被拴在食槽边,动不了,也坐不下来。只有吃,吃食槽里发黄发烂的菜叶。头上身上都贴满了苍蝇。


农场的老板踏着一双大雨靴,匆匆忙忙铲了一把烂菜叶到牛草里,就小跑着到门口翻看他的记账本。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用蓝色圆珠笔写着谁家订了几杯牛奶,层层叠叠的数字上漂浮着浓厚的奶味和菜叶腐烂的酸味。


“该我们的牛挤奶了,你要不要去看?”我妈知道我是来看挤奶的。


“不用了。”我走出牛棚,看着外面腊月的田野。有的地里一片荒芜,而更多的小方地里正冒出绿色的叶苗。我这个城里长大的孩子,认不出这些绿苗都叫什么,也不知道它们应该在什么时节生长。然而,田埂边的树干早已落光了叶子,枯枝上挂着土色的塑料袋,在风里如旗帜一般左右飘摇。


打回家的牛奶,我妈反复烧开了几次。牛奶的味道铺满了整个屋子,和超市里买的盒装牛奶味很不一样 。没有奶油香,而是一股脂肪的腥味。喝了牛奶,第二天我就发烧了,上吐下泻整整两天。


我妈看着心疼,却不知女儿是为什么遭罪:“咋会呢?牛奶我是烧开了的呀!”


我奄奄一息地回答:“现代科学有个发明,叫做‘巴氏消毒'。”


巴氏消毒是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发明的消毒方法,低温煮热然后迅速冷却。在巴斯德发明出杀死牛奶中有害细菌的方法之前,因喝牛奶而感染结核病致死的欧洲人不计其数。美国规定,没有经过严格消毒的牛奶,不能挂牌出售。在国内,明文规定也是如此。


不过,2009年的冬天,中国人对三聚氰胺的恐惧,远远大于杀死了无数欧洲人的牛奶寄生菌。

 

 我却吃不下美国的牛  


电视牛奶广告里,一望无边的牧场上,奶牛稀稀疏疏地低头吃草,远处风车巨大的轮子在蓝色的天空下徐徐旋转。这样的场景,我在美国南部见到过。牧场里的牛,有一些会被带到一年一度的rodeo牧场秀,参加比赛。


在赛前的牛圈里,我看到一个男孩子,大概十二三岁的样子,穿着红白格子衬衫牛仔裤,典型的南部乡村男孩的打扮。他仔细地拿梳子一下一下地梳理他的奶牛。背上肚子上脖子上的毛,都被梳得顺滑服帖。那头牛长得圆圆滚滚,浑身雪白,仿佛《杰克与魔豆》里那头白如初乳一般的奶牛。


我惊叹:“好美啊!” 男孩抬起头,羞涩地回答:“谢谢夫人!”然后继续低头梳理牛毛,他心里是欢喜的,仿佛我夸赞的是他。


还有一个农民坐在一头婆罗门牛身边,嘴里一直喃喃地对着牛说话。


我问:“牛听得懂吗?”


他有些不快地看着我,仿佛我在质疑他最亲近的朋友:“她听得懂自己的名字,她叫吉普赛。”然后对着牛“吉普赛”,“吉普赛”,一声一声地唤。那牛果然温柔地抬起头,用它褐色的大眼睛看着我们,神情温婉,仿佛牛中闺秀。

 

离农场秀不到4英里的地方,有一家号称“全世界最好吃”的牛排馆Cattleman’s Steakhouse。屋子上立着一只巨大的花牛塑像,菜单上的招牌菜几乎都来自牛身上的不同部位:牛里脊,牛丁骨,牛腓力,上腰西冷肉,小腓力……


我平时很少吃肉,面对一张纸上这么多种不同的牛肉,感到素手无策。我把菜单一合,对汤姆说:“你帮我点吧。”


汤姆点着菜单上的“小腓力”,对侍应说:“红心中热(大概三成熟),两份。”然后得意地对我笑道:“红心中热的小腓力是最好吃的,你一定要试一试。”


我抬头看见墙上挂着一张照片,照片里一头黑色的婆罗门牛,与农场秀里的“吉普赛”一样。照片下面印着古典的圆体字:“公主”。我问汤姆,那是什么。他说,那头牛的名字叫“公主”,是前几年农场秀的大赢家。

我笑道:“在牛排店里挂牛赢家的照片,岂不太讽刺?好像刚刚赢了比赛,就要被宰了吃。”


汤姆没有笑:“你说得没错。那些牛赢了大奖,就会身价飙升,有的牛值几十万美元。农民就把它们卖给牛排馆,一夜暴富。”


我不敢相信:“他们给牛起名字,给牛梳毛,爱它们,照顾它们,就为了把它们卖掉宰了吃?”


汤姆终于笑了:“几十万美元,你想想,谁不会卖?”


先生也笑着问我:“你们中国人不是什么都吃吗?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记得,当我切开那份鼎鼎有名的中热红心小腓力牛排时,一股猩红色的液体从刀子下流出来,在银灰色的盘子上摊开,形成一个小小的紫红色的湖泊。


那份牛排我一口都没吃,只能靠附送的烤土豆加酸奶油充饥。

 

 中国的胃与心  


我的父母没有吃过几十万美元一头的牛,也不可想象放大火烧掉成堆的粮食。而我仍然喜欢听他们讲与吃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或许有许多美国的盘子里吃不到的温暖。


三妹从五岁起,上幼儿园的三妹就带着四岁的四妹,上学放学。四妹是她这一生最亲密的朋友,虽然四妹一出生就抢了她的口粮。


有一次放学回家,两个小姐妹路过一片修房子的砖石场,四妹看见满坑满谷的红褐色砖头,抓起一块递给三妹:“三姐,我有一块红薯,给你吃!”大概在饥饿年代,孩子看什么都像食物。三妹每年冬天双手都会长冻疮,瘦瘦小小的女孩子,一双手肿得胖乎乎的。她说:“我的手肿得像馒头呢!”


而这次,三妹并不觉得四妹手中的砖头像红薯。她接过来,看了一眼,就扔掉:“啥子红薯哦,就是一个砖脑壳儿!”


贪吃的四妹还蹲在地上一把一把地收集她的“红薯”。三妹手里的砖掉下来,正好砸到四妹的头上。四妹“哎哟”一叫,伸手捂着头,红色的鲜血从她小小的手指间流出,三妹吓得不知所措。


哥哥放学回家,看见两个妹妹在路边哇哇大哭,连忙带着她们去办公室找妈妈。所幸,四妹只是皮外伤,并无大碍。在医院里缝了几针,就顶着着一大块纱布回家了。


回到家里已是晚上,母亲决定把铁罐子里珍藏的饼干拿出来安抚小伤员。四妹拿到饼干,脸上的泪早已干了。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懂得分享,妈妈总这么说。四妹头上包着纱布,把饼干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父亲母亲、大姐二哥,每人都发一份到手里。


“三妹不准吃!”母亲严厉规定。三妹也自知闯了祸,默默一人站在墙角,面壁思过。


等母亲进厨房洗碗,四妹悄悄走到墙角落,从荷包里掏出一块小小的饼干碎片:“三姐,你吃。”


现在在美国,土豆是我的餐桌上经常出现的食物。


每当先生烤出一块金黄色的土豆,切开一个小圆顶,抹上黄油,或者酸奶油的时候,我总会拍一张照,发给地球的另一端,说:“妈妈,你看。”


从营养价值来说,土豆高于米饭和小麦。所以,哥伦布把土豆从美洲带回欧洲后,欧洲人口爆增。哪怕是原本土地贫瘠,难以户口的爱尔兰人也吃上土豆,舒舒服服过上了养家糊口的日子。


这也是为什么,十九世纪有数百万爱尔兰人涌向美洲,抛下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登上游轮,跑到千里之外的美洲来开垦荒野。因为,这里有土豆,有土豆就不会饿死。史称土豆移民


但妈妈仍然在电话里问我:“今天吃了什么?”


我说:“中午吃的菠菜和牛排,晚饭吃了龙虾、胡萝卜和烤土豆。”


土豆移民的故事,对于我那个英语文学专业的妈妈并不陌生,然而她还是问我:“有没有吃饭?”


我在记忆里迅速搜索与米有关的食物:“前两天吃了越南米粉,和云南米线差不多。米做的。”


我妈哼了一声:“米粉也不是饭啊!”



张涟

大学英语教师 坐标四川成都


 


小眼睛女生,眯着眼睛看,眯着眼睛写。


从小怀有作家梦,读文学专业,在大学教写作,却离真正的“写作”越来越远。今年三十,终于决定放下大学教职与故乡,即将同先生奔赴异国。也正是全然不顾的“放下”,让我又重新“拾起”了自己想要的写作方式。


三十而弃,因弃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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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30 02:34 AM | 显示全部楼层

蛇馆少年 | 破茧053 

2017-04-13 胡卉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15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的第53篇文章。作者胡卉。


本文所写的,是湖南北部小镇上一家人的生活,镇上潮湿多雨,有很多野生蛇。他们以烹蛇为生,一时风光,最后又衰落。其中有生态问题,也有母女关系。这也是小镇生活之一种。



文 | 胡卉



1


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陈凤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她是我在湘北老家的邻里发小,也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同学。那会儿,课间上厕所她都挽着我。婚后,就极少主动联系了。陈凤说,弟弟陈龙退学了。为了把“OPPO”手机换成新上市的Iphone6s,他游说两位同学半夜翻墙出校,试图劫319国道上一辆卡车,却被司机用扳手敲断肋骨,绑送到派出所。


陈凤很生气,他居然想劫车?脑筋还没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拎得清。平素又懒得动,体育从不及格。被人逮了,逃都逃不掉。脑力体力都不行,他还专挑那种前后不通的路走。


17岁的陈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退学了。一年前,他因聚众吸烟,被原来的中学警告。没多久,二犯,就劝退了。转到现在的中学,仰仗的是学校里的一位亲戚。不是什么过硬的关系,该交的十万块择校费,说尽了好话也只打八折。


陈凤从头到尾和我梳理这些家事,怄得长吁短叹。离家久了,陈龙在我脑子里变得面目模糊。但一路听下来,这少年一无是处的印象基本形成了。最后,陈凤话锋一转,不过,有一点你也知道,他是在我们镇上最好的蛇馆长大的。


陈凤是想请我帮忙,介绍陈龙去我姑妈在长沙的蛇馆帮厨。她这人说话耿直高效,要么一句不说,一说就和盘托出,目的明确,我多年前就了解的。


我满口应承下来。可是没多久,陈家接连发生变故。17岁的陈龙诀别似的逃离湖南,参军入伍,一走就到了内蒙包头。陈凤说,父母守一世,挡不住子女提脚一走。家到了子女这里,就完全不成家了。



2


陈凤的父亲陈望明,原本是个砌匠。1999年的夏天,手上的房屋盖完了,却没有新的活计可以续上。越来越多人去县城宁乡、省城长沙买房,镇上好些楼房荒了,成为“鬼屋”。屋顶狗尾丛生,门板受了潮,红漆剥落,青苔济济。窗户玻璃被多事的过路人用石子敲碎,风霜雨雪和野蛇、乌鸦、流浪猫、黄鼠狼一起,在此自如穿梭,为巢为穴。


陈望明从没动过去城里谋生计的念头。妻子王瑛也不想离开这儿,她觉得目前的生活虽不富裕,但安稳且有滋味。女儿陈凤十岁了,她还想尽快生个儿子,增强生存的底气。


陈凤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常见到太阳底下,王瑛摊开细长的手脚,喝黑茶,嗑南瓜子,和男人们聊个没完,笑得花枝乱颤。作为一溪之隔的邻居,这情景我也见得多。王瑛相貌周正,眉目清爽。额头和下巴尖瘦,卧蚕眉因而显得有些厚重。瞳仁略大,看人时透出不合年岁的天真。嘴短唇薄,如果刚喝完水,红润地弯弯一笑,恐怕要引发镇上妇人们茶余饭后无端的责难。可她又那么爱笑。印象中我每次叫“瑛姨”,都会迎上她笑盈盈的脸庞。那眼神的亲热与和气,让面对她的人很舒服,没法不对她报以微笑。


镇上的孩子和男人们,都喜欢王瑛;女人们则很难说。我的母亲就曾在饭桌上评论她,热情得像不懂分寸。陈凤也和我抱怨过,母亲的好脾气常让她觉得难为情。有一次,麻将散场,镇上性格轻狂的养殖户老罗,当众在她屁股上掐了一把,她居然不生气,斜视着拍了下人家的膀子,就又笑眯眯的了。这样的韵事频繁发生,就像一日三餐使用的酱油鸡精,是丰富日常生活的调料。等陈凤稍长,学到“打情骂俏”这个词,她简直可以不重样,用“王瑛和XXX打情骂俏”来造一百个句子。


而王瑛对待陈望明的亲热劲儿,就更不用说了。陈望明本来性格内敛,喝高了才像当地男人那样,喜欢用一知半解的见识,喋喋不休地谈论曾国藩、毛泽东、蒋介石、苏联解体、台湾回归等严肃话题。在清醒状态下,他从不多说一句废话,脸上常看不到什么表情变化。


王瑛却绝不含蓄地,在麻将桌、扑克桌、桥牌桌、饭桌、酒桌上,赞美她的丈夫。在家里,她从不避讳儿女,抱他的腰,亲他的脸,摸他的头,吊在他身上,脖子卡着脖子,跟他有说不完的趣话。


等陈凤十二三岁,她一度觉得自己在家显得多余,对父母的亲热反感得要命。某些场合,尤其令陈凤别扭。比如,他俩胳臂焊胳臂,来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事后,陈凤在教师办公室受到了集体刻意的打探和无意的耻笑。


那时,少女陈凤还预料不到,再过十年,自己会对母亲羡慕不已:她是发自身心地热爱男人,而他们也的确喜欢她。这种能力像是出自天然,轻而易举地屏蔽了时代与地理对她的限制。


1999年的夏天,麻将牌友老罗和林叔突然想到,这镇上没有谁比王瑛更适合当老板娘的了。老罗说,他有进货渠道和养殖经验,只要是活物,他都能养,大多养过。月底送走77只牛蛙和20只竹鼠,他正打算去定一批豪猪崽子和一百枚蛇蛋。



3


那时,三十里外的大成桥镇,“建明蛇馆”生意非常火爆。老板胡建明是“宁乡口味蛇”的创始人,可以说,湖南人开始学习广东人,把蛇端上饭桌,是受了胡建明的启蒙。胡建明从1993年开始琢磨做蛇,从一个只能摆放四桌的小餐馆,到拥有一家1300平米的大饭店,只花了短短四年。


建明蛇馆声名大噪,“宁乡口味蛇”被评为“湖南金牌名菜”,录入《中国湘菜大典》。许多学者还以“宁乡口味蛇”申请了研究课题,纷纷来建明蛇馆考察。


由前任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题名的建明蛇馆。


关于胡建明的手艺,镇上吃过的煤老板们赞不绝口,但王瑛他们都没去过:实在太贵,1999年,当地猪肉一斤六元,而建明蛇馆最便宜的大王蛇,一斤110块,一条蛇最小的也不止三斤。


这生意,我们镇上还没人开张。事实上,这里依山傍水,湿气很重,野生蛇类有三十余种:大王蛇、乌梢蛇、眼镜蛇、灰鼠蛇、竹叶青、银环蛇、五步蛇、赤链蛇、水蛇,我们从小就能辨认。如今气候变暖,一到七八月,天气更是炎热。人们常从门背面、床底下、沙发缝里、瓷砖角落,发现跋山涉水,爬墙入窗,来蹭空调的野蛇。女人们打扫卫生时,常常吓得尖叫。被搅了午睡的男人们,一次次挑起竹竿把野蛇送出门外或送上砧板。高考后的那个暑假,下午四点,我从漫长的午睡中头脑昏沉地醒来,感觉额头上皮肤凉飕飕的。伸手一摸,才发现一条纤小如2B铅笔的大王蛇横陈着,一动不动,兴许像我一样睡着了。


额头被蛇当凉席,我和陈凤都遇到过。镇上没被蛇咬过的人寥寥无几。人们一在此生存,就学会了对付蛇毒,所以也罕有人因此毙命。人们都说,镇上多蛇,应该叫“蛇镇”。据《宁乡县志》记载,镇上出现过两次万蛇惊现的场景:“成千上万条蛇从回龙山脚草丛中爬出,旋入粟溪河。从粟溪新石桥下至龙船凼的半华里之间,满河都是清一色长约半米、大小均匀的蛇,密密麻麻,无法数清。约半小时之后,群蛇消失在粟溪河两岸草丛中。”


王瑛说,她小时候吃过蛇肉,自己就能杀能剐。但那时,敢尝的人不多。做法上也有讲究。人们像尊重财神、门神、观世音一样尊重灶王爷,地上爬的蛇比洗脚盆还脏,不能上大灶,不能上正席。有谁捉了蛇,就在屋外临时垒几块石头,架起铁锅。蛇头锄掉或剪掉,蛇身用钢钉固定在树上,开膛取出内脏。蛇胆留着泡酒,肝肠可熬粥。接着剥皮。颈部断头处的皮往外翻出一截,拽住,使力往下拉,就得到完整的蛇皮。蛇皮沸水去鳞后,适宜与黄瓜、辣酱、蚝油一起凉拌,爽口又有嚼劲。去皮的蛇身雪白带血,还在砧板上扭动,这时手脚要快,剁成一寸一寸,和油盐辣椒、生姜蒜头一齐扔进煮开的沸水中。焖上锅盖,大火猛煮半点钟。入味,收汁,又辣又鲜,一碗汤肉一身汗,酣畅淋漓。




陈望明顺着妻子,商定了规模、装修、成本、人手安排和可能获取的客源。听着有些复杂,但他想想也没其他更好的出路,最起码,这比当初刚做砌匠方便多了,托人情,送钱物,磕头拜师,全都免了。他规划一番,最后总结道,给湖南人做吃的,不管是蛇,是猫狗,是龙凤,十二生肖和十二生肖以外的,第一便是在“辣”字上做文章。


一个“辣”字,说来简单,做起来有门有道:薄皮青椒,多肉红椒,酸汁剁椒,暴晒的干辣子,先晒后腌的白辣椒,小巧如钢钉却火力惊人的朝天椒辣酱,每种口味迥异,但都对湖南人胃口。辣椒帮助他们抵御湿气,也有益健康。某种程度上说,湘菜的根本不在食材,而在“辣”。这是随便一个湖南人都会想到的。


王瑛翻了黄历,敲定了开张日期:1999年9月9日。三个男人都说,这可真是百年难遇的日子。而说到蛇馆的名字,陈望明提议用老婆的名字命名,老罗、林叔都称好。最后,还是王瑛拍了板——用男人的名字。她觉得一家子的事业,说到底是男人的事业。



4


1999年9月9号,蛇馆如期开张。头两个月,因为缺乏经验,这家人都出了倒霉事。有次陈望明杀完一条眼镜蛇,正蹲在地上剥蛇皮,砍掉的蛇头突然蹦起来朝他眼睛喷了毒液。尽管及时清洗治疗,但他右眼的视力明显差了很多,已看不清两米开外的东西。陈凤的脚踝也被剪下的蛇头袭击过,后来一直留有一块炭黑色的圆形伤疤。王瑛的手背、手腕和食指上,有三处月牙儿形状的小伤口。


但这点代价,添上这家人起早贪黑日复一日的辛劳,在他们的收获面前,似乎都不值一提。一个季度后,陈望明心里渐渐有了底。开蛇馆这条路,是条好路。老罗的养殖场还没派上用场,他已不必操心蛇源。镇上和乡下的农民为了节省车费,降低风险,连夜把捉到的野蛇送到这里。


至于价格,陈望明卖得比建明蛇馆要低三十块左右一斤,加上他为人谦卑谨慎,乐于听取食客的建议,不断改进掌厨的配方,稳定了本县许多客源。王瑛注重细节,又热情大方。厨房虽传统简陋,但窗台和灶台每天擦洗干净。碗柜是敞开式,调料瓶子一字排开,品牌商标一目了然。新近优惠动态,请人用红纸毛笔写了,贴在玻璃门上:每周一三五,免费提供米酒、花生米、拍黄瓜和一小碟凉拌猪耳朵。带朋友上门,按人头打折。她小施恩惠,招揽了很多回头客。一个季度下来,刨去装修、置装备等大头开支,居然还略有盈余。


等到年底,迎接2000年,龙年新世纪,蛇馆生意特别好做。2001年,蛇年,更加应景。这年正月,陈龙出生,八斤六两,浓眉大眼。客人们向陈望明道喜,羡慕他的运道,纷纷说,看来大小龙年,没有比吃蛇更顺应时运的了。


蛇价涨得飞快,最常见的大王蛇单价最高时卖到一百七。价格贵得越离谱,风气和习俗跟着变动得越快。蛇肉开始进入正席,超越甲鱼,成为判断一户人家是否大方的标准。如果婚宴上出现两种不同做法的蛇肉,人们则会认为新娘嫁入了一户殷实人家。2002年,老罗娶儿媳妇时,陈望明送了八桌口味蛇和啤酒蛇。这档宴席和这件美事,在镇上津津乐道一年有余。等到陈龙过周岁,蛇馆办了一席“全龙宴”,十桌十二道做法不同的蛇肉,包括凉菜都是蛇肉和蔬菜的拼盘。举众哗然。镇上的人们后来说,这一家子的风头都在那时出尽了。

椒盐蛇。先用淀粉包一层,再油炸。


2001年,镇上出现了四家“口味蛇”,而蛇馆已在原先的基础上拓展了青椒焖蛇、啤酒蛇、椒盐蛇、五香卤蛇、酸辣蛇肠、凉拌蛇皮、干锅带皮蛇、蛇肉火锅、龙凤汤(加入当归、党参、枸杞,与老母鸡一起清炖)。显而易见,这些都是从家常菜中获得的灵感:青椒炒肉、啤酒鸭、椒盐排条、五香卤牛肉、酸辣鸡杂、凉拌猪皮、干锅牛蛙。忙碌一天下来,夫妇俩坐在床头一边泡脚,一边捧着计算器盘算当天的进账,攒钱速度之快,常常令他们大吃一惊。


陈凤最愿意回想的,正是那三四年。母亲王瑛常常笑得合不拢嘴,颧骨上泛着发迹的红晕。她喜欢穿大红、水红、玫红、砖红、绛红的贴身连衣裙,夏天穿棉质的,冬天穿毛呢的,过膝和不过膝的都很多。她164的身高在当地算是修长挺拔,发梢微烫了一点儿,散落在胸部,走起路来,摇曳生姿。面对食客和儿女,她脾气十分耐烦,言谈举止轻松自在。


她那时已过了三十岁。操心多了,王瑛眼角也长了笑纹,皮肤总体却变好,眼白也比之前水润清亮。人们夸她,她就背书似的推销自家蛇馆,吃蛇大补的啊,高蛋白,低胆固醇,富含八种氨基酸。补气血,强筋骨,通经络。滋阴壮阳,美容养颜,延年益寿呀——您来我家试试?


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来店里,王瑛会开各种玩笑,你们小年轻命好呀,往这儿一坐,整个湖南最好的蛇肉就送到嘴边了,瑛姨我呀,每天可是忙得连放屁的工夫都没有,正打算改行呢。


大家纷纷问,老板娘改行,想干么子呢?


假如瑛姨再年轻十来岁,也像你们这样漂亮,樱桃小嘴水蛇腰,屁股软似棉花包……说不定还可以和你们组团,去东莞、深圳挣轻松钱哦。王瑛说。


姑娘们大笑。旁边的陈凤常常满面绯红,挑开门帘,逃遁而去。



5


陈凤像母亲王瑛一样,是镇上格外引人注目的人物。但母女俩吸引眼球的方式很不一样。


陈凤长得像王瑛,但自小厌弃女人身上的招摇。她走向王瑛的反面,个性非常沉默、骄傲,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样子。这种气质,在小镇熟人社会,显得古怪又不相宜。可是所有人都包容了她。她是小镇第一个考上北大的人,是镇上每个孩子学习的标杆,几乎像个传奇。


2005年,高一暑假,我作为陈凤的好朋友,受王瑛的鼓励,陪陈凤在蛇馆当服务员。每天早十点开门,晚十点关门,来往客人很多,两大圆桌,六小方桌,撤走又摆满,少有空闲。做这份工作,我从未见陈凤对人表现出多余的热情。


有客人招呼她,小凤,火锅加点汤,再拿点胡椒和辣酱来——


陈凤伏在窗户下小方桌上,面前摊着一本英国侦探小说《东方列车谋杀案》。细脖颈支着一颗略扁的椭圆大头,从薄瘦的烟灰色T恤里抻出来。她直起脊背,茫然地张望了一眼,坐着没动:开水在炉子上,辣酱在橱柜里。胡椒?用完了。


说完,她又垂下头,继续破案。


王瑛提着铁壶,笑着从厨房里出来。她做什么事,脸上都带笑。她支开陈凤,打发她去超市买胡椒。陈凤不情愿地起身,临走时小声对王瑛说,你看出来了,我没法服务人的。


没关系,以后让人服务你。王瑛说。


陈凤以为受到了嘲弄,鼻孔发出轻微的冷笑。


王瑛声音陡然大了,你说不定就有这个命呀。很多东西都看命!你看你爸,当初和媒婆急,说他不会追姑娘,娶不到老婆,后来呢,老婆自己追来了呀。


客人们都笑了。握着锅铲的陈望明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嚯嚯”笑岔了气。陈凤尴尬地瞥了我一眼,匆匆走开了。



同学十二年,直到上大学之前,陈凤几乎只接纳了我这一个亲密的朋友。15岁时,她有过一次无疾而终的短暂恋爱,对方是一个物理很好的男孩,拿过全省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可是他并没有帮到她什么。陈凤中考时恰是因物理太弱,以一分之差落榜当地最好的附中,只能去离家很远的一所寄宿制普通中学。陈凤后来陪母亲去交弟弟的一大笔择校费时,想起当年,父母没有一点想给她塞钱补“一分之差”的意思。他们暗示她,那所中学考上大学的几率很小,蛇馆又忙不过来,她留在家里帮忙更好。她要是不喜欢做服务员,可以待在后厨,打打下手,学学厨艺。陈凤起初答应了,可暑假还没结束,她就彻底厌倦了。她清楚自己完全不像母亲,不是当蛇馆老板娘的料。


陈凤有点轻视母亲,她太聒噪,也未免太快乐。她从没见过哪个文化人,——哪个女老师、女医生,哪一点像王瑛。陈凤觉得,这都是她读书少的结果。王瑛一进初中就不读了,她觉得校园里无趣,情愿在校门口看摊卖菜。有些碎嘴婶娘告诉陈凤,少女王瑛站在菜摊前吆喝,就像特级教师站在讲台上讲课,很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2007年,陈望明和王瑛在扩大店面与新建别墅上,发生了分歧。陈望明希望继续向建明蛇馆学习,把小店面做成大饭店。王瑛认为,家里的财力并不能达到那个预期,除非借债。最终,他们放弃了扩大店面,拿出55万,买下镇上通往县城的公路沿线的一块地基,建了一栋气派又时尚的双层别墅。方方面面都很先进,连房梁材质的抗震性都考虑到了——小镇并没有处于地震带上。人们艳羡陈家人,说如果哪天发生地震,大家往陈家别墅跑就对了。


那时,陈凤在文理分科后,在文科班如鱼得水。高三的四次模拟考中,她晋级到超级学霸的行列。高考发榜后,王瑛在谢师宴上感谢了所有人(包括七岁的陈龙,谢谢他每次路过祖宗祠堂时,都记得提醒祖宗们,保佑他姐姐清华北大有得选)。有人问到她的教育方法,她的神情显得无比局促,迟疑了一下,说,幸好陈凤一点不像我咧——


如果倒退一年,陈望明夫妇还会为女儿办一席“全龙宴”。可世事变了,席面上只放一碗通红鲜辣的口味蛇,动筷子的人也不多。吃蛇的火爆持续了五六年后,仿佛一夜之间,遭遇了大雪冰冻。


起先,因蛇肉昂贵,捕蛇者增多,生态遭到破坏,小镇周边村庄都遭了鼠灾:水稻刚抽穗,就被大面积吸了浆;红薯、花生、玉米未成熟,就被断茎刨皮。村民们还从广东买来专业捕蛇笼,笼内放置鹌鹑蛋作诱饵(鹌鹑蛋的气味能吸引周边一百米的蛇),有时一个晚上就能捕获四五条。政府担忧,要不了两年,鼠患猖獗,很多田土只能废弃。


县电视台开始蓝底白字,滚动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法》,并呼吁人们举报“出售野生蛇类的违法行为”。


但镇上无人举报。路过蛇馆的人,经常左耳听着“野生动物保护法”,右耳听着蛇肉“嘁嗞嘁嗞”扑进油锅。


然而,有一天,报纸上刊登了头条:“蛇肉携带多种寄生虫,高温不死,或可致命”。人们口口相传,舆论旋成风暴,重创了每家蛇馆。好事者们用米糊刷了恶心的寄生虫剪报,贴在蛇馆“欢迎光临”的红字上面。他们还把剪报贴在电线杆上,图文并茂的“老军医治性病”的旁边,制造出更加惊悚的效果。


在这场寄生虫风暴中,小蛇馆更是接连关门,改卖螺蛳、酱板鸭和常德米粉。至2015年,局面又恢复如1999年,方圆百里只留下建明蛇馆和王瑛家的蛇馆。



6


我猜想,陈凤在北京的生活可能过得寂寞孤苦,所以临近毕业,就通过教会(她大一下学期开始,每周日都去参加聚会),嫁入当地一户彬彬有礼的基督教家庭。她信仰很虔诚,婚后还养成了手抄《圣经》的习惯。一本手工牛皮本,一年就抄完170多页,八只黄铜护角磨得溜光。这是我送她的结婚礼物,说好是用来写孕期日记的,没想到成了《圣经》手抄本。


陈凤不太提起家人,发的日常朋友圈也多是与上帝的对话。似乎上帝才是她在北京有缘结识的家人。


在公婆面前,陈凤谨慎而简洁地交代父母的行当:“开餐馆的,做点家常炒菜,重油重辣的。”她从不提“蛇”。父母来北京参加婚礼,她再三强调,在婆家人这里提“蛇”,相当于在回族婶娘那里提“猪”。她感到自己的历史不太干净。在小镇时,她没觉得那些东西令人羞耻,到了外面,到了北京,到了公婆教授这里,它们就变得难以启齿,得躲躲藏藏。她差点想不起,当初蛇馆给她父母带来过怎样的风光。那几乎是他们存活于世的全部尊严和乐趣,他们共同拥有过的非常有限的金色年华。


陈凤上大学后,蛇馆的盈利一度下降,2010年之后,只够撑她一人在北京的开支。陈龙逐渐长大,因父母宠溺,养尊处优,七八岁时就认得很多服装名牌。再加上还得留备四位老人的医药和丧葬费,陈望明开始去城市建筑工地揽活。蛇馆门前清静,经常两三天都接不到一单生意,王瑛一人应付也绰绰有余。她每次联系陈凤,都说镇上可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了,劝女儿节省花销,又劝她吃好穿好。她总喜欢在傍晚时,跑去网吧,和陈凤视频一块钱,60分钟。


视频反而弄得两个人烦躁。王瑛纳闷,陈凤去北京后皮肤差了好多,黄得不见一丝血气,额上粉刺密密麻麻,怎么还不如当妈的了。每次视频,她都在网吧里大声强调这点,并说要给陈凤炖点蛇肉煲寄来,补一补就好了。


陈凤厌倦起来,她早就不再吃蛇了,有寄生虫,妈,你难道没听说吗?


王瑛的反应是,女儿和别人一样,犯了神经病。


对对,你别来理我这神经病。我拜托你。


那两年,母女间相互看不惯,一开口就呛声,有仇怨似的。后来就干脆不怎么联系了。陈凤隐约记起,当初王瑛像被鸟掐住了喉咙似的,音线又尖又急。她以为是人上了年纪的缘故。陈凤告诉她,你问太多,管得太多,实在是闲得无事可做。也难怪,留在镇上的人越来越少,连麻将都凑不齐了。


有一天,王瑛来了兴趣,让小凤给她说一段英文书,她长这么大,还没听过英文呢。


那阵子,陈凤一直在劝家里关掉蛇馆,改“口味蛇”为“口味虾”,他们不听,说小镇湿气重,没人爱吃凉性的东西。陈凤拾起手边的《圣经》,语速飞快,用英文念出下面的段落:


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诅咒,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王瑛问,这讲的是什么意思?


陈凤说,就是,蛇天生不是好东西,会带来霉运。


王瑛大笑,说女儿去了首都,学会瞎扯了,开蛇馆七年,她手上捋过的蛇千千万,那不是要倒血霉了?


这话听来阴森,字字都长了毛。陈凤不开口了。离家越久,离父母越远,用方言说出的话越来越少,——湘北方言还不如英语熟悉了。从2008年到2016年,陈凤一口气不歇,忙着适应城市生活,适应大学,适应就业,适应工作,适应婚姻,适应新的中产家庭。


陈凤想不起自己哪天,像王瑛二三十岁时,那样快活过。她在这人口密集、庞大得恐怖的城市里,始终有种孤军奋战的感觉。她从不和家里人多说。人跟人总是很难达成理解的啊。——她怎么会懂?她记忆中活得那么轻快的母亲,一生中有过孤独无力的时光吗?



7


当陈凤讲起这些往事,我也想到自己的母亲。我认为我的母亲温和乐观,婚姻美满幸福,可在她和我父亲的极少次争吵中,——比如,父亲不顾她的反对,把车借给了一位嗜酒如命、手脚轻狂的朋友,她哭闹了两天,不止一次向我们提起四个名字。那都是些死人的名字。她说她夜晚梦到了她们,白天老是想起她们。她们是她少女时期一起学裁缝,婚后一起搓麻将的女朋友,后来都在冲动或报复的支使下,死在自己手上。


小镇有这个传统。女人们在过日子的磕绊中,顺手提起墙角的百草枯、速灭威、溴鼠灵,自行了断,待到再次人口普查时,以“病逝”归档。而活下来的人,对生活没有清晰的去向时,总是闪闪烁烁地想起曾经的朋友。


我的母亲和王瑛从小熟识,都是1968年生人。她说,王瑛最后总该想过,去找她那独立、高知、出类拔萃的女儿,当面说一说的。


譬如去年冬天,她的儿子遭到退学的时候。接着,她的儿子整日无所事事,夜不归宿,飚摩托撞死人。她赔得倾家荡产,蛇馆关门。她的丈夫心灰意懒,醉得肺出血,随后父子断绝关系。丈夫叫来吊车,拆掉了别墅中央的一间正厅,和儿子分家而居。


可能她没有孤军奋战的经验吧。可能她也试图从女儿那里,讨要一点知识和力量。可惜不知为什么,这最后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于是,在小年夜的后半夜,她摔碎家里的每一只碗碟,烧光家里的每一双筷子,选择在月经来时,吊死在蛇馆天花板正中的冰冷铁钩上。人们在短暂的震惊后,陷入了巨大的困惑。所有人都不理解这种死法。他们说,这真是镇上百年来出现过的最恶毒的诅咒了。

(感谢郭玉洁老师为本文提供指导)


文中王瑛、陈望明、陈凤、陈龙均为化名。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点击图片阅读作者上一篇破茧作品《用数学公式和中国股市博弈的“宽客”吴钩》


作者介绍



胡卉

教师 坐标上海



 

1990年生于湖南,现居上海。复旦中文系毕业,非虚构写作爱好者。目前在上海一家国际学校当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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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30 02:3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家庭的下岗人生,1998-2017 | 破茧054 

 2017-04-24 派妮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16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的第54篇文章。作者派妮。


1998年,“下岗”一词还没有流行,一大批职工收到工厂“停薪留职”的通知。张雪莉一家正是受到这个决策影响极深的家庭之一。当离开了体制的铁饭碗,这些职工带着家庭打拼,在创业浪潮里几经浮沉,不断寻找门路和生计。张雪莉忍不住地想,如果当年没有国企改制,没有下岗分流,父母的人生会是怎样?


图片中前排右一是杨爱兰

后排右一是杨爱梅,后排左一是杨宏军


文 | 派妮

 

北方的冬天有一种枯寂的冷。人们从有暖气的房间里走出来,只消一会儿便能浑身上下冻透。从人民路左拐进入一条小路,煎饼果子、火烧豆汁、肉夹馍、肉馄饨、豆腐脑.....卖早餐的小摊儿一个连着一个,热气从每个锅子里升腾着,最终连成一团白雾,把这一片儿都笼了起来。有人把自行车停在一旁,连锁也没上,就吆喝着:“老板,来两个肉火烧,一碗豆汁儿。”有人则一边从这一团雾气中走出来,一边不忘抹一抹吃豆腐脑时留在嘴角上的葱叶。

 

杨爱兰和姐姐杨爱梅从凌晨5点就出来摆摊卖水饺。馅料是前一天调好的,一荤一素就两种:白菜猪肉馅、韭菜鸡蛋馅。包水饺用的面也是前天就发酵好的。早上摆好摊后,姐妹俩就先擀面皮,面团在她们手里飞快擀出一张张圆面皮。六七点钟,来吃早餐的客人多了起来。这个时候,杨爱兰就负责包水饺,杨爱梅负责往锅里下,顺便收拾客人吃完的碗筷,一直忙活到九点多钟才收摊。

 

回到家后,杨爱兰又开始准备第二天要用的原料。白菜、韭菜都要剁碎,五花肉加上酱油、大蒜、姜丝后剁成肉糜,鸡蛋先摊成饼然后再切碎。杨爱兰初中毕业后,她的父亲就帮忙把她安排进了当地一家煤矿的食堂上班。和面、揉面、剁馅、包包子.....这些技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尽管姐姐比她大了五岁,但是干起这些活儿,杨爱兰的手脚更麻利一些。

 

 “被失业”的开端

1998年 - 2000年


杨爱兰是三个月前开始摆摊卖水饺的。此前她是一家国有工艺品厂的车间职工,从前几年开始,工厂的效益就一直在下滑,最近一年整个工厂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端了十几年铁饭碗的杨爱兰一开始还坚信“工厂不会不管他们的”,可是眼看来工厂上班的人越来越少,她才慢慢意识到,自己必须得想想办法了


这一年是1998年,“下岗”一词还没有流行,工厂给出的说法叫“停薪留职”。停薪的这一年,杨爱兰41岁。

 

丈夫张友进跟杨爱兰同是一个厂里的职工,凭着一手好文章博得厂长赏识,没几年工夫就当上了厂办主任。张友进还有三个兄弟姐妹,他们要么在家务农,要么靠点小生意补贴家用,张友进算是最为风光的那一个。然而,停薪留职却让这一对中年夫妻昔日的风光一点点破灭。尽管家里还有一些存款,但是女儿刚考上高中,儿子在读初中,光是这一对儿女的教育就是一笔不菲支出。两个人在家里琢磨来琢磨去,张友进决定跟同事一起把工厂原先的工艺品生意接过手来做,而杨爱兰则把在家务农的大姐叫上,一起上街摆摊卖水饺。

 

杨爱兰干起活儿来是一把好手,实诚的她跟在家里包的水饺一样,皮薄馅大,咬一口能喷一嘴的油水。这样的饺子很快为她招了一大批顾客,每天早晨她的摊前人总是很多。尽管起早贪黑,但是杨爱兰满怀着对新生活的希望,干得十分带劲。然而毫无生意头脑的她,在卖了三个多月水饺后,才第一次后知后觉地想起算账这回事儿。算一下买菜买肉买面的钱,再算一下支起这个摊子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杨爱兰算完才发觉,三个月下来根本没赚多少钱。

 

于是杨爱兰开始在节约成本上下功夫,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肉糜的分量放的那么足,素馅水饺里面的鸡蛋也变得比以前少一些。“精明”的顾客也慢慢发现了这一点,光顾的客人在一点一点变少。杨爱兰有些不知所措,她不知道该如何做才能在“保住成本”和“留住客人”之间做一个平衡。

 

半年过去了,杨爱兰的水饺摊变得不温不火,丈夫张友进跟别人做的工艺品生意也没有起色。生活第一次向这个家庭展露了难色。

 

两年后,杨爱兰16岁的女儿张雪莉开始上寄宿高中,只有周末才有机会回家。她回家后总喜欢第一时间打开电视机,盯着屏幕看个够,缓解书山题海带来的压力。电视里庆祝澳门回归的活动轮番上演,迈入新千年的跨年庆典也在24小时不间断直播......中央最权威的媒体机构始终以这样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制造出歌舞升平、和谐欢乐的气氛。

 

当张雪莉回到学校时,政治老师在课堂上则以一种严肃的口气让她了解这个社会的真实:中共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决议、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务院开征利息税......当她在死记硬背这些时事热点的时候,国家关于国企改制的政策已经悄悄改变了她父母以及她这个家庭的命运。

 

张雪莉不是没有感受到家里的一丝丝变化。爸爸曾经隔三差五爱跟同事们聚在一起喝个小酒打个牌的日子不见了,妈妈时不时就从厂里带回来过年过节发的油盐酱醋也不见了,一家人在节假日逛个公园下个馆子的日子更是一去不复返了。

 

张雪莉一家住在父母工厂附近的家属小区里,邻里之间都是父母以前的同事。从前,因为父亲在工厂里的职位和威望,那些邻居们每次见到张雪莉,也有意无意“示好”。同一幢楼的王阿姨每次见到她,大老远就喊:“哟,咱们张主任家的千金大小姐回来啦!”当工厂宣布“停薪留职”那一刻,“以厂为家”的时代也宣告结束。每家每户都重新回到了起跑线上,开始各自奔前程。大家为了讨个好生活,使出浑身解数。

 

曾经是父亲下属的荣叔叔与妻子一直不和,打打闹闹好几年,随着荣叔叔的光荣下岗,妻子坚定了离婚的念头。离婚后的荣叔叔于是在街头开始摆摊卖馒头。

 

跟张雪莉在一个学校上学的李强妈妈,自从不在工厂里干了之后,买了辆三轮摩托车,每天一大早天不亮就跑到青州那边一个大的农贸市场批发蔬菜,然后在附近的菜市场上卖菜。傍晚时分,张雪莉经常看到李强妈妈风风火火把摩托车开回自家楼下。

 

住在张雪莉对门的是曾经厂里卫生室的张医生,她回到乡下老家镇上,开了一间诊所。不出半年,邻里乡亲有个头疼脑热都往她这儿跑,一时之间挣得比在工厂里还多。

 

住在张雪莉家楼下的于阿姨则没有这么多的烦恼。她的丈夫做着煤炭运输生意,家底殷实,于阿姨不上班了以后,干脆就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一心扑在相夫教子上。

 

这些因为“被失业”而做出的各种选择,成为了他们走向不同人生的分水岭。

 

门路和生计

2001年-2004年


2001年7月13日,正在放暑假的张雪莉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机屏幕,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将主办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时,她也禁不住激动地喊了出来。这一喊把已经睡着的妈妈给吵醒了。杨爱兰翻个身,想继续睡觉,但是此时窗外开始噼里啪啦放起鞭炮来了,加上一肚子的心事,她再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杨爱兰一早起来上街时,发现“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横幅已经满大街挂起来了。然而时刻为生计问题焦虑着的她,对这种普天同庆表示木然。她盘算着不去上街摆摊卖水饺了,一方面是因为赚不了多少钱,另一方面则是丈夫张友进正在准备开一家洗车行,正好缺人手,杨爱兰过去正好可以帮一把忙。

 

过去一段时间,张友进的工艺品生意一直没有做起来,他一直在琢磨新的出路。那个时候,私家车在这个小城镇里悄然多了起来,相应的洗车服务也应运而生。张友进盘算了一下,除去租房、买设备,洗车服务最大成本就是人力,而他们夫妻两个人只要肯干,应该能从“洗车”这块蛋糕里分一杯羹。

 

杨爱兰的弟弟杨宏军在当地的城管大队工作,他人脉广,关系多,于是杨爱兰和张友进便拜托杨宏军找了一个门面,且和管辖这一片区的“相关人士”打点好关系,简单装修了一下门头就开张了。

 

由于没有雇人,多数时候需要张友进和杨爱兰齐上阵。先是张友进穿着防水胶鞋,拿着洗车水枪把车子清洗一遍,然后杨爱兰提着一桶装有洗车液的水,用抹布里里外外仔细清理一遍。上完腊后,张友进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的擦腊抛光。

 

对于杨爱兰来说,撸起袖子干活并不难。但是对于坐惯了办公室,拿惯了笔杆子的张友进来说,他的心情却五味杂陈。从前在厂里上班时,工厂里有公车,但凡有事,不论公私,张友进都可以指派司机车接车送。但是现在,他却要为别人洗车,这不能不让他感叹今不如昔。就连张雪莉每次看到父亲洗车的样子,都忍不住一阵鼻酸。

 

张雪莉正处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她心目中的父亲是一个靠脑力吃饭的人,不仅可以写一手好书法,更是可以写一手好文章。可是无论如何,她不能接受自己的父亲为了现实生活而去出卖自己的体力。可是,作为一个未经历过社会的高中生,张雪莉又能做些什么呢?她什么都不能做,除了在日记里抒发一下自己的心情之外,她只能更加努力的学习,以这种方式为父母争口气。

 

洗车的生意越来越忙,杨爱兰和张友进开始“以店为家”。杨爱兰在门面后面搭了一个简易厨房,夫妻两人的一日三餐都在这里解决。张雪莉和弟弟放了学也不再直接回家,而是跑到店里,一家四口在店里解决晚饭后才回家。

 

家越来越变得像一个睡觉的地方。这一年的冬天,杨爱兰为了省钱,干脆没有缴纳那将近2000块钱的暖气费。没有一丝热乎气的家,让张雪莉不再盼望每个可以放学回家的周末,她宁肯住在学校宿舍里,也不愿意回家挨冻。

 

在张雪莉眼中,跟父母谈心聊天几乎变成了一种奢侈。唯一一次是杨爱兰主动提起的,她感慨自己过去在工厂里上班时,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会生计发愁的时候。现在唯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有好好学几门技能。她嘱咐张雪莉以后不管怎么样,都要有一技之长。

 

2002年七月份的一个早晨,杨爱兰从街角的早餐店里买了油条和豆汁,打算带到店里当早餐。当她打开洗车店的门时,发现昨晚放在门后的一个洗车设备不见了。她心里一沉,赶忙打开抽屉,昨天收来的800块钱也不知去向。她跑到附近的公共电话亭,给家里的丈夫打电话。张友进听说后匆匆赶来,两个人查看一圈后确认洗车店被盗了。

 

心急的杨爱兰赶紧给自己的弟弟杨宏军打电话——她对自己这个“公务员”弟弟十分依赖,大事小事都喜欢找他出主意。杨宏军来了之后给他们报了警。警察很快来了,围着盗窃现场四处侦察,他们发现门上面的锁有被撬开的痕迹,地上还留有小偷作案时不小心留下的一根细钢丝。

 

然而,这次报警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警察只是如实登记后,告诉杨爱兰和张友进,案子有了进展会及时通知他们的。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这次失窃案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失窃的洗车设备是店里唯一一个值钱的东西,没有了设备,店也没法继续开张下去。这次失窃案给杨爱兰心里重重一击。


从1998年下岗到现在,四年过去了,杨爱兰两次做生意都以失败而告终。当初的意气风发不再,她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能力。她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块做生意的料,与其这样折腾,还不如服从命运的安排。

 

这个时候,原先厂里的一位车间主任下岗后,自己干起了纺织刺绣工艺品的进出口生意,他那里急需大量车间女工。她很快通过应征——每个月工资600元,在完成保有工作量后每多完成一件刺绣产品多赚8块钱。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杨爱兰开始了数年如一日的纺织女工生活。杨爱兰每天的工作就是按照给出的花样图纸,一针一线、一圈一扣缝制在纺织品上。为了多赚几个钱,杨爱兰把“绣花边”的活儿带回家来,每天吃完晚饭收拾妥当后,她打开电视机,一边听着电视里发出来的声音,一边做手上的活儿。长时间的劳作让杨爱兰很快得上了“职业病”——她的眼睛开始老花,必须佩带老花镜才能看清楚手上的针线,与此同时,她的颈椎劳累过度,每天必须靠贴缓解疼痛的膏药和用手大力揉捏和敲打才能缓解。即便每天如此饱和的工作量,杨爱兰每个月挣来的工资不过1000元左右。

 

这一年,杨爱兰一家最大的事情是女儿张雪莉考上了大学,这是张家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杨爱兰一方面为女儿的争气感到骄傲,走在路上邻里之间都在夸自己的女儿有出息;可是回到家后她看看家里的存折,只能默默咬紧牙关。

 

张雪莉读出了母亲眼中的忧虑,她开始变得懂事。高考的事宜忙完之后,她就缠着妈妈,让妈妈教她如何绣花边。杨爱兰于是把最简单的“打圈”工作交给女儿。所谓“打圈”就是把一个圆环套在一根笔尖上,然后用线一圈一圈缠上去,缠满了之后再锁边,一个圈就这样完成。张雪莉打一个圈,交给杨爱兰,杨爱兰就把这些圈镶在刺绣品上,一颗连着一颗。

 

相比于杨爱兰顺从地接受了生活的安排,张友进则始终不愿意服输。对于一个中年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事业上的一败涂地更让人觉得羞愧,他准备“三进宫”,再次寻找新的门路。

 

这一次,“门路”是杨爱兰的弟弟杨宏军介绍过来的。张友进生活的城市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煤矿碳厂、水泥砂石化肥厂林立,这些工厂生产出来的原料多数销往其他城市,中间过程中的货物运输环节则鱼龙混杂,一片散沙。只要能跟这些工厂打点好关系,他们就会优先把货物运输的活儿交给你。

 

杨宏军正是认识了当地其中几家大型碳厂和水泥厂的老板,于是介绍给张友进。张友进第一个活儿是把2吨水泥从当地水泥厂运输到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工地上。除去雇佣货车和司机的费用,这一趟下来让张友进小赚了一笔。

 

这次尝到的“甜头”让张友进看到了希望。他为了巩固这得来不易的战果,又拉上杨宏军给这几位相熟的厂长老板送礼请客,请他们以后多给些“好活儿”。把“财神爷”供奉好以后,张友进的心开始大了起来。既然手中有了货源,干脆自己买个货车,这样成本降低,利润岂不是更多?

 

于是,张友进开始跟杨爱兰商量买车的事情。家里存款还有五六万块钱,买辆承载量2吨的货车大概需要8万块钱,差了2万块钱张友进准备向银行贷款。一向谨小慎微的杨爱兰并不同意买车。她觉得这样风险太大,不仅家底掏空,而且还欠银行一屁股债。如果以后运货生意不好,这个家庭将举步维艰。

 

然而,此时一根筋想要扩大生意的张友进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不把步子迈大,怎么赚钱?最终,杨爱兰顺从了张友进,把家里的几张存折找出来,交给张友进。经过数月的繁复手续,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了张友进眼前。张友进感觉他的生意马上要红火起来了。

 

“天真”的张友进没有意识到,任何依靠人情关系得来的生意都不是长久的。张友进供奉的金主们,被不少人眼红。为了维系好得来不易的门路,张友进必须花更多的血本去请客、送礼,否则这些货源被抢走是分分钟的事情。

 

除此之外,还让张友进头疼的一件事情是路上那些“血口大张”的交警们。在货物运输这一行当,超载超量几乎是行内默认的潜规则,否则根本没法赚钱。交警们也心知肚明,他们经常以各种理由在高速路口检查货物,但凡超载一点点,他们就开出罚单,这些罚款也就进了他们的“小金库”中。在张友进自己城市的地界里,还有杨宏军可以照应一下,但是多数时候张友进要拉货去别的城市,这些“马路警察”杀他个措手不及。

 

时间一长,张友进也摸清了一些规律。夜间拉货跑运输被逮到的几率要远远小于白天。于是,张友进形成了夜里拉货跑运输、白天在家休息睡觉的模式。心疼丈夫的杨爱兰自然也养成了跟丈夫一样的作息规律。每天凌晨时分,杨爱兰就起床,给丈夫做点吃的。吃好饭后,张友进就一头钻进夜色茫茫中。

 

自从1998年“停薪留职”以来,杨爱兰原来所在的工厂一片静悄悄。2004年,杨爱兰和其他100多名职工被通知:工艺品厂正式宣告破产。尽管这五六年以来,大家各自谋出路,但是个人档案、社保等各种档案、关系依旧仍属于原来的工厂。

 

现在工厂破产了,工人们这五六年被欠的工资上哪里去要?断缴的社保怎么处理?个人档案要转到哪里去?这些关系职工利益的问题被一一提了出来。然而,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原来的厂长早已因为贪污问题关进了监狱。很快,大家开始组队去“讨个说法”。张友进没有心思理会这一摊事儿,杨爱兰则被原先厂里的几个姐妹拉上,开始隔三差五跑到区政府门口“上访”。

 

一开始,政府的工作人员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会为你们争取一个公正、公平的解决办法。然而,杨爱兰很快就发现,这些不过是政府工作人员应付上访群众的“官方说辞”。

 

因国企改制造成企业职工的下岗问题,一直是新千年以来引发社会动乱的不安定因素。尤其是在北方,国企工厂的职工一直被灌输主人翁教育,以厂为家,以身为工人阶级为荣,只要“正式职工”这样一张王牌,就可以终身无忧。甚至在很多老牌企业里面,更是全家上下都在一个厂里工作,其“工人身份”是可以传代世袭的。

 

这些职工从来没有下岗的思想准备和再就业的能力,当国家决定解除与这些工人的“终身劳动契约”的时候,却没有为这些“弃儿”健全好足够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也酿出不少社会动乱事件。多数工人都像杨爱兰和张友进一样,默默忍受着改革带来的阵痛,然而也有部分失业工人彻底绝望,跳楼自杀、行凶报复等事情时有发生。

 

政府的敷衍了事激怒了杨爱兰以及其他上访者。他们不肯善罢甘休,又发动了更多的职工加入到上访的队伍当中去。他们开始展开新一轮更加声势浩大的上访,他们的行为也开始偏激,他们经常堵在政府门口,静坐抗议。

 

经过旷日持久的上访,政府不得不商讨解决方案。最终法院介入了工厂的破产相关事宜,清点工厂资产,拍卖工厂厂房,然后把拍卖款分发给职工,随后又给每位职工补缴了从1998年到2004年间的社保工资。

 

厂房就在杨爱兰家前面,过去几年工厂的大门一直紧锁着。当厂房被拍卖那一刻,杨爱兰又站在门口往里看了看,曾经通往车间的主干道早已杂草丛生,车间外面的防护铁网也锈迹斑斑。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竟然过去六年了。

 

国事家事

2006年 - 2009年

 

经过两三年的摸爬滚打,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张友进的货运生意在摇摇晃晃中,顽强生存下来;杨爱兰依旧日复一日地当着她的“纺织女工”;张雪莉的弟弟张路康因为学习成绩差,早早踏上社会给别人打工;张雪莉则在这一年考上了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

 

在即将读研的那个暑假里,张雪莉并没有闲着。她深知父母经济上的重担,她想要通过她的本事为这个家庭做一丝贡献。“本科,家教经验丰富,擅长语文、英语,可辅导小学至高中各个年龄段。”张雪莉把广告语简明扼要地打印在一张A4纸上,然后每天清晨骑着自行车,开始到各个生活小区里张贴。有时候,她刚一贴上去,打扫卫生的阿姨就给她呼啦一下子撕下来,丢进垃圾桶里。张雪莉并不气馁,明天趁着没人,照样再贴一张。

 

一个星期下来,张雪莉已经收到四五个邀请她过去辅导家教的电话。她一一上门,跟家长沟通、试教、询问学生意见......最终决定聘请她上门家教的有三家:上午去隔壁小区辅导一位初二学生作文;下午骑着自行车半个多小时跑到另外一家,教一位三年级的小男孩数学;匆匆忙忙吃过晚饭后,则又要去教一个刚上初中的男孩子补习英语。

 

初中生每小时20元辅导费,小学生每小时15元辅导费,两个月的暑假下来,张雪莉赚取了6000块钱——这是杨爱兰将近半年的工资。杨爱兰第一次对女儿产生了一种自豪感,同时她也为过去一年里的“目光短浅”感到对不住女儿。

 

去年张雪莉说要考研,杨爱兰极力反对,她天天盼着女儿大学毕业后能赶紧找一份工作,缓解家庭的压力。继续读研的话,不仅张雪莉要晚两年参加工作,这两年间又是一笔花销支出。杨爱兰无论如何不想再等两年了。

 

张雪莉自然知道母亲这样一种期盼不无道理,但是她心中仍有不甘,她还想继续深造,还想去大城市里闯荡一番,这个瘦弱的女孩体内蕴藏着一股说不出的倔强。张雪莉内心一直被这两种选择所折磨,一方面她不忍心继续看父母为生计所操劳奔波,她也想尽一份自己的孝心;另一方面她内心想要考研深造的愿望,却促使着她每日早出晚归泡在图书馆里疯狂复习。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的那个晚上,张雪莉在网上提交了报名申请后,没有去图书馆复习,而是一个人在漆黑的操场上,一圈一圈跑步,一边跑一边放声大哭,直到精疲力尽。

 

最终,张雪莉金榜题名。张雪莉有些不知所措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妈妈。杨爱兰听到这个消息时,木然地答应了一声,再无任何其他反应。这种回应让张雪莉心里难受极了,她也埋怨自己的自私,为什么只顾自己不顾父母的感受?

 

正是由于这种愧疚的心理,让张雪莉在暑假里拼命打工赚钱。她想以这种方式告诉妈妈,接下来的读研生活不用家里操心了。开始读研之后,张雪莉也是在打工、上课、实习中度过。刚开学,她就已经很积极地通过学校的勤工俭学中心找到了一份家教,又很积极地通过学院导师的帮忙与推荐,到沪上的报社实习,甚至在学校的校内助理助教应聘时,她也报了名。一个学期下来,她收入颇丰:一周三次家教150元;写稿稿费一个月能拿千把块钱;校内助教一个月补贴600元,加上研究生的生活补贴400元,张雪莉月收入两三千元。

 

这个时候,杨爱兰才觉察到当初对女儿的这笔教育投资是值得的,她嘴角第一次露出了难得的微笑。


2008年,正当人们欢天喜地期盼着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时,一场5.12汶川大地震却给全国人民一个措手不及。那些灾难的画面,那些温情的时刻,那些被点燃的爱国热情,都不禁让人的眼眶湿润。

 

张雪莉学的是传媒,地震发生时她正在报社实习,她跟着带她的记者老师忙前忙后,做专题跑采访,经常也会因为一些内容被触动到内心深处,伤心落泪。为了纪念这段经历,她决定将“汶川地震时期中外媒体报道比较研究”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

 

而在千里之外,杨爱兰一家已经走出下岗的阴影。尤其是张友进的生意,经过过去几年的颠簸曲折,如今几乎是顺风顺水。张友进知道风水轮流转已经转到他的脚下了。他更加开足马力,撒欢地折腾。他时常跟杨爱兰说,“赚不赚钱就靠这几年了,所以得抓抓紧,给咱儿子攒点钱弄套房子好娶媳妇。”

 

相比于过去几年的艰难求生,杨爱兰愈发感到身上的负担在一点点减轻。过去,由于常年的焦虑以及丈夫日夜颠倒的出车,让她的睡眠质量每况愈下。最厉害的时候,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想到手头的紧迫,想到未卜的明天,她只能不停地在黑夜里唉声叹气。这种透支身体的方式让她的“更年期症状”更加明显,她的脾气越来越差,动不动就训斥儿子,埋怨丈夫,整个家里的气氛时常被她搞得十分紧张。儿子张路康有时都不愿意回家吃饭,宁肯在外边跟朋友一起喝酒解闷。即便跟在外地上学的张雪莉通电话,也只是例行公事般的,没有太多深入的交流。而如今,随着丈夫的生意红火,女儿和儿子也已经能自食其力,杨爱兰终于可以喘口气。

 

可是,上帝并不因为人们的勤劳或者善良就会放过她。杨爱兰怎么也没想到,她气儿还没有喘顺的时候,命运再一次捉弄了她。

 

八月份,北京奥运会在如火如荼地召开。张友进早上起床后,时常感觉到脖子后方总是一阵阵地疼痛发麻,而且总伴随着发热。忙于生意的他并没有在意,以为自己感冒发烧了,于是翻出家里的药箱,抓了一把退热解毒的药吃下去。可是连续吃了一个多星期,症状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越来越厉害。而后一个月,他每天早上起床后咳嗽不止,到最后已经咳出血来了。

 

张友进有了一种隐约的预感,有可能......

 

他常年抽烟,特别是前几年生意不顺利的时候,经常是一根接一根,玩命地抽,似乎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以把眼前的不顺心都抛掉。此外,他做的生意多是拉煤拉碳,经常要与粉尘相接触,难免呼吸一些污浊甚至严重污染的空气。加之,张友进所在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重工业城市,城市污染本来就比其他城市要严重得多。这个城市的癌症发病率已经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张友进的亲朋好友当中已经有人“中招”。

 

自己身体出现的这一系列症状让张友进预感到自己也可能“中招”了。可是,他不敢去医院检查,他内心还存有一丝侥幸与希望,他没有勇气面对可能预见的检查结果。对于一个人来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然而绝症会把希望统统拿走,他还不知道绝望是什么滋味。他也不敢告诉杨爱兰,他怕她比他先倒下去。

 

张友进拖着身体一直在熬,从夏天熬到冬天。11月的北方已经进入寒冷的冬季,张友进再也无法隐瞒——身体的疼痛在加剧,以前是间歇性的疼痛,现在几乎夜里都会疼的醒过来。一个早晨,张友进望着卫生间里咳在马桶上的血迹,知道自己瞒不住了。他走出卫生间,虚弱地跟杨爱兰说,今天去趟医院吧!

 

当医生把“肺部恶性肿瘤”的确诊报告单递给张友进时,站在旁边的杨爱兰感到天旋地转,脑子轰得一下子炸开了。超出自己人生经验的事情,她从来都不懂得如何应付。当年的下岗,让她失去了饭碗,让她为生计奔波,她以为这已经是老天爷对她做过最残忍的事情了。她无论如何都无力招架再一次的打击。人生啊,它怎么会是这样?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2010年 - 2012年

 

一回到北方,张雪莉再次感受了那种久违的寒冷。正值春运,瘦弱的她拖着行李箱,从火车站里出来,随着人流往出口处挪动。

 

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即将毕业的她跟多数同学一样东奔西走在求职路上。百年难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这个求职季成了媒体口中的“史上最难”,张雪莉只能一边整理着自己的求职资料,一边和同学们抱怨着倒霉。没有任何关系背景可以依靠,在这座野心勃勃、充满无限机会的城市里,张雪莉却时常感觉自己像是溺了水一样,随时会被淹没在茫茫大海中。面试官轻轻地皱眉或者不经意地叹气摇头,都能引发她内心的地动山摇。

 

从繁华大都市回到家乡小城,熟悉的乡音仿佛让她有了一种久违的放松。然而,打开家门那一刻,她一下子怔住了。

 

张友进蜷缩在沙发一角,面无血色,体重骤减,仿若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确诊癌症不久,张友进就在医院做了化疗治疗——这是一种破坏性极大的治疗方式,原理是用化学药物治疗的方法把体内的癌细胞杀掉,其副作用也相当明显,那就是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把体内的健康细胞一并杀死。过去几个月的化疗让他头发全部掉光,也破坏了他的喉部气管,他说不出话来。看到女儿后,他站起身来,想要说话,发出的声音却是沙哑一片,只好朝女儿勉强挤出了一点笑容。

 

张雪莉扔下手中的行李,眼泪一下子奔泻而出。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杨爱兰听到女儿的声音,也从厨房里出来。为了让女儿可以安心的找工作,杨爱兰一直都没有将张友进患癌症的消息告诉她。她没有能力在女儿的就业问题上帮一把,只能以这种方式不拖女儿后腿。可是当她看到女儿站在门口无助哭泣那一刻,她也不可抑制地跟着哭了起来。为她,为丈夫,为这个家。

 

晚饭时分,张路康也赶回家来吃饭,这是这个家庭近年来难得的一次、人员齐整的晚餐。张友进患病之后,不忍心丢弃自己那如日中天的生意,于是让儿子张路康接了班。这一年,张路康刚满20岁。此前他只是一个玩心十足、乳臭未干的男孩,父亲的重担这样毫无准备地压向了他。他要替父征战生意场,周旋在年龄比他大一旬、社会阅历经验老道的中年男人之间,他被欺负,被讥笑,像块橡皮一样被随意捏来捏去;回到家后,望着父亲苍白的脸庞,他却什么抱怨的话也不能说,而且还要逼迫自己一点点地做好“父亲随时会离开这个世界”的心理建设。

 

吃过晚饭后,张友进早早躺下睡过去。张雪莉躲在卧室里,打开电脑开始拼命在网上搜寻关于父亲病症的一切相关信息,那些“坚持N年抗癌”的励志帖子给了她一丝希望;而那些花费昂贵却“人财两空”的消息则让她坠入深渊。夜已深,电脑屏幕散发出来的蓝光反射到张雪莉的脸上,眼镜片后面的泪水早已泛滥决堤。

 

张路康蹑手蹑脚地进来,张雪莉根本无暇擦拭脸上的泪痕。张路康扫了一眼电脑,身子和头重重地陷入床边一脚,摇摇头,对姐姐说:“没用的”。张路康在刚开始得知父亲得病那段日子,也是跟张雪莉同样的反应,拼命上网查信息,寻找着可以战胜病痛的奇迹。然而这种虚无缥缈的自我安慰很快被父亲体内恶化的癌细胞给吞噬了。

 

夜里张友进每隔一阵就会来一次剧烈的咳嗽,好像要把五脏六腑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嗽声划破这个家里的宁静,每咳一声,杨爱兰的心就狠狠被揪一下。整夜整夜的失眠再次卷土重来,杨爱兰经常枕着被泪水浸湿的枕头等待天亮。人生已过半百,坎坷磨难却越来越多,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没有了丈夫的生活可怎么办?

 

自从张友进生病之后,杨爱兰不得不把工作辞了,在家照顾丈夫。化疗之后,张友进的身体极其虚弱,需要补给营养;与此同时,医生建议中西医结合,杨爱兰又遵医嘱,从济南的省立医院背回来几麻袋中药,每日熬药给张友进服用。

 

其实杨爱兰心里很清楚,花费不菲的治疗费用和药物费用到最后可能都是“打了水漂”,可是花钱不一定治得好,但是不花钱肯定没得治。钱没了最多从头再来,但是人没了就一切希望都没了。杨爱兰隔三差五就数数家里的存折,本打算留着给儿子买房娶媳妇的十多万块钱,慢慢变成了医院里开出来的一张张住院医药费用发票。

 

张友进躺在病床上,他的身体像风中之烛般轻盈飘忽。亲戚们都赶过来了,散落在病床四周。大家没有任何表情,整个病房里除了罩着氧气罩的张友进一张一合艰难而又沉重的呼吸声,一片静穆。

 

张友进是前夜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来的。几个月以前,张友进的癌细胞再次扩散,已经不能正常呼吸。医生给配了家庭式吸氧器,感到胸闷时在家插上氧气管可以暂时缓解。一开始张友进还只是偶尔吸一下氧气,后来越来越频繁,杨爱兰几乎每天都要跑到医院换新的氧气瓶。最后张友进祈求般的不肯摘吸氧器——对他来说,这是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天晚上,张友进仍旧带着吸氧器艰难地躺下,氧气瓶里咕噜咕噜冒着泡。自从患病以来,夜晚对于张友进和杨爱兰来说,更像是一种煎熬,入睡是一种奢侈。后半夜,张友进戳了戳杨爱兰,气喘吁吁地说:“要不咱上医院吧!我感觉快不行了。”杨爱兰明明知道这一天早晚会到来,可是当真正到来这一刻,她还是接受不了。眼泪再次奔泻而出,这辈子的痛苦她受够了,这一生的眼泪她流尽了。

 

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的把张友进拉到医院,安排好住院手续,医生做了相关检查,然后把杨爱兰叫到一旁,压低声音:“随时做好准备吧!”此刻,杨爱兰好像全然接受了这一现实,没有了以往的哭哭啼啼,开始打电话挨个通知亲戚们。

 

张雪莉接到母亲电话时,正在北京出差。自从父亲患病后,她就放弃了回上海找工作的打算,她原本想着就留在家里陪父亲走完这最后一段路,然而现实并不容许。父母已经都没有了工作,看病的钱只能吃老本。弟弟在张罗着父亲的生意,她必须要解决生计问题,为她自己,也为这个家。于是,她在离家不远的省城济南找了一份行政类工作,平时上班周末回家看父亲。

 

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但凡是家里来电话,张雪莉总会条件反射般的心一沉。坏消息来得太多太快,她已经没有权利“乐观”。张雪莉挂完母亲电话,便赶忙收拾东西往家里赶。从北京回家有四个小时的车程,在高铁上张雪莉几乎是坐立难安,守着手机一分一秒度过。她害怕不能见父亲最后一面。

 

进了病房,看到父亲的身体像缩了水的鱼干一样,只剩下皮包骨头。张雪莉一下子跪在病床前,摸着父亲的手,枯树枝一般冰冷而又粗糙。她开始不顾一切地哭喊“爸爸、爸爸、爸爸......”,张友进早已神志不清,连眼皮都抬不起来。

 

张雪莉情绪稳定下来之后,病房里再次恢复了以往的平静。病房在19楼,张雪莉站在窗户前往下望,医院大门口人来人往,再看看床上插满各种管子的父亲,她生出一种“人如蝼蚁命如草芥”的幻灭感。

 

过了几个小时,突然间,张友进睁大了眼睛,挣扎着想要起来,维持了不到一分钟后,身体发直,硬生生地跌落在床上。一旁的心脏监护仪显示屏上,原本上下闪烁的绿线逐渐变成了一条直线。散落四周的亲戚们一下子全部围了上来,医生拿手电筒照了照瞳孔,然后带着一种遗憾的表情,朝杨爱兰说了句:“走了。”

 

在医院料理后事的时候,杨爱兰始终没有再流一滴眼泪,反而她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无所畏惧。回到家后,她走进卧室,床上还放着张友进临去医院前换下来的秋衣秋裤,床头上还留着一瓶没有吃完的药片和架在一旁的吸氧器,她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哇”的一下子大哭起来,在医院里积攒的情绪一下子全部释放。张路康和张雪莉赶忙扶住母亲,可是悲伤已经成河,母子三人就坐在地上抱在一起,犹如狂风暴雨中三棵瘦弱的树苗。

 

在张友进走后的第三年,55岁的杨爱兰正式退休。退休手续的办理似乎也成了她告别过去生活的一种仪式,她从此不再过那种忧心、惊惧的生活,她终于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拿着养老金,心无旁骛地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她开始大声地笑,大口地吃,努力把没有享过的福都享受一遍。她除了每日照顾好儿子的一日三餐、饮食起居外,开始到处张罗给儿子找对象。张路康继续忙活父亲留下来的生意,当他的同学刚刚从象牙塔里走出,一脸懵懂地踏上社会时,24岁的他已然像父亲一样成熟老练、精于世故。

 

张友进离世不久,张雪莉忍受不了那份工作的平庸与琐碎,提交了离职申请,重新回到上海。当张雪莉再次站在上海街头时,看着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她感觉一切都是从前模样,可是她已经不是当年的自己。失去了应届毕业生的优势,第一份工作的乏善可陈,让她在上海全无竞争力,一切只能从零开始。

 

她白天上班,晚上看书学习——经历过父母的下岗岁月,她的骨子里也时刻发出“危机感”的信号。有一天晚上,她读到吴晓波《激荡三十年》,里面讲述国企改制带来的大量工人下岗,引发她无限唏嘘。国家的一个政策让父母经历了十多年的荒芜岁月,他们被生活嘲弄,被苦难打磨,在底层社会滚打历练,然后在无可奈何中老去。

 

父亲走后,她总是担心母亲。她养成了每天给家里打电话的习惯,她听到母亲说身体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总会很紧张,劝她去医院做个检查。杨爱兰反过来安慰女儿说:“放心好了,我会很长寿的,你爸爸没活过的岁数都算在了我头上,老天爷都数着呢!”

 

张雪莉时常像回放电影一般回放母亲过往的人生。在她的回忆里,母亲经历过单纯的童年,跟兄弟姐妹相亲相爱,也经历过如花似玉的青春韶光,享受过甜蜜的爱情,最终嫁给了父亲,在漫长的婚姻岁月中,母亲享受过新婚的甜蜜,也品尝过一心相夫教子的生活,谁也预料不到,后来在进入中年之后有这样长达十年的提心吊胆、以泪洗面、贫困无助的生活。在刚刚走出阴霾之后,母亲以为会迎来平静安稳的生活时,生活再次给予了她一次重击,相守走过低谷的丈夫早早离她而去。张雪莉有时会问母亲,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你有怨恨过吗?杨爱兰说,“当然怨过恨过,但是都起不了啥作用。这一切终归是命,只能说自己的命不好。”

 

父母的这段经历让张雪莉心里一直怀揣着一个问题:为什么父母会遭受这样一段困苦的生活?当年国家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如果当年没有国企改制,没有下岗分流,父母的人生又会是怎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雪莉不停翻阅写那些年关于改革的文章、书籍,她企图给自己找到一个答案,也企图给父母那段岁月找到一种解释——毕竟那是父母用自己整整最宝贵最黄金的生命时光来演绎的一段时代故事。

 

从1992年开始,因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政府开始进行国企产权改制运动,随之带来数以千万的工人失业。到1998年前后,全国失业人数已经达到1500万以上。在张雪莉看来,让多余的工人下岗更多时候是一种政府被逼无奈之下的选择,无数像父母这样的人成为了改革的“牺牲品”。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失业者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却没有相应建立,国营体系的瓦解让很多下岗工人沦为城市的贫民阶层。

 

张雪莉有一次看到《吴敬琏传》里,提到吴敬琏曾经提议从国有资产中拿出2万亿来补偿那些失业人群的社会保险账户,然而最终却有人以“国有资产的流失”加以反对,最终方案宣告流产。吴敬琏后来评论说,“在中国的改革史上,有一些失误是因为无知所造成的,而有一些是因为以权谋私的贪欲造成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当张雪莉看到这句话时怅然若失,个人的命运就这样在时代的大潮中不堪一击。

 

生命就是一场迎来送往

2015年 -- 至今 

 

一年多以前,女儿张雪莉在上海谈了个南方的男朋友,很快结婚;紧接着,儿子张路康也结婚了;三个月以前,张路康的儿子出世。这些新的人新的角色陆续进入到杨爱兰的生活中,她努力适应着丈母娘、婆婆、奶奶的角色。她也曾在某些时候想起张友进,一阵恍惚之后,她就明白她跟他这一世的缘分已经结束了。


生命就是一场迎来送往,她送走了自己的丈夫,迎来了自己的女婿、儿媳、孙子,以后还会迎来外孙。

 

元旦刚刚过,杨爱兰就开始盼望着春节。因为女儿张雪莉答应她,今年带着南方老公回山东过年,这将是一双儿女分别成家后第一次在一起过年。

 

除夕那天早上,张路康一大早就开车去火车站接姐姐和姐夫。杨爱兰也早早把厨房占领,蒜薹炒肉丝、酸辣土豆丝、凉拌菠菜、猪皮冻、熏鱼、排骨炖山药、土豆鸡块.....这是她今天的任务——给一家人准备一桌可口的年夜饭。

 

北方的年夜饭里面少不了水饺,更何况自己的这个南方女婿一早就在电话里说,喜欢吃山东的大馅水饺。杨爱兰准备好年夜饭后,又开始乒乒乓乓准备包水饺的馅料。儿子和女婿喜欢吃韭菜猪肉馅,女儿喜欢吃胡萝卜鸡蛋木耳馅,一晌午的功夫杨爱兰就把这些馅料全部准备妥当。

 

张路康和姐姐姐夫到家开门的声音,惊醒了正在熟睡的宝宝,一时之间这个家热闹起来。


杨爱兰干脆把包水饺的“排场”摆在客厅茶几上,张雪莉看到后洗了个手就加入到包水饺的行列;张雪莉的老公更是一脸好奇,也跟着洗了洗手,开始给自己的丈母娘打下手。

 

和面、擀面、包水饺......手脚利索的杨爱兰本来一个人就可以搞定,结果这两个“帮倒忙的”插进来,搞得她效率大大降低。


等水饺下锅时,更是让她哭笑不得,水饺有的馅撑破了皮,有的则皮多馅少......年夜饭桌上,她把一盘盘饺子端了上来,不忘发牢骚,“还不如不让你们包呢!”

 

张雪莉一边吃着滚烫的饺子,一边打趣“有其母必有其女啊!妈,我这都是当年跟你学的啊!”


酒过三巡的张路康也接过话茬,跟在一旁的姐夫解释说:“当年妈上街摆摊卖水饺,一开始这么大,再后来变这么大,到最后只有这么大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一个越变越小的圆圈。说完,几个人都已经笑得抱作一团。

 

杨爱兰一怔,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啊,孩子们还记得。


但是对于她而言,以前那些日子仿佛隔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她已经很少再去想了。

 

她一边往嘴里填个饺子,一边跟着他们也一起笑了起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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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30 02:4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曾是一名涉外导游,这个行业太特殊了 | 破茧055 

 2017-05-11 龚晗倩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17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的第55篇文章。作者龚晗倩


她写下了自己以前做涉外导游,和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游客打交道的经历。在她看来,涉外导游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里面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行业暗线,如枪店、赌团等。导游身处其中,和旅游团,和司机都在利益漩涡里挣扎。


文 | 龚晗倩


凌晨3:30刚过,波特曼丽思卡尔顿酒店,灯色昏黄,我匆匆闪进冷寂的大堂,扫视了一圈,除了站在接待柜台后百无聊赖的小伙子,再无生气。我寻到一只寂寞的沙发作伴,把自己窝进去,找了个舒适的姿势,刚想闭上眼睛眯一会儿,一位穿酒店制服的员工朝我走来。


“小姐,你不能待在这里。”


“为什么?”


他面露狐疑地打量我,一位年轻女子披着一头漆黑长发穿着连衣裙脚踩高跟鞋凌晨时分出现在五星级酒店,难免引人遐想。


“你来酒店做什么?”


“我来接客……”

 

电梯门咣得一声打开了,一位年过四旬的商务人士推着行李箱走向接待处,我赶紧迎了上去,“您是斯图亚特先生吗?我是您的导游,司机已经到了,等您办完退房就可以出发去浦东机场。”


开往机场的路上车很少,整个城市还在沉睡,我们到达机场时办票的地勤一脸惺忪。送走客人出了航站楼,我猛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世界在脚下苏醒。

 

2006年春天,我在这一年成为一名略显青涩的小导游。


难以取悦的德国老太太

 

上班第一周的工作是接送机,从第二周开始上一日游的团。行程很轻松,外滩、豫园、南京路,考导游证时早就把整整四本书背下来了,还有什么可怵的呢?我暗暗鼓劲,却仍感到不安。

 

行程单上的客人名字是德语,我知道德国人一向守时,便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十分钟到。不料两位老太太早已端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椅上等待,姐妹俩六七十岁的样子,短发精干。姐姐和蔼,妹妹严肃。

 

我决定用专业的精神打动她们,于是一路上热心地介绍车窗外的英租界的建筑、上海的风俗。收效至少有一半是好的,因为姐姐脸上挂着温度刚刚好的笑容,妹妹则仍是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

 

老城厢的熙攘、豫园里400年的老银杏树和池塘里游走的红锦鲤都难以激起一丝老太太们的反应,可能因为这里是旅行最后一站,身体和精神都处于极度疲乏,我特意保持着舒缓悠闲的节奏晃荡。午餐在绿波廊吃的上海小笼包,妹妹的脸上难以置信地显现出了好奇和兴奋,她问我在哪里可以买到竹子做的蒸笼,回国以后她想用它来蒸德国点心。我说城隍庙有小商品市场可能会有卖,午饭后可以逛逛。她第一次显露出赞许的表情,我仍记得当时内心的雀跃,像是个努力表演的小丑终于博得观众一笑。

 

小商品市场里从内衣袜子首饰、婚嫁用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就是没找到蒸笼,又逛了南京路,还是找不到。老太太重又回复了冷冷的眼神。分别后我感到有点愧疚,老太太一整天心情寡淡,好不容易有个喜欢的东西想带回国,我一定要满足她这个心愿。

 

我想起M的励志故事,他第一次带团时,上海也是最后一站,来自挪威的客人用最后一顿正餐时很不开心,因为这次来中国没吃到北京烤鸭这道名菜。餐厅做不出烤鸭,也没时间再换地方了。M情急之下叫了10几盒烤鸭外卖送到酒店,外卖小哥则由M的父亲临时出演,客人回到酒店看到烤鸭惊喜加感动得拥抱M,回国后立即写了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M就此成了旅行社的风云人物,一时间恨不得好团都让他上,因为“客人交给他,放心。”

 

受M鼓舞的我在超市、二手市场、居民区附近等一切可能的地域搜寻了几个小时后,终于赶在九点半打烊前找到了蒸笼。不知名小路上的一家卖竹子制品的手工店,小小的店面4、5平米的样子,墙壁和屋顶上挂满了竹篾编织的各种竹篓,我抬头看见了青色微黄的蒸笼,暗暗地心喜。老板正打算关门,于是15块钱成交。

 

第二天老太太们要回国了,我早早地捧着蒸笼到酒店献宝,妹妹客气地收下这份礼物,再无言语。到机场办完登机互道再见时,德国老太太交给我整整齐齐对折再对折的纸。走出机场打开一看,是一张评估表,其他内容都记不清了,只记得评估表最下方对导游的评价:有“优秀、良好、一般、差”四个选项,在“一般”外赫然画着一个醒目的圆。


我以为看错了,用力瞪大双眼,那个圈挑衅地围在“一般”外面,像一个眼白多过眼黑的大眼珠,我心底叹了一声,默默把纸沿着原来的折痕小心地折了回去,这份评估表我一直没有交回旅行社。

 

我没有失落太久,确切地说是没有时间失落,因为第二天又要接待新的客人,源源不断的游客充填了数不清的昼夜,直到冬天入境游的淡季来临,才能得以喘息。从十一月底到三月初这段时间,好像才是真正的生活,工作两三天接着休息十来天,唯一的缺点是:没有收入。

 

客人爱听哪些故事

 

当别人知道我是导游时,随之而来的总是艳羡的目光和夸张的语气。


“你真开心,能免费到处玩。”


“没少拿回扣吧。”


“哇!下次出去玩找你……什么?你没去过婺源……徽杭古道、三清山都没去过?那你都导哪里啊?”


我总是无言以对,腼腆地笑笑。他们说的都没错。持导游证在全国的景点参观可享受免费,部分景点需要带团队并出具旅行社盖章的行程单(就是工作时免费,自己去要掏钱)。回扣也真没少拿。


至于导哪里,基本是最大众化的旅游线路。一般参团的入境客人在中国一共十几天,玩北京、西安、上海三个城市,最多加一个桂林,平均每一地只有三四天的时间,通常是不会有时间去城市以外更远的地方,时间宽裕一点的会在苏州、杭州和水乡逗留几日。少数小众的团队会走得更远一些,上峨眉、看乐山大佛、走香格里拉、进藏等等,每一地都由当地的地接社接待,配一名地陪作为当地导游,如果是10人以上的团队通常会有1名领队(客源国委派)或1名全陪(第一组团社委派)。我就是负责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地陪。

 

我发现,导游讲解如果只是讲书上有的知识,比如黄浦江有多长源头是淀山湖,外滩有52座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的大楼、和平饭店南楼是曾经的沙逊大厦、东方明珠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寓意,是很难持续获取游客的注意力,原本注视我的眼神开始涣散、扭头看窗外,甚至闭上眼打瞌睡,于是慢慢地我学会了讲故事。

 

“石库门里弄”是客人喜欢听的故事之一。浦东摩天楼下的北外滩待拆迁的破旧房子、泰康路田子坊里老式旧居改建的艺术小铺、咖啡馆和摄影工作室和头顶二楼窗下居民挂起的“坚决禁止噪音扰民”的横幅、或者是新天地石库门“屋里厢”展示馆,都是可以让游客了解上海人旧时及现在的生活环境的侧写。



里弄狭窄纵深,多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坡形屋顶常带有天窗,红砖外墙,弄口是中国传统的牌楼。两扇实心黑漆木门,配有铜质门环。门楣做成传统砖雕青瓦顶门头,二楼有出挑的阳台,中式风格与欧洲联排式风格相结合。二楼阳台和亭子间窗外挂满黑白灰蓝的内衣裤袜,老人们坐在弄堂里抽烟聊天。旧上海的七十二家房客已成过去,到今天为止在这样的石库门房子的每一个门洞里还住着若干户普通上海人家,他们共用着仅有的一套煤卫、阳台,甚至更旧一些的房子地下污水管道没有铺设,至今使用马桶或痰盂。至于隔音之差,也是一家吵架,半个弄堂都能听见。对于本地居民来说翻身的机会是“动迁”,市中心20、30平米的蜗居能够置换到内环百八十平的三居室,甚至可以换外环两三套公寓,从社会底层一跃跻身中产阶层。这些对于本地人来说再平常不过的细节总能让客人啧啧称奇。

 

关心历史政治的严肃型游客更愿意听我讲父亲经历的故事。父亲上山下乡时念高中,排行老大的他插队落户到了安徽,在农村的泥地里插秧锄地,顺便给同样饥饿的蚂蟥喂饱了一腿肚子的血,干完一天农活,晚上点煤油灯看托尔斯泰、雨果是最幸福的时刻。


十年后,政策改变,知青可以回城了,可父亲被告知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家中爷爷或奶奶有一方必须放弃职工资格,由父亲顶替,面临职工资格和父亲回城两者之间,爷爷奶奶经过慎重考虑后,父亲再一次成为了被放弃的那一个。他在淮南小城的农村合作信用社谋得一职,认识了前去存款的母亲,又通过出借《战争与和平》、《红与黑》俘获了母亲的心。


我出生以后,政策又一次改变,知青子女可以返沪,于是10岁的我来到上海,寄居爷爷奶奶家,乡下人摇身一变城里人。估计在国外没怎么听过“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故事,也没有类似《孽债》的英文版连续剧,我的故事虽没有讲完,客人却报以掌声,甚至有一位教授邀请我去美国某大学做演讲,我当然厚颜地答应,只是再也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暗地里吐了一口气,我也只会讲这么多。

 

绝大多数客人最享受、最放松的还是购物的时候,无论是在商店内精心挑选礼物,还是在小商品市场里疯狂地拣几大袋便宜货,都是深受全世界人喜爱的环节,“买买买”绝对不只是中国人的特点。城隍庙、南京路、曾经的襄阳市场、后来的淘宝城和亚太盛汇,来到这里的外国游客会莫名地沸腾。


砍价就像玩心理游戏,谁认真就输了,扭头就走的那个往往成为赢家。教他们杀价技巧,再看他们乐此不疲地玩着,也是一种乐趣,轻松的是完全不需要翻译,那些销售能说不下五六种语言,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德语等等。

 

除了这些自由市场,我们还会带客人参观中国特色工艺品制造“工厂”或“手工作坊”,通常是丝绸厂、茶园等,也就是行内所称的“枪店”,游客参观完可以购买纪念品,在这些指定的“工厂”购物导游可以拿到相应的回扣。

 

导游其实是特殊职业

 

最初开放国门时,是没有“枪店”的。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只能去“友谊商店”。那时的友谊商店不对中国人开放,售卖西方进口物品及中国工艺品。导游带客人购买中国工艺品,可以在休息室领到两包牡丹牌香烟,或以远低于市价的优惠购买一些香皂毛巾等。一些偏远地区最早凭借旅游业为生的商人嗅到了商机,便将当地发家的方法复制到了上海。


九十年代后期,最早的枪店便开在了西郊宾馆、龙柏宾馆内。从虹桥机场抵达的游客一进上海便先被拉往这两家国宾级宾馆办两件重要的事情:兑换人民币、上洗手间。这个过程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把宾馆内的“枪店”扫荡一空。

 

“尤其是日本人,每个人走出来肩上都背着两三个细长的木头盒子,里面都是中国字画。远看就像是一把把步枪,所以叫‘枪店’”。

 

B先生从1985年开始成为上海的第二批涉外导游,至今已经三十多年。谈到为什么会选择导游这个职业,他眼珠一转,笑说“你看我身材这么瘦弱,君子动口不动手”,加上小时候家里的亲戚经常吹嘘带着老外到处跑,觉得很了不起,便决定也要做与外国人交流的工作。


他高三时第一志愿便填了“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因为这所学校毕业后不用全国分配,可以直接留在上海。毕业前面临几个选择:进外办、留校当老师、去旅行社。当得知毕业那年学校有两个外办名额,其中之一要落在自己的头上时,B先生立即找老师表明心迹,一门心思要去旅行社。“我是不愿意去外办的,因为我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人,也不想戴着面具做人。”

 

在1990年代领着一群金发蓝眼的外国人走在街头还是很引人注目的,B先生说自己从来不认为高人一等,那时他每月固定收入有100多元,在没有枪店的日子里,一样能活得很滋润。游客们临别会送一些T恤衫、圆珠笔、明信片作为礼物,通常收到礼物后导游都需要上交旅行社,收到塞在信封里的小费更是要一分不少地上交,旅行社会在年底的抽奖活动中发给所有员工。


 

时常有倒卖外汇的机会,B先生从来不干,“友谊商店的女营业员每次看到老外买东西,都兴奋地要换点外汇,就让她们换好了,我要是真想换,随便和客人说一句,客人肯定听我的,为这点小钱没意思,让她们开心开心。”

  

自从有了枪店以后,友谊商店渐渐门庭冷落,涉外导游则成为了当时的“万元户”。枪店可不止给两包牡丹,而是人民币,给客人消费额的20-30%。越来越多的导游带客人去西郊宾馆和龙柏宾馆,也引来更多的枪店开门竞争,为了吸引导游和司机带游客来,枪店承诺给“停车费”,只要带客人来,不管有没有消费,都给导游和司机好处费,一般是几十元/人,按客人的人头来算。

 

“停车费就是为日本游客搞的,八几年的时候日本人富得流油啊,”B先生感叹,“中国字画、文房四宝、台布,就是那种白色的编织的,棉布的丝绸的都有,这些是进店必买的,导游都不用说的,不像我们对欧美客人还要介绍。还是文化相近啊!”

 

关于日本游客疯狂购买的故事我听过不少。“日本人买字画,都是一整面墙的买。”、“导游分钱时,把10块钱一摞摞堆满一张桌子,量一下厚度,都不数的(当时10元是最大面额)。”、“那谁谁做了两年导游,几套房子买好了。”


枪店,这一站往往成为社会所诟病而导游所安生立命之地。对每一位导游而言,这是必须毫无保留使出浑身解数的一场战役,它决定了几天的工作是有回报还是免费服务。因为生性腼腆,我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开口,心虚地说“下面要带你们去参观‘工厂’,参观完请在商店多多购买纪念品哦”似有点突兀和厚颜。后来前辈点拨我要“铺垫”,就是在游览景点或路途中,不时地将丝绸啊茶叶啊巧妙地提起,使它们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于是我又开始讲故事:留园路两边各种了一排笔直粗壮的香樟树,传说古代大户人家生了女儿,会在庭前种两棵香樟树,就如同绍兴人家会在桂花树下埋女儿红一样,等到女儿及笄之年,香樟树被砍下,制成樟木箱子装嫁妆用品。箱子里满满的金银簪子、玉佩珠子、桑蚕丝被褥配以喜庆的红色绸缎被面,压箱底的则是一副精致的刺绣“春宫图”,这便是古代女子出嫁时“性启蒙”的第一课。女子穿着大红丝缎褂裙披着红盖头坐上大轿被接往夫家,凤冠霞帔之下,拜堂完成婚礼仪式以后才能让新郎官见自己第一面。然而聪明的女子却有办法在出嫁前见到丈夫的样貌,怎么见呢?一会儿到了留园里告诉大家……

 

只要稍加留意,丝绸可以出现在任何故事里。就像是电影里的男主角始终开着某品牌的跑车,两个小时的电影看了多次跑车的LOGO,广告就植入了观影者的脑子里。常有双眼放光的客人拉着我问:“Angela,哪里可以买到丝绸?”、“Angela,我们想血拼丝绸,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我很乐意满足他们的愿望。最令我深深触动的一次,一位客人走出丝绸厂时搭着我的肩膀说:“Angela,我刚才买了好多,确保你能拿到佣金。”我腼腆地笑了。


一些商务考察团或文化交流团会明令禁止购物,通常在行程单上写着“全程不进店”或“此团是VIP客户,不购物,请派优秀导游”,“优秀”导游能拿到100元/天的导贴,作为无购物的贴补,旅行社还会在团结束后再安排个“好团”(能赚钱的团)来作为补偿。

 

B先生介绍,“和司机平分(回扣)也是从日本团开始的,一开始导游和司机平分,后来分得太多了,又变成给司机‘涨停板’(设置最高限额)。”欧美团继承了日本团的平分,却没有继承“涨停板”,部分司机宁可不拿津贴,想直接从购物利润中分配,这种叫做“赌团”。

 

时代变迁,导游的高收入使得旅游行业每一层都想从中分一块蛋糕,于是工资跌至劳动法规定最低水平,曾经的“万元户”B先生也只能拿最低工资,这对于像他这样有原则不唯利是图的上海“老克勒”是一个讽刺。2003年“非典”称得上是一个分水岭,此后为吸引游客旅行社开始压价竞争,表现为客人购买力大幅下降,而入境人数成倍攀升。


“人头费”是低价竞争的产物。旅行社从团费中获取不到利润时,在将团交给导游前会变相从导游处收取每名游客几十元的人头费,所幸欧美团极少收取人头费,日本团相反则收取百元甚至千元每人的天价,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客人购物导游在指定的购物点签单后,有一部分的佣金直接返给旅行社,余下的一部分如20%左右,由导游与全陪/领队、司机一起分。


随着欧洲经济下滑货币贬值,欧美人的购买力急剧下降,客人在丝绸厂从巅峰时期的消费几万元一落千丈至千元,人均消费一百多元。导游拿到回扣与领队司机分一分,也就赚一百多元。

 

于是,加节目变得比以往更意义重大,欧美游客的行程相对宽松,有时下午两三点钟就结束了,通常客人希望回酒店休息再出来吃晚饭。晚饭后的节目单上“杂技”、“浦江游船+夜游上海”是必推项目。


当年杂技表演炙手可热,上海大剧院、南京西路商城剧院、兰生剧院、马戏城、云峰、白玉兰等各大剧场夜夜爆满。每晚七点以后剧场外的人流就像是参加联合国举行的宴会,男人衣着笔挺散发着高级香水味,女人则身着修身晚礼服妆容精致,有序地跟随导游的安排进场。白玉兰剧场曾在旺季时一天三场从傍晚演到午夜,逼仄的等候厅挤满了入场和出场的游人,场面混乱不亚于2010年世博会。


这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杂技团几年以后又消失得没有一丝踪影,如今上海滩的杂技只剩下马戏城的ERA时空之旅。无论是舞台灯光表演技艺ERA都可称得上顶尖之作。遗憾的是从前顶缸的台柱和几名主角已先后离开剧团另谋出路。


杂技票面价格根据座位等级从80-580元不等,通常我们会卖性价比最高的180元或280元的座位。B先生有一次带了学生团看杂技,只收了每人100元,“我建议他们打车,这样不用分钱给司机,学生钱不多,双方都开心,我就赚个加班费。”B先生形容自己是手伸过去赚钱,不像有些人是扑过去赚钱。


尽管结束一天行程回到家常常是十一二点,但B先生说入境团比出境团轻松。2010年以后旅行社入境团量锐减,B先生渐渐转型做出境领队。有一次从加拿大坐车7小时到纽约,大家都累坏了,想回酒店休息,地陪还是推荐了当晚的自费项目“纽约夜景”,托辞“明天可能会下雨”,于是客人极不情愿却又心有不甘地参加了夜游,回到酒店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半。B先生心里明白,所有人都很疲倦,包括地陪和自己。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如果第一天不推夜游,第二天客人去过市中心游玩后十有八九不会再参加自费活动了。


B先生说:“别人猜不出我是做什么的,我说吃开口饭的,人家会猜老师,导游其实是特殊职业,很特殊。”


导游是我和世界的交换


导游于我,既是故事的出口,也是世界的入口。人们每天不远万里来向我展示截然不同的文化思想和处世哲学,我只需拿出那些老掉牙的梗作为交换,便能收获客人的尊重和认可。


伊朗美女连着两天画着粗黑的眼线和大地色眼影美艳绝伦地出现在我的面前,魅惑的眼神扫过我素面朝天的脸时透着一丝不屑,完全没有为迟到两小时感到些许抱歉和不安。看到我面无表情,她告诉我,“中国人很难过,脸上都没有表情,在伊朗大街上的每个人都放声大笑。”我心里闷闷的,如果可以晚两小时起床,而不是傻坐在大堂,我也会高兴地开怀大笑。让我奇怪的是,同行的旅伴没有一个对她提出不满和指责,像是世上最正常不过的事。时间对于一些人来说可以任意挥霍,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不由自己支配。


英国的绅士和太太们爱抱怨,尤其是投诉用餐,“龙井虾仁口味太淡”,“小笼包很一般”,“咕咾肉太甜”,“餐厅环境不好,中国人说话声太吵闹了”,“中国的中餐味道和伦敦的不一样,怪怪的”……团队餐厅口味不佳,社会餐厅喧腾嘈杂,众口难调加吃不惯真正的中餐,我已无招架之力,只得打趣幸好食物本身还算是日常熟悉的,有些餐厅提供特别的食物,比如所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客人立即一脸嫌恶得表示不想要特别的,常规的就好。


巴西退休教授邀请我去里约热内卢,“来巴西,你会成为女王。”来自阿德莱德的英语老师则用浓重的南澳口音不断纠正我的Chinglish。


印象中最快乐的是以色列游人,从苏州或杭州回上海的两三小时路途竟然没有人打瞌睡,原本素不相识的三四十人组织起一首首大合唱,一个人起头,一车人齐声高唱,声浪差点掀翻了大巴车顶。快乐的情绪是能传染的,司机哼着小曲儿,不再抱怨接以色列团肚子饿得发慌(以色列系列团只吃早餐和晚餐,中午时间省下来游览),我也乐得轻松,不用为了阻止司机打盹而不停地讲话。


我带领的以色列旅游团在跳舞


除了大合唱,以色列人还爱跳广场舞。每次参观完摩西教堂旧址,我们会走去霍山公园看一块纪念碑,碑上用中英文和希伯来语描述了二战时期上海的难民隔离区域,公园很小几分钟便能逛完,可以色列游客总能在葡萄架下木槿花旁拖延时间,混迹于提篮桥地区的中老年朋友中两两起舞,仿佛相识多年的老邻居。


与以色列的渊源逐步加深,Gil与太太来中国商务旅行,在茅家埠、龙井茶园、北山路,他操着怪异的口音以“Angela, tell me please”开头把无数个奇怪的问题抛给我,实在记不清那些天里他问了些什么。临别时,Gil问我,要不要学做生意?他的家族企业庞大,能源化工地产金融无不涉猎。我问为什么选择我?他说因为我有“野心”。“导游是服务行业,只有business才能致富。”


那时的我视金钱为圭臬。贴着知青子女的标签,十岁便来上海寄居于爷爷奶奶家。他们每天早上一人一瓶光明牌牛奶,我看着他们喝,因为父亲给的生活费不够给我买牛奶;看到学校里的同学每天吃一个苹果,我也想吃苹果,爷爷说想吃自己买,我每个月十元零花钱全用来借书读了,连苹果都买不起。亲人的嫌贫爱富和冷漠使我在十几岁时就早早地确立了目标,一定要成为有钱人。


当时得知父亲要提前退休回上海,挤住在老房子里,老人明确表示老房子是留给小儿子的,绝对不会留给父亲,只是暂时让父母落脚。看到父亲把自己安放在用餐的小房间,晚上蜷缩在生了锈的折叠行军床上,把阁楼的大床让给我和母亲,我决心要买房。导游的收入已远远不够。我接受了Gil的提议,并相信,这是命运对我的眷顾。


2011年秋天,我挥一挥手,告别了那些在我生命中来去的人,他们曾热爱我、拥抱我、为我鼓掌、对我挑刺。我将离开,并记住他们。



龚晗倩

杭州猎头 坐标上海

 


过去的十年中,我从事过涉外导游、进口贸易销售,现在是一名猎头。从卖中国特产,浦江游船、ERA杂技tour到化工原材料,如今在“卖人”。


我感激那些“买过”、和被我“卖过”的人,是他们帮助我摆脱赤贫开阔眼界。只是随着不断有新的目标,业绩和指标一再刷新,我的心里却越来越空,不知何处是岸。



我不想再写冷冰冰的推荐报告,充斥着管理资金规模和年化收益率,我想写身边有血有肉的故事,体会生活的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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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30 02:4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直男和一个男同创办的LGBT旅行公司 | 非虚构·破茧 

 2017-05-17 吴楠 三明治

们为什么要做为LGBT服务的旅行公司?


 

5月17日是国际不再恐同性恋日,今天这篇文章是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56篇文章,作者吴楠。他写下来了一个致力做LGBT人群旅游的App“黄瓜旅行”背后两位创始人的故事。





文|吴楠


北京的交通如果可以折叠成多层,每一层都是一条畅通的道路,快速而准确地抵达目的地,那么许恒就不需要每天早晨花一个多小时,开着车停停走走地送妻子上班,再蹭回家收发邮件。更何况他今天需要赶到一家咖啡馆,和汽车租赁公司的业务代表见面。而北京糟糕的交通让他差一点迟到。


业务代表已经先到了。许恒自我介绍,“我在做一个叫做‘黄瓜旅行’的境外旅行服务,专门为LGBT人群提供服务。”


对方有些听不明白,不做声色地盯着许恒。


许恒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他知道,这位业务代表估计是不知道什么是“LGBT”。他解释,“就是为同性恋、跨性别人群服务的旅行公司。”


对方笑了起来。


笑,往往是会面的一个固定部分。这笑里叠加着很多层意思,比如化解了尴尬,或者掩饰了惊讶,或者提出了不解。


笑了十多秒钟,对方终于开口,话音里还带着笑声的尾巴,“就是酒吧里常见的那种反串吗?男扮女装的那种?”


许恒迟疑了一下,决定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要进行知识科普,免得引起对方不必要的反感。但许恒还是从对方的语气里听出了不屑,对方似乎在表达,“这样的人也需要旅行?”


这只是一次简单又寻常的会面。这样的会面是许恒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通常不超过半个小时。他会和租车公司或者酒店达成初步的意向。由于黄瓜旅行的旅行线路并未真正展开,所以也只是到这一步。


并不是所有的公司对待同志的态度都是友好的。


咖啡馆有一面很大的镜子,许恒站起来准备离开的时候,看到映在里面的自己穿着T恤、牛仔裤,一副创业者的惯常打扮。业务代表则穿着衬衫和西裤——这是三个月前许恒需要每天穿着的“工作服”。


如今他已经辞职,全力以赴做“黄瓜旅行”。



“黄瓜旅行”这个名字不是许恒起的,而是合作伙伴彭宇的想法。


2016年7月。在北京这个房价之高、人口之密、空气之糟,都在全世界排名靠前的都市里,夜晚七点多的微风,好像一个旅人,又像一双折叠着交叉着的手,带着残存的烈日下奔波辛劳的味道,旁若无人又难以察觉地擦过车水马龙中疲惫人群的衣角,穿过街边小店里升腾起的饭菜香气,挤过食客们高谈阔论的语调,在朝阳门旁的一个春饼店外打了个轻盈的呼哨。


春饼店里,一张台面有些油腻的桌子旁,许恒和彭宇谈兴正浓,丝毫没有注意到这股风。


许久没见面的两个人偶尔会拿起筷子,拨一下菜盘里剩下的几根豆芽,或者喝一口店里的免费茶水,那水早凉了,急着翻台的服务生迟迟不肯再来添续。


面前的空盘子说明两个人的肚子早已填饱。但彭宇边说边比手画脚、许恒眼睛放光的样子,说明他们的脑子急需汲取更多的营养。


快九点的时候,两个人终于从春饼店走了出来。服务员敷衍地嘟囔了一声送客的话,手脚利索地闭上了店门。


许恒


大学四年同学、毕业后仍未断了联系的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找了一个茶馆续摊,痛痛快快地聊到了半夜。


在这浓郁得有些沉重的夜色中,两个自嘲为“意识流青年”的男人,决定一起尝试为LGBT群体提供国外旅行服务。


本身为LGBT群体一员的彭宇给这份小小的事业起名为“黄瓜旅行”——他曾看过一部同志英剧,分别用香蕉、黄瓜、豆腐三个有点“污”的名词定义不同年龄阶段的男同性恋。


刚刚结婚两年的直男许恒在此时此刻,忙着欣喜内心的梦想和现实即将折叠到一起,仿佛捏一捏扭一扭,就可以将一层不变的生活转化为功能繁多的瑞士军刀。


五个多小时前那股很难被人注意的熏风,携带着人世烟火气,拨动着每个人心中做一番事业的弦,此刻早已迅速而调皮地逃进了创业者的梦中。


这丝毫没有阻挡许恒做出的决定:辞职。

 

毕业十年,许恒、彭宇不需要用彼此的许诺,来拉近为了生存而产生的距离,只需要用曾在同一个街舞社团里的绰号“松鼠”、“胖子”来称呼对方,就足够了。


许恒早已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萌生了倦怠。一直在旅行社工作,负责为企业、商学院提供考察、旅行等境外游。过于固化的模式和琐碎的事宜,形成了血栓,堵住了本该激荡着梦想的血脉。黄瓜旅行仿佛一剂溶栓剂,让一直渴望品尝挑战味道的许恒决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黄瓜旅行中。

 

许恒没有将自己在做黄瓜旅行这件事告诉太多的人。他不希望让家中的父辈担心,何况他和妻子准备孕育下一代。生养一个孩子离不开经济上的支撑。更不希望别人产生疑惑,为什么一个直男会从事一份为LGBT群体服务的工作?是不是他其实也是LGBT群体的一员?性取向,看不见摸不着,又极为私密,靠几句话是没办法解释清楚的。“也许不要解释。”许恒还需要保护彭宇。彭宇没有完全公开出柜,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同志身份。

 

彭宇是某知名旅行电视频道的节目主编。出于工作缘故,他一边工作一边旅行。在蒙特利尔,他看到两个男生手牵手一起走在路上;在西班牙的奥特莱斯,他看到两个极帅的女同志推着一个婴儿秀恩爱。


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嗅到的、皮肤触到的……如果只是困在原地,一切感官都难免麻木。只有出去旅行,才可以重新激活,有机会更深层也更宽泛地了解生为同志该如何生活。


黄瓜旅行占据了彭宇脑子和时间的一部分。在一次组内开会上,大家思路缺少火花。作为节目主编,彭宇让每个人分享近阶段自己认为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彭宇索性告诉所有同事,他在做黄瓜旅行,在为LGBT群体提供境外旅行服务,也告诉大家,他是一位同志。


没有人觉得惊讶。


在此之前,彭宇就和自己的领导出柜了。领导很支持彭宇,没有因为本职工作的事情限制他,反而提供了很多空间。

 

许恒在工作中不断理解着LGBT群体。曾以为同志都是寻求刺激,所以在旅行线路的设计上,他安排了很多派对。接触多了,他才明白,同志虽然是少部分群体,但也和大众一样,有着多样化的需求。


有的人希望能通过境外游,多看一些艺术展。有的人希望尝遍美食,再加上几场狂欢派对。有的人希望在远离尘嚣的海岛,享受海阔天空。有的人希望探访古迹,了解人文历史。有的人希望户外远足,体验运动的愉悦。曾经的自己自诩为可以接纳LGBT群体,其实在大环境的影响下,还是将太过简单的标签叠加在同志群体之上——大部分人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彭宇的男友则有些担心。“他觉得我应该先做拿手的,比如同志旅行节目。然后在衍生出旅行产品。”这样的担心,不仅出于两个人五年多的感情,也出于同志旅行被唱衰。

 


当同志的身份与寻常旅行折叠到一起,除了常规的旅行景点,本能地会被专属于LGBT群体的地点所吸引,同志街区、同志酒吧、同志影院、同志浴池……在不是专门为同志提供旅行服务的行程中,开口询问导游或者地陪,不难想象会换来怎样的眼光,甚至是“不知道”的冰冷拒绝。


一位参加了常规旅行团的同志说起他在欧洲的经历。通常是下午五点结束了旅行团的行程、回到酒店后,一个人壮着胆子,在酒店附近的街区走走看看,希望能寻觅到些许同志的气息。旅行社为了降低成本,通常安排旅客在城郊居住。比如在巴黎的时候,安排的是远离市中心的阿拉伯人居住区,到了傍晚六点之后,街区附近唯一的一家大超市——家乐福也已经下班闭店,路上看不到几个人,街区的酒吧里都是男女搭配,这位同志旅人只好独自操着半熟的英语、点一杯后劲儿大的啤酒把自己灌得迷迷糊糊,聊以安慰那颗渴望看看国外同类的灵魂。最大的困扰是一个人不敢走得太远,怕找不回酒店,也怕回去的路上不安全。一个中国面孔的亚洲人独自走在深夜的巴黎郊区街头,很难不成为街头少年的攻击目标。

 

希望去和同志有关的场所,体验不同国家的LGBT文化,扩大LGBT群体的视角,提升LGBT群体的生活质量。这也是许恒和彭宇决定创办黄瓜旅行的初衷,也是黄瓜旅行挑选和设计线路的出发点。


黄瓜旅行放弃了中国同志熟悉的东南亚同志天堂——泰国,选择了大部分国人不太熟悉的西班牙,作为黄瓜旅行的第一条线路。


在二人看来,西班牙的同志环境在欧洲是最好的,这个国家也因此产生了大量的LGBT电影。比如相当于张艺谋之于中国的西班牙导演阿尔莫多瓦拍摄了很多和变性人、同性恋有关的电影。热烈而开放的西班牙称得上欧洲的同志天堂,特别是伊比萨岛(IBIZA),是全世界的电音天堂,很受同志的喜爱。

 

在黄瓜旅行的世界里,彭宇和许恒之间存在着“时差”。


许恒为自己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早九点持续到午夜时分。


彭宇的工作时间是起床后的个把钟头、审完电视台团队拍摄的片子后的几个小时、临睡前刚冲完澡的清醒时段——他的工作时间是碎片化的,往往取决于他是在北京的家中还是在东京的街头、是上午九点钟和制作团队开创意会还是凌晨两点刚刚改完片子——和辞职的许恒不同,彭宇保留了在电视台的工作,只能工作之余来完成黄瓜旅行的工作。


也可以反过来讲,两个人相同的是,一切清醒着时间都不能忘记黄瓜旅行。不是在忙着电视台的工作,就是在忙着黄瓜旅行的工作:一有时间就思考文案、审电视台的片子时脑子会偶尔的抽离出去思考旅行产品、晚饭时约同志朋友聊聊旅行线路,顺便征求一下意见。

 

“我的绝大部分联系工作是通过电子邮件完成的。”许恒每天要寻找国内外对同志友好的汽车租赁公司和酒店、租借旅行目的地的独栋别墅、联系旅行过程中的派对。


“我会按照常规旅行路线先设计一条路线,再沿着这条路线寻找四星级以上的酒店。我通常会查找所有合适酒店的网站,然后给具有可能性的酒店发送邮件,说明同志旅行的需求。会有一部分酒店不接受同志。接下来,我会在同意接受同志的酒店中挑选性价比最高的、同志可能喜欢的风格的酒店。”租车的工作,包括司机的选择,以及餐厅和服务员的选择,也需要这样反复的过程。这是他在旅行社工作中积累下来的习惯。“虽然笨一些,但不会错过最好的。”许恒说。粗粗算下来,他至少联系了几百家。


只是简单地挑选性价比高的酒店,会容易得多。许恒不希望这样。他在黄瓜旅行中叠加了很多更具意义的东西。


“境外旅行,最担心的是安全问题。”许恒首选的酒店和租车公司必须是同志友好的,最起码要和他一样,直男,但不歧视性少数群体。“在境外玩儿,如果受歧视,真让人接受不了。”


彭宇


许恒的另一部工作需要和国内的酒店和租车公司联系,为出境前后的国内集散做准备。

 

有一些人非常熟悉凌晨两三点钟的世界,显然彭宇就是其中一位。他把修改好去西班牙旅行的文案发给许恒。五个小时之后,许恒“上线”。


他先将这份经过彭宇修改和润色的文案上传到了微信公共号的后台。他的右手的食指在操作鼠标、点击“发出信息”的时候,不经意地颤抖了一下。


这样一次微信公共号信息传送,很可能瞬间就被淹没在自媒体的信息汪洋中。

 


旅行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不像吃穿住行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但去过地方多的人,得到的不仅仅是眼前的风景,更多的是看世界的视角。黄瓜旅行希望能够影响同志的精神层面。


去了解别的国家的LGBT群体的生活,这是所有LGBT群体旅行者的目的吗?

 

一位每年都要和男友出国旅行两三次、去了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同志朋友说,“多看看这个世界,的确可以扩大视角。比如我曾经会抱怨为什么北京的地铁换乘设计成需要走那么远。那个时候我只去过香港,香港地铁换乘很方便,楼上到楼下就好了。当我看到巴黎、纽约的地铁环境那么差,有人随意小便,而日本的地铁换乘也同样需要走很久的时候,便觉得没什么好抱怨的了。发达国家真的比我们好很多吗?也不见得。”


但这位朋友表示,并不会参加黄瓜旅行安排的行程,“我不会因为性取向而发生某一种消费行为。就好像女生不会因为自己是女生,就参加女权旅行。山西人也不会因为自己是山西人,就喜欢喝醋。”

 

探究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是黄瓜旅行行程的主题性并不明确。喜欢品尝美食的旅行达人可以放弃流浪自由女神像,但不能放弃去当地最有特色的餐馆和小店。如果只是泛泛的去一些著名景点,更适合年纪略长的同志。而且英语还可以的话,现今的网络资源如此丰富,完全可以做出行程规划。


二是黄瓜旅行会更适合喜欢同志文化的人群。对这方面并不感兴趣的旅行者,就算到旧金山非常出名的同志社区走走看看,也会觉得不过如此。


三是黄瓜旅行是以散客拼团的形式出行的,这对于三十岁以上的LGBT群体来说,在旅行过程中,花时间花精力去和陌生人接触、融合,是一件不情愿做的事。虽然许恒和彭宇一直在反复沟通,比如单身的同志想参团该怎么办?比如散客聚集到一起怎样寻找共同兴趣?黄瓜旅行会安排一些小游戏,比如抽签选择房间、匿名小纸条吐槽领队等。但对于喜爱旅行的群体来说,如果希望在旅行过程中结交朋友,完全可以到青年旅舍居住,在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爱好者,不愁找不到朋友。

 

实际上,黄瓜旅行要做的是细分目标人群。


对于旅行达人来说,跟团旅行的意义不大,自己与爱人或者两三位好友,可以玩的很好。


一位女同性恋看了黄瓜旅行的线路后表示,“如果不考虑价格的问题,我也不会选择在参加,因为这明显是给男同性恋准备的行程。”LGBT群体乍看起来都可以成为性少数群体,但四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性取向,包括了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完全不同的群体,自然需求也是不同的。


或许黄瓜旅行可以考虑喜欢男同性恋的女性群体,即腐女。可以安排去泰国和小清新的耽美电影男主角见面,或许会吸引不少资深腐女。实际上,当黄瓜旅行推出西班牙旅行线路时,咨询的人群中以直男直女为主,他们觉得这样的旅行很新鲜。

 

价格是黄瓜旅行不能回避的问题中的一个。面对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收入水平存在差别。作为定制旅行,黄瓜旅行的定位显然是中高端市场。但从行程上来看,更偏向低端市场的受众。

 

这并不是黄瓜旅行所需要独自面对的问题。


黄瓜旅行的图标


就如同地层是由不同年代的地表一层一层的叠加而成。“粉红经济”也好、同志生活也好,都是由不同的先行者,或无声或有声地叠加起来、撑起今天你我可以触碰到的日子。


2008年左右,在大陆,广东深圳最先诞生了同志旅游,线路以东南亚如泰国为主。2015年,在所谓“粉红经济”的刺激下,以同志旅游为主业的组织,呈现井喷状态。北京诞生了两家,一家以欧洲作为主要的旅行目的地,另一家则以日韩作为主。湖南长沙出现了一家以同志酒吧为基础、主要围绕张家界、凤凰古镇等湖南省内旅行的同志旅行组织。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三家公司都消声觅迹了。留下来的、可以证明先行者曾经行动过的痕迹,包括一个仍能打通却无人接听的400电话、一个流光溢彩的网站、一个仍在营业的同志酒吧。


相比之下,欧美的LGBT旅行公司为数不多,但仍在生存。然而,国内诞生“同志旅行”这一概念后,明显出现了“水土不服”。

 

许恒陆续地和其他在做同志旅行的组织取得了联系。难做,是共识。



许恒和彭宇在探索旅行路线的同时,更希望能扭转黄瓜旅行依靠两个人积蓄生存的现状。许恒带着黄瓜旅行参加了某个得到多轮融资的国内同志APP举办的粉红经济创业大赛。


为了准备这次大赛的BP,许恒比平时更加忙碌。他习惯于到门外的楼梯间去吸烟,缓解一下身体上的疲倦。一次,错把车钥匙当成房门钥匙随手带了出来,结果把自己锁在了门外,只能等着老婆来解救他。


“见到了很多同志,大家都在为同志平权做事,特别好。”许恒说。尽管如此,黄瓜旅行在这一次的粉红经济创业大赛中还是失败了,没有得到资助。


该APP的CEO认为,黄瓜旅行还停留在概念阶段,更重要的是同志旅行不切实际,是一个伪命题。

 

黄瓜旅行想发展,离不开必不可少的宣传。去同志酒吧,往往是最直接的支出。


许恒和彭宇为了宣传黄瓜旅行,前往北京非常著名的同志酒吧拜访老板,期待商谈合作。


夜里十点,酒吧的世界开始发光。


许恒推开车门,却被彭宇拦住,“你等一下,我化个妆。”许恒觉得奇怪,又不是上电视出镜,还画什么妆。


只见彭宇简单地扑了粉、画了眉,对着观后镜审视一番,才拍了拍许恒的肩膀,“走吧!”


走进酒吧,许恒注意到很多在酒吧里的同志都化了或淡或浓的妆容。他切身体会到同志和直男之间的区别。


然而那一天他们并没有见到老板。

 

2017年春节前,许恒决定重新回归旅行公司,担任销售工作。“这是我没有从事过的。”但他不想放弃黄瓜旅行。


彭宇依然在电视频道担任主编。他打算继续把黄瓜旅行做下去。


如果说,黄瓜旅行是一个有关梦想的旅行,两个人走在这条路上,坚持了差不多二百天。

 

但同志旅行是不是一道伪命题?


或许需要一个成功的案例做出一个强有力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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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30 02:4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香港警察故事 | 破茧057 

 2017-05-31 王丹妮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18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的第57篇文章。作者王丹妮。她写下了一个香港警察的故事,以下是作者的写作独白:


来香港之前,我看了很多港产片,其中一大半几乎都是八九十年代的警匪片。我个人觉得,这是最能体现香港城市文化和最能投射香港人自我身份的电影题材。


来到香港之后,我一直想发掘香港的另一面。除了“购物天堂”“国际化大都市”之外,我还想找到警匪片里的那种“香港味”。在那个年代,香港鱼龙混杂却也焕发着蓬勃生机。那是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也是香港的黄金时代。


后来我因为操作一个中港边境的选题,在Facebook上联系到了曾在边境办案的林sir。聊了几次之后,我跟林sir慢慢熟识起来。像我认识的很多香港朋友一样,林sir也常常发来讯息关心我这个内地生在香港的生活。临近毕业那段时间,我整个人很迷茫焦虑,林sir就会跟我讲他当年打拼的经历,以此来鼓励我。


林sir特别喜欢讲他当警察时候的故事,从他的描述中我找到了些警匪片的影子:占满整条街道的红顶巴士是黑帮的垄断产业;油麻地一带的娱乐公司和会所依然藏匿着灰色交易;街头的老楼内情色场所从早到晚都生意火爆,一个个中年男人被泛着粉色灯光的房间里“吐”出来。

刚听到这些的时候,我整个人很兴奋,感觉像是回到了警匪片里所展现的那段豪情岁月。但林sir爽朗一笑:别信电影啦,那都是假的!紧接着,他开始讲自己所经历的真实的香港警察故事。


林sir跟我讲了很多:警察梦是怎样在心底生根发芽;从负责街头巡逻的警员到手握重案的探长,他是如何一步步打拼;面对悍匪盗贼,他是怎样坚守原则绝不逾越黑白界线。


真实故事的确不像电影那么戏剧化,也不会总叫人血脉贲张。但和林sir聊得越多,我越觉得他身上那种拼搏精神、坚守社会公义的信念以及黑白分明的原则让人动容。


而这,就是我想找的那种“香港味”。



文 | 王丹妮



这天早上,林sir照例早早来到工作室,泡杯茶,坐在办公桌前刷刷Facebook,看看有什么新闻。

 

他左手端着茶杯,右手大拇指在屏幕上滑动,目光随意地落在手机上,时不时还抿一口茶。突然,林sir把茶杯“噔”地一下搁在桌上,将手机凑到跟前,眼睛紧紧地盯着屏幕,眉头微微皱起。

 

“贼王传奇落幕,叶继欢病逝”新闻标题几个大字,几乎霸占了半个手机屏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贼党嚣张,打劫金行珠宝店、与警察街头驳火、绑架知名富豪等行为屡见不鲜。其中,叶继欢、季炳雄及张子强三人的故事家喻户晓,被称为香港“三大贼王”。

 

此后数年间,这三个凶狠劫匪的故事被多次翻拍成电影,包括今年刚获得金像奖最佳影片的《树大招风》。原本持枪抢劫、绑架勒索的悍匪,在口口相传中成为了带有些许褒义的“贼王”;原本“凭一把AK47抢天下”的大贼叶继欢,在电影、新闻以及人们的记忆里,成为了九十年代的香港传奇。

 


4月19号凌晨1:02分,叶继欢的死讯从赤柱监狱传出来,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标题几乎清一色的带有“贼王”“传奇”“时代的终结”这类字眼。

 

林sir一篇一篇地翻看相关的报道,眉头一直都未舒展。叶继欢的死讯一下子将他的记忆拉回到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叶继欢还是个众人闻风丧胆的凶狠劫匪,而他则是一名以捍卫正义为已任的刑警警长。

 

“邪不能胜正,做贼竟封王,猎犬终须山上葬”,林sir配上了几张叶继欢当年被警察制服的照片,在Facebook上发出了这条状态,感慨万千。

 

从警三十三年以来,这也他所一直信奉的正义:邪不能胜正。

 

 

林sir的警察生涯开始于1976年,那时候他还是个刚刚满21岁的愣头小子。当时香港的法定成人年龄是21岁,一达到年龄要求,少年小林就马上瞒着父亲去了警察招募站投考。他很幸运地通过了前几轮测验,最后一个环节是对报考者家庭背景的调查。

 

一听说长官要求约父亲来学校谈谈,小林就慌了神,“我都成年了,为什么还要找我爸?”

 

一直以来,父亲都非常反对小林当警察,虽然这个理想和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脱不了干系。小林的父亲是一名热爱中国武术的人,他在家乡时是受旧经书启蒙教育,年青时又曾经从香港回国参军抗日。那些奋勇杀敌的战场故事以及正义凌然的武者侠气,都在少年心中埋下了公义的种子。在一个小男孩的心目中,警察就是正义的化身,不知不觉这也就成了小林心心念念的理想。

 

每次和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小林总是争着扮演警察。“点指兵兵、点着谁人做大兵?点指贼贼、点着谁人做大贼?”还没来得及点,小林就抢着选定好自己的角色。现在回想起来,林sir甚至觉得这是某种隐喻,似乎注定了他将会成为一名警察。

 

一直以来,父亲都强烈反对他当警察,做个挣钱的行当才最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是英国治下的“港英政府”, 当时是警察以及整个殖民地政府正值打击贪污行动的青黄不接时期。

 

那时候,社会治安很差,警、贼不分,街头打斗行劫如家常便饭。连群结队的流氓互相追杀,争夺地盘。警察和流氓常常以威胁手段迫使小贩缴付“保护费”,拒绝付费的,打人砸档。


 

回想起当年的混乱,林sir皱起眉头说,“如果社会一直如此,我肯定不会去考警校。”这虽然是自小以来梦想,但他也不会不切实际地一头扎进黑暗的现实。“在那时的情况下,警察并不代表社会公义。”

 

于是头两年,少年小林选择了当时比较赚钱的电子生意,但是年少时的警察梦一直藏在心底从来都没忘。“不管你身在什么处境都不忘记最初的理想,那才叫真正的热爱。”

 

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锐意打击社会贪污风气在整个社会蔓延。小林意识到,是时候了。两年之后,成年的小林偷偷报考并通过各项测验。拗不过儿子的百般央求,再加上长官的劝说,父亲终于同意了小林报考警校的要求,还亲自教授他武术上迅速制敌的“救命”绝招。

 

1976年8月,经历7个多月的严格训练,毛头小子小林从“皇家香港警察队”的警察训练学校毕业,来到了以“九反之地”著称的油麻地分区,正式成为了巡逻警员小林。

 

从那一天开始,他将自己全部的心力投入到警察事业里,慢慢从巡警小林成为荣誉傍身的林sir。

 

 

从警33年以来,林sir从来没开过枪,直到退役前第四天,也是他五十四岁生日的前四天。

 

2009年8月24日凌晨两点,林sir正在熬夜处理前天拘捕的一名涉及16宗琴行窃案的歹徒资料。从办公室开车回到新界的村屋时,已经将近三点。林sir打着哈欠,不紧不慢地锁上车门,径直穿过黑漆漆的乡村停车场,转个弯再走2分钟就到家了。

 

“从小就梦想着要当警察,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还有四天就要脱下制服了。”林sir漫不经心地往家的方向走,脑袋里飞快地闪现着多年来当警察的点滴,心里五味杂陈。

 

突然,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凌晨三点的乡村,总是死一般的寂静,轻微的脚步声和低语好像都响得刺耳。林sir定神一看,前面不远处有个影影绰绰的身影窜动着,看起来像是个壮硕的男人。

 

直觉告诉他,那边一定有问题。

 

凭着33年的从警经验,林sir从腰间拔出SIG-Sauer半自动手枪,指向声响的源头,一步一步慢慢向前挪动。整个停车场如死一般寂静,林sir都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突然,一个以黑布蒙面的男人从货车和私家车之间的间隙里窜出来,手里攥着一把水果刀。

 

“我是香港岛总区重案组警长,你是什么人!”林sir高举手枪,想要上前去截查这个深夜出现在乡村停车场的可疑分子。

 

男人挥舞着手中的水果刀,一言不发。他完全无视林sir的警告,持刀步步逼近,两人之间仅隔4米。

 

“砰……”林sir故意瞄准可疑分子脚下,开出了第一枪。


 

枪声并没有击退那个男人,反而激怒了他。可疑男子突然持刀冲向林sir,出于自卫,第二声枪响。

 

此时,一个头戴鸭舌帽的同党飞快地从货车另一边冲出来。林sir见其手上持枪,便瞄准此人大喝一声。喝令二人缴械无果,林sir再开一枪。

 

两名可疑男子趁着枪声,飞快地向山里逃去,林sir立刻报警要求增援。

 

一直以来,警察都是一个高危职业。尤其是像林sir这样的刑警,整日和奸杀案罪犯、毒枭以及三合会人士打交道,危险无处不在。但他从未开枪伤人。为了威慑对方,林sir倒是常常掏枪,但真正开枪这还是第一次。

 

连开三枪,却一枪未中,媒体评价其为“善良之枪”。

 

 

2009年8月28日,林sir完成了退役手续,33年的职业生涯终将告一段落。然而隔天早上,他仍早早地爬起来参与四天前的案件,配合警方调查。

 

紧接着,林 sir还得接受警方专设的心理咨询,按照规定每个开枪的警察都得去。调查显示,所有工作中对警察心理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枪击事件。这个职业的工作属性要求每一个都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过硬的承受能力。

 

“针对警察的心理咨询非常重要,毕竟面对生死是家常便饭,”林sir说这句话的时候风轻云淡。

 

对警察来说,亲历生死会经历巨大的心理冲击,而行走于黑白边界更要面临痛苦的内在挣扎。“但是作为一个警察,必须得在好与坏之间划出一道分明的界限。”

 

几年之前,林sir派下属以卧底身份混入一个小帮派内部,搜集集团大佬走私交易的证据。证据齐全准备缉补那天,下属向林sir报告时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晚一天再行动?今天是大佬生日,有点不忍心。”此话一出,林sir严厉地斥责他,“可能今天抓或明天抓确实没什么所谓,但是作为警察万万不可对罪犯产生同情。”

 

林sir明白,再邪恶的罪犯也会有好的一面,每一宗案件背后可能都有让人动容的犯罪动机,但是犯罪就是犯罪,坏人就是坏人,“否则要警察干嘛!”

 

多年的刑警生涯中,搜集情报联络线人是林sir最主要的工作,也是他破案的关键。有些线人是监狱里的囚犯,希望提供线报减免刑罚;有些是身处窘境的人,想以身犯险换取些经济报酬;还有些线人可能是帮派内部成员,想借警察之力搞定大佬自己上位……他们的身家背景不尽相同,但大多数人都是林sir眼中非正义的那派,或者是怀有目的地参与线报工作。

 


为了取得线人信任,警察需要以真心换真心,“当然会投入感情,但我总在提醒自己:我是警察。”林sir在与线人的合作关系和私人的友情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就像他坚定地认为正义就是正义,一个专业的警察不能有丝毫犹疑。

 

锁定潜在线人、培养感情、向其套取有用情报,结算线人费,这就是林sir程序化的工作流程。一旦案件结束,未向上级通报不可与线人见面,更别说是做朋友。

 

“一起经历过生死,难免会有些感情,但只要对方还属于不正义的那方,我就绝不可能和他做朋友。”这条黑白界限一直划在林sir心里,到今天仍然清晰。

 

 

对大多数人来说,退休意味着安逸生活的开始。

 

林sir的太太也已经退休,每天在乡间的屋子里摆弄摆弄花草,偶尔和街坊邻居们相约喝个下午茶,什么都不做晒晒太阳也是好的。

 

“这不叫‘安逸’,叫‘懒散’,”林sir没有办法接受这种生活,“我虽然退役了,可还没退休!”

 

退役半年前,他就已经安排了各种关于警察历史的演讲、专栏撰写,甚至还有出书计划。香港历史、警界文化、帮会研究……林sir关注的领域很多,忙得每天只有6小时的睡眠时间,有时甚至更少。

 

除此之外,林sir还是香港警察历史收藏协会的负责人,每次工作太累的时候他都会溜达到街边的古董市场,试着掏一些好玩意儿。

 

林sir还记得自己刚从警校毕业被派到油麻地警署驻守的时期,警署附近有多间邮票社。有一次下班后去闲逛,偶然发现一些外国发行的警察邮票。林sir爱不释手,买下来还觉得不过瘾,就试着收集世界警察专题的邮票。

 

后来,有个警界的前辈送给他一个香港英皇乔治六世时期的旧警徽,这让林sir对香港警察旧物的收藏兴趣更浓厚了。2006年,林sir和几个同事正式创立了警察历史收藏协会的实体组织。他在香港警察俱乐部附近租下了一件小工作室,如果走路去俱乐部和众多老警察聊天喝茶,五分钟不到。

 

林sir一直觉得文物收藏研究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刑侦,“挖掘历史中的故事和细节,对我来说就像查案一样。”这个收藏协会对外的宣传语是“今日的警察事,明日的警察史”。

 

对林sir来说,这是他捍卫正义的另一种形式。


除了参加展览或讲座活动,林sir几乎过着家与工作室间两点一线的生活,有时候干脆住在工作室里。工作累了在沙发床上打个盹儿,醒了继续干活。

 

前几天,林sir乘坐1个多小时的巴士去郊区看望当年警署的同事,主要是聊聊他当年驻守深港边境的故事,也搜集些当年的老照片。两个退役的老警察,回忆着当年种种,一聊就是一个下午。

 

坐巴士返回时,林sir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落在了老友家。眼看还有一站就到工作室了,他二话不说就下车回去拿手机,生怕耽误工作。

 

“我有2部手机,4张sim卡,没了它多少人得联系不上我了,那可不得了。”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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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30 03:3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7-7-30 03:31 AM 编辑

因为不能异地高考,我离开广州成了留守儿童 | 我有故事 

 2017-06-06 林铭豪 三明治

文 | 林铭豪



1

“家”



小学一年级开学之前,我又一次搬家了。


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搬家了。只是依稀还记得,前几次搬迁都是由妈妈一手包办的。


从我记事开始,爸爸就不在家了。


在最年轻力壮的时候,爸爸就到省城广州谋生活了,一年只回家两次。


前几次搬家距离不远,都只在县城内的几条街内辗转。


妈妈念过高中,会点英文,一直在县里的事业单位上班。据说年轻的时候,她长得很漂亮,是单位里的“鲜花”。


印象里,妈妈总是身着墨色工服,脖子上别一条饰有橙色云纹的鲜红色礼巾,早上出门的时候抹一点淡淡的唇膏,很好看。那时候的妈妈,脸上还没有太多的皱纹。


我对爸爸并没有太多的印记,思绪里能够回忆起来的大概是每年他回来时都会带给我一些杂七杂八的小玩具之类的,虽然简单,但总能博得我的欢心。


妈妈平时会问,你想念爸爸吗?我说没有。那是真正的没有,在我还尚处于幼儿园的情感世界里,爸爸的份量实在是太过轻。想念和喜欢是两码事,虽然没有强烈的思念,但我依旧喜欢那个会提着大包小包让人惊喜的礼物的爸爸迈进家门槛。


爸爸说,小时候的我很粘他,总会在电话里嚷嚷“爸爸你回家吗?”但我的印象已经不深刻了。


关于幼儿园的时光,我记得,下午四点准时响起的钢琴曲,那是放学的钟声。幼儿园靠近镇中心商业区,门口的马路是单行道,熙熙攘攘的人群很快包围了那豆腐大小的门口。叫嚷的人,匆匆的人,张望的人,分不清哪些是家长哪些是路人。


我和同龄的小孩在老师的身后玩石头剪刀布、玩跳飞棋,一个又一个人在门口的一声呼唤后离开,坐上自行车的后座或是拉着父母的手蹦着跳着走了。到最后,老师也先离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印象里,只有当下落的太阳变成橙红色时,妈妈才会骑着那台后座上装了大小极不协调的儿童竹椅的自行车,半弓身子使劲摇着脚踏“咔咔咔”地赶来,脸上是惯常的一副焦急的神色。


回家后,妈妈来不及换下那身好看的工服就又要赶出去买菜了。在晚饭开始之前,电视机上的日本动画片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想起小时候,除了电视机里的火影忍者、犬夜叉和海贼王,还有的就是妈妈的脸庞,爸爸的背影。


在我该上幼儿园大班的前,妈妈总会把我“放养”在她单位里,任我没日没夜地在单位花园里那几株擎天巨人般的木棉树下自娱自乐。


每到初春木棉花盛开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守在树下,等待那一朵朵肥大的红火色木棉花“啪嗒啪嗒”地掉在地上。然后我就挑那些样貌好看的,捡了一朵又一朵,直到小小的臂膀都圈抱不住、木棉花又要往怀里“啪啪啪”往外蹦的时候才停下来,而后兴致勃勃地冲回去找妈妈。


这种时候,妈妈就不会有愠色了。她还会笑着说:“好呀,可以拿回去晒干煲汤啦!你再去捡点回来好吗?”


然后我就又屁颠屁颠地跑回去捡木棉花,一天就过去了。


那时候,虽然只有一个人,但却感到很欢乐。直到今天,我对木棉花还是有着一种微妙的喜欢。


后来,为了便于我念完学前教育,我们把家搬到了县城里唯一的专供机关单位人员子女就读的幼儿园的隔壁。我们家在一条窄窄的巷子尽头处,就是那种北京胡同的大小,整个巷子只有两户人家。另一户是独居于我们隔壁的一位老公公。


放学后我喜欢到这个老公公的家里蹭蹭。老人也是和蔼,总会一边唤我“小屁孩”,一边给我大白兔奶糖吃。我喜欢奶糖,所以我也喜欢这个老人。


小时候的我脾气太差,跟同龄小孩都处不来。在学校哭打吵闹那是家常便饭。


老师向妈妈抱怨,妈妈就要发怒了。可每次我都不觉得愧疚。反倒是愈发觉得妈妈像童话故事里的女巫那样坏。


“为什么你老是骂我呢?”我翻着白眼望着妈妈,她冷冷地对我数到“你敢!一、二……”在即将到三之前,我都只能倒头认错,心中充满了不忿。


妈妈总是在我耳边唠叨着各种各样的“不准”,我尽量地规避这些戒律,但总是有误入“雷区”的时候。


后来,我看到隔壁老人的门前圈了一层又一层大人,都像鸭子一样伸长了脖子往里看。我的好奇心一下子又串起来了,于是凭借小巧的身形“咻”地就从人群的空隙中溜了进去,没有一个大人拦住我。大人们依然还是你一层我一层地挤在门口,双脚费力地撑在门槛外,头却不住地往里伸望。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喜欢给我奶糖的老公公趴在油腻发暗的红色瓷砖地板上,身上有些紫青色的淤肿,不会动了。


我蹲下去推了推他的身子,又冰又僵,有点像市场里的冻鸡翅。


我轻轻呼了几声“爷爷”,但还没等到应答,妈妈就突然冲进来一把抱住我,像疯子一样拼命外挤,嘴里还念念叨叨:“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别随便碰死人!”


妈妈似乎很害怕,但我却还不住回望着那个地板上的老爷爷,好奇地问到:“什么是‘死人’?”


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大白兔奶糖的稳定供应员。他的房子直到我们再度搬走也没有新人住进来。


妈妈不久后也决心搬走了。她和爸爸吵过架,关于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我们母子俩终于走出了县城,搬到了大城市广州。


爸爸和妈妈,加上我,我们终于在过年之外的日子团聚了。

 

2

“城市人”


“城市里的麦当劳、肯德基可好吃了!”


“我们学校秋游去了动物园,长颈鹿真得很长很长!”


“……”


那些对于我而言是习以为常的一切,在表哥看来就像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巨大的诱惑。


六年级之前,我最喜欢的日子便是清明节。当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哀情地朗诵“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时候,我就把头缩在课本背后吱吱地偷笑。


一般清明返乡我都住在表哥家里。表哥和我的感情比较深,总是要拉着我漫无边际地扯着大城市里的见闻。


当时网络还不很是发达,在只能囿于这个粤西北边陲山区的的表亲而言,独占并且“分享”大城市的异闻是只有我这种“城市人”才有的特权。


那会儿,高速路、高架桥还是大城市才有的奢侈品,高铁就像电视机上的各种宇宙飞船一样只是念想,要回趟家乡走的是曲折、破损还容易堵车的省道、县道。


“哇!好像真的和电视里放的一样。”


城市就像一个概念,对于表哥来说可望不可即。


大人喜欢讲“落叶归根”,而我更喜欢大城市。凭什么城市就不能“落叶归根”?


“都回家了,你还讲普通话?”每年,表哥总是要循例问一遍。


这是挺尴尬的一点,因为在广州长大,我的普通话和粤语远比自己的家乡方言熟稔。


但亲戚们喜欢东一句西一句“广州仔”来称呼我,这依旧让我觉得很自豪。


我喜欢在家乡,这样别人对我的称谓就是“广州人”。


我也常问父母“我们是不是广州人?”但在得到无数次坚决的否定回答后我依然要固执地问:“那我们怎么样才能算是广州人?”


我在城市待了将近六年。一年级开始,我就是在城市里上的小学——城中村里的私人小学——不足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地方上建起了四五栋七层高的教学楼,每一层分割成4间大小不一的教室,付得起高价学费的三十来人在有空调、面积大的“实验班”;其他人则五六十为一班挤在不足实验班一半大小的教室。教学楼外层铺上早些年流行的朱红色马赛克,楼道中间装饰上几坛绿化带,这就成了城中村里最抢手的、容纳着五湖四海方言学生的小学了。


那个时候,大城市的户籍制度还极其严格。外来工需要暂住证才能“合法”地留在这座城市。但他们就像打游击战一样和巡查证件的公务员较劲,只为了省下那一笔不多但却显得多余的费用。


妈妈总是抱怨,城市里巡查暂住证的人就和上世纪计划生育的检查员一样缠人。而我觉得,他们更像电影里的黑衣人,神秘而让人生畏。


有时我在家的时候,会突然听得有人急促地拍打着大门,直敲得家里那扇简陋的铁皮大门“哐哐哐”地响,但也没能掩过“有人在家吗”的喊叫。


当我颤颤巍巍地打开大门的时候,有两个人身着藏青色制服,头戴金边帽子,上面嵌着一枚金黄的徽章,他们以一种机械化的微笑问道:“小朋友,你的家人在吗?”


对于这种情况,父母已经像复述三只小猪的故事一样给我念叨了一遍又一遍:“这种情况下千万别开门,要假装没人在家!”指望这支“预防针”能生效。但我却总是又一次次地成了最愚钝的那只小猪,把自己连同父母也一起“出卖”了。


当时我10岁,像羊看见了狼一样害怕极了。从此,我潜意识里就对这些身着制服的公务员有种排斥感。


因为被“盯上了”,爸爸只能匆匆办理了暂住证。有那么一段时间,巡查人员会保持着每月一两次的频率上门突击。


我讨厌这些人。


我时常疑惑地问爸爸:“为什么我们住在自己的家里,还要被查证?是不是我们干了什么坏事?”


爸爸会习惯性地深深呼一口气,略有所思地应答:“这里不算家。”


我很疑惑,既然父母和我生活在这,为什么不能称作“家”?


在课堂上,老师说,“家”是户口本上那个籍贯和住址所写的地方。我住的地方是广州市某区,而我籍贯上写的是“XX县XX街XX号”。


那个地址,偶尔会让我回忆起那个幼儿园,想起那个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死人”。


在我的心里,家乡只存在于清明节的那几天。美好而短暂,充满了期待,就像扑闪的流萤一样吸引。


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总是相似的。我们一家在广州虽然没能大富大贵,但尚且也有一瓦遮头,生活还算平稳。


因为家里有车子,每个周五周六的晚上,我都瞪着大眼睛渴望爸爸能在饭后带我们去逛一趟超市,那对于我来说是最奢侈的“玩乐”了,运气好的时候还能蹭上一顿肯德基。


妈妈也会在耳边偷偷怂恿我:“让你爸带你出去玩!”这就好比我和妈妈与爸爸之间互相博弈的游戏。


这种时候,我对爸爸的态度就要取决于他是否会有实际行动了。因而我的心情也总是阴晴不定的。但总的来说,相比于从前一年都不见几回的时候来说,我和爸爸之间的“父子情”是更加深厚了一些。


直到我刚上三年级的时候,父母为了房子和升学问题大吵了一架。


从新千年伊始,广州的房价开始以一种倍增的速度上涨着。我们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三十万可能意味着在中心城区的半套房子,但2003年以后,这只能勉强是个首付了。


妈妈那时已经预料到了房价的图景。于是她开始斟酌着要在广州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而爸爸则极力反对,直到他开始对着妈妈咆哮:“我们这辈子也买不起!”夫妻两人从单纯的吵架到把离婚当争吵砝码,房子成了一种割裂我们家的无形拉力,在一点点撕裂我们平稳和睦的生活。


在那段时间,我看到了不会发怒的爸爸情绪失控得像只野兽。他其实是个怒而不争的人,因而每每吵架,他就要选择“冷战”。那一张板得阴沉的脸有时甚至可以维持数星期。


我是支持妈妈的。我厌倦了那些“查暂住证”的人;我异常羡慕那些能够住在宽敞小区的同学;我希望也能跟表哥“炫耀”自己在城市的房子在多高的楼层,可以眺望珠江边耀眼的霓虹灯。


小学的我,不清楚一套广州的房子意味着什么,也不清楚那些以万字为单位的数字所蕴含的价值。我只是单纯地希望能住到一个有花园、有泳池、装饰美观的小区里。


只是,我很快发现这仅仅只是我构建的乌托邦而已。


在妈妈的泪水和叹息之中,在爸爸愤怒的咆哮和冷眼之中,我渐渐认识到,金钱才是广州这个城市定下的规则。


老师在黑板上用鲜红的粉笔一笔一划地写下“钱不是万能的,要像陶潜一样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我想到的却是:可没钱就是万万不能,钱何尝不是另一种尊严?


爸爸曾对我说:“你要记住,我们始终是外来的。”我瞪大了眼睛,略有失望地反问:“是因为我们没有房子吗?”

 

3

“虚实”



“滚出去!不要碰我们家的东西!”表姐凶狠地朝我骂道,那目光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锋利,让我无法正视。她觉得是我玩坏了电脑,尽管我才碰了不到五分钟。


那一个晚上,我又偷偷地哭了,泪水打湿了整个枕头。那是我寄居在表兄家的第三个月了。


那时候表兄家购置了电脑,我就抵不住诱惑要去上网。一台“大块头”电脑,表哥、表姐、我之间三个人轮着分。平日里,表哥表姐总为了争夺电脑的使用权而争执不断,我就趁着闲下来的空隙过把瘾,摸摸键盘鼠标。但很不巧,这次就是在我使用完毕后,电脑出现了故障,原先就颇有微词的表姐有如睡火山突然爆发一样将矛头指向了我。


那个晚上,我红肿着双眼,锁上房门,拿起床头的一个订书针盒子,在上面写下了一连串的字。包装封面很小,留给我的空白处不多。但我就是这样挤海绵一样在仅有的那一点间隙写着一个又一个字,眼泪不断夺眶而出。


不甘心和怨恨在我的心中翻滚,在心里,我排演了无数回大呼“我走就是啦”后潇洒结束借宿生活的场景,但也只能想想。


后来我才注意到,上面写满了“自杀”二字,鲜红的笔迹到现在还很是刺眼。


当时我12岁。


六年级的时候,我常常做一个“美梦”。在梦里,我们一家在城市里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楼房,欧式风格的小区显得高档而舒适,住在三十层以上的我们可以透过向阳的透明落地窗眺望不远处的珠江,江边那些CBD的办公楼一到晚上就会亮起斑斓的灯。我还考上了梦寐以求的执信中学,开学那天打着帅气的红色领带、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炫酷的黑西装,脚蹬油亮油亮的皮鞋,和身边土生土长的广州仔讲着地道的粤语,开始了令人神往的中学生活。


在梦里,没人知道我来自粤西北山区的事实,我就是个“广州人”。


这个梦不仅出现在夜里,也如电影画面一样走马灯式循环在我的脑海里,我很享受这种“白日梦”。我知道这都是真实的,因为我在城市都见过。


关于广州的印象就像一个随意供人把玩的万花筒,炫目迷人,但我只能拿着,不能放下,否则一切都如泡影瞬间消失。


但这一切还是被一些波澜惊碎了,在我六年级的时候。


那一年,我和家人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留在广州或是返回家乡。这是中国户籍制度留给外来工家庭的另一个难题,在2014年之前,广东几乎没有一二线城市放开异地中考、高考,加上公办中学或顶尖的私立中学对于外地学生考取学位的天价赞助费政策,直接把我的上学前途逼到了死角。


是勉强“赖”在广州升学,还是回到家乡享受国家义务教育的福利,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要面对的课题。


爸爸苦笑着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遗憾的是我们不过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外来务工群体。


家里因为这件事情再度迅速分为两派,爸爸主张我留下来考那种专为外来工子女设立的民办中学,但妈妈则决心要我回乡,考上公办重点。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父母都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爸爸抛下一句句狠话,对我说了一遍又一遍“我还能养得起你们!”,但现实却是政策的桎梏和高昂的赞助费让我们家望尘莫及。


妈妈更看重事实,她也是好强的人,她的决定从一开始就是不容妥协的。


在城中村,这个租来的家并不大,5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只有一个独立房间。父母的嘶声争吵有力地穿透了那扇掉漆的房间木门,我就坐在客厅里频繁地转换电视频道,假装无声入耳。


父母各执一词,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的感受。我也无法再提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家庭也容不下我的一丝“任性”了。


事实上,我并不喜欢这个城中村。这里脏、乱、差,阴暗潮湿的楼道中每一个角落都散落着飘着臭味的垃圾,走在大街上还要随时警惕从五六层楼高的地方突然降落的垃圾和急速擦过人肩的三轮摩托车。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回到农村。


爸爸最终还是妥协了。那一天,妈妈抱住我,哭了,她说对不起我,始终没能给我一个好的未来。我也哭了。


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个城市的繁华从来就没有我的一席之地。


当我噘着嘴回到小学办理退学手续时,班主任那一句“其实你们可以再考虑”苍白而无力,除了熟练地在申请书上面盖一个鲜红的大章之外,她甚至都没有再正眼看过我。


临行前,我和几个玩得较好的朋友道别,他们回一句“自己保重”,随后便是尴尬的沉默。那时,即便是“大砖头”电脑也还是奢侈品,我们之间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于是,小学五年的感情牵绊,就这样随着我的离开断裂了。


直到今天,小学的一切对我都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六年前妈妈带着我一起去到城市,最后也陪着我回来了。六年来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楚;我亲戚中,有人好言劝勉的,也有人冷眼相看的,抛下一句“去了广州也还是混成那样”


妈妈说,人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这我相信。


我们没能在广州买下自己的房子,但在老家也没有建起房产。于是我便被安顿在表兄弟家里。在处理完学校的事宜之后,妈妈就再度返回城市了,那里还有她的工作。


临走前,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老调重弹式的:“好好学习,考上重点中学。”


我就这样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后来我在新闻上看到了有关留守儿童的报道,感觉他们是被贴上了“孤独、贫困”标签的一群人。


我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从广州回来的人。


有一次在课堂上,老师提问:“请问宋祖英是谁?”挤满了50多人的教室前一秒还是菜市场般的热闹,却突然沉寂得让人惊讶。


这里是农村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也显得有几分“土里土气”。


可是,宋祖英不是很出名吗?我默默想。


“宋祖英是个很著名的歌唱家。”最后,我在台下理直气壮地回答。


老师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她还不忘加了句“不愧是广州回来的,见多识广”的赞美。


然后,全班都向我投来了艳羡的目光。


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城市人”的身份得到了认同。


但很快,生活的洪水很快就把我仅剩的“骄傲”冲刷得一干二净。


虽然我从小是在城市接受的教育,但城中村的小学水平和真正的“大城市水准”差之千里。加之我从小厌恶数学,过着好些年靠“抄袭”度日的学习生涯,导致我在六年级的学习进度严重落后。


那个时候,数学老师曾气到在家长会上放言:“一个六年级却连乘法口诀都背不全的人怎么救?”老师红到冒气的双颊,和妈妈缩在教室角落、茫然难堪的脸庞,至今还印刻在我的脑海。


我很快发现,数学的弱势加上我对家乡方言的陌生使周边的同学也开始用“外来人”的眼光看我。


我似乎很难合群。


在城市待了六年,我没能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广州仔”;回到自己的家乡,却依然以“外来人士”的身份活着。


晚上在妈妈打来的电话里,我总是极力报喜不报悲,敷衍地说着“我很好,别担心,我会努力”之类的空话,等到夜深的时候才能一个人躲在被窝里窃窃地抹眼泪。


慢慢地,我对父母的思念像泉水一样无法阻止地从心底涌出来。


虽然嘴上没有说过一个想字,但我的内心却无比盼望父母能回到我的身边。有许多次,我都打了爸爸妈妈的电话,希望能说出自己的愿想,但最终还是以一句“那个,不小心按错了”草草结束。


原来,一句“我想你们”真的很难说出口。


对于我而言,最大的悖论却是,即便回到了家乡,我也没有家。


在咬紧牙关为小升初拼搏的时候,教室里贴的、课堂上循环的尽是“专注一心,不想虚事”的口号,但我依旧喜欢做各种各样的“白日梦”,我喜欢幻想父母突然发财了,我得以重返城市,在明亮的大房子里看着自己的名校录取通知书笑得像个傻子;我喜欢幻想大家前拥后簇地向我这个“广州仔”讨教大城市的一切……


旁人也会对我的家庭背景有所猜想。别人会问:“你爸爸在广州市干什么的呢?”


我都会果断地回答:“自由职业。”


所谓自由职业,说白了就是城中村里常见开私车的。但我总觉得要冠之以“自由职业”的名号才不至于那么“低级”。那会学生作文里流行一句话:“可怜就是在虚荣的年纪却一无所有。”我特别喜欢。

 

4

“原点”



返乡一年之后,妈妈终归是放心不下再度回到了县城。


没有房产,但又厌倦了租房的日子。妈妈就拉着我搬回了老家农村里爷爷那辈人建成的房子。


那是一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双层小平楼,上下层都有两间独房,面积不大,仅40来平方米。但是半个世纪前铺就的瓷砖地板光彩依旧,彰显着它历史上曾经的显赫。


我的爷爷就是个地道的“老广”,在40年代由于躲避日军,携着本家的部分亲人,从广州到了粤西北的小山区。说来讽刺,60年前爷爷为了更好的生活逃出了动荡的广州城;60年后,我们这一代怀着同样的心情来到广州,却再也难以换到一纸广州户口。


房子隔壁就是广东地区常见的家族祠堂。虽然相比乡村的许多红砖泥胚老房子,这幢房子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已经是相当“前卫”的,但由于时代久远,也显得残破而简陋,甚至连卫生间和厨房都没有。而且因为阳台是开放式的,所以遇上台风天,暴雨会直接拍打在门上,颇有古希腊人进攻特洛伊城门的气势。


在城市的生活虽然简单而清苦,但是属于“现代”的。当我们回到这个老屋子的时候,就如同时光逆流,诸多不便。


洗漱的地方是用几块包装大宗商品的木板拼凑的,门前挂一串牌勾,别一副塑料的彩色幕帘就成了“露天浴室”,日子久了,那个木制的浴室还长出了不少黑木耳;“厕所”也是现做现卖的,到门后的果园铲一个数厘米高的坑就成了,填上土还能美其名曰“天然肥料”……


这和我们在广州时候的生活甚至用天差地别来形容也不为过。


妈妈总说:“这比农村生活还农村生活。”


八年前,我们母子俩开始收拾东西前往城市的时候,妈妈还是一个在国家事业单位里小有成就的职员。八年的城市生活,不仅让她失去了一个“铁饭碗”,而且还一并消磨了她最好的时光。


那个身着墨色礼仪式工服,别着火红色丝巾,喜欢抹上一点淡红色口红的妈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身土气的衣服,脸上布满鱼尾纹和褐色斑点的妇女。


我总是笑她“好土”,妈妈就回我一句“这才是农村人的样子。”


返乡之后的妈妈,只能四处寻觅些不太需要智力的服务业工作来维持生计。有时候,她也会感叹:“当初我们为了能一家人不分开就去广州,到头来我们还是一场空。”


八年后,妈妈的单位已经解散了,但她的那些同事大多已经成为了这个快速发展的县城的中产阶级,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


很多同学聚会、同事聚会妈妈都会婉拒,因为她“不想看到那些对比鲜明的生活。”


八年的出城时间彻底地改变了她原本相信的东西。在我们还没出城的时候,妈妈会守在座机电话前,千叮万嘱在远方的爸爸“好好工作,早日在广州立足。”


那时候,妈妈会和我说,要相信爸爸的努力,要相信一家人的奋斗。但这些话如今她却连提都省却了。


“你爸就是个失败者,你不能学他!”


此后几年,妈妈絮絮叨叨地向我循环着对爸爸的指责。他们两人难得的通话,也往往是以互相的争吵收尾。


从我返乡到考上大学这又七年中,我对爸爸的情感一直是微妙的。一方面,我对他始终有着一种恨意,我恨他的无力,恨他给妈妈带来的生活负担和家庭境遇的困难。但每当春节一家人团聚的时候,我们父子俩往往又是处得最好的。


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渐渐发现一年几乎只回家一两次的爸爸衰老的痕迹愈发明显:往日油光靓丽的头发变得稀疏泛白,手上的黄斑变得越来越多。我知道,他开始老了,我对他的恨意也有所消减了。


直到有一天,我能对着妈妈大喊道:“不要再指摘他了!我不想听。”那时我就知道,即便我曾经恨过那个“不中用”的爸爸,但在我的心中,他始终是无可替代的亲人。


平日里,我并不会太想念爸爸。但和小时候期待爸爸回家的情感一样,我同样也无法想象家里没有他的生活。

 

七年之后,我又考到了广州的大学,继续“返回”了这座城市。


在广州,机缘巧合之下我又遇见了许多个小学时代的旧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辍学,过早地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


阿虎是我以前的死党之一,学习成绩优异,是我们的班长,也是在六年级的时候回到了故乡升学,但如今却成了一名货运市场的运输工。


我还是在他以前小学时家人租借的房子楼下见到他的,当时他正在城中村楼房一层常见的营销刀具的仓库里将一箱箱货物挪上三轮车。他比我印象中的更瘦削,嘴里叼着一根快到烧到烟蒂的香烟。


我们的第一句话不是从日常的寒暄开始,阿虎径直问道:“你现在还在读书吗?”


“读啊!大学呀!”


那时候我才知道,那个曾经学习优秀的班长阿虎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的他只是一个为了供养自己在家乡上学的弟弟而拼命打工的外来工。


我们聊过往、聊未来,但就是不聊身份,不想也不敢。


阿虎说曾经也有人来采访,要写写他们这些城中村青年务工人员的故事。但旁人不能理解,我们的生活没有故事可聊,我们的经历也聊不完。

 

· 本文由关军老师指导完成,特别感谢



林铭豪

学生 坐标广州

 

19岁,中文系在读,典型的文科生,不典型的文艺青年。

 

平时走街串巷看生活,喜欢关注平凡的人和事,欲做一个考尔菲德那样的麦田守望者。虽心怀写作梦,但仍处于前途未知的探索之路。

 

加入破茧是偶然,但也有必然。踏入不常涉足的非虚构写作领域,希望能借此走得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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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30 03:37 AM | 显示全部楼层

视频女主播的江湖别离 | 中国三明治 

 2017-06-07 张露萌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20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的第59篇文章。作者张露萌。


2016年被称为直播元年,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进行网络直播服务的企业超过300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作者采访了一名重庆女主播阿May,通过和她的交谈,深入了解直播江湖里那些隐秘的故事。



 文 | 张露萌 


“我落到今天的地步,一半是因为遇人不淑,一半是因为家里有小人。”一袭红衣的阿May坐在粉红色的椅子上,她欲言又止,不让泪水染花了妆容。

 

阿May口中的“家”并不是她的这间房子,而是她电脑屏幕上的直播间。阿May的一举一动通过网络实时传递给点击进入她直播间的观众,而她自己的情绪就被视频旁边公屏上滚动的言语左右着。

 

她视为“家人”的那群人,在她心中的地位仅次于亲人,可她甚至不知道他们中绝大多数的模样。在这二十几个月的时间里,陪伴阿May度过每个夜晚的,是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网名。她会自觉地把这些网名分类:管理员、土豪、游客、黑粉……她的“家人”就是管理员们,而成为她管理员的必要条件是送给她一定价值的虚拟礼物,随着明星等级的提高,管理员的门槛也随之升高,标准由主播自己制定。在阿May直播间的鼎盛时期,“管理费”一度达到15000币,相当于人民币150元。同一平台的所谓“大主播”,管理费一般在200-500元之间。

 

连阿May自己也说不清楚,她的真实世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只剩下了这个虚拟直播间。她跟父母和妹妹的聊天内容,也总是逃不出那几个相熟管理员的名字。跟阿May关系比较亲密的管理员,他们的微信消息阿May会秒回,对现实中的朋友她都从未如此上心。

 

主播的收入与玩家送的虚拟礼物价值直接挂钩,管理员们是阿May的衣食父母;论感情,有句话叫“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阿May已经习惯了每个家人的讲话方式,哪怕谁恶作剧式地改了马甲和头像,她也能在几句话之内分辨出真身。


久而久之,阿May对“家人”产生了重度依赖,她把喜怒哀乐都牵系在他们身上。



   大 哥   

 

亮哥是阿May直播一年来认识的第一个“大哥”,他用10天时间就在阿May的直播间连升几级,冲进了她的30天榜单前五名。


玩家的财富等级跟消费金额相关,早在直播之初,阿May便可以将玩家的财富等级和相应的消费金额背得滚瓜烂熟:比如消费人民币15000元以上即可获得公侯伯子男等爵位,拥有与级别相应的特权;达到128万元即达到神级,不但有官方为玩家私人订制的座驾,而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甚至连主播都无法将其踢出直播间。

 

等级高的玩家进入任何一个直播间都会被人高看一眼,主播自然要使出浑身解术来留住他,有些主播会直接送给他管理员的身份示好,她们知道“土豪”一旦出手,可不仅仅是一两百块那么寒酸。

 

阿May从不“免费”送管理,哪怕玩家是个“神”,她也会在对方给她送出礼物之后才卡上管理。她不知道如何“抱土豪的大腿”,记得有一天的后半夜,直播间里进来一个“神号”时,她整个人都是懵的。直到那位叫“六哥”的大神在公开屏幕上说话,她才意识到自己直播间里真的来土豪了,笑容僵在脸上,话说得像个刚开播的新主播:“哇,原来大神的留言都是特殊字体的啊!带框框的!”


在接下来的几十分钟里,阿May卖力地唱歌跳舞、表演才艺,忙出了一头汗,六哥自然没让她失望,一口气刷出了20多万币的礼物。

 

阿May直播间的管理员不停私信她,让她“跪舔”大神,吸引他日后常来。阿May知道大神的要求没那么简单。果不其然。六哥离开直播间没多久,便加上了阿May的微信,给她发了个定位。原来他是在同城里找到的阿May——她通常都排在重庆市的前两位。

 

比起占据直播半壁江山的东北,和网红聚集的北上广,重庆并不是直播大省。阿May论样貌和身材都不输其他大主播,她觉得自己只是差一点运气,和几分撩人的功力。


在这行里,要想红,除了玩得起,放得开,“口活儿”也要跟上。为什么东北主播人气高?他们是天生的段子手,东北方言自带幽默属性,几乎人人都听得懂,能说道会疼人,把玩家逗得开心,人家自然心甘情愿为你充值刷礼物。

 

阿May深知自己的弱点就在这臭脾气上,即便幽默欠奉,若是懂得撒娇卖萌,情况也许都比现在好很多。她只能用直播时长弥补,唱歌、喊麦、跳舞、做游戏,样样拿得出手,才艺加努力,才换来了如今重庆主播圈里的小有名气。

 

下播之后的阿May并没有赴约,她显然知道六哥的目的是什么,两千多块钱不足以让她出卖自己。

 

自此阿May对神号更加避忌,她认为他们有钱任性又花心,反而格外偏爱小等级的玩家,连没充过值的平民号进来直播间都主动欢迎,把他们视为潜在的管理员。包括亮哥在内的许多管理员就是从小等级升上来的。


亮哥在短短十天内就以“升神”的实力奠定了在阿May直播间的大哥地位,此前阿May的超级榜(总榜单)第一名郑爷也仅仅刷到六万多人民币,他是最长情的管理员,从阿May开播不久便只追随她一个主播,一年多来从没给其他主播送过一朵五分钱的玫瑰花。


以亮哥的升级速度,不出两个月,便可以踩在郑爷头上稳坐超级榜头把交椅。

 


   连 麦 PK   

 

亮哥的出现,让阿May仿佛终于看到出头之日了。


从做主播的第一天起,阿May就过上了日夜颠倒的生活,晚上10点左右开播,一直播到清晨,每天的直播时间在6小时以上,最长的一次,她连续播了16个小时,早饭跟午饭都是捧着碗坐在镜头前狼吞虎咽搞定的。

 

白天睡觉时很难进入深度睡眠,阿May时常做梦,有时梦到直播间一个管理都没有,公屏上除了红色的系统通知,一片静默,甚至没人跟她打声招呼。她会在梦中信以为真,惊醒后盯着上铺的床板自我安慰,那不过是自己吓自己。有时她会梦到家里来了土豪,千把块的礼物不断地飞,特效在屏幕上一个接一个地放,挡住了她的脸,挡住了公屏上一串“666”的惊呼。阿May明知道那是梦,却不愿醒来。

 

如今梦境似乎照进了现实。


很快直播间里从管理到普通玩家,都唯亮哥马首是瞻。亮哥一声令下,带头刷礼物,其他人也激情澎湃地充值、刷礼物、卡管理,在公屏上高喊“一起上”、“嗨起来”。此时的阿May只需要放着嗨曲儿,唱唱歌,喊喊麦,间或摆几个性感撩人的姿势,就足以让直播间沸腾了。


亮哥在阿May的直播间几乎呼风唤雨,连阿May也对他百依百顺。亮哥说去找其他主播PK,阿May就去连麦,亮哥说今天不想充值了,阿May就乖乖在自己直播间里唱歌、聊天,亮哥说累了想睡了,阿May就跟他一起下播。

 

连麦PK是主播们之间经常玩的游戏,他们有几个专门连麦的QQ群,通过QQ视频将其他主播的图像转播到自己直播间,然后在10分钟之内进行双人或多人PK,他们称之为2P、3P、4P……以收到的礼物价值高低排名,高者惩罚低者,惩罚的内容由赢家的玩家决定。


“土豪”级别的玩家多数从游戏场上转战而来,寻求有别于游戏世界的半虚拟半真实的刺激,一掷千金换来红颜一笑。许多玩家就以看连麦为乐,主播们厮杀得你死我活,他坐看福利,怎一个刺激了得。管理们自然是见不得自家主播输的,于是往往倾囊而出,一边自己刷礼物,一边还招呼着自家兄弟“卖血卖肾也给我上”。

 

对于像阿May这样的小主播来说,连麦是赚取人气的捷径。几个主播之间形成互动,也常常会带动其他直播间的玩家来自己这里刷礼物。阿May自然懂得如何博眼球。她有一项独门绝技,“虎牙杀”:多少人被她笑起来露出的两颗虎牙吸引,就再也离不开她的直播间。

 

22岁就误打误撞地跨进了直播的门槛,“清纯”是阿May的本钱。回想入行的前几个月,阿May从宿舍搬出来租房住,而直播的收入有时连电费都负担不起,更别提房租。她那时只会对着镜头唱歌。她只会一首接一首地唱歌,有新人进来就求他5000币卡个管理,或者花钱点一首歌,录一首MV。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增加人气,直到学会了连麦。

 

其实每个主播心里都明白男人想看的是什么,只是有人放不下身段,有人怕因为违规被封房间丢了饭碗。所以大家都明里暗里做着“踩界”的直播,谁也不能肉帛相见,关键就看谁“踩”得稳准狠。


她在失败的经验中学会了种种撩人的方式,诸如“高山流水”,就是含着一口水,慢慢吐出来,任它浸湿胸前的衣服;诸如把牙膏抹在肩头,一口一口地“舔牙膏”;诸如穿着低胸装对着摄像头做俯卧撑……背景音乐自然要配得极尽动感魅惑。阿May最近新学了一个叫“拖拉机”的游戏,对方让她坐在家里的毛绒玩具上,随着拖拉机的突突声,一颠一颠。阿May起初心里还是震惊的,“好,好”,她犹豫了几秒钟还是答应了。吃得咸鱼抵得渴。

 

心理那关总要过,玩不起就不要直播,不然谁还愿意跟你玩?哪个玩家还愿意支持你?现在,“拖拉机”成了阿May的拿手项目,自备配乐,表情销魂。而且她发现去年买的大白坐着还挺舒服的。资深连麦主播阿May以“玩得起”著称,在主播连麦群里很受欢迎,除了飞罩和飞裤(即脱下内衣和内裤,放在镜头前给玩家看),一般的惩罚她都接受。

 

网络直播的玩家以男性为主,有数据显示,22岁及以下的用户超过六成,而男性用户占比高达77%,每日人均观看时长高达135分钟。主播们深谙其心理,总会打色情的擦边球。在镜头的死角脱下内衣或内裤,在镜头前舞上两下,网络的另一端不知有多少人早已血脉贲张,一只手摸纸巾,一只手就狂点礼物了。

 

如今的阿May妆越化越浓,衣服越穿越少,冬天的重庆没有暖气,她开着空调穿着露沟的吊带背心和热裤,在镜头前表演着“脱丝袜”,背景音乐是黄龄的《痒》。她平时是万万不可能打扮成这样出门的。阿May常被管理们叫做“女污”,一到清晨四五点钟下播前就开黄腔,其实自己已经“三年不知肉味”。她声称自己是“老司机”,可自始至终也没学会巴结玩家,“口活儿不行”是硬伤。

 

她只能凭着“虎牙杀”吸引来几个像亮哥这样死心塌地的管理,卖笑,卖萌,卖脸蛋,卖身材。利益越大,风险也就越大。博人气的代价是收到警告,再严重,便会扣分乃至封房间。


近半年来网络监管越发严格,每个直播网站都聘请大量的监督人员,24小时监测所有主播,一旦发现裸露或者其他涉及黄、赌、毒的行为,都会严加惩治。不要说像阿May连麦时做的许多福利,像吃香蕉、湿身、穿丝袜……就连穿吊带装、低胸装也是要被警告的。

 

   出 走   


如果一个赌徒认为自己正在鸿运当头,那么再大的风险都阻挡不了他的孤注一掷。亮哥就是阿May唯一的赌注。在亮哥的保驾护航下,阿May所向披靡,而一旦亮哥不在直播间,她就输到哭鼻子。被保护得越好,就越发输不起。

 

有几次亮哥故意不出手,让阿May尝尝输的滋味。直到阿May跟一个玩得狠的男主播PK,被虐到用睫毛膏涂成了包公的大黑脸,亮哥发在公屏上两个字“疼不”,阿May那声“疼”一叫出口,便止不住地嚎啕大哭。她觉得自己受到了来自对面主播和自家管理的双重羞辱,一个没有底线,一个见死不救。


那是开播以来阿May哭得最撕心裂肺的一次,她在泪眼朦胧中看见亮哥在公屏上说“就是要你输到疼”,教她怎么对待平民,怎么跟玩家聊天,他的每一句话都变成了刺,一根根扎进阿May心里。

 

阿May在镜头前对亮哥言听计从,却同时跟她的心腹管理私聊:“我恨死了他。”

 

然而阿May是个不记仇的人,确切地说是她没办法记仇,尤其没办法跟她的管理们记仇。她再委屈、再生气,也只能用大哭一场宣泄,然后冷静下来跟那个管理道歉。中国有句老话说“天下无不是之父母”,阿May嘴上管那些金主们叫哥,其实把他们都当爹供着,只要还留在自己的直播间,让她做什么都行。然而有些人并非想留就能留住的,物极必反。

 

某一天,亮哥突然带一个叫“非礼”的主播飞头条。那意味着亮哥在同一时间送出了全平台总价值最高的礼物,所有的玩家和主播都可以看到,并且能够跟着头条的链接进入那位主播的直播间。


那天,阿May已经无暇顾及自己直播间的公屏,她用自己注册的小号进入“非礼”的直播间,看见亮哥已经是她的管理员,并且留言说再也不会去阿May的直播间,在“非礼”这里改马甲重新玩。阿May瞬间情绪崩溃,几百个不明所以的玩家看着她哭到几乎缺氧窒息,一手捶着胸口,一手捂着脖子,仰倒在椅子上。她一到气急的时候,便会感到从心脏生出的一根筋,一直抽到后脑。

 

造成亮哥出走的直接原因,正是阿May的“严看死守”。


阿May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进入平台App,登陆自己的账号,然后在关注里查看每一个心腹管理的经验值,确保没有增加才会安心起床,因为数值一旦增加,就意味着这位管理员可能为其他主播花了钱。一旦发现数值不对,她便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钱花在哪儿了,礼物刷给哪个主播了。


只许自己诸多男宠,却不准男人们三妻四妾,而亮哥偏偏是个不服管的。升到了高等级之后,亮哥在陌生主播那里受到的礼遇,远高于已经视其为家人的阿May。于此同时,阿May也因为PK和上头条的次数增加而增长了人气,家里新添了不少管理,亮哥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他宁愿再去扶植一个级别更小的主播。

 

直到亮哥带着“非礼”上头条的那天,阿May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大意。之前的十几天里,这个叫“非礼”的ID就频繁出入阿May的直播间,由于明星等级和财富等级都很小,阿May并没有认出来这是个主播号。“非礼”是在亮哥与阿May有争执的几天里趁虚而入的。她一想到这个“小狐狸精”很可能与亮哥私聊了很多天,就气不打一处来。

 

覆水难收,既然亮哥的心已经不在自己那里,阿May会主动放弃。就跟她的初恋男友一样,刚分手的那段时间阿May整日以泪洗面,感觉天都塌了,然而时间还是治愈了一切,后来即使对方再提复合,她也决绝地转身。


哭够了冷静下来的阿May跟其余的管理们及时总结着经验教训:玩直播本来就是找主播寻开心的,亮哥是结了婚的玩家,在家就受老婆管,若是在直播间仍然处处受束缚,必然哪里舒服往哪里去。“以后妻管严要跟单身汉们区别对待。”

 

   神 豪 打 架   

 

现在,亮哥的排位停留在阿May的超级榜第五位。她依然感谢亮哥,虽然在粉丝们问及亮哥时不愿提及他的名字,但总是以“吃水不忘挖井人”来结束话题。失去了一条臂膀的阿May只不过伤心了几天,就走出了阴霾。直播间的繁荣带来了蝴蝶效应,阿May相继迎来了两个支持她的潜在“神豪”。

 

一个新人LV哥一周之内就充值几十万人民币,以四处留情闻名,见到喜欢的主播,出手相当阔绰,一千元一个的豪华礼物送出来,也要讲究“好事成双”。


来到阿May直播间的那天晚上,LV哥两个小时就冲上了30天榜前五名,不但花大价钱点歌,还帮阿May大胜了两场PK。如集邮一般,LV哥加了阿May的微信,把她拉进了他的“后宫佳丽”群,这个群后来已经拓展到了七八十人。阿May说,LV哥还真把自己当皇帝,搞出来“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才算完。

 

跟LV哥争着上头条的是南海少爷,他跟阿May早已相识。南海少爷本是主播野子家的榜首,也是因为常跑去支持其他主播,惹得野子大哭几场,心灰意冷之下退出直播。阿May常跟野子连麦,南海少爷就是在对面欺负她的罪魁祸首。

 

野子停播了一两个月之后,南海少爷找进了阿May的直播间,此后三天两头就往这里跑,别的玩家给主播开一个月守护,南海少爷一开就是三个月,他说“别人有的我们也有,我们还要比别人好”。阿May又湿了眼眶,她把他看作了自己人。

 

这个南海少爷只有17岁,算是“富二代”。他的表哥管理着直播平台的两个工会,给他的零花钱就足够每天挥霍给主播。


新主播进入平台通常都会先找个“靠山”,希望遇到麻烦时能找到人替自己出头。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加入工会。直播平台的工会类似于网络游戏里的家族,每个工会有会长和副会长,旗下的主播收入的一成都要作为会费上交,再除去平台的抽成,主播拿到手的收入只能占到礼物价值的三到四成。


作为回报,会长可以利用自身权力,将主播置顶,或者组织工会活动增加用户活跃度。在主播被扣分或者封房间的时候,工会会长的能力就凸现出来,跟官方关系到位的工会,主播会立即解封,而那些被封一个月甚至花了几万块仍被永久封房的主播,只能感慨“所托非人”。所以会长每天睡着觉都有钱进账,连表弟“南海少爷”都那么财大气粗。

 

阿May真的像伺候少爷一样哄着这位心智还未成熟的金主,他来了,想送什么便送什么,他要走,阿May绝不强留,甚至发现他带着其他主播上头条,阿May也只是开着小号去把他哄回来,不敢多发脾气。否则,这南海少爷不仅会头也不回地走掉,专捡阿May连麦PK的时候去帮对面主播赢她,也是做得出来的。


可南海少爷遇到了LV哥,LV哥可不会让着他,总会送最贵的礼物,踢掉少爷的头条。


一山不容二虎,战争是迟早的事。

 

有一回LV哥帮阿May赢了一次PK,他说神豪也有充值上限的时候,叫阿May不要总连麦,他不能保证让她每次都赢。南海少爷这时在公屏上与LV哥互怼:连麦人气高,阿May又喜欢玩,你干嘛限制她?有人专门喜欢看连麦,不PK哪里赚礼物?


所有的玩家都看着两位神豪在这里你一言我一语,几乎对骂。直到南海少爷叫LV哥滚蛋,“本少爷有的是钱,阿May不差你一个管理”。阿May知道场面控制不住了。

 

这时的阿May一脸窘迫,她不知道如何应对面前的情况。两位大神,哪个都得罪不起,她生怕说错了一句话,得罪了谁,便再也不来看她。她真不知道那些家里养着几尊大佛的大主播,是如何周旋在他们之间,把每个都哄开心了的。此时此刻,她只能选择静静看着,她设想最坏的情况就是失去LV哥,而自己却丝毫想不出劝架的办法,直播间里只能听到一首首连续播放的背景音乐。

 

阿May终于又失去了一个依靠。直播间的多数游客都以为LV哥是因为跟南海少爷的那一次争执才离开的,殊不知背后另有隐情。其实争执之后阿May私下里哄好了LV哥,撒娇卖萌求“翻牌子”,夜里LV哥四处逛直播间时,也会进来给阿May刷上两三千块,一直到坐上了她的30天榜首。

 

决裂源自一次清晨的微信聊天。LV哥的开场就让阿May无从回复:“做不做?”


她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你刚不是不理我吗?”


“那你做不做?” 

阿May被逼到了墙角:“做,来,做!做啥?”

“视频。”

“然后呢?”

“做爱。”

“怎么做是爱?”

“脱光。”

 

阿May仿佛自己真的被扒光了衣服站在那个中年大叔LV哥面前。她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了:“我可不是那个什么月!”这是阿May认识的,相传跟LV哥过从甚密的主播。


“你不是要翻牌?”

“翻牌就是要脱光?”

“嗯。”

“(后宫佳丽)群里的其他主播都这么做了?”

“你说呢?”

“不知道啊!”

“你不愿意?”

“脱光是不可能的。”

“都脱光!为什么你不行?”

“我不做这种的,大哥,不好意思。”

“再见。”

“不可以做朋友吗?”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段对话,此后不论阿May在微信上如何叫他,对方都再没有回复。

 

阿May一直都知道不少主播跟玩家在线上或者线下“走私”。用几次裸聊或者约炮就可以换来大哥的支持,带来不可预知的人气,赚了。她也悄悄去其他平台直播过,看过才明白什么是“很黄很暴力”。自己做不到,就别眼红其他主播有铁粉。阿May什么道理都懂,她似乎可以接受一切,只是需要点时间说服自己。她依旧我行我素地连麦,人气好就笑,没人帮就哭。

 

   背 叛 与 负 心   

 

在LV哥离开后不久,南海少爷也不常来了。


阿May搞不懂,自己不过是用他的号给自己刷了一个一千块的礼物,他为何在微信上发那么大的脾气。哪个主播没有几个心腹管理的账号和密码?帮他们充值,关键时刻开他们的号来救自己一把,顺便实行财政监督,多么顺理成章!是自己太不考虑管理们的感受了吗?

 

可出乎意料的是,两个土豪的离开反而让阿May松了一口气:“老娘不伺候了!”相比之下,跟小等级玩家的相处让她更开心。八哥是几个月前就来支持过阿May的老玩家,由于生意繁忙停玩了一段时间,等他再次回归时,恰好带着新管理们一起,把阿May的直播间经营得比亮哥在时更加热闹。

 

管理们在公屏上你一言我一语地调侃阿May:“你飘了!”“得瑟了!”“有异性没人性了!”

 

若是游客说几句类似的话,轻则被阿May禁言,重则直接踢出直播间,但管理们不同。阿May从不把他们的贬低当回事,哪怕说她丑、没有胸,也只是笑笑回一句“你妹的”。被管理们宠着的阿May开启了“复仇”之旅,找以前虐过自己的主播连麦PK。

 

此后的两三个月里,阿May保持着一个月升一冠的速度晋级。去年十月,是阿May最风光的一个月,后来她买了一只萨摩耶,取名就叫十月。那个月她收入超过2000万币,按40%提成计算,再加上签约独家艺人的底薪,她几乎跻身“(月薪)十万主播”行列,算得上大主播了。

 

然而她并不知道钱该怎么花。

 

阿May没什么兴趣爱好,日常除了直播就是睡觉,醒来就逛淘宝购置战衣,而直播的衣服又只求好看不求质量,便宜得很。十几个月赚的七八十万,对她来说只是银行卡上的数字。前不久,她的存款被母亲借给阿姨买房了。她本来不想借,可母亲跟她大哭。

 

她也借钱给管理。借给了八哥一万二,还了四千,还欠八千没还就跑掉了。借钱的那次是出于紧急,阿May跟另一个女主播连麦玩出了火,谁输了便要“高山流水”,不是一口,而是两盆,从头浇到脚。两家的管理在那十分钟里疯狂充值、刷礼物,大家都憋着劲儿,怕最后关头被对方“秒”到。阿May私聊八哥,问他能否帮自己一把,八哥说手上钱不多,不然,你先帮我充值,回头还你?于是,在PK结束前5秒钟,玩家八哥以一个价值一万二千元的年守护带主播阿May飞上了头条——阿May直播以来的第一个年守护,居然是在被逼上绝路几乎崩溃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钱开的,然而直播间里为其咋舌的看客们却对八哥顶礼膜拜。


她赢了PK,获得了年守护,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开心。对面主播的两盆水,好像也把自己浇了个透心凉。可她并没有怀疑过八哥的信用,她相信这个为她狂刷十万块的土豪,还上自己的一万块,就是转一手的事儿。然而在年度盛典比赛9进8的当天,他消失了。前一天晚上他还当着其他管理的面承诺,要给阿May刷两万票帮她晋级。

 

直到比赛快结束,八哥也没出现。救了阿May的是陈王爷,一大早跑去银行取出了定期存款的一万块钱。在微信里,阿May听着陈王爷的喘息声,就想马上飞到云南的军营里去抱住他。然而阿May还是输掉了比赛。以30票之差。30块钱,哪怕一个管理多出十块钱,都不至于输掉。看到成绩的管理们集体沉默了。劲儿不往一处使,都以为有别人帮阿May就够了,结果谁不后悔?那30票是阿May的滑铁卢。

 

因为这30票,自责的八哥开始剑走偏锋,既然成就不了她,便毁了她。他不止一次地大闹直播间,私聊每一个给她刷礼物的玩家,说她坑钱。更有甚者,利用年守护的最高权限,将大号玩家们一个个踢出直播间。阿May哭过,求过,闹过,气过,甚至找过工会会长解决,都无果。到头来只能下播自己哭到头痛欲裂。

 

祸不单行。阿森是阿May家的常客,但他却把陈王爷拉去了自己主播家刷礼物,从此陈王爷便走上了“跑骚”的道路,一去不复返。他在那个主播家认识了新主播34D,一边骗阿May说自己要考试,一边开小号去给34D刷了两万多块。终于在他忍不住回来送礼物的时候被阿May发现了端倪。两个人摊了牌。

 

“你喜欢她什么?”

“我喜欢她的笑。”

“你当初也是这么对我说的。”

“可是你现在很少笑了。”

 

又一次跟亮哥相似的决绝,阿May跟陈王爷说了再见。陈王爷的离开彻底击垮了阿May,那是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曾以为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好男人,下播之后经常跟他视频聊天,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长得又帅,人品又好,阿May甚至幻想过等他退伍了,有一天会嫁给他。

 

   休 止   

 

现在,阿May几乎天天在直播间哭,不是因为输,而是没人陪自己说话,她就像一夜回到了解放前,望着空荡荡的公屏,心里的那种无力和茫然,只有做主播之初的那一个月才有,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哭过还要继续播。“没人能阻止我做主播,即便我妈也不行。”

 

阿May是家里的大女儿,做生意的父母总想给她最好的生活,几乎十指不沾阳春水。大学毕业回到家跟父母住在一起,她睡在唯一有空调的那间房。饮食起居有母亲照顾,但她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直播间,所有的喜怒哀乐也牵系在玩家身上。现实中没有事情能让阿May流泪,夹在显示器边沿上的高清摄像头,仿佛把她的情绪一股脑放大,却没有打上美颜效果。

 

阿May从大学时就接触主播行业,毕业直接回家做全职主播,这是她唯一称得上爱好且能轻松赚钱的职业。她不知道不做主播还能做什么,好像除了会唱几首歌,会在镜头前表演,自己并没有其他技能。

 

她不止一次地想过,再也不干这种“不见天日”的活了,换个工作,做个正常人。只是一入侯门深似海,想换,哪那么容易?你不屑你不愿意干的工作,自然有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

 

“我从没出过重庆。还没开始见识这个世界,就把自己封闭在了网络世界里面,感觉自己出不去了。”阿May就这样拧巴着一日一日过。她告诉自己再难也要连麦,越故步自封人气越差。在连麦群里,阿May听到了频繁的吐槽,萎靡的不只是她一家,许多曾经的大主播都失去了依靠:一来是家里的大哥总有刷完的一天,二来玩家们都要留多点钱过年,三来一场年终盛典把每家的管理都快榨干榨净了。


更何况,还有每天新入驻平台的主播跟自己抢饭碗。直播这个行当,犹如大浪淘沙,更新换代极快。

 

2016年被称为直播元年,直播平台和主播数量呈井喷式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进行网络直播服务的企业超过300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以阿May所在的直播平台为例,目前拥有主播101万余人,其中新人超过6万人,阿May的级别大致排在前20万,直播18个月,平均月薪在4万元左右。到了今年元旦前后的低谷期,阿May的平均日薪约为200元。

 

直播间从此一蹶不振,再没有新鲜血液,只靠着几个老管理每天几十几百块地帮她撑着榜单。树倒猢狲散。阿May渐渐叫自己放平心态,曾经3万币都挤不进日榜,如今前五个席位都仅仅过万,阿May便“心满意足”地下播了。


让她心寒的不是收入的落差,而是人情的冷漠。她有四百多个管理员,最后仍死心塌地守着她的,只有那么四五个。她在直播间对着所有观众立了誓,即便有一天她结婚了停播了,仍然会跟陪她到最后的管理保持微信联系,也许这辈子都不会见面也没关系。

 

那之后阿May大病了一场,连打了三天吊瓶,病情刚刚好转,郑爷就从广州飞来重庆看她。这个男人不离不弃地陪了她十几个月,至今仍然是她的超级榜榜首,多少次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不论几点钟,只要发个微信或打个电话,郑爷便会出现在直播间,有时甚至开着小号潜伏着,在PK的最后关头如天使一般出现在阿May面前。

 

阿May无以为报,她想,唯有以身相许,哪怕只有这一次。

 

本文中主播及玩家网名均为化名

 

 

 

作者介绍






张露萌

记者 坐标北京


 


学工科,做新闻,爱走街串巷扎根生活。从高中时读到那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时便以记者为志向,如今兜兜转转,算是实现了年少时的梦。


不论是新闻还是写作,我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从事业单位走出来,又经历了纸媒的没落,而初心不死,依旧愿做一个时代的记录者。这些年走了许多路,见了许多人,攒了许多故事,不吐不快。


感谢破茧2.0,给了我学习非虚构写作的机会,并从候选组突围。我喜欢有挑战的人生,一如作茧自缚,而后一丝一缕地咬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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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30 03:44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江夏里:一座上海老房子见证的知青两代 | 中国三明治 

 2017-06-28 龚晗倩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21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的第60篇文章。作者龚晗倩。


江夏里,是上海虹口区苏州河边上的一个里弄,如今已经被拆迁了,踪迹全无。作者写下了曾经了居住在这条巷弄中一家三代的故事。“一个老房子静谧地待在那里,用松动透风的门窗,用满是裂缝和白蚁的屋顶,用不言语的残败身躯接纳了三代人的命运。”    


 文 | 龚晗倩 


吴青青,十三岁


一九九六年,吴青青来到上海已经三年了,从操着一口浓浓乡音到流利地使用沪语,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能够和身边的人顺利交谈,却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融入。无论怎么努力,她终究是不被接纳的,这一点,十三岁的吴青青深深地知道。

 

来上海以前,吴青青一直和父母住在皖南的小镇,在那里度过了恣意妄为的童年,她没有想到命运会毫无征兆地垂青于她,让她走出小镇。

 

其实上海对于吴青青并不陌生,从记事起的每年春节,父母都会带吴青青来上海玩几天,这里有好公好婆(常熟方言的爷爷奶奶)、娘娘(姑姑)、叔叔,每次过年吴青青都能吃到好多新奇的零食,像叔叔从国外带回的巧克力,用牛油纸满满装了一大袋,还做成有趣的汽车形状,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顿时被醇厚香浓的可可味道填满,吴青青觉得乡下的金豆巧克力除了廉价的甜味,就不剩下什么了。

 

吴青青怀揣着兴奋与得意告别了乡下的小伙伴们,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来到了上海这座大城市生活。父亲带着吴青青住进了好公好婆位于虹口区苏州河边上一个里弄的老房子:江夏里。

 

江夏里大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除了弄堂口附近的几户人家沿袭了石库门的青瓦砖雕和圆瓦顶,两扇厚重的黑色木门配以铜质门环以外,里面的门洞都是简易的单扇门面。在狭窄的弄堂里拐几个弯,沿着木门上的绿色铁牌上的数字找过去,便来到那个熟悉的门洞。



进门是公共厨房,门边是石头水槽,水槽上方高低错落着三个水龙头,属于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三户人家。靠墙立着两个摇摇欲坠的架子橱,里面摆满了锅碗瓢盆、瓶瓶罐罐。每次经过厨房,青青都尽量轻盈地“飘”过,以免沾上架子橱和煤气灶上的油垢与灰垢的结晶物。由于是公共区域,大家都很好地推脱了清洁打扫的责任。所以整个厨房的色调是暗沉的黑色,细看连窗楞上都厚厚地长了一层黑褐色“绒毛”。

 

穿过厨房,是一条只容一人通行的窄道,几只洗澡用的大木盆竖起来斜靠在墙上,还有一些杂物堆积墙边。通道的尽头左手边是一扇门,里面住着一家三口,再往前就是天井院子和铁门,一般由一楼人家出入,住在楼上的自觉地从前门进出。后来一楼住户在天井里搭建了卫生间,从此摆脱了“马桶”。

 

靠厨房一头有一段接近80度陡的楼梯,每一级阶梯都只有半只脚宽,上楼下楼必须侧着身子斜脚踩上去才能站稳,左手边有一截贴墙的栏杆,落了几十年的浮尘,偶尔站不稳拉一把就满手灰。

 

右手边是一间5、6平米的亭子间,住着一位阿婆。门是推拉木门,年代久远的木槽没有滑轮,每次都要使劲往上抬一下,才能拉动打开。进去后需要弯着腰,因为层高只有1米左右。里面没有窗,只有一个通风口,漆黑一片。阿婆在这间无法站立的“鸽子笼”里住了一辈子。

 

楼梯上去是一个半平米左右的平台,左手边是一间大一些的亭子间,可以直立行走,窗下能看到下面的弄堂,这间小房间住着阿婆的女儿女婿外孙一家。


平台的右边有五六级台阶,上去后正对着的房间是好公好婆的卧室,右手边是饭堂间。卧室朝南,每天清晨有阳光洒进来,透过淡绿色百叶窗的缝隙,把黑色的木地板镀上一层光,能看见蓬起的尘轻轻浮在光线里。

 

吴青青刚来时好几次想进去晒晒太阳,和好公好婆玩一玩,悻悻地发现门上了锁,进不去。也对,好公好婆不会讲普通话,和孙女鸡同鸭讲,毫无意义。所幸吴青青很快学会了上海话。


后来吴青青想看班上同学说得神采飞扬的动画片,敲门进去,好公好婆在看苏州评弹,电视机里坐着一男一女,男人一袭黑色长衫,女人身着艳丽的旗袍手持琵琶咿咿呀呀地唱着吴侬软语。每天晚饭后的评弹是好公好婆的保留节目。傻傻地听他们唱完已是九点多钟,动画片也结束了。吴青青怅然地回到自己的阁楼。


从二楼上到阁楼,需要放下墙上的黑色木头挂梯,在通往阳台处转身爬另一段更窄的楼梯。每一级木板之间是宽大的空隙,吴青青总是担心自己会一脚踏空掉下去摔死。

 

在好公好婆的房子里有严格的规矩,比如食不语,好婆告诉青青,吃饭时讲话会咒死娘。吓得吴青青一句话也不敢讲。


有一次吴青青实在太想看动画片,便想端着饭碗去卧室边吃边看,被好公严辞喝止。“吃饭不许看电视!没规矩!”吴青青也气急败坏了,吃完饭老人要睡午觉,下午和晚上他们都要看评弹节目,凭什么电视机只被好公好婆霸占,凭什么自己不能看动画片!她冲着老人直嚷嚷,还和好公推搡了一把,赌气地爬上阁楼,把木门“砰”地一声甩上,重重地将小板凳砸向地板,发泄了一番终于怒气消退了一些。

 

过了一会儿,好婆喊青青,“下来吃饭吧,肚子饿坏了可不行。放心吧,我们不打你。”她喊了好几声,吴青青下去了,知道自己刚才有点过分,低着头刚想认错,好婆一拳打在吴青青的鼻梁上,鲜血流淌下来,点点滴滴的猩红像落下的凤仙花瓣。吴青青懵了,她哭着跑回阁楼,吓得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一整天都没有下楼吃饭。

 

后来好公好婆再也没有动手打过吴青青,因为她变乖了,从来不会提出要求,只是坐在那里安静地吃饭,然后回到阁楼,也不再吵闹着看动画片。她像一块木头,没什么反应。她终于认清了自己的位置,不是撒娇卖萌的小孙女,而是寄人篱下的乞讨者。在大上海,有一个屋顶遮风挡雨,有不用发愁的一日三餐,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奢求呢?

 

有一段时间,吴青青总想着出走,到了晚上,收拾几件细软放进包里,像一只壁虎一般沿墙上的挂梯爬下去,可每次都被好公听到响动,跑出来抓个正着,她耷拉着脑袋又回到阁楼。其实也没有目的地,不知道还能投奔谁,娘娘和叔叔都对她很好,但毕竟那是别人的家,不是她的家。

 

后来吴青青不再背着细软,而是等到过了十二点,轻装上阵爬下挂梯,终于成功了,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她走出老房子,来到马路上,苏州河就在一旁静静地流淌,散发出阵阵腐烂的臭味,桥上没有行人,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便又回到弄堂里。

 

吴青青走进江夏里隔壁的经纬里,这条弄堂靠近马路的一段很宽大,给人一种安全的感觉。而且这一段有路灯,照亮着脚下,走到一百米处的夹竹桃树下,一桌上身赤膊的男人饶有兴致地搓着麻将。吴青青不懂搓麻将,便转弯进了狭窄的支弄。

 

支弄里没有路灯,漆黑一片,和白天的嘈杂相反,听不见说话声、电视机声、收音机声,吴青青不禁怀疑,这么多的屋子门洞里面真的住了许多人吗?还是到了夜晚,所有的人都去了另一个世界。

 

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不停地走,吴青青觉得自己来到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所有的路都相连,一条刚走到头,马上出现了另一条路。路上的景象都很相似,黑色木门,旁边有方形的石头水槽,水龙头上反罩着一只易拉罐,有的还上了锁,门的另一边有时会凸出来一间私砌的水泥房当作底楼某户人家专用的卫生间或厨房。

 

心跳到嗓子眼的吴青青飞快地走着,不时回头看有没有黑影跟着,到后面索性跑了起来。终于七拐八弯转到了一个极其狭小只容一人通过的不起眼的小巷,竟然通到了马路上。吴青青长舒了一口气,辨认出这是海拉尔路,路上随处可见垃圾和脏水坑,不远处是三角地菜市场。

 

弄堂探险从此成了吴青青的秘密,她从未如此期待黑夜的到来,虽然怕黑,但夜色中的弄堂迷宫有一种无法细说的魅力,让人想一探究竟。吴青青一遍又一遍地走过那些宽宽窄窄的小路,试图记住每一家门口的特殊标记,找出每一个通往外界的出口。过了很多年以后,她才猛然发现,这几个相连的弄堂加起来也就是一个街区,绕着街区完整地走一圈也不过是十几分钟的时间。

 

住在“鸽子笼”的阿婆时常关心吴青青。每次看到她,都会和气地问长问短,吴青青很羡慕亭子间的哥哥,有这么和蔼可亲的外婆,所以常去亭子间玩,还能看到动画片。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吴青青觉得不太对劲了,阿婆常常拉着她一遍遍地问什么时候来的上海,父亲现在在哪里之类的事。后来吴青青总听到亭子间的阿姨破口大骂:“死不掉的,又拉屎拉在身上也不说,臭得要死。"这才知道阿婆是得了老年痴呆症,经常忘了洗澡换衣,大小便失禁也不自知。

 

吴青青最后一次听到阿婆的声音,是一个冬天的清晨,时针指向6点,外面的风刮得生猛,像是能卷走地上行走的一切活物。

 

“鸽子笼”的阿婆吵着要出门,却不知大门在哪里,在老房子里迷了路。她敲打着好公好婆的门,大声叫着开门,她要出去。好公一直没有开门,在里面回答她:“你走错了,门在下面,这里是二楼。”亭子间的阿姨也被吵醒了,叫嚣着:“你怎么不去死!你去死掉好了!”阿婆找到了离开的路,走出了老房子,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吴青青听说亭子间的阿姨在外面找了好多天,一直没有找到阿婆。“鸽子笼”成为堆放杂物的空间。

 

吴青青的阁楼也有至少一半是用来堆放东西的。靠近阳台的那一半屋顶是个45度角的斜坡,好婆把多余的被褥棉被、箱子杂物都堆在这里,用一块发黄的麻布盖在上面。吴青青曾在箱子里翻出许多包着牛皮纸脆弱泛黄的书,那些是上一任主人叔叔留下来的,她津津有味地读完一本又一本。她喜欢在这个角落待着。


有一次,同学来阁楼玩,指着那块脏兮兮的麻布说,这下面像一具棺材。

 

吴青青晚上有些睡不着,倒不是害怕棺材,而是隐隐觉得,这里一定埋藏了什么。


吴世人,十四岁

 

一九六八年五月,江夏里搬来了一户人家,老老小小八口人。


吴世人跟着父母在弄堂里左拐右转进了一扇木门,他踩着吱吱呀呀的楼梯一直上到了顶层的阁楼。阁楼不足8个平米,进门需要弯腰,阁楼的木门高不过一米,屋子中央有一个四方的玻璃窗,由一根木棍撑起。屋顶有一个大斜坡,斜坡下的地板便是接下来一千多个日夜的栖身之处。


吴世人排行老大,又是男孩,主动要求和两个弟弟打地铺,两个妹妹跟着外婆睡在大床上。对于吴世人来说,这是他期盼已久的小小的、拥挤的却难得的容身之地。

 

这一年,他十四岁。

 

从出生起,吴世人就开始了他奔波流离的人生。几个月大时,便被父母送往常熟老家隔壁村的人家寄养,五岁多的时候才被接回父母身边,与几个弟妹挤住在静安区的一个弄堂口搭建出来的不足10平米的狭长房子。几年以后,父亲在工作的机床厂分了一间房,吴世人和弟妹们迁往杨浦区。两年以后,全家又搬至虹口区塘沽路上。住了一年多,再次搬家,这一次,他来到了苏州河边的江夏里。这房子够大,有一个二楼朝南的卧室,一个饭堂间,和一个阁楼。


 

不断搬家的那段时期正好是文革爆发之时,街上经常看到有人被批斗,戴着高帽子游行。吴世人在小学里也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红小兵”。


与“红卫兵”不同,参加“红小兵”的没有荣誉袖章的标识,走在路上也没有趾高气昂的底气。当时学校不怎么上课,喊口号和背毛主席语录占据了大量的时光。


吴世人常常闲得无聊,与同学们晃到鸭绿江路的车站坐公交车玩,那时的公交车班次少,车上的人挤得前胸贴后背,一群“红小兵”窜上车不买票,还热烈地给乘客们高唱宣传歌曲,惹得公车司机不胜其烦,乘客们虽不堪其扰,但为了显示政治正确的态度也不便出言喝止,只能劝说着“唱累了吧,下车去喝口水吧。”

 

搬到江夏里的同年,吴世人到溧阳路的新沪中学就读,学生们已经闹着复课学习知识,批斗的浪潮渐渐退去,语录被翻来覆去地唱着,也失去了昔日的激昂之情。初中三年平静如水,第四年开始学工学农。

 

吴世人的班级50几人全部被分配到了苏州河畔香烟桥路的益民食品厂,厂子很大,学生们分别入驻了不同的食品车间,有冰淇淋、巧克力威化、罐头等,吴世人被安排在了软糖车间,他的工作是站在流水线包装机器前,盯着一个一个牛奶糖、花生牛乳糖从裸露着粉嫩的玉体到穿上薄薄的糖果纸,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实在是不容易。


幸好有些糖果纸包裹得不够服帖或是歪歪斜斜的,吴世人便将这些衣着不得体的糖果拣出来,糖果的命运就此改变,逃脱了被装箱存储仓库的集体生活,却被装进了少年的口袋,最终进了全家人的肚子。有时候糖果太多,便被吴世人拿来与同学们交换肉罐头、冰淇淋和巧克力威化。

 

幸福的日子只过了半年,与糖果的纠缠到此为止。吴世人在那个冬天与十几位同学去了崇明岛的堡镇。带吴世人的农户家里有一片广袤的油菜地,完成每一次翻土播种施肥和收割均需要一个星期时间。在一片片明黄得刺眼的油菜花丛中穿梭来去,手持镰刀从根部割下一株株结了籽的油菜杆,把收割的油菜杆和累趴下的自己摊晒在田埂上发呆,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未知的命运一天天逼近。

 

从堡镇学农归来,到了毕业分配之际。不似六八六九年的一片红(全部下乡),吴世人毕业那年有四个选项:当地工厂、郊区农场、外地工厂、上山下乡。


然而,吴世人仍然是被选择的那一个。同期毕业的学生家中有哥哥姐姐已经下乡的,学校会优先安排这些学生进当地工厂和农场作为照顾和补偿,次之外地工厂。轮到老师来找吴世人时,只剩下了上山下乡这一个选项。而一旦下乡,便意味着永世不得回城。吴世人不愿意,想去工厂,当地或外地都行。老师一次次来做思想动员,没有工厂,只有下乡一条路。吴世人是长子,只有下乡了,下面的四个弟弟妹妹才能有更好的出路。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寒冬,学校把打包好的被褥席子棉袄夏衫统一发往十六铺码头,吴世人登上逆流而上的江轮,把青春的记忆全部埋葬在了江夏里阁楼的斜顶下,那个曾经让他得以安身的角落。他奔向更加广阔的天地,却不知何处是归巢,也许注定一辈子流离失所,随波逐流。

 

吴青青,二十岁

 

亭子间的阿姨一家搬走了,住进来一位神秘的女租客。她四五十岁上下,褪色的黄头发在脑后高高束起极短的一小撮,面色如多年没有翻整过又经历了暴晒的泥土,又干又黄。


从她搬进来的第一天起,亭子间便响起了“叮叮叮咚咚咚”的敲打声。短马尾女人把沿着弄堂的两扇窗用一根根铁条装起了栅栏,窗子关得死死的,再用透明的厚塑料严严实实地蒙住缝隙,形成了密不透风的空间。

 

她从早到晚敲个不停,隔壁邻居老孙有意见了,嚷嚷道:“敲什么敲?白天敲晚上也敲,还让不让人清净了?”短马尾女人一声不吭,老孙见她不接话,也不敲了,便当没事了。谁知过了几日,一天晚上,短马尾女人突然大声喊道,“不要脸的臭男人,偷看老娘洗澡,没看过女人吗?不要脸!”隔壁老孙吓得不敢回话,他还是单身,怕一接就扯不清楚了。

 

老房子里洗澡是一件麻烦事,江夏里建造的时候没有排污系统,所以屋子里没有卫生间。洗澡只能在进门的公共厨房解决。一个人洗澡,所有人家都不能烧饭,也不能进出。夏天洗澡很闷热,对着弄堂的窗子总是不会关紧,而是留一条缝。吴青青多次在洗到一半时,被亭子间的阿姨叫开门,让放学回来的哥哥上楼写作业,她只能光着身子躲在门背后让哥哥穿过厨房。


在夏天的厨房里洗澡最可怕的事,不是被人偷看,而是一盆水浇上身,溅起水槽里蟑螂无数。后来吴青青再也忍受不了,转而深夜在露天阳台上对着月亮沐浴。

 

短马尾女人偶尔开门出来,吴青青便闻到从亭子间的密室里飘出来一股浓烈的说不清的味道,不是单纯的臭味,更像是一座古墓封闭千年以后被打开时散发的毒气,能把人熏得晕死过去。幸好吴青青平时在学校住宿,周末才回来,得以避而远之。

 

母亲何秋平来上海找活干,在姑父介绍的纸箱厂当工人,晚上睡在阁楼里。她睡眠很差,极易惊醒。连续几夜,何秋平听到有人在凌晨一两点钟窸窸窣窣地摸上楼,呆在阳台上好一会儿,又极轻地下楼。清早起床去阳台上一看,晚上晾在窗檐下的衣服上有一口淡黄色的痰渍。

 

有一天,何秋平在厨房做饭,遇见了短马尾女人。短马尾女人问何秋平借梅花起子,何秋平说没有。短马尾女人转身问隔壁的张大叔借到了。此后短马尾女人嘴里就不干不净,骂骂咧咧:“垃圾,一家人全是垃圾。”吴青青起初不以为意,以为她只是发泄而已。

 

一个周末的晚上,吴青青上楼时经过亭子间,又传来了短马尾女人的声音:“垃圾!死老公的寡妇,寡妇命,生赔钱货的命,垃圾……”吴青青瞬间明白过来,脱口而出骂了女人“傻X”,这一骂就像按下了“发射”键,短马尾女人箭一般冲出亭子间,刺鼻的气味把吴青青熏得踉跄,女人的叫嚣声一浪盖过一浪,“你骂谁傻X?小小年纪就骂人,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婊子女儿……”

 

何秋平操起一把扫帚挡在吴青青前面,用高亢的声音压过短马尾女人,引得左邻右舍都来观战,她属于得理不饶人的,平时说话细声细气,一旦惹恼了她,母老虎的架势就出来了。何秋平原先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到短马尾女人骂归骂,不理她就是了,这次短马尾骂到女儿身上,便愤然反击,并且要让所有邻居评理。邻居们了解吴家的安分守己,都站在了何秋平一边。

 

这一役之后,短马尾在亭子间的门上又加了一把锁,“垃圾”时刻挂在嘴边,何秋平发现阳台上的衣服多了许多痰渍。于是她带着吴青青去居委会,让工作人员转达房东赶走短马尾。后来亭子间的阿姨过来看见窗上密密的铁栅栏,吓坏了,这还是房间吗,这是牢监啊。她也怕短马尾精神有问题,闹出什么更严重的事来,便让她赶紧搬走了。

 

何秋平在秋天过后,也离开了老房子回到皖南。她的妹妹拉着她一起做服装生意。吴青青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一潭死水。寄宿于校园时还能和同学室友说说心里话,到了寒假,所有人都回家与亲人呆在一起,吴青青失落地回到空荡荡的老房子,这个她从来不认为是“家”的地方。


好公几年前已经去世,好婆每天忙着去公园健身聊天、寺庙烧香、听电视里穿着长衫的男人拉二胡唱评弹。

 

吴青青总是一个人。

 

她渐渐地不想起床,觉得阁楼里冷极了,头顶上的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看不到一抹云彩,只见到窗下蓬起的灰尘。及腰高的木门缝隙大得很,风嗖嗖地灌进屋子。屋顶上一道道黑色裂缝纵横交错,蜿蜒着布满了整片石灰墙顶,下暴雨时总能接满一脸盆雨水。床边的矮桌上躺着一本弄堂口书摊上借来的书,吴青青几经纠结,终究没有伸出手拿书,外面的空气太冷了,把手捂在被窝里压在屁股下面,才能保留一点余温。


 


好婆房间的钟敲响了十二下,吴青青还是没有起床,她憋住了尿意,好像极度寒冷时把尿保存在体内也能感觉更暖和一些。时间一秒一秒地流走,窗下的灰尘还在起舞,他们不觉得饿,也不会累。吴青青觉得自己就像这微光下的尘埃,不吃不喝也不会饿不会累,轻轻地来,悄无声息地走,无人关心,无所留恋。

 

她睁大双眼,抬头只能看到不足半平米的一片天,外面的世界那么宽广,她却无力走出禁锢住自己的这一张床,一方阁楼。她与世界无关。

 

里尔克说:谁此刻孤独,谁就将长久孤独。

 

吴青青控制不住地想念皖南小镇,想念父亲的自行车后座,想念母亲的轻声细语。那些爬在桑树上摘桑椹、在田野里奔跑的记忆仿佛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了。

 

下午三点,吴青青忍到了极限,拖着发软的双腿坐到痰盂上,屋子在头顶旋转,身子轻飘飘的,有那么一刻,她不确定自己是生是死还是升仙了。起床后吴青青去饭堂间找到好婆留下的冷饭,在微波炉里热热,吃了一顿也是这一天的唯一一顿饭。

 

这个寒假的大多数时间,吴青青都在不想起床和抵抗尿意中度过,假期快结束的时候,她生病了。本来可以憋尿达18个小时,却突然尿频到几分钟一次,去药房买了三金片吃,不管用,后来已经发展到每尿一滴都伴随着疼痛痉挛。吴青青继续忍到了学校开学,医务室的医生看着量杯里浅浅一层浑浊发红的液体说,这是血尿啊,你再晚一点来,就要得肾炎了!

 

在医生和室友的照顾下,吴青青的病好了,从此不再憋尿,只是不想起床这个毛病,却是治不好的了。

 

吴世人,二十一岁

徽州小镇,瓦垄红旗公社,五名来自上海的知青住进了生产队。这个生产队由近百名当地农民组成,生产队长让五位知青分别轮流跟着农户们下地干活。

 

早上天麻麻亮的时候,生产队长一声哨响,吴世人起床洗漱,吃稀饭咸菜,然后背着工具劳作,见月亮时才摸黑从地里回生产队。春节后翻土,谷雨时插秧,赤着脚把裤腿卷到大腿,一天下来总是能收获几只水蛭,在腿肚子上吸得牢牢的,用力拔下来一甩,皮肤上留下一抹血迹。

 

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水稻、小麦、高粱、山芋、油菜,还有黄豆绿豆赤豆。种山芋最容易,因为不用打农药也不用施肥,黄豆次之。家家户户都存了好些黄豆准备过冬,年前把豆子拿到豆腐作坊磨成豆腐,放在凉水里浸着,豆腐不会坏,能吃一个冬天。

 

农村里吃时令,四季豆、辣椒烧茄子、山芋、大白菜是桌上最常见到的小菜。有时候吃不饱肚子,几个知青会从农民的地里挖几棵大白菜来炒着吃。冬天的大白菜高度快赶上膝盖了,一颗可以吃好多顿。农民发现后心疼这些大白菜,又对知青不忍心,于是常隔三差五地送几片大白菜最外面一圈的菜叶来。

 

吴世人身体瘦弱,挑担挑不好,农活也做不动。农村里施肥浇大粪,从粪池挑两大桶粪到地里,一根长扁担,肩挑两头,一歪一扭地走,边挑边洒,后来吴世人学聪明了,把粪桶装得浅浅的,就是要来回多挑几次。他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同时下乡的一位知青一年后就逃回了上海。

 

第三年,生产队长不知是出于怜悯还是嫌弃,将吴世人派去看山,从此摆脱了粗重的田地农活,与其说是流放山头,不如说是自由自在的美差。

 

连绵的群山中一座不高的山头是属于红旗公社生产队的,当地人叫它“金山”,不过山里并没有金子,只有高耸入云的密密的松树,从整片深深浅浅的绿中钻出来的一簇簇的映山红,和杂草中零零落落的野菊花。

 

吴世人每天早上绕着金山走两遍,下午再绕山两圈。常有农民会来砍松树回去做个木头家具或是当柴禾烧,他的职责是阻止私自砍伐。有时会遇到放牛娃,抽着手中的鞭子吆喝着,吴世人会停下来,随意聊两句,看到牛啃树也要喝止,再继续上路。猛兽没碰到,獐子倒是见过,长得有点像雌性梅花鹿,短小的耳朵极为灵巧,一听到响动便轻盈地跳入灌木中。

 

很多时候,吴世人在山中走了一天一个人也没有见到。他每天更换不同的路线把金山的角角落落都走了个遍,走累了就躺在山坡上望着蓝得发白的天,太阳照在身上暖暖和和的,连心底最深处的孤独都被热烈地感化了。


夏天太热的时候,吴世人会钻进松树林里,躺在泥土表面厚厚一层松叶上,软蓬蓬的,头顶是被树梢枝叶割划得支离破碎的天空,心里是芜杂无章的思绪,不知道如何诉说,向谁诉说。偶尔有鸟儿飞过,远处一声鸣,惊醒这一山的死寂。

 


二十一岁的吴世人,益发沉默。他与世界无关。

 

看了一年山,镇上开始招工了。同来的知青王大勇凭着一贯的踏实肯干和头脑活络最先找到了广播站(相当于现在的地方文化局)的工作,几个月后吴世人在邻镇的信用社谋得出纳一职,户口也从农村迁到了城镇。信用社虽小,却承担着银行的责任,吴世人每天在窗口为生产队买化肥农药的批贷款,以为一辈子也不过如此了。

 

一九七九年,知青大返城,吴世人在绝望的平淡中看到了一道亮光。当时有一个顶替的政策,也就是下乡知青的父母在上海企事业单位上班的要提前退休,让子女接班。当时吴世人的父亲在机床厂,母亲在纺织厂,但两人商量后谁都不愿意退休,反正吴世人在农村也待了七年了,就让他烂在那里一辈子吧,只当没生过这个儿子。


心灰意冷的吴世人不再乞求,也不像其他的知青削尖脑袋地想办法让自己生病自残为了搞病退回城,他接受了流放的命运,反正从出生起就已经如此了。

 

直到两年后的冬天,何秋平来到了信用社的窗口,吴世人死水一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每天下午四点,何秋平结束供销社的工作,带着当天的营业款来办理存款业务,就这样结识了吴世人。

 

供销社就在信用社隔壁的大院子里,分设了食品柜五金柜布匹柜百货柜。平时空闲,节日期间人流络绎不绝。农村一年三大节,五月节(端午)食品柜前买绿豆糕的客人排起长龙,八月节(中秋)买月饼的人又是熙熙攘攘,春节更是热闹,农村订婚提亲男方要到女方家“看节”送礼,礼品不外乎是洗发膏香水肥皂,还有布匹。

 

何秋平负责百货柜台,白天卖日用品,晚上所有同事帮着布匹柜台数布票(当年凭票扯布),遇到三大节常一数数到深夜。空闲的时候,何秋平和几个同事会跑去隔壁信用社的院子看电视,当时镇上只有信用社一台电视机,到了晚上,把电视机抬到院子里,摆放好一排排椅子凳子,俨然是露天电影院。

 

有一次,何秋平和同事去得晚了,椅子坐满了,她们只得站在最后一排。吴世人见此情景让出了椅子让两位年轻姑娘坐,何秋平第一次对这个来自上海却一口乡音的知识青年产生了好感。

 

每天下午四点,何秋平准时来到信用社窗口,两人开始闲聊。有时吴世人手边放着一本书,何秋平便问,看的什么书,多是一些外国小说。何秋平没看过,便借来读,第一本是《茶花女》,后来又陆续借了《羊脂球》、《安娜·卡列尼娜》等。每次还书前,何秋平总是小心地包一层书皮,在书脊上一笔一划写上书名。

 

那个夏天,一种炽热又甜蜜的气息在一借一还的书页中发散出来,飘荡在两个相邻的院子里。中午闲暇休息时,吴世人跑到供销社的百货柜台一站两小时,为了见何秋平一面,说说话。也是奇怪,平时沉默得要钻进地底的人,在何秋平面前,却有那么多温情软语和欲言又止。

 

又过了两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取名青青。

 

女儿青青从小精力旺盛顽劣不堪,却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趣味。直到知青子女回城的政策传来,吴世人心想,自己是回不了上海了,起码得让女儿回去,有了上海户口,就能在上海读书工作,可不能像自己一样在不知名的小城镇上蹉跎一生。

 

江夏里

毕业之后,吴青青迫不及待地搬离了老房子,决绝地与厨房水槽的蟑螂、阁楼里乱窜的老鼠以及那个曾给她慰藉的披着麻布的角落划清界限。她在高楼的群租房里度过了一年光阴。

 

进门处的走道嵌了一面大镜子和一根顶天立地的钢管,身材曼妙却膝盖乌青的妙龄女子傍晚时分会缠绕或倒挂在钢管上舞蹈,晚上她的短发女伴骑摩托车带她转几个酒吧场子,同时保护跳舞女子不受男客人骚扰。吴青青每次路过钢管舞女郎的身旁都会忍不住仔细打量,她看到的不是性感和撩人,而是不屈的力量和坚毅的眼神。她甚至动过拜师的念头,询问下来要3000元学费包学会,想来想去没舍得花钱。

 

阳台上搭出来的一间房住着一位其貌不扬的年轻女子,不知道白天做什么工作,但到了晚上经常带不同的男人回来过夜。


吴青青的房间靠近公共厨房,群租房有十间住户,有人做了饭不洗碗,就放在水槽里过夜。那个夏天她见识了成百上千只黑色蟑螂如地底石油般涌出,成年蟑螂甚至张开翅膀飞向屋子的角角落落,原来蟑螂不仅生存于破旧的老房子,它们无处不在。

 

有天晚上,吴青青梦见打网球,对打的那个人是另一个自己,这是一个极其精彩的多拍,来回来回地不知打了多久,吴青青感觉筋疲力尽,都已经跑不动去接球了,可是球却神奇般地每次都接了下来,她想把拍子扔掉,却粘在了手上,双腿则不听使唤地继续跟着球的方向跑动。

 

就在她坚持不住要放弃的时候,男友拍醒了她:“你怎么了?你在抽筋啊!”男友发现吴青青睡觉时不停地抽搐,往上翻得只剩眼白的眼珠还骨碌碌地转,便觉不对,叫也叫不醒,只能重重地拍打。吴青青恢复意识后发现呼吸不了,她死命吸气,大口大口地,每次吐气都伴随着呻吟,总算活过来了,摸了摸床单,全湿透了,裤子也是湿的,小便失禁了。

 

房间里的窗是半开着的,门的上方有一个方孔,通向外面的厨房。除了煤气泄漏,找不到其他引起窒息的可能性。

 

当晚吴青青就搬出了群租房,她又灰溜溜地回到了江夏里。

 

一年后,吴世人与何秋平也回到了老房子,这一次,他们不走了。吴世人办了提前退休,响应知青退休后回沪投靠子女的政策。

 

四十年过去了,一切都没变,墙上的挂梯、阁楼里的天窗、屋顶斑驳的裂缝,甚至是那张木板大床,都念旧地保留着吴世人离开前的样子。

 

一切又都变了,阁楼里新装了空调,多了一台电视机,还有网络。电视机下面三只叠起来的樟木箱子装着好婆的旧衣物,斜坡下的地板堆着好婆的被褥杂物,用一块发黄的麻布盖在上面。看来是不能睡人了。

 

吴世人让何秋平和青青睡阁楼的大床,自己找了个锈得看不清颜色的折叠行军床往二楼的饭堂间一放,晚上便睡在上面。冬天还好,夏天把所有门窗都打开,还是被涌入的热气钻进皮肤里的每一个毛孔,汗衫上黏糊糊的,任电风扇怎么吹都感觉不到一丝凉意,窗外的阳台上有一只空调外机,肆无忌惮的热浪配上轰鸣声,直把人掀翻。

 

对于吴世人来说,没有什么是难以忍受的,他早已习惯了以逆来顺受的方式来对待生活赐予他的所有,能够回到故乡上海,回到江夏里,与家人守在一起,便是命运对他最大的恩赐。当年与他一起挤在阁楼里的四个弟弟妹妹,早就通过努力奋斗,在各自的领域风生水起。吴世人当年下乡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价值的,只是他个人的运气来得稍晚一些罢了。

 

吴青青的心情很复杂,她既为与父母重聚而欣喜,又因为彼此长时间不曾一起生活而充满了矛盾和陌生感,看着父亲蜷缩在行军床上的瘦弱身躯,她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便又一次搬出了老房子。

 

再次回到江夏里,是二零一一年的冬天,母亲何秋平把亭子间和“鸽子笼”租了下来,找人装修了亭子间,在阳台上砌了一间不足两平米的水泥房,可以洗澡和使用电马桶。吴青青住进来时,亭子间的窗棂被短马尾女人装铁栅栏留下的钻孔已经填充得看不出痕迹,刷的油漆是凋落的玉兰叶色,地上铺了一层胡桃木色的地板。吴青青坐在新买的松木床上想,一家人总算齐齐整整地在一起了。

 

一楼的公共厨房享受到了市政府的旧房维修翻新福利被整修一新,地上和墙上都仔细地刷了水泥和石灰,蟑螂已无所遁形,从此消失了踪迹。

 

底楼的租户是一家来自四川的三口之家,女主人抱了只野猫回来,凶得很,是只能抓老鼠的厉害角色。自从野猫来了,老房子里就再也没有老鼠敢露出脑袋来。

 

一个夏天的晚上,吴青青回家看到一楼过道竖靠着墙的大木盆边沿上躺着五只小猫,它们都是野猫刚生下来没多久的小崽子,有一只猫的毛是黄色的,其他四只都是白色的,它们闭着眼睛懒懒地睡着了,肉肉的小爪子轻巧地搭在盆沿上,一副乖乖的样子。

 

小猫长得足够大的时候,学会了爬楼梯,便喜欢钻进亭子间、饭堂间和阁楼。何秋平每次都会留一些饭菜给小猫们吃,它们吃完了会靠在何秋平的脚边打瞌睡。有时也会钻进吴青青的鞋子里睡觉,好几次吴青青出门穿鞋,一脚踩进去是湿的,凑近了闻,一股猫尿的骚味。

 

后来,又有了新的烦恼。

 

猫主人平时工作和家务繁忙,没时间给猫洗澡,小猫又喜欢到处跑来跑去,在外面惹了一身跳蚤回来,咬的吴青青两条腿上全是红色肿块,数一数有三十多个包,连成一圈,最可恨的是,它越抓越痒,不得不狠命地抓破皮见血为止,刚刚红色褪下去一些,又开始痒,反反复复,足足痒了三四个月。

 

虽然蟑螂和老鼠都不足为患了,老房子还是迎来了新朋友:白蚁。

 

何秋平第一次发现白蚁,是在阁楼的屋顶上,她看到有些小东西在动,白乎乎的和屋顶的石灰色差不多,一群群从裂缝中钻进钻出。屋顶上是泥土坯和檩木,白蚁应该就是从檩木中生出来的。成年的白蚁很难抓住,它们黄黄的,长着翅膀会飞。

 

就在何秋平担心白蚁把屋顶蛀塌的时候,居委会传来了江夏里所在的街道路段动迁的消息。家家户户都兴奋地互通小道消息,并赶在冻结之前把所有能迁的户口都迁进来,以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

 

众盼所归,动迁组入驻了海拉尔路的一间废弃的小厂房。签约那天窄窄的街道上挤得像是新年守岁的外滩,人们在破旧的老房子里待得太久了。


逃离老房子,曾是吴青青这么多年的渴盼。从壁虎般爬下挂梯的那一刻,她便知道这是自己要完成的使命。只是没想到,会是以这样的方式。


一次次的出走,一次次的回归。老房子静谧地待在那里,用松动透风的门窗,用满是裂缝和白蚁的屋顶,用不言语的残败身躯接纳了三代人的命运。离开的那天,吴青青望着即将灰飞烟灭的江夏里,这一次,是真的不再回头。

 



龚晗倩

杭州猎头 坐标上海

 


过去的十年中我从事过涉外导游、进口贸易销售金融猎头。从卖中国特产浦江游船、ERA杂技tour到化工原材料卖过人


我感激那些“买过”、和被我“卖过”的人,是他们帮助我摆脱赤贫开阔眼界。只是随着不断有新的目标,业绩和指标一再刷新,我的心里却越来越空,不知何处是岸。


我不想再写冷冰冰的推荐报告,充斥着管理资金规模和年化收益率,我想写身边有血有肉的故事,体会生活的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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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 12:4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去香港买保险的大陆人, 因何入坑? | 中国三明治 

 2017-06-19 袁洁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21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的第60篇文章。作者袁洁。


中国人忌讳谈疾病和死亡,以及其他所有未知的不幸。而近年来渐渐呈现出大陆居民大规模前往香港购买保险的趋势,具有风险意识、未雨绸缪的人数逐渐增加。2016年前三季度内地访客新造的香港保单保费达489亿港元。这篇文章,从投保者姚瑶的经历出发,逐步勾勒出当下会费钱费时去香港买保险这一类群体的心理特征。


 文 | 袁洁 


2017年1月14日,香港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下午四点多,灰蒙蒙的天空飘起小雨,落在鼻尖,凉飕飕的,姚瑶缩了缩脖子却感到一阵轻松。


早晨七点从深圳出发,经皇岗过关来到香港,跑了三个医务所,见不同的医生护士完成抽血、量血压、超声波、唾液DNA取样等各项检查,通过IPAD不停地签电子单,在见证室留下影像资料,到缴费大厅交出成沓美元……


马不停蹄的行程终于结束,三个月来魔怔一样的心事总算告一段落,她在酒店里四仰八叉地睡了个回笼觉。

 

这三个月里,姚瑶甚至失去了一个孩子。B超得知二胎停育的前一晚,她刚刚和香港的保险经纪人微信语音聊到将近凌晨一点。


为孩子买保险而“入坑”

 

“购买保险的原则是,先保大人,后保小孩,重点保家庭经济支柱。”刘莉说。


刘莉是姚瑶的办公室同事,从前听她提起保险姚瑶并不上心。那时的姚瑶,还处于听到“保险”二字便怀疑对方别有居心,避之唯恐不及的阶段,卖保险的就如那些笑嘻嘻上门推销理财产品的人一样一律是骗子。


她认为自己和家人都有社保,已经够用了,至于商业保险,她所接触的只有三种:一是出门旅行时网上随便买买(哪家便宜买哪家)的旅行意外险,二是强制要买的车险,以及父母在银行分别购买过一次的所谓理财保险。


2015年儿子出生,孩子的社保报销额度有限,听说周围人很多都给孩子补充了商业保险,初为人母的姚瑶也有意无意对保险留心起来。尤其小家伙三个月时患了一次肺炎,每天进出医院花钱连账单都来不及看,姚瑶体会到健康型保险的重要性。产假结束刚上班,她就认真向刘莉请教起保险的事。

 

刘莉说“先大人后小孩”,姚瑶觉得有道理,一旦家庭经济支柱垮了,孩子的保障从何谈起?可这样一来,保费支出将大大增加,她实在没有做好投入太多来买保险的准备。

 

刘莉已经给全家都投了保险,每年三口人保费总支出在5万元以上。5万元,已接近姚瑶和刘莉这样的二线城市事业单位员工每年实际到手收入的一半,姚瑶觉得太多了。刘莉给了姚瑶一个邻居兼好友的电话,在某大型保险公司工作。


“她人还可以,分析得比较客观,我们另一位同事小洪也找她给宝宝买了保险。”刘莉说,末了又迅速补充道,“放心,不会骚扰。”

 

虽然有刘莉“不会骚扰”的包票,姚瑶还是无法克服对保险销售人员的成见,既想找时间约谈,又担心从此被缠上,加之对购买保险的预算犹豫不决,便一直任由拖延症作祟,直到那条有姓名和电话号码的短信不知什么时候被不小心删掉。

 

在姚瑶的朋友和同事里,因为想送宝宝一份保障而落入商业保险之“坑”的大有人在。中国父母的固有思维总是愿意包办孩子的婚丧嫁娶,以及生老病死。

 

从事外贸行业的林凌在2013年购买了第一份保险,作为刚出世的儿子未来的教育基金,年缴费4万多元,后来才陆续追加了大人的保障。


夫妻俩都在教育行业的彬彬,女儿2015年出生,对于这个得之不易的孩子全家从来不吝投入,不到一岁就配齐了医疗险、重疾终身险、意外险、教育金等,夫妻俩保单的保险受益人也统统写女儿的名字。


她说,等孩子长大以后,至少能拿到几百万的保额,可作教育金、创业金、养老金等。

 

30岁后,究竟在怕什么?

 

2016年11月,朋友圈里疯传一篇叫《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几天后剧情反转,姚瑶关注的一个理财公众号适时推了篇文章,从这个案例谈儿童重疾险的必要性,姚瑶不紧不慢的弦又被重重撩拨了一下。

 

突然之间,之前很少去仔细考虑的未知不测,在姚瑶心中如膨胀的河豚鱼:疾病诊断书从天而降、出门被车撞、家中失窃、失业没钱还房贷、没钱送小孩出国留学……结婚前只知道诗和远方的文艺青年姚瑶,突然发现自己上了30岁后,就成为一个精打细算并战战兢兢的家庭主妇。

 

大洪灾让人类认识到灾难和死亡最终降临人间。希腊人相信宇宙和谐将重建,他们唱起歌来与自然和解;犹太人却以不信任的姿态建立了人间律法来抵御外在危险。希腊人是艺术性的生活,犹太人是务实性的生活,姚瑶觉得两种生活都想要,如必须做优选,后者将居首位。

 

姚瑶的父母都是事业单位退休,一辈子“公家人”,总认为看病有政府管着,养老有政府管着,不管怎样都有政府兜底。退而求其次,如果遇上大灾大难,还有亲戚朋友帮忙,再不行,就是命了。总之,风险意识很低。

 

姚瑶和丈夫虽然也是“公家人”,对政策风险却敏感得多,正如身边的同龄人,已经渐渐意识到每个月交的那点社会养老保险并不能为晚年提供充足的保障。作为独生子女,姚瑶也不相信自己的生老病死能依靠任何人,除了自己为自己做好筹划外别无选择。

 

三个月里,姚瑶一有时间就不停在网上刷各种购买保险的建议和经验,她加入了一个以保险产品测评走红的理财微信群,每天都有人在咨询如何选购保险产品,近乎走火入魔的“补课”让姚瑶从一个连保险分几类都搞不清楚的“小白”,几乎变成半个保险专家。以至于她看见微信群里同学转发的众筹帖,说某某的父亲因意外受伤住院,筹款30万,内心的第一反应竟是:如果这位老人当初购买了意外险,大概就不需要众筹了。

 

姚瑶的同学小兰单身,在外企工作,朋友圈里晒得最多的就是美食和美景,姚瑶根本想不到她早给自己买了商业保险。“这两年可怕死了。”小兰发来一个蒙头哭泣的表情,“去年有两个前同事查出癌症晚期,都是同龄人,太可怕了。”她在香港和内地分别为自己买了重疾险,一份保终身,一份保30-50岁区间,总保额在100万元以上。

 

在北京某高校任教的张先生2016年才开始关注保险,发现身边人不少人居然早就购买了重疾险、医疗险、意外险等,深为自己的“后知后觉”遗憾。“快40了,才注意到除了单位的社保外还应该为家里配置一些其他保险。”张先生和妻子女儿一起去了香港买保险,“其他险种还没研究,先买重疾险,疾病对一个家庭摧毁性最大。”

 

去香港买保险

 

在横向比较了多款保险产品、仔细研读计划书和样本条款、与保险经纪人不断沟通后,2016年底,姚瑶最终决定将香港某保险公司的重疾险作为家庭的第一份保单。

 

让姚瑶印象深刻的是江苏卫视的热门节目《缘来非诚勿扰》曾经来过一个在香港卖保险的男嘉宾,声称自己从头到脚都投了保险。追过TVB港剧的“80后”更是对“保险”二字如雷贯耳,剧里剧外都能看出香港社会保险的成熟度,江华等明星甚至改行卖保险去了。

 

姚瑶一家三口的终身重疾险年缴费额共计3万元,缴费期20年。保险经纪人Linda是姚瑶中学校友,小好几级,1989年出生的香港中文大学硕士,专业是公共政策,毕业后加入香港某保险公司的团队,给姚瑶的第一印象是声音非常甜美。

 

“你看那两个人等不及,直接下车过关了。”早晨7:30,深圳皇岗口岸的过关车辆已排起长龙,一辆挂深港两地车牌的商务车上,香港司机亮仔斜瞥着车窗外穿梭在车队中的一对中年夫妻对姚瑶说,“他们肯定也是去买保险的,这个点赶时间过关的都是去买保险。”

 

2005年起,中国大陆居民开始大规模前往香港购买保险,12年来,投保人数和保额不断攀升。即使2014-2015年间,香港人与大陆游客冲突不断加剧,依然没有影响赴港购买保险的上升势头。


香港保险业监理处2016年年报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内地访客新造保单保费达489亿港元,较2015年、2014年同期分别增加132% 和189%,占2016年前三季度全港新造个人人寿业务总额(1323亿港元)的37%,而这一占比在2014年2015年分别为20.3%和21.7%。

 

大陆人购买香港保险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亲朋好友推荐的香港保险经纪人。向大陆销售保险的经纪人,多数像Linda一样,是香港留学后留港工作的大陆学生,或者移民香港加入保险行业的大陆人。他们与大陆客户用微信沟通,一般不进行主动推销,会在朋友圈推送一些理财和健康保障方面的文章。

 

“你哪儿的?”

“江苏的。”

“我山东的。”


在香港某保险公司的挂牌医务所,随时可听见天南地北的唠嗑。


“你说30多岁的人,哪能啥毛病没有呢?”张先生刚刚完成抽血,夫妻俩带着4岁的小女儿从北京来,他们的香港保险经纪人也操着一口京片子。他刚开始接触商业保险,听说不少朋友买香港保险,就订机票过来了。“来买保险,也当来旅游吧。”张先生说。

 

经过几番改期,姚瑶一家终于确定了赴港行程,周五晚上动车到深圳,周六过关买保险。

 

Linda给姚瑶列了个清单和行程安排,根据夫妻俩提供的体检报告,姚瑶需要在香港的诊所做乳房、子宫超声波以及血液检验,丈夫也被安排了测量血压。“没关系,例行检查,按你们的情况基本上都不会影响保单通过。”Linda解释道。所有这些检查的费用,均由保险公司承担,因为周末人数较多,保险公司自有的医务所排不开,夫妻俩除了公司医务所外,还要另外再跑两家有资质的私人诊所方能完成所有检查。

 

香港法律规定投保人、及18岁以上的受保人必须亲赴香港签单,保单方才有效。考虑到这次投保的产品赠送的号称价值6000港币的“myDNA”测试需要现场取样,姚瑶决定把不到两岁的儿子也带去,Linda很贴心地主动提出安排一辆车将姚瑶一家从深圳的酒店接到香港。“你们带着小孩,还可以在车上补补觉。”Linda在微信里说。

 

“周末早晨一定是高峰期,特别临近春节,往来香港机场的客流大,你们9:30要到铜锣湾太赶啦。要不是你朋友,这种周六早晨的单我们是不接的,宁愿在家睡大觉。”姚瑶和丈夫拉着儿子推着箱子迟下来了几分钟,司机亮仔显得有些不高兴——尽管他出于南方人典型的服务意识还趁着等待的工夫给他们带了早餐。


从深圳到香港,这趟最终实际用时两个半小时不到的行程,Linda支付亮仔1000港币。按亮仔说,平时的价格是900港币。

 

香港保险代理人根据客户投保产品不同,所得到的佣金比例及折算方案也不同。网上盛传的在香港卖保险期缴保单,佣金能达到客户首期保费的80%也许太夸张,不过第三方中介能达到50-60%甚至更高并不稀奇,保险公司直接雇员扣除行政成本到手的会少一些。

 

早上9:10到铜锣湾保险公司医务所附近,临下车前,姚瑶问亮仔,“你买保险吗?”


“我的保险都交断了。没钱的时候先停的肯定是饿不到的事,所以就停保险咯。”亮仔头也不抬地翻起报纸的六合彩。

 

像换了一种生活观


“您是否对要签订的保单完全了解?”

“您是否是自愿投保?”

……


在香港保险公司的见证室,姚瑶夫妻和经纪人一同到场,一位衣着举止大有港片“金融人士”派头的工作人员用IPAD播放讲解视频,并请他们确认签字。整个过程都被留存了影像。

 

就在同一时刻,姚瑶加入的保险理财群里讨论得热火朝天,一名叫“红红果”的网友不断拿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要买保险:理赔难。“去年家里人得了重病,结果不给理赔,后来我把全家人的保险都退了,只拿回很少的钱。真的,都是坑,除非你是很专业的人士,普通人根本看不出来。”

 

“保险不是什么病都陪。现在政策规定的要保大病类型,例如心梗、脑梗,在内地各个保险公司的重疾产品里都有保障。大众患病比例较高,且需要花费大量金钱去治疗的,政策才会把它们列入必保项目,所以购买保险和申请理赔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疾病范围和免责条款。”在某保险公司工作的金先生说。

 

无论是香港还是大陆,对重大疾病的定义都是一致的,即医治花费巨大,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严重影响患者工作及其家庭生活的疾病,所保的重疾种类也大同小异。


但购买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仔细甄别。例如香港保险经纪人介绍产品时一定会提到的所谓“内地不保的原位癌”和“早期重疾赔付”,其实具体的原位癌发生器官和早期重疾类目,不同保险公司差异明显,比如年轻女性容易患的甲状腺癌就只有极少的公司有赔付,有的还需要附加购买早期重疾保障。

 

保险行业的利润来源是:死差、费差、利差。


作为企业,一个保险公司的首要目的是生存,即盈利。保险公司不做赔本买卖,每出一个新产品,都会让精算师计算这款产品在市场上投放的赔付比例、退保比例、到期给付比例等,综合考量能不能盈利。


“如果一款保癌症的产品投放到市场上,每份只卖100元,一共1000人买了,收了10万元保费,结果赔了2人,赔付保费40万,那保险公司靠什么活着呢?”金先生把键盘敲得啪啪响。这样的赔钱买卖保险公司是不会做的,也不可能会有这样低价的产品面世。

 

爱泡咖啡馆的小兰开始少喝咖啡和茶,改喝更健康的水或果汁。买了终身重疾险之后,她在年度例行体检里“肆无忌惮”地增加了好几个从未选择过的检测项目,活了30几年才发现自己居然有轻微地中海贫血,于是开始修正日常习惯。

 

对于小兰来说,购买保险的经历更像是对自己健康的重新认识。意识到随着年龄增大,健康型保险的保费将呈指数上涨(说明患病几率增加了),意识到肥胖高血脂焦虑症等原本不以为意的疾病,都有可能造成被拒保。“疾病不可控,很大部分受生活习惯、生存环境及遗传等因素的影响,后两者也许改变不了,但前一项应该试着改善。毕竟,老了嘛。现在连夜都熬不起啦。”

 

姚瑶心里总觉得,工作劳累和一段时间内对保险的一头热占用太多精力和休息时间,是导致第二个宝宝离开的重要原因。不容忽视的是,如今确实越来越多地听到保胎、胎停育、流产之类的事情,记得她怀第一胎时那个产科主任曾说过:“现在胎不好的比以前多太多了,环境污染、食品污染啊。”

 

姚瑶明白保险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不能指望买一份终身险就能终身无忧,但她觉得只要把条款尽可能研究清楚,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那么保险似乎是一种兜底的方式。

 

以往,姚瑶总觉得每年的体检是一件麻烦事,选项目也是随便一个价格差不多的基础套餐了事,就如同小时候考完试总希望考卷被一把火烧掉,潜意识里是不愿意面对报告提示出的那些或大或小的问题。


今年她根据自己的状况和需要,认真了解各个检测项目的内容和作用,第一次不再使用千人一面的“套餐”,而是有针对性地增减了不少项目。她调整了自己的食谱,购买食物前学会至少简单浏览一下“成分”,买了运动手环,开始正视自己一个瘦子却血脂偏高的事实。

 

2017年春节,姚瑶全家自驾出行,她仔细甄选了几款同类产品,不顾老人的不解给每位成员都买了旅行意外险。第一次老人小孩共同出行,行前她到处借鉴经验,几乎考虑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恶劣情况,做了充足的行李准备和合理的行程安排。

 

保险是未雨绸缪,而中国人是忌讳谈疾病和死亡的,以及其他所有未知的不幸,仿佛你不去谈它就不会发生。


姚瑶和自己的保险经纪人谈论得最多的就是“死”、“癌症”、“末期疾病”、“车祸”乃至“自杀”等。“如果我不在了,那我儿子保单的投保人权益由谁继承?”签单前一刻,她还在问。

 

边生活边考虑着最坏的情况,他们好像换了一种生活观。

 

 

注:以上人物均为化名


袁洁

 

教师,生于上世纪80年代,土生土长厦门姑娘(妇女)。喜欢写小说,爱四处走,从小立志写出很棒的故事,但蹉跎十多年总少毅力,理想远未达成,希望藉由“破茧”重拾写作热情。已在豆瓣阅读上架多部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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