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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李舒:一个诗人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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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2 07:55 AM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诗人的改造 

 2018-01-22 李舒 山河小岁月

1942年6月,胡康河谷,正值雨季,漫天大雨的丛林中,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浓烈而令人窒息的瘴气。


在缅甸语中,胡康河谷的意思是:魔鬼居住的地方。


一个年轻人,染上了疟疾和伤寒,奄奄一息。


他来自一支军队。很久很久以后,中国人几乎忘了这支军队的名字——远征军。


他们的路线,是从缅甸撤退到印度的雷多,总撤退路线大约650公里。我有一位朋友,曾经在2015年,企图重走这段路,最后没能走完。回来,他告诉我们,许多路段,至今不能通汽车,唯有驮马,方能前行。


那个年轻人,原本有一匹马的。可是被打死了,同样被打死的,还有他的传令兵,凶手都是日本人。


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实际上是一条自杀式的殿后路,日本人穷追猛打,无数人倒了下来——当8万多远征军官兵最终走出热带雨林时,只有一半活下来了。


这个年轻人是杜聿明将军的翻译。杜将军说:“我还有两片药,但能不能治好你,我也不知道。”他分了他一片。


这一片药,让他活了下来。


这个年轻人,叫查良铮,我们更熟悉他的笔名——穆旦






查良铮的名字,很容易会让人想起金庸(查良镛)。事实上,他们并不相熟,金庸属于南查,查良铮属于北查一支,到了查良铮这一辈,家境已经没落,但寒门学子,最为自强不息。


1935年,17岁的查良铮同时被三所大学录取,最终,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外文系。我之前在看完这部电影,我们才明白人为什么要读书里讲过,在清华南迁过程中,查良铮选择的是步行的“湘黔滇旅行团”。这时候,他已经凭借着“穆旦”的笔名而小有名气,同学们给他起的绰号是“poet”。


在这支队伍里,穆旦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点,第一是开饭的时候容易迟到,第二在我的文章里讲过,他每天背英汉词典,据蔡孝敏的回忆:


>>  “十一级查良铮兄,系教育家查良钊十七老校友之昆仲,于参加旅行团之前,购买英文小词典一册,步行途中,边走边读,背熟后陆续撕去,抵达昆明,字典已全部撕光。” (出自蔡孝敏《旧来行处好追寻》)


等到了昆明,大家发现,这个之前还风花雪月着的诗人,忽然变了。他的好朋友王佐良说:


>> “到了昆明,我发现穆旦的诗风变了,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


在西南联大同学们的记忆里,穆旦英俊潇洒,文质彬彬,待人接物也礼貌得体。西南联大学生刘吉兆回忆,南湖诗社创办时,征求穆旦意见。


>> “他不只同意,而且热情地和我握手,脸笑得那么甜,眼睛睁得那么亮,至今我记忆犹新” (刘吉兆《南湖诗社始末》)


说实话,我这几天,对着穆旦的照片,痴痴地笑,笑了一个下午。



而这样帅气的穆旦,这时候写的诗,是这样的:


>>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

沉默的,是爱情,是在冬天飞翔的鹰群

……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

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1942年,已留校任教的查良铮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英文流利的他被杜聿明将军看重,担任翻译。


归来之后,他自己说,在丛林里没有死成,八天断粮,已经快要闭眼,幸好遇到了救援,忽然有饭吃了,一顿猛吃,差一点撑死。他的老师吴宓,在日记里这样记述:


 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


>>  不知多少天,他被死后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以及空间之外,阿萨密的森林的阴暗和寂静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穆旦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最终还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到达印度——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


对于这段经历,穆旦写成了他的作品,这就是著名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我节选几句,推荐你们去读全文:


>>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诗人的爱情,总是一波三折。


初恋女子叫万卫芳,是燕大生。女子的家境很好,家里为她订了亲,她陪伴着穆旦一起南下。途中,女子家里来了一封电报,说是母亲病重,望早归。


穆旦认为这是一个骗局,女友回去,必然会被逼婚。然而女友执意要归,果然,一回到天津,就被迫和原来有婚约的男子结婚了。在穆旦研究者易彬老师所做的访谈中,穆旦的好友杨苡回忆:


>>  这件事引起了穆旦相当大的愤怒。有人说,从来也没有看过穆旦那么愤怒过,整个楼道都听得到他愤怒的声音。很多人认为是那女子把穆旦甩了,诗人受了很多苦。大家都很同情诗人。当时,我还没到昆明。我是听我姐姐和她在燕京的同学议论说,“万卫芳又回来了。”“那个诗人真倒霉,硬是被万卫芳抛弃了。”


那位伤透了穆旦之心的女子,在结婚之后就出国了。据说后来过得并不幸福。穆旦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女子曾经和穆旦联系,希望可以见一面。穆旦拒绝了。万卫芳的丈夫因为精神分裂而死去,万卫芳最终,也“因为精神分裂而把自己两个子女杀死。”


在西南联大时,穆旦有一个女朋友,是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曾淑昭。两人同在中国航空公司工作,分手的原因,是穆旦投军。


在离开时,他这样写道:


男儿的雄心伸向远方,但玛格丽却常在我的心头。


为了报国之心,他放弃了这段爱情。但他所写的玛格丽,成了诗人诗中唯一的女子。


曾淑昭后来和胡适的长子胡祖望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取名胡复华(后名胡复) 。



1960年3月9日,胡适与胡祖望、曾淑昭、胡复。


1946年,在清华大学工字厅,穆旦最终的那个人出现了,她叫周与良(关于穆旦和周与良的介绍人,有一种说法是是林徽因,但我更愿意相信介绍人是穆旦的同班同学周珏良)周与良出身名门,是周叔韬(著名民主爱国人士,在解放后任天津市副市长)的次女。


周与良有兄弟姐妹共十人,长兄周一良是历史学家;二哥周珏良是英国文学专家,曾任板门店会谈中方翻译,据说,为了更准确翻译谈判桌上的对话,周珏良曾经临时赶学美式骂人脏话。周珏良是穆旦的同班同学,自然赞同这门婚事,不过,这时的他,恐怕不曾想到,很多年之后,他和这位妹夫,居然形同陌路。


1949年8月,穆旦自费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大学。四个月之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他和周与良正式结婚。


我一万次感谢上帝,促成了这段婚姻,在后来漫长的痛苦岁月里,如果没有周与良,穆旦会怎样呢?我不知道。



1949年十月,美国国会通过“富布赖特法案”,当时在美的所有的中国学生,全都取得奖学金。此时,穆旦夫妇二人,一位是诗人,一位是生物学博士。身边有爱人,周围有朋友,生活改善,夫复何求。


1952年6月30日,穆旦毕业,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同年,周与良获得芝加哥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


这时,他得到了三份offer,去南方的大学教书,堂兄查良钊在印度德里大学担任教务长,给穆旦寄来了聘书,还有人劝他们去台湾……


但他一个也不要,他想回国。


实际上,穆旦在西南联大时就开始学习俄语,岳父全家都是爱国民主人士,想要回国的心愿,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回国,穆旦夫妇不停在美国奔走,那时候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而周与良所学的是生物,只好再三跑移民局。还要找教授证明,自己所学专业,对国防没有任何危害。


一年之后,他们终于如愿回国。穆旦夫妇同在南开大学任教,穆旦任外文系副教授,周与良则在生物系任教,创建了南开微生物专业。






诗人穆旦的名字消失了,我们重新看到的是翻译家查良铮。


他很少写诗,醉心于翻译著作,短短五年,穆旦出版了普希金的代表作和《别林斯基论文学》《拜伦抒情诗选》《济慈诗选》等。


他真心实意,想要为新中国出一点自己的力量。


然而,回国一年多,因为挽留一位老教师,他陷入到了南开大学的“外文系事件”中。我不想用更多细节描绘这场风波,因为我知道,即使没有这一场,他也逃不过下一场,再下一场。


因为他是穆旦,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太优秀了。


1955年,肃反运动中,穆旦受到了审查,成为肃反对象。四年后,反右倾,南开大学的一颗“卫星”,就是揪出穆旦乃“历史反革命”,判处他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三年。


所有罪名的来源,归根结底,是他的远征军经历。


他每天要去外文系写思想汇报,检讨他的过去。他坐在桌子边,苦恼,不知道该写什么。



拿到“历史反革命”的判决书,他不敢告诉妻子,犹豫了两天,先去找岳父,而后才告诉家人。


1959年之后,穆旦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每月发六十元生活费,发配到学校图书馆“监督劳动”,每天打扫楼道和厕所至少两次,回家后写思想汇报,认罪反省。


他不再给萧珊等好朋友写信了,害怕连累他们。


他哭着对妻子说:“都是我连累了你们。”


1957年,他曾经短暂的以“穆旦”之名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诗歌,并且应《人民日报》之约发表了《九十九家争鸣记》,讽刺少数人对整风学习漠不关心,不料竟被批判为向党进攻的 “毒草”。他和他的诗歌都遭到了猛烈的攻击,“诗人穆旦”在以后的岁月中沉默了,他再也不愿意提及自己“穆旦”这个名字,在一次又一次的审查表格上,他越来越不愿意提起笔名“穆旦”,他的4个子女,在他活着的时候,都不知道“穆旦”这个名字(周与良语)


>> 

《葬歌》(1957年)

你可是永别了,我的朋友?

我的阴影,我过去的自己?

天空这样蓝,日光这样温暖,

安息吧!让我以欢乐为祭!


1962年,穆旦被解除管制,成了校图书馆的普通职员。他开始一项宏大的计划——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名篇《唐璜》。一下班,他就关上房门,家人以为他在写检查,谁知道,他夜不能寐,所为都是《唐璜》。三年,整整三年,他都用来翻译,为了一个注释,他跑遍天津和北京的图书馆。


译稿可以交付出版的时候,文革来了。




周与良的回忆里,文革一开始,这个家就破碎了。


家具被砸烂,沙发被剪刀剪开,满屋贴着“砸烂反革命分子查良铮狗头”。每天要接待好几拨红卫兵,有一天,查良铮回家,见一堆熊熊烈火,心如刀割。


他几乎是面色铁青,奔到房间,去找他的手稿。


>> 他奔到一个书箱前,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抓在手里,那正是《唐璜》的译稿,只要手稿还在,他就心里松了一大口气,然后把它收起来。这些红卫兵只是烧一些用的东西,他们对这些稿纸并没有兴趣,也没有撕,也没有烧——穆旦长女查瑗接受《大师·穆旦》的访问


1968年春天,查良铮的家被红卫兵抢占,周与良怕发生意外,连忙让丈夫躲起来,家里所有的物品都被造反派扔到大街上。那天晚上,借宿在亲戚家的查良铮坐卧不安,他担心《唐璜》。妻子安慰他,说她已经把译稿放在了书箱里,而且放在其他书籍底下。几天后,当查良铮被关进校园里的劳改营,儿女来送饭时,他仍在问:


厕所外经常外溢的粪水,会不会淹了书稿?


1973年,他尝试着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说《唐璜》译稿改好了。对方回信说,可以寄来看看。他特别高兴,兴奋地反复说:


他们还是想看看的,他们还是想看看的。


他特别买了牛皮纸,把厚厚的译稿包好寄去,充满期待。


然而,石沉大海。


他每天的生活,依旧是没完没了的检查,认罪。1969年年底,南开大学所有“牛鬼蛇神”都被下方到河北,查良铮被“隔离”,周与良则在几十里的另一个公社。易彬老师通过查良铮的日记,统计了在此期间,这位翻译家和诗人每天的劳动生活场景:




1970年春节,查良铮一个人探望妻子,几十里地,他走着去的。


他哭着对周与良说:“我是罪魁祸首,不是因为我,一家人不会这样。”周与良安慰他:“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


说了两句话,他便要回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是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你晕了,吃块糖也好些。”


看着面黄肌瘦的查良铮,周与良简直要哭了。


查良铮又慢慢走了回去,几十里地。他不会想到,因为这几分钟的见面,妻子就遭到了批斗,“传递了什么情报,老实交代”。


在苦难中,这对夫妻相濡以沫,从来没有要彼此划清界限。尽管在周家,查良铮已经成了最“瞧不起”的女婿,大家都不理他,让他一个人坐在那里(见周与良的哥哥周一良写的《钻石婚杂忆》)


他所爱的孩子们也跟着受罪。查良铮对孩子的爱是深沉而温柔的,周与良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查良铮浮肿得厉害,配给他的一斤红糖,他一口没吃,全留给了从小体弱的二儿子查明传。大女儿分配到塑料厂工作,下中班要到11点才下班,查良铮总去汽车站等女儿,下雪下雨,从不间断。


儿女因为他的问题,成为了“黑五类”子女。长子查英传因为父亲的原因,下乡插队,考取大学却并未被录取,消息传来,查良铮一言不发,不再吃鸡蛋,“要留给小英回来吃”;用了近十年的一条洗脸毛巾,也不让换,说是“等小英能够回来之日再换”。


他的心中,究竟有多痛苦,我们谁也不知道。




可他依旧无悔。


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查良铮在美国的朋友们纷纷回国访问。


1973年,受南开大学通知,查良铮和周与良、女儿查平去见了美籍华人、康奈尔大学教授王宪忠一家。见面回家,子女们半路抱怨爸爸,美国生活那么好,为什么爸爸要回来做“牛鬼蛇神”?


查良铮回答:


物质不能代表一切,人不能像动物一样活着,总要有人的抱负。中国再穷,也是自己的国家。我们不能去依附他人做二等公民。



1976年1月19日的一个晚上,穆旦去南开校外为儿子打听招工的消息,回来的路上没有路灯,他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


他不想给家里人增添负担,没有去医院。在家躺了一个月,疼得受不了,让妻子烧一块热砖给他热敷,终究挨不过,去医院一看,右腿严重骨折。


而后,因为唐山大地震,天津受到严重影响,本来要做手术的查良铮再次拖延了手术时间。但他充满快乐,因为打听到《唐璜》仍在出版社,虽然暂时不能出版,但编辑有意保留:


 “今并得悉‘唐璜’译稿在出版社,可用。”(1976 年12月9日穆旦日记)


他每天瘸着腿,拄着拐杖,坚持工作到十一点,家里人知道,他还在翻译。在手术前两天,他把所有的译稿整理好,对妻子说,我已经把我最喜爱的拜伦和普希金的诗都译完了,好像如释重负。


他把小书箱留给了小女儿查平,对她说,你要好好保存这些书稿,里面是一些译稿,现在出不了,也许等你老了,就能够出。


他给朋友们写信,说起自己的腿病:


>> 

人生多变化,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还要再稀里糊涂结束。(1月5日致巫宁坤)

这腿病让我感到寿命之飘忽,人生之可畏,说完就完。(1月19日致董言声)

我想腿一好就去陕西看你们一趟。(2月4日致杜运燮)

再过四五个月,就可望恢复正常,那我就要各处走一下。(2月19日致董言声)


2月25日,他上午被儿子接回家,洗澡换衣服,准备动手术。中午,吃过半碗饭,他忽然感到胸疼,下午4点半被查明是心肌梗塞,送往医院抢救,2月26日凌晨3点50分,抢救无效,去世。


查良铮走了,穆旦也走了,只有五十九岁,所留下,唯有一箱译稿。这些译作,成为了八十年代文学青年们最宝贵的养料。王小波曾经说:“查先生(指查良铮)和王先生(指王道乾)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


在他用过的书里,周与良找到一些巴掌大的纸条,纸条上都是一些短诗——这是诗人穆旦给予自己最后的空间。只有27首,都不长。周与良说,那时候四人帮刚刚被打倒,丈夫兴奋地对自己说:不久之后,我就又能写诗了。可是自己害怕,每次当穆旦谈到诗歌,总是加以阻止:


想起这些,我非常后悔,这个错误终身无法弥补。 


这些诗句,寄托着他最后的理想,诗人穆旦,原来一直在:


>>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

独自觉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

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水下面流,

不知低语着什幺。只是听不见。

 

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竹炉火,

和两三昔日的好友闲谈,

听着北风吐得门窗沙沙地响,

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

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1976年12月)


1981年,李政道回国,要求见周与良。校方来通知周与良,周与良说,如果不给穆旦一个说法,她绝不见面。最终,校方决定穆旦恢复副教授职务,并且重新给穆旦举行追悼会,周与良这才去往北京见李政道。


1985年,穆旦的骨灰被安放在万安公墓,墓穴中同葬的是一部1981年出版的《唐璜》。



* 参考文献: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

易彬,《穆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

易彬,《“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同学四人谈穆旦》

杨绍军,《穆旦在西南联大》,《学术探索》2008年第二期

上海纪实频道,《大师·穆旦》20160416期

王小波,《我的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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