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子文：在华人世界，科学被谈论得太少了

源济

柴子文：在华人世界，科学被谈论得太少了 

原创 2017-08-06 柴子文 大家

文 | 柴子文

▍一

每年的夏天，有幸作为文艺复兴夏令营的策划人，可以邀来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有新作发表并冲击主流保守价值的创作人，聚在一起，跟年轻一代交谈、切磋。还有，十位资深导师，和十个小组一起创作。

再一次踏入大帽山的香港大学嘉道理中心营地，已经第五年了，中间有两年，一次是去了中文大学，一次是去了台湾。本来要去内地的，结果没能去成。每一年主题的更替，也算是一种形式的时代纪录。

嘉道理农场旁，有山，有树，有风，有音乐和电影，还有诗人。

说起来浪漫，但每一次都提心吊胆，担心跨界别、两岸四地的年轻创作人，在短短六天五夜，能体验到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专业研习，听大讲堂的对话，每晚要看电影、听音乐会、看剧场演出，要表演自己作品，应接不暇，最后居然还要做一个小组合作的10分钟演出。究竟，参加者能不能负荷这繁重紧凑的安排？

不止营员被各种活动疲劳轰炸，导师更是头皮发麻，每个组员都是有个性的创作人，来自不同地方，有不同性格、不同成长环境和不同的创作媒介，如何协调出一个人人都能各展所长、还能超越本来各自熟悉的手法……每次作品汇演前，乌云压顶，风雨欲来。

但是五年来的每一次，不论水准高低，也不论成熟与否，最后一晚的作品汇演可以说都充满惊喜。惊喜在于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挑战了自己原本的创作能量。十组作品，一气呵成。汇演结束，年轻人们开心得像小孩子一般。

这样惊险又拨云见真我的过程，大概就是艺术的真正乐趣。

▍二

今年的主题是#荒原。关于荒原，在开幕时，我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画画的故事。

在一年多以前，我开始用Apple Pencil在iPad上画画，至今已画了150幅。我做过十多年媒体，算是一个文字人。在我的教育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绘画的美学教育；而我自己也有红绿色弱。因此，我一直以为自己这辈子跟艺术应该是无缘了。

我并不是说，画画就一定是艺术。相反，画画之后我才发现，艺术不一定是我们想当然的那样子。它可以是人的感知的任何形式的表达。画画对我最大的乐趣，是可以将无法用文字和语言表达的感知，投注到色彩、明暗和形状的自由搭配之中。

谈论我的画，其实我想说的是：

第一，在时代的各种颓丧中，别忘记，我们依然有可以依傍的力量。除了科技，还有人自己本身的潜能。

第二，荒原未必是宏大叙述的时代废墟，可能是实在而具体的个体境遇。既可能是时代的、社会的、可知的，也可以是个体的、私密的、不可知的。两者在重要性上并无大小高下之分，都是需要个体独自去承受和面对。

第三，为什么我会开始画画、并且沉醉于这件事的原因。除了我托Steve Jobs的福（顺便说一句，将美学与科技结合，也是他最伟大的贡献。）我在画了大概一年之后，有一次，打开房间的窗户，阳光洒进来，被套上蓝白黄黑的格子条块变得立体起来，微风吹进来……

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开始画画的这一年时间内，恰好是我所住的大厦外墙开始维修，被整个罩起来。因此这个房间，就像一个地下室，没有冷气、不能开窗。因此每隔一段日子就有要出去借宿。

但是，过了一年我才发现，正是在一个极度颠簸和困扰的状况下，我的感知力革了一次我的命——我开始画画了。

也就是说，一种荒原的状态，它促成了我生命中一件非常美丽的、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重点是，这件事我在当时的困境中、地下室状态下，是无法意识到的。

▍三

在这样的荒原上，拷问创作的意义，拷问诗歌、小说、音乐、电影、剧场、视觉艺术，拷问它们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它们，简直是直面切肤之痛。

至少，夏令营的嘉宾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台湾新锐导演赵德胤强调在资讯泛滥的时代，私密性的差异化更加重要，艺术不过是把这个差异化表达好，从而能引起共鸣；内地纪录片导演张赞波，不仅用四年时间拍摄一条公路修建过程中互相戕害的残忍生态链，拍成纪录片，写成书，还收集筑路工人鲜血染过的砂石和自制的取暖灯，并视之如宝，称之为“非虚构的艺术”；白双全将艺术作为疗伤的方法；周云蓬用创作《中国孩子》等例子，讲如何用音乐和声音表达“大悲”；前一晚刚刚处理完大学外籍学生跳楼事件，小说家马家辉把荒原视为求救，诚实面对自我的创作，其实是对自己、对他人的一种责任。

夏令营导师、香港作家陳慧听了余秀华的诗歌创作分享后，跟我赞叹她的聪明，她的锐利、质朴的直觉。诗，绝不是无关痛痒的情调抒发，也是生命痛处的尖叫与抚慰。抓住它，是一种生命的本能和意志。

我不知道夏令营的参加者能记住多少，只期望有一日，在漫长人生道路的某一个转角处，突然想起自己曾在这里听到的一句话或一个故事，感到一丝丝的温暖，似乎就足够了。

▍四

夏令营结束的当天，我送周云蓬和余秀华到深圳。

老周去深圳是要参加他自己主办的盲童夏令营，他和小河在夏令营开始前在深圳做了专场演出，专门为此筹款。盲童们在家长陪同下，一起玩乐，体验平常的快乐，很多孩子在夏令营是第一次听音乐会、第一次欣赏无障碍电影、第一次参加电脑培训、第一次话剧表演训练。老周就是想让他们多读书，多见识世面，多出去走，让他们跟外界接触，跟时代一起生活，而不是封闭的状态。他希望计划能改变一些孩子，“告诉他们不一定就要做按摩师，也可以编曲、可以唱歌、可以在舞台上演出，可以追逐自己喜欢的事业。只要你有创造力、有自信心”。

现在帮助盲童，老周说，就是帮助童年的自己。

老周的盲童夏令营和我们的文艺复兴夏令营，都是在帮助人，在不同困境中的小众群体。但他所做的比起我在做的，要困难一百倍。

▍五

送完他们，我去了趟书店。扑面而来的各种新闻，让人窒息。我知道每个个体所能做的事情真的很少，能够带来的改变大多数时候也可以忽略不计。这是残酷的真相。加上营地期间的劳累，到了书店，我对于一切文科的东西突然感到一股厌倦。我走到科技类的书柜，挑了日本科学家佐藤胜彦写介绍量子论和相对论的科普书。

一读就投入进去，令人感慨，为什么人家写的科普书这么好看？为什么堂堂大科学家愿意写这样平实易懂的科普书？为什么我周围的人从来不会谈起这种重要的科学理论？为什么我的教育中从来没有机会介绍20世纪最重要两大科学发现？

1919年的5月，中国发生了被歌颂一百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口号是“德先生与赛先生”，但我第一次知道，就在同一个月份，一次对日全食的观测证实了爱因斯坦空间扭曲的理论。

无论是量子论对微观世界不确定原理的革命性发现，还是相对论对三维世界中时间和空间的重新定义，不仅带来科技的重大突破，改变人的日常生活形态，它们更在人类对世界和自己的认知思维方面，也就是当代哲学和思想带来革命性的颠覆。可是，这在华人世界，被谈论、被研究的实在太少太少了，更别说普及教育。我们虽然享受了科技的果实，但却舍弃了更好更大的果园。我们处在一个科学思想的荒原上。

▍六

于是，我终于明白了，即使作为最小粒子的一颗电子，就像身处宇宙的人一样，它的存在的真相，我们目前所知的仅仅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但不管如何，一粒电子，或一个人，总是可以自足的。

在困顿和黑暗中，只有一条道路：相信自己，追求反省自己的来源和根源的生活和艺术。

【作者简介】 

柴子文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专栏作家，文化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