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建松：曾经，写字是一件神圣的事丨这不科学

源济

聂建松：曾经，写字是一件神圣的事丨这不科学 

原创 2017-10-15 聂建松 大家

柏拉图对于“书写”的不信任，并非是他一家之言，在古代世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在公元前后，犹太教开始流行“口传律法”《密释纳》（Mishna）；在基督宗教的《圣经·新约》之中，保罗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这（新）约并不是在于文字，而是在于神，因为文字叫人死，灵却叫人活。如果那以文字刻在石头上而属死的职务，尚且有过光荣──甚至以色列子民为了摩西面貌上易于消逝的光荣，不能注视他的面貌……

——《哥林多后书》三章6至7节

这种观点想必我们今人也都十分熟悉，其实就是让我们不要拘泥于“文字”上的内容，或者用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词来说，就是要破除“本本主义”。这是因为在柏拉图和保罗看来，文字的记载恐怕不足以反应人最真实的体验——譬如我写下“美女”二字，并不会让人觉得面前就站了一位美女。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就是古人关于“书写”的全部看法。实际上，还有相当多的古人对于书写这项活动，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崇敬之情。

一、 《天书奇谭》与“会写字的神”

在我很小的时候，曾经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天书奇谭》。这个动画片讲的是，一位仙人袁公为了救助凡人，从天宫中窃出了“天书”并刻在石洞中，然后又将天书拓印成册交给了一个叫“蛋生”的小孩。最后，蛋生和袁公一起击败了偷窥天书的三只狐狸，但是袁公因为私泄天机，被黄巾力士捉回了天上。

小时候，我一想到这部动画片，就会觉得袁公被捉走实在是有些可怜。可是长大之后，我却发现在这个故事中，居然还有些古代神话的影子。

蛋生

譬如，在《旧约·出埃及记》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渡过红海，来到了如今西奈半岛的西奈山下。在这里，以色列人安营扎。随后，摩西登上西奈山，得到了来自上帝的各种指示，最后上帝交给了他两块“石版”，上面有上帝用“手指”所写的字。结果，这两块石版的命运很倒霉——在见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的时候，摩西一怒之下把它们摔碎了。于是，在摩西向上帝汇报之后，上帝只好又叫摩西重新制造了两块石版，自己在上面刻上了字，让摩西带了回去。

不过，这个故事不仅仅是这样的，它还有一个扩充的版本。在路易斯·金兹伯格（Louis Ginzberg）的著作《犹太人的各种传说》（The Legends of the Jews）一书中，在开篇的第一章《世界的创造》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神话故事：

起初，在天地出现之前的两千年，上帝创造了七样东西，而第一样东西便是“妥拉”（Torah，在此指犹太人的经书）。它是（上帝）用黑色的火焰在白色的火焰上写就的，并且被放在上帝的膝盖之上。在摩西登上西奈山后，上帝方才又将它写在石版上，交给了摩西。

在这个故事里，与《天书奇谭》中不愿泄露天机的神仙们不同，上帝倒是没有藏私，反而亲自使用了书写的方式，将他自己的想法留在了人间。

当然，如果抛出其中的神话因素，相似的思想也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某些历史中的事件便是形成这样一种神话的根源——如果从“祛魅”的历史角度上讲，如果没有人应用书写记录这种形式，那么自然也就无法将之编织到一个故事之中。

那么，在人间，谁又曾做过相似的事情呢？谁还把文字刻写在了石头上呢？

古巴比伦王汉谟拉比就曾经将自己的法典（Codex Hammurabi）刻在一块黑色的玄武岩石柱上。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汉谟拉比本人也并未将自己视为是法典的编辑者和创作者，而认为是太阳神沙玛什（Samas）将这部公平正义的法典交付于他，由他代为刻在这块石柱上。

汉谟拉比法典

在这两个故事中，我们可以会发现，“书写”不被视为一种不可靠的表达工具，“词不达意”和“言不由衷”的现象不存在于这两个故事之中。这是为什么呢？

说起来，这也不难理解。柏拉图对于荷马的批评，其关键在于诗人们利用语言的音乐性去挑拨人的感官，而非向人传达真理。然而，对于出自于神灵感动（Mania）的不自觉的诗歌，柏拉图则十分认可——它们往往被认为是出自于神的手笔，或者是神透过“诗人”写下来的神圣诗篇——正如袁公刻在石壁上的天书一样。

因此，在摩西的故事、汉谟拉比法典以及柏拉图的观念之中，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共性：若创作主体不是人，而是神灵，那么就要比人类随着自己本性写下的作品高超得多——换言之，这种“书写”是神圣的，人们认可其表达乃是准确无误的。

这样一种传统有着一个非常古老的源泉。在几千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流传着这样一个共同的古老的神话原型（archetype of mythology）：在每一年的开始，众神都会召开一个会议决定这一年所发生的事件，并将这些事件记录在某个“书”，然后就会有某个凡人因为机缘巧合阅读到这个会议记录，又或者众神之中的一位会将这会议记录交给某个凡人——这就好比袁公将天书交给了蛋生。

这一观念几经变形，多方流转，最终又影响到了我们如今最为熟悉的三个“亚伯拉罕的宗教”（Abraham Religions），即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在摩西登山的故事中，在约翰所写的《启示录》中（上帝为约翰打开了一卷书），以及在天使为穆罕默德带来《古兰经》的故事当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神以“书”的方式传授给人真理。

这样看来，袁公如果不是神仙，而是一个天使的话，大概也就不会被捉回天庭了。

二、 神与会写字的人们

在《天书奇谭》里还有个情节非常有趣，蛋生一开始看不懂袁公刻在石壁上的“神仙文字”，直到袁公将之转成人类文字，蛋生才学到了天书的奥秘。

虽然这是一部动画片，但这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神所用的语言和文字，等同于人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么？

不同地区、不同宗教、不同人群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穆斯林会觉得写就《古兰经》的阿拉伯语是神圣的；基督徒则不认为写就《圣经》的希伯来语或者希腊语是神圣的；犹太人的态度则介乎于前二者之间；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们则认为存在一种“神圣语言”，人类可以在心中默读，但是人类是无法发音的；等等。

可是这些古人之间，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书写和文字的出现本身都是一桩充满了奥秘的事情：柏拉图不信任书写，但也没有否认文字是由神所发明的，赐予人的礼物；基督徒认为语言虽然不是神圣的，但是先知们的作品却是在神灵的指导下完成的。

另外，必须说明的是，在古代并非人人都懂得书写和阅读。有幸懂得书写和阅读的人，就会被人们认为有可能掌握了神灵的奥秘——在历史之中，最早掌握书写的人群基本都是祭司，或者是参与祭祀神明的贵族。埃及人的象形文字、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以及印度的梵文，在很长时间都只局限在祭司、贵族和婆罗门的范围之内。

同样，在《圣经·旧约》的《历代志》和《列王纪》之中，也记载了一件类似的事情：

当约西亚（Josiah）登上王位的时候，他开始着手修复曾经被毁的圣殿。在修复过程之中，工匠和祭司发现了一卷“妥拉”。于是祭司便把这一卷作品交给了文官，文官拿到约西亚王面前并且朗诵了一番，让听到这番内容的国王大吃一惊。

国王命人拿着这卷书去找人“鉴定”，大家找到了一位女先知去询问这卷作品的真实性，而女先知替上帝回复说这卷作品就是真的“妥拉”，希望国王和大家遵守之。大家将这消息带回给了国王，于是约西亚王便将这部作品公之于众——这卷作品就是如今《圣经·旧约》之中的《申命记》一卷，其中记载的内容便是，摩西在登西奈山之后，在逃出埃及四十年之后，在约旦河的东岸对众人所讲的话。

自此之后，在各个“犹太会所”（Synagoge）之中，这些经文将会被不断重复，并且成为了一种传统——在安息日，犹太教的拉比们会进入到会所之中，打开一卷经文，朗诵之后，开始为人们讲解其中的内容。

这一行为也影响到了基督教的诞生。耶稣在拿撒勒的时候，步入了犹太会所，负责保管经文的执事便把《旧约·以赛亚书》交给了他，他念了其中的一段，并且为人们讲解其中的意思，然而人们却不接受他的教导，甚至想把他从山崖上扔下去；在加利利，他在会所讲经的时候，甚至遇到了被魔鬼附身的人，等等。正是通过了这样的方式，耶稣逐步在民众之中传播了自己的名声和思想。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也许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掌握写作又有权威的人会胡乱地使用这种能力来搞自我创作。然而这是一种误解，人类的自我创作在很长时间都是被严格限制的，不能以公开的形式出现。因此即便某些“自我创作的作品”被人书写下来，也会被更多地认为是用来记载已经存在的事实——因此，在古代经常盛行“托古改制”的事情，假托古人之口，行今人之事。

譬如，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的赠礼”（The Constantine‘s Gift），便是中世纪的修士们伪托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之名所作，该文件称在四世纪之时，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曾把帝国西部政权“赠与”了教皇，因此日后西部的国王们也都应该听从教皇的指导。这在很长时间都是教会用来对付王权的有力武器，而这个秘密直到十四世纪才被人文主义者的考证所发现。

13世纪描绘君士坦丁赠礼的壁画，左为教皇，右为君士坦丁

又譬如，曾经震动了整个基督教古代世界的《狄奥尼修斯文集》（Corpus Dionysicum）。其作品本身应为四、五世纪的一位叙利亚隐修士所作，但是托名为《圣经·新约》中的保罗的学生“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Areopagite）。结果一下子，就让当时的人们信以为真，并且奉为经典之作，而且这个秘密也要比《君士坦丁的赠礼》隐藏的时间更久，一直到了1895年才被两位德国学者发现。

当然，这样的例子也并非西人独有。在近代中国也有一次，那便是康有为著名的《孔子改制考》，以此为变法革命找一个借口。

三、 写书与装订

如今英文中的“Scripture”（经书）一词，便源自于拉丁语的Scriptura，这个词与书记员（Scribe）一词，以及用文字描述（Describe）一词都是同源一体，其本意也并不神秘，就是指那些“被写下来的东西”。之后方才被引申为“经文”，盖因这些内容尤为重要，害怕被人们忘记。

当然，我们也没遇到袁公，不能让他施法把这些文字都灌入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柏拉图骨子里也非常鄙视那些记忆力不好的人，可是架不住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超群的记忆力，只好靠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俗语来安慰自己。

不过，随着写下的东西越来越多，人们也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便是我们到底怎么才能把这些东西收拾在一起？

最初的西方的“书”的名字是Liber，它意思指的是薄版，这是因为人们最早并不是在“纸”上写作东西，而是在各种板材上写作——可以是木版、泥版或者石版。譬如，在我们中学的历史课本上，便可以看到最早的人类文字之一“楔形文字”就是写在一块块的泥版之上。又譬如，摩西在西奈山上得到的“妥拉”，也是写在石版上的。

大约公元前21世纪的楔形文字

因此，如果是那个时期的人们谈到“书”这个词，他们脑子里实际上反应出来的是各种各样的“版子”。当然，这些东西倒是不需要考虑如何装订，因为它们太沉重了……不过人们还是需要把一些有纪念价值的Liber集中放在一起，而由此也诞生了最早的“放版子的地方”，即“图书馆”（英语里的Library一词也就是由Liber而来的）。

随后，埃及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张之一，“莎草纸”，直到这时候西方人才就拥有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书”的雏形。这些莎草纸被人们称为“bibilos”。到了这时候，人们再谈到“书”的时候，脑子里才会反应出把很多张纸放在一起，并且还是拼合在一起的那种东西。这时候，“书”这个词就等于是“很多张纸张”（bibilon）的意思。

如果外语不错的人看到这个词，可能会觉得非常眼熟。没错，这个词就是“圣经”（the Bible）这个词的来源。因此，“圣经”这个词的本来意思，其实就是“那么一本书”。

更为有意思的是，大概西方人并没有我国的书法传统，因此在他们看来“写字”其实并不是“写字”，而是“画字”或者“描字”。因此，在古代西方那些写下来的文字，其实也就被称为“画”或者“描”下来的内容（graphe）。因此，在“那么一本书”上“画下来的字”就是指的是《圣经》上面的“经文”。

虽然相比于前人使用木头、泥巴和石头制作版子，莎草纸的性能已经进步的非常多了，但是莎草纸本身不仅距离现代纸张的性能差距甚大，即便是距离我国古代的“蔡侯纸”性能都还是差上很多。

其性能决定了它只能在单面书写（因为墨水很容易“霪”到纸的背面），而且由于质地比较脆，还不能折叠存放，于是人们便把这些“纸”卷在一根棍子上（金贵的书就用象牙做棍，比较次的书就用木头做棍），外面再系上绳子，便可以保存起来了——这时候，人们称呼“书”就多了一个新名字，那便是“轴子”或者“卷子”（Volume），这便是来自于那些用来卷纸的棍子。

因此，当时的古代西方人并不会说出，请给我一“本”书这样的话，而是会说，请跟我一大“卷”书，或者请给我一大“轴子”书之类的话。这个词我们如今也在用，比如，当我们谈到一套丛书中的第几本，我们便会说这是“第几卷”。

虽然其性能不过如此，但是莎草纸已经可以允许人们同时保存大量的书籍了，毕竟这些“卷子”要比“版子”的成本低得多，占用的空间也小得多。这时候，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随之兴起。古代世界最著名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最多的时候竟然保存了几十万卷书。而且，这还间接的促生了一种职业，买书和卖书成为了一种可能，书店老板这个行当诞生了。

尽管如此，莎草纸的性能上限实在不高，这时候西方人发现了另外一种替代品，那便是用“羊皮纸”和“小牛皮纸”。实话实说，这种‘纸张”的性能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现代人使用的纸张，然而这种“纸”的造价可要远远高于中国古人使用的纸张，以及我们现代人使用的纸张。毕竟要制作一张“羊皮纸”或者“小牛皮纸”，就要杀死一头牲口，而且其身上还不是每个部分的皮都可以用制纸，只有特定的平整光滑的部分才可以使用。

1329年的羊皮纸文书

要知道，在罗马帝国晚期至中世纪的时候制作一部体量不大的书，差不多就要用几十张这样的纸——这些由兽皮所制作的书籍，几乎不能被看作是日常消费品，而是被当作奢侈品保存起来。故而，很多教堂既为了让人们有机会能阅读到一本“书”，又为了防止人们把书偷走，就会单独设立一个铁笼子把“书”装到里面，或者用铁链子把“书”栓起来。

然而，也正是依赖于这些兽皮纸张的良好性能，西方人才终于得以“本”这个方式来装订书籍。这时候，“书”又获得了一个新名字，叫“本子”（Codex）。不过，之所以能够得名叫“本子”，也还是因为这样的“书”长得非常像最初的“版子”书——大概在古人看来，无论是“版子”还是“本子”其实都是“一大块儿”或者“一大片儿”的存在。

由此方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书自此在西方诞生了。

本文原标题：《固化阶段：经书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