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一不小心，我们的爱都成了伤害

源济

一不小心，我们的爱都成了伤害 

原创 2017-11-10 李舒 山河小岁月

过了三十岁之后，我对于单独旅行这件事，似乎没有那么享受了。

一则是懒，二则去过的国家多了，少了许多好奇心；三则独自出门，有好多不确定，这种不确定，在年轻时还颇为兴奋，而现在，则觉得——麻烦。

总而言之，还是懒。

比起旅行，我更喜欢走之前收拾行李箱。我收拾箱子的能力，连我那素来要求高的天秤座妈都赞叹不已，我妈看《小团圆》，看到蕊秋理箱子，居然破天荒夸赞我：“你和她比也差不多。”

当然比她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   物件一一拼凑得天衣无缝，软的不会团皱，硬的不会砸破砸扁，衣服拿出来不用烫就能穿。有一次蕊秋在国外一个小城里，当地没有苦力，雇了两个大学生来扛抬箱子。因为箱子太大太重，二人一失手，它便从台阶上滚下去，像块大石头一样结实，里面声息毫无。学生之一不禁赞道：“这箱子理得好！’倒是个‘知音’。”——《小团圆》

我喜欢收拾箱子，却并不喜欢总是收拾箱子——但这，便是蕊秋，哦不，更确切的说，是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的生活状态。

* * *

第一次看到黄素琼这个名字，是在蒋碧薇的《我与悲鸿》里。在巴黎，徐悲鸿疑心蒋碧薇和朋友眉来眼去，就故意在夜里锁门，不让蒋碧薇回家。蒋碧薇只得到二楼的邻居家里凑合过了一夜，那位邻居，便是黄素琼。

▲想要黄素琼那对金镯子！

对于蒋碧薇和徐悲鸿的争吵，黄素琼会说什么呢？蒋碧薇没有交代。那一年，黄素琼收到丈夫张志沂的信，信写得很好，有一种旧式夫妇之间的伉俪情深：

才听津门（金甲鸣），

又闻塞上鼓鼙声

书生（自愧只坐拥书城？）

两字平安报与卿。

括号里的字是张爱玲想不起来了自己瞎猜的，但不管如何，这封信的含义都不难理解，翻译成白话文是：

想你。

这首诗，让我想起《孽海花》里，张佩纶和李菊耦在押签房里偶遇，也是因为一首诗，她为他写的，他们相遇，相爱，佳偶天成。

然而，张志沂说，这个情节是假的，那首诗是假的，奶奶所有唱和的诗都是爷爷自己做的，而且，奶奶决不可能在押签房里与爷爷相遇。

戳破了自己母亲的爱情谎言的张志沂，情意绵绵写着想你的张志沂，这时却浑然不觉，他的婚姻已经遇到了最大的危机，这个危机，表面看，来自他的放荡，来自从堂子里娶来的姨太太，实际上，却来自黄素琼。

他已经跟不上黄素琼的脚步了。

* * *

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志沂和黄素琼的婚姻，像极了上一代的佳话：两人都出身官宦，黄素琼的爷爷，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李鸿章的好友。这段婚姻，可谓门当户对。

他们都是自幼丧父的孩子。黄素琼甚至没有机会看看他的父亲，她的母亲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才临盆，据说，没有生育的大太太看着屋子里的姨太太，十分紧张：“如果生个女的，黄家的香火岂不就断了？”结果，黄素琼刚降生，大太太一听是个女的，“绝望得立时昏倒在地。佣仆一阵惊乱之中，却听产婆在屋里说：‘不要慌，里头还有一个!’ ”

从样貌上看，亦是才子佳人。看那张他们在天津时的照片，旧式家庭里的年轻人茶话会，闲适而从容。张志沂戴着眼镜，着深色长衫，左右一站一坐，是他的两位大侄子；微笑着喝水的，是张志沂的妹妹张茂渊——画面中，只有倒着茶的黄素琼没有望向镜头，那时候，她便显示出一点特立独行，这点特立独行，足够摧毁他们的婚姻。

张志沂是爱黄素琼的，我一直这样认为。因为爱她，所以允许她陪着小姑子出国读书；因为爱她，所以在她出国之后，给她写一封又一封家书。但他能给予的是旧式家庭的爱，一如他会对张爱玲说，奶奶的故事是假的，那太罗曼蒂克，太不符合中国的官宦门第——爱情需要隽永，哪里有这样血脉贲张。所以，在一封封给妻子写着信的同时，他也去堂子喝花酒，包养长三，乃至于和姨太太打架被打破了头，他又回头想她了。

这种爱，其实类似于秋瑾的丈夫王子芳对于秋瑾的那种。他恨她是个新女性，可他又爱她，所以他把秋瑾的首饰都卖掉，为的是阻止她出国。

张志沂干的事情和王子芳如出一辙。在黄素琼回国之后，他一方面赶走了姨太太，戒掉鸦片烟（后来又复吸了），洗心革面要和黄素琼好好过日子，一方面又不断偷偷卖掉黄素琼的首饰，他真的那么缺钱吗？

不，他和王子芳一样，天真而幼稚，以为这样，太太就不会再出国了。

情感上，他们都是巨婴，更加不幸的是，还是旧时代的。

* * *

这大约和张志沂的童年有关。

他的母亲李菊耦，虽然被写进了传奇故事，可正如他所说，都是假的。实际上，丈夫张佩纶官场失意，常自称“生不如死”，整日以酒浇愁。李菊耦肯定是很伤心的，要知道，她未出嫁时，是特别有主见的姑娘，给父亲写信，还能论及政事，颇有见地。所以，后来她变得孤僻，父亲李鸿章在写给女儿的家书里，有点痛心地说：

>>  素性尚豁达，何竟郁郁不自得？忧能伤人，殊深惦念，闻眠食均不如平时，近更若何？

1901年，李菊耦在短短一年半之间，先失去了父亲，又失去了丈夫。她37岁守寡，人生的全部意义，大概只剩下了培养一双儿女。

▲李菊耦和一双儿女，张志沂和张茂渊

张志沂接受的教育是严格的，据说母亲打小就盯着儿子背书，“三爷背不出书，打呃！罚跪。”她不让他穿新潮的衣服，给他穿奇怪的绣花鞋，认为这样别人便会觉得儿子土，不和他玩耍。这种伎俩当然难不倒张志沂，他着绣花鞋走到二门上，四顾无人，立刻换上自己藏着的新款，走出门去。

鞋子换了新的，人却是半新不旧的。他身上那一点李鸿章的骨血，似乎全部化成了饭后散步的“走趟子”——这是当年李中堂在军中时的习惯。

巨婴张志沂没有李鸿章当年的雄才伟略，也没有父亲张佩纶敢于和老丈人对着干的风骨，他被培养成了一个软弱的人，然而，多情。

1928年，在多情的张志沂的感动下，黄素琼回国了，她想再试一次。去接母亲的时候，张爱玲和父亲一样忐忑，而见到母亲时，父女俩的想法大约是一样的：惊为天人。

▲黄素琼

黄素琼对女儿说的第一句话是：“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

张志沂要痛改前非，到医院戒掉吗啡，这对夫妇开始过一种黄素琼安排的生活，先是把家搬到了陕西南路宝隆花园，周末，黄素琼时常邀请客人们在客厅里弹琴诵诗，对于这种生活，张爱玲觉得是梦幻的，而张志沂呢？

他也许很不适应，但他默许了她的任性，因为他爱她——每次吃饭的时候，他都默不作声地转圈，想要和她一起下楼，吃完饭，他也总是望着她，希望和她说两句，可是说什么，他始终没有成功开口。

两个人的婚姻需要两个人努力，张志沂努力过，但黄素琼已经走得太快。即使当她愿意搬回家里，但她喜欢《良友画报》，《小说月刊》，喜欢在马桶上一边看《二马》一边哈哈大笑，这时候的她，显然欣赏不了张志沂的旧体诗，和绕着桌子背诵古文。

他们对于张爱玲的教育问题也发生了分歧。张志沂给张爱玲姐弟请了私塾先生，检查张爱玲背书，背不出来就拿着板子打手心。但黄素琼不这样，她主张给张爱玲姐弟独立房间，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粉刷墙的颜色，吃饭的时候给他们讲营养学，不要偏食。她也教张爱玲弹钢琴，学英文，告诉她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英格兰像蓝天下的小红房子。

在是否让张爱玲上学这个问题上，他们大吵了一架，最终的结果还是张志沂让步了：

>>  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必也正名乎》

他们的努力，不过两年。

是黄素琼先放的手。

* * *

她决定和张志沂离婚，做这个决定似乎并不难。她大约已经想了好多遍，而张志沂显然没有料到，黄素琼居然如此刚毅果决。

据说，在办离婚手续时，张志沂背着双手绕室徘徊，犹豫再三，几次拿起笔又放下，连声长叹，律师见此情景，就问黄素琼，是否要改变主意。

黄素琼的回答是：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这回答太文艺腔了。

可张志沂仍旧不死心，他搬到靠近黄素琼双胞胎弟弟家的康乐村，企图用这种方式，靠她近一点，再近一点——尽管他又和前小舅子一起去嫖妓吃花酒。

他始终没有懂，他和她，已经成了两种人。就像尽管他学过英文，能读会写，甚至能用一个手指头在打字机上打英文函件，但是他还是没法走出宅门去谋生就业——他这一辈子，都走不出旧时代，走不出大宅门——而黄素琼，早就已经把旧家庭远远甩在身后，她是一个敢作敢当的湘妹子。

这个道理，连小小的张爱玲都明白了，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在那里住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离婚之后的黄素琼，并没有放弃对于张爱玲的关心和爱。

在离婚协议中，她坚持写明，张爱玲进什么学校，受什么教育，需要先征求她的同意。

她也在张爱玲逃出父亲家门之后接纳了她，尽管是被迫的。但要知道，那时候，她的经济并不富裕，当时有外国男友，抚养张爱玲，对于她来说，确实是一种“负担”。

但在敏感的张爱玲心中，这种母亲的负担，似乎被夸大了。而黄素琼在对待女儿这个问题上，也显得格外粗暴和直接。

比如，她牢牢记着黄素琼说的：“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我认为这句话虽然属于话糙理不糙，但喜欢奇装异服的张爱玲听了肯定是很受伤害的）

比如，《小团圆》里写黄素琼请客，饭菜摆好了，却发现缺一把椅子，张爱玲费了好大力气拖过来一张沙发椅，母亲当着所有的宾客骂道：“你这是干什么？猪！”

这本来是平常的母女拌嘴，但黄素琼忘了，自己和张爱玲的母女关系，并没有那么亲密。《小团圆》里曾经提过一个细节，小时候，母亲带她过马路，“忽然来了个空隙，正要走，又踌躇了一下，彷佛觉得有牵着她手的必要，一咬牙，方才抓住她的手”，这是母女二人难得的肢体上的直接接触，然而两个人都非常不适应，张爱玲“没想到她手指这么瘦，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夹在自己手上：心里也很乱”，黄素琼则是“一到人行道上立刻放了手”。

敏感的张爱玲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她曾经极力讨好母亲，做到她母亲心目中的女儿，但年少的她，不知道应该怎样做。这种心情，在《小团圆》里剖析得淋漓尽致，“九莉三十九岁……看了棒球员吉美·皮尔索的传记片，也哭得呼嗤呼嗤的，几乎嚎啕起来……从小他父亲培养他打棒球，压力太大，无论怎样卖力也讨不了父亲的欢心。成功后终于发了神经病，赢了一局之后，沿着看台一路攀着铁丝网乱嚷：‘看见了没有？我打中了，打中了！’”

这生活压力太大了，所以，她甚至不敢问母亲要公共汽车钱，宁可走路绕半个城去上课；打碎了母亲一只茶壶，也要自己出钱配。她最常对母亲许的愿，是将来要赚钱，还给母亲。

* * *

1946年，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黄素琼再次回国，这一次，张爱玲没有像前几次那样，觉得母亲美得像黄铜雕像，而是觉得——她老了。

她把钱还给了母亲，按照《小团圆》里的说法，钱是胡兰成的。

这时候，张爱玲已经是上海当红的作家，可是黄素琼居然还在对于张爱玲放弃去香港读书表示失望。之后，她去看了女儿编剧的电影，看完很满意，张爱玲心里纳罕道：“她也变得跟一般父母一样，对子女的成就很容易满足。”

在还钱的那一刻，黄素琼哭了，她以为张爱玲还钱是断绝母女关系的表示，她向张爱玲哭诉：“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儿’嗳！”

她终于在女儿面前展现出了最脆弱的一面，她不再是徐悲鸿蒋碧薇的邻居，不再是尼赫鲁的秘书，不再是胡适的牌搭子，不再是叱咤欧洲的风云人物，她只是一个悲伤的母亲，彻底失败。

然而此时，张爱玲的心里却在想：“不拿也就是这样，别的没有了。”

两年之后，黄素琼再次出国，临别时，她带走张爱玲一张照片，张爱玲自认为是因为这张照片“比较像她心目中的女儿”——这话说得真痛心。

而这时候的张志沂，已经和孙用蕃结婚多年。在孙家亲戚们的眼里，张志沂是个慷慨的好人，“逢年过节的，他都会打电话给一大家子的人，说：‘你们过来玩啊，去酒楼吃饭，我请客！’”（孙用蕃的侄子孙世仁口述）

他还会想起黄素琼吗？没有人知道。

1953年，张志沂在江苏路一间14平米的出租屋内去世。临终时，陪在他身边的，是孙用蕃。

1957年，黄素琼在英国去世，临终前，她给张爱玲写信，想让她来欧洲，见最后一面。

然而，张爱玲拒绝了——她明白这种拒绝的残忍，更为残忍的是，她居然寄给母亲一张100美元的支票，所以，在《小团圆》里，张爱玲表示自己并不想要小孩，因为“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

很快，张爱玲收到了一个箱子，母亲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女儿。张爱玲的丈夫赖雅在日记里大为惊讶，说居然有那么多珠宝。

这一刻，张爱玲在想什么？她是否想起那时候，她从父亲家里逃出来，母亲什么也没有说。她是否会想起那些和母亲住在一起的细节。她是否会想起那一年母亲节，她买了一枝花，捧回去献给母亲，然而“花太沉重，蒂子断了，用根铁丝支撑着”。

她以为会被母亲骂，连骂人的话都想好了：“你有些笨的地方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连你二叔都还不是这样。”“照你这样还想出去在社会上做人？”

可是那一刻，母亲却温柔地说：“不要紧，插在水里还可以开好些天。”

她亲自去拿一只大玻璃杯，装水插花，那花搁在床头桌上，足足开了两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