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平发现高等级辽代契丹贵族墓群

源济

康平发现高等级辽代契丹贵族墓群 

2018-02-23 小文来了

张家窑林场长白山墓群位于沈阳市康平县。2017年4月至11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群进行考古发掘，9座墓葬共出土器物400余件，其中包括完整的宋辽瓷器和制作精美的辽代金银器、玉石玛瑙等珍贵文物。4号墓出土的纯金面具和两只绝世无双的精美梅瓶，证明墓主人的身份相当高贵。

白釉黑彩梅瓶上的动物图案独特。右为褐彩梅瓶，绘有牡丹。

契丹贵族墓群等级相当高

沈阳市康平县张家窑林场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西与阜新市彰武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后旗交界。在宋辽时期，康平、法库和阜新都是辽国后族萧氏的封地。

康平张家窑林场内分布有多处辽代遗址，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人员已先后于穷棒子山、柳条通和长白山发掘辽代契丹贵族墓群5处，可确定该地区是由多个墓群和遗址构成的辽代契丹族大型聚落遗址群，文化内涵十分丰富。2017年，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中的长白山墓群进行了重点发掘。

林栋是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窑林场辽墓群项目领队。他向记者介绍说，考古人员在林场西部的长白山墓群II区发掘4座墓葬，石室墓规模较小，墓主人应为契丹小贵族阶层或一般富户，且在早期被盗，仅出土有篦齿纹灰陶罐和铁器等少量随葬品，另外II区的3号墓仅发现墓圹，墓道里填装了石块，并未修建墓室，很可能是下葬时出现了某种变故所致。

4号墓发掘现场

比较而言，长白山墓群I区发掘成果更为丰硕。专家们断定，长白山I区墓群是一处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契丹贵族墓群，共发掘墓葬6座。其中1号墓于2015年底至2016年初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银器、瓷器、铁器、丝绸等陪葬品，从墓主人身着银丝网络、面部覆盖银鎏金面具等特征分析，初步推断其为高等级契丹贵族。

在2017年发掘的5座墓葬中，2、3、4号墓为大型高等级砖筑多室墓，均由阶梯墓道、墓门、甬道、主室和左右耳室组成;5、6号墓则为石筑单室墓，因早在金元时期被盗，仅出土少量铁器。

代表高贵身份的金面具

林栋介绍说，I区这6座墓均为单人葬，没有夫妻合葬现象，这在辽代契丹墓葬中比较少见;从I区的墓地排列上看，辈分大的墓主人葬在山坡的更高处居中的位置。

记者了解到，契丹人一向崇尚东方，墓门大多朝向东南，I区这6座辽墓也是如此。至于其下葬年代，专家们初步推断，I区1、3号墓的年代当在公元十世纪中后期，2号墓大体在十一世纪前期，4号墓大体在十一世纪中期。

考古人员发现，I区1号墓和4号墓的主人所戴的面具上有胡须，可以判断为男性。5号墓中出土了数枚铁箭镞，墓主人是男性的可能性较大。2、3号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金银首饰、镜子等女性用品，且其他随葬品组合也与男性墓有所区别，考古人员判断墓主人为女性。

玛瑙项链

另外，考古人员发现，男性墓葬主要集中在墓地西侧，女性位于东侧。林栋判断，I区这6座墓葬属于同一家族的可能性较大，这需对I区1、2、3、4号墓出土的尸骨进行DNA鉴定，可以进一步了解墓主人间的亲缘关系，考察出契丹族是否有“夫妻异穴合葬”的风俗，这是新的研究课题。

目前，考古成果已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候选项目。

2号墓史记“南院大王”

考古人员在长白山Ⅰ区墓群东偏南400米处，还发掘一座辽代大型房址，该房址总面积220平方米，由三个套间和两个单间组成，房屋内均有火炕和灶台，屋内地面保留有泥质灰陶片和辽白瓷片等遗物。

金耳环

林栋介绍说，目前初步推测该遗址与长白山墓群有一定联系，可能是当时守墓人居住和生活的场所，由出土文物判断，该房址于金代初期废止，很可能意味着守墓活动因改朝换代而终止。

长白山墓群发掘中的一个遗憾，就是尚未发现墓志，不能对墓主人身份进行准确认定。

记者了解到，墓葬保存完整，但没有墓志的大型契丹贵族墓葬在沈阳地区已有先例，像法库叶茂台7号墓出土了豪华葬具、珍稀文物，但也未能发现墓志。“长白山Ⅰ区3号、4号墓主人应为契丹族高等级贵族，完全有资格留下墓志，但为什么没立墓志，或许是墓主人觉得自己功绩不够显赫等原因吧。”林栋说。

由于该墓葬位于辽代萧氏领地，墓主人可以基本确定为萧氏家族成员。在此墓地西10千米为彰武县四合城，有专家考证，四合城为辽代遂州城址。《辽史·地理志》记载：“遂州，本高州地，南王府五帐放牧于此”。这句话是说遂州城的沿革，“五帐”有两种解释，一说南院大王辖下的某个部落的名字，另一种说法是南院大王管理的五支部落。“因长白山Ⅰ区三座大型砖室墓的形制规模、葬具及随葬品等级符合王一级的贵族身份，墓的主人有可能来源于遂州，与南院大王家族有关。”林栋说。

2号墓出土的唐朝海兽葡萄镜(左)和琥珀猴子吊坠

省考古学家冯永谦告诉记者，辽代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其中南院大王管理汉人，是个很高的职位，却只是个荣誉职务。

提起“南院大王”，大家会想起《天龙八部》，大侠萧峰官居南院大王。

“萧氏墓”

省考古学家冯永谦介绍，辽代萧氏墓地在我省的朝阳、阜新、康平、法库等地均有分布，在内蒙古、河北也有发现。

2001年，阜新关山发掘9座萧合家族的大型砖室墓。出土的文物、壁画被称为研究辽代历史的百科全书。

萧合是耶律阿保机时期的宰相萧阿古只的后人。其家族堪称大辽国的“皇后专业户”，先后有6人贵为大辽国皇后，另有王妃5人。这是辽代中后期最强大、最有势力的后族，直接影响了辽代政权。

法库叶茂台辽墓群是辽代天祚帝时北府宰相萧义及其家族的墓群。1105年春，天祚皇帝耶律延禧拜萧义为“北府宰相”，掌控辽国军政大权。萧义担任“北府宰相”3个月时，促成了辽国与西夏国联姻大事。在萧义主张下，加封天祚皇帝耶律延禧的族女“南仙”为“成安公主”，下嫁给西夏国王李乾顺为妃。翌年，西夏国派遣李造福等人来到辽国答谢，同时达成辽国与西夏国永结“秦晋之好”盟约。

在辽代，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互相通婚。因此，萧氏墓中埋葬的也有耶律氏。（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3号墓女主人佩戴金银首饰，极为奢华

考古界素来用“十墓九空”来形容辽墓被盗的严重情况。辽墓被盗，始自金代，一是因为辽代有厚葬习俗，墓内宝藏多。二是契丹人曾对女真人实施民族压迫，金国打败辽国后，金人的复仇心理也表现在对辽墓的破坏上。此外由于金代与辽代临近，金人往往能准确找到辽墓的位置。

考古发现，长白山墓群I区2号墓就经过早期和现代的多次盗掘，保留的随葬品较少。

在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墓室外发现了陶器和石杵。“这种情况在以前的辽墓发掘中也曾出现，比如，发掘阜新关上辽墓群辽国宰相萧合之墓时，也曾在墓室外发现陶器;发现石杵的位置则与内蒙古辽代贵妃墓相同。”林栋说，“我们认为陶器应是回填时留下的，石杵应该是建墓用的工具。”

除了尸骨的碎片外，考古人员还从2号墓中发掘清理出银丝网络、陶瓷器、石器、金属器、玛瑙、琥珀、围棋子等随葬品50多件。其中海兽葡萄镜为唐代的镜子，6枚围棋子为玛瑙制作，一件穿孔猴子吊坠为琥珀制品，上下左右均穿孔，猴子右手食指放入口中，左手握住尾巴，造型十分生动。

考古发掘中，3号墓没有发现盗洞，这给考古人员带来很大的惊喜。“这意味着墓内随葬品应该没有丢失，随葬品组合也会保持下葬时的状况，将对研究契丹族的丧葬习俗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林栋解释说。之后的发掘没让考古人员失望——3号墓是一座罕见的保存完好的契丹贵族墓葬。

“没有危险吗？”受盗墓剧影响，记者随口问道。

“进入墓室发掘前，我们先测查墓内气体成分。结果表明，墓内与墓外气体成分一致，因此可以不必再做防氧化考虑，无须实施密封发掘。另外，我们把针孔摄像头探入墓中，先行掌握墓内情况。”林栋笑答。

3号墓共出土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瓷器等文物200余件，其中西耳室出土了整套铜鎏金马具、蹀躞（diéxiè）带、双鱼配饰和铁器，但更主要的看点还是墓主人身上的文物，金戒指、耳环、手镯等金银首饰，胸前佩戴着玛瑙项链和葵形银镜，腰部有银鎏金捍腰。据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盖志庸考证，墓主人手上的金、银戒指当时为死人专用，并非给活人佩戴的。

在3号墓的墓门两侧及主室墙壁，考古人员发现少量壁画残留，其他部分壁画均已脱落。林栋认为，导致壁画脱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3号墓被雨水渗入和侵蚀，二是墓壁有大树的根须穿过，破坏了墓壁。

3号墓的主墓室内还有一些木条和两三个白瓷碗的碎片。据林栋分析，当初主墓室内应摆有一张供桌，上面放有白瓷碗，后因墓内进水，时间一长，供桌木质腐烂，导致供桌解体倒塌、白瓷碗摔碎在地。

考古人员在墓道里还发现了一只铁熨斗。专家们分析，葬礼上应有一些祭祀活动，下葬过程大概也不是一天内完成，这只铁熨斗大概是下葬仪式所用。

4号墓男主人尊贵，墓顶塌陷保住了文物，梅瓶为“海内孤品”

I区4号墓留有一个盗洞，且墓顶全部塌陷，这引起考古人员的担忧。经过论证后，考古人员决定采取大揭盖式发掘方式，想不到的是，墓顶塌陷反而保护了墓葬，盗墓者没能得逞，墓内文物没有丢失，文物组合基本完整。出土各类随葬品总计140余件，出土的陶瓷器数量和种类更加丰富、珍贵。

与3号墓出土瓷器基本为辽国所产不同，4号墓出土瓷器近40件，辽国产品占一半，北宋产品占一半，这是“澶渊之盟”后辽与北宋交好、双方贸易频繁、大量宋瓷涌入辽地的一个印证。

4号墓内男性用具较多，光饮酒用的白瓷执壶就有两个，还有一把长长的银鞘铁剑，展现男性的威武，另有打猎时胳膊上停放猎鹰海东青的玉臂鞲（gōu），经过考证，玉臂鞲的玉料来自西亚一带。

墓内的一套玛瑙璎珞配饰，由质料珍稀的玛瑙管、琥珀、宝石、金吊坠等宝物连接而成。难得的是，连缀这些宝物的金丝历经千年未断，出土时完好无损。

4号墓还出土了玻璃器。康平县辽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孙会久告诉记者，这种玻璃器的产地，在学界尚有争论，有说产于波斯的，也有说产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但属于域外产品是确定无疑的，它也是“草原丝路”的一个物证。据盖志庸考证，那个年代的玻璃器，目前全世界仅存200余件，珍稀程度可见一斑。

能体现4号墓主人尊贵身份的，还有其佩戴的金面具。盖志庸经仔细观察后，认为4号墓出土面具与内蒙古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面具材质相同，应为纯金制品。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契丹人在墓葬中一般戴银、鎏金或铜面具，以前在考古中仅发现两副纯金面具，均出自陈国公主墓中。陈国公主为辽国景宗皇帝耶律贤的孙女、耶律隆庆 亲王之女。林栋认为，4号墓主人的级别应该低于陈国公主，但他也使用了纯金面具，说明他确实很富有，但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目前还无法确定，肯定是属于大贵族阶层。

此次考古活动最重要的发现是两只梅瓶：一只为白釉黑彩，另一只为白釉褐彩。白釉褐彩梅瓶的图案为五朵牡丹花，白釉黑彩梅瓶的图案包括两只狗、一只羊、一只鹿、一只兔。这些动物体态健硕、姿态优美，头上和脚下均有草丛造型，且都处于奔跑状态。再细看则可发现，这些动物在朝着同一方向跑，一只狗在追羊，另外一只狗在逐鹿，图案饱满，造型传神，应当是贵族狩猎的情形。

“这两只梅瓶上的图案，从未在其他任何场合出现过。”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彭善国教授介绍说，这两只梅瓶现为“海内孤品”，全世界仅存这两件。然而，这两只梅瓶究竟是辽国所产，还是北宋输入，需要进行化学成分分析方能确定。同样需要鉴定的还有这两只梅瓶究竟是釉上彩还是釉下彩，这需要在高倍电子显微镜下检测。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最早的釉下彩出现在北宋末至金代，若这两只梅瓶被鉴定为釉下彩，则将使这项工艺的历史至少提前半个世纪，将会改写陶瓷史。

“这两只梅瓶能够完整无损，说起来还有点幸运成分。”林栋说，“这两只梅瓶与两只鸡腿坛、两只鸡冠壶相邻，都位于东耳室。大概是墓顶塌陷的原因，土层下落，砸倒了两只鸡腿坛，两只鸡腿坛又砸向了两只鸡冠壶，造成这4件文物中有3件损坏。幸亏这两只梅瓶与鸡腿坛、鸡冠壶有一定距离，又处于墙角，才避免了连环撞击，没被下落的土层砸到。”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连兴表示，梅瓶中的狗、羊和兔造型独特，使人爱不释手，有专家建议将这些造型用于狗年、羊年、兔年的生肖形象及漫画作品来推广，这能扩大考古成果影响，增加百姓的获得感。（辽宁日报  傅淞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