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遥遥：警惕民粹主义本身，也要警惕对民粹概念的滥用

源济

戴遥遥：警惕民粹主义本身，也要警惕对民粹概念的滥用 

原创 2018-04-20 戴遥遥 大家

本文为“猫头鹰战队”作品，更多作品请看：猫头鹰战队

“你们，人民，是已经醒来的巨人。而我，是你脚下谦逊的战士，只服从你的命令。…不是你们选择查维斯，你们是在选择你们自己。人民会选择人民。我，查维斯不过是人民的工具。”

这是2006年，委内瑞拉总统的查维斯在选举前夜的演讲。十年后的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就职演说，如出一辙：

“今天，我们并不是将权力从一个行政部门转交给另一个行政部门，不是从一个政党转交给另一个政党。我们把权力从华盛顿特区还给了人民。”

尽管两位民选总统都宣称自己是人民真正的代表，却被主流视作是民粹而并非民主。回看历史，民粹主义政党执政后无一例外都破坏民主表达渠道加深社会分裂，但在现实中，民粹主义政党和政客在各国的支持率却在不断上升。

“民粹主义”在中国也广受关注和担忧。人民论坛在过去几年组织了多轮问卷调查，每年由一百多位专家学者深入研讨，评选出年度国内值得关注的社会思潮，2017年，“民粹主义”位列需要防范的思潮之首。

一方面，各国民粹政党和政客的崛起给国际政治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些政党和政客从未有过执政经验，欧洲的民粹主义更又多与民族主义融合，怀疑和排斥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在中国，仇富仇权的言论充斥着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在中国，民粹主义同样能与民族主义融合，用“爱国”道德化极端行为，盲目排外，抵制甚至打砸外国货品。不管是以人民的名义仇富仇权，还是以爱国的名义盲目排外，对于反对的声音，都可以轻易冠上“反人民”“卖国”的帽子。因为道德化自己的行动和利益诉求，也注定了其无法容忍任何反对的声音，结果就只能是加深而不是融解社会矛盾。

民粹主义这个名词本身具有的贬义，也使之成为一个被不断滥用的指控。而“民粹主义”本身的复杂性加上随意的使用，也使得这个概念更加令人迷惑。因此，除了警惕民粹主义本身，我们也需要警惕对民粹主义概念的滥用。

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并不仅仅是崇尚平民的价值观，也不等同于平民政治。“民粹主义”将社会分裂为两个内在同质而彼此相互对立的群体：人民和精英(人民的敌人)。人民被视作是政治权力和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政治必须是人民共同意志(general will)的体现。

与我们一般理解的精英和平民不同，在民粹政治里，“人民”与“精英”的区别和对立并非是经济或者阶级性的，而是道德性的。人民是纯粹和道德优越的，而精英是道德腐坏的。在民粹主义理解下，人民有着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因而，政治是找到这个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并代表这个共同意志，而不是在不同利益中取舍或协调。

民粹主义要代表的并非平民或者底层人民，而宣称代表人民这一全体。任何代表一部分人的社会组织都被民粹主义视作为代表特殊利益群体，并会危害人民的共同利益。因而民粹主义反对传统政党政治，认为政党代表的仅是少数人利益。民粹主义反对代议制民主呼吁直接民主，并将西方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视作为对共同意志和民主的偏离。

要理解民粹主义，就需要首先理解民粹主义里的人民与精英。

“民粹主义”里的人民与精英

我在前面提到，民粹主义里的精英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或政治精英，而是一个与人民相对立的概念。而人民本身也是一个建构的概念。正如拉克劳(Laclau)阐述，这一建构性给了民粹主义极大的灵活性，不同地区的民粹主义甚至同一个民粹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可以将不同的群体建构为人民或者人民的敌人。

民粹主义建构的人民可以是经济和政治上被剥削的农民和工人，与之相对立的精英则是一般认知中的经济和政治精英。最早的民粹主义运动，俄罗斯的Narodniki(“到人民中去”)和美国的人民党，都将农民和工人作为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国内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仇富和仇权同样地认为但凡是经济富足或者有一定权力地位的就必然腐败，对于整个群体欲杀之而后快。

民粹主义建构的人民也可以无关经济政治，而是多数族裔或者本土族裔，与人民相对立的精英往往被指控代表了移民或者少数族裔利益。新西兰民粹政党新西兰优先党(New Zealand First)和一国党(One Nation)建构的人民都是本土族裔。然而优先党所代表的本土族裔主要是本土毛利人，而一国党所代表的人民主要是澳洲白人移民后裔。

民粹主义建构的人民也可以是本国或者本土人。与人民相对立的精英虽也是本国人，但往往被指控代表外国或者国际组织的利益，并为了他国利益牺牲本国人民利益。欧洲的极右民粹政党，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党(National Front)，就不断抨击法国四大主流政党，为欧盟的利益，出卖法国和法国人民。国内的民粹主义同样也经常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融合，以模糊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幌子，抵制打砸外国货品，道德化所谓的爱国行为，逼迫公众人物表态站队，轻易给反对的声音扣上卖国的帽子加以打击。

国民阵线领袖玛丽娜·勒庞

正因为“民粹主义”里的人民与精英是相对的建构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政治精英也可以是人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代表人民。之前我提到的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到人民中去”（Narodniki），正是由一群经济和文化精英所发起；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更是横跨传媒、体育、商业的传媒大亨和超级富翁。

另一方面，为底层群体发声，也并不意味着民粹。代表了经济和政治上弱势的组织很容易被扣上民粹的帽子而被攻击。澳大利亚国家党(National Party of Australia)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党以为大城市以外的、处于弱势的公民群体发声为宗旨，代表农民和农场主利益。作为反对党时，虽然抨击执政党过度专注于城市发展而忽视乡村，但却并未将政策失误等同于道德腐坏。在为农民和乡村发声的同时，认可其他群体的利益，并未将居住在城市外的大多数建构为真正的澳大利亚人民。

需要注意的是，“民粹主义”并不完全是反执政精英或者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将“民粹主义”理解为反建制就否定了执政精英也可以“民粹”的可能性。正如我在前面所表述的，民粹主义定义里的精英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政治精英，而仅仅是一个与建构出的人民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当民粹党人为反对派时，我们多关注到的反执政精英的特点，因为执政精英是其政治对手。而拉丁美洲的民粹政党和领导人，在成为执政党之后，都保留了民粹主义的特点，并利用民粹主义将任何可能威胁其统治的团体和机构建构为人民的敌人加以铲除。

确切地说，民粹主义在本质上反对的是多元主义(pluralism)和精英主义。

民粹与民主

民粹主义者往往称自己是捍卫真正的民主，却常常被视作对民主的威胁。民粹与民主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从理论上或意识形态的角度说，民粹威胁的并不是民主，而是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

民粹与自由式民主都将人民视作是政治权力的唯一来源。单纯对人民的推崇并不代表一个政党或政客是民粹主义者。民粹与自由式民主的区别在于他们对人民的理解。在自由式民主中，人民是一个多元的概念，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这些群体不可避免会产生利益冲突。在自由式民主中，没有哪一个群体的利益高于其他群体。政治决策应该是群体间相互协商和妥协的结果。

与之相对，民粹主义中的人民是一个一元的概念。尽管人民可以有经济文化或者种族的区别，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有着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在民粹主义中政治不是不同利益的相互妥协，而是找到这个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现实中，民主主义政党并不仅试图找到这一共同意志，更是塑造和建构这一共同意志，同时将自己建构为这一共同意志的唯一代表。当社会中存在一个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时，任何只代表某个群体的组织都是对共同意志的背离和背叛。因而在本质上民粹主义与自由式民主彼此冲突。

理论中民粹与自由式民主有着本质的冲突，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民粹并非只带来冲突或民主的倒退。因为民粹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主流政党未能充分代表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利益。民粹主义者对于建制派的抨击并非全是谎言。当民粹主义政党是反对党时，通常能够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度，促进主流政党的改革。不幸的是，尽管民粹政党以“真正的民主”为承诺，成为执政党后，却都无一例外地破坏民主表达渠道，以民主的名义铲除异己。当查维斯等人将自己建构为人民共同意志的代表时，任何反对的声音的都必然会等同于威胁人民。

民粹主义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多集中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在中国，学者和媒体关注的则多是微观或者个人层面与民族主义融合的民粹主义。“不转不是中国人”，“是中国人的就XXXX”，和民族主义融合的民粹主义，道德化所谓的爱国行为，并强迫他人接受。因为将自己的观点或行为道德化，反对或者不支持的声音就是不道德，因而也不需要去听去对话。

与欧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不同的是，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中国社会并存甚至出现相伴的局面。和民粹主义相反，精英主义认为民众是危险的，是乌合之众，只有精英才具有美德。正如民粹主义往往妖魔和污名化精英，精英主义往往妖魔化民众。精英主义的论调同样充斥着中国的公共讨论。当民粹者认为精英道德腐坏时，精英主义者则从根本上认为普通民众不具备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精英主义者可以，很多时候也真心愿意为民众做事，但并不愿与民众共事。

北卡罗莱纳大学政治系教授陈曦在对中国劳工运动的研究中发现，在中国即使是劳工运动这样看似很草根的现象，都弥漫着严重的精英主义倾向。在90年代末的国企改制中，出现了一大批劳工抗议事件。在劳工抗议事件中的积极分子对普通员工持着不信任甚至污名化的态度，认为普通员工胆小顺从，缺乏团体意识，缺乏沟通能力，而认为自己作为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果断大胆，知法懂法，更相信自己比普通工人具有更高的道德准则。当精英主义影响下的“工人精英”不愿意与普通工人合作时，精英主义也影响了普通工人对自己的认知。普通工人不断被排斥在决策和沟通之外，信息匮乏，久而久之开始认为自己确实没有能力为自己抗争。

其实不管是精英主义，民粹主义，还是滥用民粹的概念给他人扣上民粹的帽子，都是一种将政治或公共行为道德化的表现。就算出发点是希望追求善和美德，政治或公共行为道德化却十分危险。社会利益总难免会出现分歧和矛盾，当社会只存在“我们”和“他们”，朋友和敌人，道德和不道德，公共讨论就难免成为话语权之争，而本身争议的问题却反而成为次要的。而当问题本身被忽视时，道德化的行为也难免走向极端，因为“我”是道德的，反对“我”的就一定不正义，那么对对方做出的任何行为都是正当而高尚的。

延伸阅读：

Chen, Xi. (2017). Elitism and Exclusion in Mass Protest:Privatization, Resistance, and State Domina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Studies, 

 

Huber, R. A., & Schimpf, C. H. (2016). “Friendor foe? Testing the influence of populism on democratic quality in LatinAmerica”. Political Studies, 64(4), 872-889.

 

Laclau, Ernesto. (2005). “On Populist Reason”.London: Verso.

 

Mudde, Cas. (2004). “The populist zeitgeist.”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4):542–563.

 

Mudde, C., & Kaltwasser, C. R. (Eds.).(2012).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Threat or corrective for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dde, Cas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2013).Populism.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ed. Lyman Tower SargentMichael Freeden and Marc Stea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93–512.

 

Müller, Jan-Werner. (2016). What is Populism?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Ryan, T. J. (2017). “No compromise: Politicalconsequences of moralized attitud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Science, 61(2), 409-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