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华》：把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史研究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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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中华》：把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史研究推进一步 

原创 2018-01-19 宋晨希 有时书评

黄兴涛教授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被评为新京报·腾讯2017年度“十大好书”。在十余年的研究和书写中，他试图阐述一个人人都知道却似乎都不甚明了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在他的书中，“中华”并不是如我们想象般在辛亥革命之后才出现，而是从明末清初开始就慢慢发展、断裂并延续至今。

作为一本史学学术书籍，《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一书收获了学界之外的瞩目，而普通读者阅读这本书正是因为“中华”之概念始终影响着每个中国人的民族身份与认同，也影响着每个人对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与国家命运的思考。

黄兴涛，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清史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从事清代和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是国内“新文化史”和“概念史”研究有影响的探索者之一。著有《文化怪杰辜鸿铭》《文化史的视野：黄兴涛学术自选集》《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

采写 | 新京报特约记者 宋晨希

致敬辞

我们都盼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究竟如何形成，如何传播开来并对近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却并非人人都了解，学界的研究其实也多有不足。黄兴涛从2001年起，历时十余年，终于在《重塑中华》一书中对这些问题给出解答。读者通过本书扎实的考证和深度的阐释，相信无论是对自己的民族身份与认同，还是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国家命运，都会有更为丰富的认识和更加深刻的感受。

　　

我们致敬《重塑中华》，因为它关注了一个仿佛尽人皆知，其实人们往往知之不详或知之甚少的时代课题，而它却深切地关系到每一个现代中国人自身的来源、去向、共同的身份与命运。这部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史的学术论著不仅系统深入，而且还自觉地将精英观念与其社会化的大众传播结合了起来。

这本书

新京报：《重塑中华》是你花费十六年的时间写就的著作，是什么机缘导致你做相关的研究？

　　

黄兴涛：我是研究思想文化史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关心这一问题，是出于学者的本能。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内涵到底何时形成，如何形成，怎样传播和认同，哪些人、哪些文本、哪些政党、哪些事件和体制，对它发生了作用，产生了何种作用，诸如此类问题都不能不弄清楚。这一观念还严重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和很多相关历史发展的内容。因此我决定从观念史的角度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勾勒。

　　

我最早研究这一问题，是在参加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2001年10月，我在这次会上宣读了《“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的论文，不久后公开发表，算是正式开始了有关“中华民族”观念的研究。当时，我正好在读清末满族留学生办的《大同报》，这些满族留学生在这份刊物里就呼吁，汉族人和满族人是同一个“民族”，都是一个国家的国民，不必互相排斥。我当时看完之后，非常吃惊，因为这些论述对民族问题有着非常现代的国际政治视角的认识，完全是在英法美等国家现代“民族”观念的影响下展开论述的。于是我就开始自觉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开始探讨起这方面的问题。

　　

新京报：这几年有关“何为中国”的书已经出版了很多，这个话题这几年也非常热。你觉得《重塑中华》与其他的著作相比，有什么不同点？

　　

黄兴涛：我不敢说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只能说一下我的研究思路。关于“中国”问题的认识，我的侧重点在于揭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历程及其政治文化意义。也就是作为王朝国家名号、带有夷夏观念的传统“中国”，如何在近三百年的岁月里，通过与现代西方世界和日本等打交道的过程，逐渐转化成现代意义的国家名号。这一过程并非像以往人们所认识的那样，到民国建立后才形成，而是早在明末清初就开始，经过一个过程，特别是晚清时期，尤其是清末新政阶段，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与此同时，“中国人”的内涵和性质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这是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得以形成的直接基础。我在这方面下了较大功夫，这是以往谈“中国”的学者较少重视的。

　

“中国”或“中华”这个名称的含义，从传统到现代一直在变化。这个变化中既有断裂，也有延续，不论是断裂还是延续，都是我们在外来影响下不断调适的结果。我特别强调延续，延续是在变化中延续，变化是延续的前提，没有对新时代的适应，也就无法转换。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作者：黄兴涛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

这个人

新京报：你与其他学者相比，专著的数量相对较少，但是每篇文章出来往往都很有影响。

　　

黄兴涛：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曾经说，我希望自己可以全面搜集资料、系统解决问题。我觉得我们历史学者写文章，应该能对别人有所借鉴。史学的特点是要强调长时段和全局性，如果不把相关的资料全部搜集全，怎么得出合理可靠的结论？

　　

其实，我还有很多论题想写，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尽量将资料搜集齐全。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是不断在学习。这本书里面，我涉及了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的领域，我也是边学习边研究。不懂的，就向高明请教。

这一年

新京报：你的这一年做了哪些工作？你如何看待这本书出版之后，在读者中间引起的反响？

　　

黄兴涛：这一年，我决定一定要把这本书完成。这本书我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今年总算是完成和出版了，我已经很知足了，把多年来欠的“债务”还清了一件。

　　

这本书学术味很浓，我开始的时候，只希望能够得到同行们的认可。但没想到有那么多读者关注，可能还是因为这个话题重要。很多人能够从这本书中了解一些准确的历史知识，解决他们自己心中对这个问题的困惑，我就知足了。虽然读者从事的工作多种多样，很多人的知识背景也不一样，但大家对知识的渴求还是一样的。一个历史学者的本分，就是应该给大家提供有关“中华民族”观念由来这样的基本考据和知识，从中辨析清楚它在历史中变化的内涵。我相信，读者看完我这本书，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认识去深化理解相关的问题。

　　

新京报：你算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很少写通俗性的读物，你如何看待现在历史研究市场化的倾向？

　　

黄兴涛：我的老师曾经强调史学要走出书斋，史学研究不应该只是史学界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满足自己研究的愿望。清代学者章学诚讲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我们虽然达不到那么高的目标，但起码我们要对社会负责任，努力为社会提供一些可靠的知识和有益的思想。这些知识首先是真实的，然后尽量做力所能及的解读、阐释。

　

我在1997年时写过一本通俗读物《闲话辜鸿铭》，后来就再没写过类似的东西。我不反对通俗的写法，只要写作者本身遵守史学的基本原则，不刻意编造即可，通俗读物可以面向更多的读者，更有效地提供史学知识。不过并不是每个史学研究者都有这个能力把通俗读物写好。通俗历史不是说不该写，而是应该考虑如何把它写好才行。

　　

把高深的专业问题，用通俗、生动、准确的语言表述出来需要很高超的能力。写通俗化历史读物，学者是有这个义务的。我们在学术研究之余，还有为现代人和社会服务的责任，提供可靠的知识和反思性的思考。

黄兴涛在新京报·腾讯2017年度好书致敬礼现场接受颁奖。

答谢辞

“中华民族”这一现代观念的形成与认同过程很重要，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需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搞清楚这个问题也是我的一个职责。我正是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进行研究的。这本书得以在今年出版，总算了结了自我拖欠的一个旧账和多年来的一个心愿。尽管因为自身能力的缘故，书里面肯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应该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以后有机会，我还会进一步补充、修改和完善它。

　　

非常感谢读者们和评委们的厚爱，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受到大众的关注，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很重要的缘故。但愿我的研究，能对大众深度了解和认知现代中华民族观念问题，有切实的助益。也欢迎读者和同行对它的不足给予批评指正。

——《重塑中华》作者黄兴涛

本文原载于2018年1月1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年度十大好书”特刊第006版。采写：宋晨希；编辑：张畅、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