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鸣
当下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大幅度地增加文言文的内容，因而引发了一些争议。其实，抛开什么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这个大题目，就汉语教学本身而言，我们现在的教育，当然存在很大的问题。
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的学生在自己的母语上花了上万的学时，居然还学不好。即使是名牌大学文科的学生，好些人写文章都不过关。这个问题，单单靠增加或者减少文言文内容，恐怕解决不了。
我们的母语教育，大概从引进西式教育之初，就有点走偏。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取得胜利之后，偏的就更厉害。从《马氏文通》开始，志士们开始参照西语为汉语制定语法，事实上大体是把西语的语法套在汉语头上。以前没有主谓宾定补状，没有名词、动词、形容词，没有同义词，反义词讲究，也没有所谓修辞格说法的汉语，从此一步步被套进了西语的框架里。
语文老师，越教，越像，越像，文章就越是写不好。到了举国上下随着政治的变化，进入标准答案教学模式的时候，任何一篇文章，无论它是社论语体文，还是一篇美文，在中小学的教学过程中，都会被教学过程中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背景，以及字词句，修辞格的用法等等，凌迟成一块块的碎肉，成为方便记忆的标准答案。
作文也早就成了套路，只要按套路来，大体上考试分不会低。于是，就培养出成批地只会做新式恶心八股的学生，大部分人，即使混到博士毕业，也写不出像样的文章来。
在没有引进西式教育之前，虽然没有分科，但是汉语的读写是必须学的。这个过程，官学（国子监和府州县学）和书院都不管，由民间的私塾负责。私塾的语文教育，是由简到繁，先让孩子背诵课文，在背诵过程识字。肚子里背了许多篇文章之后，才开讲，解释文章的意思。然后开笔，学习作文。开笔之初，先学对对子，从一字对，到七子对，逐步提上去。
在这个过程，原来背诵的诗文，都会潜移默化地起作用，同时，明白了什么叫做对仗，平仄，押韵。初步掌握了汉语的节律和节奏，了解了汉语的对称和音韵之美，然后再写大块的文章，学会如何立论，如何展开发挥，如何收尾。
这个过程，其实也没有人告诉你如何做，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大家不过是在一条黑胡同里摸，什么时候自己的文章老师的圈点多了起来，似乎前面就见着亮了。
虽然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是点到为止，看你的悟性，但跟现在的课堂教育，却是大不一样的。私塾老师的家里，多的时候，可能有几十个人在一起扯着喉咙背书，但其实每个人读的书是不一样的，没有统一的课本。程度深的，可能在读《左传》，程度浅的，还只是在背《三字经》。老师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单兵教学，手把手教。
当然，天下私塾多如牛毛，私塾老师自身程度的差异，不啻天壤。优秀的有如教育大师，而差的也有错别字满篇的三家村学究。把“郁郁乎文哉”念成“都都平丈我”的，也不敢说没有。但是，大体上，私塾教人读写，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看来，私塾和后来的学堂的教学法，哪个更接近汉语的本质？我看，还是私塾更贴近一点。把汉语像英语那样的教，即使语法纯熟，修辞格运用自如，文章还是写不好。因为，汉语和英语，本身差别是太大了。
当然，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之后，尽管中小学的课本，已经是白话文的一统天下，新式的语法，也已经被贯彻到了底。但是，中国社会，却还是文言文的天下。漫说胡适、鲁迅、傅斯年这种已经在私塾完成了读写教育的人，他们的下一代，也还被浸泡在文言文里。
很多学堂的老师，白天教新书，晚上开私塾教老书。好些新学堂的学生，都是从私塾转过来的。在私塾那里，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就像唐德刚先生讲的，到他这辈上，像他这样的，从私塾转到新式小学，已经读完了左传，居然要从“小狗叫，黄狗叫”学起，觉得很滑稽，但是，这一顿的狗叫，毕竟影响不了他了。读写教育，已经在私塾被完成了。
也就是说，民国那几代的读书人，母语读写问题，远没有我们今天这么令人惊心动魄。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那个时代，汉语是被视为是一种落后甚至野蛮的语言，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在很多先进分子看来，汉语之所以暂时留存，只是因为需要有这样一个过渡。中国语言，早晚要走向拉丁化的方向。事实上，我们的汉语拼音，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存了这个意思在内。
显然，现在再提废除汉字，估计再怎么说，也是不可能的了。传统文化能不能复兴，我不知道，但提高汉语教育的效能，的确是可以参照私塾教育的形式。在本世纪初，我曾经到还残存有旧式私塾的湖南平江地区做过调查（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那里的私塾老师说不上很有水平，而他们的学生，也都是正规教育淘汰下来的人。
然而，经过一、两年的私塾教育，学生至少文字水平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的作业和日记，都文通字顺，程度好一点的，还会做旧体诗。当地的农村，还有农民诗社，定期做诗钟。可见，其读写教育的效能，真的不一般。
所以，别光纠结于文言文的多寡，有了文言文，没有好的教学方式，恐怕也是不行的。
【作者简介】
张鸣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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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3 07:3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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