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为什么喝咖啡的人比喝茶的人懒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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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为什么喝咖啡的人比喝茶的人懒一些 

原创 2017-09-02 李伯重 大家

文 | 李伯重

内贸是中国传统社会商业的主体。这里我们要了解三个问题：（1）这种商业由哪些部分组成？（2）这种商业的主要经营内容是什么？（3）商业交易手段有什么变化？

▍中国传统社会商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中国经济史学界的第一号人物吴承明先生对中国的商业和贸易有精深的研究。根据他做的归纳，近代以前中国的商业，主要存在于以下几种类型的贸易中：

第一，农村集市贸易。

大家觉得这是很低级的形式，但是要知道，这个所谓的低级形式的贸易，是把千千万万农民能够卷入市场体系最基本的渠道。没有这种贸易，广大农民和市场就没有关系。农村集市贸易在中国很晚，到唐朝后期才开始出现。

在此之前，农村没有市场。农村没有市场，那么农村居民需要东西怎么办？只能通过当时那些自给自足的大家族和豪族庄园在内部解决。后来有了农村集市贸易，农民才能够通过市场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农村集市是商业活动的一种形式，因此在重农抑商的时代也会受限制。到了20世纪后半期的“文化大革命”中，农村集市更被取缔。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先前的集市所在地，民兵到处巡查，看到哪个农村老太太拿着自家鸡下的几个鸡蛋出卖，就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就是没收了）。

农村集市是商业的低级形式，但是意义很大。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说：“近代以前，在初级市场这个阶梯上，最完善的经济组织是中国”。农村集市贸易在中国出现比欧洲早，发展也比欧洲充分，是非常重大的历史进步。

第二，城市市场贸易。

在中国，城市市场出现得比农村集市早得多，至少从周朝时候有了。读过《木兰辞》的人都知道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在一个城市里几个特定的市场区，叫做市，大家在那里买卖东西。什么人在那里买卖东西呢？买者主要是贵族、官僚和住在城里的地主。他们及其家人、仆人的普通生活必需品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因为他们在城外（有点甚至在城内，因为许多城市里有大片空地）都有田地为他们生产粮食、蔬菜、肉类，家里有婢女为他们纺织普通布料。但是有一些手工业产品和高级消费品（如珍宝、丝绸以及茶叶等），他们的庄园和仆人生产不出来，要去购买。而出售产品的人，主要是外地来贩卖珍奇产品的商人和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

吴承明先生说：“城市市场上，主要不是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而是一种以政府和私人的货币收入为基础的交换，即贵族、官僚、士绅（以及他们的工匠、隶役、士兵、奴仆）用他们的收入来购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而他们的收入，基本上不外是封建地租的转化形态，即农民的剩余产品。”

由于这种买卖主要限于少数贵重消费品，消费者也主要是皇室、贵族和官僚，因此贸易的规模很有限，一个城市只要有几个市场就够了。

今天大家都在谈丝绸之路，在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是首都长安（今西安）。

唐代长安是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内外三重城墙，周回八十余里，相当于今天西安城的九倍还多。城内人口，据估计在80万到100万，而当时欧洲最大城市人口才有15万。唐代长安不仅人口多，面积大，而且也是全世界到今天为止建设最为规整的城市。

这个城市是在一片空地上建好的，建好之后人才搬进去住，因此建得方方正正，道路宽阔笔直，纵横交错，南北十四条大街和东西十一条大街，把全城分割成棋盘状，形成108个坊（街区），坊区排列纵横有序。宫殿、官署，都被围在宫城和皇城的高墙之中，各个坊也都有围墙环绕。

在108个坊中，只有4个坊是市场区，即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一切商业活动都规定在这两个市场区内进行。这两个市场区面积不大，四周环筑有市墙，俨然是一座城中之城，市四周的每面坊墙上各开两个门，市门有门吏管理，早晚随街鼓声而定时启闭。中午时分，击鼓三百下，市门打开，市里店铺也开了门，大家可以进去做买卖。到了太阳落山前七刻，击鉦（锣）三百下，大家就得赶快离开，随后关闭市门。由此可见，当时长安城内的商业规模并不很大。

到了宋朝，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今天大家看到的城里街上到处有商店，这是宋朝才出现的。北宋都城开封没有承袭唐代长安的格局，很多官署与民宅、商业店铺、手工作坊分散杂处，由此开始了城市世俗化的过程。宫城东墙的东华门外，已成为专作大内生意的市场，其中央大道（御街）两侧也店铺林立，成为繁华的商业街。

宋徽宗时，汴京的界身巷，“并是金银采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水浒传》中有名的大相国寺，本是出家人清修的场所，这时也成为一个大市场，“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大家从《清明上河图》也可以看到，开封城内到处是商店。

南宋首都临安（杭州），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称为“珠子市”，其买卖也“动以万数”。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边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货币兑换、清偿机构），有一百多家，门前堆叠称做“看垛钱”的金银和现钱，以准备榷货务算清盐钞引。比起唐朝长安，这种体现出了城市商业的一个伟大进步，用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城市商业革命。

第三，区域市场贸易。

在中国，城市市场出现很早，农村集市出现较晚，而区域市场出现得更晚。所谓区域市场，指的是是跨越了省界而形成的交易圈。在宋代之前，虽然也有长途贩运，但只是把商品从这个点贩运到那个点而已，除了这两点之外，商路经过的地区与这种贸易没有多少关系。因此在中国，虽然很早就有长途贩运，但并没有形成有辐射力的、稳定的、内部有密切联系的跨区域贸易。

到了宋代，出现了区域市场。依照英国汉学家伊懋可的说法，宋代出现了三个区域市场：（1）以开封为中心的华北；（2）以太湖南北两岸城市群为中心的南方；（3）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在这三个区域内部的各个地方，相互之间的经济依赖都加强了，所以形成了区域市场。

到了明清时期，区域市场有了极大发展。依照美国学者施坚雅的研究，到了清朝后期，中国形成了九个跨越省界的经济巨区，即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上游（四川）、云贵、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浙江、福建），岭南（广东、广西）。在每个巨区中都存在着一个有密切贸易联系的地区，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区域市场。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研究结论还是很有意思的。今天的京津冀经济区，长江流域经济区等，还是沿着这个历史形成的区域市场。

这里，我还要讲讲全国市场的问题。关于全国市场的观点是我提出来。1999年在加拿大举行的“世界史学会年会”，请我在开幕式上做一个基调报告，报告的题目就是“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50—1850）”。在这个报告中我提出到了清朝中期，中国主要区域市场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很紧密，形成了一个覆盖中国主要经济区的全国市场。这个全国市场以水运系统为脉络。

在清代，中国内河航运的总里程增加了好几倍，在1840年前达到了5万公里左右；沿海航运里程也有很大增加，在1840年前已约有1万公里。这个巨大的水运网覆盖了中国的大多数地区。在水运里程增加的同时，航运能力也提高了。到了19世纪中期，中国水域中航行船只总数超过20万艘，总载量达400万—500万吨。在这个全国市场上，有巨量的商品在流动。

吴承明先生对长途贸易中的七种主要商品（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的增加情况作了估算，从这个估计可以看到：自明代后期到清代中期，粮食总量从不到1000万石增加到3000万石，而棉布总量则从1500万—2000万匹增加到4500万匹。长途贸易的丝和丝织品的总值从30万两飙升到248万两。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以上述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大商品为代表，长途贸易量大约占到了国内贸易量的20％。而依据我的研究，这个比重可能达到30％—40％。因此这个市场是19世纪中期全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

▍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业经营内容

商业经营就是从事商品交易，所以了解商业经营活动就要看看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是什么？有什么变化？

在农村集市，买卖的主要是粮食、蔬菜等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必须品。张三卖了三斗米，李四买了两匹布，就是这样。交易规模小，商品种类有限，买卖双方都是本地人。城市市场上贸易的商品，在宋代以前，主要是奢侈品和一些工艺特殊的手工业产品，交易规模也有限。到了宋代才发生大变化，长途贩运来的商品越来越多，也不限于奢侈品和工艺品了。至于区域市场和全国市场上贸易的商品，更是以普通民生用品为主，奢侈品和工艺品所占的比重已经不大，而且这种比重还不断下降。

在商业贸易的商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宗商品。在古代，交通条件不佳，货物运输的成本很高，使得商品贩运所受的限制很大。古代有“十里不贩樵（柴），百里不贩米”的说法。就是说，超过了一定的距离，运费就要超过商品本身的价值，贩运就不划算了。

当然，国家可以运用超经济的手段做事，比方说通过漕运，把长江流域的米运到长安、开封或者北京，供这些城市的官僚、贵族和军队食用。但这是一种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国家行为，不符合经济规律，和商业没有关系。要进行真正的商业贸易，当然要考虑成本和利润的问题。长途贩运要获利，必须有一定规模，形成规模经济，因此必须贩卖大宗商品。

中国古代的大宗商品种类并不很多。在汉代，有利可图的大宗商品运只有两种——盐和铁。每个人每天都要吃盐，没有盐就活不下去。每个人工作都要使用铁器（锄头、镰刀、斧头、铁锤、钢锉、锯子乃至针、剪等），没有铁器就什么也做不了。但是盐和铁的生产受资源分布的限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生产出来的。因此盐铁的生产和贩运，很容易成为一种垄断性行业，有大利可图。

所以在汉朝初期，最有钱的商人都从事这两项买卖。著名的大商人东郭咸阳是齐地盐商，孔仅是南阳铁商。大家都知道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而卓文君家族也是在四川经营铁生意的商人，非常有钱。因为盐铁盐铁是最能牟利的大生意，汉武帝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把盐铁贸易收归国有。从此之后，盐铁贸易只有政府才能经营，普通人不能从事。

到了唐朝，盐的买卖还受国家管制，但铁已经不是管制产品了。唐朝出现了一个新的大宗商品——茶叶。大家都知道茶是中国传统的国饮。饮茶的习惯是在南朝时才出现。开始时，是和尚们发现喝用茶树的叶子泡水喝，很提神。和尚们每天晚上都要念经和打坐，时间很长，而且劳累一天后很疲乏，因此念经打坐往往昏昏欲睡，但是这对菩萨很不敬。他们发现了喝茶可以提神后，于是兴起了饮茶之风。这种风气逐渐传开，一般人也学会了喝茶。

除了提神之外，人们后来发现喝茶还有别的好处。最大的好处是是防病。在古代，除了鼠疫、天花、麻疹等烈性传染病之外，人们健康最大的敌人是肠道传染病，而肠道传染病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喝生水。

欧洲人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采取的对策是少喝生水多喝酒。欧洲人喝酒的历史比中国长得多，普及程度也比中国大得多。经过几千年的持续喝酒，欧洲人身体可以分泌出一种分解酒精的酶。有了这种酶的帮助，酒精进入身体后比较容易被分解，就不容易醉。所以欧洲人喝酒很厉害。

而在亚洲，喝酒没有那么普遍，很多人身体里没有这种酶，所以没有欧洲人能喝酒。喝酒可以避免肠道传染病，但是经常大量喝酒容易得肝硬化，所以酒并不是一种好的饮料。茶就不同了，茶没有这种问题。大家都知道，茶一定要开水泡，所以饮茶使得喝开水普及了起来。水烧开后，水中的病原体都被杀灭，所以就消除了致病的来源。

从唐朝开始喝茶之后，中国人的肠道传染病大大减少，死亡率也随之降低了。喝茶还有一个好处，即提神。茶里有咖啡因，喝茶之后会兴奋，这样就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到了17世纪，荷兰人到了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他们发现那里的华人工作很勤勉而本地土著则很懒惰。他们又发现那里的华人都喝茶，因此看到喝茶与勤勉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也跟着华人喝，并把茶运回荷兰，荷兰人民也很快接受了这种新的饮料，荷兰也因此而成为第一个喝茶的欧洲国家。

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招了很多荷兰人到英国做工，发现荷兰人工作比英国人更加勤奋，而他们天天喝茶，于是英国人也跟着喝。有人说：到了18、19世纪，全世界最勤奋的四个民族是日本人、中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全是喝茶的。欧洲大陆人主要喝咖啡，咖啡是从土耳其传过去的。但是喝咖啡的人比较懒一些，比如法国、意大利等，至今还是这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喝茶会上瘾，上瘾之后就必须接着喝。不仅如此，喝茶这个习惯，逐渐从社会上层传到下层，喝茶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茶叶就逐渐变成一种大宗商品。唐朝政府发现了这一点，想控制茶的生产和买卖。唐德宗时出台了一个政策，命令把所有私营茶园的茶树都要移到官办茶园里去。但是茶树一移就死掉了，所以政府拿不到钱，老百姓也很愤怒。这个政策只好废除，而采用特许专门制度来控制茶叶贸易。也就是说，政府发放买卖茶叶的许可证（茶引），商人付钱购买到许可证，才可以从事茶叶买卖。由此茶叶变成了一种专卖商品。

到了宋代，除了盐、茶之外，粮食也开始成为大宗商品。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宋代水上运输比唐代发达得多。水运的成本比陆运低得多。像粮食这样的商品，如果没有水运，是不可能发展成为大宗商品的。不过宋代的粮食贸易还是较短距离的贸易，而且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

明清时期，水运大大发展了，形成了覆盖中国大部分重要经济区的水运网。有了这个水运网，主要大宗商品贸易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些大宗的商品的主要种类有盐、茶、粮食、布、丝绸、木材、金属等。大宗商品的种类越来越多，而且交易规模越来越大。

这个规模大到什么程度？曾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和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的柏金斯（Dwight Perkins）说：中国在1910年以前（包括18、19世纪），20％—30％的农产品在地方小市场上出售，5％—7％进入长途贸易，1％—2％进入外贸。也就是说，农产品的商品率达到30％—40%，而进入长途贸易（外贸也是长途贸易）的大约为10%。与此相比较，1820年美国农业的商品率约为25％，1890年日本农业商品率约为20％—30％。

由此可见，清代中国的商业化水平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其中长途贸易所占的比重也相当可观。

（本文原标题：《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业的主体》）

【作者简介】 

李伯重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经济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