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对小品表演，观众应该期待什么

源济

徐贲：对小品表演，观众应该期待什么 

原创 2018-02-20 徐贲 大家

在综合的大众文艺表演形式中，人们很欢迎的是“小品”了，但好多年来，人们最普遍失望的也是小品。有人曾提出，小品“如今却面临乏味、老化和媚俗的困境，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找到和今天观众的契合点，不做市场的奴隶，而做市场的主人”。其实，“不做市场的奴隶”是一句空话。什么是大众文化的文艺表演市场呢？不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广大观众吗？

小品《卖拐》剧照

小品之所以是不自由的奴隶，之所以找不到与今天老百姓观众的契合点，不是因为市场的作用，而恰恰是因为受制于别的外来力量，这才无视了观众的需要和期待。小品为什么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原因是大家都明白的。无视事实，顾左右而言它的所谓“文化评论”故意不点中要害，欲言又止，与它评论的小品简直就是难兄难弟。

2015年2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期待反腐相声让相声重现讽刺本色》一文说，“相声本是讽刺的艺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相声作品，多以讽刺见长，如马季的《宇宙牌香烟》，牛群的《巧立名目》，姜昆的《电梯奇遇》等等，都是对社会一些丑恶现象的嘲讽与批判，并讽刺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作风弊病，可谓入木三分，因此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与业界的肯定。”

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剧照

文章接着说，“但近年来在各类各级舞台上，以及各种综艺晚会上，我们都鲜见令人眼前一亮的相声作品，尤其是四平八稳的舞台上，相声作品多缺乏内涵，不痛不痒。为相声创作人为设置了许多禁区，回避矛盾，回避现实，远离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只拿些不疼不痒的问题开刀，让人笑得勉强，即使是讽刺也是隔靴搔痒，导致相声艺术的式微，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讽刺功能的退化”。文章说的虽然是相声，但也完全适用于文艺表演的幽默小品。

中国小品所受到的掣肘从它的称谓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小品经常被称为“文字类”或“语言类”表演。它的社会功能在这样的称谓中被有意无意地淡化和取消了。小品应该是“幽默小品”，小品的主要特征是幽默而不是文字或语言。

许多文字类或语言类的文艺表演（如评书、评弹、说唱、说故事）与小品的一个重要区别正在于小品必须有幽默（这与相声相似），而其他的则不然。如果小品不能以它的幽默引大多数观众发笑，那它就失败了，如果看了这小品，谁都不觉得好笑，那它干脆就甭演了。

小品引人发笑，但对同一个小品有的人觉得好笑，有的人不觉得好笑，那又是怎么回事呢？人们看小品笑与不笑，取决于两个互为联系的条件。第一，是否觉得“有趣”；第二，是否觉得“有意思”。不同的人对一个小品的“意思”会有不同的看法（当然也有人根本就不在乎），某些人觉得有意思的，其他一些人可能觉得没意思。但是，不管人们怎么看待“意思”，“有意思”都是“有趣”（好笑）的前提。“没意思”会让人觉得厌烦、讨厌和无聊，自然也就无趣，笑不起来。人们对文艺表演的小品节目不满意，就是因为觉得没意思，不好笑。不好笑是审美失望，而没意思则是对审美失望的认知解释。

幽默小品的“意思”可以分为三种，可以分别从幽默的三种主要功能得到解释：批评“乖讹”（incongruity）、表现“优越”(superiority)、寻求“纾解”（relief）。每一种功能都指向幽默的一种特定意思，三种意思并不相互排斥，而只是侧重有所不同。

幽默的第一个功能与“乖讹”有关。哲学家康德是第一个从“乖讹”来为可笑（幽默）下定义的，他在《判断力批判》中说，这种可笑来自“从期待到期待落空的突然转变”。黑格尔认为，任何一个本质和现象的对比，或目的和手段的对比，如果出现矛盾和不协调，而导致这种现象发生自我否定，这样的情况就会变得很可笑。人们乖讹的反应包括感觉到滑稽、荒唐和可笑，以及有对它进行讽刺、嘲笑、戏仿、恶搞、挖苦、嘲弄的冲动。

如果小品里出现那种人前谈高尚，人后干下流的内容，相信一定会引入发笑。这种笑发生于人们对乖讹的察觉和鄙夷。幽默小品经常以生活和制度中荒诞、滑稽、自相矛盾的现象和人物为靶子，所以也被称为“讽刺小品”，其社会功能是批评。

讽刺贪腐的小品《牛大叔提干》剧照

幽默的批评同时包含“嘲笑”（ridicule）和“非议”（admonishment），这二者也是一切其他批判性幽默艺术的关键因素。乖讹针对的往往不是普通人，而是有身份地位的大人物和精英权贵。他们表面上道貌岸然，实质上自私冷酷，他们的虚伪、伪善、狡诈和其中一些人的“雷人雷语”，都是讽刺作品最能让公民观众觉得有意思的内容。2015年的一个央视节目以两个反腐相声压轴，可见对观众期待幽默讽刺文艺有怎样的内容是知道的。作品创作者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幽默的第二个功能是让人有意无意地体会到自己的优越。柏拉图在《斐莱布篇》（Philebus）里说，人的滑稽感是一种“混合着快乐和痛苦的恶意乐趣”，它让人们对弱者身上的愚蠢感到好笑。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持相似的看法，他认为，悲剧表现的是比一般人优秀的人物，而喜剧则让我们看到在德行或其他方面不如我们的人物，我们因此而看不起他们。因此，“滑稽是一种失败或丑恶，这种失败或丑恶被糟践了也不会令人痛苦”。

17世纪思想家霍布斯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笑是“一种突然出现的荣耀感，产生于我们与别人的弱点或与先前自我的比较”。嘲笑他人的缺点和蔑视他人的弱点，这能让人们找到良好的自我感觉，提升自尊。以弱者、弱势群体，还有身体高矮、性倾向、口音特征等为靶子的小品在观众那里诱发的就是这种自觉优越、自以为是的笑。

2014年有一个小品《扰民了你》，它的靶子是三个可怜虫的小人物：一个是老在害怕女友会与自己分手的厨子，一个是希望有一天能走好运的潦倒歌手，另一个是靠耍嘴皮子混饭吃的售房经纪人。还有一个尖嘴薄舌的房东老太太，先是不住地挖苦嘲笑他们，后来又突然对他们大发慈悲，赞赏他们有不断“励志追梦”的志向。

与伶牙俐齿、刻薄傲慢的房东老太太相比，这三个可怜虫都显得特别愚蠢。观众跟着这样的小品笑，往往不意识到它的审美陷阱——利用观众的笑来引诱他们认同老太太，而非同情三位年轻人。

《扰民了你》剧照

幽默的第三个功能是用笑来释放压抑的情绪。弗洛伊德在《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指出，幽默、机智、戏剧感这三种精神能量可转化为笑，而笑又可以分为“有意”和“无意”两种。有意的笑产生于人们强烈的性冲动和攻击性冲动。用“性幽默”（笑话、暗示、诟言詈词）来攻击或侮辱，一方因情绪宣泄而得到乐趣和满足（大笑），另一方则受到伤害和打击（大怒），也能引起一些旁观者的附和笑声。

无意的玩笑则很少具有清晰的情绪影响，仅能诱发微笑或傻笑。今天，性玩笑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但在幽默小品中并没有消失，最常见的是夫妻或情侣关系中的妒嫉和猜疑（以为有外遇）。纾解压力的小品或玩笑是一种游戏和消遣，它能让人轻松、减轻压力、降低平时的紧张程度。不少人把文艺表演本身看作这样一种游戏和消遣。他们闲着也是闲着，看表演无非是图一乐，所以不管小品演的是什么，都可以傻呵呵地对之发笑。

注重乖讹的讽刺小品以现实生活中荒诞、滑稽、离奇的事情和虚伪的精英体面人物为靶子，比起讽刺大人物来，拿小人物开涮是最安全的，还能满足一些人的自我优越感。但是，这种幽默小品的伦理缺陷会让许多人觉得浅薄、无聊和没意思，他们当然也就笑不起来。

对文艺表演的小品有所思考和发表意见的毕竟是少数人，绝大部分观众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把看文艺表演当作一种消遣，并不在意是笑还是不笑，为什么笑或为什么不笑。比起小品的靶子和内涵，他们更在意的是小品的表演。小品的内容再贫乏，演技非常棒的喜剧演员似乎总有办法用他们的“绝活”来让观众发笑。然而，这只是一种机械的条件反射之笑，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傻笑。

小品的逗笑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表演手段来获得。有的小品演员因善于表演而受欢迎，如冯巩、陈佩斯。但是。表演艺术再高超的演员也难以把内容空洞、趣味低下的小品表演成真正的幽默杰作。相反，逃避现实、没意思，而单靠技艺来凑合的喜剧表演，经常成为最下乘的勉强搞笑——不得不靠神侃、耍贫嘴、油嘴滑舌、尖酸刻薄、拿腔捏调、小丑扮相来哗众取宠和博人一笑。

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主角配角》

文艺表演和公共娱乐中的笑不应该只是个人的情绪反应，而且更应该是一种个人与他人的联系方式。安置在“表演现场”有事没事哄笑的“观众”起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群托”的作用。但是，因为受他们传染或暗示的条件反射之笑与真正觉得痛快、淋漓酣畅，为之叫好的拍手大笑是不同的。

如果一群人能为同一个小品开怀大笑，表示他们有共同的社会经验、价值取向、问题关怀，也给他们一种拥有共同生活世界的感受。因此，相比起只是一些人发出的笑来，大家一起觉得有意思，一起笑起来，是一种更有公共意义的幽默体验。这也应该成为人们对文艺表演幽默小品的一个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