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双11”狂欢，除了金瓶梅还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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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双11”狂欢，除了金瓶梅还剩下什么 

原创 2017-11-08 连清川 大家

这是大家之选的第3篇文章

今日出品方：冰川思想库

本文作者：连清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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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辗转流落在绍兴附近荒山野寺里的张岱，还常常会想起自己年轻时在杭州城中所渡过的不计其数的“双11”。

明朝的“双11”并非只有一天，它是几乎不间断的，长达数月的商业狂欢。每年，当正月十五元宵节来临的时候，“双11”就正式开启了。

张岱回忆，在元宵那一天，登山的人摩肩接踵，只能任由人群推搡着行动。佳节过后，游人所丢弃的垃圾堆积如山，常常在其中还能捡到女子的绣花鞋——甚或，绣花鞋是挂在树上的。

明代的《上元灯彩图》，充分显示了“双11”时候的盛况

繁华

不过真正的“双11”开场于农历二月中旬，西湖边上的寺庙敞开大门开始庙会，一直持续到五月初。远自山东的全国各地商人（和他们的家眷），以进香为名，到杭州来做贸易。杭州中心的大昭庆律寺，可能是那个时候最为拥挤的所在，“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水泄不通。

售卖的东西当然不仅仅是生活日用。即便是农产品，商人们也会做细致的划分。同样来自福建的橘子，张岱说，惠安的太普通，推荐漳州的。还有经过深加工的闽橘饼，他认为也是美味的。

“双11”最重要的当然是抢品牌货。在张岱的购物车里，品牌货才是真正争抢的热点：嘉兴黄师傅手作的锡壶，南京濮仲谦的竹器，苏州姜华雨的斑竹，马勋和荷叶李的扇子，陆子冈的玉雕，赵良璧的梳子，赵士元的夹纱。张岱自己收了福建一位雕佛师傅的10台灯架，成为了他的压箱宝。

对于那些需要从外地到杭州参加“双11”聚会的人来说，没有互联网、高铁和飞机，虽然只有马车、舟楫和大运河也无需担心，明代已经有好几本Lonely Planet可供选择。

其中最著名的是1570年黄汴写作的《一统路程图记》，详细记述了在全国各地游历的攻略，包括交通工具的价格，酒店的选择，美食的寻找，哪里可以雇到脚夫，当然还有各地的（包括夜间）的安全指数。

无法襄与盛会的人也无需烦恼，他们可能在身边就会发现一个大派对。“一个跨地区的经济体——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统一体——正在形成”。这里意味着地域性的专业生产已经成型，或者简单地说：像莆田鞋城，义乌小商品城这种集中地已经存在了。福建的建阳是全国的图书印刷中心，《金瓶梅》多半大多数就是在那里印刷的；徽州的墨，江南的纺织品，扬州的梅，四川的茶。

张岱的后半生，都在回忆前半生。他的肖像，有赖商业化了的福建建阳印刷中心才得以保存。

就像今天一样，明朝的“双11”也早就不是官家显贵们的特权，在长达数月的商品市集中，上至内阁大学士，下至贩夫走卒，都平等地出现在人潮之中。这，是一场全民的狂欢。

矛盾

但当张岱开始回忆这一切的时候，他的江山遍地焦土，满目疮痍，中国刚刚经历的满人入关之后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他出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离明朝覆灭的日子（1644年）刚好五十年，好日子还远远没有到头。

可是明朝的好日子到底是怎么到头的？

张岱后来写了洋洋洒洒的几十万字，历史上著名的《石匮书》，试图解释明朝的覆亡。他始终认为，明朝的政治出错了。

但他的前辈，曾经官至辽东巡抚的张涛必然矢口否认张岱的断言。张涛认为，恰恰是张岱这样毫无节制的玩物丧志，沉溺物质，才导致了明朝道德沦亡，秩序崩塌，背离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教诲，才会给了外敌可乘之机。张涛虽然死在1618年，离明朝灭亡还有几十年时间，但他断定明朝完了。

加拿大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博士卜正民的《纵乐的困惑》，多少回应了张涛的理论。他帮着张涛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明朝的商业社会太过发达，以至于颠覆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行之有效的儒家政治和社会秩序，所谓的天地君亲师，君臣夫妻父子，上有朝廷，下有士绅的稳定结构，所以明朝才完蛋的？

朱元璋给明朝设定的社会结构确实和张岱所描述的世界完全两样。老朱是老子的粉丝，他一上来给明朝开的药方就是“小国寡民”。所有的国民都是户籍制的，并且终身不得迁移；士农工商是铁定的秩序，不仅职业排位如此，而且祖孙父子，都必须是固定职业制。

这就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没有流动的社会，就没有不可测因素的出现。

不过计划的确赶不上变化。200多年时间里，明朝承平日久，除了北方与蒙古，东南沿海与倭寇有过战争，主流地区兵戎不兴。于是，到了1600年，“一般认为中国人口已接近1.5亿”，更加激进的统计是1.75亿。

农耕时代的技术发展，不可能造就几何级的产量翻翻。各地的荒地，在头一百年年就已经开垦得差不多了，每个地方都遭遇资源危机。想要活路，就只有靠流通。

自从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皇家税务逐渐以折成现银的方式向地方收税。于是原本为实物税收所准备的上万个陆路驿站，和疏浚的大运河水路运输，逐渐都被民间所利用，拿来作为商品的物流系统。

资源压力所产生的交换，和商品运输通路的发达，让每个村庄都发生了商品化的转换。最初的农产品交换变成了更加复杂的商品生产交换，于是专业化的农产品和商品生产基地出现了。上海地区变成了纺织品生产输出中心，湖广地区变成了粮食基地。从15世纪开始，上海人就开始吃商品粮了。

市场的出现当然所改变的不仅仅是生存方式，接下来就是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社会伦理结构……在万历年间曾经当过官的李乐在1601年出版了一本《见闻杂记》，简直就是愤怒至极。

其中一个故事说，他接待两位官员，叫了个老奴来扇扇子。老奴随手就抓了把椅子坐在他身后：那是主人家的上位。他骂了老奴，老奴说：“汝有风足矣，何管我坐主宾位？”还有一个雇工，愣是不开眼，他不在家的时候，居然盖错了他的被子！他一怒之下，把被子烧了。

于是张涛的问题就来了：“出贾既多，土田不重。……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商人太多了，没人种田了。社会等级混乱，每个人都在斤斤计较。人和人之间只会相互算计，然而却没有人有安全感。

整个社会的秩序观已经颠覆掉了。主人不像主人，士绅不像士绅，官员不像官员。再说得彻底一点：人，平等了？

这把明朝的知识分子吓坏了。他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等级的社会。所有人都可以穿一样的衣服，所有人都可以住一样的房子，所有人都可以读一样的书。就像张岱的“双11”一样，在杭州的山上，看不出官员、士绅、市民和农民的差别了。

朱元璋除了杀大臣，最著名的是灭了富可敌国的沈万三。据说南京城一半的砖头是用沈万三的银子做的。可是之后再也没有听说过哪个皇帝如此生杀予夺地剥夺过哪个商人的家产——徽州的盐商，多得就像今天莆田的游医。

明代书籍上的郑和宝船。除了国内贸易，明代的国际贸易实际上也非常发达。

《金瓶梅》

卜乐民多少觉得张涛说得有点对。在他看来中国的父权家族、等级秩序和统治阶级正义性等等这些儒家价值观，还在对中国的社会起指导作用。其实他和张涛都着实低估了中国的实用主义精神。中国人惯于在社会中建立起等级制度，无论以政治，还是以金钱，还是以文化。比如马云就可以《风清扬》成为优秀的歌手，而王思聪可以骂林更新是笨蛋。

这才是兰陵笑笑生更加担心的问题。《金瓶梅》的出版时间是万历时期，明朝市场经济最为巅峰的时代。他假借了《水浒传》的背景，把故事放在北宋，却整个地在写明朝的世界。

西门庆就是明朝利用市场社会的规则成长起来的典型商人。在这个社会里，有钱能使鬼推磨。他前后娶了六房妻子，当了蔡京的干儿子，捐了一个当地的小官，可是基本上不怎么上班。他一辈子的追求就是到处去Fuck。良家妇女娶回家，所有的妓院嫖了个遍，自家人家家里的女子长得好看的就想上。他的一辈子可以归结为三件事：赚钱—花钱—性生活。

可怕的问题是：这部小说里所有人的生活都只有这三件事。兰陵笑笑生不觉得社会秩序有什么好崩塌的。西门庆从一个街头小混混变成了商人，变成了官人，变成了枯骨，秩序还是那个秩序，可是人呢？在赚钱—换钱—性生活的无聊循环之中，整个社会被拖到无底洞里。

人只剩下个欲望，什么也没有了。

明崇祯版的金瓶梅绣像插图。画面非常明确地显示出全民商品化和娱乐化的气息。

这个问题很是后现代，搞得一大批研究《金瓶梅》的学者无所适从。因为只有西方才有这样的问题：当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人类该向哪里去？

所以，明朝的一大帮子知识分子全都回答错了问题：不是这个社会秩序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人的价值观出了什么问题。

在旧有的儒家传统秩序里，仓廪实而知礼仪，然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顺序不能乱的，这就是秩序。人有一个等级上升的空间感，于是就有追求。但是明朝颠覆了这套上升空间的设置。进入到商品世界里之后，物质充实的世界里人已经有了多元的选择，成为士绅然后学者然后官员的这条路径突然间开出许多分叉线。

在商品社会所导致的多元化选择，需要的是另外一套伦理系统来回答。但是明朝的知识分子能想到的，不过是回到小国寡民，鸡犬不相闻的传统世界里。这是一种反动，不是一种进步。

所以，张涛注定是要失败的。

但是《金瓶梅》的问题更加尖锐：物质的极大丰富满足的是人类身体方面的所有需求，旧有的那套伦理秩序确实不适用了，然而除了眼耳口鼻身的欲望之外，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该往哪里去？

哈佛大学教授田晓菲在她的《秋水堂论金瓶梅》里讲了一个故事，我非常喜欢。观音大士曾经化身为一美妓，但凡有客，无不接纳。恩客完事，从此欲念全消。一日无疾而终。有高僧远方来，见坟大惊，礼拜不已。众人笑道：大师错矣，此中埋一娼妓。高僧开坟，不见灰堆，但见尸骨化为节节黄金。

田晓菲说道，看来，取得世人的虔信，也没有什么办法，连观音大士，也只有从财色两端入手而已。

“双11”

于是，张岱的“双11”和我们的“双11”突然间可以合并到一起来看。

我们已经生活在了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所说的“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物质需求，基本上已经可以满足。“双11”且不说各个蹭热点的平台如京东国美，即便淘宝天猫一个平台，已经足以让所有消费者满足日用所需。

但丰裕社会的问题从来就在于：当物质已经充满的时候，精神将如何。

对于中国，比1970年代的加尔布雷斯所要面临的更加令人恐惧的问题是：我们连如何对待物质的价值观，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共识。我们所有看过的美剧都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Family is the most important，家庭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连这个都没有：因为我们的创业者始终在追求的是个人的成功，创业发财换老婆。

在一个没有价值观的基础下，丰裕时代的物质充盈带来的只是《金瓶梅》效应：当西门庆的欲望是他的身体所无法应对的时候，他购买了胡僧给他的春药，以求更加强盛地激发出他的战斗力。可是结局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明朝知识分子的确是回答不出《金瓶梅》的问题的，连兰陵笑笑生自己也就是给了个慈悲。看破红尘毕竟也只能是少数人的选择。

在从农耕到市场社会急剧转型的世界中，精英阶层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为整个社会寻找一个精神出口，以免万物生灵堕落在红尘滚滚之中无从自拔。为圣人立言，为万世开太平的意义，并不在承平安稳的时代，而更重要的是在千年不遇的大变局中。

然而，整个明朝的精英分子，都在商品社会的洪流大潮中举止失措，要么如同张涛一样发誓赌咒，要么如同张岱一样沉溺其中。于是，全民的“双11”，不可逆转地走到了全民的金瓶梅。

也许，时代太早，明朝太早熟？

可是我们今天毕竟已经走进了全球化，走进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读过了文艺复兴的哲学宗师马基雅维利，我们读过了承平日久的康德，我们也读过了战乱纷仍的汉娜·阿伦特。500年过后，我们还是只能选择西门庆和潘金莲的生活吗？

如果从1978年向前看的话，“双11”自然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如果30年之后往后看，还只能看见个“双11”的话，大概我的心态就会如同张岱一般：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惟剩满目荒凉。

本篇头条文章由冰川思想库出品 汇聚思想 分享锐见。

团队成员：连清川、陈季冰、魏英杰、任大刚、刘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