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无明》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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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乙肝携带者”，唯一没底的就是自己的婚姻问题。我该如何跟另外一半解释这件事呢？交往几天就告诉她吗？很可能没有下文；到婚前再告诉她，算不算一种欺骗？如果一直不告诉她，直到婚后再说，我又算不算毁掉了一个人的生活？
“儿啊，你一定不要喝酒，要11点前就睡觉。不盼你挣多少钱，身体最重要，自己要懂事。”父亲每次打来电话，都会这么叮嘱我一句。
而我今年已经30岁了。
1994年，年少的我身体突然开始消瘦，脸上也渐渐没了血色，黄一块，白一块。父亲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我得了乙肝。我永远都忘不了那段时间母亲每晚抱着我哭泣的样子，我不懂事，只觉得怕，也跟着母亲哭。父亲坐在一旁，低着头，手里拿着一堆厚厚的册子，有我的体检报告，各个医院的建议，还有一些治疗偏方。
父亲和母亲是渴望过上城市生活的农村人，两人在县城里租了房子，做瓦匠、小工，结婚生子，决心要在城里安定下来，但愿望却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打破了。
父亲和母亲身体都是健康的，他们反复想了很久，只想到一个疑点：当时，我上的幼儿园组织集体打疫苗，一个针头注射四个小朋友。我不知道把自己得乙肝的这件事说成是“时代的产物”贴切不贴切，但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也从没有怨恨过打疫苗的医生，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错。
没过多久，我得了乙肝这件事还是在租住的筒子楼里传开了，与此同时，我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外号——“肝炎病”。接着，我从幼儿园辍学，开始了不一样的童年。
每天早上，父母在帮我熬好药之后，会顺便将午饭也做好，然后将饭盒放在开水壶上。到了中午，我便拿着抹布，小心翼翼地把饭菜从开水壶上端下。
等该工作的都去工作了，该上学的都去上学了，筒子楼里就只剩下了老人和抱着孩子的妇女。抱着孩子的妇女比较“含蓄”，见到我之后，避而远之。老人们则比较“直接”，不断地训斥我不能从他们家门口走过、不能在他们门口逗留，不然就打我。
久而久之，我便自觉地绕开他们，独自到楼下的荒草地里抓昆虫玩。中午放学回来吃午饭的小伙伴们在荒草地旁一看到我，隔着老远就喊：“‘肝炎病’在那儿，快跑！快跑！”然后一群人笑着冲进筒子楼。
只有晚上是我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爸妈下班了。虽然辍学，但父亲还是会在家里给我补课，教我语文、数学，还买了很多学习画报。
每天晚上，不断会有调皮的小伙伴冲到我家门口，喊一句“肝炎病”，然后马上溜走。如果他们人多，父亲就会出门说他们一下，不过一般都充耳不闻。
有天晚上，房东带了一包蛋糕和一包红糖，来我家看望我。房东是个退休干部，安慰我爸妈，“阳转阴就好了，平时生活注意点儿，和正常孩子一样。”当晚，房东把我父亲约出去，谈了许久。
第二天起床，母亲没像往常一样给我穿衣服，而是坐在床边，眼眶通红，开始抽泣。父亲一边给我穿衣穿鞋，一边告诫我：“你以后就在家里玩，不要出去了，爸妈怕外面的人欺负你。”接着，父母在门外争吵起来，母亲大骂父亲，还打了他，门外的鞋架也倒了。
就这样，门锁了，我开始了不能出门的“新生活”。自己朗读课文，自己给自己出数学题，然后自己解答，自己给自己打100分。
那天时间过得很快，没过多久，我就闻到了饭菜味，筒子楼里的老人们、妇女们开始做饭了。我知道离小伙伴放学的时间不远了，便隔着窗户的铁栏杆向外张望。没过多久，“肝炎病、肝炎病”的就声音传了过来，他们一边冲着荒草地喊，一边往家里走，后来见里面没人，就停了下来，望着荒草发呆。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透过铁栏推开窗，向他们招手。他们扭过头看到了我，又开始喊起来：“‘肝炎病’在楼上，快跑，快跑。”然后冲上了楼。
他们跑得很快，伴着“咚咚咚”的脚步声，冲到我家门口停了下来。我把小木门打开，拉开帘子，隔着铁门看着他们。他们往后退了几步，没有人说话。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如此的安静过，也从来没有站得如此之近。
“我以后不下去抓虫子了，就在家里玩。”我开口打破僵局，“爸妈把我关起来了。”
“胜利咯，‘肝炎病’关起来了。”有个小朋友喊了一句，但马上停了下来。小伙伴们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们把‘肝炎病’救出来”。接着，有三五个小伙伴开始拉扯铁门。
“不要碰，会得肝炎病的！”拉门动作立刻停了下来，“作死的你们，怎么给你们说的？！还不快回来吃饭！”远处的老人把孩子们催了回去。
下午上学前，小伙伴们会刻意绕到我家门口看一下，虽然没有交流，但我内心特别满足。
下午的时间是最难熬的，上午有人买菜、洗衣、做饭、整理家务，进进出出。到了下午，老人们和妇女们开始休息，周围变得特别安静。我不敢读课文，怕发出一点声响。
晚上父母终于回来了。以前，我总是在前面的小路口等他们，再一起买菜回家。而今天窗外他们的身影，显得特别远。父亲还是那样，手里拿着从来没洗干净过的水泥刀和胶桶，母亲跟在后面，低着头，手里拿了把玩具枪。
“爸爸！”我喊了一声，父亲抬头看到我，笑着说：“幺儿，爸爸给你买了好东西。”然后加块脚步进了筒子楼。
“妈妈！”我又喊了一声，母亲站在筒子楼外面，听到我的声音，竟开始哭了起来，“我的儿啊，我对不起你，我和你爸爸没用……”接着，母亲整个人蹲了下来。父亲冲到家门口，把东西放下，又飞奔下楼把母亲接了上来。
那天晚上，母亲很早就上床睡了，但直到很晚，我还能听到母亲的哭泣声。父亲像往常一样，教我语文、数学，还表扬我：“很听话，自己搞学习。”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大半年，“肝炎病”这词渐渐淡出了小伙伴的言语中，他们不再怕我，我反而成了他们偶尔关心的对象：“你不用上学么？”“你中午吃什么？”“你会不会死？”……后来，父亲还给我买了校服、红领巾和书包，还找木匠打了个小黑板放在家里。
但父母不似之前那样相处融洽了，他们经常争吵。
那年过年，回外婆家，外婆知道了我的情况后，骂母亲：“妹儿，你要钱，不要儿。”然后打了父亲和母亲一人一耳光。后来，我没随父母一同回县城，而是留在了乡下。
江边的早晨多雾，空气也清新，我帮着外婆、小舅把渔网整理好，然后下江打鱼。上岸后，我们把打到的鱼整理出来，自己和左邻右舍分一点，剩下的拉到集市上，换些柴米油盐。
外婆是个特别强势的人，却唯独不对我凶。外婆教我唱国歌，每次去集市，还会给我买零食。小舅教我蹲马步，练武术。
在乡下，没人知道我有乙肝，也没人叫我“肝炎病”。在外婆家，我迎来了一群真正的“童年小伙伴”。他们带我一起捅马蜂窝，挖藕，烧野火，抓蛇，套鸟，然后换钱去镇上买汽水，去游戏厅消费。他们从来没有排挤过我，还给我取了新外号——“街巴佬”（城里人）。
1995年夏天，我快8岁了，还是被父母接回了城里，因为再不上学，就太迟了。我虽然极不情愿，但毫无办法。
上车前，我看到了叫我“街巴佬”的小伙伴们，他们站在不远处，看着我被父亲拉上大巴车，一句话也没说。我也看着他们，他们拿着木棍、麻袋，木棍前面绑着铁钉，应该是准备带我去抓蛇的。
我上车后，连忙拉开车窗，他们绕了一圈，跑到我坐的这一边。我们就这样互相望着，谁也没有说话。直到汽车启动，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我们都没有说一句话，哪怕是一句“再见”。
回到城里，我们住进了新家，是自己建的平房。房子很小，只有一室一厅，而且还是水泥架子，通了水电，只有卧室的地面打了水泥，其他都只是层土。
父母带我去上学的时候，把情况给学校说明了，学校表示：“只要阳转阴了，都可以上学。”后来去医院检查，情况很好，我顺利进入小学。
最初，上学并不是一帆风顺，因为和之前筒子楼的小伙伴在同一个学校，“肝炎病”这个外号还是传开了。当时，一向严厉、喜欢打我手板的钟老师在讲台上说：“路林之前是生过病，但他的病早就好了，我们谁没有生过病，难道要因此排挤生过病的同学吗？你们觉得路林现在有什么和我们不一样吗？他跑步比赛拿了第二名，你们谁身体比他好？”钟老师的这番话让我印象深刻，我面对身边的同学时也渐渐有了信心。
后来，家里生活越来越好,父母的户口迁到了城里，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我的病也基本稳定下来，医生说：“不用吃药了，以后多注意身体，每年定期检查，这是养生病。”
为了给我养身体，母亲每天早上都会做“红糖水冲鸡蛋，再加点红枣”，但天天吃，我觉得恶心，母亲就换了几个花样：甜酒冲蛋、鸡蛋裹肉饼……以至于后来我一闻到鸡蛋味，就没食欲了。晚上放学后，还要喝壮骨粉、“太阳神”口服液。
每年暑假，母亲都会“骗”我说带我去春游、走亲戚，其实就是求医。
那几年，我走了很多大医院，检查后医生都说：“小朋友很健康，和其他孩子一样，平时多注意休息、饮食就好。”父母听后连忙道谢，但出了医院大门，父母又会特别失落：因为我始终不能和其他孩子一样，是完全健康的。
不仅是看医生，还有接连而来的各种偏方，求神拜佛。母亲为此还信过一段时间“耶稣”，吃饭前会双手轻握合十，放置胸前，默念，“阿门”。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最终让父母得以释怀。
那是一座寺庙奠基仪式，场面壮观，人山人海，根本等不到烧香拜佛的机会。直到太阳快落山，父亲才和一位年长的师父说上话，简单的交流后，父亲招呼母亲把我带到了师父身边。
师父摸摸我的头，认真看了我的手心手背，笑着对父亲说：“孩子很健康，一家人其乐融融，为什么一定要和其他的孩子相比呢？我也不吃辛辣，太油的我也不喜欢吃，我们都一样啊。”师父说我和佛有缘，还带我们一家吃了斋饭。
从庙里走下来时，已经很晚了，但我们却丝毫不觉得累，一路上有说有笑，母亲一直念叨着“感谢菩萨”。
后来初中和高中，除了每次体检验血有些紧张外，“乙肝”没有对我的生活造成太多影响。我身体很好，每次校运会，100米跑和400米跑都能拿到名次，虽然从来没有得到过第一名，但我也已经很满足了。
后来，我顺利考入大学。
军训的时候，图书馆前面停了几辆献血车。班里一群热血青年看见后，穿着迷彩服就冲了过去。他们献完血后，得到了一箱牛奶和一张献血证。
“路林，你为什么不献血啊？”同寝的老乡问我。
“我看着都怕，我不喜欢打针、抽血。”我只能装着不屑一顾。寝室一共4个人，3个都去了。后来每次看到他们喝牛奶，我心里还是有些不适的。但想一想，保护好自己，不因为自己对他人造成伤害，更重要。
每次寝室聚餐，我要么装着有事去不了，要么去了也不喝酒。班级聚会更为尴尬，一群同学因为我不喝酒的事，总拿我和班上的几个女生相比，我也曾为此破例喝过几杯。但随着彼此的了解，后来大伙也就不为难我了。
记得大二的时候，我开始了苦涩的初恋。对方是医学系的学姐，爱干净，每次和她在一起都能闻到一股洗衣粉的清香。交往一段时间后，我鼓起勇气提出“晚上不回寝室，住外面”的想法，但学姐因为“外面旅馆脏”拒绝了。
在这之前，我详细查了关于乙肝性传播的资料，采取安全措施，或是一方注射过乙肝疫苗，是没有问题的。尽管这样，我还是常常有“罪恶感”。
我不敢问她关于乙肝的看法，她对个人卫生都要求这么高，更别说我这样的情况了。最终，我们还是没有迈出那一步。一个学期后，我们分手了。
在工作上，“乙肝携带者”的身份没有给我带来太多困扰，每次体检也都是“合格”。尽管身体越来越好，但我的病始终是父母的心病。每次和父母聊天或者打电话，都会嘱咐我“注意饮食，不熬夜”。
现在生活一切都好，唯一没底的就是自己的婚姻问题。尽管现在医学发达，就算父母双方都是“乙肝携带者”，也能让新生宝宝是完全健康的。
但我该如何跟我的另外一半解释这件事呢？交往几天就告诉她吗？很可能没有下文；到婚前再告诉她，算不算一种欺骗？如果一直不告诉她，直到婚后再解释这件事，我又算不算毁掉了一个人的生活？
直到如今，我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编辑：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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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4 02:4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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