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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芳华已逝,我们跟随知青病人回了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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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13 03:17 PM |显示全部楼层








芳华已逝,我们跟随知青病人回了趟家 

 2018-02-01 沈曼怡 谷雨实验室

视频:跟知青病人回趟家


撰文沈曼怡

摄影吴家翔

视频车怡岑

编辑王怡波


“我想回去看看,老不出去都不知道外边什么样了。”66岁的李俊英端坐得像个小学生,冬日阳光钻过窗户,趴在他身上。


11月14日下午3点8分,黑龙江佳木斯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四层,正是知青科加餐时间。用一袋纯牛奶灌饱自己后,李俊英用力打了个哈欠,转头看向莽苍苍的远方。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走出这栋楼,重新踏上回乡之路。


家乡是李俊英心中长久不变的念想。在知青科,还有38位像他这样的老知青病人。他们都已至迟暮之年,对生活没什么奢望,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有生之年回家看看。


今年八月,北京玉润基金会联合院方决定帮老知青病人回一次家。对老人们的体力、病情、家人意愿等方面进行一番综合考量后,幸运落到了李俊英和与他同龄的陈建明头上。回乡之旅虽然只有短短四五天,但对他们来说,能和家人团聚,看看家乡变化,已是弥足珍贵。


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内


归家


李俊英和陈建明得到了回乡的机票,他们的目的地一样:天津。


在飞机上,陈建明头一次从一万英尺高空,纵览这片他待了半辈子的黑土地。舷窗外,北大荒的全貌展开后旋即远去,陈建明的视线却始终不愿离去。23年来,他第一次离开北大荒。


陈建明(右)在回乡飞机上。


“天津南开区南门外。”陈建明偶尔能从支离破碎的记忆里翻出家的位置。从前的家早已不在,他还在25岁的记忆里原地打转。一路上,遍地的水泥桩子和小汽车,使陈建明混沌的眸子里闪现一缕纯真,纯真里流泻出好奇与兴奋。他记忆里的家乡,仅有大片的平房和街头难得一见的老式吉普车。


过惯了集体生活,吃惯了知青科的大锅饭,面对摆满圆桌的家乡菜,陈建明光是发愣,无从下筷。


“九哥!”发小王德明一嗓子把陈建明从自我世界里拉了出来。


“诶。”这个称呼对陈建明来说有些遥远。在知青科,没人知道他“九爷”的名号。他嚅动着嘴唇,似乎记起了什么,却又说不上来。


“建明,认得我是谁吗?”陈秀荣期待弟弟能在某个清醒的时刻准确地叫她一声“大姐”,但一直没能如愿。


“四……四娘。”陈建明一直认为父母还健在,把大姐当成母亲。


到家的第三天,是父亲的忌日。陈建明被领到父母坟前,烧纸、洒酒、磕头。“爸爸妈妈,我回来看你们来了。”在二姐陈秀玲的引导下,他机械地复述了三五遍。这是陈建明自得病以来头一回喊爸爸妈妈,过去他一直循着邻居的称呼:四娘、四大爷,就这么叫了三十多年。


陈建明出神地望着坟前的火堆,生死似乎与他毫无瓜葛。没人知道此刻他在想什么。陈秀荣转身抹了抹泪,轻轻掸去弟弟身上的纸钱灰。在她眼里,她这个弟弟在哥仨里个头最高,生得最俊,像极了《亮剑》里的团长楚云飞,“只可惜17岁就病了,再也没好过。”


和陈建明相比,李俊英的记忆清晰得多。他还能想起从前在天津常去的地方,还能背出家里的地址。


他的家还在北辰区,不过已不是原先那个。刚一到家,爱人孙秀琴就帮他换下知青科肥厚的浅灰色棉服,穿上她准备的藕粉色卫衣和卡其色外套。横亘腰间的皮带和长出一截的衣袖使李俊英略显局促,几番调整,他才坐定。


11月16日,孙秀琴到宾馆接李俊英回家。


在这个陌生的公租房一居室里,李俊英坐在唯一一张软皮沙发里,看似无心却又有意地打量着屋内陈设,用力吸上一口烟。烟灰弹落在奶白色的地砖上,升腾的烟气给这个小屋带来了久违的烟火气。在知青科,每天下午3点是嗜烟者专属的抽烟时间,但李俊英从不加入。这是他8年来拿起的第一根烟。


“妹儿啊,吃饭了。”三根烟的工夫,李俊英抬眼瞅了十多次墙上的挂钟。上午10点半是安养中心的开餐时间,但天津人惯常的午饭时间在12点。一下子跳出知青科的作息表,李俊英有些水土不服。“你得‘入乡随俗’。”孙秀琴看出了他的焦虑,安抚他。


午后的休息时间,李俊英躺在陌生的大床上辗转反侧。“出去转转呗。”他一骨碌起身,拉上孙秀琴就往外走。“他这个人就是爱玩儿,年轻时就这样。”孙秀琴说。


11月不是观光天津的好时节。海河边,大悲院码头的游船生意清冷,只有稀疏几个垂钓者还在冷风中坚持。李俊英离开的八年里,沽水流霞依旧,河两边却变了样。岸边的共享单车、路旁的林立高楼、乃至深冬还泛着绿的柏树,都让李俊英感到新鲜。孙秀琴搀扶着他,一路走走停停看看。


300米后,李俊英走不动了,这一天的运动量比他在安养中心一周的活动量还要多。他拉着孙秀琴在岸边坐下,抬头凝视着远处高楼之间的夕阳,眼看着燃烧的火球渐次变成橘黄色的圆盘,然后收尽余晖缓缓沉入淡紫色的暮霭中。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回不来了。”李俊英淡淡自语。


等待


两天前,李俊英还坐在知青科走廊尽头的长椅上,等待来年7月,爱人孙秀琴带着八个菜和奶油蛋糕来看他,为他唱上一首生日祝歌。


“我自己有想法。”李俊英觉得自己没病,对孙秀琴当初把他“骗”来佳木斯偶有怨言,“送我来这儿干啥,要不送我来,在家里团团圆圆过日子挺好的嘛。”


和李俊英一样,安养中心其他知青们拼拼凑凑的记忆残片中,都留有家的位置。耳背严重的哈尔滨知青林杰习惯在饭后低头喃喃,憋些无关痛痒的话。可即使情感被药物冲得再淡,他还是会下意识冒出一句:“常回家看看。”


在这里,年轻人有望归家,老知青们等来的只有亲人时隔数年的探望、或时隔数月的一通电话、一个包裹,又或是生命的终章。自安养中心成立以来,每年都有老人因躯体疾病离开。有亲人带走骨灰算是幸运的,无人问津的只能由医院代为处理。今年6月,鹤岗知青谷中华走了,姐姐将他的骨灰带回家。墙上的生日一览表里还留有他的出生年月:1954.06.23,算是对他最后的纪念。


安养中心的窗外,今冬的第三场雪说下就下。从这年10月,直到来年4月,是知青科病人的“猫冬期”。安养中心四层,成了他们仅有的活动区域。日复一日,他们相互陪伴,却又相顾无言,一同在缓慢重复的生活中一天天老去,回家的奢望也在一天天消逝,值得等待的唯有一日四餐。


陈建明对知青科的伙食从不挑拣,唯一有些排斥的是饭后走圈。邻桌的北京知青沈曙光唱着《打靶归来》,走完两圈半,陈建明还在朝着他的第一圈终点迈进。他的小腿曾经骨裂,走路费力且不稳当,是素来走不满3圈的“走圈困难户”。一天里,他都喜欢侧身坐着,翘起二郎腿,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顶多是手捧一本《凤凰周刊》,从前至后、再从后往前,一页不落地翻上六七遍。对他来说,看书是消磨时间的最佳仪式,与其中的内容无关。


知青科病人在服药。


午后的活动室里,年轻的知青子女们争夺唯一的麦克风,在卡拉OK前卖力地唱着90年代的老歌,像是要放空身体里全部的能量。


李俊英平静地端坐在房间一侧的老式沙发上,抱臂环胸,用力摆正腰板,淡淡地望着前方。他不得不承认,年龄和药物的双重作用,令他的大脑整天混沌不清,“唉,现在老了,人也懒了,也不知道这病能不能治好呢?”早些年,玩扑克、下象棋、打乒乓都是他在知青科的乐趣所在,现如今,连最热衷的乒乓球都碰得少了。


知青科病人在运动。


不过,要是谈起从前的劳动经历,李俊英的眼神立马像化开的松花江水,活泛起来,情绪波动都写在脸上。“春天的时候,拖拉机拉着播种机,播种可快了,那可净是土,我们天天忙得在地里吃饭。”他已经到了靠“燃烧”回忆取暖的年纪:从前所在的七连二排,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日子,还有北山上成片的沙果树,都是暖心的记忆。


没了牙的李俊英笑起来像尊弥勒佛,他似乎又望见了莽莽沃野之上,在蓝天黑土间忙碌的自己,以及一直接到天边的麦田和晒场上山一样高的麦垛。


“还得回来。”临行前,李俊英像个孩子似的向医生保证,自己绝不会任性,“黑龙江这地方绝对好,都呆习惯了,我这心已经印在北大荒了。”他说着一口普通话,只是个别字眼有着像果仁张似的津味儿。


回忆


“建明,说天津话。”陈秀荣试图通过留住弟弟的乡音,唤起他对过去的记忆。


陈建明粗砺的嗓音里的确还保有浓浓的天津味儿,但他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他认为自己才25岁,毛主席还在中南海。


“没花过这钱。”陈建明摆摆手,不肯收下三弟陈建起塞给他的一百元钞票。“他呀爱客气,打小就老实内向。”陈秀荣摩挲着弟弟的后背。


48年前,陈建明把母亲给的5元钱塞还给站台边的弟弟陈建成,抱着新发的绿色棉袄棉裤,跳上了一路北去的知青专列。他最先被分到了农业连队,那些背筐拾柴收蔬菜的劳动经历至今还保存在陈建明模糊的记忆里。那时,劳动中的青年们打着红旗,唱着语录歌,偌大的晒麦场上热闹极了。陈建明不爱与人交往,总是远离人群,一人独行。没人明白他的心思,也没人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太正常。


“这个头像是谁?”陈建起指着印在一百元票面上的画,问哥哥。


“毛主席。”陈建明没有犹疑,他对这张陌生纸币上的人物再熟悉不过,“毛泽东是共产党,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四个伟大”魔力般的使陈建明焕发出了感情,在三弟建起家的小卧室里,他甚至唱了起来:“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他背书似的一口气唱下来,没有一处错误。


陈建明的曲库里全是半个世纪前的红歌。下乡前,他在天津市少年宫吹横笛,是学校文艺宣传队骨干。那时,红卫兵在台前拿着毛主席语录唱歌跳舞,他就在一旁伴奏。1968年,陈建明16岁,在天津少年宫吹横笛,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学校推荐他报考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他考上了,但由于父亲的“特嫌”身份,卡在了政审上。宣传队里的同学入选了文艺兵,唯有他被落下了。母亲没敢告诉他,骗他血压太高,体检没过。


“我在北京……北京住过。”陈建明还是笃定自己在北京有个家。在他口中,北京的“家”比家乡天津更让他感到亲切。但事实上,他无比向往的首都,是一片他从未踏上过的土地。


在那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响应毛主席号召、奔赴北大荒成了陈建明的不二之选“黑龙江建设兵团是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的部队,兵团战士是不戴领章和帽徽的军人。”为了一身草绿色的兵团战士服,离家再远,陈建明都是甘愿的。


陈建明在1969年成为数十万北大荒知青之一,彼时正是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期。据邓贤《中国知青终结》一书记载,这一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人,至次年,达到573.4万人。


1972年春天雁归时,陈建明却扒上了南归的火车,一路逃票,凭着记忆寻回了家。他的草绿色战士服已被磨黄,衣兜里只有一把一毛两毛的钢镚儿。没人知道是什么驱使他不顾一切地回家,也没人了解他在北大荒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同年,落实政策,父亲的帽子摘去了,陈建明长期积郁所成的病再也没好过。


陈建明犯病厉害的时候,被家人捆着去医院,嘴里还高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是解放军。”


“建明,你知道这照片上是谁吗?”40多年后,指着一张两寸黑白照中,没背钢枪、没穿戎装、表情木讷、姿势僵硬地站在一溜砖瓦房前的陈建明,陈秀荣问。陈建明没有回答,他似乎已认不出照片中这个高大年轻的小伙儿了。翻遍了家中的相册,她只找到这一张弟弟下乡时的照片。


李俊英家中的照片比陈建明家的多得多。满满两抽屉的相片,几乎囊括了他的前半生。孙秀琴在每一张上都标注了年月日,按照时间先后整理成册。


“天津水上公园留念,1980。”照片上的李俊英还没得病,他怀里抱着女儿,身旁站着爱人,留着两撇小胡子,个子不高但也精神。过去,每逢回乡探亲,一大家子人都会到水上公园玩一趟,父母妻女、兄弟姊妹,热闹非常。


照片中的眺远亭帮孙秀琴找到了当年拍照的地点。37年后,李俊英和孙秀琴故地重游,再次合影。为了弥补丈夫的身高劣势,孙秀琴让李俊英站在高一级的石阶上,斜倚着他。


“给我照张相呗。”孙秀琴把手机递给他。


“不会照。”李俊英把手缩回口袋里。他对照相的理解还停留在“胶卷时代”。


青年时代的李俊英爱好新鲜事物,下乡时期就拥有了第一台珠江牌相机,配备了全套冲洗设备。79年刚结婚,李俊英借钱买了台电视机,第二年又买了录音机。那时候,这些大件都是奢侈品,极少有家庭负担得起。


“他就是太好强了。”返回北大荒临别时,孙秀琴还往李俊英口袋里塞了张“百元大钞”,“兜里揣着钱,他好有底气。”


孙秀琴太了解丈夫了,她至今还记得80年底涨工资的事儿,那是李俊英记忆里的一大刺点。那时的涨工资实行匿名投票制:屋里搁块黑板,每人进屋划票。李俊英敏感内向,朋友少,票数自然少得可怜。今天选一拨,明天选一拨,好几轮过去也没轮上他。“我也没啥本事,这工资我也涨不上,要不咱就离婚吧。”那是李俊英第一次向孙秀琴坦露心迹。1981年开春,李俊英就病了。每次回忆起那场景,孙秀琴总忍不住落泪。


“妹儿啊,别老回忆往事,我回家你还不高兴。”水上公园的露天广场上,一对对老头老太们跟着音乐扭动身体,跳着时下流行的广场交谊舞。李俊英拉着孙秀琴走到广场舞群的深处,学着旁人的姿势,一本正经地跳了起来。



在黑龙江下乡时,李俊英就在新华农场砖瓦厂的文艺宣传队里,唱歌、跳舞、打快板样样在行。在女儿李津妹的记忆里,父亲是个“文艺分子”,能唱会跳。家里的乐器很多,他不论拿起哪个都能像模像样地来上一段,“实际上是个挺快乐的人。”


病休在家后,李俊英打扫家里、负责做饭,毫无怨言。冬天,孙秀琴下班到家,李俊英背着她进屋,撩起衣服来给她捂手。但一到犯病,他就变了个人似的,在枕头底下藏菜刀,半夜起身就往外走。有一次冬天,孙秀琴陪着他在街上坐了一夜。


李津妹理解父亲发病时不受控的痛苦,但她也不忍心让父亲往返于监狱一般的精神病院。在她看来,远离喧嚣的城市,宁静单纯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更适合父亲生存,那里应该是他晚年最佳的栖身之所。


从天津返回北大荒当天,李俊英和陈建明在北京逗留了一下,特意去了趟天安门广场。李俊英眼里的天安门还和91年他来时一样热闹:“都是观光客,还多了不少外国友人。”陈建明则是第一次走进天安门广场,面对着神圣的毛主席像,他小声地反复念叨着什么。对他来说,来过天安门就等于到过北京,这就足够了。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翻身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天安门城楼下,李俊英突然又唱又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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