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德罗：当无业游民并不荣耀，即使毕业于北大

源济

尼德罗：当无业游民并不荣耀，即使毕业于北大 

原创 2017-12-15 尼德罗 大家

腾讯·大家发表了“滥情时代”队的头条文章《北大毕业后，当一个纯正的无业游民》（以下简称《无业游民》），标题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北大”，一个是“无业游民”。“北大”字眼是自带流量的，况且作者和写作对象都是“北大”出身。所以，虽然“无业游民”最多只有副词水平的关注度，但跟“北大”一结合，关注度就不一样了。

如果剥离“北大”的标签，先不去管关注度会有什么变化，就文章内容而言，我分不清作者眼中的老公，到底是在追逐梦想还是在逃离现实。更明确一点来说，按照作者的说法，“看不清楚人生的时候，需要立刻按下停止键”，那么，按下停止键就一定意味着辞掉工作、关掉朋友圈、不见老师同学吗？

《无业游民》一文披露的私人信息并不全面，但还是可以看到，作者的老公在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无业游民前，存在诸多苛刻的条件。父母和妻子的极大宽容，对物质条件的较低要求，以及此前两年工作经验的存款，这些都不可或缺。

当然，更大的背景性条件在于作者和作者老公都是北大出身，相对而言，他们的工作不会那么难找。但除了一定的存款，父母的容忍、妻子的包容，北大的学历背景，这些条件通常人都很难具备。所以，这种人生选择的可推广性、可复制性在哪里，我认为作者应该做一些补充性论述。

辞掉工作、收窄社交圈，自然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问题在于，作者是在通过一个公共平台展示自己和自己老公的人生选择。如果这样的选择没有一定的可推广性、可复制性，那么文章的公共价值就大大减弱了。如此一来，文章就变成了无病呻吟，自叹自HIGH，甚至是自我炫耀。不客气地说，文章风格实在太对得起队伍名称了。

状元的权力

在《无业游民》中，我认为真正值得追踪的是作者老公与其父母的关系。

这是因为，作者与待业在家的老公虽然已婚，但婚姻带来的结构性冲击陷入不是一纸证书，而是孩子的到来。在孩子出生以前，领不领证，说实话没那么重要，没有孩子的“二人世界”与恋爱时期基本无异。况且作者目前还是博士生，生活的参照系相对简单。二人的婚姻甚至还有一半校园爱情的影子，如此简单清爽的婚姻，比职场恋爱令人艳羡一百倍。

作者老公来自农村，父母文化不高，收入一般，否则也不至于盖不起新房。几乎没有任何意外，作者在成为全市高考状元之后，家里的门槛大概也被踏破了。尽管作者老公由北大本科、硕士毕业已经4年，并且用这4年的时间重申了一个浅显的道理：成绩好坏与赚钱多少基本没有关系。但是，他的父母肯定还是非常以作者为荣。背后的原因，首先是畸形的高考体制给了状元持久的荣耀感，其次是他的父母从内心深处相信作者一定会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父母小心翼翼给作者老公打电话，也表明了作者老公在父母面前拥有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获得，农村的高考成功者都有切身的体会。乡村里的重点大学大学生，县城里的北大清华录取者，他们身上的光环可以维持数年甚至数十年。在《无业游民》一文中，有留言者对“父亲朋友的证券公司”这一信息表示纳闷，为什么一方面说没钱建房子，一方面又说有朋友是证券公司老总？

我斗胆猜测，这里的表述是无误的。这位在证券公司当老总的牛人，应该是他的老乡，至少与他父亲互相认识。但之所以能够帮他的儿子介绍工作，不是因为他父亲，而是因为他自己上了北大。如有事实不符，欢迎作者出来纠正。

旧时科举，现时高考，脱颖而出者都可以获得整个家族乃至家乡“贤达”或“能人”的庇护。一方面，脱颖而出者的确拥有较强的能力，进士及第和名牌大学学历成了最好的能力证明；另一方面，这些能人也希望趁机收纳门客、编制关系，今天我对你有恩，明天你也会对我的子孙后代照顾，互惠互利，何乐不为。

所以，高考的成功实际上直接赋能了作者的老公，使得他成为社会贤达、经济能人拉拢的对象。这样一来，他的父母在他面前就会变得轻声细语，原先父子关系变成普通人和优质潜力股之间的关系。可以打一个比喻，从此，成为状元之后，他与父母之间建起了一座高墙。这座高墙将彼此分为两个世界。作者老公认为父母理解不了自己，不应干涉自己，他父母也承认自己不懂儿子，不能干涉儿子。

高墙两边当然不是平等的，而是倾斜的。可以说，儿子是掌权者，对待父母的态度是傲慢的。这种傲慢的程度，可以用《无业游民》文末的那句话来形容：“我们不应该去贴合他们的标准，而是应该把我们自己关于美的标准告诉他们，让他们理解并自愿走入我们的阵营。”

几乎可以断言，让作者老公的父母自愿走入作者及其老公的审美阵营，这是不可能的；但让他们自愿靠近作者及其老公，这是肯定的。儿子是他们一生的骄傲，他们不会有太多质疑，即使两年不工作，他们也会压抑住内心的疑惑和焦虑。因为，他们的人生要获得安全感乃至荣耀感，除了信任儿子已经别无选择。

所以，高考的成功，状元的招牌，重构了一个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通常来说，即使是状元，即使在家里有了强势的话语权，但一般的做法也是拿出两年工作积蓄，帮父母建一幢新房，这属于光宗耀祖的做法。但作者老公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将权力之剑斩断自己的家庭责任：腾出2年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回到两年前，我们来假设一下，作者面临的挑战有两个，财务自由和心灵自由。他可以有三种选择，只追求财务自由，只追求心灵自由，追求财务自由的同时追求心灵自由。很显然，难度最大的不是努力工作，朝着财务自由的目标迈进，也不是自我修行，朝着心灵自由的方向奔驰。而是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开辟心灵自由的空间。

相对而言，第三种选择的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当然一旦操作成功，人生境界也会更加开阔。

高考后遗症

作者老公最终选择按下停止的按钮，辞职、闭关，然后学做菜、减肥、写10万+、创作小时、学打羽毛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什么“伟大工程”，每一件事都不值得单独腾一大块时间来做，甚至可以说，所有事情叠加起来，也不值得辞职专门来做。

有一个细节特别有趣。作者写道：“经过研究，他发现有很多事情，从零基础到掌握基本技能、做到合格水平，只要20个小时就够了——因为日常生活并不要求人们事事做专家，通常掌握百分之六七十就够用。”

这让想起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做法。德鲁克每隔五年左右，就会在一个全新的领域进行学习，也许是一门语言，也许是一个单独的学科，也许是别的领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德鲁克会潜心进入该领域，力争做到最好。与德鲁克的“深度掌握”不同，作者老公更青睐“浅尝辄止”。

这种行为背后，极可能隐藏着两个重要的信息。

其一，一个26岁的北大毕业男生，不会做饭，不会打羽毛球，没有一套知识体系，没有写过小说等等。这些都没有做过，说明他的生活颇为单调，缺乏丰富的体验。我也来自农村，我知道这一代农村考生只要成绩好，父母是不让干家务的。“你只要好好念书，其他都不用操心”，这话我听着特别熟悉。同时，农村考生有没有城市学生丰富的文体娱乐活动，所以“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农村考生，在进入大学前，很可能是没有兴趣爱好的，更谈不上什么丰富的体验。

所以，当一个26岁的人开始学习这些最普通的技能、兴趣，我只能说，更大概率是一种补偿心理在作祟。之前的生活太单一，所以现在必须丰富起来，人生怎么可能一眼望到头呢？不曾想，此君丰富生活的起点实在不高，他不是在做一些“别人不知道，没听过，不敢做”的事情，而是在做一些“别人早就做过，正在做以及不想做”的事情。更要命的是，他的老婆还把这些写了下来，刊发了。

其二，作者老公在发展这些普通技能和一般兴趣的时候，没有选择融入工作-生活的日常节奏，而是选择辞掉工作专门来做。这种做法，可以称之为微观意义上的“集体力量办大事”的行为。众所周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但这种做法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指定时间内，没办法进行平衡处理，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一个目标上。实际上，高考制度也是这样设计的，考前1年、3年或者6年、12年，考生的主要目标就是一个——准备高考。至于别的目标，比如学会做饭，谈恋爱，去旅行都不再重要。

长此以往，考生们心智模式也会变得适应“集中力量办大事”。你让这样的考生同时多线程处理各个任务，很多人就会焦虑乃至崩盘。所以，作者老公虽然贵为状元，但是否是患上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综合症，在习得普通技能和一般兴趣时，必须停下工作的步伐来专心投入，我认为有作者必要做一次审视来确认。

自由与责任

读到这里，读者诸君也许觉得我太刻薄了。对此，我并不想否认。但我想说明的一点是，假如《无业游民》这篇文章是在作者老公结束暂停之后写就的，或者是在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并且取得较大成就之后写就的，那就绝不会有我这样一篇怼文。

就像李安在家6年那个梗，之所以传为美谈，是因为李安最终添列顶级导演，而不是他烧了6年的饭。李安如果后来一文不名，那么公众也完全懒得理他干了几年家庭煮男。即使那几年里，李安实现了人生的多个顿悟，获得了获取人生终极意义的秘方，但这跟公众似乎没有太多的关联。

由此推之，作者的老公选择成为无业游民，期间顿悟人生也好，补偿过去也罢，里里外外都还称不上是一个可聚焦、可研究的范本。至少从《无业游民》这篇文章里，我看不到有什么值得深挖的公共价值。如果一定要说有，那恐怕要结合此前“四成北大新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的新闻，一起来恭喜作者的老公，成功摆脱了四成新生组成的价值阵营。

只不过，即使是追求“活出生命的意义”，也如同名经典作品的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所说的：“自由与责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履行责任和获得自由，时常发生会在同一时空条件下进行。自由只有建立在责任基础上，才会更加坚实与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