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已逝，我们跟随知青病人回了趟家

源济

芳华已逝，我们跟随知青病人回了趟家 

原创 2018-02-01 沈曼怡 谷雨实验室

视频：跟知青病人回趟家

撰文/ 沈曼怡

摄影/ 吴家翔

视频/ 车怡岑

编辑/ 王怡波

“我想回去看看，老不出去都不知道外边什么样了。”66岁的李俊英端坐得像个小学生，冬日阳光钻过窗户，趴在他身上。

11月14日下午3点8分，黑龙江佳木斯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四层，正是知青科加餐时间。用一袋纯牛奶灌饱自己后，李俊英用力打了个哈欠，转头看向莽苍苍的远方。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走出这栋楼，重新踏上回乡之路。

家乡是李俊英心中长久不变的念想。在知青科，还有38位像他这样的老知青病人。他们都已至迟暮之年，对生活没什么奢望，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有生之年回家看看。

今年八月，北京玉润基金会联合院方决定帮老知青病人回一次家。对老人们的体力、病情、家人意愿等方面进行一番综合考量后，幸运落到了李俊英和与他同龄的陈建明头上。回乡之旅虽然只有短短四五天，但对他们来说，能和家人团聚，看看家乡变化，已是弥足珍贵。

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内。

归家

李俊英和陈建明得到了回乡的机票，他们的目的地一样：天津。

在飞机上，陈建明头一次从一万英尺高空，纵览这片他待了半辈子的黑土地。舷窗外，北大荒的全貌展开后旋即远去，陈建明的视线却始终不愿离去。23年来，他第一次离开北大荒。

陈建明（右）在回乡飞机上。

“天津南开区南门外。”陈建明偶尔能从支离破碎的记忆里翻出家的位置。从前的家早已不在，他还在25岁的记忆里原地打转。一路上，遍地的水泥桩子和小汽车，使陈建明混沌的眸子里闪现一缕纯真，纯真里流泻出好奇与兴奋。他记忆里的家乡，仅有大片的平房和街头难得一见的老式吉普车。

过惯了集体生活，吃惯了知青科的大锅饭，面对摆满圆桌的家乡菜，陈建明光是发愣，无从下筷。

“九哥！”发小王德明一嗓子把陈建明从自我世界里拉了出来。

“诶。”这个称呼对陈建明来说有些遥远。在知青科，没人知道他“九爷”的名号。他嚅动着嘴唇，似乎记起了什么，却又说不上来。

“建明，认得我是谁吗？”陈秀荣期待弟弟能在某个清醒的时刻准确地叫她一声“大姐”，但一直没能如愿。

“四……四娘。”陈建明一直认为父母还健在，把大姐当成母亲。

到家的第三天，是父亲的忌日。陈建明被领到父母坟前，烧纸、洒酒、磕头。“爸爸妈妈，我回来看你们来了。”在二姐陈秀玲的引导下，他机械地复述了三五遍。这是陈建明自得病以来头一回喊爸爸妈妈，过去他一直循着邻居的称呼：四娘、四大爷，就这么叫了三十多年。

陈建明出神地望着坟前的火堆，生死似乎与他毫无瓜葛。没人知道此刻他在想什么。陈秀荣转身抹了抹泪，轻轻掸去弟弟身上的纸钱灰。在她眼里，她这个弟弟在哥仨里个头最高，生得最俊，像极了《亮剑》里的团长楚云飞，“只可惜17岁就病了，再也没好过。”

和陈建明相比，李俊英的记忆清晰得多。他还能想起从前在天津常去的地方，还能背出家里的地址。

他的家还在北辰区，不过已不是原先那个。刚一到家，爱人孙秀琴就帮他换下知青科肥厚的浅灰色棉服，穿上她准备的藕粉色卫衣和卡其色外套。横亘腰间的皮带和长出一截的衣袖使李俊英略显局促，几番调整，他才坐定。

11月16日，孙秀琴到宾馆接李俊英回家。

在这个陌生的公租房一居室里，李俊英坐在唯一一张软皮沙发里，看似无心却又有意地打量着屋内陈设，用力吸上一口烟。烟灰弹落在奶白色的地砖上，升腾的烟气给这个小屋带来了久违的烟火气。在知青科，每天下午3点是嗜烟者专属的抽烟时间，但李俊英从不加入。这是他8年来拿起的第一根烟。

“妹儿啊，吃饭了。”三根烟的工夫，李俊英抬眼瞅了十多次墙上的挂钟。上午10点半是安养中心的开餐时间，但天津人惯常的午饭时间在12点。一下子跳出知青科的作息表，李俊英有些水土不服。“你得‘入乡随俗’。”孙秀琴看出了他的焦虑，安抚他。

午后的休息时间，李俊英躺在陌生的大床上辗转反侧。“出去转转呗。”他一骨碌起身，拉上孙秀琴就往外走。“他这个人就是爱玩儿，年轻时就这样。”孙秀琴说。

11月不是观光天津的好时节。海河边，大悲院码头的游船生意清冷，只有稀疏几个垂钓者还在冷风中坚持。李俊英离开的八年里，沽水流霞依旧，河两边却变了样。岸边的共享单车、路旁的林立高楼、乃至深冬还泛着绿的柏树，都让李俊英感到新鲜。孙秀琴搀扶着他，一路走走停停看看。

300米后，李俊英走不动了，这一天的运动量比他在安养中心一周的活动量还要多。他拉着孙秀琴在岸边坐下，抬头凝视着远处高楼之间的夕阳，眼看着燃烧的火球渐次变成橘黄色的圆盘，然后收尽余晖缓缓沉入淡紫色的暮霭中。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回不来了。”李俊英淡淡自语。

等待

两天前，李俊英还坐在知青科走廊尽头的长椅上，等待来年7月，爱人孙秀琴带着八个菜和奶油蛋糕来看他，为他唱上一首生日祝歌。

“我自己有想法。”李俊英觉得自己没病，对孙秀琴当初把他“骗”来佳木斯偶有怨言，“送我来这儿干啥，要不送我来，在家里团团圆圆过日子挺好的嘛。”

和李俊英一样，安养中心其他知青们拼拼凑凑的记忆残片中，都留有家的位置。耳背严重的哈尔滨知青林杰习惯在饭后低头喃喃，憋些无关痛痒的话。可即使情感被药物冲得再淡，他还是会下意识冒出一句：“常回家看看。”

在这里，年轻人有望归家，老知青们等来的只有亲人时隔数年的探望、或时隔数月的一通电话、一个包裹，又或是生命的终章。自安养中心成立以来，每年都有老人因躯体疾病离开。有亲人带走骨灰算是幸运的，无人问津的只能由医院代为处理。今年6月，鹤岗知青谷中华走了，姐姐将他的骨灰带回家。墙上的生日一览表里还留有他的出生年月：1954.06.23，算是对他最后的纪念。

安养中心的窗外，今冬的第三场雪说下就下。从这年10月，直到来年4月，是知青科病人的“猫冬期”。安养中心四层，成了他们仅有的活动区域。日复一日，他们相互陪伴，却又相顾无言，一同在缓慢重复的生活中一天天老去，回家的奢望也在一天天消逝，值得等待的唯有一日四餐。

陈建明对知青科的伙食从不挑拣，唯一有些排斥的是饭后走圈。邻桌的北京知青沈曙光唱着《打靶归来》，走完两圈半，陈建明还在朝着他的第一圈终点迈进。他的小腿曾经骨裂，走路费力且不稳当，是素来走不满3圈的“走圈困难户”。一天里，他都喜欢侧身坐着，翘起二郎腿，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顶多是手捧一本《凤凰周刊》，从前至后、再从后往前，一页不落地翻上六七遍。对他来说，看书是消磨时间的最佳仪式，与其中的内容无关。

知青科病人在服药。

午后的活动室里，年轻的知青子女们争夺唯一的麦克风，在卡拉OK前卖力地唱着90年代的老歌，像是要放空身体里全部的能量。

李俊英平静地端坐在房间一侧的老式沙发上，抱臂环胸，用力摆正腰板，淡淡地望着前方。他不得不承认，年龄和药物的双重作用，令他的大脑整天混沌不清，“唉，现在老了，人也懒了，也不知道这病能不能治好呢？”早些年，玩扑克、下象棋、打乒乓都是他在知青科的乐趣所在，现如今，连最热衷的乒乓球都碰得少了。

知青科病人在运动。

不过，要是谈起从前的劳动经历，李俊英的眼神立马像化开的松花江水，活泛起来，情绪波动都写在脸上。“春天的时候，拖拉机拉着播种机，播种可快了，那可净是土，我们天天忙得在地里吃饭。”他已经到了靠“燃烧”回忆取暖的年纪：从前所在的七连二排，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日子，还有北山上成片的沙果树，都是暖心的记忆。

没了牙的李俊英笑起来像尊弥勒佛，他似乎又望见了莽莽沃野之上，在蓝天黑土间忙碌的自己，以及一直接到天边的麦田和晒场上山一样高的麦垛。

“还得回来。”临行前，李俊英像个孩子似的向医生保证，自己绝不会任性，“黑龙江这地方绝对好，都呆习惯了，我这心已经印在北大荒了。”他说着一口普通话，只是个别字眼有着像果仁张似的津味儿。

回忆

“建明，说天津话。”陈秀荣试图通过留住弟弟的乡音，唤起他对过去的记忆。

陈建明粗砺的嗓音里的确还保有浓浓的天津味儿，但他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他认为自己才25岁，毛主席还在中南海。

“没花过这钱。”陈建明摆摆手，不肯收下三弟陈建起塞给他的一百元钞票。“他呀爱客气，打小就老实内向。”陈秀荣摩挲着弟弟的后背。

48年前，陈建明把母亲给的5元钱塞还给站台边的弟弟陈建成，抱着新发的绿色棉袄棉裤，跳上了一路北去的知青专列。他最先被分到了农业连队，那些背筐拾柴收蔬菜的劳动经历至今还保存在陈建明模糊的记忆里。那时，劳动中的青年们打着红旗，唱着语录歌，偌大的晒麦场上热闹极了。陈建明不爱与人交往，总是远离人群，一人独行。没人明白他的心思，也没人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太正常。

“这个头像是谁？”陈建起指着印在一百元票面上的画，问哥哥。

“毛主席。”陈建明没有犹疑，他对这张陌生纸币上的人物再熟悉不过，“毛泽东是共产党，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四个伟大”魔力般的使陈建明焕发出了感情，在三弟建起家的小卧室里，他甚至唱了起来：“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他背书似的一口气唱下来，没有一处错误。

陈建明的曲库里全是半个世纪前的红歌。下乡前，他在天津市少年宫吹横笛，是学校文艺宣传队骨干。那时，红卫兵在台前拿着毛主席语录唱歌跳舞，他就在一旁伴奏。1968年，陈建明16岁，在天津少年宫吹横笛，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学校推荐他报考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他考上了，但由于父亲的“特嫌”身份，卡在了政审上。宣传队里的同学入选了文艺兵，唯有他被落下了。母亲没敢告诉他，骗他血压太高，体检没过。

“我在北京……北京住过。”陈建明还是笃定自己在北京有个家。在他口中，北京的“家”比家乡天津更让他感到亲切。但事实上，他无比向往的首都，是一片他从未踏上过的土地。

在那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响应毛主席号召、奔赴北大荒成了陈建明的不二之选“黑龙江建设兵团是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的部队，兵团战士是不戴领章和帽徽的军人。”为了一身草绿色的兵团战士服，离家再远，陈建明都是甘愿的。

陈建明在1969年成为数十万北大荒知青之一，彼时正是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期。据邓贤《中国知青终结》一书记载，这一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人，至次年，达到573.4万人。

1972年春天雁归时，陈建明却扒上了南归的火车，一路逃票，凭着记忆寻回了家。他的草绿色战士服已被磨黄，衣兜里只有一把一毛两毛的钢镚儿。没人知道是什么驱使他不顾一切地回家，也没人了解他在北大荒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同年，落实政策，父亲的帽子摘去了，陈建明长期积郁所成的病再也没好过。

陈建明犯病厉害的时候，被家人捆着去医院，嘴里还高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是解放军。”

“建明，你知道这照片上是谁吗？”40多年后，指着一张两寸黑白照中，没背钢枪、没穿戎装、表情木讷、姿势僵硬地站在一溜砖瓦房前的陈建明，陈秀荣问。陈建明没有回答，他似乎已认不出照片中这个高大年轻的小伙儿了。翻遍了家中的相册，她只找到这一张弟弟下乡时的照片。

李俊英家中的照片比陈建明家的多得多。满满两抽屉的相片，几乎囊括了他的前半生。孙秀琴在每一张上都标注了年月日，按照时间先后整理成册。

“天津水上公园留念，1980。”照片上的李俊英还没得病，他怀里抱着女儿，身旁站着爱人，留着两撇小胡子，个子不高但也精神。过去，每逢回乡探亲，一大家子人都会到水上公园玩一趟，父母妻女、兄弟姊妹，热闹非常。

照片中的眺远亭帮孙秀琴找到了当年拍照的地点。37年后，李俊英和孙秀琴故地重游，再次合影。为了弥补丈夫的身高劣势，孙秀琴让李俊英站在高一级的石阶上，斜倚着他。

“给我照张相呗。”孙秀琴把手机递给他。

“不会照。”李俊英把手缩回口袋里。他对照相的理解还停留在“胶卷时代”。

青年时代的李俊英爱好新鲜事物，下乡时期就拥有了第一台珠江牌相机，配备了全套冲洗设备。79年刚结婚，李俊英借钱买了台电视机，第二年又买了录音机。那时候，这些大件都是奢侈品，极少有家庭负担得起。

“他就是太好强了。”返回北大荒临别时，孙秀琴还往李俊英口袋里塞了张“百元大钞”，“兜里揣着钱，他好有底气。”

孙秀琴太了解丈夫了，她至今还记得80年底涨工资的事儿，那是李俊英记忆里的一大刺点。那时的涨工资实行匿名投票制：屋里搁块黑板，每人进屋划票。李俊英敏感内向，朋友少，票数自然少得可怜。今天选一拨，明天选一拨，好几轮过去也没轮上他。“我也没啥本事，这工资我也涨不上，要不咱就离婚吧。”那是李俊英第一次向孙秀琴坦露心迹。1981年开春，李俊英就病了。每次回忆起那场景，孙秀琴总忍不住落泪。

“妹儿啊，别老回忆往事，我回家你还不高兴。”水上公园的露天广场上，一对对老头老太们跟着音乐扭动身体，跳着时下流行的广场交谊舞。李俊英拉着孙秀琴走到广场舞群的深处，学着旁人的姿势，一本正经地跳了起来。

在黑龙江下乡时，李俊英就在新华农场砖瓦厂的文艺宣传队里，唱歌、跳舞、打快板样样在行。在女儿李津妹的记忆里，父亲是个“文艺分子”，能唱会跳。家里的乐器很多，他不论拿起哪个都能像模像样地来上一段，“实际上是个挺快乐的人。”

病休在家后，李俊英打扫家里、负责做饭，毫无怨言。冬天，孙秀琴下班到家，李俊英背着她进屋，撩起衣服来给她捂手。但一到犯病，他就变了个人似的，在枕头底下藏菜刀，半夜起身就往外走。有一次冬天，孙秀琴陪着他在街上坐了一夜。

李津妹理解父亲发病时不受控的痛苦，但她也不忍心让父亲往返于监狱一般的精神病院。在她看来，远离喧嚣的城市，宁静单纯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更适合父亲生存，那里应该是他晚年最佳的栖身之所。

从天津返回北大荒当天，李俊英和陈建明在北京逗留了一下，特意去了趟天安门广场。李俊英眼里的天安门还和91年他来时一样热闹：“都是观光客，还多了不少外国友人。”陈建明则是第一次走进天安门广场，面对着神圣的毛主席像，他小声地反复念叨着什么。对他来说，来过天安门就等于到过北京，这就足够了。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翻身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天安门城楼下，李俊英突然又唱又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