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三十，未婚

源济

女人三十，未婚 

原创 2017-12-18 杨宙 人物

今年钱岳30岁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童年时代来自父母的质疑声还在跟随着她。母亲从来不会问她的学习、她的研究工作，关心的总是「有没有找男朋友」、「女孩子25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你要顺从，你要乖，你要听从男性的。」她觉得，女生从小就被教育，要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不和人发生正面冲突的人。在一篇文章里，钱岳写下自己的愿景：「性别不应该决定我们能不能来到这个世界、是否可以得到父母的关爱、有压力的时候该不该哭出来、生活该以家庭为重还是事业为重、适不适合做学术等等一系列的人生图景。」

文｜杨宙

编辑｜张薇

从小到大，钱岳小姐总会听见一些否定的声音。 

还是个小女孩时，妈妈就说，女孩子张着腿坐是不对的。班上的女孩扎着漂漂亮亮的辫子来上课，老师批评：「你天天这样打扮，根本不会有心思学习。」而那些调皮的小男孩，却可以收获一些更宽容的说辞，比如，「没玩醒」。

但花心思学习，好像也不对劲。小学和初中，学习成绩拔尖的她常被提醒，「你现在学习好，不代表以后学习成绩好」；她想报课外培优班，父母却告诉她「女孩子学习不用太努力」；甚至当她说出想去北京上大学时，妈妈建议她报考外交学院，「可以找个当外交官的老公」。

随着她的成长，否定的声音越来越响了。

高中，她进了理科实验班， 一次模拟考试，全级理科前10名中有9个女生。语文老师说，这不正常，「你们的前两届，前10名只有一个女生，这才是正常的。」高三的一次数学考试，她从平时的70分提到了138分，数学老师却告诉她：主要是因为题目简单。

看起来，全部都好像是自己的错。她不服，用自己的方式宣泄不满，在语文课上睡觉，早自习时吃面。但心里却不安得很，「会觉得我现在即使这样努力，我是不是也可能根本就逃不出这种命运。」

可看看那些吊儿郎当、所谓「后劲足」的男生，「你就会觉得，唉，为什么他的人生就可以那么简单的样子？」

后来钱岳如愿考到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社会学，毕业后申请到美国攻读博士。现在30岁的她在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教。一切看起来顺遂如愿。但是，这些年来，那种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

读本科时，在一节社会研究方法课上，她听到一位著名的男教授发表「女生不适合搞学术」的言论，气得在台下哆嗦。后来决定读博时，那些「女孩子不要读太多书」的劝诫又重新涌了上来。

她发现，国内外的学术环境对于女性研究者都不那么友好。比如女老师一旦生了孩子，她就会自动被默认为，重心转移到家庭上了，「你就别搞学术了」，然后大家聊天只会跟她聊家庭。她会被渐渐地边缘化，被安排一些与评职称无关的「service（服务）」工作，比如复印文件、当大学新生的班主任。

就她所在的社会学领域而言，不同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的性别也是高度划分的。 「比方说政治社会学，很多都是男老师在做。但是像研究性别、家庭，这种东西就很少有男性做。」远在温哥华，已经担任大学助教一年多的钱岳在电话一头激动地感慨，即使在理应客观和中立的学术界，性别意识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职业的分工。

而往往那些年轻的女教师也不知道怎样去拒绝，「一方面我们从小就被社会化，女孩子要顺从，要乖，所以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说『不』；另一方面，那种比较隐形的男权社会压力，也会让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有权力去说『不』。」

如今钱岳读了许多关于女性的理论与书籍，年少时那些困惑也在理论中找到了答案。例如过去那些「女孩子后劲不足」的说法，就是一种「Self-fulfilling Prophecy（自我实现预言）」，很多孩子都是被标签化的，然后把很偶然的一次不好的成绩，当做是理所应当的。「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不可逆的一个过程，那么他（她）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了。」

但是尽管知道了这些，那些质疑的声音还是会时不时地笼罩着自己。当钱岳博士毕业，拿到第一份工作的offer时，她第一反应是，I am so lucky.——哎？不对，真的是自己运气好吗？还是因为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努力之后劳动的成果？——她发现每当自己成功时，第一反应很少是：啊，我自己真是太棒了。而她的美国女同学则会立马祝贺她：You totally deserve it（你当之无愧）。

钱岳感到，脑海中总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遵循从小习得的思维模式，另一个又站在理性的层面上回驳对方。

尽管那两个小人大多时候能够和平共处，但还是让钱岳觉得疲倦，「当她不被信任，她要去证明自己，当她成功的时候，她要不去怀疑自己。」

前段时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冯钢教授4年前在微博中写下的言论被网友重新翻出来，他直指女生读博往往最后不从事学术道路，「大多混个文凭准备就业」，白白浪费了名额。这番言论也让他成为众矢之的，陷入舆论的风波里。

钱岳看到这些话时感到很惊讶，她原本以为性别歧视只是在理工科比较严重，没有想到，在本来就对性别平等、社会不公平等现象做理论和实际研究的社会学科，也有教授说出这样的话。

她发现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美国，主流的声音应该是去反思，「是不是有什么结构性的因素，导致了女性不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全部都发挥出来，限制了她们本身的个人发展？」而在中国，冯钢等一系列人代表的意见则是，既然女生以后不可能走学术道路，那是不是应该从一开始就不录用女生？

电话里，钱岳给我介绍她的研究领域，那是偏数据化、做统计的内容。接着她说，也有人去做一些定性的访谈，还有人类学一样的田野观察，然后写论文……当她说到这里，我突然想问，访谈、田野观察等听起来更需要细腻思维的活儿是不是更适合女生——但在同一时间，我又觉得有这个念头好像是不对的。

那一刻我的暂停与反思也击中了她——「所以你看，我们俩女生在聊天的时候，自我反思是一个很经常出现的模式，对吧……但对很多男性来说，他们根本就不会，比如冯钢他从来就没有去反思自己这样说对不对。」

现在，作为一名社会学系的助理教授，钱岳主要教家庭研究。有时在课上，学生的负面反馈会让她的自尊心受到打击。教室的门是在前面的，常常上着课，有些学生就从自己的眼皮边上离开了教室。带着这种不受一些学生尊重的困惑，她向几个同事咨询，她发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有一个共识：年轻的女老师确实会在课堂管理上遇到一些challenge。年长的女老师安慰她，自己年轻时也遇到过这样的挑战，她说，「这也算是变老的一个优势吧。」

钱岳阅读一些相关研究时也发现，国外本科生在对老师进行评价时，「brilliant（聪明）」这样的词汇，往往用来形容男老师，而很少有人会去形容一个女老师非常聪明。

一位做跨性别研究的朋友告诉她一个有趣的被访者案例。那位被访者也是一名老师，她做了变性手术，从男性转成了女性。尽管她从来没有跟学生们提起自己跨性别的经历，但她却体会到跨性别前后显著的差别。当她还是一名男老师，在课堂上提到男女平等时，学生们的评价往往是，「这老师简直太酷了」；而相反当她转变成女性时，学生给她的反馈变成了：「这个老师简直像个bitch，一天到晚在那里说性别平等。」

 「你要顺从，你要乖，你要听从男性的。」钱岳觉得，女生从小就被教育，要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不和人发生正面冲突的人。但女权主义者往往被认为是比较强势，甚至有时候被说成是比较极端的，很多人就会觉得不likeable，「当你颠覆了这种性别期待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外界的压力想要去束缚你。」

而当自己年纪增长，不断跨越阻碍，通过年龄给自己增添课堂权威之后，一切就会更好吗？在湖南卫视的一档歌手节目里，钱岳听见了民谣歌手唱的《三十岁的女人》： 「她是个三十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她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三十岁了光芒和激情已被岁月打磨……可是这个世界有时候外表决定一切/可再灿烂的容貌都扛不住衰老/我听到 孤单的跟鞋声和你的笑/你可以随便找个人依靠……」

她震惊了。原来30岁的未婚女人，在大家眼中就是这样的吗？为什么30岁的生活，被描绘成这个样子呢？

今年钱岳30岁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童年时代来自父母的质疑声还在跟随着她。她所从事的社会学专业在母亲看来，就是做婚姻咨询的，或者是，那种计生委、居委会干部的样子。国内打来的电话里，母亲也从来不会问她的学习、她的研究工作，关心的总是「有没有找男朋友」、「女孩子25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有一次，钱岳实在忍不住了，冲着电话那头的母亲嚷：「我说你是不是只有这些东西跟我讲，如果你每次打电话只有这个讲的话，我们以后就不要打电话了！」电话那头安静了。千里之外，母亲一下子被吓住了。往后的通话里，母亲没有再说这些话。

这两年来，钱岳开始给「缪斯夫人」等微信公众平台供稿，关于女权、关于婚姻观、关于女性的觉醒。远在国内的母亲为了了解女儿的动态，也跟着阅读这些文章，《一位「坚持走科研道路」女学者的自白》、《我们为什么要结婚？》、《中国人的终极焦虑其实是生育焦虑吗？》……母亲跟她抱怨，太深奥了，她没太读懂。但潜移默化地，母亲也渐渐明白了女儿。

今年4月份，钱岳在一篇公号文章里写下，「29岁时，搬家到新的国家，刚刚开始工作，暂无结婚想法，永无生娃打算。」理由很简单，不喜欢小孩，「不是说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我就要去经历。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理由去说服自己。」

这么正式地在公共空间里写下自己的宣言，这是第一次。过去她也跟父母说起过自己不想要小孩的想法，母亲则当她开玩笑般地反驳她，「女人不生孩子不完整啊」、「你不生孩子我打死你！」让她意外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母亲默默地转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里，还公开在转发语中为女儿写道：「原来和我女儿一样想法的年轻人还不少呢。有时候也搞不清楚他们这些年轻人现在是怎么想的，但是也只能说，只要他们年轻人自己高兴就好。」

母亲的那条朋友圈，钱岳没有评论，没有点赞，但心里一下子，还是挺感动的。她也第一次认真思考了母亲那一代的女性。母亲一生下来，家里大多数的资源就给了男孩，然后她高中毕业，到自己母亲上班的地方上班，后来工厂倒闭，她一个地方分配到另一个地方，再然后，集体下岗，她就提前退休了。「我就会觉得她们的人生是没有什么选择权的。就是被推着在走。那个时候她唯一能实现，可能比较有把握改善她生活的，就是去嫁一个好人。」

而自己现在能够去选择，到北京、到美国读书，即使不结婚，也可以自己工作养活自己。这些几乎不存在于母亲那一代人的选项里。钱岳在另一篇文章里写下自己的愿景：「性别不应该决定我们能不能来到这个世界、是否可以得到父母的关爱、有压力的时候该不该哭出来、生活该以家庭为重还是事业为重、适不适合做学术等等一系列的人生图景。」

那些贯穿于过往生命里的声音，渐渐被她理解，也渐渐地变得微弱。

近一年多来，一个人来到温哥华后，钱岳在学校的周边租了一个房子。每周教两天课，花两天宅在书房里做研究。在一顿「精疲力竭、生无可恋、轻度脑死亡」后，她去做热瑜伽、去登山、徒步、打网球、逛街、看电影。

她感激这样自我独处的时刻，这是一段「extended growth period」——正如她所喜欢的一句话：珍惜你单身的时候，因为这相当于是被延长的成长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珍贵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