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很难再用“逃离”来形容离开一线城市的选择，它是年轻人为寻找新的可能性而主动迈出的一步。 
上个月，《第一财经周刊》及新一线城市研究所联合新世相X研究所发布了一次征集，想和你们聊聊爱上这座城市的理由。
最后，我们收到了许许多多令人感动的留言。
接下来你将看到的就是基于那次征集诞生的文章。这篇文章中既包含一些人被某座城市吸引的故事，也包含了围绕“离开一线城市，年轻人的下一站在哪儿？”这个话题给出的指南。
飞机落地成都是周一。工作日的夜晚，杨夏走在成都的科华北路上，沿街的火锅店门口排着长队，属于这个城市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就在一个月之前，杨夏决定辞去北京的工作，迁到成都。
和杨夏一样选择离开一线城市的人越来越多——在今年春季，智联招聘发布的《2018年春季白领跳槽指数调研报告》显示，新一线城市首次超过一线城市，成为公司人跳槽的首选地。而在猎聘针对2016年第四季度到2018年第一季度的数据统计中，杭州、长沙、成都成为全国人才净流入率排名最高的城市。
在苏州从事猎头工作的CGL苏州分公司负责人许石峰也在近3年内越来越多地收到来自上海、北京的简历。“很多人选择去新一线城市，是基于这些城市目前的招商、产业园区都做得不错。”许石峰说。过去两三年里，新一线、二三线城市为民营企业提供了较好的发展土壤——武汉成了许多互联网公司的第二总部，成都成为技术创新公司的孵化地，而江苏的一些企业开始“出海”。
这些企业的发展使新一线城市的就业机会比过去更丰富。“这些公司特别需要一线城市相关领域的年轻骨干，同时地方政府的引才政策也在激励企业、吸引人才。”科锐国际副总裁曾诚说。不少非一线城市为了保持城市经济活力，连续出台人才政策、创业扶持政策，解决了个人生活要考虑的落户、租房或购房问题。对年轻人来说，作出离开一线的决定似乎不再那么难。
如今再用“逃离”来形容离开一线城市的选择似乎已不再准确，和一批年轻人聊了他们当初的想法和现在的生活，我们发现，很多离开，都是经过思考和权衡，为自己的事业或生活所作的一种主动选择。
 离开，这个决定不难
 黄文辉／29岁／元禾控股／2018年从北京到苏州
“为什么一定要去北京呢？如果你能在二线城市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那我觉得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太大。”
从东北财经大学毕业后，黄文辉抱着学习和开拓眼界的心态从大连到了北京，进入媒体行业，之后又转行到投行。工作第三年，他发现自己“前三年基本上是在为房东打工”——“第一是没挣到什么钱；第二是房价太高，算是看透了，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凭自己的工资在北京买房；还有就是空气污染，让我开始担心健康问题。”在北京的第三年，他在北京西三环住着一个月租金3800元的主卧隔断间。
很多来到一线城市的青年人都和黄文辉有着一样的起点与心态——希望在一线城市获得更高的职业起点，但却在面对落户难、房价高与污染等现实因素时，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也处于前所未有的竞争环境中。许石峰举了个例子，“比如黑石资本这样的美国一线品牌，以前如果你有一个不错的美国MBA学位就能加入，但现在，它的HR每天收到的来自哈佛、耶鲁的简历可能就有十份以上。好的企业本身也面临很多人才选择，求职门槛变高了。”在这一背景下，一些高学历人才开始流入新一线城市。
 李铭瑜／28岁／百词斩／2016年从北京到成都
“我现在是‘下一站’到成都了，而不是‘回’成都，我希望未来还是可以自由选择，而不是绑定在某个城市。”
“我一直没有觉得我属于这座城市。”李铭瑜在香港读完本科后，也追着工作机会到了北京，进入玛氏集团。尽管有着不错的薪水和发展前景，平日里看脱口秀、健身，每年旅游两趟，坐1.5小时的地铁横跨大半个城区见朋友，李铭瑜从未想过自己能在这个城市扎根立足。
离开是多重因素综合的结果，每个人的离开都有不同的理由，但也都有一个触发点。不少人是在重新思考自己职业道路的时候，萌生了去其他城市的想法。
在玛氏集团待满3年后，李铭瑜发现自己已经无法从同一份工作中获得更多新鲜感，她开始考虑离开传统快消公司，进入节奏更快的互联网行业。而在思考换工作的同时，经常健身的李铭瑜经历了一场严重过敏，又在当年体检时发现自己的某些指标偏高——这是长期在外饮食造成的，家人开始劝她“回成都”。
而最终支撑她换城市的，是新一线城市愈发多元的工作机会。过去那种城市之间的落差感缩小了——现在在新一线城市，你同样有机会寻求发展。“二线城市快速的经济发展，给了很多创新、创业公司新的机会，比如成都的天府软件园、杭州的未来科技城。”猎聘网品牌营销中心总经理把冉说。李铭瑜抱着“如果没合适的工作就不回去”的心态，拿到了Uber成都的offer。
 潘跃飞／32岁／锌财经／2016年从北京到杭州
“在杭州，人心没那么浮躁，跳槽率没那么高，大家会讲生活，更愿意平衡自己的状态，只是想要做点事而已，没有那么宏大。”
曾在北京从事媒体工作的潘跃飞，自2016年开始，感到身边的同行“消失了”。“原来大家觉得互联网圈、媒体圈，除了在北京没有其他可以发挥的地方。但是那一年，有人去往杭州、深圳、成都，发现去那些地方也可以。”潘跃飞说。恰好那年遇上严重雾霾，他咽喉炎发作，睡觉只能侧卧。一念之下，他决定迁回杭州，创业。
在传统认知中，离开一线城市，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但在今天，事实未必如此——你可以在杭州这样的城市轻松找到反例。曾在上海做游戏研发的王超，因猎头的一次推荐，跳槽到了网易游戏。为了这个更好的事业机会，他举家迁到杭州。
 王超／38岁／网易游戏／2014年从上海到杭州
“其实外部的氛围并没有太大区别，重要的是你内心是什么样子的。知足常乐，在哪都不会觉得有太大的落差。”
“以前在杭州读书，住的地方外面是一大片工地，一年时间，从荒地到大楼。我觉得一直以来，这个城市就是以这个速度在创造新的东西。”从北京迁回杭州创业的潘跃飞说，“我的公司在杭州未来科技城，去年来时路上没人，没有店铺，心里最担心的，是大家愿不愿意跑这么远上班。而现在什么都有了。这样的发展速度，让我觉得整个城市充满旺盛的生长力。”
近两年内，杭州的人才净流入率一直保持在全国第一。互联网巨头的存在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杭州早在过去10年里建立起了自己的人才结构，而且由于阿里巴巴对周边产业的带动，招聘需求量在过去5年里都非常大。”许石峰说。相较而言，去其他非一线城市，可能会被大多数人视为事业上“退一步”的选择。
的确，作为资深猎头顾问的许石峰最初接触这些计划离开一线城市的候选人时，总会听他们提起各式各样的担忧——担心商业氛围、创新氛围不足，职业选择减少，个人职业竞争力下降，“大家普遍担心自己会落后于同行里的优秀者。”
这也是很难改变的客观事实：非一线城市的工作机会增加了，但在现阶段，一线城市仍是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大部分人的确在城市迁移中有所牺牲，他们所面临的第一个现实就是降薪。
曾经在北京工作了4年、从百度到了创业公司的杨夏回成都后，薪水收入比原来降低了1／3。作为互联网产品经理，这次降薪多少也在他的预期之内。在猎聘网给出的流动薪资涨幅统计中，离开北上广深的公司人除了在杭州、南京能获得20%及以上的平均薪资涨幅，到成都、重庆、武汉、西安这些新一线城市，薪水涨幅都仅在10%左右，甚至呈现负增长。
“工作5至7年的，回归二三线，可能还会给到10％至15%的涨幅；如果是工作10年以上的非稀缺性人才，收入很可能持平或下降。不过大多数人愿意接受，因为生活成本也在降低。”许石峰说道。
对于这些职场上的天花板，几乎每个离开一线城市的人都有过心理预期。而是否离开，本质上是一个了解自己、选择人生的过程：留在资源集中的一线城市全力拼搏事业，还是到新一线城市获得生活与工作的平衡？毕竟在北上广深，大部分漂泊的外省人都像辛勤劳作的蜜蜂，把大部分时间献给了工作。而几首没有个人生活。有些人开始思考，自己未来憧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
在北京工作4年之后，杨夏开始意识到自己对所谓“成功”的欲望并不那么强烈。作为四川人的杨夏，曾在刚毕业时离开成都到北京，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做出非常成功的产品改变世界”。4年后，在思考换工作的某一天，他刷着朋友圈，看到成都朋友丰富的业余生活，相比之下，自己的工作生活显得单调无比。他开始意识到，那才是自己更喜欢的生活的样子。
“当时还想了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我要留在北京，房价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我的收入增长速度，大概算了一下，感觉留下来还是不容易；加上亲人、朋友都在四川，就想干脆换一个环境吧。”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杨夏决定离开。
你很难将这种选择，简单地定义为追求安逸——有些人因此获得了自己的另一些可能性，拓宽了职业道路，在新一线城市将自己的生活过成了另一番样子。
 杜璟杰／38岁／思爱普／2011年从上海到成都
“在一线城市你可能要去做一个赢家，但成都是一个进退自如的城市。到了一定阶段，你对生活的定义会更丰富，会发现除了工作上的打拼，你的人生还有很多面。”
杜璟杰在上海打拼8年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平稳期。在外人看来并不差的状态下，身为南京人的他选择离开上海去往成都。当时的他刚刚30岁，受到英国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组合式人生”理论的启发，“到了一定阶段，你对生活的定义会更丰富，会发现除了工作上的打拼，你的人生还有很多面。”
到成都之后，杜璟杰利用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逐步拓宽自己的职业范畴——IT背景出身的他对人文学科产生了兴趣，逐渐从一个身份单一的IT职员，转变为身兼IT咨询顾问、TEDx策展人、设计思维教练的“斜杠青年”。“单一工作无法满足人的所有需求，你得通过建立不同的工作组合来满足——这个组合里包括工资工作、志愿工作、学习工作和家庭工作。”他在成都找到了满足自己不同价值追求的“工作组合”，在工作上收获的成就与满足也远远高于过去。
所以现在，你已经无法用一两个简单的标签，来定义离开一线的年轻人。毕竟很多人在离开时，并未抱着“放弃事业”的想法——这取决于你怎么定义事业成功，是做到行业顶尖，挣大钱，还是实现自由组合式的工作？以及事业成功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你的生活带来幸福感？只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离开与否不过是个人选择。
留下，没有想象中轻松
“在一线城市你可能要去打拼、去做一个赢家，但成都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城市。”这是杜璟杰从上海到成都后，感受到的两座城市最大的不同。
到成都之后，杨夏与朋友相聚的时间增多了——即使在工作日中午，他也能轻松约到一帮朋友吃饭。以往在北京，由于城市大、每个人各自加班，无论是晚上还是周末，朋友都很难聚齐。“回到这个地方，和朋友相聚多了，有人关心你，大家互相帮助，你想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人响应，这是让我觉得最有归属感的时候；当你在生活方面有了更丰富的提升，有了与更多人的交流之后，你的焦虑感会大大降低。”杨夏说。他发现买房不再是遥遥无期的事，同时也感到自己从北京高压的竞争机制中解脱出来，开始有心思去发展自己的各类兴趣，不再“长期处于疲劳之中”。这一切让他感到自己的生活质量提升了。
 杨挺／31岁／媒体从业者／2014年从北京到哈尔滨
“当时我在北京，有自由；现在跟妻子一起，也自由，周末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挣的工资足够支撑家庭花销，也觉得挺幸福。”
的确，离开一线城市之后，家庭、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更容易实现。从北京回到黑龙江的杨挺，也从过去那种“两点一线、回家倒头就睡、朋友见不着、周六周日醒来依旧加班”的单一循环中脱离出来，“这种生活太空虚了，”杨挺说，“在北京有在北京的自由；回黑龙江后，父母在身边，挣的工资足够支撑自己的家庭，周末想去哪就去哪，我也觉得挺幸福。”
随之改变的还有职场环境。“在杭州，人心没那么浮躁，跳槽率没那么高，大家会讲生活。在北京，好像不是996就对不起这个时代。太多人要改变世界，满屋子都是烟味和荷尔蒙。”这是潘跃飞回到杭州后的感受，“在杭州，大家更愿意平衡一下自己的工作生活状态，只是想要做点事而已，没有那么宏大。”
但未必所有离开一线城市的人都能在一开始就全然适应这样的变化。新一线城市的工作氛围、公司管理模式与一线城市非常不同。
在成都投入新工作后，杨夏发现大部分同事都准点下班，很少有同事跟他聊公司的业务发展，或主动关心行业发展。有时，他还会碰到“不上心”的合作伙伴拖累团队，但他却无法改变对方对工作的散漫心态。“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会觉得很苦闷。然后你会发现，身边连一个能沟通和探讨行业话题、聊工作的人都不太好找。”杨夏说。入职一个月之后，因为这些新增的苦恼，杨夏到网上搜寻这一问题的答案，发现许多离开一线城市的人都有相同的感受。他自发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将从北上广深来到成都的人聚拢到一个群里，希望能与有相同背景的人探讨工作，保持在一线城市的思考和工作习惯。
在工作之外，不少离开一线城市的人，也面临着另一种孤独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黄文辉从北京到了苏州后，发现很难找到有共同语言的朋友——在小城市，本地社交圈相对固定，社交文化不如充斥着外来人口的北京开放。
“北京非常吸引我的是那个陌生人社会——可以比较方便地认识一些朋友，毕竟城市流动性很高，没有太多的本地人意识，大家比较愿意互相沟通，互相接受，也都需要朋友。在苏州或者更小的三线城市，每个人都有比较固定的生活圈子，想认识一个和自己相似的人挺费时费力的。”黄文辉说道。
即使是很多回到新一线城市、自觉获得了“幸福生活”的人，也经常在工作不顺利、想跳槽却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某一刻，产生过后悔的情绪。张恬静回到重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曾试图跳槽，这才发现重庆能给予她的职业选择其实很少，“那个时候是特别难受的，会很焦虑。”
面对这些问题，少数人选择重回一线城市，而大部分人开始调整心态，接受非一线城市在工作环境上切实存在的差距。
“你不能既拿着一线的发展前景，又享受着二线的低成本生活。”杨夏说。在工作中，他也作出了妥协，“以前在北京，每个人都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一起去推动项目；但在成都，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人，他们没有一线城市的工作背景，节奏没那么快、专业性没那么高，你要适当地配合他们的节奏。”
在这种自我调整、适当妥协中，有些人对职业成功的观点、定义也逐渐发生改变。李铭瑜从北京的玛氏集团离职后，到了成都的Uber，接着又跳槽到百词斩，每换一份职业，薪水就会下降一些，但她仍然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朋友开玩笑说我的职业路径是一路‘flop’（下滑）。”李铭瑜说，“原来我认为，职业成功就是在公司里做到比较高的位置，拿更高的薪水，所在的公司更有名气；现在我会更看重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成就感？它有没有意义？在这过程中能否学到新东西？这些要素让我在一份工作中感觉到安定，而不再是公司的光环和年薪。”
你很难说这是否是一个被动改变，但最终所有的改变，都是为了找到让自己最为幸福的状态。你也可以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即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来理解二三线城市对很多人的吸引力：这个城市带给他们安全感、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并为他们提供了满足自我实现需求的环境。
当杜璟杰站在TEDxChengdu首次年度大会的台上，与讲者、策展团队和社区伙伴欢呼庆祝的那一刻，他感到来到成都是一个再正确不过的决定。当他组织了设计思维的志愿者，联合成都高校和公益组织，教大学生和年轻人用设计思维来解决社会问题时，他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也能给成都带来一些影响。某种程度上，这个城市也让他感到自己不再渺小，归属感由此而来。
今天年轻人离开一线城市，固然有被动因素，但更多时候，离开是他们认识自己、思考理想生活之后所作出的选择。把冉看到，如今年轻人在城市选择上变得更主动和多元化。“90后正在逐步成为职场中的核心人群，这代人有着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能去判断工作和生活对于自己的意义。选择一个城市时，他们除了看到工作机会，也会在意整个城市能为他们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体验和工作氛围；选择公司时，他们也会去看这份工作如何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把冉认为这种趋势是正向且值得鼓励的，“他们在思考自己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会形成非常良性的人才流动。”
在回成都之前，李铭瑜就跟父母约定，这次回迁只是她人生的一站，“我不是‘回’成都，而是‘下一站’到成都了，我希望未来还是有选择的，而不是绑定在某个城市。”李铭瑜对城市迁移表现出的“不设限”的心态也代表了当下很多离开一线城市的年轻人的想法。“离开只是一个开始。”杜璟杰说，每个人想实现的生活各不相同，“之后的发展，都是事在人为。”
（实习记者焦永上对本文亦有贡献。）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8-5-1 07: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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