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雷：足协新政，让球员23岁首发24岁下岗

源济

沈雷：足协新政，让球员23岁首发24岁下岗 

原创 2017-12-25 沈雷 大家

岁末时分，中国足协在武汉举行的职业俱乐部大会，终于让悬在各队头顶的一只靴子落了地——吹了大半年风的外援与U23球员新政2.0版水落石出。比起一年前突如其来的新政1.0，今次的版本“要比想象的好”，所谓的“好”，也只是因为业内人都有了最坏的心理准备，这次总算比最坏更好一些。

24周岁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几起几伏，靠着一波资本的大肆投入换来了近几年的热闹，但一年前的那次胆战心惊，让雄心万丈的从业者们忽然发现：资本其实从来没有成为中国足球的主导力，今天，几纸行政令就可以强扭职业联赛的发展方向。

对于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投资者，职业足球重新变回了难以捉摸的年代，在巨大的政策风险面前，投入的热情也自然会不确定起来；对于热切盼望知名外援加盟自家球队的拥趸，也是时候放低期待了，外援身价的严格限制与报名名额的逐步缩减，将让中超的外援市场在行政令撤消前持续低迷；对于刚刚习惯了中国俱乐部在亚冠赛场不再总扮演失败者的观众，也不妨改一改自己的欣赏口味，随着外援数量和质量的降低，中国球队在亚洲赛场的整体竞争力必然将被减弱。

当然，在新政行政令的制定者看来，职业联赛的观赏性与影响力也好，俱乐部队伍在亚洲范围内的竞争力也罢，这些既非自己的直接考核指标，也很可能都不属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他们看来，十九大报告中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中国足球版本，只能是“球迷日益增长的对国足的不满”与“中国足球低下的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国足水平差，是球员能力不足；球员水平差，是年轻球员培养跟不上——这就是U23球员新政所戴上的正义凛然的帽子。

较之简单的每场比赛每队“必须有U23球员首发”的新政1.0，新政2.0进一步自我正义化，加上了每场比赛每队“U23球员的实际累计上场人次不得少于本队外籍球员实际累计上场人次”的条款。

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便将年轻球员没比赛可打的现状归咎于外援抢占了更多的出场机会。至于事实，或许部分如此，但强调这一点可以让舆论少谈一些其他问题，比如中国足球青训的整体凋零，比如没有为低龄的年轻球员设置足够充分的比赛体系等等。

无疑，新政在当下的时代背景里是政治正确的对策。但即便我们已经不再讨论建立和完善职业联赛体系究竟是为国字号球队服务，还是为联赛的商业化运营发展这个根本点，即便答案是前者，这个政治正确的对策也依然浑身上下都充满混乱的逻辑。

成年国家队的选材并没有23岁或者任何其他的年龄线，甚至可以说，一支有着足够多25-30岁球员可供选择的国家队才是健康的。在每场比赛每队外援出场人次相对被固定在2-3人的区间内后，相应增加的U23球员登场人次，其实压缩了中国Over23球员的出场时间。

而在各队都有数位地位不可撼动的主力球员的前提下，被挤压了生存空间的主要群体只能是二十四五岁这拨正在走向成熟行列的中生代球员。培养年轻球员的目的是什么？

正常情况下，是希望产出更多的可堪一用的成熟球员。但新政却反其道而行之，进一步堵塞了成熟球员的成长通路。除非只想持续得到更多有比赛经验的U23球员，不然新政未来将造成的断代伤害是可以预见的。至于U23的年龄设置本身，是一个只在奥运会男子足球项目中才有效的年龄段——这是一个有趣的阴谋论。

而以下推论与阴谋论无关：去年还被重点培养的U23，今年很可能因为失去“政策红利”而无球可踢。

2017年中超接连刷新了首发U23球员被最早换下的尴尬纪录，这些另类纪录的现保持者与前保持者，都是主教练为了完成政策指标才得以被派遣出场。

今年中超出场的全部71名U23球员中，45人全年累计出场时间未超过500分钟，这些人基本都属于“政策福利型选手”，而其中的1994年出生球员明年有极大概率无球可踢，甚至连预备队联赛的参赛机会都小了很多（新政2.0规定预备队联赛必须每队有五名U23球员出场）。23岁首发，24岁下岗，如此黑色幽默的一幕将变得越来越“正常”。

或许有人会说，里皮在东亚杯上大胆启用的几位U23球员，不正是新政1.0所带来的成果？这是一个无法证实或证伪的话题。

韦世豪、刘奕鸣、何超、邓涵文、杨立瑜这几位都有过留欧经历，是同年龄球员中的佼佼者，邓、刘2016年就在中甲打上主力，何超第一次在中超首发更要追溯到2014年；至于高准翼是因为在日本职业联赛踢球才错过了选拔留欧的机会——这些球员的实力已经决定了他们可以获得相应的机会，新政也许有帮助，但绝非决定性因素。对于绝大部分凑数出场的U23球员，新政是不是拔苗助长，2018年有多少1994年出生的球员登场时间锐减，就会是最好的答案。

体育人应该都明白，只靠训练不会诞生优秀球员，年轻人需要尽可能多的比赛来成长。但年轻球员首先需要的是更多更成系统的同年龄段比赛，U18的归U18，U20的归U20，同龄人中出挑的苗子入选职业队一线队，周而复始，形成成体系的青年球员成长路径——而在今日的中国足坛，地基尚未打起，却勒令上层建筑的装潢队一并负责之。

关于足球青训与职业足球的对接，世界足坛不乏成功案例可循，例如荷兰、葡萄牙等国准许几家有余力的豪门的青年队直接参加次级别联赛；德国、西班牙等国准许职业队二队参加低级别联赛，遵循正常的升降级制度（唯有不能与一队同时参加同一级别联赛）；英格兰、苏格兰地区则是将预备队联赛完全正规化，同时让年轻队员外租低级别球队成为一种习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唯不见在顶级职业联赛中强行设置年轻球员出场次数规定的先例。

就此而言，足协新政若是取得成功，倒成了中国足球的创新发明。但在需要专业运营的领域里，政治正确的对策并不能总带来过程与结果的正确。

原标题：《足协新政戴着正义凛然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