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哪有钱买房?肯定是等单位分啊!”家住广州的78岁陈老伯,回想起上世纪末分房的事情感慨万千。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单位兴建筒子楼解决职工住宿问题。这些楼参照了苏联的“赫鲁晓夫楼”,模样都是相似的,和大学宿舍无异——一条长长的、灯光昏暗的走廊,串起许多10平米左右的单间,每层楼有公共水房和厕所。因为走廊两端通风,像个大筒子,俗称“筒子楼”。
对于当时的年轻人,“买房”和“房贷”简直如同天方夜谭,住筒子楼才是一生中必须经历的阶段。
丨1995年,制衣公司为外来的打工妹安排了整洁的筒子楼宿舍,使她们“乐不思蜀”。王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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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时候,一人分到筒子楼,全家光荣。住惯了平房的大伙觉得楼房很是洋气:“好家伙,平房变成了楼房,谁不愿意?”
9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两个多平方米。相当于一家五口人只能挤在十多平米的空间。设计过筒子楼的老建筑师吴藻无奈道:“当时的居住水平仅仅解决的是‘有’‘无’住房的问题。”
70年代到80年代,单位盖筒子楼成风,几乎一模一样的楼房被批量上线,很快覆盖了全国城市。
1993年,上海楼房排成排,像是被“复制粘贴”而来。Stuart Franklin/摄
济南孙先生对《生活日报》讲的一则往事很能说明问题。他有一位长相比较“困难”的同学,个子矮,还斜眼。上学的时候大家都看不起人家。
可80年代初,这位同学“接家人的班”在铁路谋了差事,一上班就在天桥附近的筒子楼分了单人宿舍,没过两年,就把班花娶回了家。
70年代末,青岛宁化路79号“筒子楼”内,邻里相处和睦。王锡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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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以后,大批被下放到农村的教师返回学校,许多学生宿舍变成了家属楼。那时起高校变成了筒子楼的集中地,当年的青年教师几乎都在筒子楼留下过摸爬滚打的回忆。
单身职工往往两人分一间。如果两位同屋都在热恋,通常会商量出一个互惠互利的守则,每周有几小时把空间让给对方,容纳无处安放的荷尔蒙。
一间房里合住两个青年,显得十分杂乱。
吉林大学教授高文新回忆,他住的四层筒子楼在解放大路,每层64个房间,每个房间11平米,全楼挤进了200多户教职工。
“2米宽的走廊两侧摆满了各家的煤油炉和炊具,人们走过时要侧身,一不小心,沾得满身油污。200多台煤油炉一年四季的熏烤,墙上挂满了油灰网,空气中弥漫着煤油的气味。孩子送到幼儿园,老师一闻,就知道这是‘解放大路’的孩子。”
2002年,河南洛阳,筒子楼公用厨房里抱着孩子做饭的妇女。萧律/视觉中国
只有一个屋子,孩子不睡就沒法看书。拖家带口的“青教”只能嘴里嚼着饭,就提着包往阅览室和实验室跑。等孩子睡熟,再回来伏在小桌上备课。
所以人民大学教师李世银决定推迟了要孩子:“我的孩子没在这儿出生,是搬了家以后生的,因为当时我就感觉到这儿环境不太好,对孩子不利,所以就只好晚要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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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同一个单位的同事都到水房里面洗脸、洗衣服、洗菜,免不了开起“八卦茶话会”。
一位住户回忆自己的一次泄密经历:“我在水房时,一位单位职工的女家属问我,大哥,最近单位发奖金了吗?我想都没想就顺口回答:发了,大约多少钱云云。谁曾想,晚上那位女家属的男职工就找到了我,面露紧张的难色,小声说:大哥,您是不是告诉我老婆发奖金了。我说:对啊!他说:求您以后千万别告诉她,我这点私房钱,抽烟的钱被她搜走了,惨啊!我立即后悔万分,不经意的一句话让这位老弟没有了自主权。”
2015年9月17日,上海市杨浦区,近60年历史的老筒子楼里,一名赤膊上身的男子正摆弄洗衣机。任跃—/摄
这只是信息大会的冰山一隅,同一屋檐下,没有什么隐私是捂得住的。
在筒子楼住了18个年头的蔡先生对此感触颇深,“谁家来了什么客人,谁家新买的压力锅出了什么毛病;谁的夫妻常吵架,谁家男人怕老婆;谁家丈夫有外遇,谁家媳妇是二婚;谁家的哥哥是大沿帽(警察),谁家的弟弟是方向盘(汽车司机);谁家的儿子不是他妈亲生的,谁家来京户口靠的是走后门”,都成为“共享信息”的一环。
筒子楼里的水房都是公用的,大人们在洗衣服,小孩子则在一旁玩水。萧律/摄
虽然都裹着烟火气,但由于单位性质不同,筒子楼的氛围也有微妙的差别。学者扎堆的筒子楼凭借其“扫地僧”一样的气质,养活了今天市面上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
在孔庆东笔下,筒子楼在北大中文系教授生活中是个魔术背景:“温儒敏的煤气罐,钱理群的破铝锅,陈平原的跨栏背心,曹文轩的搪瓷饭盆,陈列在筒子楼的走廊里,那就是充满仙气的宝贝,倘若荟萃在公寓楼的阳台上,那就是一堆破烂儿。”
筒子楼一户家中看电视的小孩。萧律/视觉中国
而在哈尔滨松花江街,省文化局、省电影厂居住的职工家属楼算最文艺的场所。因为每天晚上都有演出。地下室俱乐部不大的舞台上有一个小圆鼓,居民上台演了一场场京韵大鼓、二人转、东北民歌。
而在走廊的尽头,电影厂的人会挂上银幕放电影。孩子们负责把门,外院的小孩儿想进来看,还需要付“门票”,往往是几颗花生,几颗糖,或者一个橘子,都是凭票证供应的珍贵礼物。
2002年,河南洛阳,筒子楼里居住的孩子们。萧律/视觉中国
借个葱姜蒜,帮忙照看个孩子都是经常的。每个孩子都吃过“百家饭”,每个孩子都担任过“送饭大使”。
有些楼里甚至发展出颇具人文关怀的“创意服务”。
比如赵女士记得,童年所住筒子楼尽头的房间住着两位老太太,是同楼某个职工的母亲和丈母娘。老太太爱抽烟,可女儿不给买,孩子们就到附近的火车站捡烟头,扒出烟丝给姥姥吸。
2014年4月10日,杭州,张阿姨在公共洗手池边洗菜,准备一家人的晚饭。ZJOL/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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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学琴过程中我做的让你觉得最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
“有一天早晨,你为了让我多练一分钟琴,把在筒子楼里的公共厕所门口,以节省我上厕所等待的时间。”
这是郎朗父子之间的一次问答。
除了在记忆中被不断美化的人情味儿,公共空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尴尬而具体的生活对每个住户都一视同仁。
郎朗在筒子楼里投入地练琴。韩晓刚/视觉中国
那时候,郎爸正带着郎朗租住在北京一处筒子楼,10平米左右的房间塞下钢琴就只剩下床,三家人共用一个卫生间。
有时夜里有老鼠,郎爸睡也睡不好,总担心老鼠啃坏儿子的手指和琴谱。隔音条件很差,郎朗每天凌晨5点开始练琴扰了民,于是有愤怒的邻居听见琴声往门板上砸了一玻璃瓶消毒水。
2006年8月3日,郑州,筒子楼的公共水房里,每家一个水龙头、一个水表。为防止别人盗用属于自家的自来水,一排自来水龙头都被上了锁。周一/视觉中国
此外,在公共卫生间洗澡被偷看,自家做饭妨碍别人点火,抢着排队上厕所,门口的杂物碍了事,一切都可能成为不满情绪的导火索。
赵先生是剑桥大学毕业生,已经当上省财政厅长,仍和妻子住在筒子楼,由于共用的烟道和邻居闹过几次不愉快。他只能常常无奈叮嘱保姆:“做完饭别忘了盖炉盖,省得人家做饭不好烧。”并把“盖炉盖”三个大字贴到炉子上方。
2003年,河南洛阳,一位住户走进下水道堵塞污水溢出的共用水房。萧律/视觉中国
2017年2月16日,五道口中国地质大学院内,筒子楼坏掉的女厕所。风蓝/摄
不过,除了种种鸡毛蒜皮的琐事,真正值得人们焦虑的还是排队分房的时机。如果在升迁角斗中胜出,或者拖着一家老小博得领导的同情,就可以赢得更大的住房指标。
但即使落败,人们相信也可以等那么一天,小李在筒子楼熬成了老李,然后顺理成章地凭借资历优势,在单位新房里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