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我们需要怎样的幼儿园老师

源济

我们需要怎样的幼儿园老师 

原创 2017-11-26 李舒 山河小岁月

从携程到红黄蓝，除了痛心，还是痛心，特别痛心。

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我的妈妈是一个幼儿园老师。

我妈是知青，上山下乡，被耽误掉的一代。所以，当她拼死拼活考上了师范，拼死拼活进了幼儿园当老师，她特别珍惜这份工作，也很热爱。

我妈当年上班，每天下班都精疲力尽，我和她说话超过三个字以上，就会被回答：

“我们来玩个游戏，看看谁能够一直不说话好不好？”

但是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就会特别喜欢我妈妈。一直到他们上小学，上中学，遇到我妈，都会特别兴奋地打招呼。

一直到退休，我妈都没评上什么一官半职，但是她挺开心的，因为她教过的那些小朋友们，都很爱她。

各种老师里，幼儿园老师一直是最被轻视的。工资低，待遇也不高，我妈做了一辈子幼儿园老师，听力受损，也没有人觉得这是工伤——包括她自己在内。

而幼师的社会地位也一直没有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那样高，幼儿园也没有专门的职称体系，只能遵从小学的体系，国家也没有出台面向学前教育的重要法律。

我妈曾经回忆，当年她们幼儿园来了好几个优秀的年轻老师，都觉得自己屈就，没过多久就转行，“觉得自己和高级保姆差不多”。

在幼儿教育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幼儿园的老师们，依然被认为“和高级保姆”差不多。

这个观点，其实贯穿了中国人的心理，整整一百年。

而在几十年前，有一个女生，站出来说：

“幼儿园老师，绝不等于高级保姆。学前教育，远远比你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这个女生，叫卢乐山。

* * *

卢乐山出生在一个教育家庭。

她的祖父卢木斋幼年家贫，只好每天到书店看书，书店老板有时见他可怜，就允他晚上把书借回家，他连夜抄写，为的是天明可以送回。这段经历，让卢木斋发愿，要广办图书馆，现在的天津图书馆前身，就是卢木斋创办的直隶图书馆。卢木斋后来当了官，被李鸿章看上，先调任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王士珍、段祺瑞等都是卢木斋那时的学生。后来，他又开始创办木斋系列学校。

▲卢木斋的曾孙卢元恺和木斋中学的同学们讲解

卢木斋的亲家叫严范孙，这个殿试二甲第十一名的进士，一辈子最反对科举，而崇尚教育救国，他办了一所学校，叫南开；在学校里，他设立了一个范孙奖学金，资助了许多学生，其中一位，叫周恩来。据说，当时周恩来远赴法国时，有人举报他是共产党，要求停止资助，严范孙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仍然继续资助奖学金。

祖父和外祖父盛名在外，对于卢乐山来说，印象却大不相同。

“外祖父喜欢跟孩子们玩耍，有时也教我们娃娃游戏，时不时还编个歌谣，弄个九九消寒图，讲些故事。”不过，祖父却是自己的童年梦魇，因为祖父喜欢训话，说到激动处，还要拿拐杖“咚咚咚”敲地板。每次被祖父叫去训话，卢乐山都要提前和保姆说，我去一会儿，你就来找我，说我妈找我啊。这个方法颇为奏效，可即使如此，卢乐山说，小时候，只要家里人说：“祖父来骂你了！”她立刻张嘴就哭。

卢乐山后来还把这段经历讲给学生们听：“我反思这段岁月，切身地体会到恐吓和吓唬对儿童教育是最要不得的。”

卢乐山这个名字，是她自己上小学的时候改的，她的原名是卢碧霞。“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卢乐山说自己太笨，做不了“智者”，但只有怀仁爱之心，做一个“仁者”，大约还有希望。

* * *

卢乐山和幼儿教育的缘分，在上一辈时就开始了——她自己所在的幼儿园，是外祖母开办的严氏幼儿园，老师是表姐严仁菊和严仁清，她们幼年时曾在严氏蒙养园学习，后又同进美国教会办的北平贝满女中附属幼稚师范，学习美式的幼儿教育。

1934年，17岁的卢乐山考入燕京大学，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卢乐山犹豫了。她找到了燕京大学心理卫生课教授美国人夏仁德，和他说起自己的困惑：她觉得自己依赖性很强，遇到事情容易退缩，恐怕不适合日后的教育工作。

夏仁德却认为，卢乐山非常适合选择学前教育专业，因为大人在小孩子面前不会有依赖心理，和幼儿相处可以锻炼自己的独立工作能力，增加自信和勇气。

这番对话，让卢乐山决心，把自己这一生，都奉献给学前教育。

据说，卢乐山曾经在大四时搞了一个创新，她看到学校外的孩子整天闲游、打闹，身上很脏，还会说脏话、吐口水，更糟糕的是，“家长对这些小孩一般不管，有时见小孩闯祸了，就啪啪打两个耳光，轰开就是了”。卢乐山觉得，燕京校园内外，一墙之隔，却简直是两重天地，她和同学一起开办短期半日制幼儿园，劝说贫苦人家的孩子来上学，每天学习两个半小时，唱歌、折手工、做游戏、洗澡、吃点心……

来的孩子很少，来了几天，回去了好几个。

卢乐山反思说，自己当时心气儿高，对待孩子，都是用最高的要求，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跟不上。“孩子们其实很敏感，意识到自己没办法跟上，立刻就不想学了。”

▲燕京大学学生生活促进会合影，正中间为司徒雷登，三排左一为卢乐山。

卢乐山的一次实验没有成功。但这并没有阻碍她，大学毕业时，许多人问她，将来打算去做什么？她说，要去幼稚园工作。

朋友们都很吃惊：“当幼稚园教师？那是保姆干的事。你这大学生岂不是大材小用？”

卢乐山的回答是：

>>  幼儿教育可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不仅仅游戏是教育，小孩吃饭、睡觉、洗手都是教育。

幼儿教育是一门科学。

而卢乐山打算用一生来实践这门科学，毕业后，她先后在家族的木斋幼儿园和协和幼儿园工作，并在1940年报考燕大研究生，研读幼儿教育。

* * *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8日的早晨，正在读研究生的卢乐山和同学们被聚集到大礼堂，她们得到了一条消息：

燕京大学暂时关闭。

卢乐山说，自己几乎都哭了出来，每个人都被命运裹挟着，陷入历史的洪流。当时，她只是以为自己就此失学，却不知道，校长司徒雷登等将被关进集中营，一直到1945年才获释。

三年后，当听到燕京在成都复课的消息时，卢乐山第一时间和同学约定南下，她们走了一个多月，“从北京坐火车到徐州，从徐州坐“架子车”到商丘，又坐马车到了洛阳”，好几个大家闺秀的身上已经开始长虱子。她们的食物是白薯，偶尔吃到一点花生米，就足够雀跃半天。进秦岭的时候，还曾经出了事故，有同学遇难。

终于过了剑阁，经过广元，入川了。

卢乐山到了成都，发现复校后的燕京没有教育系，所以特别请了四川大学教育系的蒲主任指导论文。

1945年6月，卢乐山完成了论文，获得硕士学位。也是在这一年，她结婚了。

>>  我和雷海鹏是在燕京大学本科阶段认识的。后来家里人知道我和雷海鹏好了，就创造机会让我俩多见面，也就算谈恋爱了。1945年夏，六月份我研究生毕业，八月中旬抗战胜利，八月下旬我们俩就结了婚，那是我人生中最热闹的一个夏天——卢乐山

因为环境有限，结婚的房子是借的，连床也是借的，卢乐山的好朋友茅爱立特别给她打电话，说“你帮我做一件衣服吧。”卢乐山不明所以，稀里糊涂照做，说要白色的，绣龙凤，做好了，茂爱立说：“这是我送你结婚穿的。”

结婚当天简单准备了茶点，不收礼，也不请客吃饭，临到仪式，忽然发现只有结婚裙子，没有婚纱，后来还是园长的加拿大朋友，找来一块白纱，然而大家都感叹：“好久没看到这么像样的婚礼了。”

当时抗战刚刚结束。

1947年，卢乐山和丈夫分别申请到了多伦多大学的奖学金，决心去加拿大深造，临别前，卢乐山最舍不得的是树基儿童学园的孩子们。据说，那天大家开了个欢送会，孩子们给卢乐山表演节目，最后让她上台讲话，她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还是丈夫雷海鹏代为致辞，孩子们一直送她到成都东门外：

>>  我上了车，透过窗户看着她们，汽车声音一响，她们就“哇”的一声，全哭了。我后来想，那真像人进棺材一样，棺材板一盖，大伙就“哇”地一下全哭了。

——卢乐山口述史

* * *

1950年，得到自己怀孕的消息，卢乐山的第一反应是——

我要回国。

为什么要回国？

后来无数人问她这个问题。

卢乐山说，你们不懂，那时候的中国人，总是觉得，我和我的孩子，都是中国人。我们拼了命，要回到故土，那是中国人的本质。

漂洋过海回到北京，正打算好好待产，却接到了来自北师大的电话，卢乐山后来回忆说：

>>  他们一下子就问我：你有没有收到我们寄给你的聘书？

我说，没有，我早就离开加拿大了。

他们说， 哦，我们聘请你做教育专业的教研组主任。

我说，这怎么行？我还大着肚子呢！

——卢乐山在纪录片《爱的教育》

这一年，她35岁。

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新，赵珩先生回忆，当时北京比较先进的幼儿园，都是教会学校。当时大家的想法是，穷人家觉得“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所以不肯花那个钱去上幼儿园，觉得没有必要，在街上玩就可以了。而有钱人家也不愿意送孩子去幼儿园，只有新派家庭和父母都要工作的，才会送孩子去幼儿园。

赵珩先生差点也不能上幼儿园，“家里当时有好多佣人，也有空间玩，我母亲也不上班，完全可以自己带”，但他的母亲希望他能过一过集体生活。

▲卢乐山全家福

卢乐山面对的社会环境，对于幼儿园仍然是“高级保育所”的概念。所以，一回国，卢先生就开始制订一套针对新中国的学前幼儿教育教材。她得到了丈夫的无条件支持，他们一直住在师大，雷海鹏每天骑车去协和医学院上班，以至于后来过了很久，钟敬文先生一看见卢乐山，还总问：“你爱人还骑车上下班么？”

但是教材还没出版，问题来了。

苏联专家首先站出来指责，说卢乐山的东西太“资本主义”。

只好删删删，一边删，卢乐山心里想，这有什么资本主义呢？

苏联专家所说的资本主义幼儿教育，赵珩先生的回忆里也出现过，那是1955年圣诞节，老师让他们围着那棵大圣诞树大家一起走圈唱歌。“不论孩子家庭贫富，大家都要拿出一件礼物，有的孩子家可能花了很高的价钱买了一辆漂亮的小汽车，外面拿花纸包好了，或者是买了一个最便宜的小玩意儿，也要拿个盒子用花纸包好，到了幼儿园以后，都交给老师，老师放在一起，最后每个人抽签，由圣诞老人发给大家。孩子们对交换回来的礼物贵贱并不在意，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又抽回来的，这是我们圣诞节必做的一件事情。”

等到删改差不多，又出问题了。因为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苏联专家成了苏联修正主义，又要删删删。

文革中，卢乐山的那一套被继续批判，她曾经回忆，自己当时做了一个小实验，研究怎样帮助小朋友有效地洗手。事先将洗手分为几个步骤，要求幼儿按一定的顺序完成已定的步骤，经过多次练习，按心理学的讲法“使之成为动力定型”。形成习惯后，孩子们会主动迅速地按步骤完成洗手的要求，而且洗得很干净——这个实验在“文革”中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卢乐山说，2003年非典，宣传卫生洗手的程序和方式，各处水龙头前都贴了洗手的步骤图。师大幼儿园的老师骄傲地说，他们不用推行，因为他们早有“卢先生留下的底子”。

卢乐山说，自己能够躲过一劫，是因为自己胆子小，在搜查之前，就把长辈们的字画瓷器统统“自我毁灭”，但她也目睹了一层楼，几个月就跳下去三对夫妇，“那时身边的人，今天看到这个跳了，明天看见那个死了，那种感觉真叫朝不保夕”。

* * *

1987年，卢乐山办理了退休，她的老同事启功给她写了“教永春长”，这四个字她非常喜欢，一直挂在家里。

但她仍旧关注幼儿教育，并继续致力于幼儿教育的研究。

她坚决反对幼儿园的“小学化”。

“检验孩子能否升入小学的标准，应该重在考察孩子语言发展得怎么样，说话表达是否准确清楚，是否有想象力，而小学教师常常对小孩子考知识性问题，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卢乐山认为，如果让孩子提前学习了该学的内容，到了小学后反倒觉得学习没意思，老师教的都会了，这样容易让孩子养成不专注、不爱听讲的习惯，最后的结果只能事倍功半。

她坚持认为幼儿园老师应该少说教，多示范：“比如孩子吃饭，老师在周围站着，一边下指示‘你这样，你那样’，说教比较多。在美国幼儿园，老师们要对某个小孩说些什么，都走到他跟前轻声和小孩说。我们的老师总是在门口就大声地拍着手，高喊着‘注意啦注意啦’。”

她对待自己的孩子，也按照“科学保育”的方法，什么时间吃、什么时间睡，到了什么时候应该自己睡，全部安排好：

>>   吃饭时我给他一个小桌子，在一定的地方，一定的时间，我摆上他该吃的东西，碗、勺、喝水杯都摆上，东西他都得吃完，也没什么可挑。万一有时候没能吃完，我就让他留着下顿也要吃完。我们大人和保姆从来不吃他剩下的，也不许他有剩下饭粒。

睡觉之前，也要和幼儿园一样，脱了衣服，在床前摆一小凳子，把衣服叠好了摆好再睡觉。日常生活这些事都按照一定的规定办，他也照着做了，也没遇到什么抵触。

在生第二个孩子之前，我就给雷思晋做思想工作。我说：“既然你希望要有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那你一定得照顾他。他刚生下来，什么都不会，就知道哭，你是大哥哥，比他大比他懂事，应该关心他照顾他。”我发现有些家庭第二个孩子来了，第一个孩子就嫉妒他，原来就他一个人，想怎么就怎么，现在来了另一个，分享了他的权益和母爱。我爱人雷海鹏说，他们兄弟俩差七岁，大的已经懂得照顾小的了。有一次弟弟思政要吃冰棍，我爱人给了两人份的钱，可是思晋就买回了一根冰棍，他给弟弟吃，自己不吃，我们觉得这种关爱和品质很难得。

卢乐山认为，对待孩子，要尊重，也要研究，但归根结底，当然要有爱：“我觉得现在有些家长还是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子，而不是孩子本身可能成长的样子。”

大家都说，卢先生对待孩子，永远都是笑眯眯的，说话和颜悦色，慢条斯理，很少见到她会发火。

她喜欢一切新生事物，爱玩ipad，喜欢玩电脑的“蜘蛛纸牌”，还会用微信视频，和美国的孙子们通话。

2017年6月，卢先生100岁了。她微笑着说：

上次95岁时他们给我祝寿说我要活到100岁，

我现在真的活到了100岁。

很知足。

2017年11月9日，卢乐山先生去世。

参考资料：

赵珩，《民国时期的小学和幼稚园》，《南方都市报》2014年10月28日

卢乐山口述，罗荣海整理，《卢乐山口述历史——我与幼儿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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