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人类必须在行动中为自我祝福

源济

福克纳：人类必须在行动中为自我祝福 

原创 2018-01-10 徐兆正 有时书评

通过《寓言》，福克纳重新回到了他创作的源头（《士兵的报酬》），并且改写了这部小说的主题。在《士兵的报酬》中，重伤士兵唐纳德·马洪回到家乡。对于他，以及他所象征的那一代渴望在战争中建立自己的年轻人而言，他们用四年时间耗尽一生，迎来的却是一个并不为他们准备的新世界。又如与这本书同年出版的《太阳照常升起》中，当杰克·巴恩斯在出租车里这么说时（“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我们立刻就明白了：“迷惘的一代”是天真、感伤以及惶惑的一代。

战争的摧残使得马洪如同一个正在死亡的神灵，安坐在椅子上，用简单的词语回答人们的疑惑和请求，用渐渐失去的视力注视着这个由他创造却倍感陌生的世间。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一生共创作19部长篇小说和12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15部长篇与绝大多数短篇的故事都发生在他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等。

撰稿 | 徐兆正

复调的创作

多重意识的破裂与关联行动

战争曾是马洪和巴恩斯这批年轻人的课堂，但他们却从未懂得战争为何物。彼得·艾奇格尔曾评价福克纳的这部处女作，有云：“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象征，它还深刻地揭示了美国理想主义者在残酷恐怖的战争面前精神上受到了何等巨大的创伤，他们为了认识这场战争所做的努力使他们的理解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作为社会个体——被摧毁了。”事情恐怕并没有这样乐观。战争的确将作为个体的士兵摧毁了，可并没有在认识的层面赐福给他们以任何提升。福克纳与海明威在创作之初写的都是战后青年人的心灵之死。因为所谓摧毁，正是肉体连同精神的双重幻灭。

　　

自从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南方就成了旧神话的王国，但肇始于十九世纪末、鼎盛于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则拒绝这样一种虚伪神话。后者要求的是感受性的体验（而非理解性的知识），它要求在无意识层面重建一个包罗生活万象的日常秩序。要调和这两点是非常艰难的，即令福克纳这样浸淫于现代主义的南方之子，也不过是在三十年代才实现了这种平衡。因此，如果说在1926年的福克纳笔下，展现的是两种思想态度冲突过后的道德废墟（作者并未意识到冲突的根源），那么1953年的《寓言》显然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回答——现代主义的笔尖早已被磨掉了否定性的锋芒。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我们有的只是对其三十年代作品的认识，那么究竟该用何种标准去评判这部小说？这一点决定了任何对《寓言》的分析都必得从头开始。

　　

从1929年的《喧哗与骚动》到1939年的《野棕榈》，福克纳的创作始终是复调的，其本质是多重意识的破裂与关联行动，而在文本中则表现为不同人物僭越作者直接开口讲话和彼此对话。不可否认的是，《寓言》中依然有着多重冲突，但这个时候的冲突就不再是意识的冲突，而是观念的冲突。只要我们仔细聆听叙述的气息，就会发现《寓言》中老元帅和下士的交锋，同《押沙龙，押沙龙！》里亨利与邦的冲突是截然不同的。从创作角度来看，福克纳中期的作品往往始于一个从灵光中闪现出来的画面，如《八月之光》就是他“看到”了一个未婚有孕的姑娘赶路的场景；而关于《寓言》，我们所知的构思源头是他在好莱坞担任编剧期间参加的关于一部“无名士兵”电影拍摄计划的讨论。有人认为这个士兵“可能是耶稣基督转世，带给人类最后一次和平的机会”——这并不是灵感——但这个提议却让福克纳非常兴奋。

《士兵的报酬》
作者：威廉·福克纳
译者：一熙
版本：漓江出版社  2017年6月

和平的启迪

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结束战争

小说的主线内容讲述了一战期间法军某前线军团在一名下士的领导下主动放弃进攻，而德军也效仿其做法，其结果是六个小时之后西线战事全部停止。在同盟国与协约国的密谋下，那位无名下士及在其领导之下的十二名列兵被枪决，战争于是得以继续进行下去。只有仔细读过《寓言》，我们才能明白福克纳为何对耶稣复活的这个想法兴奋不已：小说中关于停战的场景至少出现过六次，也就是说这是作者从不同人物视角捕捉到的画面。停战的那个瞬间属于一种次生想象，而它恰恰就是从那句“可能是耶稣基督转世，带给人类最后一次和平的机会”衍变出来的。士兵们既为这“从天而降的沉寂”感到震惊，又为此而恐惧，因为战争已经持续了四年，这漫无尽头的苦熬使他们失去相信的能力。此外，下士虽然并不象征着直接的和平，但他给予其他人以和平的可能性。

这就够了，因为这一可能性能够给士兵们以启迪，启迪他们意识到虽然“结束一场战争大概跟发动一场战争一样难”，但“一场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结束这场战争”——可能正是这一点令福克纳重新拿起了那支破损的钢笔：1926年他写的是战争结束之后的境遇，而在1953年他试图写出战争行将结束之际的诸种可能性。

　　

小说里仅有两次直接写到老元帅的形象，但这个除了“他自身的幻灭、才智和无限的权力以外已不再相信任何事物”的老人，也不过是象征着“在和平时期管理着所有的民主事务，在战争中才真正独当一面，达到自己真正的事业巅峰”的资本主义。因此，老元帅自身的品德与性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于人们对确立这一生产方式的价值体系的坚信，战争得以继续进行下去。有关资本主义对人的物化，可谓言尽于此。在老元帅与下士会面的那一幕中，他希望后者回心转意，并且几乎是复述了福克纳的诺奖演说。问题的复杂性并不仅仅在于据此质疑福克纳接受诺奖的态度，而是这种思想同时还见于《喧哗与骚动》与《我弥留之际》等小说文本，但却是作为正面价值而得到弘扬的。我们无法回避这一点。同样，试图在字里行间寻索老元帅与诺奖言说之间的细微差异也注定徒劳无功。

但现在还是让我们先试着从作者的这部小说与其他文本中，寻觅一些对以诺奖言说为代表的那些空洞思想有所反省的蛛丝马迹。如我们所见，在《寓言》中同样有对荣誉的礼赞，但是在更早的一个段落里，作者则不动声色地写出了这样的话：

二十年前的那一天，为了换取在炮火浸染的外衣前襟挂上那道象征着英勇、坚忍、忠诚、伤痛和牺牲的彩色条纹绶带的机会，他出卖了自己生为人类一员的权利。

自我批判

彻底地思考我是谁

对于熟悉了那个维多利亚福克纳的读者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藉乎此，它也点明了那“勇闯危局、战死沙场”换来的不过是人类的虚妄与痴狂。准确地把握这一点，还需要我们从1953年开始向后追溯，途中行经1950年的诺奖言说，最终退回到1938年的《没有被征服的》（在这本小说里，福克纳开始对那一系列近乎蛮干的荣誉观念有所反省）。这也是从一个未知的福克纳经过维多利亚阶段的福克纳，最终退回到现代主义福克纳的轨迹；反过来看，则是正反合的螺旋式上升。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根据后两者来试图理解创作《寓言》时期的福克纳的真实思想与真实形象：此刻的它还是一个大写的X。

　　

在1938年的《没有被征服的》这部系列小说里，福克纳开始表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态度，他开始意识到沙多里斯家族所代表的那种传统道德问题所在，而在1940年的《村子》中，作者则最终认识到沙多里斯所代表的是不能长久且势必要被斯诺普斯所取代的南方贵族神话，它是老南方在战败之后为自己的精神旨趣保留的最后自耕地。同理，斯诺普斯的崛起是二十世纪必然发生的事情。对沙多里斯道德和斯诺普斯道德的双重清算，标志着的是作者自我批判的尝试，而这种自我批判要等到《寓言》才真正完成。诚如弗莱德里克·R.卡尔所言，《寓言》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福克纳在思想上彻底地思考他是谁和他是什么”，也就是说，他试图在这部小说里总结自己的两个自我，且在此基础上超越两者都难以回应现实问题的局限性。

　　

在这里我们便回到了老元帅与诺奖言说的相似性问题。我认为这是作者开始戏仿或嘲弄自己曾经坚持的那些空洞无物名词（灵魂、同情、牺牲、忍受、荣誉……）的症候。简要地说，福克纳后期作品的复杂性远未见诸诺奖演说，后者不过是一份不可靠的手抄本。相比之下，另一份文件《关于〈寓言〉的一点声明》对于理解小说倒可能更有裨益：放弃和平主义的念头，既“不是为了道德或是经济上的理由”（斯诺普斯），也“不是为了简单的面子问题”（沙多里斯），而是唯有通过行动才能终止战争。从这里开始，福克纳便在现代主义与维多利亚道德、斯诺普斯与沙多里斯的基础上建立了更高的合题：如同下士曾经做到的那样，以行动来取代空洞无物的信仰。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五十年代的福克纳已然将行动本身视作了人类的希望与出路所在，亦即：人类必须在行动中为自我祝福。

《寓言》
作者：威廉·福克纳
译者：林斌
版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7年11月

本文原载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年1月6日B05版，作者：徐兆正；编辑：张进、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