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一个土耳其朋友对对西方的执着怨念

源济

马立明：一个土耳其朋友对对西方的执着怨念 

原创 2017-09-23 马立明 大家

文·马立明

一

来自土耳其的法蒂邀我咖啡。他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学者，讲着一口非常标准的中文。他来自伊斯坦布尔。目前他在华南的一所重点大学研读国际政治硕士。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他撰写了一部著作，即将出版。

他告诉我，他热爱中国。中国在短时间内有如此卓越的经济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而且，中国找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就是在不依赖西方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进行发展，并成为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大国。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他非常兴奋，认为这是土耳其外交的一个千古难逢的机会。

真正意义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实还是少数，全世界大概只有50-60个左右。而大部分的非西方国家，都处于一个攀附的状态，千方百计地向西方示好，甚至不惜让渡主权与国家利益。尤其是后冷战时代，在“西风劲吹”的情况下，更是没有其他选择。即使是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也在90年代中期拼命讨好西方。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

法蒂对西方——尤其是欧盟——非常不满。在我看来，这也许可以代表很大一部分土耳其人的观点。在上世纪60年代，土耳其试图加入欧盟。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曾经说过，土耳其只能加入欧洲，进入现代文明，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当时，作为一个新兴的世俗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劳动力输出大国，土耳其的申请也被欧盟所接纳，纳入考虑范围。

关于土耳其的“入欧”，催生了许多讽刺漫画

“之后的事情大家也都清楚了。土耳其人满心以为欧洲会接纳我们，但时间不断流逝，欧盟对我们总有诸多的挑剔。”法蒂说，“一下子过去了50年，一些比我们晚得多递交申请的国家，比如捷克、波兰、拉脱维亚等，也成功入选了。但是我们还是在等消息。当年热心期盼的青年，如今都已经成为老人家了。”

在入欧这件事上，欧盟是忽悠了土耳其。

1959年土耳其与欧洲经济共同体（EC）建立正式关系，1963年土耳其通过《安卡拉条约》，取得“联系成员国”资格；1973年土耳其与欧共体签订了关税同盟的《附加草案》；1987年第一次正式加入欧共体。随后，土耳其入欧计划遭到了一系列的挫折。哥本哈根标准令土耳其问题复杂化，其硬性的“人权标准”、经济问题等将土耳其拒之门外，一度令土耳其与欧盟关系恶化。2004年欧盟在会上提出，只要土耳其符合人权及民主指标，就可以重开谈判的大门。至今，土耳其入欧时间表依然没有着落。

就在今年的9月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在与社民党领导人舒尔茨的电视辩论里说：“事实很清楚，土耳其不应该成为欧盟成员。”同时，默克尔还说：“除此之外，我会跟其他欧盟国家领导人说，看能否就这个问题达成一个共同立场，以便终止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

默克尔的态度一向明确

这个表态，听起来很无情，但法蒂倒是很释然。感谢默克尔最后说了实话。一个做了半个世纪的美梦，最后到了梦醒时分。轰轰烈烈的入欧行动宣告破产，那些亲西方的土耳其政治势力，如意算盘真的打错了。如今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很明显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有魄力的政治强人。他绝不是西方国家所欣赏的那类领导人。

二

塞缪尔·亨廷顿曾经在他的名作《文明冲突论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解释了土耳其的尴尬局面，认为其无法融入欧洲核心问题在于他的伊斯兰底色。土耳其在地域上属于亚洲，在文明上属于伊斯兰文化圈。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一语道破：土耳其是个与欧洲“有不同文化、不同处世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国家，土耳其入欧将是“欧盟的终结”。

梵蒂冈宗教领袖之一的拉青格枢机主教也曾危言耸听地说：土耳其的加入将彻底颠覆欧盟不堪一击的体系，使所有建立在完全一体化基础上的欧洲统一国家的希望成为泡影。再过十几年，欧洲就会成为“北非和中东的延伸”。他还指出：“欧洲是一个文化的大陆，而不是地理上的概念。其文化决定了他共同的特点。为此，土耳其在历史上始终意味着另一个大陆，永远与欧洲不同。”同时，拉青格枢机还谴责了一味追求商业目的，将两个大陆强行混淆在一起的错误做法。“用毁灭文化换取经济利益意味着丧失财富”。主教的话得到了欧洲保守派人士的支持。

有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手中获得发展的机会，比如日本、韩国、印度、巴西、南非、卡塔尔，甚至中国。但也有些国家很难获得机会，甚至注定它就是一个被冷处理的角色，比如土耳其，以及中东、拉美、非洲等一系列国家。文明冲突论是一种视角，依附论则是另外一种解释框架。非西方国家总是难以真正融入西方世界，哪怕是融入了，也处于“相对被剥削”的地位。

法蒂对我说，有“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与西方文化截然相反的世界。西方倡导的自由主义固然吸引人，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享受到这种佳肴。成功的故事总是相似的，但倒在通往民主之路上的国家，则各有各的哀伤——或是在国际合作遭遇“玻璃门”，或是国内政治中被玩坏，或是经济上形成依附状态。市场经济与竞争机制带来的技术狂飙，造就了一批获益的新贵，但是带来了更多人的相对贫困，形成了更强大的民粹阶层。只是，这些阶层会不会成为一种颠覆世界的力量？

在此前我写的《请尝试去理解那些抵制圣诞节的人》一文中，就曾经提到过全球化进程中被遗忘的边缘群体。包括圣诞节、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事物，只是他们愤怒的一个宣泄口而已。全球化在今天之所以逐渐失去动力，很大一个原因是反全球化力量的飙升。那些反对者们可以打造各种话语，比如说，“民族的”、“本土的”，或者还有“抵抗文化侵略”——这些词在政治上都无比正确——来包装自己的立场。民族主义是一张很好用的牌，放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三

“与国际接轨”曾是中国发展的口号，但这里有个误区，就是“国际化”也许曾经是“西方化”，但现在却越来越难以划等号。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其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是西方国家。世界并不是只有一个方向。比如，在今天，很多中国企业发现，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里，有着他们广阔的市场。

美国人类学家麦高登（Gordon Mathews）曾经提到一个词：“低端全球化”。他的说法是，“我对低端全球化的定义为，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是与西方为主导的（所谓的）“高端全球化”同步进行的另一个变种，事实上，这不是变种，而是被西方学者所忽略的部分。当他们只关注跨国公司、摩天大厦时，却忽略了非法劳工、山寨品牌、廉价商品等元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这也是一种被忽略的潜行力量。

学术界多年来一向被欧美学者所垄断，他们所定义的“全球化”，是发轫于资本主义世界的“高端全球化”。因此，当他们发现“低端全球化”潜行的痕迹时，发现“另一个世界”时，他们是非常惊讶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在没落。但于此，问题仍比答案多。特朗普时代，可以理解为美国正在经历一个调整期，有可能继续衰落由此而一蹶不振，但也很可能在调整后重新崛起。由自由主义而派生的“普世价值”、“现代文明”等意识形态未来会如何，也是未知。但是目前可以明确的是，以“西方”作为人类发展对标的说法，能否占领舆论市场已经要打个问号了，而“高端全球化”的动力也在变弱。就土耳其而言，其国内民意的变化，若从当年的“粉西方”转向无视甚至敌视西方，也不再是一件令人觉得奇怪的事。

与法蒂的聊天中，他提到的一个概念是“中国浪潮”——当西方国家带着警惕的心态看待中国崛起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则会寻求另一种可能性，一种外交上的新选择。法蒂明确表示，“文明冲突论是错误的”，把各个文明融合在一起才是正路。

有一位非洲留学生在课堂上说过，可以组建一个“反西方联盟”，让中国来当老大。这让我想到了某位著名学者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中国不是世界的老二，而是另一个世界的老大。”这种心态在中国人中的影响力如何？不久前热映的电影《战狼2》，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给出了答案。

那位非洲学生的话，也许是个玩笑，也许不完全是个玩笑。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在不同理念不同利益的驱使下，自然会有不同的版本。但中国给自己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呢？在抛向中国的鲜花之中，是否也会有陷阱？那些已经西方化无望的国家，他们的诉求，能不能回应，如何回应？

这些，都不是我与法蒂的咖啡时间可以聊得清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