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是怎样失去自由自在的城市生活的

源济

人们是怎样失去自由自在的城市生活的 

原创 2018-02-18 王笛 大家

在传统的中国城市，人们的日常生活是自由自在的，像街沿买菜啦，推车卖小吃啦，摆地摊啦，扯个圈子卖艺啦，几乎是没有人管的，所以给许多穷人提供了生计，也给市民生活提供了方便，并带了丰富多彩的都市文化。但是，缺乏管理的城市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卫生状况很差等（我已经有文章专门谈了这个问题）。城市生活的规范化，必然要以人们失去一些自由为代价。

成都东大街

杨再琪的巴蜀风俗画

但是，20世纪初中国向西方学习，城市中出现了警察，是作为城市改良的力量出现的，从公共聚会、大众宗教活动到人们日常生活，代表国家权力的警察的控制已进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成都，警察开始规范所有的公众聚集。成都人特别爱看热闹,“成都人心浮动，往往于极无关系之事，群集而观遇”。到成都的外国人也发现，只要街上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事，就会吸引“大批好奇的人群”。这样的情况经常会造成许多纠纷。

老成都街头

新的规章制度出台以后，要求当公共场所围观者众多时，在场警察应“极力遣退观者”。任何要在公共场所摆摊设点的人，都必须事先获得批准。警察要负责维持重要活动的社会秩序。

辛亥革命后，警察控制的范围不断地扩大，社会约束力也不断地增强。甚至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地方当局还一度限制花会一类传统活动的举行,因为那里各色人等混杂，良莠不分。要不就规定花会只允许卖农具、农作物和花草，禁止其他商品买卖，也不允许在花会摆摊设点卖茶、酒、食品等。

青羊宫是过去成都办花会和灯会的地方

另外，警察还尽力驱散在街头或公共场所聚集的小孩，避免他们捣乱。小孩子经常搞恶作剧来取乐，他们到处扔砖块、折树枝,伤害到过往行人。一些男孩子从城墙上扔砖头或石块，砸坏了别人家屋顶的瓦片。

成都老城墙和城门楼

如发现此类事，警察将把他们抓获，其父母则要在街首的监督下负责修好损坏的屋顶。要求父母要特别留意自己的小孩，因为在街上玩耍经常会出现受伤的情况。

1918年一个记者在《国民公报》上写到，他看到五六十个孩子在废墟里玩打仗游戏，他们彼此互投石头和砖块，一时是“乱石纷飞”，还大叫：“杀！”“杀！”这显然是不久前的军阀在成都街头的混战给他们的影响。

警察还仔细监视下层人经常出入的地方，如“鸡毛店”这样的场所便受到严密巡查。成都作为长江上游的商业、文化中心，每天都要吸引很多的外来客，这促成了客栈业的繁荣。

画家尹健钢笔画速写成都老街

成都的住宿条件分为三个等级：“鸡毛店”、“客栈”和“官店”。鸡毛店大多在东门附近，主要是乞丐、流浪汉等穷人经常出入的地方，这里被视为罪犯云集之处。客栈通常是商人们光顾的场所，而官店则是为官员而备，但商人也可以在那里投宿。

晚清成都有三百多家旅馆，可见每天到成都的人的确不少。按照警察所颁规定，凡在鸡毛店住宿的人都必须对其籍贯、年龄、职业及来蓉原因进行登记。店主要将可疑的之人报告给分区警察所。

警察要求旅馆不能给妓女、赌徒和“傍晚而来无行李者”提供住宿服务。警察早晚都要巡视这些旅店。夜巡之后，旅店必须关门，不允许任何人进出，直到第二天早上警察清点了住宿人数之后才能开门。

不过，很难说这项规定是否得到有效地实施，在成都到处散布着这样的下等旅店，警察不可能连开关门都得到场，很难把每个鸡毛店以及每一个投宿人都在其严密监视之下。但这类规章的颁布，至少反映了警察对这些场所治安状况的担忧，并试图加以整顿。

警察还得在公共场所控制精神病人，他们的出现不但会引起众人围观，有暴力倾向的狂人还可能袭击他人，扰乱治安，特别是在花会这样拥挤的场合。据一位记者报导，1909年花会举行的头两周，他就见到过六七次警察将精神有问题的人带出会场。

晚清成都将花会改为劝业会。照片为1911年第四次劝业会，会场在青羊宫和二仙庵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临时搭的展览棚。当时任教于四川高等学堂的美国人那爱德（Luther Knight）所摄

一位官员由于染上鸦片瘾被解聘，发了疯。有一天，他手持棍子冲上街，宣称不准用洋灯，跑到一家茶馆，砸坏了两盏洋灯。然后又到华阳县署，睡在门前，拒绝离开。三个警察赶来才把他带走。

另一个报道是在花会上，警察发现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很奇怪，“指天画地，扰害公安，游人为之惊诧”。就迅速将其送到警察局，“问其姓名，答言姓朱，名洪武。闻其言，始知其有神经病也，乃拘留不放”。

那个时候成都居民养狗也很普遍，警察认为狗对公共秩序也是一种威胁，也对其进行监管。特别是不少人抱怨有人带宠物去拥挤的劝业场，认为这简直就是对享有盛誉的成都商业界的蔑视。他们抱怨狗不仅堵塞交通，还在门前打架。他们建议对惹事的狗的主人处以罚款。狗在公共场所肇事的例子不少，如一位顾客正在饭馆吃午餐，店主养的黑狗将其腿咬出血。

《通俗画报》刊载了一幅题为《花钱看狗背》的漫画，谴责那些带狗进戏院的人。题图写着：“好狗不挡路，好人不扒台。此之谓狗屏风，此之谓狗占（站）班，此之谓狗头国，此之谓狗宝。”此画表现了作者对有些人把狗带进戏院的不满。“站班”过去是指那些在戏院买站票或在茶馆门口不买票看戏、听评书的人。

警察公所要求所有的狗都必须登记，在脖子上带上由警察发给的木牌以做标记。如果登记的狗丢掉了，警察可以帮助找回，否则它的主人就不能认领。如果狗咬伤了过路的行人，它的主人必须交付一元的罚款。

警察竭力规范的不仅是人们的公众行为，还包括作为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信仰及相关活动。在过去，地方政府总是试图限制大众宗教，一旦人们对某种信仰显示出特别热衷的迹象，他们就马上介入，开始进行管控。

从晚清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官方正统思想与精英的需要不谋而合，这样，社会改良者就与国家政权联合起来，努力改变普通民众的宗教信仰。官方正统思想认为，民众的宗教信仰是“迷信”、“落后”的，因此必须被改造和限制，以此防止人们受所谓异端思想的“危害”。

警察进一步对所有宗教和其相关仪式进行限制。例如，在阴历四月二十八日——药王的寿辰那天，警察禁止人们进入药王庙为药王庆贺，也不允许人们在药王庙附近街道烧香磕头。

药王庙全国都有

1914年夏天的旱灾期间，地方政府在大街小巷贴满告示，禁止任何祈雨仪式。1917年，虽然警察没有禁止祈雨仪式，但是禁止在典礼中扮演鬼神。 

清末民初，警察还禁止卜卦、算命，比如“观仙”、“走阴”、“画蛋”等等活动， 但是一般民众仍然相信占卦算命。人们拒绝放弃“迷信”，使改良者非常失望，因此寻求更严格的规章。

而从事算命行业的人也力图确立其存在的合法性，如1920年代后期，占星者和算命先生打算组织一个“学会”来保护他们的生计，但地方当局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声称算命和占卜没有学术价值，并且指出他们是在愚弄民众，玷污风俗和文化，损害社会。 因此在改良时代，必须“废除迷信”。

街头的算命先生

1927年，城市当局禁止所有巫医、算命先生、僧侣和道人从事该类活动，第二年，各种供奉神灵的仪式也为中央政府的法令所禁止。

大众宗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当局的法规和禁令也难以完全改变人们的信仰。很多证据表明，警察控制民间宗教的效果并不明显。例如虽然警察禁止药王的寿辰典礼，当地居民——尤其是妇女——仍然去药王庙烧香，当局不让进庙，许多信徒便在街上建立祭坛。

这个时候，政府采取了许多激进的措施，甚至禁止人们庆祝端午节，不许举办龙舟赛，禁止租船办划船庆祝活动，人们仍然会聚集在望江楼——传统的端午节聚会地——进行有关活动。

成都望江楼

阴历四月八日的“放生会”，人们通过装饰花船和“放归”生物来庆祝，按照佛教的风俗把鸟、鱼、龟、蛇等动物放生，意在积德。每年放生会期间，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河两岸观看动物放生。

望江楼畔的放生会，长卷风情画《老成都》局部

成都现在还有放生活动

然而这项活动被精英们指责为“陋习”，而且他们还担心“男女混杂，良莠不齐，往往滋生事端，传为笑柄”。因此认为这些老传统必须抛弃，“值此改良时代，陋习岂可相沿，愿我同胞，各宜自爱”。

虽然放生风俗屡遭禁止，但是民众仍然将其保留了下来。最后，警察屈从了民众的述求，于1918年同意了将下莲池作为“放生池”，成都市民终于有了合法进行这项活动的地方。

社会变革可以改变人的精神生活，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其《文化的阐释》中所言，它削弱社会结构间的传统关系，并且打断“宗教信仰最原始的同一性和早期的实用特征”。

20世纪早期发生在中国的一切，可以为这一论点提供新的证据。在成都，警察的介入加速了这一过程。尽管如此，这仍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民众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显示了强大的持续性。怎样对待传统的宗教及其各种仪式和活动，是精英们争论的问题之一。

虽然当时存在一种强烈的批判所有宗教的倾向，但仍然有一些精英改良者还是努力把宗教和迷信区分开来。而且，政府政策也很不一致，时而严厉，时而宽松。

1919年，四川省当局批准中华佛教总会四川分部的请求，发布通告承诺保护寺庙和尼姑庵的财产。这个通告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向下发布，产生了较大影响。通告谴责了“各属绅首每籍公益为名”，砍伐寺庙树木，还“勒派捐金”的行为。

从晚清以来，由于各项改革措施并举，地方财政困难，加之当时的反传统的西化潮流影响，寺庙财产已成为地方改良计划筹集资金的一个重要财源，由此造成了地方宗教机构巨大的财产损失。而在当时，大多数改良精英及其支持者都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途径，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表现。

因此，张榜公告保护这些财产，似乎反映出激进主义者反宗教政策在某种程度的一种倒退。但这种保护政策的实施仍然缺乏持续性。因此，总的来讲，大众宗教虽然在民国年间顽强地生存，但也遭到极大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