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梁先生在接读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4月1日《读书杂志》)之后,连续三天里与适之通信的第二封。
因为梁第一函(4月1日)中有“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等语,胡在次日的答函中为自己解释之余,反唇相讥:“认真太过,或武断太过,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并举梁著中两处针对自己的酷评为例,使梁先生以只能“含诟忍辱”,以此相答。但如此看,“冥迩来服膺阳明”一语,完全成为蛇足,而细读胡先生评论,则知并不那么简单。在论及宋学厘定格物致知的理路以来,科学方法的兴盛之后,胡先生曾明确指出梁先生对此闭眼不见,只因为他“成见太深”:
“故近世八百年的学术史上,他只认‘晚明泰州王氏父子心斋先生、东崖先生为最合我意’,而那影响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朱熹竟一字不提!他对于朱学与清朝考据学,完全闭眼不见,所以他能说:‘科学方法在中国简直没有。’”
而且,不管怎么说,以一向被视为偏宕自放的泰州王氏父子代表“孔家哲学”,都显得过于无当。稍早前,张君劢在《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1922年2月《东方杂志》)中,即引梁启超先生之言,对此加以质疑:“梁先生又引孔子之言‘仁’、言‘中庸’……以证孔家自得之乐,以为出于直觉。所谓自得之乐,是否孔子唯一面目,已是问题。梁任公先生告我,梁漱溟之孔学,乃阳明门下泰州一派,则自得者,则孔子之一部而非全体也。”所以,尽管泰州王学正是梁先生的儒学底蕴,他也不能暂时收起这旧的招牌,打出阳明的旗号。
但,王阳明的“良知良能”,是否就是柏格森的“直觉”(intuition)?以“直觉”重释良知良能,是否就能摆脱胡适的追击,别开儒家的生面?
此处无法引证张君劢、刘伯明等人当年对此一“格义”的责难(俱见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对胡适之一年前所刊《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有关柏格森哲学的长幅译介,亦只能点到为止。但梁先生都对这一失败,心知肚明,《梁漱溟往来书信》中多处皆直认不讳,《致黄河清》一函尤为醒豁警策:
“此书既以阐扬孔孟学理为旨归,而所以讲明之者,却滥引西人近代学者所用本能instinct、直觉intuition等名词术语,以为即是良知良能,即是仁,即是义,而不晓得根本错误,严重错误!本能、直觉在人类生命中处于生活工具地位,而人类生命本身则通乎宇宙本体……”
读梁者均知,如果“intuition”与“良知良能”之间的这一格义“完全错误”,则梁先生有关西/中两种生活态度的公式——直觉运用理智,还是理智用直觉——皆成无可理喻之辞,不能成立。但事实却是,1923年10月底,梁先生在更加意气飞扬的《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中,一再表示,只要“东方化”与“西方化”之间的差异无法否认——哪怕仅仅只是作为“一种风气、色彩、精神、趋向”意义上的差异而存在,西、中、印三条道路的论述,就仍可成立。
因而,我们不能不提出本文最根本的问题:难道真的仅仅是对于生活的不同态度,就可以决定文化与文明的特殊走向与不同未来?只要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文化和文明?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