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动身来到希登赛岛的时候正是1989年的夏天。那些当时动身逃亡,试图越过边境线的东德人所遇到的一切困难,艾德都亲身经历:如果想要到达波罗的海的北部前哨希登赛岛,他们必须经过重重关卡,经受盘问和无尽的刁难。当时东德国家机器神经质般的紧张可见一斑。
这是那个动荡年代的开端。但是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希登赛岛上,一切不安都被隔绝在外。唯有那台年代久远、缺胳膊少腿却异常执着的收音机维奥拉是克劳斯纳“诺亚方舟”与外界唯一的联系。那些透过维奥拉传来的匈牙利的逃亡对于这个世外桃源来说反而像是虚妄遥远的钟声。他在失意落寞中来到这座孤独的岛屿,走进克劳斯纳,成了那里的洗碗工,作为“星期五”遇见了他的人生导师“鲁滨逊·克鲁索维奇”。
在艾德看来,这位和“鲁滨逊”类比的克鲁索是希登赛岛上的无冕之王,是岛上的精神中心,是克劳斯纳方舟船员的精神领袖和带头人。克鲁索的智慧能够使两人成为师徒,但并不足以导致小说后来两人角色的倒转。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还在于他们的相似性:克鲁索是一位苏联将军的儿子。他的母亲在他六岁的时候因为一次演出事故过世。之后他便来到了希登赛岛。
丧母之痛并不是克鲁索唯一的痛苦。他的姐姐索尼娅同样也是这个制度下的牺牲者——她死在了波罗的海海滩。克鲁索被无情地抛弃。同样失去挚爱之人,同样都极度热爱诗歌——这些相似之处使得艾德成为克劳斯纳船员的一分子。克劳斯纳的员工是一个大杂烩,是当时东德社会环境的一个缩影:这里不仅有嬉皮士乐队和类似于宗教的团体,甚至还有文学小圈子——当然,带着点文学的加工。
那些在克劳斯纳工作的人三教九流都有:一个写过哲学博士论文的外号叫做“兰波”的人;写过社会学博士论文对于“古代”十分迷恋的“卡瓦洛”;还有那些社会的边缘人,那些想要到希登赛岛上寻求自我自由的人。沙滩上是那些警犬和巡逻队;克劳斯纳里面的是这些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