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哪是什么中年危机，这是所有人的危机

源济

刘远举：哪是什么中年危机，这是所有人的危机 

原创 2017-12-20 刘远举 大家

2017年12月10日，中兴网信员工欧建新打开26楼办公室窗户纵身跃下，结束了42岁的生命。撇开传言不谈，欧建新跳楼的直接原因，是被公司劝退，由此，引发了舆论关于中年职场危机的讨论。这一不是舆论第一次关注中年职场危机，在此之前，一篇讲述中年人在公司合并、创业中艰难挣扎的《人到中年，职场半坡》也热刷朋友圈。

35-45岁的中年人，欲望、野心，逐渐消散，学习能力，精力也都下降了，而家务琐事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这是一个新技术不断涌现的时代。一个人进入职场初期的技能、概念，过了20年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都使得这个年龄段的人，不管是在意愿、体力，还是技能上，都很难冲在第一线，高强度的工作。

出路当然有，那就是转到管理岗位，不过，职场是一座金字塔，越往上走，位置只会越来越少，不可能人人都升到管理岗。从车间退休的工人，在办公室干了一辈子的科员，这是大部分人的职场命运。

这一波中年话题，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在这一代中年人刚出生，或还未出生的1982年，一部名叫《人到中年》的电影红极一时。电影中，潘虹饰演的陆文婷医术精湛，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但工作18年仍是住院医生，月工资只有56元5角。

不过，在中国，职场的金字塔规律，似乎被遗忘了。这是因为，这个现象在中国变弱了。

被遗忘的规律

1978年，中国GDP总额为3679亿，2016年，这个数字爆发式增长到765873亿，名义GDP增加200多倍，各行各业的规模也相应扩大。更庞大的行业规模，更大更多的公司，都产生出更多的管理岗位。与此同时，新技术出现制造出新的需求与新的行业，并为行业先行者提供更多的管理岗位。从百度、阿里、腾讯、到华为、中兴，再到滴滴、饿了么、摩拜，每一个互联网、通讯、移动的新贵，都产生出更多的管理层岗位。此外，中国还有庞大的，低权利的人口红利，大量农民进入工业体系，进入低端岗位，替代了原本城市工人，构成职场金字塔的庞大基底，支撑起更多的管理岗位。于是，似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变为中层，中国人遗忘了职场规律。

不光是职场规律，中国人甚至遗忘了阶层规律。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除了提供职场金字塔中真实的管理岗位之外，还形成一种阶层上升的幻像。

现在，一个北上广深市区的80后，基本不可能再进入纺织厂、钢铁厂、或者在工地上做个工人。按照学历不同，能读书的，会进入外资、银行做一个白领，读书不行，也能在公司混一个初级文员。虽然在上海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与他们在纺织厂、钢铁厂上班的父母；快递小哥与种地的父辈，在阶层排序上也无差别，但却获得了一种阶层上升的错觉。

中国急速增长的经济规模，给所有人提供了上升空间，那怕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错觉。于是，中年职场危机这个词在中国消失了。

1982年，潘虹因为《人到中年》获得金鸡奖、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那一年王石31岁，褚时健54岁，马云18岁，冯仑23岁，柳传志38岁，不管他们年纪如何，他们令人羡慕的“青春”都才刚刚开始。

《人到中年》剧照

寒江水冷鱼先知

不过，经历了接近40年的急速经济增长，中国正在发生变化。而通讯、IT、互联网行业，最早的感受到了这一变化。

首先，新技术在放缓。从上世纪50-60年代晶体管、集成电路发明开始，这一波技术爆炸已经持续了70年。如今，摩尔定律已经失效。人工智能虽然方兴未艾，但对人的替代与创造新的价值、扩大经济规模之间，效应还没有定论。电子、IT行业作为近几十年的新技术产业，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当技术发展步入平稳阶段，最先感受寒意的，就是这个行业。

其次，需求也在变。通讯行业的升级，对消费的刺激效应越来越小。某种程度上，现在的技术升级，不再是质的升级，而仅仅是数量的升级，这种升级的边际衰减非常明显。简单的说，从2G升到3G，效用非常明显，会刺激人们的相关消费，而从3G到4G，带来的效用就相应变小，而从4G到5G，则会更小，因此，带来的行业增值也会相应变小。

从应用角度来看，随着新技术进入进入传统行业，改造传统行业，剩下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新技术的应用红利在慢慢被吃尽。在饿了么、滴滴的快速崛起之后，所有的生活场景，已经无数遍被人拿着手机审视过无数次，所有可以被结合、被改造的场景都已经或正在被结合、被改造。创业变得更加艰难，并购、收缩的新闻比天使投资更多。中高层职位在行业扩张期，会是各方抢手的人才，但一旦进入行业合并期、平稳期，就会遭遇“我们可以接管团队，但不可能接管一个老大”的尴尬。

这些行业还有一些特别的因素。这类行业中，知识更新更快，更需要高强度的工作，如果说其他行业的中层人员降级之后仍可游刃有余的话，这个行业的中层降岗之后，可能会不如自己新岗位上的年轻同事。作为新行业，通讯、互联网的从业人员的年龄层次会更近。一个人38岁，领导55岁，马上打算要退休了，这不是中年危机，这是中年机遇。但是，如果一个人38岁，领导41岁，再上一层的领导43岁，升职无望，这才叫中年危机。

这类行业收入丰厚，从业人员对未来的看法积极，生活方式往往是高消费型的，好车、出国游、两个小孩、妻子全职在家；在资产配置上，往往采取的高杠杆的方式投向房地产，有较高的按揭比例。所以，一旦遭遇职场危机，就会面临收入大幅度下降，影响生活，甚至资金链断掉。

所以，IT、通讯、互联网行业的中层员工，是对变化，对职场危机，最敏感，痛觉最高的。媒体中流传的中年危机故事，都出于这些行业的中年人身上，并不是偶然。

所有人的危机

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们只是最早感觉到江水温度的人。这既是一个年龄话题，行业话题，也更是一个时代话题。

中国经济的增长正在放缓。中国经济从1978年到2011年，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年均9.78%的高速增长。近年来，这一增速出现明显下滑，2016年前三季度增长仅6.7%。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新常态已经是一个事实。

从供给端和需求端看，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

技术红利的减弱，最先出现在IT、通讯、互联网行业。中兴全球的手机事业裁减600名员工，相当于该公司手机事业员工的10%。1名中兴通讯的高阶主管表示，中兴的中国手机事业也将有超过20%员工遭到解雇。今年年初，华为也采取了45岁必须退休，大规模派往海外等变相裁员措施。IT、通讯行业，是当下拉动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技术红利的衰退效应，将从这些行业逐渐向其他行业扩散。

人口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2015年年末16—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减少487万，在全国总人口中占比由2014年年末的67%进一步降至66.3%。人口的老龄化，虽然意味着高端岗位空出，但更意味着推高了劳动力成本，增加了人口抚养比，降低了储蓄率，给中国经济下行带来压力，导致行业规模平稳甚至缩减。

全球化方面，欧盟、日本、美国相继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WTO的紧张态势已众所周知。除了中国劳动价格的升高，在特朗普的强势政策下，减税、贸易战、视为战略对手，将可能主导中美关系。以此为发端，西方国家的去中国化，将可能形成趋势。

这些因素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将可能面临寒冬。

其实，某种程度上，最敏感的人，其实是享受红利的人。不管如何，这些行业中的中年人，房有几套，车是好车，家庭幸福，按揭纵然压力大，但也并不是第一套房，即便潮水退去，也不会裸在沙滩上。

另一些人呢？初入职场的90后，25岁，工作3年，充满干劲，直接领导30岁，领导的领导33岁，集团总裁也才40岁。与此同时，新常态下，行业不再膨胀式增长，创业也更加艰难，而房价却居高不下。比起油腻的，但却有着一套或者几套房的中年，他们还未成功，就已经注定被时代席卷。

基于过去的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他们仍对未来充满希望，而职场半坡的大叔们却早已嗅到冬天的味道。如果说35年前的电影《人到中年》，是经历政治危机后，思想刚开始解放，在困惑中迎接时代浪潮，却充满希望的话。如今的中年危机，更多的是经济的，并不迷茫，反而恰好因为可以一眼望到未来而感到恐惧。

所以，中年危机，与年龄有关，更与时代有关。时代席卷而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危机的中年背后，90后又怎能逃脱？

这也不仅仅是这两代人的危机。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比其他国家更需要阶层上升的错觉，更需要经济规模的飞速扩展，甚至离不开经济规模的两位数成长。快递小哥能够容忍仍然处于阶层排序的最底层，并进而忍受这种最底层面临的不公平待遇，忍受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读书，忍受流离失所，是因为他们现在的收入是自己父辈的十倍，并由此产生的阶层上升幻觉。但是，如果不能持续提供这种收入上升。快递小哥，还有他的孩子，就会反过来审视自己所处的阶层所遭遇的不公。

所以，这哪里是什么中年危机，这是所有人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