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的生活经历,使得艾玛·雷耶斯结识了众多名流,其中就包括赫曼·阿西涅加斯。我们如今能够看到《我在秘密生长》,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在信中被称作“亲爱的赫曼”的人,曾经担任过记者、教授及一本文学杂志的主编,后来升任哥伦比亚的文化部长。他和艾玛·雷耶斯相识于 194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办的一场活动中,两人一见如故,彼此引为知己。
艾玛·雷耶斯在写给赫曼·阿西涅加斯的信中呈现了她的童年故事。实际上,信件作为一种交流工具,也是非常古老的写作方式,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出现的书信式文体,被称为从全知叙事到第一人称叙事的关键转折点,其代表作即为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书信体独特的叙事结构,向一个非己的他者传递信息的模式,在叙事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奥地利学者斯坦泽在他提出的叙事情景理论中,将书信体归于第一人称叙事中属于内心独白类型的自传性质文体。书信体改变了传统的叙事技法与结构,使得读者第一次如此深入地进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这也是阅读本作代入感极强的原因之一。
阅读本作很明显的体验之一,便是倾诉。艾玛·雷耶斯在回忆往事的过程中,向非己他者倾诉,同时也是对自己倾诉。以至于书信的内容是什么样子,她甚至在提起笔时自己也不知道。
比如在《人生中最残酷的一天》的章节里,作者描述了亲眼所见一个“小孩”的遗弃过程:“我一下子学会了什么叫不公,明白了一个四岁孩子也会失去活下去的意愿,只希望自己被地心吞没。”这种内心难以遏制的情感倾诉,使作者在信的结尾坦诚地告诉收信人,这封信没写成她想要的样子,但也没打算重写。
接下来,艾玛·雷耶斯在信中开始倾诉藏在心底的秘密:玛利亚小姐开始打我们,每次她打一个,另一个也跟着哭。被打的记忆,在信件中变成了“生活中出现的一件新事”,只要玛利亚小姐脱鞋子,她就知道要挨打了。这件事对她的影响,是她认为自己的妈妈是巧克力店。
类似妈妈是巧克力店的充满魔幻色彩的故事,却是作者最美丽最稀奇的童年回忆中难以忘怀的。这份记忆收藏在每一封信件中,会在某个读者阅读的时刻复活,过往的时间重新出现在眼前。
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邮件、微信、QQ等社交软件的盛行,写信,似乎成为了一种土老帽才会做的事情。但我想,这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超越信件的魔力,这也正是本作独特的魅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