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名媛是如何养成的

源济

名媛是如何养成的 

原创 2018-03-19 李舒 山河小岁月

写穆旦的一个诗人的改造的时候，提到了穆旦的岳父周叔弢。于是顺藤摸瓜查下去，忽然发现，周叔弢的哥哥居然是周今觉，他们的爷爷是我很敬仰的晚清名臣周馥——李鸿章的幕僚兼好基友。

周馥最有名的事迹，大约是他陪伴李鸿章走完了生命最后一刻。1901年9月26日，尚在保定筹办迎接慈禧和光绪回銮的周馥忽然得到李鸿章的病危通知，他急着赶到北京，李鸿章已经“呼之犹应，不能语”。到了二天，李鸿章还是“瞠视不瞑”。周馥“抚之”，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这时，李鸿章忽然眼睛张开，泪流满面。周馥抹去老中堂的泪水，终于，李鸿章闭上了眼睛，“须臾气绝”。

这样的周馥，在民国文人们的眼中，却完全没有重臣之气。14岁的杨步伟在南京见到周馥时，周已是两江总督，出门却不过一辆马车，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前呼后拥。大半个世纪过去，杨步伟见到周家后代周珏良，仍然念念不忘。

周馥做两江总督时，曾经有事巡查，顺便到了南京水师学堂，见到两个学生。他和两个孩子聊了聊，得知他们因近视未能留洋，留在学堂里烦闷度日。周馥就说，要不要当官？学生答曰不想。又问，要不要学点别的什么？其中一个学生略思考了一下，答曰：“那么去学造房子也好。”第二年秋天，那名学生被通知获得批准，前往东京改学建筑。他此时才知道，那个衣冠朴素的“教书先生”原来是两江总督。

学生的名字叫周作人，直到晚年，他仍然认为周馥“可以说在五十年所见新旧官吏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他来的”。

▲  右为李鸿章，左为周馥

周馥的子孙后代，基本都各有所长。长子周学海是颇有声望的医学家，四子周学熙则是大名鼎鼎的北方民族工业奠基人。

在周学海的5个儿子中，长子周今觉是著名数学家和邮票大王；三子周叔弢乃著名实业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叔弢的子女情况我在穆旦的文章里有介绍，不再一一赘述。

今天想讲的故事，来自周今觉家族。

周今觉的孩子们，长子周震良是山东工学院电机系教授；次子周煦良是文学翻译家，曾担任上海华东师大外语系主任；三子周炜良则是海外有名的数学家。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周今觉的七女儿周稚芙。

周家八位小姐，最著名的是周叔苹，著名的“中西皇后”，上过《良友》的封面。

所谓中西，指的是中西女塾（后称“中西女中”）。当时能进入中西女塾读书的人，许多都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比如宋庆龄姐妹）。中西女中的校友于芷苹回忆，黄楚九的女儿、曹汝霖的儿媳、荣毅仁的姐姐、曾国藩的外曾孙女都出自该校。不过，学校的老师们基本都一视同仁，功课是她们上学时唯一的衡量标准（现在的民国电视剧真是piapia打脸啊！），于芷苹记得，一位美国教师曾经当堂指责某要人（国民政府的一个次长）的女儿说：“你这样糟的成绩，也不怕给你家人丢脸啊 ! ”

除了学业，学校规定，所有学生在校一律不能佩戴首饰珠宝；自己的床铺、起居用品必须收拾得一丝不苟；如果要在走廊上交谈，必须要站在一侧，不能妨碍他人行走。

▲  图片出自《上海滩名门闺秀》

中西女塾的女生们，并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浓妆艳抹，攀比成风。她们的服装和伙食都很普通，鞋子以皮鞋为主，不可以光脚穿鞋，但并不提倡穿高跟鞋；头发是编小辫子或烫短头发，学校也不允许梳长过肩的发型。1932年，中西女塾的女学生们拿到了统一的校服，豆绿色，质地是棉绸。发的是衣服料子，各人拿回家去，做成罩衣，套在袍子外面穿，学生们自嘲，说自己是“一群熏青豆”。由此可见，在圣玛利亚读书的张爱玲因为穿旧衣服而自卑，完全是个人心理作祟。

中西女塾的伙食八人一桌，饭菜不太好，常吃咸鱼。女学生们就人人从家里带点菜，也不过是八宝辣酱一类。

周家的姊妹都出自中西女塾，所以，她们的回忆里，都有一位圆圆脸高度近视的训导主任——女孩子们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猫头鹰”。“猫头鹰”平时管理非常严格，女孩子们都很怕她，周家的七女儿周稚芙非常顽皮，偶尔闯点小祸，“猫头鹰”就吓唬她，说要是再这样，就不准她回家——那时候，中西女塾的校规很严，两周才允许回家一次。每周有两个下午，可以允许亲人探视，但限于女性。男性除父兄外，只有未婚夫和家长指定的监护人才能来。 

周叔苹从来没有被“猫头鹰”处罚过，她品学兼优，一口英文尤其出色。我曾经买过她一本翻译的《拿破仑和黛丝丽》，非常流畅，颇见功力，做序的是国民党要人蒋彦士。

陈定山在其笔记《春申旧闻》中特别写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名媛谱系继承：

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陆小曼、唐瑛始；继之者为周叔苹、陈皓明。周（叔苹）是邮票大王周今觉的女公子，陈（皓明）则为（中华民国）驻德大使陈蔗青的爱女。其门阀高华，风度端凝，盖尤胜于唐（瑛）、陆（小曼）。自是厥后，乃有殷明珠、傅文豪，而交际花声价渐与明星同流。

陈老说得明明白白，如果说唐瑛和陆小曼是上海滩第一代名媛，那么继任者便是周叔苹和陈皓明（两人是中西女塾同班同学）。唐鲁孙曾经写过一则逸事。某晚，在亚尔培路的法国餐厅“红房子”，老唐正吃着饭，忽然获赠一份“红酒原盅炆子鸡”。一问之下才知道，这是陈皓明和周叔苹当晚在跑马厅打赌，输的那位，送全场吃晚饭的女士每人一份红酒原盅炆子鸡。陈皓明豪气地“愿赌服输”，唐鲁孙后来回忆说，“雅人雅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美人之贻，其味醰醰了。”（可是，不是送女士吗？难道老唐你为了口吃的还冒充女士？）

有意思的是，周叔苹的丈夫是李祖侃，唐瑛的第一任丈夫是李祖法，另一位我很喜欢的名媛严仁美的第二任丈夫是李祖敏，这三位公子都出自赫赫有名的上海李家。李祖敏有个弟弟叫李祖莱，还有一个妹妹叫李秋君，是张大千的红颜知己（我在《民国太太的厨房》里讲过李秋君的故事）。

我从自己收藏的《良友》杂志上找到了周叔苹和李祖侃的结婚照，他们于1929年结婚。

周家姊妹的性格都颇活泼，周稚芙排行老七，是父亲最爱的孩子，据说，她每周都可以陪着父亲去游艇上玩（家里孩子多，其他孩子都是轮流去）。

周今觉对这位七小姐的宠爱，简直呼之欲出，据说，周稚芙睡相不好，夜里总蹬被子，周今觉就常常在夜里去女儿房间，专门为她盖被子。一直到上中学，周稚芙每天都有父亲的轿车接送，可是她却觉得，去坐电车，多少有意思啊！“我们就盼望下大雨，因为下大雨马路上会积水，家里来接我们的小轿车就不能开，我们就可以乘电车回家了。那时觉得乘电车很开心，那么多人乘一辆车，很热闹。觉得过点苦日子反而很新鲜。”那时候的她，大概没想到，半个世纪之后，她将每天坐着电车来往。

▲  童年时的周稚芙，图片出自《上海滩名门闺秀》

1933年，周稚芙从中西女塾毕业，一开始她想做个独立女性，于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当速记员。不过，仅仅过了一年，她便结婚了，丈夫是唐明善，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的侄子。

婚房在忆定村，买的是一栋三层楼。宋路霞老师访问周稚芙时获知，楼下是客厅和餐厅，三楼前间住着婆婆，小两口住在二楼，一间卧室，一间书房。“结婚的家具是在时代家具公司定做的柚木家具，共两套，一 套在卧室，价值1200银元；一套在客厅，800银元。”（我查了一下，当年的上海，1块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

▲  忆丁村

时代家具的师傅是从当时非常著名的美艺木器装饰有限公司跳槽出来的，美艺开设于1905年，由英国商人海克斯创立，专门聘请英国设计师，生产西式古典家具。而时代家具的价格比美艺略便宜一些。家里的五斗橱和梳妆台，一直跟着周稚芙，大半辈子过去，都没有换过。

后来，周稚芙嫌忆定村住的人多，于是又买下台拉斯脱路（现太原路）一栋三层小楼。比原来的住房宽敞，有热水汀和打蜡地板，家里雇了五个佣人，一个孩子用三个保姆（一个管吃，一个管玩，一个打杂）。

买下太原路房子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让自己离娘家近一点。尽管家里有那么多佣人，周稚芙夫妇还是每晚和丈夫儿子一起去父母家吃饭。在周今觉夫妇的眼里，周稚芙和她的名字一样，永远都是稚嫩的小女孩。宋路霞老师采访周稚芙时，她曾经回忆，“由于她好上火，母亲就天天叫佣人中午给她送西洋参汤和海带淡菜汤，用盖碗热腾腾地端来，而且关照佣人‘一定要亲眼看见七小姐喝下去才能回来。’”

妈妈知道她的脾气，怕她不愿意喝，一转身倒了。

施蛰存先生曾经跟着周今觉的二儿子周煦良教授去过周今觉家里，印象最深刻的是每间房子里都有雪白的人体雕塑，后来人们请教周稚芙，才知道那是周今觉请人在意大利买好运来上海的。

周今觉喜欢吃西餐，常在国际饭店14楼请客，几乎每天都去那里吃下午茶。国际饭店14楼西餐厅的陈鹤年师傅回忆，周今觉只喝锡兰红茶，点心也只吃总汇三明治……在周今觉的影响下，周稚芙全家也都喜欢国际饭店，她的儿子唐无忌至今还能背出国际饭店14楼的菜单。 

▲  曾经在旧书摊上见过唐无忌先生的藏书印，上面的地址正是太原路188弄。

她的生活，似乎永远如此明媚。

1949年，周家的兄弟姐妹们四散各方。

周炜良在美国做研究。

周叔苹夫妇去了香港，再也没有回来。

周稚芙留了下来，她像一个孩子一样真诚地拥抱新社会，希望让自己变成一个新人。街道开公私合营动员大会，刚听完报告，她就走上台去签字，把父亲留给她的许多房产全部捐献了（南阳公寓及南阳路的两栋楼、新乐路的四栋楼等）。

她想参加工作，在房管所上了半年班，最终还是辞职了。因为在别人的眼里，她永远都是“资产阶级娇小姐”。

辞职就辞职吧，凭着定息，也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结果“文革”一来，周稚芙夫妇的生活翻天覆地。

她早在红卫兵的名单里，一运动，立即上门，抄了四天四夜，钻戒金条，貂皮古董，统统抄走。全家五口人被赶出太原路的房子，搬到了襄阳南路两间朝北的房间里，每个月的生活费是28元。

丈夫唐明善没有工作，愁眉不展。每天听到的，都是亲友间谁跳楼，谁被批斗，谁又被抄家。日子要怎么过呢？怎样才能活下去？好几次，自杀的念头都一闪而过。

可是周稚芙对他说：

“要相信困难总是暂时的。”

她在家里找“劫余物资”，翻到一点什么，就去淮海中路陕西路口的旧货寄卖商店卖，结果到那里一看，许多大家族的后人都去那里，“原来大家的境遇都是一样的”。

她回来就跟丈夫说，没事的，过几年就好了，这种局面一定不会长久的。

她路过一个大饼摊，看上豆沙大饼，一看价格，要五分钱。摸摸口袋，只有四分，于是退而求其次，买了三分钱一个的咸大饼三分钱，回家和丈夫一人一半，吃得津津有味。

很多年之后，有记者采访她，她一生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她歪着头说：“带葱花的咸大饼。”那神情，像个少女。

吃完大饼，她看着丈夫的愁眉苦脸，忽然想要开一个玩笑——她从口袋里摸出仅剩下的一分钱，对丈夫说：“算了，这一分钱也不要了吧，让我们当个彻底的穷光蛋吧！”说罢哈哈大笑。

（不过一分钱最终还是没有扔）

后来，大家问她，在那样的岁月里，要如何坚强，才能扛过？她说，自己不懂理财，父亲曾经颇为担心，关照她说：“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要搞多样化，买一点外股，买一点华股，买一点房产，留一点现金，藏一点首饰，一旦哪一样行情坏了，你还有另外几样。”

说完这些，父亲停顿了片刻，继续说：

但是，这些都是身外之物，要紧的是一生要乐观。

最要紧的是做人一生要乐观，这条家训，周家姊妹们都做到了。

在香港，年过八旬的周叔苹只要出门，一定穿艳丽的流行时装，一丝不苟地描眉涂口红，当地居民和商店售货员给她起了一个外号“老美女”；树棻老师的母亲是周叔苹的闺蜜，1983年，她们在香港重逢：“母亲带我去拜访她时，要我唤她李auntie，并告诉我，她是一位作家。当时我只是感到这位auntie的穿着打扮和她的年龄不甚相称……”可是，树棻老师，您自己还不是到了七十岁还要骑机车去饭店吃饭吗？

而周稚芙则和儿子唐无忌一起生活，其乐融融。她喜欢和老朋友们聚会，打打小麻将。年过九旬，依旧眼不花，耳不聋，记忆清晰，嗓音清亮。大家问她的长寿秘诀，她乐呵呵地反问：

“天天过这么开心的日子，为什么不健康长寿呢？”

▲ 照片来自童国忠老师的博客，由童国忠老师拍摄，摄于周稚芙95岁。

2012年，周稚芙去世，享年100岁。

参考文献：

宋路霞，2009年，《上海滩名门闺秀》，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孙树棻，2005年，《最后的玛祖卡：上海往事》，上海文艺出版社

于芷苹，《上海中西女塾杂忆》，《民国春秋》1997年（1）

饶海蒂（Heidi Ross），《好成才的摇篮——中西女塾（1892—1937）》

《良友》

《北洋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