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中二”病都是佛教造成的

源济

日本人的“中二”病都是佛教造成的 

原创 2018-04-18 卢冶 大家

说日本人不信教？大约是的。

李长声先生列举过日本式的“人生三段论”：出生，归神道教管；结婚，爱跑西式教堂；临到了儿呢，却请和尚来念经，花钱起个“XX院”“XX居士”“XX大姊”的戒名，挂靠到代代相属的“檀那”寺院，找地藏菩萨立碑归位——如此热热闹闹，兼容并包，都信，就约等于都不信。

但你一定会承认：很少能有现代国家会像日本一样，把宗教活活“活”成一种文化，一种体感温度和下意识的情绪表达。从散发着古早气的洗手钵、优雅的青苔洒水、动辄在巷弄里出现的净土宗善道流的“二河白道”、朱红的鸟居，到几乎成了街区指路牌的地藏菩萨像，从饭前的祈祷到家家供奉的小佛龛，乃至于刑侦日剧里，警察验尸前的那一合掌……“霓虹”居民的日用起居中，飘荡着太多若有似无的超验感。

即使对神道教、基督教和二战后三教九流的新兴宗教皆能“来者不拒”，佛教，仍然是日本人历史血脉和大众文化的深处，最特别也是烙印最深的那一个。你所知道的那些日本符号，没有哪一项逃出过“如来的掌心”：茶道花道香道剑道武士道等等日本“八道”，浮世绘、大和绘、现代漫画，日本料理中的天妇罗、汤豆腐、纳豆、萝卜…….随拈一法，都能不出意外地浮出一段“佛史前缘”。

当然，日本佛教，亦如炸鸡块“唐揚げ”一样，其主要部分，仍是来自“东土大唐”的外贸货。对那富丽辉煌的中华帝国时代的迷弟式憧憬，导致了日本人对中国佛教的全盘搬运。自公元六世纪圣德太子倾力推举佛教护国，到八世纪圣武天皇时代，政教合一便初具规模，“大乘诸宗”在日本成长得端严毕备，如孔雀开屏般，结结实实地霸占着王公贵族的思想训练场。

翻开“王朝美学”的精神象征《源氏物语》《枕草子》，那满纸的华丽，实起于天台、华严、净土、密宗等“一念心通十法界”的庄严富贵，而枯山水的抽象素朴、茶道“侘寂”简素的“一期一会”，则来自于正合了武士当家的时代要求，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中国南宗禅。中国传统诗论中最著名的“神游物外”“形与象”“心与境”，本是印度佛学与本土儒道“一气化三清”的结果，可这所有的一切，你都能在从古至今的日本，在它那些林林总总的“道”中觅到端倪。

讲述空海和尚入唐传奇的陈凯歌电影《妖猫传》，实非陈导的脑洞，而是忠实反映了原著者梦枕貘的日式盛唐想象

尽管神道教才算是原汁原味的日本宗教，可若要判断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宗教性格”，还真不能净以“血统论”为准绳。小乘佛法的母国印度早已圣迹萧瑟，而大乘佛教虽然几乎可称为“中国制造”，却仍然只有“儒家中国”，才符合我们公论的传统“人设”。而日本呢，自飞鸟、奈良、平安、镰仓、室町乃至于江户时代，无论是整体的历史气氛，还是掰开揉碎一一说项，都不能不承认，还真是那远来的和尚，搭配着日本列岛的八百万神，才坚固地形成了日本历史和文化的主体部分。

按照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宗教、国家和文明，就像是一体三面的棱镜，“四大文明古国”对世界的分区辐射，其实也是按宗教体系分的班儿。不同的时代，国家内部的宗教也变换着组合，就像主人格与副人格，在历史机缘中轮替。而只有那些曾长期与政治制度相媾和、又培育了大众文化常识的宗教，才真正能跟“国家的文明”挂上钩。

就拿传统中国来说，每当儒家所依附的政治大结构陷入危机，释与道就顶上去补充。晚清时代，当儒家的文化和政治自信一同跌入谷底，儒家知识分子几乎全体走向“佛教救国”的道路，从章太炎到蔡元培到周氏兄弟，就没有哪个“民国名人”未曾热衷过佛经——当然，像以往一样只是浮云：中国佛教，始终是历史长板凳上的“替补”，是儒借佛相，而非相反。而日本人的儒教虽然一度也被封国教，其实际地位却是反过来的：它是中国僧人越洋带过来的佛学“替补”。

可以说，佛教在中日两国，从开始到现在，存活的方式都大不相同。虽说过去也有过“一片树叶忽倏落，惊醒两个苏杭僧”的辉煌时代，今天，中国的佛教基本上只是信徒自己的事情，普通人并不关心寺院高墙内依依呀呀唱的是什么（大概只有三种宗派因为其文化符号太明显，才会在今日中国大众的生活中被明显察觉，那就是禅宗、密宗和净土宗。）

而日本佛教，却成为日本人“鱼不知水，人不知风”的“文化潜意识”。

——他们把中元节，即佛教的重要节日盂兰盆节，过成了年中的法定假日。“盂兰盆放假总得回家吧”，是老家父母跟城里儿女煲电话粥时的日常唠叨。

——就连不信佛的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的后头，也总是插满了法相宗“大圆镜智”的牌子。

——新井一二三谈过，如今全面肉食化的日本人仍不敢吃整鸡全羊，是因为潜意识里还藏着过去佛教禁肉时代的羞愧心理。而中国人大概很难想象到，只有两位皇帝不信佛的唐朝，一年曾有三个月时间全国推行“八关斋戒”的吧？

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的墓地。牌位上的“大圆镜智”，为法相唯识学的“转八识成四智”的四智之首，亦是五台山中四台的含义。

佛教在日本的深刻存在，并非出于国民的信仰心，而正是因为它曾经在历史上长期与政治媾和，从而根深蒂固地影响了经济和文化结构。到了江户时代，“檀那”菩提寺的功能几乎相当于管户籍的派出所，人说现代日本的寺庙多达七万六千座，比便利店都多。为了让舶来的佛教能够顺利扎根，日本皇族将大乘佛法中“本地垂迹”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啥叫本地垂迹呢？大白话就是：大家伙儿熟悉的天照大神及其眷属，本来就是东土的佛菩萨从“本”垂“迹”，变化来渡我们的嘛。

儒也好佛也好，归根结底，都是看待自我和世界的方式。比之儒+中国，佛+日本有哪些“三观”的不同特征？

（1）生死观

东京已经在日本科幻电影中被毁灭过太多次，我们却很难想像国产片会反反复复地轰炸北京。这就是好谈死的“佛国日本”，与喜论生的“儒家中国”鲜明的性格反差。在日本著名综艺节目《超级全能住宅改造王》视频里，常能看到中国人的“囧弹幕”：啥？？“霓虹”的佛龛居然是供死人的，还放餐桌边上？！尽管认为祖先与亲人的亡灵可以保佑生者的观念，在儒家文化中也保留着，不过在老爸遗照慈祥目光的注视下幸福快乐地吃饭，这和谐的大团圆场面，在现代都市里的中国人看来，仍嫌太惊悚了些。

不讳言死，是典型的佛家思维。自古以来，佛教兴盛的契机都是战乱。小乘佛教“苦、空、无常、无我”在中国的初兴，正是一代枭雄吟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时代。而对“是非成败转头空”的“三国”有着“迷之热爱”的日本人，更是不遗余力地把“物哀”“浮世观”塑造成了“中世文学”、“五山文学”和“江户文学”的核心精神。岛国频仍的自然灾难，早已促发了大和民族的“浮生若梦”之感，加上皇室倾轧，战事纷起，让所有古典“物语”和“草子”里，都回荡着“三界火宅，生本不乐”的悲悯之音。周作人用精美的感伤主义口吻所翻译的“日本《三国》”《平家物语》，一上来就把战国日本咏叹成释迦佛涅槃的双树园：那是无常的声响，盛衰的道理，春夜的梦和风前的尘土。

“意识形态”，可都是从娃娃抓起的。你能想象吗：当我们的古人小朋友天真可爱、摇头晃脑地背诵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同时，他们的日本同龄人却在苦大仇深地吟诵着那位《妖猫传》里的空海大师化用《涅槃经·无常偈》的含义写出的童蒙谣曲“伊吕波歌”：（中文大意）花虽芬芳终需落，人生无常岂奈何，俗世凡尘今朝脱，不恋醉梦免蹉跎……（注：《无常偈》原句为“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如此不同的“画风”，怪不得影响一代80后“童年回忆”的动画片《圣斗士星矢》里，处女座的圣斗士沙加，说起“佛系用语”时是那么流畅感人。

沙加

顺带说一句，这部少年热血的战斗动画，虽然是希腊北欧埃及神话和佛教什么的大杂烩，却歪打正着地精准使用了“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唐玄奘辛苦弘扬却仍然后世凋零、晚清中国学者为了对抗西方哲学而奉为至宝的——大乘佛教中最繁琐的“法相唯识学”的道理，去讲“活着到地狱升级打怪”的“中二”故事！要知道，那位大作家三岛由纪夫可是花了好几年的生啃硬背，才用它写出了“用轮回观颠覆现代历史”的巨著《丰饶之海》四部曲啊。

高大上的东方哲学遗产，改头换面漂流进日本二次元，居然还保留了一线精神“奥义”，这样的案例在日本大众文化中极为常见，不过如果你要问《圣》原作者车田正美是否信佛，他恐怕会一头雾水的。

（2）“即使……也”的文化构词法

苦情的佛教，形成了日本人一种特别的心理句式，可以概括为“即使……也”。

比如江户时代的俳人小林一茶悼念夭折女儿时的情感逻辑：

“露水之世，虽然是露水之世，虽然是如此。”

作为世界上最短的诗歌形式之一，父亲的深情已经在俳句中表达尽了：即使知道人必有死，但是我的心啊，仍然放不下这滚滚红尘的缘。

这就是日本人“浮世观”的构词法。从NHK的72小时纪录片对街边小吃摊和夜半咖啡馆出租司机的追踪，到浮世绘“肉笔”春画旁的题诗，你总能在和制的热闹里，读出他们刻意放大的悲凉。就连“二次元”动漫歌曲也一样：

“虽然明白，世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转动仍想静静地溶化黑暗，试着走下去”（圣斗士op《地球仪》）

“所谓的爱，只是各人自己的淡淡幻想；即使如此，我也想与某个人一同看清现实”（《名侦探柯南》ed《以你为名的光》）；

“等到双唇相交的一刻才发觉，原来相逢只是为了知晓寂寞；可现在与你相遇的我，仍然禁不住欣喜颤抖（《loveless》OP《旅途》）……

我知爱情本为幻，只是心中仍挂牵？中国人可不绕这个弯儿。“爱”“友情”“世界”，这些原质性的概念，很少受到我们的质疑。除了受日本影响太深的“湾湾”，和在“借来的时空”夹缝里难免“倾城之恋”的香港人，会写写“仍愿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的浮世之音，主流华语情歌基本上是另一种画风：我俩爱过，但现在你咋背叛了我？

一个先否定，再肯定，一个先肯定，再否定。如果说儒家思想是建构的，充满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能量，佛学就是一种解构性的元素，破坏一切你认为坚固不容置疑的常识。

这就是为什么，《妖猫传》小说作者让佛家的空海大师扮演侦探角色，他的儒者同伴橘逸势却只能当“助手”一样：儒家认同现实，依常理待人接物，而佛家解构现实，自然会嗅到怪异的味道、找到谜团的通道。殷切生活的中国人，喜欢在童话故事里正经八百地教育儿童，日本人却喜欢在教育这件事里植入漫画感。难怪亚洲的表情包文化，是从日本发源，经过港台的无厘头渲染，才传到中国内陆的。

日本人的佛教思维，也包括了对佛教自身的玩笑。比如佛家的“般若”，本意为究竟智慧，日本人却把情执最重的女性厉鬼称为“般若”，把醉人的酒称为“般若汤”。这种思想本身，与禅宗的“见佛杀佛”似有同工之妙呢。

解构就是虚无主义吗？NO.严格地说，佛教思想，是一种“非断非常”的“中道”。绝对与相对，如同海生水泡：生灭变幻的，是轮回中无数肉身和思想的“水泡”，但佛性本身，却是永远不生不灭的大海。常中有断，断中有常。

太玄奥了？

那么请看一下日本神道教的重要标志：三重县的伊势神宫。有关该建筑最著名的噱头，就是那每二十年一次的“式年迁宫”了：神殿全部推倒，重建起一模一样的，让古老的象征“薪火相传”。

撇开保存上的经济原因，迁宫，有着与“天皇的万世一系”同样的“精神依据”：“形”是成住坏空，无常生灭，背后的“象”却永恒不变。

都说西方文化是石，中国文化是木，而日本人思想的材质，却是木系中更为轻薄的纸。日本人的时空感与叠千纸鹤的原理相同，他们的房屋改造灵活，如平面的纸，能无穷地变化形状。

这种奇特的东方造形思想，在日本人为伊势神宫申请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让脑筋像石头一样具体坚固的欧洲评审们伤透了脑筋：在他们眼里，伊势神宫是地道的当代建筑，没资格“申遗”，而日本人却坚持辩称，它还是祖先建造的那唯一的一座。

（3）“扮演”梗

日本人对佛教“非断非常”思想的认同，还有另外一种更常见的显影形式。戴面具的能乐，涂白粉的歌舞伎，操弄人偶的傀儡戏“文乐净琉璃”……如果用一个词来为日本“国宝文化”贴标签，那一定会是：“扮演”。

作为“人设”思想的发源地，没有比日本文化更“中二”的了。体育动漫打个网球都要为每位选手设计一个能毁灭宇宙的华丽招式，改造房屋的建筑师们也务必以“光与风的设计师”“诊疗房屋病痛的红胡子医生”等“封号”堂皇出场。日本俳优和声优们夸张的表达方式和日式搞笑的顿点节奏更是举世闻名，曾让法国哲学家罗兰·巴尔特和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着迷不已。

日本人对“演”的迷恋，以及“设定”思想异乎寻常的发达状态，同样显示了一种不无佛教味道的集体意识：“假作真时真亦假”。

幽玄古老的能乐表演，每每让看台上的中日观众皆昏昏欲睡不知所云，其实不过走的是《红楼梦》套路。

面具或人偶提醒观众：人生如戏如梦？不，佛教世界观，乃人生“是”戏“是”梦。佛的含义是“觉悟者”而非“创世者”，所谓“成佛”，就是从轮回的“梦”中醒来而已。《红楼梦》的真幻辩证，从未真正在我国的主流文化中控过场，却无意间在日本的文化舞台大放异彩。这就是为什么，2010年好莱坞“大片”《盗梦空间》原来是借鉴日本已故动画电影天才今敏的《盗梦侦探》的江湖谣传是如此盛行：美国导演诺兰借用了东方玄学去讲的“楚门秀”，而对技术与想象皆出神入化的日本人今敏来说，却是亚洲思想的就地取材：庄生晓梦迷蝴蝶。

诺兰对《盗梦侦探》的模仿

如今，日本学者们还在争论“艺能”与“能乐”之“能”的含义。其实，只要想想能乐自古本来就是皇家佛教祭祀一部分，答案就昭然若揭：能，就是“能扮演”的意思。

从功能、形式到题材，能乐的主体都是佛教。能乐师在上台前要向面具祈祷：我要演你了，就像饭前对食物说，“我要吃你了”。唯心主义的佛家，不喜欢像西方人那样说“主体和客体”，而搞出这玄乎其玄的“能”与“所”。

“三界之中，能演者谁？”这是参禅的经典话头。从“所”返“能”，是从外境回到内心，这是佛教修行的第一步。

是关注所吃的饭，还是能吃饭的人，其实是两种绝然不同的文化套路，大哲学家梁漱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学界那场著名的东西方文化大讨论中，说的正是这个。无论是抢别人饭碗的西方式强权论，还是努力耕耘、不劳者不得食的华人勤勇论，关注点其实都在“所吃的饭”上，而受到佛教影响的印度人和日本人的脑回路，却恰好回到了“能”：我为什么会饿呢？这个能饿的我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可以解决“能饿”这件事，有木有饭就没有关系了嘛~~

能乐对人生的解构，在理念和表演形式上，都达到了极致：能演者戴上面具之后，视野陡然缩窄，与外部世界相隔绝，只能寄身于面具-故事的幻觉世界；另一方面，观众会发现，与京剧不变的脸谱不同，随着演员身姿的变换与音乐、灯光的搭配，“能面”那单一的表情，竟不断地发生异变，任情地表现出欢乐、愤怒或哀伤。

被称为“女演员圣经”的著名长寿动画《玻璃假面》（又名《千面女郎》）里，话剧演员在上场前，内心出现重重无尽的角色假面的场景，正是向能乐的佛教精神致敬：即便摘下舞台上的面具，“我”也逃不出母亲，丈夫，演员，男人这些“身份”的面具。面具下面不是“我”，而是“空”。所谓能演者，就是“面具”本身！怪不得日本哲学家柄谷行人会把马克思和佛教联系在一起：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嘛。

般若鬼面

“扮演”，是与式年迁宫的思路相应的理念，与迷恋能乐的日本新古典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对日本古典情爱的解读，亦有惊人的一致性。他说，《源氏物语》这类文学经典里的女子，千人一面，没有个性，并非古人情商低下所致。对于日本人来说，正像月亮总是同一个月亮，女人也总是同一个女人：藏于阴暗房间的深处，身体隐于一层又一层的衣物之下，如同华丽的人偶。也可以说，从未有过一个完整的“女人”：在黑暗中的男女相悦，只有微息、衣香、鬓发和肌肤的触觉——一旦黎明来临，一切都无影无踪。

这么说来，老子的“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到了日本不但改头换面，成了“请看我多能演”的pose文化；从日版《西游》到《火影忍者》的影分身，二次元中滥大街的梗，背后竟藏着东密大乘佛教真如缘起的思想；“离所返能”、高深莫测的佛教心性论，让你一定会在日本的文化产品中找到这样一种鸡汤：“从此我再不会越过大洋去寻找。闪耀的所有都在心中。”（《千与千寻》）

不光是吉卜力风，日本漫画、怪谈和本格推理小说，常常号召“回归内心寻找真实吧！”无论是《妖猫传》《阴阳师》背后号称日本“魔幻文学第一人”梦枕貘，还是擅写妖怪推理小说的京极夏彦，华丽诡谲的故事背后，都是佛家的唯心论人设：“象”由“心”生，“怪”由“心”来。降妖除魔，并非把妖怪杀死，追踪怪案，也不一定是将犯人绳之以法。一切都是“心”在表演的面具，借用《怪化猫》里卖药郎的话说，破解那怪物的“形、真、理”，一切就回归正常。

（4）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治愈系”

与“扮演型人格”一脉相承的是，《虫师》《寄生兽》《怪化猫》《LEGALHIGH》……豆瓣评分最高的“日番”，都有一个高度一致的“佛教特征”，就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万物有灵”思想。

一般的环保主义，核心是“人”。保护哪些物种，消灭哪些物种，确定“害虫”或“益虫”，皆从人眼出发。儒家的“天地人”三才，因此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更为相似：人，才是万物之灵长。

而日本人却喜欢在俳句里歌咏苍蝇的搓手搓脚。这固然有岛国“小即美”的自恋式缩微，但亦是神道教与佛教“本觉”相混合的结果：苍蝇跟人一样怕死，乃佛家“心性大海”之平等，但其生命和思想，又与人绝然不同，这又是“因缘水泡”之差异。就像围棋的黑白子，每一枚都长的一样，不同的只是机缘。这种“所谓平等就是尊重差异”的理念，在日本的励志系文化光谱中，是一个非常卖座的思想。众生皆各有“我执”，因此己所不欲，无视于人；佛陀无“我”，因此能随众生需求之异，化身万物去救众生。化成《虫师》对异类“虫”的相处伦理，便是“非友非敌，但须共处”，变成《胜者即正义》里“无良律师”振振有辞的宣言：那就是：律师只为求胜，不为善恶，因为善恶本来就是随立场而改变的。

从宅男到牛郎，各行各业乃至无行无业，都有其道，所谓的日本“职人精神”，固然是早期阶级固化的社会遗产，不过这“平等和差异”的辩证法，或亦是成因之一。

此外，佛教式非人类中心的视野特征，也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美学的视觉结构。16世纪日本“狩野派”的梅树屏风画与大友克洋的动画电影中城市毁灭的动感，有着一脉相承的表达：强力的散点透视，平面上丰富的远近感，静止中滚动着激烈的、未完成的情绪。日本人习惯以移步换景、低视点和分镜头的方式，来表现自然和历史灾异，却一直缺乏可以向世界传达的说明基础，或许正因为这里头，藏着东方哲学最玄奥难解之处，让日本人自己也难溯其源吧。

狩野山雪《老梅图》

大友克洋《火要镇》剧照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佛教，还曾被日本用于不大光彩的其它意图。

亚洲的文明，以喜马拉雅山为分界，儒与佛曾各擅胜场。可当明治时代接引了西方活水、又向西人介绍了“东洋美术”的那位冈仓天心，讲完他的名句“亚洲是一体的”之后，紧接着就标榜，日本如何以其对佛教文化精髓的保留，跨越了喜马拉雅山，继承了亚洲伟大文明的衣钵。

看到这条名为日本-佛教-亚洲-世界的逻辑链了吗？当日本人说佛教，说亚洲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说自己。这个国家太小了，小到必须戴上“他者”的面具，才能言说自己。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缩微宇宙的佛理观念，跟岛国人意料中地合拍。而辉煌千年，宏伟惯了的我们呢？过去的中国人在说“中国”的时候，指的，或许就是“世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