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高能预警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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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高能预警 | 人间 

2017-08-12 蒋方舟 人间theLivings

《今天》剧照

天空忽然劈下那道闪电时没有预警；我在车上偶尔往窗外看，发现那具尸体时没有预警；白衣年轻人在凶手拿出刀来之前没有预警；拉架的人忽然决定不打车而是坐公交车时，也没有预警。

 

 

回国一趟，出门办事，坐车路过家门口的公交站，看到马路旁有人围成一圈，像是出了车祸的纠纷。车开得近了一点，看见公交站牌前的马路牙子上躺了一个人，第一反应是有人喝醉了，仔细一看，发现他胸前一片殷红。

“有人被砍死了。”我镇静地对车上的人说。

下了车，步行过去看。那是你经常在新闻和微博上看到却不敢点开放大的画面：那人躺在垃圾桶旁边，还很年轻，30 岁左右，胖胖的，是那种毫无特征的长相——一时竟然判断不出是他本身长得就普通，还是死亡剥夺了他的相貌特征。他穿着白色的 T 恤和蓝色的运动鞋，左胸和右胸各有一两处刀口，致命的应该是砍在左胸口附近的一刀。

自行车道上——我原以为是车祸纠纷的地方，还有另外两个伤者，一个躺在地上，看起来已经没有了意识；另一个靠墙坐着，捂着肚子上的伤口呼呼地喘着气。

围观者不多，大部分人都是路过，骑在自行车上不断扭头衡量着事件的严重程度。固定的围观者是住在附近的老大爷们——

老太太们都在马路的另一边远远看着。老大爷们很冷静，不拍照也不呼叫，只是和事发现场保持着亲密而谨慎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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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车很快就来了，把躺在垃圾桶旁边的白衣年轻人搬进救护车里。

“还有救吗？”围观的人问救护人员。

救护人员摇摇头，说：“没气了。”

自行车道上的两个伤者也被抬到了救护车上，只剩下两摊血迹。

警察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我听到他们打电话说要调附近的监控。

“凶手跑了啊。”我身边的老大爷向后到的围观者讲述案情。

“为什么砍人啊？”我插嘴问老大爷。

“等公车的时候，一个人踩了另一个的脚，那人就拿出一把小刀，扎进去……”大爷比画出一个手掌的长度，然后用食指戳着自己胃下面鼓鼓的肚子，接着说，“把拉架的人也砍了，然后就沿着天桥跑了。”

“以后不敢来这个公交站了啊。”有听众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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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出现了一道闪电——一道如同恐怖电影里特效般标准的闪电劈开了灰蒙蒙的天，路人们皆受惊，或许想起了要在下雨之前赶紧回家，蹬了几脚自行车，都快速离开了。

“前方高能预警。”我脑海里忽然想起这句话来。准确地说，这是一句弹幕，看视频的时候，当主人公要进入一个黑暗的屋子之前、打开冰箱之前、刚结束一个愉快的约会之后，屏幕上方就会出现几行来自陌生人友善的提醒：“前方高能预警。”

看到这句话的观众，开始收敛原本轻松的心情，凝固住笑容，把电脑的音量调小，喝了一口水。然后看到主人公被一双手捂住嘴，在冰箱里发现了一只手，在掏出钥匙开门之前被人用棒球棒打中后脑勺。观众一颗悬着的心落下了，终于没有受到预先设想中的惊吓，纷纷留言：“感谢提醒。”

我一直怀疑，那些对后来的观众发出“预警”的人中，会不会有一些只是为了向后来者发出警告而重新看一遍这些视频？就像是好心人跑完一段全是埋伏的路，然后不断折返，为那些后来者指出埋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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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大众媒体和影视剧惯坏了，总有种幻觉，觉得危险——尤其是死亡来临之前，会有些暗示。死亡会隐隐发出气味，或是稍微调暗了我们视网膜接收到的光线，我们控制生存本能的神经敏锐地接收到了这种信号，然后脑海里开始浮现巨大的黑体字“前方高能预警”。

这次近距离目睹死亡的经历对我最大的震撼就在于：这种预警机制是不存在的。天空忽然劈下那道闪电时没有预警；我在车上偶尔往窗外看，发现那具尸体时没有预警；白衣年轻人在凶手拿出刀来之前没有预警；拉架的人忽然决定不打车而是坐公交车时，也没有预警。所有目睹过这种突发死亡的人，人生一定发生了某种变化，一个微乎其微的小型机关被开启了。

对我来说，最显性的变化是我看视频时关掉了弹幕，我不需要预警了，我把它看作一个小小的练习，一个锻炼自己接受“无常”的练习。

  

作者蒋方舟在她的新书分享会上提到了自己近距离观察死亡的经历，以下是活动中她和陈丹青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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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你当中回国了一次，然后在路边看到了杀人。杀人写得这么感性、冷静，但是很有力量，一层一层写下去，最后写到什么“弹幕”？我没有搞明白这件事情。   

蒋方舟：看视频的时候，屏幕上方会飘过一些字，这是之前看过视频的人留下来的，比如1分钟之后，第39分钟马上会有杀人案了，会有特别血腥暴力的场景，之前看过视频的人就会在上边写上“前方高能预警”——要出现恐怖的事情了。我觉得有点像点评粉，有点像《红楼梦》点评粉一样，能够看到前人留下的笔记。   

陈丹青：我很爱写作，我要像你学习写得这么简单，你没有很冗长的议论和描述。我记得福尔斯写过看人杀头，也非常简单，两行字就没有了，后来我发现这是有效果的，他知道写长了没有效果，写短才会有效果。你写那么短我非常佩服，如果我看到一个人被杀了，就想注墨描写，结果你没有。

蒋方舟：会有很多心理活动，但可以调解到几乎为零。   

陈丹青：好像用不着调解，是天生的，女人看到血和男人看到血不一样，女人比男人勇敢冷静多了，男人看到血一塌糊涂，我现在非常怕看到血。小时候亲手杀鸡、杀蛇，现在想起来跟野兽一样，现在电视都不看，很反感看到暴力，会遮起来，非常的奇怪。   

蒋方舟：死亡是不好的，杀戮是不好的，但是对于作家来说，能够近距离的看到死亡，其实是一个挺宝贵的财富。   

陈丹青：三个人为了被你看到，死了。我有一个观点，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被写出来等于没有发生，一点用都没有，白死了。 

你写他在那儿躺的样子也特别好，一点特征都没有，而且是死亡让他没有特征，这很厉害，非常会写。   

蒋方舟：因为我从很小就开始写，有过近距离观察死亡的经历。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雪，和爸妈去公共澡堂洗澡，出门时看到对门的门是敞开的，觉得很奇怪，但不以为意。大概两个小时后回家，发现这个门还是敞开的，我妈就说你去看看，看看对门出了什么事。我进去看，发现对门的人头被砍掉了，有一点脖子连着，手掉在他的旁边。   

当时，我在想他的手为什么掉了，可能是因为他用手去挡了刀。我很认真地观察死亡的样貌，具体的样貌，包括沙发印花的纹路和血对它颜色的改变。我很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回去跟爸妈说，那个叔叔死掉了，你们报警吧，然后自己写了一篇日记去讲这件事。   

日记是手写的，没有发表过。小时候觉得这种事没有意义，但是现在看，还是有的。   

从那开始，我对于自己的经历和写作之间的联系，有一种很强的意识。我要怎么利用这个经历，像您说的，我也觉得一个经历它没有被写出来，就像一个森林没有被看到或者一片海没有被看到，它似乎没有那么有价值。所以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陈丹青：我到现在还有点懵，我要调整一下，重新看待你，这些都发生在你七八岁的时候？   

蒋方舟：对。

本文选自中信出版社《东京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