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看我,瞪眼问:"你谁啊?"我叔伯哥都不认识我了,毕竟我走的时候才十五岁。
接上文:间谍小九(一) 间谍小九(二)
间谍小九(三)
十、一 监 我们北京市第一监狱是上面定的"模范监狱",在宣武区自新路21号。用我们监狱长的话说:"北京监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监狱。"那时候我们犯人全可以留头发。监狱里建了一条参观道,布置得可好了,外宾和各国大使馆的总来参观,早先像印度的总理尼赫鲁都来过。 尼赫鲁一要来,提前一个礼拜我们每天什么活都不干,赶紧到处擦,把哪儿都整得漂亮着哪。他来那天,我没看到,规定你在哪儿不能乱动。他到哪个位置,问到什么问题,你就得怎么回答,这些都事先交待好了。让每个人都注意点儿,一旦问到你,你就要怎么回答。谁不想立功啊,谁不说点儿好话,谁不说共产党好啊,对不对。 有一个时期把铁窗、铁门统统都拆了,猛一看和外面的国营单位没什么区别。有自由活动时间,什么活动都有。扑克、象棋、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晚上还可以到监狱的小公园里转转。就因为经常有外宾参观,全中国的一个形象啊,所以我们都沾这个光。 我们监狱里有塑料厂、制袜厂,袜子还出口。1958年咱们国家刚有尼龙袜,就是我们生产的,质量最高级的是"金双马",全出口;还有"红双马",供应国内的大商场。我们监狱最多的时候有五千多号人。监狱里有商店,犯人拿家里给的钱能换成"监狱券",在里面买东西。 我们都评积极分子,每个屋挂一小本子,记录你一天都做了什么好事,干了什么坏事。里面有个组织,叫"积极分子委员会",简称"积委会",全监四千多人里面选出来的。"积委会"有主任、副主任,下设生产委员、生活委员、文体委员,各种委员。各队也有"积委会",你有什么问题,想提个什么建议,对生活上有意见,对生产上有建议,都可以向他们反映。我在监狱里一直搞文艺,有一阵子我当文体委员。我说相声,自编自演,说的都是监狱里这些人的话题,很受大伙儿欢迎。但是我们在那里边演个节目,得审批,你准备说什么词儿得给人家看。每回节日我都要出个节目,在广场上演,整个监狱的人都是观众。 我写东西也是在那里练的,队长找我说,今儿个出个好人好事,你把他登个黑板报,那我就得去打听一下,要在外面这就叫采访了,我向他打听打听,你是怎么回事啊?很快我就能写一篇儿,出个黑板报。哪次组织活动、组织球赛,监狱长都说,叫钮益惠组织去。确实,那里面哪方面的高人都有,可我呢没文化,没专业。要文化,我才小学四年;要专业,我是"猴戴胡子——一出没有",没戏。但是我内心哪,还谁都不怵。我这么会管人,但是我很善良,不打人骂人。而再狠的犯人,谁要想收拾我,他也得掂量掂量后果,没人小看我。 我必须要跟你提的是,我们监狱有个剧团,你知道是什么水平吗?可以这么说,它相当于市里甲级剧团的水平。由犯人自己演老舍的话剧《茶馆》,演得好着哪。还演过《蔡文姬》,古装戏。演过《刘巧儿》,演刘巧儿的那女犯人,我们在车间碰到过,还说呢,这巧儿就这样呀,一下了夜班也是头昏眼花、无精打采的,不过没有一个不愿多看她两眼的。头天外面放电影《夺印》,第二天我们监狱的剧团就上演这出话剧了。我们那个女犯扮"烂菜花儿"的,本来也是唱戏的,她在台口上端着个瓷碗,就那么一声拉着腔的叫:"何支书,吃元宵——"嘿,台下的这些犯人全乐疯了,连那些管教干部也看得非常入迷。都爱看她端着这碗元宵,把我们乐得,巴掌都拍红了。管它演的是不是阶级斗争,反正我们看着可开心了。 王润身,你应该知道吧,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扮关敬陶关团长的,在电影里都抢了王心刚的戏。这个王润身也在我们监狱剧团,他不是政治犯,他是因为男女作风的事,说是跟一个首长的女儿发生关系,判刑关进来的,按现在说他只能算是婚外情。他没进来之前,我们就看过他演的电影。其实他在我们监狱剧团也不是最牛的,《千万不要忘记》,叫他扮演里面的一个角色,还不是主角。 真不是吹的,那出戏我们剧团比外面的电影演得还好看。这些人不单是演员,而且还是有名的演员呢。在车间给他们排的活就是轻活,一排戏不用干别的活了,又玩儿又乐,你说他们谁不愿意排戏。 作为文体委员,我还兼篮球裁判。我特喜欢打篮球,就是老戳手,一打就戳手,整天儿打,整天儿戳手。后来我就当裁判了,我们有一个老裁判,是国家级裁判,他愿意带我。他对我这文体委员挺尊重,称呼都用"您",他说:"您哪,您就管吹哨。"一场比赛俩裁判员,他让我就管吹哨。 我问:"怎么吹呢?"他说:"人多,一扎堆儿,您就吹哨。只要扎堆儿您就吹哨,看清没看清您都甭管。您不用出手势,到时候由我做手势,我来说他们几号犯的规,犯的什么规。"我说:"这就行了吗?"他说:"您敢不敢吹哨吧?"我说:"敢吹!"他说:"您只要敢吹哨,就能当这个裁判。"我说:"您瞧着吧,我准敢吹。"他说:"那行了,只要一扎堆儿您就吹哨,我就替您说是什么毛病。" 比赛开始前,很正规的,两队跑步入场。这时候全场就看我的了,我给来一个开场白,我是说相声的,来一段老裁判教我的开场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红方在我左手,蓝方在我右手……球抛到最高处开始争球。嘟——"开打以后,一扎堆儿我就吹哨。就我这么猛吹,那些场上队员也不烦我,对我都特捧场。当然我不会老吹,要不然那比赛还怎么看呢,队员不烦我,观众也得盼着我滚蛋了。你看吧,就是我吹错了,人家队员都特原谅我。我以前从来没吹过哨,我吹对吹错,大伙儿都原谅我。你要知道,我们的队员可不是一般的队员。 我们监狱的篮球队相当于国家的甲级队,中锋叫武玉书(音),两米多,原来国家队的主力,能打后卫,能打中锋。他跟杨伯镛那些后来的篮球界泰斗也不相上下,可以说他就是当时的姚明。武玉书也是因为爱打球,想到美国去,换了现在还是好事儿哪。他要真能到NBA去,也准是了不得。听说就在他要出国境线的时候给抓住了,犯了叛国罪,背叛祖国,判二十年。要是姚明生在那个年代,我敢说也得是这个命运。 我给他武玉书吹哨,就是吹错了,他也知道我怎么回事,根本不计较。我印象最深的,武玉书空中三个动作能一次完成,蹦起来摘球、转身、投篮,谁也拿他没办法。他还有一手最绝,在底线那个大角上,手都伸到外面了,大勾篮儿。 有一次北京公安系统篮球队跟海军队比赛,开赛没多一会儿,北京公安队就差了二十多分儿。这时候有人说,赶紧去把武玉书叫来吧,领导马上派车去把武玉书从监狱拉出来,体育馆离我们监狱不远,那时候根本也不堵车。下半场他还真赶上了,随便抓一件不合身的背心就换上场。海军队的都知道他,打篮球的谁不知道他?他一上来,对手全犯怵了,结果根本没法儿招架。你不服也说不出来,监狱的那时候也属于公安系统啊,如果再多关几个主力进来,公安队就能无敌。最后比分你猜怎么着?北京公安的愣赢了二十多分儿。
十一、女 犯 "一监"有好多女犯。她们主要是判流氓罪的多,也不知道那个年代还哪儿来的那么多女流氓。另外有不少是小偷,这倒好理解,因为那时候都穷得厉害。到后来我负了点儿责任,就能接触到女的了,而且我接触得还挺厉害。我到女犯的队里干过活呢,因为我什么都会,但那时候我还一本正经,有胡来的我还管着别人。咱们大小是个头儿,又当过文体委员,也算个积极分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女的能见面,也能说话,不管怎么说眼睛会说话呀,那时候眼睛最厉害。也能有说有笑,但都注点儿意呗。要说里面男女偷情的情况,那可太少了,除非你要玩儿命的话也不是绝对没可能。 我最接近女犯的时候接近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个制袜厂,各车间都有任务量,比如每天生产两千打袜子,从进纱、运纱、倒纱、机织,各道工序都得完成两千打的任务量。只有缝袜尖儿车间是女的,她们老完不成任务,每天少完成二百打,这就麻烦了。后来监狱决定,抽调一个男队支援她们女犯去。女犯干活都在女监区里边,机器也在里边,要支援的人就得进里边去。 抽了一帮岁数小的男犯,六十几个人,帮着去突击那批袜子的生产任务。我能干,又是个小头,就叫我去了。我们当然都很愿意去支援,她们见我们来了也倍儿高兴。 到那边,都是坐在机器的两边,男的对面坐一个女的,帮她们。我聪明,学什么都快,有一个女的跟我坐对机子,我们俩坐马扎上,中间是机器,每天一见面,对眼神,那就是"你好"。不能说什么,还是别说为妙。这种时候眼睛都会说话,你看我,我看你,盯着看一会儿,那意思就多了。后来知道她叫郭冰萍(音),她叫我"钮哥"。看她的表情就知道她心里是特高兴。 缝袜子的时候,我也隔着机器,摸过她的腿,摸过她的脚,但是这样其实她会更难受,还不如不摸好受呢。各自都知道这就是最接近了,不可能再有别的。摸她,她也不躲,她恨不能趴我身上呢,但那可能吗,那还不出大事了,除非为那么一下子不要命了。 我们这里边还真有晚上跑进女监舍,直接就上去的,女的正睡着也不知道他是谁,能不叫吗。逮住了几起。当时搞模范监狱,把监房的铁门都拆掉了。 任务最紧的时候三班倒,她们干到晚上十点,我们晚上十点接班,天一亮,她们来了,我们就得赶紧走。但是我们上厕所都得去女厕所,因为女监区不可能有男厕所,这帮小子看到里面那些月经纸都特别新鲜。有个小家伙老趴女厕所往里瞧,瞧人家解手。要在外面,女的早不干了;在这里没人轰他。 早晨女犯在院子里洗脸漱口,叽叽喳喳,男的在里面叫一声:"你们别吵了!"这些女犯一点儿不生气,全都哈哈笑个不停。你越吼她们,她们越笑,说白了这就是一种交流。我们屋那个外号叫"色迷鬼"的小家伙六点就起来在屋里站着往外看,能那么看俩钟头。在屋里他不穿裤子站在铺上,外面正好什么都能看见。 一进女监,除了缝袜子,好多活也都归我们男人了,正有劲儿没处使呢,浇水、抬土、刷厕所。粉刷房顶的时候,她们在底下嗷嗷喊叫着,我们也干得挺欢。我们接触女犯最近就到这种程度。 这些女犯里面有一个队是"就业队",刑满到期了,没出去,还在里边就业的。因为出去也不好找工作,不好回到社会,都是自愿留下就业,男犯也有个就业队,他们男女之间可以搞对象结婚,住在里面的宿舍,节假日可以出去上街。这些"女就业"比我们吃得要强点儿,和她们交接班的时候,我们每天一进门先翻她们的碗柜,人家剩下什么,我们这帮人全划拉。后来发现她们特意给我们剩下一些吃的,有的人还告诉我碗里留了什么,在哪个柜子里。反正对我们挺好。 他们给我起的一绰号叫"混世魔王"。我怎么落下这么个绰号?那天晚上八点队长叫搞卫生,我在铺上躺着不想干,说:"报告队长,我肚子疼得厉害。"他说:"你真疼假疼?"正好我们那队长有点色性,大概他也愿意多往医务室跑,因为那里有女护士。队长很痛快地说:"走,带你看病去!"到了那以后,队长就跟女大夫、女护士聊上天儿了。 女护士也复杂了,分成好几等,有犯人护士、劳教护士、就业护士、干部护士、警察护士。你像犯人护士就是服刑犯,因为原来是搞医的就放到医务室;就业护士是刑满还留在里面就业从医的。反正都是穿白大褂儿,穿裙子,但衣服上的字号有区别。 有个犯人护士小王,因为给婆婆下毒进来的,判十五年。她二十多岁,长得美,要样有样,要条有条,而且特会说话。我住院,一早上她来查看病房,床头都有姓名牌,她爱把那姓去掉,笑着问你:"呦,益惠哥哥,今儿好点儿了吗?"就这一句,嘿,那话音儿,当时就能让你全身都麻了。特温柔,一下能叫你的病好一半儿。说实在的,里面什么样的迷人护士都有。 有一回我在厕所门后头擦身子,叫一护士给撞上了,这能怨谁?绝对谁都不怨是不是。但是那护士当成个大事给报告了。队长来问我:"你干什么来着?"我说:"已经躲门后了,谁知道她进来,而且还看看门后,你说还能怎么躲?" 你问了,明明是蹲监狱,怎么还能让自己那么高兴?诀窍就是把什么都看成乐子。有个年轻的叶护士查房,白裙子后面渗出一点红,一个病号问人家:"唉,叶护士,你那后边怎么啦?"她回身一看,就再没转身,后背一直蹭着墙一点一点地出去了。她一走,我们在屋里笑个不停。 在我们男的监区这边,只要从大门外进来一个女的,甭管是干什么的,那就像进来一只老虎,所有的窗户上都趴满了人。实在是新鲜,说起来都可笑。"一监"里面把铁栅栏取消那阵儿,晚上睡觉不锁门,有个男犯跑到女犯人屋里,进门就上去,女犯人都叫起来,警卫把他给抓走了关禁闭。我就说他,真笨蛋,要是事先跟哪个说好了你再进去,人家知道你是谁,她还能叫吗?这可好,人家吓一大跳,不嚷嚷才怪呢。 开大会或者看电影的时候,男犯人坐在后面,女犯三百多人横排在前面。一到了以后,各队拉歌,有人站在前面喊:"叫二队,来一个!"鼓掌,扯着脖子唱。又喊:"叫女队,来一个!"各队都特愿意跟女队拉歌,那边也喊:"叫女队,来一个!"玩儿命鼓掌,那会儿高兴着哪。女队一唱,嘿,特别来劲儿,还真好听! 十二、运 动 1966年的7月份,外面已经开始闹"文化大革命"。中央紧急下令,北京市的监狱都要腾出来,我们北京市第一监狱也要腾空,把我们这些犯人都迁到山西大同的劳改煤矿去。可能那会儿各行各业揪出的牛鬼蛇神、反革命太多,监狱装不下了吧。 我妈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去世的,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日子。我们这些犯人已经给迁走了,迁出北京到山西的矿上,我哪能再见到她。当时她已经六七十岁,还住在大羊坊南队。红卫兵到家来了,不可能不来。你想这老太太生的儿子是反革命,女婿是反革命,她老头子是反革命,一家子全是反革命,这老太太是最坏的,你说说红卫兵能饶得了她吗? 我母亲叫红卫兵揍完了,还老来找她的事,非要革她的命。冬天把窗户纸全撕烂,煤球先倒上水再踩烂,不能生火,多冷的屋子。而且谁也不能帮助,谁帮忙都不行,谁也不敢。我姐姐她们当时都自身难保。老太太能熬得住吗?没几天就冻饿死了。 我大姐夫梁锡增因为那部电台受牵连,十五年刑满出狱后在无轨电车上卖票。他们家原来都是做生意的,在崇文门外花市下三条住。结果没多久赶上"文革",这样的人还能放过他,我大姐夫叫红卫兵给揪出来当街打死了。他儿子,我外甥也被连斗带打,等送到医院就完了。 三姐夫刘景惠1951年被镇压,当年一出事我三姐也被抓了,她由公安局放出来回到村儿里,那时候我们家都成寡妇大院了,家里全剩的女人,能不难吗。有个村干部瞧上我三姐,追得都不像话了。追得没地方躲,绝对不能在那儿丢人,三姐离开垛子村进了北京城里,给人家当保姆,后来在北京电车公司的电车上当售票员。说老实话,女人呢,甭管什么情况下,长得好点儿就好办。三姐钮淑铭大我七八岁,长得特好。"文化大革命",电车公司每天第一个揪出来批斗的就是我三姐,军统特务的老婆还能有好吗? 实际上我三姐早已经再嫁了电车公司一个姓宁的钳工,而且又生了三个孩子。那也不行,把身上的衣服扒掉,头发剃掉一半,阴阳头,用细铁丝在脖子上挂个铁牌子,游街揪斗。斗完押回来,也整天让蹲在地上随时挨打挨骂。我三姐实在受不了,借上厕所的时候,在电车公司南厂的厕所用裤腰带上吊了,就在红桥法华寺旁边。 三姐和三姐夫的儿子,顶着他父亲刘景惠的特务黑名,"文革"开始前也是为了躲运动,改变一下命运,去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支边了,走的时候还发一身军装,没有领章帽徽。他是在离哈密三四百里地的山里一个矿上,吃了一辈子的苦。他母亲死的时候他也没在身边。 就这样,我们家活着的人和后代都被折腾得够呛,在运动里又死了几个。前后加起来,因为那部电台,一共没了七个亲人:父亲、母亲、大姐夫、胞兄、三姐、三姐夫、大姐的儿子。话说回来,就是没有那部电台的事,只要沾上国民党的边,也跑不了,打死就白打了。 反正像我们家这样的,1951年"镇反"没被镇压的,到后来特别是到"文革"也逃不掉。当年枪毙的就毙了,没枪毙的后边的人都够受的,活着的都不知道是怎么活过来的。也就是我在监狱里,倒是进"保险箱"了,这时候没折腾多少,我要在外边,就我这脾气,也早打死了,你说是不是? 我大姐在外面,我也不敢给谁写信,她也不敢去看我。甭管知道不知道我在哪儿,她都不敢去。整个家庭家破人亡,还有个反革命弟弟在关着,她也够倒霉了,一大家子都是反革命,她没法儿不跟着倒霉。我在监狱里边,家里是这样,这些消息完全听不到,都是后来才告诉我的,才知道母亲没了。 活着的还有我四姐,她在1950年我们出事以前嫁到天津去了,那时候我们家已经不行了,赶紧把她嫁出去,四姐夫是在火车站赶大车拉货的。到"文革"时,这四姐夫不但是老工人,还是老党员,又成了革命派,已经结合到领导班子,当干部了。加上我四姐只是个家庭妇女,所以他们没受我们家多少影响。 我三哥一出事,三嫂就带着孩子改嫁走了,再没有联系。估计也不会过得多好。 嗨,不说那些了。再说我们监狱的人迁到大同以后,那边的劳改犯已经不少,人家不缺人手。正好太原第一监狱的晋中煤矿向这边要人,把我们又转到那里的劳改煤矿。我们这拨儿人一去的时候都是重刑犯,刑事犯不多,一百四十四个全是反革命,一揽子反革命。当中有1957年反右的一批。到这时候都算是反革命,反党,反对伟大领袖,反正不是反这个就是反那个。后来再进来的什么犯都有了,流氓犯、杀人犯,在我管的三百号人里头,什么犯都有,但是别看不少知识分子,都挺能干活。 干的就是下井挖煤的活,我整整挖了十七年。队长属于国家干部,不下坑,我是带班儿的,队长必须找个有本事、靠得住的人替他带着人下坑。我们这三百号人每天得干什么活,我这脑子里都有,下面的活、下面的安全都是听我安排和掌握,可以说这帮人下了井的小命儿都在我手里攥着。那时候也有矿难,只不过不像现在新闻这么报。 谁要是有病不能下去,找队长请假不如找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跟队长请假批准了,队长也得告诉我:"钮益惠,今天谁谁不合适,你看着办吧,要下去就照顾着点儿。"要是直接跟我请假比请示队长还方便。 我带着一个队三百人出工,收工的时候,一出坑口,报数,站好队,点名。队长先问我:"今天怎么样?坑下有事儿没事儿?"我说:"没事儿。"就让散了洗洗吃饭去。我要是说谁有事,打架了什么的,队长就叫留下来,那这人就倒大霉了。 比如我要说:"王德贵在底下吵架了。"队长说句:"别让他洗澡了,把他留下。"就这一句,留下,就倒大霉了。把他留在哪儿?就是让蹲小号去。怎么蹲?一米二三长,一米二三高,一米宽,里外都是水泥的,没窗洞,一脚踹进去,叭一下铁门关上。得,就在那里边吧,站也站不成,躺也躺不成,冬天冷,夏天咬。队长说:"先关起来吧,明儿再说。"就这一宿,什么滋味儿,还甭说别的,绝对没有狗窝舒服,谁不怕呀? 所以他们谁都害怕我一上坑给他说了,在坑下如果捅篓子了,赶紧就不知道怎么央求我。谁也不得罪我,拍马屁还来不及呢。我对他们也绝对够意思,都说钮益惠这人真够意思。谁要是在底下吵了架,这可是你自己犯事儿啊,别人赶紧找我替他说情,上去可能就不提了。 从刚进矿那天,我就看见院子里有许多缺胳膊断腿儿的、重病号,蹲在那里或歪在那里晒太阳。矿上经常出事,我活没少干,但始终连一个手指头也没碰过。我领导的队很少出事故,在什么情况下都得学会生存。我们那个队叫"无期队",好多都是判无期徒刑的,三教九流,别管是多高的知识分子还是多坏的,什么样的人全有,让我管他们。我就是这样,甭管到哪儿都能当领导,我一直在监狱当头,大小是个头,而且我有管理犯人的本事。你当领导,就是领导一个班,得叫人家服你对不对?他们特服我。你一出主意别人都听,自然就服你。这就是你当领导的条件,你屁也不懂,球也不会,日子长了谁听你的。 外面搞"文革",我们在里面也批也斗。要是在外面,像我这么历史反动的早挨斗了,在里面倒好,我是犯人头,只要我说今天晚上斗谁,拽出来就能斗。但是我们都处得特别好,自己寻开心,"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都在一块儿,外面那么斗,我们在里边倒没那么多事儿。 每天下工以后,队长给安排任务,叫找出个人狠狠批斗,我都说:"好,您放心吧!"结果我回去说:"今儿晚上咱们批斗谁呀?"大伙儿一听都乐。我要是说批斗谁就批斗谁。关上门,我们有时候来假的,高喊两声口号:打到谁谁谁!都是一边笑一边喊。我们在这屋里开小会,外面觉着我们正批斗呢,实际上我们在屋里净说笑话,荤的素的都有,大伙儿真的都挺高兴。 我们关起门开批斗会的时候还搞过"化装舞会",头上套上东西,有的装成女的,塞上假乳房,敲脸盆、敲饭碗。正热闹呢,吵得太厉害了,队长来了:"嘿!你们这干嘛呢?就这么开批斗会啊!"我赶紧说:"让他们装牛鬼蛇神哪,大伙儿批得特别起劲儿!"队长骂一句:"扯淡!"都坐下来接着开批斗会,队长训训也就走了。他们那时候在外面自己也斗得不可开交,顾不上我们。 虽然这么找乐子,但是有一条,搞运动时,我要是往家写信,给谁写谁就得倒霉。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再没往家写过信。他们都以为我早死了。那阵儿只要是反革命,人家都不能沾你。 红卫兵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工宣队,也进驻我们劳改煤矿了,工宣队接管领导权,在里面商店卖东西的都换成了中学生红卫兵。我们有个犯人贼胆儿真大,女红卫兵撅着屁股拿东西呢,他就拍着人家的屁股问:"哎,这个卖多少钱?"大伙儿全笑了。那女红卫兵可能没明白怎么回事,还问他:"哪个呀?"他说:"噢,就那个。"往货架上瞎指个东西。回屋大伙儿都说,人家这可是红卫兵,你就敢来这动作,不想活啦? 你别说,还真有不想活的。有个自杀的,你猜他怎么自杀?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新疆舞,歌颂伟大领袖,中间一个打扮成新疆姑娘的,可漂亮了。正在台上一边跳一边唱"亚克西、亚克西"呢,大家都看得很喜欢,这家伙突然由下面腾地冲上去,一下子抱住了,又啃又咬,跑上去好些人拉,这家伙在台上打滚儿都死不撒开。谁也没防着他来这么一手。 回去大伙儿都说,有用这么个办法找死的吗?真他妈逗。很快就给毙了。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红火的时候,你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女红卫兵这样,本来就是反革命无期犯,那还能不枪毙。 好像是在1967年,我们里边有一批人被整得受不了,实在熬不住了,暗地里准备越狱逃跑。结果也是有人告密检举,没跑成,后来定罪说是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包括那个数学天才任大雄,他也参加了,这么个天才就白白给毙了。当时他们秘密商量的时候,也有人提到叫上钮益惠,后来不知怎么没跟我说。当然,就是跑出去也绝对活不成,谁要逃跑就等于找死。 那次呢,审讯他们的时候就问了:"你们跟钮益惠说了没有?"因为我本身比他们的罪都重,比他们的历史都反动,又有过企图越狱前科,要是有我参加,肯定我算首犯。结果我一点儿没沾边儿,要不然的话,也就完了。那次要沾边儿的话,也死在那儿了。当时那些人,枪毙的不少。 他们要是真跟我说,我当时会怎么样?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我应该不会跟他们一块儿做,但如果事先跟我说了,还真不好办,反正是不可思议,亏得谁也没跟我说。他们那些人到死也没一个往我身上推的。 他们受不了,也不都是因为关得时间太长。关时间短的人也有特别受不了的,觉着一天也呆不下去。当中有个是香港哪个报馆的记者,"文革"开始后因为什么事抓进来的,反正也定的反革命。那时候我们已经迁到劳改煤矿,一到那儿,推下车他一看,就说:"这叫什么呀,这是人呆的地方吗?" 后来他对我说过一回:"这这这,这不是人呆的地方呀!"叫他下煤窑,他一看,哪儿受得了,他不下。不下也得下,忍几天受不了,绝对受不了。他就跟我说过那么一句,再没说别的,再没往下多说。我就知道他叫王路祥(音),香港来人看了他。他家里给他拉来好多罐头,都给大伙儿吃了。 这时候的审讯,早已经不是以前的不打不骂了。嘿,还能不打不骂?专政得厉害。我后来在犯人里当头儿,他们执行什么惩罚,就得我去帮着执行。一般的我很少打骂,很少。尤其到七几年以后,整得更厉害,真他妈打,吊起来打。谁不承认?叫你承认什么就得承认什么,直到承认为止,打得你自己说:"我承认,什么都承认!"一承认不就得死罪吗?那也受不了,死都比这样好受。香港那人也整得够呛。死了,全枪毙啦。
十三、回 来 要说那些年吃得特别饱的一次,我清楚记得是1970年的春节。那天让各班去领包饺子的东西,一人一斤干面、半斤肉馅儿、二斤半白菜馅儿,这些馅儿都是外面剁好的,肯定不能让我们自己拿刀剁。包好了一人六十个大饺子,规定不许剩。一个班十个人,有人吃不了那么多,都给我,我吃下一百二十个。在这以前,包括最饿的那几年,过年也给过几个饺子吃,那时候我们还提建议,说别过年给我们饺子了,平时多给我们点儿窝头和咸菜吧。窝头最解饱。 到1977年10月,把我由无期改判成十五年,前面坐的二十多年不算,重新开始坐,应该到1992年刑满。我在监狱里经历过国家的两次特赦,一次是1959年,一次是1975年,两次放的全是国民党的大官儿和"战犯",轮不到我们这样的。但是到1981年,因为我表现好,获得减刑五年,也就是说熬到1987年就行了。 1983年春节过后,3月6号那天,管教一早告诉我,法院讨论了你的案子。当天上午开全体犯人大会,大家对于开会训话、大批判、政治学习都已经习惯了。结果一说宣布减刑名单,很多人都特别激动。但我没当回事,因为我减过刑了,离刑满还有日子呢。上面念着念着,一听念到我:"钮益惠。减去余刑,予以释放。"哎呦!真有这么一天哪。 坐牢三十三年之后我被"宽大处理",减刑释放。听说他们一清理积压的档案,说这家伙关三十多年了,也没杀人放火,当初就是个孩子,放了得了。那批还放了一些平反的反革命,别的历次运动的反革命都能平反,但我这个反革命,共产党永远也不可能给我平反。再关也没什么意思,放回去算了。加上正赶上"严打"开始,监狱和劳改场所也都地方紧张。所以我是"镇反"时进去的,"严打"时出来的,都算赶上了。 一宣布完,发一张盖了公章的"释放证明书",这就相当于出去以后的身份证明了。当时就能领东西出监区,谁也不愿多呆一天。家里有人的,通知来接;我没人接,那也先出去再说。我住谁家不成啊,我们"无期队"以前出去的,不少还留在矿区,娶老婆安家,一听说我释放了,都得让我到家去住。 监狱领导把我带到监区外面的食堂吃顿饭,三十三年来第一次不吃牢饭。在饭桌上,领导对我建议说:"你可以考虑考虑,留在咱们矿上给你安排工作,拿工资,算国营正式职工。愿意的话,也可以继续带犯人管犯人。" 看看我没动心的意思,领导给我夹了一块儿炖肉,又说了:"你想想,你这么多年早就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了,像你这样的出去,绝对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在这儿二三百人都让你管,都绝对听你的,这不比当个连长还厉害,你说是不是?"他们知道像我这样得力的人很难再找到。可是我坚决不留,我就想回北京,自小离开这么多年,太想回北京了。我要稍一松口,这辈子就搁那儿了。 但是有一条,当时的政策规定,所有原来户籍北京市的,刑满了都不能再回北京,因为北京是首都。你在任何地方被释放的,只能就地安置。他们也用这一条劝我留下,说我没办法回北京。我脑子灵,对他们说:"没关系,我又不回市里,我家在郊区,我只是回郊区当农民,落个农村户就行。"那个年代,农村户口比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差远了。 在他们说研究一下的时候,我还对矿上管人的政委说:"你一定得让我回家,要不然你就还把我关起来。"他们研究以后同意了。在他们帮助联系下,答应给我落北京大兴县的农村户口。我们家因为那部电台家破人亡,母亲只好离开通县垛子村,投靠到大兴县的我大爷家,我大爷过去在这村儿里开过一家中药铺。那时候的人还亲着哪,孤儿寡母来投奔就腾房子挤挤也收留,不像现在。所以我一放出来要回的家,就是在大兴县的大羊坊,我不奔我妈这儿我奔哪儿去呀。 还有的人说,这钮益惠关这么久,别看出去了,用不了半年这家伙准得再回来。为什么?因为他这么多年没碰着女人,又那么壮,一出去准得犯强奸罪。 不少原来先出来的狱友就住在监狱外面,听说我出来了都迎接我,有人还送给我一件军大衣。那时候军大衣是好东西,送给我他就没的穿了。 我放出来的时候见到廖湘荣了。他特意跑来见我,那个高兴劲儿呀,还告诉我一个消息,他咧着嘴说:"我平反啦!"脸上那笑啊比哭叫人瞧着还难受。其实在平反前他的刑期也早满了。我一听他这话,就心说完了,一点儿志气都没有了。 "哎哟,"我说,"我都替你难受,你他妈平反了,平反管什么用啊?你这平反,什么都晚了,你那青春找不回来了,你那最好的对象,清华的校花儿找不回来啦。"后来倒是得给他点儿补助,那时候给不了多少钱。 我回北京心切,没跟他多聊。他出来很快就跟当地一个女的结婚了。听说后来山西大学发现了他,把他由矿上中学调到山西大学教书去了。 我一天都不打算在劳改煤矿这里过夜,1983年的3月6号当天晚上我就往回赶。没人接我,我也没给谁拍电报。身上本来一分钱没有,矿上不错,以伤病补助的名义给了我四十块钱,很大一笔了,二十块买车票,还剩二十块。我提个网兜,里面是脸盆和杂物,别的什么也没有,上了火车。这时候心里的感觉,真是没想到,还能活着出来回北京。在车上没人看出我是刚放出来的,因为我挺精神,穿的也是那帮弟兄送给我的好衣裳,一点儿没挂相。 在北京站下火车,我出来一路走,为省车钱,更为了多看看吧,我没坐车,有的是体力。先一路走到了天安门前面,三十三年后第一次到这儿,和小时候的印象完全不一样了,知道这里现在已经是最重要的地方。当年爬上去掏麻雀的天安门城楼子,现在肯定是有人把守不叫上了。我站在空荡荡的广场上,风挺大,那儿有照相的,排队开票,我穿着狱友送的草绿色军大衣,照了张留影。照片上的我可不像刚从大牢放出来的,倒像个来北京出差的国家干部。 整整三十三年过去了,我的亲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们原来的家早就不是我们的了。我呢,用我们一块儿犯人的话说:"这个钮益惠,入监的时候还没长毛呢,出监的时候毛都白啦。" 我回到了大兴县大羊坊的羊北村,因为我妈是从通县垛子村搬到这里的,当然这时候已经知道我妈早不在了。村儿里没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别人,谁都想不到还有我这个人。过一条小河,我找到生产队队部的房前,向人打听我堂哥钮益海。他是我大爷的儿子,我小时候跟他最熟,因为他在城里总住我们家。他在监狱没像我那样闹过事,所以早就十五年刑满放回来了。 我站在那儿向人打听:"劳驾,请问这钮益海住哪儿?"那人说:"噢,您找四爷啊。"旁边正好有个小孩儿,那人说:"快领着去,找你爷的。"这小孩子就一路跑在前面领我去了。一进院子,我看见那不是钮益海吗,他正在屋里坐着。 我站到门口叫:"四哥!"我们俩是一爷之孙,他排行老四。 他看看我,瞪眼问:"你谁啊?"我叔伯哥都不认识我了,毕竟我走的时候才十五岁。 我迈进门说:"我老九,益惠啊!" "哎呦,老九啊!"抱住我就痛哭。 一大家子人死的死、散的散了,现在这村儿里就剩下他老四。吃喝完了以后坐那儿歇着,四哥问我:"明儿个上哪儿?"我说:"听您的。"他说:"垛子老家的人肯定都想见你哪!"第二天,我们就回通县张家湾的垛子村了,先看了我父母的坟。就是到这时候我才知道父亲是被五叔检举的,知道了他死的经过。 他们把能叫的都叫来,都过来看看,我们这一辈儿的除了五哥在朝鲜被俘去了台湾,一直在乡下的六、七、八哥,加上四哥和我老九,活着的都齐了。 这一通相聚就不细说了。你听着啊,最奇的是,那天我就住在村儿里没走,晚上人都散了,夜里十二点我出来在院子外面走走,透透气。忽然听见有个女的小声叫我:"小九!"我回头借着月光一看,是一大妈模样的,这谁啊?不认识。她还是说话声音不大,但我听得真真切切:"小没良心的,连我都给忘了,人家想你一辈子呀!"哎呦!我知道是谁了。打小最喜欢我的那个小婶儿。白天人都在的时候,她就没露面儿。我说:"婶儿呀,我也想你一辈子呀!" 她当年可俏、可鬼了。她娘家离我们六七里地,那年她嫁进来的时候,虚岁十七,连要嫁的男的什么样都没见过,哪有什么感情呀。要嫁的是我小表叔,十五岁。那时候兴媳妇大一点儿,说是有福。到该入洞房了,男的吓得跑没影了,不敢跟媳妇睡。大人都没辙,我自告奋勇说:"我有办法,准让他俩今儿晚上钻一被窝!" 我去把我小表叔找到,告诉他:"我婶儿一生气,已经走了,今儿晚上就是咱俩一块堆儿睡。"小表叔也挺犯困,就跟我回来了,我俩进屋上炕吹灯睡觉。到晚上十点多,我起来说肚子难受出去解手,小表叔说:"你可回来啊!"我说行。结果我出去把小婶儿叫来,再进去的就是小婶儿了。 新媳妇到一个新环境,她跟谁都不熟,就跟我说得来。后来我找他们玩儿去,他俩在炕上坐着,男的在炕沿儿,女的在炕里。我一下蹦到炕上,坐在中间。怪冷的,我顺手拉条绣花被子盖在我们腿上。我坏着哪,在被子里捏新媳妇的脚,她就拿眼睛跟我说话,她那眼睛特会说话,眼睛一看就知道想什么,那眼睛说:"你怎这么坏呀,摸人家!"在被窝里她还拿脚拨弄我。我那小表叔比较缺心眼儿,女的说:"唉,小九爱吃酱猪蹄儿,你去给他买猪蹄儿吧。"男的问我:"你爱吃猪蹄儿吗?"我说:"爱吃!"男的赶紧下炕跑出去了。买猪蹄儿的地方远着哪,等他再回来,我们俩在屋里什么都有了。 唉……完啦,三十三年哪,小婶儿想我一辈子。能不想吗?怎么能不想你说?全完了。 从垛子村回来,我还到西单商场去找我那外甥女,我三姐留下的一个女儿,叫宁慧丽。她不知道我回来了,也根本不知道我还活着。我进了商场走过去,一看,那不正好是我三姐在卖服装呢,跟我姐姐站在那儿真是一样一样的。 我走近了,在旁边看着这闺女,她也看看我,我们俩就互相看着。我声音不高地问她:"闺女,你有个舅舅吗?"哎呦,她说:"您就是我舅舅啊!"站那儿就哭了。你想想勾起她心里多少事儿啊。 我站她旁边,当时什么也没多说。我连眼泪都早就没了。 这一个人、一个家的真实故事说到了这里。 许多年以后,已经变成了"九爷"的钮益惠,两度只身"偷渡"台湾。他果真要去问一问那个一直埋在心底的问题—— 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在囚于一室的最后时辰,情报组长秦应麟眼睛红红的,走到跟前紧抓住他的手说:"小九,你最小,将来就你可能回到台湾。万一有一天你真回去了,一定要去局里把我所说的这一切都跟他们说清。你一定要替我们问一问:这个王永祥到底是谁给咱们派来送钱的?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 那一夜在场的人里,他钮益惠幸运而顽强地活到了这么一天。整整半个世纪以后,他要完成那些人在1950年1月26号的临刑前夜对他的托付。暮年的九爷执意要到达海峡的对岸,为七个亲人的死,为自己的三十三年刑牢得到一个说法。(《小九》已完结)
作者 | 大力 故事原题《小九》,首发于《读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