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胜为一位年近90的老人理发，作者摄。2017/5/3
凌晨三点，张永胜醒来。环顾四周，地下室里是一片能吞噬人的深不可测的黑，这让他想到了儿子的未来，那是漫长的、还没有任何希望曙光的命运。习惯性地摸了摸被子的另一边，却让他突然清醒——儿子不见了。
是的，儿子已经被送去托管所了。
这是儿子第二次被他送到托管所。
进城
1988年，张永胜跟随老乡从开封老家来到北京。那一年，从河南到北京的火车，还需要十几个小时。
那时候，北京刚解禁，东城和平里的简易楼还没拆，张永胜和老乡在这里开了一间理发店。隔两年，张永胜从和平里搬到了安慧北里。当时，安慧北里小区一期刚建成，周围还是一大片种着玉米的庄稼地，张永胜租了居委会的房子，在这里继续开理发店。那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亚运会，亚运会的场馆都建在附近。
“当时我跟着北京人上街，给老人理发，一次收6毛钱，收到的钱都捐给亚运会。”虽然只是租户，但张永胜跟着社区的人一起参加活动，曾被选为居民代表，参加当时朝阳区亚运村街道的第一届居民代表大会，还曾被评为“道德先进个人”。
安慧北里小区的居民喜欢找他理发，尤其是老人。“老人家不喜欢上外边的发廊”，有些老人不方便下楼，张永胜就上家里去。小区有的居民搬走了，还回来找他理头发。也有一些人，开车一个多钟来找张永胜理发，这样的回头客很多。有时候张永胜外出没做生意，有些人就这样来回找了他好几次。“这社区有个阿姨，她兄弟姐妹几个找我理发，她们都住得很远，有时候还叮嘱儿子女儿来照顾我的生意。”
小区建成光景不过30年，张永胜在这里呆了29年。
“那时候，来北京是很时髦的事情，想看看毛主席像，想看看天安门。”在北京，张永胜成了家。之后，女儿、儿子出生，张永胜便在安慧北里小区租了一间地下室。初为人父的张永胜对生活抱着极大的期望，“那时我想，理发店生意越来越好了，我要供他俩上大学，一家人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当年北京的房子还没有这么贵，我跟孩子，我就想以后带他们锻炼，带他们玩，当时老想着这些事，想着都很幸福。”
现实却是，一步一步地落空，一步一步地失望。所有美好的念想，在儿子张宇贺被诊断为自闭症那一刻起，一点点慢慢崩塌。
年轻时候的张永胜（左起第一个）。张永胜供图
万分绝望和一丝希望
张宇贺两岁多的时候，幼儿园的老师说他不合群，对他的智力提出质疑。当时的张康，即便性格不活泼，但会叫人，还会背诗。张永胜并不相信老师的判断，虽然平日收入不多，但他还是给儿子报名了当时很热门的一个活动：感统训练。这种训练课程一个小时50块，很多正常的孩子也参加。
张宇贺四五岁的时候，张永胜开始觉得自己的儿子“是有一点不同”，反应有些迟钝，不喜欢跟人交流，有时候会不明由地哭闹。直到在北大六院精神科做检查，儿子才被诊断为自闭症。
“医生，自闭症是什么？”“情感障碍，智力发育迟缓。”
“医生，自闭症要怎么治？”“自闭症，治不好啦。”
张永胜不死心，想着这病肯定还能治好。
他到商店买下周边其他孩子玩的那些玩具，买下别人口中所说的能够锻炼智力的各种玩具，即便很多玩具被儿子拿出去玩之后就一直没有再拿回来，但有段时间他还是不停地买，好像玩具能让儿子智力好起来一样。
他听别人说了一句“打游戏的小孩聪明”，就在手机和电脑上下载一些儿童益智游戏，但儿子打不过关的时候，就会变得很焦虑，也因此摔坏了他的电脑和手机。
他看到有些新闻上说，“自闭症小孩在音乐方面有天赋”，就去买了一个音响给儿子放音乐，带着儿子一起学唱歌。儿子喜欢迈克杰克逊，他就跑去书店买了一套DVD，儿子喜欢哈利波特，就在网上订了一套光碟。他还带着儿子去学英语，学轮滑。
他向朋友打听，带着儿子去一位老中医那里做推拿。之后，他又带了儿子去西直门找一位测智商的王专家，当时这位王专家看了之后说：“没什么问题，只是智力稍微比其他孩子弱一点。”再然后，他去丰台的一个教育机构，儿子又被说成是“童年瓦解性精神障碍”。
倾尽全力而徒劳无功。
筋疲力尽，注定自欺欺人。
张永胜开始认真去思考医生所说的“自闭症”，在网上搜索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他带着儿子去星星雨报名，结果报名人数太多，工作人员让他留下联系方式，等排到号了就联系他。好不容易排上号，他带着积蓄和儿子一起到星星雨，人家看张宇贺已经是大龄儿童，说：“报不了了，星星雨只接受小龄儿童，你儿子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训练期。”他还不死心，去找星星雨的任职的老师，老师建议他去上家长培训课，家长掌握相关培训技巧后可以自己在家里给孩子做训练。张永胜没有报名，只是买了星星雨一本关于康复训练的书。
书买了，看不明白，一直搁置在地下室的小角落里。
跟在医院给儿子买的药一样，发现儿子吃完药会发愣沉睡，他就把药扔了。
有个经常来店里理发的老太太，给张永胜带来一大摞画纸和水彩。儿子对画画感兴趣，一笔一画轻重分明。他看着儿子画画，又觉得儿子会有好起来的一天，心里瞬间又信心满满。他向别人夸奖儿子有绘画天赋的样子，不免让人想起那些去庙里还愿感谢神明的信徒。张永胜善于发现儿子身上每一个细小的优点，“他的模仿能力特别强，我写的字，他都能照着写出来”，“很多来我这里理发的人，都说我儿子的眼睛是最纯洁明亮的。”
攀上生命高峰的旅途中，少部分人一开始就能站在别人仰望不到的起点上，大部分人拖着筋疲力竭的双脚拼命赶路，现如今的张永胜，一只脚紧紧陷在绝望的泥涡里，靠着另一只脚寻找希望。
张宇贺模仿「毛主席万岁」五个字，作者摄。2017／4／16
离婚和抑郁
儿子被确诊为自闭症之后，张永胜和妻子之间的争吵变得频繁，心情低落的日子里，恶语相对更是避免不了。“后来，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友，跟别人走了。”“当时您有试过挽留吗？”“我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去的。”
刚开始，张永胜的妹妹提醒他留意妻子的不正常举动，当时张永胜没有任何的怀疑，对这些话并不上心。直到听到了更多的流言，他开始警觉起来。那个时侯，妻子经常在网上跟别人聊天，常常彻夜不归，但张永胜并不懂得如何上网。妻子不在家的时候，他就坐在电脑前独自摸索。学会上网之后，他开始偷看妻子跟别人的聊天记录，想查清楚对方是谁，那会流行的还是QQ，张永胜让妹妹加了对方的账号，几次旁敲侧击，想要套出妻子跟他之间都发生了什么。
摊牌之后，妻子提出离婚。
“她说，跟我过够了。”
“她说，一辈子很短，想过好日子。”
那期间，他把儿子送到了幼儿园。那是一家专门接收自闭症小孩的幼儿园，但后面也收正常孩子，这些小孩大多来自周边的外来工家庭。孩子只有在周末才被接回来，其他时间都待在幼儿园。
有一次张永胜去接孩子回家，见到孩子哭得很凶，“我当时心里特别憋，就憋，闷，很闷”，“我给儿子擦眼泪，想拉他的手，他却狠狠地甩开我的手，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嗉'就碎了。”儿子满脸是泪的画面，和狠狠甩开他的手那一瞬间的心痛，让他在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都睡不着觉。又碰上离婚的事，他发现自己抑郁了。
第一次，张永胜严重抑郁。
那些日子，张永胜变得寡言少语，跟来理发的人也不交流。没人来理发的时候，他一个人待在屋里，脑海里开始想象各种画面。“我当时想，等到她跟那个男的出去约会的时候，我就跟踪他们，看到他们就往他们身上扔鸡蛋，扔各种东西。”
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
当时妻子背包出去，他打开妻子的聊天记录看到约会地点，就骑着车带着儿子出门，自行车篮子里还装着一袋小石头。只不过路上儿子哭闹，他不得不放弃计划。如今回忆，他突然咯咯咯地笑起来，“你自己在这儿郁闷、瞎想，别人却一点不知道，最后弄得自己心情不好。”
“折磨自己的人最痛苦。”这点，他比任何人都有深刻的体会。
幼儿园一个做清洁的老太太，看他对儿子很上心，就偷偷告诉他，幼儿园平日里都是把自闭症小孩关在屋子里，没有教授任何东西，“接走吧，不要浪费钱了。”
当天，张永胜就把儿子从幼儿园接回家。
“有些自闭症小孩一辈子不会叫爸爸妈妈，相比之下，我还是很幸福的。”张永胜明白，既然活着，心怀希望会过得容易些。
张宇贺小的时候喜欢骑在张永胜肩上。张永胜供图
张永胜和儿子在理发屋门口合照（近照）。张永胜供图
流言
故事从张永胜第一次把儿子送去托管所说起，那是2015年，他骨折。
当时他站在梯子上，给儿子拿东西，儿子突然焦虑起来，他以为儿子要从窗户跳出去，一紧张，结果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断裂性骨折。住院、休养，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老父亲从家里赶来北京照顾他。为了不让父亲太劳累，他把儿子送到了通州郊区一个私营托管所。这家托管所雇佣一些退伍的年轻人看守，孩子们都被关在筒子楼里，接触不到外边的任何东西。托管所主要是接收一些网瘾少年，但也接收少部分的自闭症患者。
张永胜骨折期间，姐姐（张永琳，化名）也过来照顾他。
周边的人跟他姐姐搭话，“这老张一辈子给自闭症害惨了。”“没办法呀，谁愿摊上这个。”“贺贺妈都跑了，你们咋还不赶紧带这个孩子去做亲子鉴定？”
张永琳开始起疑，劝说弟弟带孩子做亲子鉴定。
回忆这些，张永胜依旧愤怒：“哪怕当时我前妻跟着我的时候是真心的，后来她出轨了，现在大家想怎么说她都有理由了。”
但最让他生气的，不是街坊邻居对前妻或对他的诋毁。
张永胜骨折好一些后，张宇贺被接回家。关于“张宇贺不是张永胜的亲生儿子”此类流言愈演愈烈，有一些来张永胜店里理发的老人，直接当着张永胜和张宇贺的面谈论起来。
“我那时真的特别反感。他们以为我儿子听不懂。”
张宇贺在表达上有障碍，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很敏感，也能关注到那些评价他的人。那段时间，张宇贺一到夜里就喃喃自语，“爸爸，爸爸老了”“爸爸没钱了”“妈妈，妈妈跟人跑了”说罢，“哇”的一声，使出狠劲哭了起来。
儿子却越哭越凶，情绪越来越激动，“爸爸老了”“妈妈，妈妈跑了”。他想说点什么安慰儿子，可却动弹不了自己的喉咙，感觉有几千斤重的东西压在那上边。
张永胜很在意，却没有能力去阻止任何一种流言。他只能一只手抱住儿子的头，另一只手使劲为儿子擦眼泪。
“其实说这些我没想去怨恨谁，只是想保护好我儿子。”
“那您后来去做亲子鉴定了吗？”
“去了。”
“您也在怀疑？”
“我只是想堵住那些人的嘴。”
“鉴定出来如果不是亲生的呢？”
“难道我还能弃了他？12年，12年付出的感情太多了！”
有的时候，张宇贺会有突发性的情绪波动，有人就对他说，张宇贺不是自闭症而是精神病，是被他前妻刺激到的。至今，那些极富正义感的人还在为他“打抱不平”，津津乐道的话语间掺杂了他们各自的想象。
但人的执念是可怕的，即便他想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那些细细碎碎的风言风语，还有那一张张颇为关切的可怕面具。他害怕自己再次抑郁，晚上带着儿子去附近骑车。夜里，他会在公园的森林里边大喊几声，“我使劲喊，吼完后会舒服很多。”有时候儿子也会跟着他吼起来。
“折磨自己的人最痛苦，也最不值得。”面对流言，张永胜再次重复。
有时候张宇贺会莫名地伤心哭泣。张永胜供图。
不停地解释和寻找
张永胜带儿子去公园玩，当时有个女的也带了一个小孩在草坪边。“她看出贺贺不一样，就说让我带贺贺走，不要吓到她孩子。眼神特别凶狠地盯着我儿子，我当时就很生气，我也是纳税人，就允许你家孩子在那里玩，我们就不可以？”
还有一次，张宇贺把人家卖的好几十个鸡蛋撞碎了，“道歉赔钱之后那卖鸡蛋的还不依不饶，一直骂我儿子。我当时就对那女的发火，你说如果不砸碎的话，她在那里还不知道要卖多久才卖出去，我照价赔偿，这样她还一直骂我们。”张永胜说，有时候在外边就会有人说，是做父母作孽，孩子才变成这样。
“那有没有遇到好心人？”
“好心人，太多了！”
有一次张永胜带儿子出去，一个女孩拿着肯德基站在地铁口边，张宇贺一把就抢了过来，当时那女孩被吓住，张永胜跟她解释说这小孩有自闭症，不是存心抢人家东西吃。那女孩就理解了，还在包里掏出了其它小零食给了他们。还有一次张永胜和儿子在超市门口，儿子趁他不留神，又抢了一对情侣的冰淇淋。张永胜连忙跟人家道歉、解释。“后来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了，然后听到有人一直在后边叫，我转过去发现他们又给买了两个冰淇淋”，“这个社会，还是好心人多。”
张永胜解释，张宇贺不是喜欢抢，只是不懂得表达。那些关于“自闭症具有危险性的”的说法，是对自闭症最大的误解。自闭症患者胆子都很小，如果身处陌生环境，他们就会焦虑，焦虑的时候会有一些躁动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并不能对一个正常人产生致命的伤害。
张宇贺喜欢坐地铁、坐公交、骑单车。看见公车就上，看见车子就骑，有时候张永胜带着他去鸟巢骑车，上个厕所的功夫，儿子自己就跑了。
这些年，儿子跑丢了五六十次，好在每一次都找了回来。“香山、南口镇、紫竹院、四季青、六里桥、北七家、东小口、清河、麦子店、九天桥、香河圆、双井、于家务……”问起最后都是在哪儿找到儿子，张永胜一口气说了二十几个地名，“最远的时候跑到了通州次渠，离这有100多公里。”
张宇贺第一次走丢，是他刚学走路那会。那是2009年，当时北京奥运会刚举办结束，鸟巢向市民免费开放。张永胜前妻和女儿带着儿子在鸟巢里边玩，转眼功夫儿子就不见了。当时张永胜正在理发店里给人理发，女儿哭着跑回家，说弟弟不见了。张永胜立即出门，骑着车在鸟巢里边转了好几圈，后来他猛一回头，看见儿子正在草丛边上的石头坐着。他冲过去抱住儿子，儿子也冲着他笑。
报警、网络寻人、媒体报道、街角贴寻人告示、发动朋友帮忙寻找儿子，但最后，总是张永胜自己找到了儿子。“我就觉得自己跟这孩子特别有缘分”，“父子连心吧应该。”有时候，警察烦了，反问他：“你以为警察局是给你开的？”但也有好心的民警，跟着他沿路找。
“天气冷的时候我最怕，怕他在街头哪里给冻坏了。有时候夜里还没找到，我整宿都没办法睡，心里特别特别煎熬。”
在外边，有时候一不留神，儿子就跑了。但即便儿子丢了这么多次，张永胜还是坚持要带儿子出去。店里没生意的时候，张永胜就带着儿子出去骑车。“这个社会对自闭症了解得太少了，我儿子不是怪物，即便怕他又走丢了，我也不能把他关在家里。”
张宇贺还特别喜欢狗。一天晚上，张永胜带着儿子去公园骑车，他在洗手，一转头发现儿子不见了。他向周边的行人打听，没有人注意过他儿子往哪里跑了。他在公园附近转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听到有人说“前边有小孩趴在狗身上。”他向行人打听，沿着路走过去，直到看到儿子安安静静地趴在狗狗身上。狗的主人并没有赶孩子走，一直等到了晚上快十二点，才把狗带回家。
张永胜说，儿子丢了这么多次，好几次都是因为在路上看见狗，跟着狗跑了。
张宇贺走丢，后来张永胜发现他躺在一条狗身上，张永胜供图。
卖保险
这些年，张永胜一点一点地降低自己对儿子的期待。
“原来想的是，将来孩子能读大学，能出人头地，做社会栋梁。再不行的时候，就想以后成为一个普通人都行，哪怕只是一辈子打工，当个厨师啊。慢慢又想，他能自己养活自己就行，当个保安给人看门或者当清洁工给人扫地都行。后来我还想，他要是有一点点好转，就跟着我学理发。再不济的时候就想啊，只要他能去那种残疾人福利工厂，不哭闹就好。”
店里没客人的时候，张永胜给儿子演示如何给人理发，只不过后来当儿子拿起剃刀的时候，把自己的眉毛给剃掉了。
“你说，如果是早熟的男孩子，是不是会牵女同学的手了？”张永胜问，“但我不敢要求他能跟同龄的小孩一样，只要能慢慢变好就心满意足了。”
张宇贺仅仅12岁，这是普通孩子最浪漫天真的年纪。不敢去想象未来，而这本该是做梦的青春岁月。
张永胜说他想明白了，现在要做的，就是“为儿子准备好养老的钱。”他计划着，如果有一天他死了，儿子还能不愁吃穿地活着。这么多年，他在想像、他在期待、他在坚持，直到发现自己白头发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不得不跟现实妥协，心甘情愿地承认，是的，儿子的自闭症，真的好不了了。
为了给儿子准备养老的钱，张永胜做起了第二份工作。
年轻的时候，张永胜跟朋友买过保险。他骨折住院那次，保险公司给他理赔一部分治疗的钱。痊愈之后，该朋友跟他说：“你现在相信保险了吧？来跟我一起干吧。”一开始他拒绝，痊愈之后他已经把儿子从托管所接了回来，儿子需要有人照顾着。那朋友又跟他说：“现在公司搬到你这附近了”，“满大街免费单车，你只要十多分钟就能到公司。”
张永胜动心。这些年，他一直想的是“如何把儿子给治好了”，如果不是骨折，他还没有想过“如何安置儿子的未来”。骨折期间，张永胜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活了大半辈子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慢慢就把自己的年龄忘了。可是时间它没有忘记留下自己的痕迹：儿子一天天在长大，自己一天天在变老。即便这个过程很漫长，但各种转变显而易见，只不过是他习惯性地以为自己还能保护儿子走很久很久。
答应朋友去做保险之前，张永胜自己谋划：省吃俭用一年存5万，如果能活过70岁，兴许能给儿子存100万。
至今，加入保险公司已快一年。公司实行“人脸识别”签到机制，每天早上趁着儿子在睡觉，他骑着自行车到公司签到，回来的时候就在路上给儿子买几个包子当早餐。入职不久，北京就迎来了冬天。下雪的日子里，张永胜把买来的包子“窝”在胸膛前，快速骑车回家，把儿子叫醒时，包子还有余温。
但这样的做法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作为新入职的成员，他需要参加各种培训和会议。离开儿子的时候他总是在想儿子会不会突然醒来，会不会哭闹。后来，他有时索性跷班，有时带着儿子一起去上班。
一段时间后，张永胜发现，“一年存5万”只是幻想。这些年除了照顾儿子，他就一直守着理发店。五十多岁的人，重新回到朝九晚五的职场生活，太多的东西需要适应。他常在培训会上犯困，困了就去卫生间洗把脸，告诉自己“花了钱培训，就要学到知识。”事实上，张永胜不善交际的性格并不适合这份职业，好在一些常来理发的顾客照顾他的业绩，别人跟他买保险，他给人家免费理头发。这期间，他也给自己和女儿买了保险。
他自己的保险受益人写的是“张宇贺”。
他想，“活着尽点责任”。
然后，“死了我变成人民币”。
张永胜和儿子张宇贺，张永胜供图。
一纸方案
除了骨折那一次把儿子送走。如今，是儿子第二次没在他身边。
去年六月，北京开始确定疏解外来人口方案。张永胜所在的小区，可以留下10%的居住在地下室的外来人口。
今年二月，北京迎来了一场春雪。一个老人家冒着大雪来找张永胜，跟他说“我去了物业给你说情，希望你能继续留在这儿，为我们这些老人服务。”老人家80岁了，是一名退休的文职军级干部，她说张永胜人品好，童叟无欺，对老人认真负责。张永胜看着她离开，老人家前一脚后一脚，重重地踏出一道道步印，在大雪中渐渐远去。
晃过神来，他才发现自己的眼泪已经从眼角滑落到下巴骨，“老北京人的厚德善良，让我心里暖暖的。”
但不是所有人都希望他留下来。
有居民上物业说让张永胜赶紧搬走，张永胜的儿子是个安全隐患。
和其他自闭症患者一样，张宇贺在感到不舒适的时候，容易焦躁。小的时候，张宇贺曾在自家的地下室里点燃被子，火势不大，没有造成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害。但至此之后，张宇贺成为了“危险人物”。
“他儿子好危险啊！”
“哎呀，我们这里还有小孩老人呢。”
2017年4月1号，中国政府确立雄安新区，疏解人口方案加快落实。张永胜了解到“物业的意思，不能住人，但是可以经商。”他的发屋，和他所居住的屋子，通过几层楼梯连接了起来，他想，如果在楼梯安个门，地下室不住了，兴许可以把理发屋这小块地方保住。为了不让物业再找理由催促他搬走，4月底，张永胜连夜将儿子送到了北京通州郊外的一家托管所。
决心送儿子去托管所之前，有个晚上，张永胜在家里彻底喝醉了。只有酒精，才能让他获得暂时的宁静，酒精的世界里，没有自闭症，没有流言，没有搬迁，没有骨肉分离，“那天越喝越多，感觉真的喝死了。”
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是张永胜极其罕有的行为。一直以来，他都在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绝不轻易在别人面前面前透漏痛苦。
即便这么多年，他一个人孤军奋战。
生活把他逼迫到绝境，差点摧毁他所有的念想。
但在不可抵抗的艰难面前，张永胜没有勇气选择死亡。
如今，儿子被送走了，张永胜觉得“空空的，家里安静得很可怕。”
“为什么不把孩子一起带回老家呢？”
“在北京，儿子丢了，还能找回来”，“回老家，丢了，就真的丢了。”
张永胜回忆起老家那些走丢的孩子，心有余悸。“没办法，在农村，这种孩子要是走丢了，也就是表面上找几天做做样子。没监控没录像，根本都没法找。”
但这并不是他一直待在北京不回家的全部原因。
离家三十年，他说对老家的一切早已不再熟悉，“在这里，人际关系压力也没有那么重。”春节，他带儿子去拜年，儿子把人家的洗衣液全倒在了洗衣机里，他看着儿子被训斥，心疼却还要陪着笑脸。如果不是农村一对老父母挂念孙子，张永胜会选择在北京过年。
三十年了，他过去一半的生命在此度过，把对生活的美好期待和幻想，固定在这一间又一间狭小的地下室里，但这座城市却没有真正接纳他。
一纸疏解人口方案就得打包走人。
物业在张永胜门上粘贴人口疏解通告，作者摄。2017/4/22
假如，没有自闭症儿子？
儿子出生之前，张永胜和前妻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女儿聪明健康，现在在重点大学读书，即将毕业。
“如果只有一个女儿，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离婚后，我还想再找个人重组家庭。”
这些年，身边一些朋友给张永胜介绍对象。当时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同样离了婚的女人，第一次见面，张宇贺就闯了祸，后来就没有了下文。还有另外一个女的，当时张永胜带着儿子跟她一起在鸟巢边骑车，张永胜嘱咐对方要看紧孩子，但观察发现她对康康不上心，后面也就没有联系。他对另一半并没有什么要求，也不奢望对方对自己儿子多好，只希望对方能够接纳儿子的自闭症。
张永胜说，现在他找老伴的想法越来越淡了，跟儿子两个人过就挺好的。
“有时候我换个角度想，如果没有贺贺，我能有这么多故事，认识这么多人，让我去这么多地方。北京派出所我就去了五六十家，可能当警察的都没有我知道的这么多。我来北京二十几年没去过香山，是儿子丢了我才找到香山去的。随遇而安吧。他要是正常孩子，这个年纪他也就不粘着我了。现在他抱着我，还亲着我，晚上要搂着我睡觉。我们两个在一个床上，搂着睡觉，我就觉得特别踏实。”
“当初前妻走的时候，您恨过这个孩子吗？”
“孩子是无辜的。她想走，总会有各种理由。”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张永胜补充道，也许曾绞尽脑汁、苦心经营各种报复对方的计划，如今都烟消云散。
“我就是特别喜欢这孩子。现在我把他送走了，夜里老是睡不好觉。现在儿子跟我就是互相陪伴吧。”
这些年，张永胜接触到了很多自闭症小孩。他发现，每个孩子都不太一样。有些孩子只会“咿呀咿呀”地叫，而有些小孩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口齿清晰。有些孩子一直跳来跳去，有些孩子则比较安静。
有一次带着儿子坐公交，张永胜遇到另外一个自闭症孩子。“那个小孩一看就不是正常的小孩，外表很明显，比贺贺明显多了”，“那个父亲特别耐心，特别细心。”公车上，张永胜跟那个父亲搭起话，“现在患自闭症的小孩越来越多了。”“谁说不是呢？现在空气这么糟糕，食品也不安全。”“是啊，所以怪病越来越多。”
“那您现在了解什么是自闭症了吗？”
“专家不是说还没有找到确切病因吗？”
由于自闭症，张永胜从此过上另一种人生。但关于自闭症，这么多年他也不能说出它到底是什么。他只知道，我的儿子得了自闭症，我儿子是个自闭症患者不是精神病人，我儿子是这样这样的。
在中国，很多家长满怀期待迎接新生命的时候，他们也并不清楚什么是“自闭症”。当他们真正相信小孩有异常的时候，大部分小孩子已经三四岁了；确诊之后，父母还要花一段漫长的时间去搜集资料，了解自闭症；等家长对自闭症有了一定的认知，他们还需要花一段时间克服自身的心理难关，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有那么多自闭症患者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眼下，我们有着庞大的自闭症群体，每个自闭症患者背后，都有一个或者多个正在经历苦难的家庭。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此之大，所获知识却是少之又少。
隐藏的秘密和公告天下的悲剧
挤牙膏、擦屁股、系鞋带，就是这些最简单的动作，每一个，他都要给儿子演示上千上万次。儿子需要时刻看着，一不留神，就会把一整瓶香油倒在锅里。有一次，儿子把煮好的米饭“毁了”，张永胜只好重新弄点面条，把做好的菜浇在面条上，“我觉得更好吃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也许是天性乐观，也许是无可奈何。
但在《疾痛的故事》中，凯博文（ArthurKleinman）曾描述过类似的经验：没有任何东西像严重的疾痛那样，能使人专注于自己的感受，认清生活的真实境况。其大概意思是：疾病的苦痛经历，把我们带入到了思索个体生命意义的高度。个体的力量和他所能付出的爱的能力，不会因为遭遇惨淡现实而消失，我们甚至可以更好地拥有它们。
张永胜正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他成为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父亲那一刻起，人生轨迹就不可能如他所设想的那般进行。他也许曾经想到过放弃，但在喜出望外和心灰意冷交替的缝隙间，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把孩子带到人群中。
张永胜曾经拍摄过一个纪录片《单身父亲与自闭症儿子》。在腾讯视频上，这个纪录片有超过四千万的点击量。正是因为这个视频，一位海外华侨给他邮寄了护耳罩（纪录片中，张宇贺喜欢往张永胜的耳朵里塞纸团）和一本叫《马背上的男孩》的书；正是因为这个视频，让他在儿子闯祸之后有了辅助解释的证据；也正是因为这个视频，一位湖北妇女主动提出在白天帮他照顾张宇贺，只不过在几个月后，这位妇女因为女儿生产回了老家。
不能如其所愿，又惊喜连连，这是生活。
对于不了解自闭症的人而言，难以想象张永胜是如何下定决心拍摄纪录片的。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当下社会对自闭症存有非常大的误解。由于自闭症患者伴有明显的精神发育迟缓现象，很多人也把“自闭症”称为“精神病”，并把这种疾病归咎于其父母或者祖先的罪行。某些关于自闭症的新闻报道，则常常被有心人夸张声势，直指自闭症群体具有“攻击性”和“危险性”，从而造成了舆论道德问题的升级。另外一方面，以往的影视作品刻意凸显的“天才”自闭症形象，也主导了一部分人对自闭症的错误认知。
然而，也不是每个自闭症孩子的父母，都能够想明白，什么是保护和职责的真正意义。
许多家长遮遮掩掩，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有个患自闭症的孩子；有些家长直接把孩子用铁条绑起来，殊不知这样只会让自闭症患者病情加重；甚至有家长以“为孩子求解脱”的名义，直接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媒体关于自闭症事件的大量曝光，让我们发现，原来那些家长们曾经死守着的秘密，最后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悲剧——公告天下了。
在张永胜的理解里，保护自己的自闭症孩子，不是把他们锁在屋里，不是用铁条把他们拴住，不是利用药物让他们日日沉睡，更不是打开煤气阀门和他们一起死去。
“鸟巢这么近，公园花开得这么好，你还能不让他看吗？”那些被父母锁在家里的自闭症孩子，跟坐监狱没两样，他想。
如今，当儿子被送到托管所，张永胜明白，儿子在托管所看不到鸟巢，也看不到公园的花。他说，是他让儿子成了自己口中的“坐监狱”。
有时候在路边看到有人卖芒果，张永胜都会走过去买上几个，他自己并不爱吃水果，只不过芒果是儿子最喜欢吃的东西。有时候一个人在家做饭，他会煮上两个鸡蛋，以前儿子在家的时候，儿子会吃两个鸡蛋。
总是，不自觉地复制和儿子一起生活的画面。
他想，等找到新住处安顿下来，就可以把儿子从托管所接回来了。
狗仔卡
发表于 2017-9-5 10:47 A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