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联想到自己，40出头，脱发严重，天天感受到竞争的压力，“用一句海子的诗来说，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我希望我的儿子未来能超过我，那现在就不能松懈”。
朱旭42岁的人生面临“三座大山”：公司业绩，丈母娘的身体，儿子小豆丁的奥数成绩。
都不理想。
他一度觉得，今年就是“不理想的一年”：在公司，带领团队做项目，屡屡被其它创业小公司抢先；在家里，丈母娘心脏病犯了，要回老家调养；在学校，小豆丁赶上小升初的关口，学奥数是个难题。
前两个不理想，想想法子或许还能解决，唯独第三个，他深感无力。这成为他和妻子张君怡矛盾的爆发点。“谁来陪孩子上奥数培训班？”和“谁来教孩子做奥数作业？”是几乎每天都会争吵的话题。
白天是焦头烂额的工作，到了夜里，他实在打不起精神再应付儿子的奥数题，“但交给老婆，她跟儿子一样，才听完的课，回家后又还给老师了。”
他想不通，为什么小豆丁不能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奥数杯赛“轻轻松松拿个名次”，每天做完奥数题还能再背50个英语单词。
他也很清楚，尽管相关部门三令五申要取消奥数培训、严禁奥数与招生挂钩，但小豆丁在小学阶段的奥数成绩，依然能决定他在同龄人中的地位、未来能否选择更好的学校，就像备战小升初的家长群中，流传最广的那句话是：“得奥数者得天下。”
人到中年，孩子到小学，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朱旭和众多中国父母一样，面临着一场无可避免的战斗，这场战斗里，他“不想输，但也不知怎么去赢”。
无形的焦虑
朱旭常常跟妻子张君怡感叹，当初为何把儿子小豆丁生在了海淀。
在北京，教育资源分布以“东西海”为最优，东城、西城、海淀3个区中，又以海淀的家长为最拼，“孩子越大，压力越大”。
小学前3年，按照朱旭夫妇的计划，小豆丁远离培训班，“每年旅游两次，对什么有兴趣就让他做什么，球类接触了不少，爱上了漫画，学了下棋，唯独没有学过奥数”。
自由时光是短暂的，小豆丁到小学四年级时，朱旭马上察觉到气氛的变化。“有天他回家，无意间跟我聊起，班上已经有同学‘上岸’了。”
“我当时连上岸是什么都不知道，原来是指他有同学已经被某中学提前录取了，连中考也不用参加。”朱旭的妻子张君怡说。
她还收到了班主任单独发给她的微信：“现在的孩子光学课内的知识已经不够了，小豆丁有天赋，就是太贪玩，跟学习无关的事做得太多。以后千万不要虚度光阴。”
“虚度光阴”4个字，给了朱旭夫妇莫大的打击，一种无形的焦虑开始笼罩他们。“到我们这一代人，基本已经奔到头了，所以不希望孩子输掉。”他们开始调转方向，给小豆丁报了5个辅导班，奥数、语文、英语、书法和围棋。一天的时间被分割为十多个小块，除了吃饭和休息，就是学习，精确到分钟。
如今，张君怡再说起自己，曾经坚持的“让孩子有个健康快乐童年”的目标，早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了，而小豆丁“奥数学得太晚了”，成了她莫大的遗憾。
朱旭夫妇的焦虑源自小学奥数火热的现实——一家知名教育培训机构负责招生的老师透露过，多年以来，凭借奥数等证书来选择学生，已经成为一些知名中学的潜规则。
这些学校会通过“校园开放日”或“夏令营”等方式收取学生简历，对于证书成绩较好的学生进行单独联系招生，也称之为“密电”。“好学校一直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好学生，好学生也用这种方式来进入好学校。”这些与奥数有关的 “地下招生方式”，游离于北京市的派位招生、登记招生等方式之外。
在2016年中小学数学教育改革经验交流会上，当时参会的教育专家们就为“奥数现象”感到忧虑，他们发现，奥数如今面临着低龄化、全员化、功利化三大问题。尽管如此，“让孩子更早地学习奥数”，还是成了中产阶级的家长们跑赢焦虑的一种方法。
家住海淀的刘婷被认为是“先知先觉”的人。她的女儿莉莉今年才小学三年级，已经连续上了4年课外辅导班。“许多培训机构针对幼儿园的孩子也开奥数班，名义上当然不叫奥数，叫启蒙教育、兴趣培训，但都是为学奥数打基础。”
在刘婷的印象中，成绩的比拼早在幼儿园就开始了，还不到6岁的莉莉，她的周末已经被名目繁多的培训班占据。“当时，莉莉参加的一个幼升小课外班，取名为七大能力课，包括观察力、推理、运算、动手操作、记忆力、空间想象、表达能力，实际上，这七大能力都和以后学奥数有关。”
刘婷常常不动声色地把莉莉的考试证书发到家长群，引来其他家长们的羡慕和赞叹，每当这时，她会觉得，焦虑似乎离自己又远了一些。
难熬的陪读
自从学习奥数后，小豆丁的“玩耍时光”再就没有了。他陷入奥数的迷宫，父母跟他约法三章，每做10道奥数题，才能换来15分钟看电视的时间。
有过几次，朱旭也想放弃：“既然学得这么累，不如让孩子随便玩，就这么过，日子也未尝不可。”
但第二天去公司，他立马又被现实摧残一番：“那些名校毕业生，刚来我们公司也就拿着几千块钱的收入，在最底层干。我儿子要是以后考不到好学校，岂不是连工作都找不到？”
他联想到自己，40出头，脱发严重，天天感受到竞争的压力，“用一句海子的诗来说，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我希望我的儿子未来能超过我，那现在就不能松懈”。
9月的一个周六，晚上9点，离小豆丁上床睡觉还有一个小时，他坐在张君怡在家中专门开辟出的“学习角”，面前是一本成年人手掌那么厚的“少年培优真题集”。
椅子没有靠背，小豆丁弓着腰，用拇指和食指来回搓着笔身，眉头紧锁，视线一直没有离开真题集里的一道“火车过桥奥数题”，而张君怡则在5米外的沙发上一直盯着他。
相似的场景，自小豆丁升小学四年级起，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是小豆丁度过夜晚的方式，也是妈妈张君怡度过夜晚的方式。
较劲半小时后，小豆丁的解题还是失败了。他叹了口气，放下了手中的笔，终于说出了张君怡最担心的一句话：“妈，这题我做不出来，教教我。”
张君怡顿时感到“头皮一麻”。她是重点大学毕业生，当年高考时数学是班级前十。但奥数是魔咒，她感到发怵。
她硬着头皮走过去，眼前这道题是这样的：“小明沿着一条与铁路平行的笔直小路行走，这时有一列长380米的火车从他背后开来，他在行进中测出火车从他身边通过的时间是21秒，而在这段时间内，他行走了40米，其中停留了5秒钟。求火车的时速。”
“这道题并不难，你再想五分钟。”张君怡先拖延时间，趁这功夫，赶紧看题目，努力回忆培训班里老师讲解的方法，仍然感到“一头雾水”。最终，她叫来朱旭，两人又是翻答案又是打电话，最后问了朋友才解答出来。
为此感到头疼的还有刘婷：“孩子学奥数早，都在超常班里，学的题也更难一些，我真是一听老师讲课就发困。”
她很希望陪读任务由北大毕业的丈夫王景来完成，但她发现，王景在陪读的时候总是喜欢玩手机，于是，女儿莉莉成了培训班仅有的、由爸妈一起来陪读的学生。
“那一个月的时间可没少吵架。”刘婷不光要监督莉莉听课和做笔记，还要监督王景有没有使用手机，一经发现，就会没收。
王景也常常抱怨，“有些题，哪怕是你会做，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让孩子听懂，所以只能也专心听课，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有时候脑子里还在回想，昨天的奥数题怎么解，心思都不在工作上了。”
这就是一场战役
最近，小豆丁有了一张新的时间表，朱旭拿过去看，将休息时间紧了紧，把“提前预习五、六年级课本”的半小时加了进去。
朱旭的童年和小豆丁完全不同：“帮家人养鱼，在山里疯跑，就是这么度过的。”那时，父母承包了一片鱼塘，他常常不得不放下手里正在读的书，帮忙去干活儿。“小时候书少，孩子渴望读书，现在是书太多了，孩子已经厌烦了。”
但朱旭自认为并不是最疯狂的那一个，他曾经仔细比较过，发现周围的家长一周陪孩子上5个培训班属于正常水平，“语数外三门，起码每样报一个吧”。他也曾反思，换做是小时候的自己，愿不愿意学这么多？“可如果小豆丁不学，只有被淘汰。”按照北京市现有的小升初政策，拼了奥数，不一定能去好学校，但不拼奥数，只能依靠划片的“大派位”。
朱旭身为中年人的焦虑就来源于此：世界变得太快，快到他不知如何使力；可即便是使力了，也不知结果如何。
早在2013年，北京市教委就出台了“史上最严减负令”，规定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每天不得超过6小时，要保证课余休息时间及自主活动时间。这之后，北京市小学的放学时间通常定为下午3点30分到4点15分之间，按照常理，如果一个孩子在晚上10点睡觉，那么他将有将近6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
但实际上，留给孩子的6小时，如今成了被各大培训机构瓜分的6小时。
陪读的家长和孩子们 图 / 易方兴
每到下午放学，大钟寺附近的中鼎大厦一带，停车位都“一位难求”，接送孩子上下培训班的车流，常常使得地图上这一带的交通状况显示为红色。
几乎每家培训机构都在强调着小升初的重要程度。以家长们血拼得最为激烈的五年级为例，学而思的官网上称：“作为五年级的学员，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在机会到来之前更快的成为一名优秀学员！”而巨人教育则强调，2018年“数学花园探秘”杯赛就要来临，需要积极备战，因为它“难度的设置具有比较高的水准。能够极大程度地客观考查到学生的奥数知识功底与数学思维的灵活性。这是很多重点中学都非常看重的原因之一”。高思教育则列出“2018年小升初备战攻略”，其中，一名上岸家长贴出心得，称“这就是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中，张君怡跟小豆丁沟通玩耍的时间越来越短，花费在培训班的时间却越来越长。
每天，小豆丁完成所有课业后，已经是晚上10点，张君怡也累到不知该说些什么。“说实话，这时孩子已经兴致很低了。”张君怡眼神有些低落。
偶然一次，她翻到小豆丁的日记，10岁的男孩写道：“自从上了四年级，我妈总让我写奥数题，我感到很烦心。我痛恨发明奥数的人，为什么要来折磨我们小孩子。我妈总说，虽然题难做，但是解题也很有成就感，这就像爬山一样，爬过一座山，就会很快乐。说是这么说，但是呢，那种快乐只能持续一会儿，因为当你好不容易爬上一座山的时候，发现后面还有几十座山在等着你，完全快乐不起来。”
拼娃终归是拼钱
朱旭的另一项忧虑和金钱有关。
公司业绩不景气，家里还背负着每月一万元的房贷，张君怡又全职陪孩子上培训班，所有的经济压力都落到他身上。
“隔三差五，就要求买这个书，或者报个什么强化班。”这两年来，他已经熟悉了培训班的那些套路，“进班之前，先搞个测验，孩子没上过课，肯定题做的一塌糊涂，他们那边又分成5个级别的班，当你心想肯定只能上最差的那个班时，对方会给你希望，说能上排名第二的，班里正好差个名额，你心里一高兴，肯定别管多少钱，赶紧交了先。”
他跟其他家长交流，都是“给孩子报培训班刷卡刷到手都软了”——只有交了钱，你才有进培训班家长群、跟其他家长交流心得的资格。而家长晒出自己孩子的成绩单时，朱旭几乎都是沉默的，小豆丁的奥数成绩不算理想，他“心里有口气堵着”。
张君怡在这方面的感触更深。她每天必看家长群，常常积攒几百条信息一起看，把这称为“爬楼梯”。在她爬过的所有“楼梯”中，奥数成绩最好的孩子都被称为“牛蛙”，“牛蛙”的家长是众人羡慕的对象。
但“牛蛙”不是那么好造就的。每一个“牛蛙”背后，实际上拼到最后的还是金钱。
从幼儿园起，刘婷就开始给女儿莉莉报了英语补习班。4年来，课外培训的费用一共花了40万元，这几乎是她之前一整年的收入，“还不算吃饭、给孩子买衣服、出去旅行的费用”。
就在去年，为了陪孩子读书，她刚从创业公司辞职，去了一家清闲的事业单位，每个月的收入变为原来的五分之一，家中的经济状况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丈夫王景在外奔波忙着挣钱，教育莉莉的“大事”就落在了她的头上。她加了5个家长群，密切关注“竞争对手”的动态。“有时候刷朋友圈，看到那些家长晒娃的奥数奖牌、钢琴考级证书之类的，我心里就是一阵焦虑。而这些，都需要钱。”
每当觉得疲惫和焦虑时，张君怡也会问自己，为什么普通家庭的孩子想去个好学校就这么难呢？有一次，小豆丁也问她：“妈妈，难道我不学奥数，就去不了好一点的中学吗？”她看着小豆丁，没有说话。
事实是，在北京，学奥数，可能是普通家庭唯一一条不那么“听天由命”的出路。举例来说，在人大附中官方网站上，每年都会发布当年的超常儿童早期培养试验项目招生简章（人大附中早培班），一旦进入了早培班，未来可以直升人大附中高中部。它的招生范围面向全北京的五年级学生，这也意味着竞争会空前激烈。
人大附中早培班的录取条件写得颇为简略：“根据报名信息进行初步筛查，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综合评价，拿什么评价？虽然没有明确写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奥数就是重要的敲门砖。” 张君怡说。
小升初中备受关注的证书 图 / 受访者供图
时至今日，被禁止的奥数班在中国已经改头换面，成了“小学数学核心知识点强化班”、“数学创新思维班”、“数学小组实验班”，即便是严禁学校自办奥数班，但在考试之中，一样可以加入奥数题，以区分孩子的水平。
“所以我发现了，这跟无处不在的焦虑一样，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朱旭觉得，现在的自己正处在人生危机之中，这不光是他的危机，也是夫妻双方的危机，更是下一代的危机。
他觉得生活太累了。这个月，看着银行卡里还完房贷后所剩不多的工资，他叹了口气，但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因为送小豆丁和张君怡去培训班的时间又到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朱旭、张君怡、刘婷、王景皆为化名）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7-11-19 10: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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