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妇名声：既远离，又想要

源济

荡妇名声：既远离，又想要 

原创 2018-02-07 王南 人物

在荷兰纪录片导演Sunny Bergman女士的纪录片《荡妇名声恐惧症》的开头，3个十七八岁的男孩躺在帐篷里面向镜头，Bergman问他们，你觉得什么样的女人是荡妇？

「当她和超过10个男人睡过。」

为什么女性总是容易揽上「荡妇」的名声？为什么「荡妇」就是贬义的？

带着一系列关于女性性自由的问题，Bergman一路访问了历史学家、性学作者、性爱课程导师、性工作者、色情片制造商等与性相关的人。她试图用这种方式，为女性的性欲正名。

文｜王南

采访｜王南 潘立炜

编辑｜冯翔

「你跟多少个人上过床？」

答案是：几个、十几个、上百个、1500个……

荷兰纪录片导演Sunny Bergman女士常常做一些「出格」的事。

4年前，她从荷兰出发，到英国，到美国，到那些国家的公园和广场上支起帐篷，请走过的路人们钻进帐篷。帐篷里是一张洁白的床垫，各个国家的老头和老太太、中年夫妇、青春期的孩子躺在这张床上接受Bergman的访问。

访问往往从尖锐的问题开始，却不止于此。

在这部纪录片《荡妇名声恐惧症》的开头，3个十七八岁的男孩躺在帐篷里面向镜头，Bergman问他们，你觉得什么样的女人是荡妇？

「当她和超过10个男人睡过。」他们还解释了自己对于「荡妇」一词的理解：过于不拘泥的女孩是随便的，不自重的。男孩们天真又不客气地朝镜头说道，「That’s disgusting.」还有男士告诉Bergman，如果一个女的马上答应和男的上床，那她会被认为是「廉价的」。

为什么女性总是容易揽上「荡妇」的名声？为什么「荡妇」就是贬义的？带着一系列关于女性性自由的问题，Bergman一路访问了历史学家、性学作者、性爱课程导师、性工作者、色情片制造商等与性相关的人。

在伦敦科学博物馆，她在历史学家的带领下，从一根短棍状器械开始探讨男女性差异的起源。专家告诉她，18世纪晚期，那些被认为有性感觉的，可能在生活中乱交的和有性幻想的女性会被诊断为「癔病」，即是如今的「分离性障碍」或「歇斯底里症」。那些确诊的妇女会被送到医院治疗，而治疗的手段就是用这种短棍状类的振动器给予她们性高潮。

她来到一间研究所，在电脑上分别看男性与女性的裸体照片。通过监测视点移动，她明显地发现，相比起在男性裸照中先看男人的脸蛋，女性在看裸体女性时，最先关注的是女性的胸部，那是指向性感的标志。「这也意味着女性其实是把自己当做欲望对象来看待，有时，她们还会把自己想象成脱衣女郎。」

这也说明，在男性主导的性爱中，女性不仅被物化，而且自己也在物化自己，以至于她们习惯了去取悦男性。比如，在Bergman拜访的一个专门为男性开办的性爱课程里，男学员们表达了内心的「控诉」：「如果你不把真实感受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如何改进呢？」

手头的现代英语词典告诉Bergman，所谓「荡妇」，是不道德的、放荡的女人。它的同义词包括妓女、轻佻的女人、「破鞋」，甚至是性病女王。

事实上，在她的国家——被认为性开放程度较高的荷兰，人们对于伴侣的开放程度也有所保留。比如，当被问及「如果一个女人有过很多性经验，你会喜欢吗」的话题时，一部分男青年给了否定的答案。「老实说，你和别人的亲密行为越多，你就会越放荡。」「要看性欲是不是完全出于性欲。」

就连与性相关的行业里，也因为「荡妇」的名声而存在鄙视链。比如，拍色情片的女演员会直接表达对于妓女的憎恶，认为那些与很多人上过床的女人很肮脏。Bergman问，「你们不也是为了钱而上床吗？」镜头中的那些演员们回答，「还是不一样，我们是表演，是假装做爱。」

大学时代的老朋友洛丽卡表明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态度。她能够明确地将性与爱区分开来，并对性充满着兴趣。在洛丽卡家的一个抽屉里，她收藏着一张旧旧的纸张，那张纸上，她一一记下了有性经验以来，所有性伴侣的名字，密密麻麻的前后两面，总共143个。她自信地给Bergman查找那些男孩的姓名，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这张纸折好收进抽屉，继续成为她的一份记忆。

洛丽卡还展示了一张拍立得，那是她十几岁时穿着热辣暴露的短裙出门参加party前，母亲给她拍下的。母亲从没有阻拦过她，反而告诉她，真可爱。尽管性伴侣的数量有时会让洛丽卡背负着「色情狂」的称呼，但在镜头面前，她无比坚定地告诉所有观众，「我不认为我是病态的，我不能被一种病态的欲望所描述。」

《荡妇名声恐惧症》在荷兰的电视台播出后，关于女性性欲的讨论在一段时间成了主流话题，欧洲的女性开始发送推特，贴上一个个数字标签，表明自己过往的性伴侣的数量。她们试图用这种方式，为女性的性欲正名。

 Sunny Bergman拍摄的纪录片《荡妇名声恐惧症》的海报 

但是另一方面，Bergman又在拍摄过程中发现，一些在平日里尽力让自己远离「荡妇」这一标签的女性，又会在特定的场合里乐意被这么称呼，那就是在上床的时候。一位受访的女性告诉她，「如果一个男人叫我荡妇，有时候会让我觉得很兴奋。」这其实是许多女性说不出口的真实想法，Bergman也不例外。

《荡》中有一段对话，是采访时一位男性的色情片制造商鼓励Bergman也可以来拍色情片，她下意识说出的一句话是，「我的胸可能小了些。」

接着是一段自我意识的停顿——「我为何要自愿接受他的评价，还提到我的胸围？在潜意识里，我觉得被要求拍一部色情片是一种奉承。」

我向Bergman问起这一片段，她坦诚地告诉我，虽然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女权主义者也是一个人，自然就会为这样的奉承而感到欣喜。「女权主义者不是说你要把自己局限于许多形象，给自己设定很多规则。」

这些问题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在Bergman参加的一场研讨会上，一位身材肥胖的黑人妇女突然放声痛哭起来。她认为自己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她没有性感的身材，更别提让异性产生欲望。纪录片到此，那些来自女性的压抑、自卑与无奈都随着她的痛哭迸发出来。

两个月前，Bergman飞抵北京，带着她的纪录片作品在中国国际女性影展上与中国的观众见面。纪录片中的画面与议题对于这里的观众似乎还很前卫。播放到一些露骨的画面时，一些观众会转过头，尴尬地笑着观察他人的反应。

同样坐在观众席中的Bergman却全程平静，没有任何表情。44岁的她从哲学系毕业以来，一直都在拍摄女性题材的纪录片。

4年过去了，重看自己这部纪录片时，Bergman还是为同一个细节所打动。那是影片的结尾，一对胖胖的夫妇被问到一个问题：你认为对方最性感的瞬间是什么？

「很多很多，比如她弯腰穿鞋的时候。」丈夫一脸幸福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