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计划》第209期：还没见面就想和你结婚

源济

还没见面就想和你结婚 

原创 2017-08-22 陈萧幕 真实故事计划

我们找到了一份1980年代的《相亲价目表》，写着“越战老兵，有眼疾，现为医生，收入颇高，婚后可随迁城市户口”。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209 个故事

一

最近中印关系紧张，我父亲在收音机里听了很多关于边境对峙的新闻，又想起自己三十多年前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往事。我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

1978年12月初，父亲所在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停止日常训练，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思想动员和政治教育，部队的人员和武器也进行了一定的补充。父亲作为一个入伍两年多的老兵，被提拔成了班副。

到了中旬，部队开始向中越边境河口方向集结。到了目的地之后，还没来得及修整，便开始进行战前突击性训练，为了适应丛林作战，部队的日常训练项目改为爬山和穿林。

对越战争正式爆发是在次年二月份，父亲所在部队向岳山方向攻坚。“在部队进攻前，炮火向山头进行了覆盖式打击，猛烈的炮击使得眼前的大地、空气都像海浪一样抖动，我不敢相信山上有人能存活下来。”

越南的军队并没有被炮火击溃，在部队进攻时，子弹像蝗虫一样从四面八方袭来，在他们身边乱蹦。父亲身边的战友前一秒还在冲锋，下一秒却已中弹倒下。从山头到山脚，到处是断肢残臂，看不见任何一具完整的尸体，鲜血染红了整个战场。

“真在战场，很少有人害怕。有的人红着眼像入了魔一样杀人；有的人则像我一样脑子一片空白，听上级命令机械地开枪，跟着大部队向上冲。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站在了山头上。”

“身边战友站着的越来越少，尸体却越堆越多，空气中全是血腥味。一开始觉得很悲愤、伤感，往后渐渐就看淡了，甚至有些麻木。”

父亲没有在最激烈的战斗中负伤，却在清理战场时被炸伤。当时一名越南伤兵醒了过来，他和几位战友还没来得及说出那句预先学会的“诺松空叶（缴枪不杀）”，伤兵就引爆了腰上的手雷。

父亲没有及时卧倒，被手雷的碎片伤到了眼睛，万幸的是，他没有受致命伤。“当时没有强烈的痛觉，只感觉一直在流血，然后就开始头晕，天旋地转。”

他先是被送到后方战地医院进行简单包扎，不久后和其他一些伤兵一起被送回国内治疗。

战后，父亲所在的连队评了集体一等功，一些战友分别获得了个人奖章，可惜当时他已经复员去学习，未能参加嘉奖仪式。

回国后，医生告知父亲，他的双眼无法再见光明，他只好复员回家。部队曾询问他有什么要求，他不假思索，说想上大学。

二

复员后，父亲拿着部队的介绍信，在战友帮助下去到洛阳医学院（当时为大专），与地方接洽后在盲人班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涯，学习临床医学。

父亲因为退伍军人的身份，每个月都有粮票补贴。但他为帮补家里，经常把大半粮票寄回家，自己只留下很少一部分，饿了就喝水，喝得肚子圆滚滚的，就去摸书学习。“现在饭量很小，就是当时饿出来的。”

想要进入正式的学习阶段，父亲得先学习盲文，他之前从未接触过盲文，最初的几个月十分吃力。他白天一个人在寝室学习盲文，等到放学后再找热心的同学补上课堂内容。同学们听说他是战斗英雄，都很乐意提供帮助。几个月后，他逐渐跟上了教学进度。

父亲上学时的笔记本像辞海那么厚，上边全是密密麻麻的盲文，而这样的笔记本有半柜子之多，几十年了，他一直舍不得扔掉。

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河南某县的公疗医院当骨科医生。这个县城不大，骑个自行车半个小时就能把城区逛完。父亲有退伍伤残老兵和医学院毕业生两重身份，县城组织部门对他很是照顾，刚到医院没多久，他就分到了民政局家属院集资楼的一套小房子。

街坊邻居对父亲都很友善、很照顾，知道他生活不便，又没有亲戚朋友在身边，常常在饭点好饭菜送来。他出门剪个头发、买个小东西，老板们也经常不肯收钱。

当时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加补贴有70块钱之多，可开销才三五块钱，所以在九十年代初，他已经成为小县城的万元户。

一晃眼几年过去了，父亲三十多岁，但依旧吃着百家饭，婚姻问题迟迟未能解决。

街坊邻居不断给他介绍对象。他工作稳定，收入高，又是城市户口，所以陆陆续续有女孩来相亲。有的女孩嫌他是个盲人，嘴又笨，看不上他；有的张口就索要巨额彩礼，他没敢答应。

到1989年，父亲仍是独居。民政局的领导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跟他商量了一番，最后决定在一份发行范围很大的报纸上，给父亲登个征婚广告。

三

那时，出生于重庆涪陵区偏远乡村的女孩袁琴，在工厂里看到了父亲的征婚广告。

袁琴比我父亲小十二岁，在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袁琴家里人员众多，生活过得非常拮据，姐姐穿不了的衣服给她穿，她穿不下了再给弟弟妹妹穿。

小时候，她每天要边上学边捡草、打柴，打小就没出过大山。小学毕业后，十五岁的袁琴被迫辍学在家务农，三年后因为要养家，只好到镇上的丝绸厂打工挣钱。

在厂里吃了五年苦后，忽然有一天她下工休息翻了一下报纸，看到一则征婚广告：越战老兵，有眼疾，现为医生，收入颇高，婚后可随迁城市户口。

虽然袁琴连报纸上留下的地址在哪里都不了解，但报纸上“可随迁为城市户口”这一句话牢牢地印在了她脑海中。在当时，农村户口想转为城市户口难于上青天，哪怕是认识一个城里的人或有个城里的亲戚，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她从未去过城里，却经常听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和厂里工友描述城里的美好。

袁琴悄悄把报纸藏在衣服里，怕别人也知道这个事情。回到家她问姐姐，自己是否应该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姐姐笑她异想天开：“城里人要娶老婆，愿意嫁的人还不得从村西边排到村东边，怎么会在报纸上征婚。”

夜里袁琴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揣着报纸去镇上唯一能打长途电话的地方，照着上面的电话拨过去。接电话的是父亲这边民政局的人，因为他们说着各自的方言，交流起来都是连蒙带猜。袁琴基本确认征婚广告是真的，民政局则了解到她是重庆人，愿意嫁过来。

袁琴生怕别人抢了先，也怕家里人不同意，偷偷回家收拾两件衣服，去厂里借得五十块钱就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前往河南南阳市。

资料图 | 改建前的南阳火车站

四

袁琴一米六五的身高，虽然在地里干了多年农活，皮肤却很白皙，在火车里很是显眼。再加上她穿着朴素，说话又是外地口音，一进河南境内，就被人贩子盯上了。

先是一名自称老黎的妇女上前跟袁琴攀谈，问她是哪儿人，她老实回答自己是重庆人。对方马上说，哎呀，好巧呀，我也是你们那边的人。她没有起疑心。

接着对方又问她去哪里，干什么。她不好意思说是去见征婚广告上的对象，便说是去南阳某县找亲戚。这一来二去，人贩子把她底细摸得清清楚楚，而她还没察觉。

“我们正好也去那儿做生意，大家都是老乡，到时候一起去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老黎说。

人贩子顺利把袁琴骗到他们车上，此时她不知道这群人在使坏，一路上还感叹出门遇到了好人。直到她看见车窗外越来越荒凉，才起了疑心，问老黎这是到哪儿了，对方跟她解释说天色已晚，先在这里找地方休息一夜，明天再继续走。

进村之后，老黎招呼袁琴进屋休息，自己则拉着主人到一边交谈，袁琴隐约听到双方像是在争执，夹杂着“三千”、“五千”这些词，她确信自己落入了圈套。

双方这段争执给了袁琴逃跑的机会。她上前问老黎厕所在哪里，老黎以天黑看不清路为由让她在附近找个地方解决。她坚持要去厕所里方便，老黎怕她生疑，就喊同伙带她去。

厕所没安灯，袁琴在黑暗中翻墙，外边的人听到动静进去一看，袁琴已经跑了，到墙外再看，黑漆漆的什么也没有。老黎的同伙手中没有手电筒，只能赶快回去叫人。

其实，当时袁琴翻出去之后并没有立马跑掉，而是躲在旁边的草堆里。从小在山里长大的袁琴意识到，当晚月光很亮，跑出去很容易被发现。人贩子们则显得很笨拙，全都追了出去。袁琴朝相反方向走，她不敢上大路，而是朝山上走。

袁琴运气好，在山里转了一晚上也没有碰上蛇鼠豺狼。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她遇到一个森林警察，跑过去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人家一句也没有听懂，还准备把她赶下山。

她尽力使自己冷静下来，一字一句地说出自己的遭遇。但她多留了个心眼，没有完全照实说，只说她是某县（父亲所在地）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被绑架到这里，请求他把她送回去。森林警察一听公职人员被绑架，不敢怠慢，马上带着袁琴回到派出所，跟上级部门联系。

得知有女方要来相亲，前一天父亲就拜托同事小林去火车站接人。可小林在出站口举了一天牌子也没有接到人，心想可能信息有误，或者女方出了什么意外。

在民政局的协调下，小林与袁琴搭乘的那列火车上的乘警取得联系，经过询问，确认她下了火车，同行的还有另外几人。他报了案，当地公安局准备发动周边的治安主任和民兵寻找袁琴。

还没等公安局开始动员，这边森林派出所就打来电话，称解救了一名被绑架的民政局工作人员，叫袁琴。公安一听发觉那正是要动员去寻找的人，立马请森林派出所派人把袁琴送过来。

做完笔录，袁琴与小林汇合，准备去见我父亲。

五

历尽艰辛，袁琴和我父亲终于相见了。可她对父亲第一印象并不好，他长得还没自己高，袁琴出发前只了解到他有眼疾，却不知道他是盲人，有些被欺骗的感觉。

民政局的领导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好不容易给父亲找来这么个好姑娘，可眼下又要吹了。他们轮番上阵劝说袁琴，还许诺只要嫁过来不仅把她户口迁为城市户口，还可以由民政局出面帮她找个好工作。

在几天的相处中，父亲对袁琴很好，嘘寒问暖，关怀备至。虽然出行不方便，但还是经常摸着出去给她买吃的、用的。袁琴很感动，因为打小就吃了很多苦头，少有人这么关心她。

“我当时想着算了，都已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过来了，再说他虽然眼不好，好歹是个知识分子，跟他过也没什么不好。”袁琴回忆道。

1989年，二十三岁的袁琴与三十四岁的父亲同居，并在当地民政局的帮助下到盐业局上班。

话分两头说，袁琴偷偷前往河南后，一开始她母亲并没有在意，只以为她是去朋友家玩了。可谁知连续多日都没再见着人，袁母慌了神。

后来袁琴的姐姐想起她曾讲过征婚广告的事，于是跟老人家说了。他们找来那期报纸，照着上边的电话打过去询问。但当时袁琴还没有到那边，接电话的人不知该怎么回答，只是回复说袁琴确实说要过来。

袁母登时大怒，她和丈夫的乡土观念极重，认为袁琴即便要嫁人也应该由他们安排，嫁给乡里邻亲的，以后互相间也有个照应。并且他们认定河南十分贫穷，女儿嫁过去必定会吃苦。

联系上袁琴的时候，袁母大骂她不孝，让她赶快回家。但她已下定决心跟父亲一起生活，说什么也不肯回重庆，袁母便和她断绝了关系。

两人在那儿都没有亲戚，父亲和袁琴同居前只是简单请同事吃了个饭，给街坊邻居发了些喜糖，连结婚证都没领。直到几个月后，袁琴怀上了孩子，两人才意识到结婚证的重要性，没有结婚证就没法给孩子上户口。而想要办结婚证，就得有户口本。

袁琴以为自己已经怀了孩子，回去问父母要户口本顶多就被骂一顿，父母最终还是会成全她，于是决定回一趟重庆。没想到她一回家便被父母软禁起来，父母并没有因为她怀了孩子就原谅她。不管她怎么哀求，如何解释，娘家人都不允许她再到河南去。

图 | 1990年我出生后不久拍的全家福

眼看着肚子越来越大，父母却没有松口，袁琴只好偷偷给她妹妹做工作，希望她帮忙逃跑。袁琴不断跟妹妹描述外边的世界是多么美好，以及我父亲是多么了不起的战斗英雄。最终，真就说动了她。

于是在怀上孩子第八个月的时候，袁琴在妹妹的帮助下出逃。当时妹妹还偷了家里的户口本和一些钱。

几个月后，妹妹无法适应当地的生活，回了重庆。袁琴这一走，与娘家人彻底断了联系。

六

袁琴就是我的母亲。多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让母亲重新联系到了她的娘家人。

2012年，我在重庆上大学，陪女朋友和岳母在涪陵逛街时，曾到岳母小学同学的店中休息。我从她们的谈话中意外得知，岳母和我母亲是同一个生产队的，而她的小学同学竟然是我的大姨。

后来，大姨就把我领了回去，晚上吃饭的时候跟全家人介绍了我的身份。亲戚们围着我不停打探我父母的消息，在得知他们生活很好的时候才松了一口气。外婆边问边骂，责怪我母亲狠心，这么多年都没有和家里联系。

次日，外婆和几位长辈启程跟我回河南家里。时隔二十二年，这段婚姻终于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

作者陈萧幕，现为公司职员

编辑 | 莫文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