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老板宋晓光，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书店里的收银台前有他的名片，名片正面是书店的地址和电话，反面上印着三行字自我介绍，“初中生、文史爱好者、书店营业员”。作者 | 董子琪
“老板，可有恐怖故事集？”正月初二，花鸟市场一条街上，一个男生推开了一家书店的门，探头问道。“没有。你找错地方了。”书店老板宋晓光坐在茶桌边，一口回绝。对店内的每一本书了如指掌，宋晓光会主动拒绝一些不合适的读者。“有来找机械维修制造的，我会直接跟他说，没有这本书。不然他自己找半天，也找不到。不仅顾客挑书店，书店也要挑顾客。”
▋“撵不走的客人”
对于进店的每个人，宋晓光都会观察一番，再开口建议，“老师想要找哪方面的书，可以问我。”以前培训店员的时候，也告诉店员说，“这里没有客人，是读者。对人称呼也不是帅哥美女，而是老师。”一来二去，有的读者“老师”就成了熟客，熟客再介绍朋友，不管什么时候来书店，总能看见坐在店里喝茶聊天的“老师”，用宋晓光的话说，“有时候快关门了，撵都撵不走。”
他在店里设有一个茶桌，来来往往的客人都能来喝上一杯茶，跟他聊聊天——茶水和“聊天”一概是免费的。在我们前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的读者前后来去了三批，第一对是从外地回来相聚的“高中同学”，她们从中学时就喜欢来逛书店，现在带着自己的女儿继续来逛；还有从厦门回来过年的读者，在茶桌的一角坐下翻书，“每年回来都会来书店看看，跟书店老板的交流，也不是一定要有具体内容，反正是一种情感上的交流。”还有一位拿着刚淘到“古玩”算盘的“老师”，进门就嘻嘻笑问宋晓光，“有什么新书？”随后买了几本结账。
行者书屋内部
书店老板宋晓光，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书店里的收银台前有他的名片，名片正面是书店的地址和电话，反面上印着三行字自我介绍，“初中生、文史爱好者、书店营业员”。这简短地概括了他的人生经历：初中毕业以后，宋晓光先后在蚌埠的国营工厂——酒厂、火柴厂和手表厂里做事，从1990年开始，开始在蚌埠天桥下的一条街上经营书店，这条街后来变成了本市的花鸟市场，他就在花鸟鱼虫之中开书店，保持一种“在而不属于”的距离——他既不卖花鸟鱼虫之书，也不跟市场上另外一家“盗版书店”老板交流，至今已经快有三十年了。
讲起这带的历史，宋晓光面颊泛光，“以前天桥可以下来，叫游戏场，有说书的、唱戏的，跟北京、天津一样的。津浦大塘为什么叫津浦大塘？那是因为要通津浦铁路，为了建天桥，挖土挖出来的大塘。现在这（花鸟市场）都是新房子了，你不知道啊，你才活多久？”
▋“完全不卖大路货”
这家书店格外“讲究”，书的品类有一万多种，完全没有“大路货”，例如大众读物、儿童读物，或是考研考公、教参教辅，有的只有文学、历史、哲学和社科类书。刚开始经营时，书店外头做书摊，里头是书铺，用宋晓光的话说就是“也蛮有味道的”。到了2000年，这条街经历拆迁，书摊也没了，书店也迁到了另外一个铺位，摆在书店外面的牌匾换到了店内，名曰“行者书店”，由本市大学、安徽财经大学的教授所撰。
店内书的摆放也有讲究，比如一架的书全是与城市相关的，书架上有齐如山的《北京三百六十行》、陈鸿年的《北平风物》还有周其仁的《城乡中国》，另一架则全是关于吃的，有汪朗的《刁嘴》、车辐的《川菜杂谈》还有丁帆的《天下美食》。很多书都是宋晓光亲自看过的，比如《天下美食》，他就这样评价道，“说实话，丁帆的文字一般，博导也不见得就写得多好。”
1997年的行者书屋
宋晓光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书店选书的出版社与品类，在宋晓光自己撰写的行者书屋简介上，他写道，“（书店）坚持盗版、武侠、新派言情小说三不卖的原则”。据他所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在行者书店内设有经销点，而本地的皖版书甚至没有“上架”的机会，“像是安徽文艺、安徽人民、黄山书社，我们这里都没有，档次最低也要译林这个级别的。”宋晓光的身后，是一块“人民文学出版皖北特约经销点”的牌子，被一摞厚书挡住了一半。“整个皖北没有第二家这样的书店。” 他搬来一摞摞的以往媒体的稿件资料，早在1997年开始，本地媒体《蚌埠日报·珠城周末》就以整版报道了这家书店。
宋晓光的自豪显然是有根据的。如今，在三线城市蚌埠的街头，根本看不到类似的书店，书店较为聚集的地方，例如一中门口的书店，例如四方书店、都是卖教参教辅的，即使有陈列文学、社科类图书的书架，也在最里面的地方，采用的版本非常一般的图书，鲜少看到版本优秀、品相良好的种类。
蚌埠街头某书店
为什么一般的书店更愿意卖教辅，而不愿意销售文学、社科类图书？宋晓光说，这与书店经营的风险有关，“越是王牌出版社，越要现金结账，像我们做时间长了，顶多有个信誉，有两个月账期，普通书店这么干就亏本了。从其他的出版社比如江苏人民，江苏文艺，安徽人民，安徽文艺赊销来，是没有风险的。但那不绝大部分都是垃圾吗？” 虽然不确定他所说的“垃圾”有没有“冤枉”或夸张的成分，做书店快三十年的宋晓光想要传递的是做书店的宗旨，“做书店，首先要售书，这是书店的生存之本；再就是导读，这为读者服务；还有就是育人，书店是校园的延伸，对于市民有终身教育的义务。”
当然，他对于出版物的“挑剔”，也让行者书店比一般教参教辅书店更背负着风险，“我们遇到经营困难时，我总想的是，宁可高攀也不低就。”有点悲壮地、有点自嘲地，宋晓光说，“我们即使死，也要死得很美”。
▋“我们即使死，也要死得很美”
说到“书店之死”，“死亡”也不是立刻发生的，而是缓慢地进行着。宋晓光觉察到，近些年，行者书店经营渐从可以挣钱变成仅仅“不亏本”。“现在开书店的成本越来越高，而营业额却没怎么变，导致投入产出不能比例。我就算出去给人打工，也比干这个挣钱。就拿这条街上的盗版书店来讲，他能养家糊口，我不能。”
书店以外，宋晓光现在也有副业，他担任着一些学校的读书顾问，也会接受一些讲座邀请，去做做读书顾问，这时候书店就得关门几天。就像年前他就接到了苏州监狱的邀请，要去讲两个小时读书，“人家问我四千可行？我说行啊。”但是讲座也有讲究，他是不做书店广告的，也不会推荐听众去买什么书。每个月一两次的讲座，加起来可以养家糊口。书店就是这么维持下来的。
既然遇到了困难，书店为什么不考虑变化经营方法？宋晓光说，他与许多书店的老板都保持着联系，“先锋书店的钱晓华和我早年也认识，他最早也是在夫子庙开书摊，我做书店比他还早。但我跟他不一样，他是把书店当做一门生意，我是当成一种生活。”也对现在书店业 “诚品化”的趋势——开辟空间做文创礼品、咖啡业态创收的方法非常熟悉，却不太赞同。
“现在大书店大城市做得越来越杂，做小礼品、创意产品，那种场地肯定要扩大两倍，营业额也能上去，但挣得钱都付给人员工资和房租了。我们就很纯粹，只卖书，茶叶也不要钱，我到茶叶铺结账时才发现喝茶就喝掉了十几万块钱，不过每年新茶上市，也会收到几十种茶叶。”宋晓光补充道。
宋晓光近照
与“诚品”样的书店完全背道而驰，这些年间，宋晓光一直是一个人经营，从早上九点到晚七点，“一个人上三个人的班，没有黄金周，没有节假日。”近年来，他更干脆搬到了店里，住在书店的阁楼上，因为这样更节省时间。为了让来店里的客人感觉到一种完整美好的“购书体验”，书店找的零钱也是崭新的——宋晓光专门去银行换了一沓沓的新钱和一卷卷的新硬币，囤放在书店的柜子里。此外，他还每年自己设计书签，书签上面是他的书房和书架，送给过来拜访的“熟客”。
宋晓光说，他的愿望，就是让书店开满三十年的时间。“希望书店能再做三年，再做三年，我就不做了。到时候书怎么办呢？先打折，卖不完给图书馆一捐就完事了。”时不时地，仍有客人进出，传来一阵阵鸟鸣声。而就在不远处，在蚌埠最为繁华的淮河路街头，电商当当的线下书店“阅界”的红色logo赫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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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1 02:2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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