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不同时代的开学礼

源济

王小妮：不同时代的开学礼 

原创 2017-09-12 王小妮 大家

文 | 王小妮

秋天，又到了学校开学季，清早又能听到上学的孩子踢踢踏踏经过，学校的喇叭又开始传出口令声和高亢的进行曲。恰好这几天读一本回忆录《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作者许燕吉，民国小说家许地山的女儿。

书中写到了抗战期间的读书生活，联想起我记忆中各种上学的场景，很有趣。

▲1954年，许燕吉（前排右一）与部分同学的大学毕业照

1943年的贵州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当时这里一所普通中学的日常生活在这本书中有详细的描述，可以再现兵荒马乱的战时，中国少年的学生生活：

▍敌后普通中学的生活

住：学校在贵州城外，没有院墙，宿舍和教室就散开在山坡和河边上。

我按书中的提示找到了现在贵阳市的水口镇，果然在城东出现了相同的地名和一间学校“水口镇小学”，不知道这所小学和当年的贵阳十四中学有没有关系。

1940年代，贵州的这所中学有女生上百人，都住在一间大房子里，狭小的空间摆满双层床，两个女生睡一张床，谁和谁睡一起，要抽签决定。

宿舍只有一扇门，但据说空气还可以，因为墙上的泥巴都脱落了，露出竹笆，使这间大宿舍四面透风。到了寒冷的季节，女生可以享受的特殊照顾是去学校伙房讨要一勺热水，洗洗涮涮用。

时隔50多年的1999年，我曾经在重庆巫山县河梁中学见到过184个女学生住在面积154平方米的一间大宿舍里，那是个春天的晴朗下午，大宿舍里的光线还好，空气流通也不错，站在门口的老师们正议论说这间宿舍能申请“人居密度”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几天后，又在巫山的大昌古镇见到当地著名的“男生8号”，当地学校租了半间铁匠铺做男生宿舍，面积120平方米，住男生127人。

铁匠铺里潮湿阴暗，不过，床铺上的铺盖都叠着整整齐齐，书籍杂物，甚至每人一只咸菜坛子都有秩序，一一摆在床下。

同样是一张床睡两个人，一个人的头对着另一个人的脚。老师们说学生都愿意这样睡，一个学生带铺的，另一个学生带盖的，最节俭的组合，帮家长省钱了。

小床很窄，只有80公分宽，我问：夜里有人会掉下来？

他们说：经常有。也没什么，爬上去再睡。

127个男生，只有唯一的一只水龙头，在外墙下侧，离地面大约20厘米高的地方。必须使劲躬下身子，嘴才可能接到水，127人喝水洗漱都用这一只水龙头。当时的大昌古城还没被水淹，它是一座有1700年历史的古城，听说后来整体搬迁了。

吃饭：当初，贵州十四中的所有学生都在一个大房间里吃饭，只有桌子，没有椅子。

平时，学生的饭碗都挂在墙壁上。吃饭时，八人一桌，第一声喊“立正”，由值班的队长向教官敬礼，随后第二声“开动”，哨声响起，就没一个人讲话了，开始“忙不迭地往嘴里进食”。12分钟后又吹哨一次，到第15分钟是第三次吹哨，所有学生都就必须离席。

菜谱是不变换的，早餐粗米饭一碗，煮黄豆。中午和晚上都是粗米饭加煮地瓜片。正是长大的年纪，又加上物资匮乏，盛饭的大桶总是被刮得干干净净，跟新洗过一样。

每月月底会有一次红烧肉，男生们钻研出了搜索肉块的窍门，要削尖筷子往锅底扎找。

读到这里，想起我读大学的1978年春天，当时的七七级刚进校，十年的荒废，学校好像一下调配不到很多房子，我们的食堂在就在宿舍楼的地下室，同样是只有餐桌没有座椅，菜谱也是基本不变的。

打饭要排一条长龙，在接近分饭菜的大铁桶时，要尽快递出搪瓷盆，食堂师傅手拿定量的扣勺，一勺饭一勺菜，扣勺磕在饭盆边沿，饭盆会突然加重下沉，赶紧端稳离开，让位给下一个，那一连串动作，总让我想到监狱食堂。每星期五中午的肉包子是最激动人心的了。

军训：军训在战时应该是很重要的课，书中说，起床号就是学生们的集合号，被子要叠得方正，然后整队，唱歌，升旗，做操，听训话。

现在听说小学也有军训，而我直到上大学才第一次遇到军训，不像现在有非常辛苦的军姿队列演练，结束时有实弹射击，每人一根枪十颗子弹，我把它们都让给一个男生，他替我打掉了那十枪。

校服：当年贵州十四中学生统一的学生装是黄色的，叫童军服。抗日期间，一切从简，衣服上没有额外的肩章等配饰，但要求颜色一致。许燕吉找到洗染店，却没有黄颜料，最后是自己用黄泥沤黄了衣服，冒充校服。

班级：所有班级以老师的名字命名，她们的老师叫梁启圣，男的，体育老师，所以，这个班就叫“启圣级”。

以老师名字命名班级，不错的想法。而“文革”中的1969年，我跳过了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直接进入中国北方的中学，当时时兴军事化，模仿军人的建制叫连和排，一年级三班，就是一连三排。

教育理念：当年的学生入学报到，每人领到一把小锄头和一把蚕豆种子，分到一小块梯田，希望由此开始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贵州十四中校歌第一句就是：“神圣劳动，小工人爱做工”，最后一句是“为什么读书，为祈助劳动”。

我记忆里没有校歌，回忆读书年代的声音，脑子里最先冒出来的是几个俄语单词：缴枪不杀。同志。打倒。

1969年春天上了中学，上午有语文数学课，经常齐声背诵“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下午挖地道，背诵“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的地道口就在教室一角，防空演习时候钻下去过，身边一条一条的暖气管道。

撤退：那一年的11月，战事趋紧，贵州的学校北迁，学生可以选择随学校步行转移，虽然大家都不知道要转移到什么地方去。紧急集合号响起，在大操场上宣布第二天出发，编队，安排事务，第二天早上，前面有旗帜，后面有装行李的马车，撤退的队伍出发了，而回忆录的作者没有随学校走，她和家人去了重庆。

▍抗战后方的名校

▲重庆南开中学学生民乐团

作者离开被她称作“简装”学校的贵州十四中，随家人迁到重庆，费了些周折才进入私立南开中学，和前面的平民学校比，后者太不一样了，现在上网还能看到这所学校当年的老照片和有点传奇的故事。

战事刚起的1936年，最初招生的重庆南开中学只有200多人，第二年，在校学生增加到1500多，之后每年都在增长，高峰时报考人数和录取人数之比达到10：1。

这所学校在结社，剧团，讲座等自由开放办学上都有创举。

战时的基础教育好像比和平时期更被重视，更看重人才，更期待着未来。

▲重庆南开中学运动会入场式

校舍：重庆南开学校有校门。有正规的大运动场，带两侧水泥看台。图书馆是三层楼房。礼堂有大的舞台，其中的座椅有台板。女生宿舍有独立的院子，男生不能进去。

教室墙上设有格子壁橱，橱柜带门，格子里放私人的书本，每人一格。即使是战时，想进入好学校依旧很难，许燕吉去报到已经迟了，学生早已招满，教室里挤得满满的，也没有空着的壁橱格子了。

教室的书桌被有些同学用蜡涂得锃亮，桌斗里的书垛得整整齐齐。

吃饭：饭厅用间隔分开了高中生和初中生和女老师，入座前，一荤三素四个菜都摆好，八副碗筷也早在桌上，围着餐桌有八张椅子，可以坐着吃饭，可以加饭，每天都能吃到肉，饭后不用自己洗碗。

这有点像我大学三年纪以后的食堂，进入1980年，我们的地下食堂有了改观，能点餐了，每天的午餐晚餐都可以买到带肉的菜了。不过，我上大学四年，食堂始终没有餐椅，经常打了饭就回宿舍。一直自备碗筷，自己洗碗。可能大家都还不习惯在外面用餐，从来没见过有老师在学生食堂吃饭。

住：重庆南开中学的宿舍是平房，有花格子窗，室内六张床，床下有木箱，被子要用白单子罩起来，被子要求有楞有角，像豆腐干。老师要查房，叫做“考美”，最好的宿舍会被评为“红美”，下一级是“蓝美”，再下是“白美”，最后是黑色的“劣”。

日常行为标准：早上的起床号后要抓紧时间，铺床，洗漱，去厕所，15分钟后操场集合，隔一会儿，早自习铃声响起。

每个楼门内都立着一面大镜子，刻有24个字：“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镜子两侧还有对联“气象毋傲，毋暴，毋怠”，“颜色宜和，宜精，宜庄”。

现在，很多学校迎面有立镜。我读小学是在长春市天津路小学，一所上世纪30年代初由日本人创立的学校，进门就是高大宽边的镜子，不记得有没有字了。

总在高镜子里看见紧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后面空荡荡就麻烦了，一定是迟到了。

欢庆胜利：就是在重庆南开中学，作者迎来1945年的暑假，一个非常普通的下午，先听见鞭炮声和喊叫声，以为是有人结婚或铺子开张，忽然听说日本投降了，听说街上有“号外”了，听说人们都上街了。

各种庆祝胜利大游行，喊口号，唱歌，欢呼，男生跳起土风舞，随后开了庆祝会。

秋季开学，老师问大家的家乡在哪儿，大家都在准备回家，纪念册合影盛行，有钱可以订银质的纪念戒指，有英文的南开的缩写“NK”，而许燕吉一家也筹划着顺长江东下的行程。

我参加过的庆祝活动不计其数，从小学的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游行，到外国友人来访，比如朝鲜领导人崔庸健来访的夹道欢迎队伍，到最新指示发布后第一时间上街游行。

用红色皱纹纸抽粘成长花束，已经成了对绝对颜色的顽固记忆。

▲南开中学学生抬花灯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游行

▍时间无情和细节顽固

本来这些琐细的东西都被时间吞没掉，跟没发生过一样，但是，人们的记忆一直顽强地要重新提起，不准它销声匿迹，历史会暗自保留它自己的勾连和呼应的方式，就用这些看来零星琐碎的细节。而求学的经历，必然只是跟随我们的一小段生活，但它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远，常常被忽略。

▲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名录

我很想知道，那个年代曾经就读贵州十四中和重庆南开中学的学生，后来分别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学校对他们个人影响有多深。

应该有一份详细的调查留给后人，关于他们离校10年后，30年后，50年的人生记录，就像许燕吉的回忆录《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题图：1930年代，许燕吉与父亲许地山、母亲和哥哥在香港

【作者简介】 

王小妮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名诗人，著有《上课记》《一直向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