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狸已经筑好巢,规划好自己(和萨特一起)的人生模式。而激情却是计划外的消耗。对萨特(或者多数男人)而言简单些,偶然的爱情每每都以痴迷开场,以厌倦收场。对波伏瓦(或者多数女人)而言却复杂得多,爱情来的时候是偶然的惊鸿一瞥,去的时候却是注定的“一寸相思一寸灰”,敌不过“命运”和光阴荏苒。
1945年,萨特乘自由轮去美国,遇到了美国美女记者多罗蕾丝·费奈蒂(波伏瓦在书中称她为M),“他们互有好感,相当的好感”,波伏瓦感到了“担忧”。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描述了当时的焦虑:她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沉湎在写作或喝酒这两种形式的遗忘之中,哀悼韶华易逝、青春不再。她必须弄清楚自己的命运(从1929年开始就和萨特维系在一起的命运),她需要确信:契约依旧有效,自己一直是萨特不可动摇的“必然之爱”,他们之间心灵的默契和交流终究会压倒偶然之爱的浪漫和肉体的欢娱。她忍不住问了那个危险的问题:“坦率地说,您最爱谁?是M还是我?”萨特回答:“我非常爱M,但我现在是和您在一起。”
几乎同时,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开始了她的越洋之恋。1947年,海狸只身前往美国做巡回讲座,经朋友介绍在芝加哥认识了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Nelson Algren),很快两人陷入情网,《美国纪行》、尤其是《越洋情书》见证了恋爱中的波伏瓦的痴情(后来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不能原谅她的这一“倒退 ”),但她一直很看重和萨特的契约,她在和艾格林关系的开始就坦诚相告:她很爱艾格林很看重他的作品,但她也希望高大的美国情人能理解她和她正在填满的人生使命。可惜艾格林并不理解(或许是出于男性狭隘的自尊),他要她作出选择。如果她接受做艾格林的妻子,搬到芝加哥和他一起生活,那么牺牲的不仅仅只是她和萨特的契约,被葬送的还有她作为法国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命运。恋爱中的她最终选择了法国。艾格林不爱她了,他要跟前妻复婚,波伏瓦悲恸不已,走路的时候“ 心如死灰,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