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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故事研究室》第1期:间谍小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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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26 09:1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间谍小九

大力 故事研究室  1月16日

16

01-2018


咱家的电台只要叫共产党一发现,咱们这些人就谁也别指望活。


NO.1

这是故事研究室的第 1 个故事


那是2003年仲秋的一个午后,我在报社的办公室,忽然接到个陌生的电话。嗓门儿特大:"喂,张记者,你好!"我问:"哪位?"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但你肯定不知道我是谁!"我纳闷儿的工夫,电话里又说:"你还记得宜兰吗?罗东镇沧前街一百一十三号?"

"什么?"我难以置信,不禁追问,"您是谁?"

听上去,是个中年的声音,京腔。并不等我多想,他直截了当地说:"小峰向我说起你。我叫钮益惠,今年六十八,前不久刚从台湾宜兰靖庐放回来,我的牌号是5106。这是我第二次'偷渡'台湾了,我有事跟你说,你想听听吗?"

我放松下来,甚至顿感亲切。曾经是在2000年5月到来年1月,因为参加一次和平主题的民间航海,我被扣在台湾宜兰的"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一共二百四十八天。在那里与数百个大陆客成为患难之交,其中就包括叫小峰的弟兄,他在里面做"公差",暗地里帮了我们不少。

我忙问:"咱们怎么见面?"他家住京城东南五环的大羊坊,离我们这儿不近,但他说:"我熟,北京咱哪儿不熟啊,你等着吧,我马上找你去。"

因为莫名的急切,我看了表,正好四十分钟后,楼下大厅保安来了电话,说有人找。一出电梯,看过去,先是望到一个高大魁梧的背影,寸头,休闲装束,旅游鞋,背的双肩包,看上去四十来岁。待此人转过身来,看到了鬓边的白发和脸上的沧桑。无须介绍,他大步跨过来,一双粗硬的手握住了我。仍然难以相信,他会有六十八岁了。

据我所知,一个时期以来私渡台湾的大陆客,多以福建等省的打工仔为主,也有部分其它原因入台的女青年。而面前这位六十八岁的北京大爷,因为什么想起来要"偷渡"台湾,而且还是两次呢?那么,他的人生命运究竟跟海峡对面有着什么样的不解之缘?

房间里很安静,我们对坐在落地窗前,楼下的三环路上倒是车流如织,而窗户隔音,外面的都市好像渐渐远离,渐渐模糊。我们就一直聊到天黑得都看不大清对方的脸,只剩下那些故事在眼前缓缓地清晰起来。

一、 我们家

我这个人,从小用我们村儿那些人的话说:聪明透顶,坏事儿一学就会,就是不学好。我是1935年阴历正月二十二生人,上面四个姐、一个哥。按钮家同辈儿排行,我数老九,都叫我"小九"。再到许多年以后,就成了九爷。

因为我是老小,吃奶吃到四岁多,我都记事儿了。后来我妈还喂我,我往我妈奶头上抹红辣椒,这一下儿自己断了奶。我妈疼我,最听我话,除了我爸别人谁也不敢管我。要叫我说,母爱是天底下最糊涂的爱,不管怎么样都疼你。我母亲钮张氏,传统的家庭妇女,得我的时候她四十岁了,那时候得子是宝贝。但是我妈为我受了一辈子的罪。

我们老家在通县南边张家湾儿的垛子村。我家祖传中医,我爷爷是远近有名的中医,我父亲这辈儿应该学医,可他没学成。赶上乱世,孙中山闹革命那会儿,我父亲到广东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具体干什么咱不知道,那时候还没我呢。再往后他回来了。到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家就甭说了,麻烦大啦。

姓钮的在当地是大户,但不算地主,我父亲弟兄七个,应该说是殷实人家,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父亲钮永绪,话不多,在外面没有不说他好的,但在家我特怕他。在家他绝对是说了算,说一不二,大事儿他全拿主意。他也勤勤着哪,家里什么农活都做。我们都到城里住的时候,他一个人还留在垛子农村,忙家里地里的活。那时候我父亲给我和我哥一人盖了一个院子,每个院子十八间房。我们有房子住,家里挺好的。

我爷爷作为一个有威信的中医大夫,治好过邻村儿一个地主的绝症,那人要送我们家一所房子,我爷爷没要,说我们有房住。后来那人就在我们村儿建了座庙,里面的器物上都刻了我爷的名字:钮建昆。我爷在那一带确实威信特高,有一年做寿,我六叔钮六给办的,流水席少说也吃了几百桌,你算算来了多少人。说明这事儿就办大了去了。

我们这钮姓,你也知道,本来是满族的。但从我爷开始就不认自己是满族,因为太没出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那些人从一生下来就有口粮,成天就是进茶馆,玩儿鸟,玩儿鹦鹉,我爷看不上。

我六叔,人称"垛子钮六",在通县称得上一霸,而且还霸得厉害。他不是去抢,而主要是保着最大的地主张八爷。钮六最狂的时候,手下两千多条枪,连机关枪都有,鬼子来了都没轻易碰他。

说起我们垛子村儿的那个大地主,他排行老八,我就知道人家都叫他"张八爷"。他家有六座大院儿,村儿中心两座,东南西北各一座,雇了七十来个长工。到收粮的季节,他家收粮的"天囤"搭得比大树还高,能有现在的高压线塔那么高,出了通县县城还离二十多里地就能瞧见。光打这天囤,工程就大了,那时候没有卷扬机,一百六十斤一麻袋粮食全靠扛上去。日本人为什么都没从他这儿拿走粮食,我六叔钮六带人给保着哪。

但是这个地主有一样,他做得特善良,村儿里没有一个说他坏的。本村儿谁家要是死了人,只要到他那儿磕个头,就给一口棺材、二斗小米。一到冬季,他就在村儿里发一百套棉衣;还开粥场,叫伙计们架起大锅施粥,附近各村儿的穷人都能来喝一冬的粥。

我们村儿,还有附近村儿的人都说这个地主好。他骑毛驴儿出来的时候,见着谁都下来,见着穷鬼也不例外。张八爷这个人很有脑子,头土改前的三年,他就开始卖地,派出去好几个账房先生,把地都卖了,把东西都派发了。然后他拍屁股走人,进城去了,再没露面。据说到共产党进来的时候,他家把这些财富都交公了。所以土改呀,斗地主、镇反,都没挨着事儿。但是后来,直到"文革"那阵儿,才有人又想起来,揭发张八家可是个大地主。八爷早死了,把他孙子由城里揪回来,拉回垛子村批斗,也没少折腾。

我这一辈儿的大哥钮益山、二哥钮益林,都跟着六叔钮六干。有一回他们经过北平哈德门外的火神庙,就是现在的崇文门外幸福大街,看见警察楼子里打人,打得很惨,他们看不过去,进去把伪警察收拾一顿,下手重,出人命了。正闹着呢,日本宪兵赶来,钮益山、钮益林都被日本人抓走,毙了。

日本人最想抓我六叔,钮六这么厉害,日本人能不办他吗?宪兵队请我爷爷去,我爷去了好吃好喝好招待,没什么事儿回来了,想让他劝降钮六。过俩月,又通知叫我爷去宪兵队,大伙儿都劝他别去了。结果他说是祸躲不过,不去不行,去了没准儿还有个回旋余地,又去了,就再没回来,连尸首也没见着。

我们钮家跟日本人结了仇,钮六还能被劝降吗?绝没可能了。本来我家祖传中医的,到这会儿早已经玩儿枪杆子了。后来日本人动了心眼儿,从关外东北把收服的一个团的土匪拉过来,钮六不服软,一直打,给围在了蒋辛庄。如果他往东南跑多半就跑了,结果他往垛子这边跑,也就是往西北方向跑,赶上刮大风,顶风,跑不了多远。人都跑散了,最后退到垛子村北边的沙土岗子上。知道钮六在上面哪,日本人传出命令非要逮活的。钮六的两把盒子枪剩下最后的子弹,给自己了。日本人叫人把他抬到村子里,照了张相,好好埋了。

想当初,抗日的队伍要是收编了钮六这伙人,那我六叔不也是个老革命了,至少也和《独立大队》演的差不多吧,怎么着也应该是另一种命运了。日本人曾经在当地收编了一个治安团,团长叫王孟海,开始是派他来打我六叔,叫我六叔的人给打跑了。后来他带队伍去投了八路。到1949年,这王孟海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警卫员来垛子村了,专门来家看我父亲,还挺念旧的。人家这时候已经当上了解放军的团政委,也是来给咱们看看吧。我六叔当初要是也投了共产党,那就不止是个团政委的事儿了。

再说我亲哥,钮益培,钮家同辈儿排行老三,叫他三哥。他有文化,上的育英中学,好像是在保定上的陆军学校,长得挺帅。听说他参加过抗日的徐州会战,也叫台儿庄战役吧。后来他到了重庆,日本人一投降,他由重庆飞回北平,属于接收的,做了第五补给区的副官。华北好些部队的后勤物资都在他们那儿领,他要是上哪个军需库房去走走,马上就给他送东西,你想想哪个仓库能没有搞鬼的?再后来,他还做了参谋总长陈诚北平公馆的副官。那公馆就在王府大街东厂胡同里面的太平胡同,我哥带我进去过。他经常能开车回家,所以那会儿我就坐过小卧车,我知道汽车有"道奇"、"雪佛兰"。那阵儿满北平也见不着几辆小卧车。

这时候我们家早搬到哈德门内,东单牌楼北的新开路胡同戊字四十一号了。我们那座大院儿听说以前是日本人住的,里面停三辆大马车没问题,大门一开就能进去汽车。一排五间大北房,屋有多大?每间屋里能摆四张麻将桌。我记得冬天大洋铁炉子就有三个,多大?有半人多高,反正添一次煤就是二百斤。我们家里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生活够阔。跟我们南边隔一条道的那座大院,围墙又高又结实,就是警备副司令家的宅子。

垛子村和大羊坊都有钮家的人,我们城里的家就等于是这俩村儿亲戚的公馆,他们从乡下进城,都来我们家,管吃管住。他们赶着铁轱辘的大马车来,按规定不让进哈德门,就是现在的崇文门,因为哈德门外都是土路,哈德门内才是柏油路。我哥叫俩当兵的去接,当兵的一坐在车上,没有不让进的。

在我们垛子,都说我哥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总抓壮丁当兵,谁家摊上派兵了,拿出十五石玉米才能免。村儿里人到家来找,求我哥,只要沾上点儿亲的,我哥就说:"得了,给领身儿军装去吧。"他们那儿有个汽车队,队长跟我哥好,他一百二十号人有几十号是吃空饷的,平时不用来,上面长官大点名查名额的时候你得来一下,到时候转一圈儿就不用当兵了。有的在自家地里干活都穿一身军装,穿军装谁还抓你壮丁啊。——要这么说,国民党军队根本就没有八百万。


二、我

你要说我,那就别提了。从小不学好,好事儿甭让我学,坏事儿一瞧准会,一瞧就上瘾。那时候我们家已经在北平城里住了,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爱上学,净逃学,早上背书包出去,根本就没去学校,跑街上去了。

东单牌楼的西南角,现在的体育场那边,过去是一大片空地,叫东大地。美军的兵营在东交民巷,他们就到这片空地操练,我也跑那儿看,因为他们练得特别整齐,所以好多人都喜欢跑去看。后来"沈崇事件"就发生在那儿。到共产党围困北平城的时候,外面的机场失守不能用了,东单这片空地就当成临时机场。飞机在这儿起飞肯定够危险的,那也没办法,城里再找不出这么大的空地了。最后国民党的不少高官和将领就是从这儿跑的。

太庙和中山公园前面各有很大的三座门,路上通有轨电车。那时候天安门城楼上什么也没有,谁的像也没挂,大门都不关,城楼随便上,我还跑到天安门城楼上掏过麻雀哪。日本人占领的时候,中南海是开放的,可以在里面的湖上租船划船玩儿,我常去,用不着大人带。后来跟租船的混熟了,我划船都能不花钱。有时候我也跑到离家不远的南岗子天主教堂里面,找洋姑奶奶(外国修女)玩儿去,那些洋姑奶奶对我们小孩儿可好了。

那会儿我看的电影特多,我特迷电影。我们家不是挨着大华电影院嘛,当时大华、大观楼、新新,这些电影院在北平算最高级的,我就相当于是在大华电影院长大的。北平警备司令部在外交部街,离我们很近,我哥有个朋友是里边的,所以我家也总有送来的"慰劳票"。电影院、戏院不是都得有当兵的把守嘛,给电影院派几个宪兵去坐着,到时候就上赶着送票来。他们别人没工夫看,都是我拿了去看。就算没票我也能进去,挨着电影院有墙有大树,我爬树从二楼的窗户就钻进去了,都坐满了我就坐过道的地上,什么好电影也不耽误看。

演一部电影我进去就不出来,一场放完我还在里面藏着,下场接着看,多的时候,一部电影连看四场,就是看不烦看不腻。净看外国片儿了,像《一千零一夜》,我记得特别清楚,是美国的第一部七彩片儿。里边有水晶楼梯,从底下都能看到人的脚,女主人公每次出现都会换一身儿漂亮衣裳。

放这部片子的时候,头一天夜里那些人就排长队等着买票。就是城外面仗打得凶,也没怎么影响北平城里这些人抢着看电影。还有《阿里巴巴四十大盗》、《月宫宝盒》、《龙宫宝盒》、《蝙蝠怪人》,多啦。现在你别看电影这么变着花儿地拍,也拍不出人家那个水平来。我看外国片都不用翻译,一部电影看好几遍,看得多了,就知道他们大概说什么。

外国电影看了不少,中国电影我也差不多没漏,《十三号凶宅》、《青青河边草》、《一江春水向东流》、《松花江畔》……。还有《天字第一号》,是抗日间谍片儿,女明星欧阳莎菲演的军统女特务,在电影里边她去给日本司令官当太太,日军司令部一开会,就通过佣人借端茶倒水的机会把内容全窃听出去。最后胜利了,都欢呼庆祝,蒋委员长还嘉奖这个打入敌人内部,不但献出了自己,最后还献出了生命的女英雄。这片子我看了好几遍,从小就佩服做地下工作的特务。

有一回我看电影过半夜十二点才回来,不敢叫门进屋,怕我父亲知道,就跳院墙,钻狗窝睡了一宿。清早四五点钟我妈起来了,问旁边屋里我嫂子:"小九回来了吗?"嫂子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在狗窝里都听见了,也不出声。

不怕你笑话,你信吗?我九岁就逛窑子,十一岁就"打炮"。你说九岁懂什么,十一岁懂什么?嘿,我说的都是真的。九岁那年我逃学,逛到了瓷器口九道弯儿的妓院那条街,觉着怪新鲜的,就跑进去了。我四姐跟我一学校,她知道我逃学,回家告我妈了。那时候我们家是住在哈德门外,等我天黑回到家,一家人都在屋呢,我妈拿根棍儿站在门口台阶上说:"你给我跪下!"我跪在院里。

我妈问我:"说吧,你今儿又跑哪儿去了?"

我说:"逛窑子去啦!"大伙儿一听都乐了。我确实是"逛"了一回窑子,在里面东逛西看,也没人管我。

我妈气得瞪眼问我:"你上哪儿逛窑子去了?"

我说:"上九道弯儿。"

大人在旁边故意逗我:"那你说说,你都瞧见什么了?"

我说:"净瞧见大姑娘脱光屁股躺床上啦!"一院子人哄堂大笑,我爬起来就跑了。

我说的这还是在日本占领的时候,北平的人都没有挣钱的路啊,一睁眼就想着这一天怎么填饱肚子。《骆驼祥子》里说拉洋车,人拉着跑的两轮儿车,可就是这拉洋车的能有多少呀?坐得起洋车的又能有多少人呢?那时候北平这南城的马路边经常有"倒卧",就是冻饿死的人,俗称"倒卧",一倒下就卧在那儿不起来了。大人一说,可别往那边儿去啊,地上又一"倒卧"。

所以那些年在北平一条主要挣钱的活路,你想想是什么?没别的,就是女人卖娼。在南城,从天桥到前门,你由南向北走,全是一间一间的小屋,挂一门帘儿,晚上亮盏小红灯,这种的叫"明门子"。"暗门子"就更多了。由东到西呢,从哈德门外到宣武门外都有。站路边见到男人经过就往屋里拽,说身上就带五毛,五毛就五毛吧。全北平挨饿,百业都不行,好像主要就剩下"窑子"这一种买卖了。

再说我十一岁"打炮",那是怎么回事?我们胡同有个人家,房东在家开赌场的,他设套,来赌的人净输,就他赢钱,都恨他。那时候来赌钱的都什么人,小偷、强盗、无业游民。赌棍输得生气了,结果把他那闺女给办了。我叫她姐,比我大两岁,十三岁。有一回她跟我说:"昨儿晚上那人把我拽过去,把那大家伙塞里了。"后来谁都玩儿她,家里人净忙着设套,顾不上管她,就算知道了可能也睁只眼闭只眼。

那天,她招手叫我到屋里去,我说干嘛呀?她说:"唉,小九,你来!"我过去问:"什么事啊?"她悄悄说:"咱俩也玩儿那个。"我能听懂点儿,就说:"那有什么好玩儿的?"她说:"好玩儿着呢!"这么着,就在她屋里,我把我那小东西往里一搁,挺难受,怪疼的,不玩儿了。我还跟她说:"这有啥意思。"

日本投降后,我们家来的那些当兵的去八大胡同逛妓院,我也跟着去看热闹。当兵的逛窑子不花钱,干什么都不花钱。一进门儿,老板娘就问:"来了您哪,您是找熟人儿啊,还是现挑呢?"说现选吧。老板娘就叫:"小翠儿,出来!"出来了,给倒杯茶,走一圈儿。当兵的没说话。又叫:"小红,出来!"也是添点儿茶,走一圈儿。当兵的说:"行,就小翠儿吧。"老板娘再叫:"小翠儿,接客!"领着到屋里去。

办完了事儿,当兵的说扣子掉了,也不知道是真掉还是假掉了,小姐赶紧趴床上帮着找扣子。你知道我干什么呢?我就拿根棍儿在后面捅屁股,捅得小姐乱叫。我都坏透了。

我不到八岁上学,到十三岁六年只混了个初小毕业证。就这么个证书也是用我的聪明得来的,考试全是抄别人的。到初小考高小的时候,换个学校,我知道自己考不上,就找了个六年级的女同学去替我考,当然我给她点儿好处。我平时给他们吃的,让他们上我们家来玩儿,他们都高兴着哪,所以帮我代考也没什么,再说也不用照片。结果你猜怎么着,二百来号人我考个第一,我根本就不想考这么好。

上五年级我就成笑话了。高小第一天开学,我挺轻松地去上学。老师肯定发现了我考卷有毛病,第一个就问我:"你叫钮益惠吗?"我说:"我叫钮益惠啊。"他又问我:"你考个第一?"我说:"啊,是啊。"老师把我请到前面去了,我以为他要让同学都看看考第一的长什么模样,结果他翻开书拿给我说:"你把这个念一遍吧。"我说:"不念。"因为我肯定不会。老师生气了,他绝没想到我回答得这么干脆,他也干脆说:"滚蛋!"我回到座位上,估计他就不爱再理我了。没想到过一会儿他又指着我说:"来吧,我给你出一道算术题吧。"我看看确实是指着我,只好又到前面去。他在黑板上给我出了一道算术题:3斤6两减1斤8两,等于多少?

底下的人都伸直脖子看着我在黑板上算哪,谁不想瞧笑话?我看这题好像不难,数都不大,算就算吧。3斤6两减1斤8两,6减8肯定不够了,对不对啊。我从前面借1位,16减8还剩8。这3斤借走1斤,还有2斤。减1斤,最后我得了个1斤8两。觉得没问题,幸亏这题还容易,撑死也就小学二年级的程度吧,答完了我挺高兴地站那儿。底下的人仍然伸直脖子看着我和老师,都挺安静,结果听见老师说:"得,你背书包家走吧,你永远也别来了。"底下的人轰的笑成一团。我挺犯懵,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心里觉得家走再不用来了也不赖。

你知道这道算术题答得错在哪儿吗?我也是后来才想明白的。我们小时候就没有10两秤,都是16两,借1斤等于借过1斤6两。你说当时谁脑子能想到那儿去?我还在那儿犯愣呢,老师又说一遍:"你背书包家走吧,永远也别来了。"那时候师道尊严挺厉害,加上我被识破找人代考,不家走你说还能怎么办?就这么着,我五年级没上成。

虽然我没好好上学,但从小上的是国民小学,唱的是三民主义国歌,背诵的是国父遗嘱,我还是个童子军队员。你听听,到现在我都能唱出《中国童子军之歌》——"中国童子军童子军,我们我们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真,献此身献此心为人民……"

你问了,上不成学回家不挨打挨骂呀?嘿,我妈最疼我,还觉得我受了委屈,对我说:"念不成就回家吧,赶明儿读私塾去吧。"哪个当妈的不觉得儿子好?我妈对我也抱着很大希望呢。花钱给我送补习班学英文,在那时候送小孩子学英文也够可以了,到现在我还能背出二十六个字母,不信我给你背背:A、B、C、D……。(二十六个字母不但一口气背出,而且感觉发音纯正。)

我家离东安市场近,那儿有个很出名的"小蘑菇剧团",小蘑菇跟赵佩茹那比侯宝林厉害。后来为了积极表现,去慰问志愿军,小蘑菇死在朝鲜前线了。我妈当时就领我去看他们说相声,我挺喜欢,在旁边直乐,跟着模仿。人家就说,嘿,这孩子行,让师傅给这孩子收了学相声吧。我妈舍不得,要不然我没准儿早学出来了。可话说回来,那时候说相声的都是下九流。其实我上小学坐那儿,俩人就能来一段儿,能编能说,不怵场。我从小就爱说,耍贫嘴,但我妈不同意让我学相声,你听我妈怎么说,她一到家就说:"这么好的孩子怎么能让他说相声呢!"


三、电 台

我哥钮益培在南京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叫刘景惠,老家是黑龙江的,跑出来参加抗日。后来在上海当匪警,相当于现在的刑警、特警吧,实际上他也是"军统"的特务。我哥把他介绍给我三姐,所以我三姐夫是我哥给介绍的。我三姐谁见了都说是个美人,她去了趟上海,见了上海警察局"空中堡垒"的队长刘景惠,他就成了我三姐夫。上海被攻破前,他要跟着往台湾退。三姐夫去台湾的时候,我三姐正好带孩子回北京娘家,没跟过去。

看着国民党不行了,我哥也把我嫂子和孩子留在北平,自己说先去南京瞧瞧,后来情况变化太快,他又跑到上海,打算和我三姐夫一道走。好像还是先到香港,又去了台湾。根本没来得及再回家说一声。

1949年的时候,这一说就过去六十来年啦,当时我们家还住东单哪。10月1号新政权成立的时候,我们家里感觉气氛就不对了,反正都心里不痛快。都知道那个情况,这么些年打打打,共产党终于打下天下了,再怎么着,我们心里也不痛快。我们就觉着他们打天下蒙点子穷人行,管理国家那差远了,肯定长不了。就是北平叫他们占了也长不了,国民党早晚还得回来。

我们全家从城里的大院子回到了老家通县张家湾垛子村。到1950年,我家在东单牌楼附近新开路胡同的房子因为算国民政府的财产,都没收了。

还好,村儿里土改那阵子,虽然我父亲没在家,但他人缘儿不错,成分是按这时候家里有多少地定的,定了个贫农。村儿里定成分就按地说话,乡下最看重的就是地。因为我们家确实早搬城里了,在村儿里根本没留多少地。这么着,一给定贫农,我父亲就没遭遇什么事儿。至于儿子女婿在城里的情况,那时候与农村就像无关似的。不过在我们村儿你就是地主也不臭,我们村儿不许说地主不好,谁说地主不好在我们村儿通不过,没有一家没沾过地主家的福,所以要说地主不好在情理上站不住。包括对我们家,也都说是"钮善人"。

这年三月,我哥钮益培跟我姐夫刘景惠忽然从外面回来了。

我一看,他们都是做买卖的打扮。实际上我父亲知道,他们是从台湾派回来的。大人嘱咐我到外面不许说他们从哪儿回来了。我听他们在屋里悄悄跟我父亲说的时候带来了不少消息,听那意思好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国军就要反攻大陆什么的。反正这时候我们净想好事了,把坏事就忘在脑后,起码是相信国民党得有回来的可能。要说我们还是太没政治头脑,我们的眼光差得太远了,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你说是不是?

后来我听说,他们出发前,"军统"的毛人凤局长亲自在台北为他们摆了酒席。其中的一个组四个人,老牌儿特务秦应麟被任命为中校组长,蒋中正签发的委任书,这组里面就有我哥钮益培和我姐夫刘景惠。他们是从定海出发,在江苏的江阴偷偷登陆。(当时舟山群岛还在国民党军队手里。)

这当中据说还有个故事。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手下有个亲信秘书,也是办公室主任,叫潘其武,毛人凤死后就是他接的局长宝座。当时潘其武为了能接毛人凤的班,建议毛局长把秦应麟派回大陆。如果秦应麟这样经验丰富的骨干特工留在局里,有朝一日很可能与他潘其武一争高低。毛人凤也觉得这次任务事关保密局在大陆的成败,非秦应麟这样能干的人出马不行,而且按他以往的履历,对平津一带很熟悉,他的家人包括妻子也在北京。

那天毛人凤找秦应麟布置任务,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更是特务的天职啊,秦应麟虽然有顾虑也只能服从,当然另一方面他也想回去看看太太。考虑到我哥钮益培和我姐夫刘景惠的家人也都在北京,就选派他俩还有保密局精通电台的孙毓清,四个人组成潜回大陆的行动组。同时局里指派潘其武在台北遥控这个组。

据说出发前的小型酒席上,毛人凤指示,潜入大陆以后不要轻易行动,甚至可以视情况几年以后再启用电台,在这几年中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身份伪装好,备足经费,打好基础,做长期潜伏的打算。但实际上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潘其武告诉秦应麟:"你们到北平后,由某某人从海南往北平运两车皮橡胶,你们接到之后以橡胶商的身份出现,这两车皮橡胶就作为解决你们的活动经费之用。"

秦应麟化名胡振远。我哥化名齐北光,有齐心合力叫北平光复的意思吧。我姐夫化名叫彭振北,意思也差不多。毕竟他们都是在册的国民党军警特,不化名也不成。我哥和我三姐夫本来可能用不着非得冒这个险,我哥又曾经是在陈诚公馆做事的人,他更用不着冒这个险。他们要是不回大陆,后来什么事儿也没有。但是惦记家呀,父亲、母亲都在家,我哥绝对是个孝子。再说要不是我嫂子、我三姐都没跟着去台湾,我哥和我姐夫也不会这么积极潜回大陆,毕竟他们也想家来看看,也想媳妇想孩子。

咱们说回来,偏偏不走运的是,本来安排好在岸上拿钱接应的人感觉大事不妙,卷着钱跑了。这个组的人一时抓瞎,为了方便行动,几个人分开走,大方向都是往北来,好不容易到了天津,之后又转到北京。根本就没有人按约定往北京发橡胶的货,他们没钱哪,寸步难行。

权衡之下,主要也是从安全考虑,决定把电台安在我父亲在通县垛子村的家里,我哥一表示有这个意思,我父亲二话没说就为他们做准备。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后来急于架起电台往台湾发报,向局里报告实情。但是这个组的台湾联络人又是潘其武,他回电说:"我们尽快再派人把活动经费给你们送去。"

嘿,就是这么一派人,招来了后面的大祸。

我哥他们到了不久,外面又来人了,大人不能去接,我哥告诉我:"小九,明儿上午十点你去双桥火车站接个人。给你请的家庭老师,姓孙。"就这么一句,很简单。

我特高兴,我就喜欢往外跑。第二天一清早,我赶了辆毛驴车奔北京东郊的双桥火车站。我兴奋,毛驴儿也跑得欢,没觉得多远就到了。车站很小,没什么人,一天也没几趟车。来车停站了,下来的人中间有一个,我一看准是他:二十来岁,穿灰长袍,戴黑礼帽,挺精神挺文气的,确实像个年轻的教书先生。我过去叫:"孙老师!"他很和蔼地说:"你是小九啊。"帮他把大行李抱到毛驴车上。正好是春天,小风吹着,沿着乡村大道,一路挺开心地说着话就回去了。家里已经把院子最里面西北角的一间房给他腾好了。

我多机灵啊,大人不跟我多说,我也很快就能知道,孙先生名义上是我的家庭老师,实际上是派来的孙台长。他原来的本名叫孙玉文,做特务以后改名叫孙毓清。他在屋里架起了一套美制军用收发报电台,专门和台湾联系。我整天特愿意跟着他转,觉得可有事儿干了,而且肯定是大事儿。

我们先得解决电的问题,乡下没电,怕引起注意,又不敢出去买电瓶和大电池,他就打算用手电筒的电池给电台供电。到处找能连接电池的东西,发现我们家有个红铜的大脸盆,孙台长觉得那个行,我就马上把它抱来。别说是家里人都在用的铜脸盆,只要孙台长觉得有用,再好的东西我也会马上抱来,谁也不会拦我。

我和他把红铜脸盆剪成一片一片的,剪成的铜片长六公分、宽两公分,这么着把一箱子电池串联起来。天线也扯得老高,我登高爬低地帮着从房上架过去。村儿里人就是看见了也都不懂,顶多就知道那是矿石收音机的天线。发报的"滴滴答答"声音挺大,但是那阵儿到处都比较乱,加上把它安排在院子最犄角的屋里,所以也没人注意到我们家的情况。

这部电台很笨重,每天孙台长都躲在屋里收发电报,很费电,我们进了好多手电筒的一号电池。联络的距离远,电池用一半儿就得换下来,要不然功率不够。为了作掩护,我们家在东单的市场摆了个摊儿,这样进货就不叫人怀疑了。还可以把那么老些用过一半儿的电池,当旧货给卖掉。

因为孙台长是以家庭教师的身份住在我们钮家,所以他的安全就由我钮益惠负责。像你们听说的许多"红小鬼"一样,我这个"黑小鬼"就利用年纪小作掩护,开展"敌后斗争"。我是心甘情愿为他这个特务传递消息,整天忙前忙后,好多事也非得我办不可,我小孩子跑来跑去的没人注意。我心里想着,我们家这就是在"为国尽忠"的最前线哪。

孙台长是挺精神挺聪明的一小伙子,还没结婚。反正他不是笨蛋。而且他这小伙子也挺能耐,在我们家什么都帮着干,我父母挺喜欢他,要再有个闺女就能许给他,那会儿我四个姐姐都出嫁了。我的任务就是一直保护他,帮他看风声听动静。我完全把他当大哥了,绝对的,我死都不能叫他死,就是这种精神。我听见我父兄他们好几次说起:"咱家的电台只要叫共产党一发现,咱们这些人就谁也别指望活。"

我跟孙台长玩儿得特好。他英文好,会两手写字,游泳特棒。那会儿我们垛子村水坑多,有东坑、西坑、南坑、北坑,其中东坑水最深,浅的地方也有一米八,谁都不敢去东坑玩儿,他就专门在那儿游泳,教我游泳。那几个月我们俩每天除了弄电台,就是游泳去,玩儿去,他特高兴。虽然一看他就是从外面来的,但村儿里人没有一点怀疑,因为我们家条件挺好,给我请个家庭教师很正常。记得孙台长也跟我聊起过潘其武这个人,他说:"秦应麟可能是碍他的事,所以这次这么危险被派回来了。"

孙台长的代号是"人之初,性本善",我帮着他译电,收发都有报文,我和他整天在家忙电报的事。但是我们译出来的也都是数字,别说我,连孙毓清恐怕也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是给谁收的报文就交给谁。我哥和我姐夫常住在北京城里,他们往返接送电文。三个月的时间,一共向台湾发报六十次,接收台湾来电一百次。这也是后来公审时宣布的罪状。

我哥他们几个一人一本密码,给谁来的电文前面有个电头,一看就知道该给谁。据说发往台湾的电报台头都是"毛经理",要直接给毛人凤看。那边问什么情况,这边就想办法调查打探,然后答复过去。比如部队调动的消息,有什么攻打台湾或者抗美援朝的动向;党政军高干的情况,像他们的车牌、住处等等。

做这种特别危险的事,我们家的人都尽量少跟亲戚朋友接触。我姨的孩子在前门东河沿儿开个货栈,我有时候进城上他那儿去,但是我们的这种事也不跟他讲,就是不想叫他们沾上。要是将来能成事,好了那都好说,危险的情况下尽可能少叫人知道,少一个知道,就少给一个人惹麻烦是不是。

他们这个特派的情报组由台湾潜入进来的时候,不是拿钱的人跑了吗,说要给弄的经费也没带过来,吃住和其它费用全是我们家管着,家里还有点家底儿和存粮,我父亲特有心,都能给安排好。当时组长秦应麟一感动,还打了张"欠条",对我父亲说:"到时候一旦咱们成事了,让上面给您家送十两黄金来。"我父亲在乎黄金吗,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未完待续,明日更新)


作者 | 大力

故事原题《小九》,首发于读库

 楼主| 发表于 2018-5-26 09:1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间谍小九(二)

大力 故事研究室  1月17日

17

01-2018


我们家成这个样,最主要的是我父兄都抱着一个观点:"忠臣不保二主"。

NO.1

接上文:间谍小九(一)


四、案 发

三个月后,有一天,我在院子外面望风,就见有四个干部模样的人打我家门前经过,其中一个还停下来,一边往院儿里看,一边笑着问我:"小鬼,村公所在哪儿?"村公所就在明面儿上,谁能不知道啊。他们一走过去,我赶紧跑回家,告诉孙台长快躲躲,我叫他先到村南头路那边的庄稼地里等我消息。跟他说:"赶紧出村儿!我不叫,你就在别出来!"

在这之前,我们刚收到过组长秦应麟的信,上面就一句话:"生意没法做了,赶紧收摊吧。"我父亲一看,脸上就严肃了,知道要有麻烦,已经让我们有所准备,把天线什么的全收了,还在灶房烧了不少材料。

那天没过多大工夫,我在大门外看见又来了一些人,到我家门口问问话,我还用好奇的样子问他们干什么,他们态度挺和气,说是来调查受灾情况的。

天黑以后,哗哗地全来的,都是带长枪短枪的。这回一点儿不含糊,到门口也没问话就进来了,马上进各屋搜,见人就看起来。我在院儿里,有个干部模样的专门盯着我,我就往后面走,回头看他也跟着,手握着腰上的枪。最里面是我二奶奶住的屋,我叫了声"二奶奶",撩帘儿进去了。这个人没跟进来,就站在门外。我二奶奶在屋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我已经上炕,从后窗户跳出去,翻后墙跑了。

一出村又发现了干部,还听见枪响。我马上钻进玉米地,孙台长正蹲在里面观察呢,我叫上他接着跑。他身上还带着证件和英文的密码本,我们赶紧找地方埋起来。

在门口跟我的那个干部肯定发现不对了,他们都往地里追,但那时候地里的玉米长得老高了,钻进去谁也找不到。听见他们又打枪又喊话,我道儿熟,我们猫着腰早跑了。

嘿,这晚上这一走,我就是整整三十三年再没回成家啊。

其实这个时候,我哥我姐夫和组长秦应麟他们全都已经在天津和北京落网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把我们家的房子都扒了也没找到电台,可以说来了那么些人扑了个空。不是说吗,我父亲最有心了,他就防着有这一天,早就想好了怎么藏电台。一见苗头不对,他把电台转移走了,藏到离我们几百米我叔家一间破屋的草垛里。我父亲没在家,我也带着孙台长跑了,那些人很生气,连我嫂子、我姐,这些家里的女眷全都没放过,先抓走再说,就剩下我妈老太太和两个幼儿没给带走。眼瞅着要家破人亡,我妈服毒了,但睁眼一看那俩小的怎么办哪,钮家不是绝户了吗?她又赶紧把毒给吐出来了。

本来,我带孙台长逃出垛子村到了北京城就算完成任务,我父亲事先也跟我交代过:"小九儿,如果有事,你把他由垛子带到北京就行了。自己过一阵子看看再回来。"那个晚上我带着孙台长往东南跑下去,可是北京在我们村儿的西北,我要给他们造成假象,以为我们没上北京,往天津方向跑了。那一夜我俩兜了一大圈儿,顺着庄稼地先往垛子东南跑,再绕到垛子北面,经过大地村、蒋辛庄、双桥、三间房,跑了有四十里路,最后到朝阳门外。

我们俩这一跑,整个就布下天罗地网了。由公安部坐镇,在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紧急通缉,说跑了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儿,带着特务电台台长跑了。

孙台长老家是山东烟台的,他在青岛上的高中,毕业后被选派去美国专门受情报训练二年,回到台湾。路上他对我说:"小九,咱们会成功脱险的,我带你回台湾。到时候我还回局里上班,你呢就上学去。咱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也是担心我害怕,想安慰我。

我问他:"咱们怎么能回台湾呢?"他说:"我是山东人,现在连大别山里都有我们的游击队,在海上经常有台湾来的军舰和大船,咱们只要到了山东,一到海边就能有办法了。然后我带你回台湾。"

我们虽然没吃没喝,但信心还挺足,他们那么些人来抓,不是也没抓住我们。我担心我哥我姐夫他们不能及时脱险,可是我们也不能给他们送信儿去了。我还想着那些人不能把我父母亲他们怎么样,毕竟他们都不是特务。

我们明白火车站不能去,公安肯定设卡盘查,所以经过双桥火车站都没停。我们就往朝阳门外的长途汽车站去,应该就在现在的东大桥,那里有去济南的班车。我看过好些电影里的情节,我比他这个特务还鬼,这时候我出主意说:"咱俩要分开二十几步走,你能看见我就行。"因为一小孩儿带着一大人,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到了车站,每天有一趟往济南的,我们一想也不能坐同一班车,就决定第一天我先走,试试风头,他再坐下一班。

那你问了,我为什么非要一直跟着他,带着他?让他自己走不就完了吗?因为在北京这边是我负责的,我地面儿熟。我就觉着要能带他跑出去,太光荣了。我十五岁就这么能干,感到特骄傲,一点儿都没想到怕死。我死心塌地,我想着要"为国尽忠",反正从小在家庭就受的这种影响。你又问了,假如那天晚上我要是自己跑,结果会怎么样?假如那样,公安就不见得非抓我这么个孩子了,你说是不是。当然我连想都不会那么想。

这么着,我先上了长途班车。到车开的时候,我往里面走,身后有人叫:"小九儿!"我一回头,干了!那你有什么办法,这是本能。再加上我已经跑了一整夜,很挂相啦。

那人说:"你就是垛子钮小九吧?"是个便衣,模样挺随和。

这会儿我倒横起来:"是又怎么样?!"

他说:"我们就找你哪!"

我说:"找怎么了?"我知道抓到就是个死。

他抓住我肩膀问:"你说说,你把那个孙毓清弄哪儿去了?"

我说:"谁叫孙毓清啊?"

他笑了:"嘿呦,你连孙毓清都不知道?"我一拧脖子不回答。

又上来几个便衣,跟司机说一声,让调转方向,一车的人都给拉到公安局去了。那时候经常抓坏人,车上的群众对于抓坏人也没怨言。这趟车别去济南了,往城里开,都回公安局,公安局是在前门东。一车的人跟着我倒霉,全得拉过去。挨个查,但是查不到啊,绝对没有他。就我一人儿心里明白,做梦也别想在这车上找到他,因为他根本就没上车。

把这车上的人查了好几遍,车里的上上下下也搜遍了,没找到孙毓清,只能找我要孙毓清了。就回过头来专门关一屋里审我,对我说:"小九啊,你还小不懂事,只要交待孙毓清去哪儿了,我们保证你没事,你们家人也都没事。你父亲、你哥、你姐姐、姐夫,我们都可以考虑宽大处理……"

我一听,就明白我们家人全都被抓了。但是你知道我当时说什么?我说:"你们小看我了。我从干这件事的第一天起就知道,只要叫你们发现,我们谁也活不了。叫我出卖孙大哥,你们那叫瞎想。我说出了他在哪儿,你们就放我父亲、哥哥、姐姐、姐夫,那全是骗人的话。我还等着他有一天替我们全家报仇哪!"

他们听了很不高兴,但还得接着审。审我比审谁都重要呀,肯定我知道他孙毓清在哪儿呢。可是死活我都不说,我就认定我十五岁能"为国尽忠"是最大的光荣。我说:"你们甭给我说这么些了,你们肯定要杀我。你们再说什么,我都知道犯了死罪。你们甭打算从我嘴里知道什么。"

他们又劝了我半天,我还是说:"我才不信呢!我就是告诉你们了,也非死不可,我们家人也非死不可。"最后公安人员说:"这个小家伙比谁都反动!"这也是我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后来被判重刑的原因,用他们共产党干部的话说:"放谁也不能放这个钮益惠!"

我知道,那阵儿镇反,凡是有点事儿的就毙了。天天毙人,北京、天津的报上天天登好多枪毙的公告。不信你去找出当年的《天津日报》、《北京日报》看看,甭算全中国别处的,就这俩地方每天毙多少人?真了不得。确实,国共双方互相都是红了眼地杀啊。

我们正是犯在了"镇反"的风口浪尖儿上。而且像刘胡兰、赵一曼什么的,我都听说过,我心想我比这些共产党的人还坚强。他们连着审了我好几天,我就这态度:"甭问了。指着从我嘴里找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相信说不说都一样,说也得死,不说也是死,甭糊弄我。那时候共产党刚得天下,很注意形象,公安还不兴打人,不兴上刑逼供,他们好几个人在那儿转磨、尥蹦儿,拿我没办法,干着急。

审我的时候,是公安二处在东城沙滩北边的一座大宅子,可能也是没收国民党大官儿的。他们没别的好办法了,还把我弄到卫生间里,那时候大概这种高级的卫生间特别少,押我到抽水马桶跟前,指着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装不知道。他就说:"告诉你,这是绞人的机器!不信你听着啊——"哗一开水箱,"你听见没有?"我显得挺害怕。他说:"你坐上去!"我说不敢,他说:"叫你坐这儿你就坐!不老实马上给你开机子!"我坐上去。我心说了,我还不知道这是拉大便的呀。

又押我到大澡盆旁边,对我说:"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我还摇头。又说:"这是给你灌水的!你看看——"一开水龙头,嗬,水还真挺冲。把冷热水全打开,冒着水汽儿。指指那玻璃墙说:"告诉你,这里边哪儿都有电!"他们还以为我是一农村孩子,拿我当垛子乡下抓来的傻小子了,哪知道我什么没见过啊!

我家住东单,我从小就往公馆跑,里面什么没有啊,就这抽水马桶、大澡盆什么的早见过了。所以他们这么吓唬我,我全明白,我也不言声儿。

打小我跟警备司令部耿副司令的小儿子一起玩儿,这孩子身边总跟着一个勤务兵。我万没想到,在公安二处这儿碰上这个勤务兵了!呦,我一看,这不是他嘛?他穿上了一身儿共产党公安的服装在里边呢。正好打一照面,他也没法不认出我来。预审我们那地方的人应该都是很可靠的,我也不知道他这算怎么回事。如果警备副司令的勤务兵都是共产党的卧底,你想想当时国民党的北平城还怎么守?

趁没人或者送饭的时候他还问过我:"你怎么了?"我说:"特务电台在我们家给抓住了。"他说:"那倒大霉了,这事儿可轻不了。"别人不知道他认识我。给我送的饭都是由外面买回来的烧饼、包子什么的,吃得不错。后来只要一押解我出去提审,我就以为这是要枪毙,要活埋了。我想我十几岁就"为国尽忠"了,感到挺英雄。

说起来我跟耿副司令的孩子玩儿的时候,还闹过一出笑话。当时北平街上有出殡的,要找小男孩儿背鼓,唉,就把我们俩给拉去了。我们俩穿上那白衣服背了鼓,挺卖劲儿地敲着走在出殡的队伍里。结果那孩子他妈,也就是那个副司令的太太回来一听说,赶紧叫人找去,派勤务兵马上找过来,一眼瞧见我们在那儿起劲儿地敲鼓哪,进队伍里就把我们俩给拽出来了。

那出殡队伍管事的还不识趣儿,跑过来一连声地问:"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当兵的说:"什么怎么回事!你他妈长眼没有!"啪就给那管事的一嘴巴,"他妈的,这就算没找你的事,还敢叫这孩子背鼓了!"管事的捂着脸,他就知道这小孩儿在路边一叫就来,哪儿想到这臭孩子是警备副司令家的公子呀。

扯远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说抓孙毓清的事。朝阳门外东大桥的那个长途汽车站,每天发往济南的班车不是就一趟嘛,结果还是在车上把孙台长抓到了。要叫我说,那时候的特务和公安都够笨的,简直笨死了,哪像现在电视里演的那样。

到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电台怎么暴露的,是台湾派人来送钱,一个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带着汇票到天津锅店街的老太和药铺交接。我们的人去领钱的时候就被盯上了,也等你把钱领走,然后再跟踪抓捕,一网打尽。这个王永祥,我想也有可能是共产党打入国民党的情报员,因为他一到天津,我们全组就都完了。要真是这样的话,潘其武可真是达到了借刀杀人的目的。

我跟你讲,我们家成这个样,最主要的是我父兄都抱着一个观点:"忠臣不保二主"。我们家倒霉就倒霉在这六个字上了,到死都抱着这个观点。我父亲虽然不怎么说话,但认准的事绝对谁也改变不了。所以抓到我父亲以后,说他最顽固,审都没审,就地正法。

我父亲和我哥最瞧不起"墙头草"。我们钮家有这样的,我六叔,钮六,一条好汉,可他儿子,我叫五哥,就是这样的。他当过日本人的差,投过八路,吃不了苦,又找到我哥当国军;眼看国军不行了,再投奔解放军,后来被派去当了志愿军。结果在朝鲜战场被俘,又自愿去了台湾。

他本来在北京有个媳妇,志愿军部队以为他牺牲了,他媳妇还一直享受了几十年的烈属待遇,挺光荣的,但是也没办法再嫁。结果,那年开通回乡探亲,五哥突然又从台湾回大陆来了,要说最难受的是他在北京的媳妇了。他留在大陆的女儿也是一直没嫁。我发现这位五哥还是那么胆小,什么话都不敢跟我们多说。


五、执 行

其实我们早晚是跑不了。共产党的天下,你弄个电台在那儿整天嘀嘀嗒嗒发报收报的,早晚得出事。没判的时候,对这一案的人分别预审了几个月,我先是关在天津公安局二处的看守所,后来在天津的沈阳道,又关在新华北路五十二号,这些地方在国民党时期就是关人的。到我们去的时候,里面关的全是效忠国民党的政治犯。

最早抓到的犯人先送到天津的茶淀劳改农场去,这地方以前是日本人关中国人的。有个"新生人员"大队,结了案的人暂时搁在"新生"大队,说让他们"新生"去,意思是有希望重新做人。在里边让学习材料,那上面说的都是国民党"军统"怎么杀共产党的。我记得说山西应县围城的时候,里面关着四十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党,城破之前,把这四十一个都杀了。材料上说全国好多这样的地方,一围城,里面关的就全杀了。

这时候,我们一起关的都是国民党的人,政治犯。1950年国庆节我记得清楚,因为给吃了鱼、月饼、梨。在里面每过一个阶段结一批案,挨个叫出去说:"你现在结案了。"你得说:"感谢新政府!"然后问你:"你对自己所干的那些坏事还有什么认识吗?新政府已经给你重生的机会了,你对今后有什么想法?现在还有什么要求吗?"

有的人回答:"得了,我前半辈子扔了,我危害人民,只要共产党给我一个做人的机会,我一定将功赎罪,好好地争取重新做人。"是不是,一般的都这么说,在里面关这些天也都是这么教育的。

可是也有人呢,心里明白你再怎么要求,顶个屁用。就这么回答:"我这一生也就结了,我别的要求没有了,就是我死后,请在我的坟上插个牌子:忠实的国民党的儿子。"回去以后同监的问:"都问什么了,你怎么说的?"这人就回答:"别的都没说,就是我死后给我坟上插个牌子就得了。"

后来其他人也跟着学,这么回答的人就多了,预审员就在大会上拍着桌子训话:"你看看你们,啊,就问问你们有什么要求吗,不老实说,还什么'坟前立个牌子'。还想立碑吗?我告诉你们,死了这条心吧!今天,我在这里宣布:在中国的土地上,永远也不会再给你们国民党的树碑立传了!"

到"镇反"开始的时候,那个"新生人员"大队里国民党的人,都由茶淀拉出去了,拉一拨毙一拨,差不多全给毙了。就知道那些日子,天天从"新生"大队往外拉人,头天拉过来,第二天毙。你知道怎么枪毙吗?头天晚上过来了,问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回答叫什么。说:"行了,回去吧。"第二天,人就拉出去毙了。哪用得着什么审判过程啊。

我们全组预审完了以后,送到军管会的军法处临判的时候,把我们同案的这几个人带到这边的看守所,临时放到一个屋里,自抓到以后就这么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不怕你们串供,因为不会留着你们了。预审的时间很长,几个月,是要从这些人嘴里掏出更多的东西;到送去判的时候,该毙就毙了。

那天是1951年1月11号,很冷。我们都没睡觉,一整夜我们说了很多事情。尤其是他们情报组的几个成员,自抓到以后头一次见面,而且关在一起,都在抓紧说他们的事,对情况。实话说,虽然心里很难受,但从态度上还都想做个有骨气的人。因为我才十五岁,他们估计不杀的可能只有我,组长秦应麟眼睛红红的,走到跟前紧抓住我的手说:"小九,你最小,将来就你可能回到台湾。万一有一天你真回去了,一定要去局里把我所说的这一切都跟他们说清。你一定要替我们问一问:这个王永祥到底是谁给咱们派来送钱的?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到死他们也闹不清,这个王永祥到底是被共产党给策反了呢,还是他本身就是个共产党的情报员?所以不甘心哪。

我哥钮益培知道要到绝地了,他说:"到时候都多喝点儿水啊,痛痛快快的!"意思是痛痛快快地多喊几声口号。但实际上,枪毙的时候就不叫你喊口号,都拿铁丝把嘴给勒上了。我哥至死也不悲观,给我的感觉是,他认为这么死光荣,死得值。

毙我哥他们那天,1951年1月26号,一清早起来就不开门、不放茅、不倒尿了。完啦,就知道今天要拉出去人了,里头特紧张,不知道叫到谁。这时候我哥和我隔一个牢房,两个屋中间用一盏灯,上面挖个洞。每个牢房十几个人,我听见我哥在那边冲我说:"九儿益惠啊,我今儿个就走了。"他这句话里有很多的意思,起码包括"家里的一切就托付给你了"。我答应了一声:"唉。"再说不出别的。我虽然小,也全明白国共之间是怎么回事,知道这个谁也挡不住。就听见哗啦哗啦地开门往外带人。谁都不言声了。

我们这屋里,有一个犯的是造谣罪,具体造的什么谣咱们不知道,反正是反共的谣吧。外头一喊人出去,他当时就尿了裤子。这都是不由自主的。后来还是把他拉出去了,造谣也是死罪。

在最里面那个铺上的,是个国防部二厅的上校专员,叫关健平,三十多岁。预审那会儿我们就关在一起,我叫他大哥,他叫我小弟,我们俩关系挺好。他躺在铺上,已经病几个月了,骨瘦如柴呀,整天就喝点儿稀粥,一直半死不活地躺在角落里。

往外拉人的时候,有个反革命集团案,已经叫出去仨人,还有一个同案的在我们这屋,就听见过来要开我们这门了,那人"蹦蹬"跳下地,抱拳屈膝对我们说:"哥儿们弟兄,我再有十八年又成一好汉了!今儿个我这就先走一步啦!"结果你猜这么着,外面进来提人的根本就没正眼看他,把他推一边,大声叫的是:"关健平!"嘿,关健平腾地就坐起来,躺好几个月没起炕,就这一声叫,他腾地就起来了,那股劲儿嘿,都不知道他哪儿来那么大劲儿。

看守要提他出去,他说:"请等一下,我穿上衣服行吗?"看守说:"行,你快穿!"关健平拿出个包,全是高级服装,有中山装,有西服,穿了这件穿那件,一件一件都套上。

这边叫了人拉不出去,能行吗?外面堆了好些人,大概过来一个干部喊:"别让他穿啦!拉出去!"看守上去一拉,这关健平突然大叫:"我操你妈的——"接着就喊口号:"国民政府万岁!打倒……"干部喊:"快把嘴给堵上!"看守赶紧掏出块手绢上去一边拽他,一边往嘴里塞。关健平吭哧一口就把他手给咬住了,这回喊的就是看守了,疼得哎呦哎呦大叫。我们通铺旁边的过道只有一人宽,别人想进去进不去,要帮忙帮不上,这被咬的还叫哪:"哎呦,咬住啦!咬住啦!"。

这时候,我就看见从外面冲进来一个大块儿头,穿黄军装,大皮鞋,抬腿跳上铺,咚咚咚从我们眼前这一排铺上踏过去,跑到最里边,关健平还趴在铺下咬着看守的手哪,这大汉抬起大皮鞋,咔嚓一脚朝背上跺下去,关健平当时就不出声儿了。

你想一个骨瘦如柴,一个足有二百来斤,这一大皮鞋下去,都用不着枪毙了,但还得拖出去执行。我们都在铺上坐着,都在瞪眼瞧着,我就挨着关健平的铺,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跟你说,我没受多大刺激,别看我不过十五岁,我当时觉得这就是英雄。

1951年1月26号这天,我们那里一共拉出去了三十八个人,其中就有上校关健平。开上万人的公审大会,包括我们钮家亲属在内的情报组人员,在天津小王庄被军管会立即执行。第二天,这个消息在《天津日报》头版刊登。报上登的处决人名中没有上校关健平,他肯定是在没拉到刑场前就完全断气了。


六、我们组

甭管你信不信,我虽然小,但看了这些事情并不是受多大刺激,而是感觉他们这就叫英雄。我那时候就想过,要是有朝一日,我得到台湾去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

那天把这些人拉走枪毙了以后,又来宣布我们都判了多少年刑。我们那一案,叫"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案,我们组也是在天津交接时破的案。组长秦应麟,三十六岁,判死刑,立即执行;他妻子卞书兰,帮助掩护,算同谋,判十五年;他内弟卞树堂,参与活动,无期徒刑;还有个叫李光琴的,属于有牵连,判十五年;电台台长孙毓清,二十四岁,判无期;我哥钮益培,二十七岁,骨干分子,死刑,立即执行;我三姐夫刘景惠,二十七岁,也是重要成员,死刑,立即执行。

说起来,三哥跟三姐夫都曾经是抗日的中国军人,可是到这时候,抗日没过去几年,都得死在中国人的手底下了。

我大姐夫梁锡增,是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旁边的玉器行当副经理,生意人,我们这个组的人进城都到他那儿,他也没想着当特务,只不过叫他赶上了,把他牵连进去,给他定性是"联络站站长",判十五年;还有我堂兄钮益海,二十岁出头,他在大栅栏的三庆戏院小卖部当经理,实际上啥也不清楚,就因为跟我哥都走得近,判十五年;我,钮益惠,十五岁,倒是特别卖劲儿,本当死罪,念我未成年,判十年。从一抓到我那天起,我就认为是一个死字,我是一心准备当烈士的。

孙毓清按说是要犯,没被判死刑,估计是有立功表现。可能是他精通电台和密码,留着有用。听说抓到他以后让他给台湾发电报了,就像之前"保密局北平特别行动组"破案以后,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叫被捕的组长计兆祥往台湾发电报一样,让毛人凤的军情局特别没面子。不知道孙毓清发的电报都说了什么,这年镇压反革命,什么事没有的都枪毙了,不清楚他为什么给留下来。他绝对是个谜。

1951年1月27号的《天津日报》还对我们组的下场作了报道,大意是一举破获台湾派遣的"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捕获主从犯十一人。我钮益惠的名字列在倒数第二。在这张报纸上还登出了其中五名要犯的照片,那就是秦应麟、孙毓清、刘景惠、钮益培、李慕仁。

这篇报道上没有提我父亲的名字,为什么?我父亲是全家之主,他老人家特别精明能干。自从我哥和我姐夫把电台弄到家里,一切的事情都由我父亲安排。他为了儿子为了女婿,为了这个电台用尽心思。得知走漏风声后,他在家把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把收报机和发报机拆开装到缸里,运到离我家几百米的一个本家叔叔的破草棚里。

破案后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抓齐了,就是找不到电台,办案人员气坏了。我父亲在外面躲了一个多月,到处都风声紧,后来落脚到西直河的我五叔家,最后是五叔害怕早晚全家要受牵连,告发了我父亲。公安押着我父亲去起获电台以后,可以说没经过审讯,也没有什么结案,军管会立即就地执行死刑。所以《天津日报》在报道时根本没我父亲这个人。后来是我堂兄钮益芳赶了大车,把我父亲的尸体拉去埋了。这些都是在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的。

整个案子从审到判,直到执行和登报,就再没听说那个王永祥的情况。如果他确实是台湾那边派来送钱的,肯定就会作为同案犯被重判,但是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后来的下落。这事就更奇怪了。

孙毓清台长的父亲在青岛,是工程师。他被捕判刑的消息一登报,当地公安也上家去调查了,第二天他父亲就上吊自尽。在监狱里,孙毓清大概也是有立功表现,要不就是他有什么特殊用处,后来他提前出监。许多年后听他妹妹的一个亲戚说,有人看见他出来以后在张家口还要过饭呢,我也不知道这算怎么回事。到底是在美国受过专门训练的,有他求生的本事。而且最奇的是,他竟然又回到了台湾,我就纳闷儿他是什么时候回去的?怎么回去的?反正不可能像他当时在逃跑路上跟我说的,能跟台湾联系上,来船接他,到后来那些年门儿都没有啊。

孙台长的亲妹妹在山西太原,北京这个姓王的先生跟她是亲戚,听她讲孙毓清回到台湾以后,局里给他军衔连升三级,由上尉升为上校,发给他几十万补助金。九死一生跑回去了,还能不奖励?听说到80年代末,他也回大陆探亲来了,到山东青岛给他父亲重修了坟,扫了墓。共产党政府还接待了他。只要活着,就是跟死了的不一样。他到了大陆应该会经过北京,应该会想着我们家呢。他没来找我们,那就是有没来找的原因,你说是不是?他应该什么都知道。是不是他有什么不方便?那就不知道。这就不必要追究了。

我们那个组最后回到局里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一个就是我。我们两个一点儿联系也没有,他绝对想不到我会回到局里,而我也万万不会想到他还活着,万万不会想到他早已经回到局里。就像他那时候跟我说的,他还真的回到台湾,重新回到局里上班了,而我是不可能到台湾上学的。

我是在1999年年底,用偷渡的办法到了台湾,12月31号我终于到了军情局。孙毓清是2000年去世的,嘿,你说这事儿寸不寸?也就是说,我到了军情局的时候他人还在,但是我们错过了这次最宝贵的见面机会。他要知道我能去,你说他能不接待我吗?我要知道他在台湾,一进门儿就直接让他们请孙毓清来说说,说清楚我是怎么回事,我们家是怎么回事,那不就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吗?(未完待续,明日更新)

作者 | 大力

故事原题《小九》,首发于《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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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26 09:1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间谍小九(三)

大力 故事研究室  1月18日

18

01-2018

我在狱中带头组织了一次行动,叫闹监也好,叫暴动也好,实际上就想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做个了断。


NO.1

接上文:间谍小九 ( 一 )

               间谍小九(二)

七、小 号

50年代,共产党刚得天下,那真是对谁也不打不骂;该判就判,该杀就杀,绝对不打不骂。我们在牢里伙食有定量标准,享受一个战士的生活待遇,过节过年有肉吃,咱们不说假话。那个时候好多老百姓都没饭吃,全国还穷着呢。

外面搞什么运动,我们在里面都知道。"镇反"、"三反五反"、"肃反",每搞一次运动,就送进来一些人。

我是1953年由天津的西头反省所转到北京市第一监狱。我们同案的其他人也都关在一监,但始终谁也见不着谁,能叫你见着吗。我算是在监狱里长大成人的,从一个少年熬成犯人中的"老大"。他们都承认,我悟性特强,学东西快,狱中的那些活样样是行家,加上身强力壮,为人也仗义,所以管我们的人和犯人都比较高看我。

在一监的时候,我们那牢房有多大呢?我们当时是这么说的:"一个人空荡荡,两个人闷得慌,三个人松得慌,四个人正好,五个人挤点儿,六个人凑合。"这你就知道我们那屋有多大了。但是人再多,叫你进哪儿就得进啊,给你多大地方你也得睡啊。其它"待遇"呢,我们是这么说的:"冬有棉,夏有单,每月两块五的零花钱。"确实很不错了。

但是我心里还是恨呀,我家死那么多人,我认准了在这个天下怎么也没我的好。1959年的年底,本来十年刑期快满,但就是说什么也熬不下去了,反正人就是命运到那儿了。我在狱中带头组织了一次行动,叫闹监也好,叫暴动也好,实际上就想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做个了断。我用白纸蓝纸做成一面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我是准备借口看病的机会杀人的。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监狱里上吊自杀的看得多了,早点儿结束算了,这个社会就是出去也没有我这种人的活路。你算算,要经过多少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没断过,在里面要政治学习,每个运动我们都清楚,因为都进来一些子人。想想往后肯定那还多着哪。

预审员后来在给我们结案时对我说:"你今后是不可能再有改造自新的机会啦。"我一听,知道免不了一死。他们给写的罪行是"反革命暴动集团",因为我们一共四个人,都是活得不耐烦了。有个叫刘威的,他父亲是"镇反"时给枪毙的,他恨透了这个社会,从小就进少管所,进看守所,后来被判十五年。还有个叫刘学忠的,也是从小在少管所。另一个是叫李志平的中专学生。他们都比我小,服我,听我的话。我们共同的特点,都属于熬不下去了,所以气味儿相投,干脆早点儿结束得了。

有了想法以后每天找机会碰头,密谋什么时候行动,怎么行动。办事儿的家伙儿都有了,我们劳动改造的车间里有的是工具,准备了斧子和撬棍。打算一上班我先报病假,说头晕要急诊,去的路上就干掉队长,再干掉大夫,能干一个是一个。出门儿那就是杀一个够本儿,杀俩赚一个!

这里面最贼的就是刘威,他一想这不等于出门就自杀啊,结果他第一个向干部自首了。他平时在底下骂街,比谁恨得都厉害,但是一到真正动的时候,他先告密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不是他软了,我们就没有后来的事儿了,咱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地方说这些,我这故事早就完了。

对我进行宣判正是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据他们在底下传,毛主席发话说:"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可放可不放的一律放掉。"结果我免于一死,判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次按罪行要判我立即死刑,也一点儿不意外。当然实际上我没犯什么罪,就是密谋,根本没动手哪,一点儿后果也没有。

我为这个罪吃的皮肉之苦就甭说了。单独蹲小号,一肩多宽,三米长,没有转身的空,生不如死。最重的镣我戴了一年。科长说:"给钮益惠戴一挂四十斤的镣!"下面的人说:"咱们没有四十斤的啊。"科长说:"戴两副不就行了嘛!"把俩脚镣加一块儿戴上。一年的工夫,那副大镣把下面的草垫子磨破了三床。

每天就六两粮食,没吃着菜,光喝玉米面粥,要是有块窝头那就太好了,塞嘴里觉着甜着呢。整年没洗脸没洗澡,没衣服换,到后来头发你知道像什么了吗?都像羊毛毡一样。那一年我觉得出不了这个牢门,就得死在里边儿了。最后我只能绝食,粥送进来,我偷偷倒掉,绝食到第六天早晨,外面又喊:"钮益惠吃饭了!"我说:"不吃了……"就没气儿了。把我直接抬到医院。

死缓二年到期,我没向政府悔罪,还写了个"申请枪毙"的报告,跟政府的干部说:"我没有争取活的意念,请你们早点儿把我杀掉吧。"指导员对我说:"真没见过,有你这样的吗?你还自己申请枪毙。"后来把我由死缓改判无期徒刑。

外面闹饥荒最厉害的时候,我妈上监狱瞧过我一回。我妈从大羊坊的家到陶然亭这边的监狱,马驹桥到永定门有一趟长途公共汽车,正在大羊坊有一站,她应当坐这车到永定门,离监狱就不远了。可她连那点儿车钱都没舍得花,一清早就出来,小脚背着二十多斤吃的一路走去的,背到监狱的南大门。那已经是天冷的时候了,管教告诉我说,有特殊接见,开门把我叫出来。

我一进接待室,哎呦,一看见我妈坐在那儿,你知道这心跟刀扎一样啊。还不能哭,不能掉眼泪,本来妈就够难受的,我妈哭,很克制的哭,但我不能哭,眼泪硬往心里咽。你说说那是什么滋味儿。

我看我妈变样大了,原来挺富态的,现在变成一干老太太了,瘦得不行,我心里别提多难受。就冲我妈这样,我还不如死了呢。我妈问我:"小九儿,你不是该到期,该家走了吗?你到底判了多少年啊?"

那时候我已经改判无期,我说:"是无期"。我妈不懂,问我:"什么叫无期啊?"

旁边坐着有干部,我说:"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就叫回去。"我妈说:"那你好好的,你快好好的改造,妈在家等着你早点儿回来。"

我姐姐给我妈的月饼,都搁干了,不拿水泡吃不动,我妈也舍不得吃,全给我送来。小脚老太太背着二十多斤,都是我姐给她的吃的、点心什么的,凡是能吃的东西都背来了。那时候粮食什么的定量都很紧,实际她在外面,也不见得比我们在里面吃得饱。她在外面就一个老太太的那点儿定量,还什么都不舍得吃,都惦记我。再加上一直背着反革命家属的黑锅,她更难受。

我母亲偏向儿子,可是后来儿子管不了她,还就是闺女管她,要没几个闺女她就活不下来了。我大姐是经常来看妈,三姐是每月给十块钱,四姐在天津,也是能来尽量来看看。

我妈走以后,我赶紧给我三姐写封信,我说以后千万别叫妈来了。不是我不想妈,也不是妈不想我。我说我们母子再不能见面了,难受死了。我妈那时候以为,"无期"真的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了,随时就能回去。倒是也有改好,减刑的,这个我告诉我姐了。我妈让我姐在信里嘱咐我:"共产党跟我们说了,你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就放你出来。小九,你就快点改造好吧!"

后来因为我不再写信,我妈死了我当时都不知道。她一直盼着我回去呢。到今天我的结论是,是孩子就是来要债的。我妈上辈子欠我的,为我吃一辈子苦,我妈连我给买的一块儿糖也没吃到,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我妈。我现在觉着,是孩子就是来找你讨债的,你欠他了,他就来当你孩子。所以我这辈子不希望有自己的孩子。我就这论点。

从判无期开始,我的抵触的情绪改变多了,什么也不想了,要想,一天也活不了。无期不就是死在牢里吗,一判死缓以后,只要是活一天就赚一天。什么人也不联系了,让他们在外面就当我死了。我就没想着出来,就准备在里面坐牢到死。想不到的事情你甭想它,要想就想眼前有的事。从这时候起,我只想眼前,活一天就让自己开心一天。你就看吧,打那以后,在里面蹦蹦跳跳的哪儿都有我。

八、廖湘荣

在里面跟我最好的有个学生,进来的时候就是个孩子,判了十八年。总哭,一想起来就哭。我们铺挨铺,我对他特别好,他什么心里话都对我说。

这孩子叫廖湘荣,生在湖南,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在他小的时候就被镇压了。寡妇妈带着他和妹妹从城里回到乡下老家,生活一直特别苦。这孩子学坏一门儿不灵,要说学好,他门门儿灵。他从小就特别聪明,也特要强,小学中学都跳级,高考全县工科第一。虽然出身差,但最后被清华大学录取。在清华,他还是样样拔尖儿,成绩最好;文体活动也活跃,弹琴、画画、书法、外语都出色,连跑百米、打乒乓球、打篮球都棒。

有个清华"校花儿",家庭是上海的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候最吃香的就是"高干"或者"高知"。她爱上了廖湘荣,寒假前约会时姑娘对他说:"今年春节你跟我一起回家吧。"意思是我父母想见见你。廖湘荣是个孝子,他说春节我得回家看我妈和妹妹。那个女生说:"那我就给你带上点儿钱,我知道你家里面有困难,你给她们买点儿东西吧。"廖湘荣很要强,他也不打算这么早就订下终身。但这位校花儿特别勇敢,不但不顾他的出身那么反动,到暑假还是带他去见了自己的父母。

那是1960年,廖湘荣正好毕业,他的毕业设计是一部车床。这时候,上面选派去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按成绩,人人都认为肯定有他廖湘荣。但最后的名单上愣是没他,选拔的时候有,公布出来就把他给删了。原因只能有一个——他爸是被镇压的国民党军官。

他从小到大因为出身受到的歧视可不少,数这一回的打击最大,就像赛跑眼看着要得第一却被取消了比赛资格。在他情绪最低的时候,有一个成绩没他好的同学气不平,问他:"你为什么没去留学?"廖湘荣说:"咱不够条件哪。"

那个同学偷偷跟他说:"哎,咱们想办法自费到外国学习怎么样?"这同学的父亲是个外交官。他向廖湘荣提议:"我想好了,听说南斯拉夫特漂亮,咱们给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写封信吧,申请去留学!"

廖湘荣有些犹豫,他从来没想过有这条路。那个同学又劝说:"现在留学名额没有你,如果不试一试,再没机会了,要终生遗憾的!"

就这么着,两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没再多想,当晚就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一早投到邮筒里。信的大意是"我们在清华大学毕业了,现在想申请自费到你们南斯拉夫去留学"。还写上了一些社会主义大家庭啊、国际主义啊的大道理。对这个大胆的计划,他们没有透露给任何人,包括那个与廖湘荣热恋的校花儿,就想着一鸣惊人了。

没过几天,他们又着急地打电话去问。对方一个讲中文的说:"信已经收到,需要研究研究,下星期一再联系。"

到星期一,他俩打电话,对方说:"你们星期三晚上七点到大使馆来一趟吧,到时候安排面谈。"他俩击掌欢呼,相信梦想要成真了。你说说,就这么傻。

那天晚上,这俩孩子离开学校,穿戴挺整洁,按事先看好的路线准时来到大使馆门外。这时候使馆区特别的安静,路边停着一辆苏式的"伏尔加"牌儿小卧车,已经有人在那儿等着哪。过来问清他俩姓名后说:"来来,上车吧。"他俩还有点儿迟疑,怎么不进大使馆谈?人家说:"叫你们上车就上车吧,抓紧的。"他俩挺激动地上车了,这也是廖湘荣头一回坐小卧车。

车里坐着俩人,样子很严肃。车一开起来,就向他俩宣布:"你们密谋偷越国境,背叛祖国,现在被捕了!"俩孩子大呼冤枉呦,可是说什么也没用了。人家后来告诉他们:"想进大使馆,就是企图偷越国境!"车子直接把他俩拉去连夜突审。他的同学算主谋,判二十年;廖湘荣稍微轻一点儿,判十八年。

其实他们写的信根本就没寄到,电话也根本没打进去,你想想往大使馆打的电话能不控制吗?但是你要说他冤,也不算特别冤。那时候凡是往大使馆写信的,你就是写一个字,也不得了;包括往大使馆的车里扔信的,都算"里通外国",都得是十五年徒刑起步。

刚关进来的那些日子,廖湘荣这孩子天天晚上哭,想不开,太冤,越想越冤。总想他断送的大好前程,想他妈,想他妹妹,想他女朋友。那女的得有多难受啊,好好的一"校花儿",也多少得受牵连。

他挨着我睡,要是没我帮他,这个廖湘荣在里边都活不成了。他当时怎么也转不过弯儿啊,像做恶梦一样,本来挺顺挺顺的,凭什么受这个罪啊。一下子全没希望了,往后怎么办哪?

在这些个重刑犯中,什么样的人精全有。惟独廖湘荣,要说学坏,一门儿不灵;学好,样样全灵。你要说画画儿,你坐在那儿,他一会儿就能给你画张像;你要说写谱,给他几句词儿,一会儿就能给谱上曲;你让他写字,一个字一下子能写出十种,十行能写出十种不同的字体。这人不是一般的拔尖儿,样样拔尖儿。在清华大学能拔尖的可不是一般的。

后来,我们都转到山西的劳改煤矿去,廖湘荣也成了挖煤的好手。反正跟我一路在里面待了十八年哪。我们俩特好,我们俩绝对好,这十八年,我跟你说,没有我他都活不了。因为我最乐观,谁都知道我最想得开。在劳改煤矿赶上文革,我是犯人队的头,每天队里要拉出一个批斗,我说斗谁就斗谁,在我的保护下,没怎么斗他。

十八年的刑期,他天天在那儿争取"重新做人",可是一天也没少待。因为他太不走运,他坐牢的那段时期,外面一直搞运动,谁会想起来给他减刑?不罪加一等就算不错。这十八年算耽误了,那就甭说了,十八年他本来还可以学好多东西,能有大出息,但是在里边连看书的条件都没了。

我说的这个廖湘荣,他比我先出来的,应该是1979年,但还是没出监狱,留在监狱的煤矿中学教书。一出来大概第三天就分配到高中部当老师。放出来的时候,廖湘荣已经由当年的年轻才子,变成了挖煤的小老头。劳改煤矿的中学正缺老师,把他留下,教高中班。人家有那本事,当老师,就比他们原来那一堆老师都强。几年后,他教的学生有的考上清华,也有的被选派出国留学,算是替他廖湘荣圆了个出国梦吧。


九、无期队

我们还有个在日本学成的博士,叫刘威亚,本来他在日本,娶的日本老婆,包括小孩子也都在日本。他是妇产科博士,说是中国最权威的专家林巧稚特别赏识他。刘威亚这个人哪,那次是打日本回国探亲,临走有个朋友让他帮忙捎个包。那时候中国跟日本之间的人员来往很少,有人回去,让捎个包也很正常,放在谁身上也没法拒绝。而且朋友叫捎个包,你也不可能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是不是。得,他好心给人家捎了。

可是他一下飞机,还没等见到家人,在飞机下面就让公安的给戴上手铐带走了。直到判刑,他都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事儿,结果判个无期。

那皮包里到底有什么他也不知道,就是别人叫帮忙带的,他绝对没打开过。我后来对他说:"你这算干嘛吃的呀?这皮包是谁的你不知道,皮包里有什么你不知道。你稀里糊涂给人带个包,结果就把自己给带到这里边了。"你说就因为皮包里那东西给弄个无期徒刑,是不是啊。所以他可以说也是糊里糊涂。

到底皮包里有什么呢?据说主要是"军统"特务想办法通过他捎回北京的一件东西,让他由日本给带过去。说白了,他就相当于一运货工具。你说一工具有什么错?那也不行。后来判刑的时候告诉他了:"你的包里有特务的东西。你知道吗,如果让你带成了,那将对我们党和国家造成多大损失!所以你是罪不能赦!"当然,因为这么个皮包抓起来的绝不会就他一个,这边准备接他包的人肯定也早给抓了。就像我们家那部电台,凡是有关系的都跑不了。

哎呦,刘威亚一关进来也是整天儿的苦恼啊,整天儿的烦哪,愁死了。太冤,整天苦恼。我说:"你也别净苦恼了。这都是命,到哪儿就说哪儿吧。"

就这么一个人,不怪他苦恼,也确实太可惜了。你知道他到什么份儿上?后来协和医院妇产科要动大手术的时候,他在监狱服刑,有时候拿车就接他去了。医院有些疑难问题,跑到监狱里把他拉出来让他去会诊,当然都得跟着公安的人。他脱下囚衣换上白大褂进手术室,公安的就坐在门外。做手术的时候比别人更要小心,万一有一点差错那就是政治问题。让他到医院弄完了甭管多晚再送回监狱去。他就到那种程度,估计当时医学博士也很少。

我们监狱里有个医务室,有一回我上医务室瞧病,看见这个刘威亚坐在门外,我就问他:"你坐这儿干嘛呢?"他说:"看病。"我问他:"医生没叫你呢?"他说:"我是给人家看病。"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看他那样儿,我差点儿哈哈大笑。那天专门来了个首长夫人,让他给瞧病。但是他跟正常的大夫正相反,他这个大夫得坐在门外,等着人家病人叫他,里面叫:"进来。"他才能进去。一会儿人家说"出去",客气点儿的说:"你先出去吧。"他就得出去等着再叫。你说像不像过去给娘娘看病?他就是这种身份,给人看病,但是呢还得受歧视。

都是高干家属跑到监狱来,让他给看病,看妇科。在外面大医院治不好,知道有他,因为他本事在那儿呢,没办法,就得指着他。但是他得在门外头坐着,等着叫,让进去就看病,看完让出去就马上出去。我就说他:"你这大夫当得也有点儿太……!"他这个情况算是古今中外少见吧。

他要是学别的科,在监狱的医务室就会用他,可他是妇产科的,在监狱里好像没什么用,学问再高用不上。顶多是偶尔给外面的人看看病,可惜了不是。

这人哪年进去的?应该是1963年、1964年的时候。他在日本那边还有好好的老婆呢。那有什么办法,就得在监狱里一直住着。后来把他由山西劳改煤矿弄回北京去了。大概在1973年,可能是中日又友好邦交那会儿。

我们监狱里边各方面的专家多了,有个肺结核医院院长、防痨学会副会长,叫古道奇(音),1959年抓进来的,反革命罪,文化大革命时死在里边了,真是把人才都糟践了。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全如俭(音),老大夫,也是反革命罪。这些人给放在监狱的医务室,别看我们的医院小,但是大夫高,连高级首长都知道,家属有疑难怪病,让上监狱看去,说那儿有好大夫。

当初那个管我们的科长问我:"让你领导那帮大学生能行吗?"我说保证行,在监狱里让你管人,绝对是好事,不行也得说行。而且我也确实有管人管事的能耐。结果先让我管那个小队,三个组。我带的这帮全是大学生、知识分子。矿业学院、钢铁学院、地质学院、航空学院、邮电学院、政法学院、人大、北大……都是这一帮大学生。我们这一个队啊,北京"八大学院"在我这儿齐了,过去北京讲所谓"八大学院"啊。

我们最有名的右派就是葛佩琪,人大讲师。我记得他年龄不小了,腿脚不利索,听说以前还是老革命、地下党,给判的死缓。后来我们迁到劳改煤矿,他也去了。那些年轻的右派好像不怎么跟他说话。我真是赶上了,都是各大学好样的,可以说天天守着一帮教授、专家、高材生,天天能学好东西。按说我能学到不少知识是不是,但主要是我文化太浅,我才小学四年,小时候不爱上学,他们文化太高,这方面弄不到一块儿。

我进来得早,这一帮人怎么回事我都知道,大部分是"反右"关进来的。里面净是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跟反右有关。比如给哪个党支部提意见,反对了哪个党员什么的。其实都是一堆挺有才有志气的人,窝囊废才不会有自己的主见。送到我们那儿的都是给判了刑的,刑期都没少判。没办法。

我们那个队俗称叫"无期队",里面能人太多了,这些人个个本事大。你看有一个人哪,在翻译组,北京的监狱里有个组,叫翻译组,凡是监狱翻译的小说都写着"清河"两个字。外国小说翻译成中文了,如果底下翻译者署上"清河",都是我们那翻译组给译的。这个"清河",跟北京北边郊区的那个清河地名是两码事,大概意思是,通过监狱改造这条清水的河流洗掉犯人身上的罪孽。

我们那翻译组里有个人,能翻译几国文字我不知道,反正拿着英文小说,他就念中国话,旁边人记下来基本上就是一本小说。这人叫周光淦(音),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阿拉伯文,还有哪国文,反正是中国很少有人能翻译的,他也会翻译,好几种语言都能译。这个人啊,纯粹就是老学究,一天到晚迷迷糊糊,有时还流着哈喇子。唉,可人家肚子里就是有货。

你说对了,这翻译的任务倒是给他们找了一个愿意干的活,他能看书啊,连外国小说他都能在里面看。咱也不知道具体让他们都翻译了什么,反正是把各种外国书翻译过来,可能除了马列著作不能让他们翻译。底下肯定不会写他们的名字,都写的是"清河"俩字。

还说这个叫周光淦的老学究,好像之前是在出版社当编辑,你给他随便写个什么很难的字,他全能给你解出这个字的说法跟来历。都说他肚子里就装着本辞典,还不是字典,是辞典。不只是一般的字他能给你说出来,就是咱们都没见过的字,辞典里怎么讲的,他就能给你说出来。

还有个叫任大雄的,北大学生,我们都管他叫大猫,因为他有一个大近视眼镜。他有篇文章,华罗庚一看,问:"这是谁写的?请把这个同学叫来。"华罗庚当场给他出了道题,任大雄不到十分钟就在黑板上答出来了。事后华罗庚对学校领导说:"这个孩子可要好好培养。"后来听说实际上他比陈景润有天赋。他也是因为1957年给党委提什么意见,就关进来了。

这个任大雄在数学上绝对是高人,但你听听他生活中是什么样啊。我们到山西劳改煤矿以后,吃的还不错,就是说让你吃好,为了安心多干活。有时候我们改善生活,一人四个包子,都搁在一块儿,旁边的人一上来吃了五个,结果任大雄还剩仨。就故意问他:"你吃够数了吗?"他说:"够了。"我跟他开玩笑:"连四个包子都数不清,你还华罗庚的优秀生呢,别逗了你!"(未完待续,《小九》明日完结)

作者 | 大力

故事原题《小九》,首发于《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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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26 09:1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间谍小九(四)

大力 故事研究室  1月19日

19

01-2018

他看看我,瞪眼问:"你谁啊?"我叔伯哥都不认识我了,毕竟我走的时候才十五岁。


NO.1

接上文:间谍小九(一)

               间谍小九(二)

               间谍小九(三)

十、一 监

我们北京市第一监狱是上面定的"模范监狱",在宣武区自新路21号。用我们监狱长的话说:"北京监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监狱。"那时候我们犯人全可以留头发。监狱里建了一条参观道,布置得可好了,外宾和各国大使馆的总来参观,早先像印度的总理尼赫鲁都来过。

尼赫鲁一要来,提前一个礼拜我们每天什么活都不干,赶紧到处擦,把哪儿都整得漂亮着哪。他来那天,我没看到,规定你在哪儿不能乱动。他到哪个位置,问到什么问题,你就得怎么回答,这些都事先交待好了。让每个人都注意点儿,一旦问到你,你就要怎么回答。谁不想立功啊,谁不说点儿好话,谁不说共产党好啊,对不对。

有一个时期把铁窗、铁门统统都拆了,猛一看和外面的国营单位没什么区别。有自由活动时间,什么活动都有。扑克、象棋、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晚上还可以到监狱的小公园里转转。就因为经常有外宾参观,全中国的一个形象啊,所以我们都沾这个光。

我们监狱里有塑料厂、制袜厂,袜子还出口。1958年咱们国家刚有尼龙袜,就是我们生产的,质量最高级的是"金双马",全出口;还有"红双马",供应国内的大商场。我们监狱最多的时候有五千多号人。监狱里有商店,犯人拿家里给的钱能换成"监狱券",在里面买东西。

我们都评积极分子,每个屋挂一小本子,记录你一天都做了什么好事,干了什么坏事。里面有个组织,叫"积极分子委员会",简称"积委会",全监四千多人里面选出来的。"积委会"有主任、副主任,下设生产委员、生活委员、文体委员,各种委员。各队也有"积委会",你有什么问题,想提个什么建议,对生活上有意见,对生产上有建议,都可以向他们反映。我在监狱里一直搞文艺,有一阵子我当文体委员。我说相声,自编自演,说的都是监狱里这些人的话题,很受大伙儿欢迎。但是我们在那里边演个节目,得审批,你准备说什么词儿得给人家看。每回节日我都要出个节目,在广场上演,整个监狱的人都是观众。

我写东西也是在那里练的,队长找我说,今儿个出个好人好事,你把他登个黑板报,那我就得去打听一下,要在外面这就叫采访了,我向他打听打听,你是怎么回事啊?很快我就能写一篇儿,出个黑板报。哪次组织活动、组织球赛,监狱长都说,叫钮益惠组织去。确实,那里面哪方面的高人都有,可我呢没文化,没专业。要文化,我才小学四年;要专业,我是"猴戴胡子——一出没有",没戏。但是我内心哪,还谁都不怵。我这么会管人,但是我很善良,不打人骂人。而再狠的犯人,谁要想收拾我,他也得掂量掂量后果,没人小看我。

我必须要跟你提的是,我们监狱有个剧团,你知道是什么水平吗?可以这么说,它相当于市里甲级剧团的水平。由犯人自己演老舍的话剧《茶馆》,演得好着哪。还演过《蔡文姬》,古装戏。演过《刘巧儿》,演刘巧儿的那女犯人,我们在车间碰到过,还说呢,这巧儿就这样呀,一下了夜班也是头昏眼花、无精打采的,不过没有一个不愿多看她两眼的。头天外面放电影《夺印》,第二天我们监狱的剧团就上演这出话剧了。我们那个女犯扮"烂菜花儿"的,本来也是唱戏的,她在台口上端着个瓷碗,就那么一声拉着腔的叫:"何支书,吃元宵——"嘿,台下的这些犯人全乐疯了,连那些管教干部也看得非常入迷。都爱看她端着这碗元宵,把我们乐得,巴掌都拍红了。管它演的是不是阶级斗争,反正我们看着可开心了。

王润身,你应该知道吧,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扮关敬陶关团长的,在电影里都抢了王心刚的戏。这个王润身也在我们监狱剧团,他不是政治犯,他是因为男女作风的事,说是跟一个首长的女儿发生关系,判刑关进来的,按现在说他只能算是婚外情。他没进来之前,我们就看过他演的电影。其实他在我们监狱剧团也不是最牛的,《千万不要忘记》,叫他扮演里面的一个角色,还不是主角。

真不是吹的,那出戏我们剧团比外面的电影演得还好看。这些人不单是演员,而且还是有名的演员呢。在车间给他们排的活就是轻活,一排戏不用干别的活了,又玩儿又乐,你说他们谁不愿意排戏。

作为文体委员,我还兼篮球裁判。我特喜欢打篮球,就是老戳手,一打就戳手,整天儿打,整天儿戳手。后来我就当裁判了,我们有一个老裁判,是国家级裁判,他愿意带我。他对我这文体委员挺尊重,称呼都用"您",他说:"您哪,您就管吹哨。"一场比赛俩裁判员,他让我就管吹哨。

我问:"怎么吹呢?"他说:"人多,一扎堆儿,您就吹哨。只要扎堆儿您就吹哨,看清没看清您都甭管。您不用出手势,到时候由我做手势,我来说他们几号犯的规,犯的什么规。"我说:"这就行了吗?"他说:"您敢不敢吹哨吧?"我说:"敢吹!"他说:"您只要敢吹哨,就能当这个裁判。"我说:"您瞧着吧,我准敢吹。"他说:"那行了,只要一扎堆儿您就吹哨,我就替您说是什么毛病。"

比赛开始前,很正规的,两队跑步入场。这时候全场就看我的了,我给来一个开场白,我是说相声的,来一段老裁判教我的开场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红方在我左手,蓝方在我右手……球抛到最高处开始争球。嘟——"开打以后,一扎堆儿我就吹哨。就我这么猛吹,那些场上队员也不烦我,对我都特捧场。当然我不会老吹,要不然那比赛还怎么看呢,队员不烦我,观众也得盼着我滚蛋了。你看吧,就是我吹错了,人家队员都特原谅我。我以前从来没吹过哨,我吹对吹错,大伙儿都原谅我。你要知道,我们的队员可不是一般的队员。

我们监狱的篮球队相当于国家的甲级队,中锋叫武玉书(音),两米多,原来国家队的主力,能打后卫,能打中锋。他跟杨伯镛那些后来的篮球界泰斗也不相上下,可以说他就是当时的姚明。武玉书也是因为爱打球,想到美国去,换了现在还是好事儿哪。他要真能到NBA去,也准是了不得。听说就在他要出国境线的时候给抓住了,犯了叛国罪,背叛祖国,判二十年。要是姚明生在那个年代,我敢说也得是这个命运。

我给他武玉书吹哨,就是吹错了,他也知道我怎么回事,根本不计较。我印象最深的,武玉书空中三个动作能一次完成,蹦起来摘球、转身、投篮,谁也拿他没办法。他还有一手最绝,在底线那个大角上,手都伸到外面了,大勾篮儿。

有一次北京公安系统篮球队跟海军队比赛,开赛没多一会儿,北京公安队就差了二十多分儿。这时候有人说,赶紧去把武玉书叫来吧,领导马上派车去把武玉书从监狱拉出来,体育馆离我们监狱不远,那时候根本也不堵车。下半场他还真赶上了,随便抓一件不合身的背心就换上场。海军队的都知道他,打篮球的谁不知道他?他一上来,对手全犯怵了,结果根本没法儿招架。你不服也说不出来,监狱的那时候也属于公安系统啊,如果再多关几个主力进来,公安队就能无敌。最后比分你猜怎么着?北京公安的愣赢了二十多分儿。


十一、女 犯

"一监"有好多女犯。她们主要是判流氓罪的多,也不知道那个年代还哪儿来的那么多女流氓。另外有不少是小偷,这倒好理解,因为那时候都穷得厉害。到后来我负了点儿责任,就能接触到女的了,而且我接触得还挺厉害。我到女犯的队里干过活呢,因为我什么都会,但那时候我还一本正经,有胡来的我还管着别人。咱们大小是个头儿,又当过文体委员,也算个积极分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女的能见面,也能说话,不管怎么说眼睛会说话呀,那时候眼睛最厉害。也能有说有笑,但都注点儿意呗。要说里面男女偷情的情况,那可太少了,除非你要玩儿命的话也不是绝对没可能。

我最接近女犯的时候接近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个制袜厂,各车间都有任务量,比如每天生产两千打袜子,从进纱、运纱、倒纱、机织,各道工序都得完成两千打的任务量。只有缝袜尖儿车间是女的,她们老完不成任务,每天少完成二百打,这就麻烦了。后来监狱决定,抽调一个男队支援她们女犯去。女犯干活都在女监区里边,机器也在里边,要支援的人就得进里边去。

抽了一帮岁数小的男犯,六十几个人,帮着去突击那批袜子的生产任务。我能干,又是个小头,就叫我去了。我们当然都很愿意去支援,她们见我们来了也倍儿高兴。

到那边,都是坐在机器的两边,男的对面坐一个女的,帮她们。我聪明,学什么都快,有一个女的跟我坐对机子,我们俩坐马扎上,中间是机器,每天一见面,对眼神,那就是"你好"。不能说什么,还是别说为妙。这种时候眼睛都会说话,你看我,我看你,盯着看一会儿,那意思就多了。后来知道她叫郭冰萍(音),她叫我"钮哥"。看她的表情就知道她心里是特高兴。

缝袜子的时候,我也隔着机器,摸过她的腿,摸过她的脚,但是这样其实她会更难受,还不如不摸好受呢。各自都知道这就是最接近了,不可能再有别的。摸她,她也不躲,她恨不能趴我身上呢,但那可能吗,那还不出大事了,除非为那么一下子不要命了。

我们这里边还真有晚上跑进女监舍,直接就上去的,女的正睡着也不知道他是谁,能不叫吗。逮住了几起。当时搞模范监狱,把监房的铁门都拆掉了。

任务最紧的时候三班倒,她们干到晚上十点,我们晚上十点接班,天一亮,她们来了,我们就得赶紧走。但是我们上厕所都得去女厕所,因为女监区不可能有男厕所,这帮小子看到里面那些月经纸都特别新鲜。有个小家伙老趴女厕所往里瞧,瞧人家解手。要在外面,女的早不干了;在这里没人轰他。

早晨女犯在院子里洗脸漱口,叽叽喳喳,男的在里面叫一声:"你们别吵了!"这些女犯一点儿不生气,全都哈哈笑个不停。你越吼她们,她们越笑,说白了这就是一种交流。我们屋那个外号叫"色迷鬼"的小家伙六点就起来在屋里站着往外看,能那么看俩钟头。在屋里他不穿裤子站在铺上,外面正好什么都能看见。

一进女监,除了缝袜子,好多活也都归我们男人了,正有劲儿没处使呢,浇水、抬土、刷厕所。粉刷房顶的时候,她们在底下嗷嗷喊叫着,我们也干得挺欢。我们接触女犯最近就到这种程度。

这些女犯里面有一个队是"就业队",刑满到期了,没出去,还在里边就业的。因为出去也不好找工作,不好回到社会,都是自愿留下就业,男犯也有个就业队,他们男女之间可以搞对象结婚,住在里面的宿舍,节假日可以出去上街。这些"女就业"比我们吃得要强点儿,和她们交接班的时候,我们每天一进门先翻她们的碗柜,人家剩下什么,我们这帮人全划拉。后来发现她们特意给我们剩下一些吃的,有的人还告诉我碗里留了什么,在哪个柜子里。反正对我们挺好。

他们给我起的一绰号叫"混世魔王"。我怎么落下这么个绰号?那天晚上八点队长叫搞卫生,我在铺上躺着不想干,说:"报告队长,我肚子疼得厉害。"他说:"你真疼假疼?"正好我们那队长有点色性,大概他也愿意多往医务室跑,因为那里有女护士。队长很痛快地说:"走,带你看病去!"到了那以后,队长就跟女大夫、女护士聊上天儿了。

女护士也复杂了,分成好几等,有犯人护士、劳教护士、就业护士、干部护士、警察护士。你像犯人护士就是服刑犯,因为原来是搞医的就放到医务室;就业护士是刑满还留在里面就业从医的。反正都是穿白大褂儿,穿裙子,但衣服上的字号有区别。

有个犯人护士小王,因为给婆婆下毒进来的,判十五年。她二十多岁,长得美,要样有样,要条有条,而且特会说话。我住院,一早上她来查看病房,床头都有姓名牌,她爱把那姓去掉,笑着问你:"呦,益惠哥哥,今儿好点儿了吗?"就这一句,嘿,那话音儿,当时就能让你全身都麻了。特温柔,一下能叫你的病好一半儿。说实在的,里面什么样的迷人护士都有。

有一回我在厕所门后头擦身子,叫一护士给撞上了,这能怨谁?绝对谁都不怨是不是。但是那护士当成个大事给报告了。队长来问我:"你干什么来着?"我说:"已经躲门后了,谁知道她进来,而且还看看门后,你说还能怎么躲?"

你问了,明明是蹲监狱,怎么还能让自己那么高兴?诀窍就是把什么都看成乐子。有个年轻的叶护士查房,白裙子后面渗出一点红,一个病号问人家:"唉,叶护士,你那后边怎么啦?"她回身一看,就再没转身,后背一直蹭着墙一点一点地出去了。她一走,我们在屋里笑个不停。

在我们男的监区这边,只要从大门外进来一个女的,甭管是干什么的,那就像进来一只老虎,所有的窗户上都趴满了人。实在是新鲜,说起来都可笑。"一监"里面把铁栅栏取消那阵儿,晚上睡觉不锁门,有个男犯跑到女犯人屋里,进门就上去,女犯人都叫起来,警卫把他给抓走了关禁闭。我就说他,真笨蛋,要是事先跟哪个说好了你再进去,人家知道你是谁,她还能叫吗?这可好,人家吓一大跳,不嚷嚷才怪呢。

开大会或者看电影的时候,男犯人坐在后面,女犯三百多人横排在前面。一到了以后,各队拉歌,有人站在前面喊:"叫二队,来一个!"鼓掌,扯着脖子唱。又喊:"叫女队,来一个!"各队都特愿意跟女队拉歌,那边也喊:"叫女队,来一个!"玩儿命鼓掌,那会儿高兴着哪。女队一唱,嘿,特别来劲儿,还真好听!

十二、运 动

1966年的7月份,外面已经开始闹"文化大革命"。中央紧急下令,北京市的监狱都要腾出来,我们北京市第一监狱也要腾空,把我们这些犯人都迁到山西大同的劳改煤矿去。可能那会儿各行各业揪出的牛鬼蛇神、反革命太多,监狱装不下了吧。

我妈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去世的,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日子。我们这些犯人已经给迁走了,迁出北京到山西的矿上,我哪能再见到她。当时她已经六七十岁,还住在大羊坊南队。红卫兵到家来了,不可能不来。你想这老太太生的儿子是反革命,女婿是反革命,她老头子是反革命,一家子全是反革命,这老太太是最坏的,你说说红卫兵能饶得了她吗?

我母亲叫红卫兵揍完了,还老来找她的事,非要革她的命。冬天把窗户纸全撕烂,煤球先倒上水再踩烂,不能生火,多冷的屋子。而且谁也不能帮助,谁帮忙都不行,谁也不敢。我姐姐她们当时都自身难保。老太太能熬得住吗?没几天就冻饿死了。

我大姐夫梁锡增因为那部电台受牵连,十五年刑满出狱后在无轨电车上卖票。他们家原来都是做生意的,在崇文门外花市下三条住。结果没多久赶上"文革",这样的人还能放过他,我大姐夫叫红卫兵给揪出来当街打死了。他儿子,我外甥也被连斗带打,等送到医院就完了。

三姐夫刘景惠1951年被镇压,当年一出事我三姐也被抓了,她由公安局放出来回到村儿里,那时候我们家都成寡妇大院了,家里全剩的女人,能不难吗。有个村干部瞧上我三姐,追得都不像话了。追得没地方躲,绝对不能在那儿丢人,三姐离开垛子村进了北京城里,给人家当保姆,后来在北京电车公司的电车上当售票员。说老实话,女人呢,甭管什么情况下,长得好点儿就好办。三姐钮淑铭大我七八岁,长得特好。"文化大革命",电车公司每天第一个揪出来批斗的就是我三姐,军统特务的老婆还能有好吗?

实际上我三姐早已经再嫁了电车公司一个姓宁的钳工,而且又生了三个孩子。那也不行,把身上的衣服扒掉,头发剃掉一半,阴阳头,用细铁丝在脖子上挂个铁牌子,游街揪斗。斗完押回来,也整天让蹲在地上随时挨打挨骂。我三姐实在受不了,借上厕所的时候,在电车公司南厂的厕所用裤腰带上吊了,就在红桥法华寺旁边。

三姐和三姐夫的儿子,顶着他父亲刘景惠的特务黑名,"文革"开始前也是为了躲运动,改变一下命运,去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支边了,走的时候还发一身军装,没有领章帽徽。他是在离哈密三四百里地的山里一个矿上,吃了一辈子的苦。他母亲死的时候他也没在身边。

就这样,我们家活着的人和后代都被折腾得够呛,在运动里又死了几个。前后加起来,因为那部电台,一共没了七个亲人:父亲、母亲、大姐夫、胞兄、三姐、三姐夫、大姐的儿子。话说回来,就是没有那部电台的事,只要沾上国民党的边,也跑不了,打死就白打了。

反正像我们家这样的,1951年"镇反"没被镇压的,到后来特别是到"文革"也逃不掉。当年枪毙的就毙了,没枪毙的后边的人都够受的,活着的都不知道是怎么活过来的。也就是我在监狱里,倒是进"保险箱"了,这时候没折腾多少,我要在外边,就我这脾气,也早打死了,你说是不是?

我大姐在外面,我也不敢给谁写信,她也不敢去看我。甭管知道不知道我在哪儿,她都不敢去。整个家庭家破人亡,还有个反革命弟弟在关着,她也够倒霉了,一大家子都是反革命,她没法儿不跟着倒霉。我在监狱里边,家里是这样,这些消息完全听不到,都是后来才告诉我的,才知道母亲没了。

活着的还有我四姐,她在1950年我们出事以前嫁到天津去了,那时候我们家已经不行了,赶紧把她嫁出去,四姐夫是在火车站赶大车拉货的。到"文革"时,这四姐夫不但是老工人,还是老党员,又成了革命派,已经结合到领导班子,当干部了。加上我四姐只是个家庭妇女,所以他们没受我们家多少影响。

我三哥一出事,三嫂就带着孩子改嫁走了,再没有联系。估计也不会过得多好。

嗨,不说那些了。再说我们监狱的人迁到大同以后,那边的劳改犯已经不少,人家不缺人手。正好太原第一监狱的晋中煤矿向这边要人,把我们又转到那里的劳改煤矿。我们这拨儿人一去的时候都是重刑犯,刑事犯不多,一百四十四个全是反革命,一揽子反革命。当中有1957年反右的一批。到这时候都算是反革命,反党,反对伟大领袖,反正不是反这个就是反那个。后来再进来的什么犯都有了,流氓犯、杀人犯,在我管的三百号人里头,什么犯都有,但是别看不少知识分子,都挺能干活。

干的就是下井挖煤的活,我整整挖了十七年。队长属于国家干部,不下坑,我是带班儿的,队长必须找个有本事、靠得住的人替他带着人下坑。我们这三百号人每天得干什么活,我这脑子里都有,下面的活、下面的安全都是听我安排和掌握,可以说这帮人下了井的小命儿都在我手里攥着。那时候也有矿难,只不过不像现在新闻这么报。

谁要是有病不能下去,找队长请假不如找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跟队长请假批准了,队长也得告诉我:"钮益惠,今天谁谁不合适,你看着办吧,要下去就照顾着点儿。"要是直接跟我请假比请示队长还方便。

我带着一个队三百人出工,收工的时候,一出坑口,报数,站好队,点名。队长先问我:"今天怎么样?坑下有事儿没事儿?"我说:"没事儿。"就让散了洗洗吃饭去。我要是说谁有事,打架了什么的,队长就叫留下来,那这人就倒大霉了。

比如我要说:"王德贵在底下吵架了。"队长说句:"别让他洗澡了,把他留下。"就这一句,留下,就倒大霉了。把他留在哪儿?就是让蹲小号去。怎么蹲?一米二三长,一米二三高,一米宽,里外都是水泥的,没窗洞,一脚踹进去,叭一下铁门关上。得,就在那里边吧,站也站不成,躺也躺不成,冬天冷,夏天咬。队长说:"先关起来吧,明儿再说。"就这一宿,什么滋味儿,还甭说别的,绝对没有狗窝舒服,谁不怕呀?

所以他们谁都害怕我一上坑给他说了,在坑下如果捅篓子了,赶紧就不知道怎么央求我。谁也不得罪我,拍马屁还来不及呢。我对他们也绝对够意思,都说钮益惠这人真够意思。谁要是在底下吵了架,这可是你自己犯事儿啊,别人赶紧找我替他说情,上去可能就不提了。

从刚进矿那天,我就看见院子里有许多缺胳膊断腿儿的、重病号,蹲在那里或歪在那里晒太阳。矿上经常出事,我活没少干,但始终连一个手指头也没碰过。我领导的队很少出事故,在什么情况下都得学会生存。我们那个队叫"无期队",好多都是判无期徒刑的,三教九流,别管是多高的知识分子还是多坏的,什么样的人全有,让我管他们。我就是这样,甭管到哪儿都能当领导,我一直在监狱当头,大小是个头,而且我有管理犯人的本事。你当领导,就是领导一个班,得叫人家服你对不对?他们特服我。你一出主意别人都听,自然就服你。这就是你当领导的条件,你屁也不懂,球也不会,日子长了谁听你的。

外面搞"文革",我们在里面也批也斗。要是在外面,像我这么历史反动的早挨斗了,在里面倒好,我是犯人头,只要我说今天晚上斗谁,拽出来就能斗。但是我们都处得特别好,自己寻开心,"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都在一块儿,外面那么斗,我们在里边倒没那么多事儿。

每天下工以后,队长给安排任务,叫找出个人狠狠批斗,我都说:"好,您放心吧!"结果我回去说:"今儿晚上咱们批斗谁呀?"大伙儿一听都乐。我要是说批斗谁就批斗谁。关上门,我们有时候来假的,高喊两声口号:打到谁谁谁!都是一边笑一边喊。我们在这屋里开小会,外面觉着我们正批斗呢,实际上我们在屋里净说笑话,荤的素的都有,大伙儿真的都挺高兴。

我们关起门开批斗会的时候还搞过"化装舞会",头上套上东西,有的装成女的,塞上假乳房,敲脸盆、敲饭碗。正热闹呢,吵得太厉害了,队长来了:"嘿!你们这干嘛呢?就这么开批斗会啊!"我赶紧说:"让他们装牛鬼蛇神哪,大伙儿批得特别起劲儿!"队长骂一句:"扯淡!"都坐下来接着开批斗会,队长训训也就走了。他们那时候在外面自己也斗得不可开交,顾不上我们。

虽然这么找乐子,但是有一条,搞运动时,我要是往家写信,给谁写谁就得倒霉。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再没往家写过信。他们都以为我早死了。那阵儿只要是反革命,人家都不能沾你。

红卫兵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工宣队,也进驻我们劳改煤矿了,工宣队接管领导权,在里面商店卖东西的都换成了中学生红卫兵。我们有个犯人贼胆儿真大,女红卫兵撅着屁股拿东西呢,他就拍着人家的屁股问:"哎,这个卖多少钱?"大伙儿全笑了。那女红卫兵可能没明白怎么回事,还问他:"哪个呀?"他说:"噢,就那个。"往货架上瞎指个东西。回屋大伙儿都说,人家这可是红卫兵,你就敢来这动作,不想活啦?

你别说,还真有不想活的。有个自杀的,你猜他怎么自杀?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新疆舞,歌颂伟大领袖,中间一个打扮成新疆姑娘的,可漂亮了。正在台上一边跳一边唱"亚克西、亚克西"呢,大家都看得很喜欢,这家伙突然由下面腾地冲上去,一下子抱住了,又啃又咬,跑上去好些人拉,这家伙在台上打滚儿都死不撒开。谁也没防着他来这么一手。

回去大伙儿都说,有用这么个办法找死的吗?真他妈逗。很快就给毙了。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红火的时候,你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女红卫兵这样,本来就是反革命无期犯,那还能不枪毙。

好像是在1967年,我们里边有一批人被整得受不了,实在熬不住了,暗地里准备越狱逃跑。结果也是有人告密检举,没跑成,后来定罪说是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包括那个数学天才任大雄,他也参加了,这么个天才就白白给毙了。当时他们秘密商量的时候,也有人提到叫上钮益惠,后来不知怎么没跟我说。当然,就是跑出去也绝对活不成,谁要逃跑就等于找死。

那次呢,审讯他们的时候就问了:"你们跟钮益惠说了没有?"因为我本身比他们的罪都重,比他们的历史都反动,又有过企图越狱前科,要是有我参加,肯定我算首犯。结果我一点儿没沾边儿,要不然的话,也就完了。那次要沾边儿的话,也死在那儿了。当时那些人,枪毙的不少。

他们要是真跟我说,我当时会怎么样?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我应该不会跟他们一块儿做,但如果事先跟我说了,还真不好办,反正是不可思议,亏得谁也没跟我说。他们那些人到死也没一个往我身上推的。

他们受不了,也不都是因为关得时间太长。关时间短的人也有特别受不了的,觉着一天也呆不下去。当中有个是香港哪个报馆的记者,"文革"开始后因为什么事抓进来的,反正也定的反革命。那时候我们已经迁到劳改煤矿,一到那儿,推下车他一看,就说:"这叫什么呀,这是人呆的地方吗?"

后来他对我说过一回:"这这这,这不是人呆的地方呀!"叫他下煤窑,他一看,哪儿受得了,他不下。不下也得下,忍几天受不了,绝对受不了。他就跟我说过那么一句,再没说别的,再没往下多说。我就知道他叫王路祥(音),香港来人看了他。他家里给他拉来好多罐头,都给大伙儿吃了。

这时候的审讯,早已经不是以前的不打不骂了。嘿,还能不打不骂?专政得厉害。我后来在犯人里当头儿,他们执行什么惩罚,就得我去帮着执行。一般的我很少打骂,很少。尤其到七几年以后,整得更厉害,真他妈打,吊起来打。谁不承认?叫你承认什么就得承认什么,直到承认为止,打得你自己说:"我承认,什么都承认!"一承认不就得死罪吗?那也受不了,死都比这样好受。香港那人也整得够呛。死了,全枪毙啦。


十三、回 来

要说那些年吃得特别饱的一次,我清楚记得是1970年的春节。那天让各班去领包饺子的东西,一人一斤干面、半斤肉馅儿、二斤半白菜馅儿,这些馅儿都是外面剁好的,肯定不能让我们自己拿刀剁。包好了一人六十个大饺子,规定不许剩。一个班十个人,有人吃不了那么多,都给我,我吃下一百二十个。在这以前,包括最饿的那几年,过年也给过几个饺子吃,那时候我们还提建议,说别过年给我们饺子了,平时多给我们点儿窝头和咸菜吧。窝头最解饱。

到1977年10月,把我由无期改判成十五年,前面坐的二十多年不算,重新开始坐,应该到1992年刑满。我在监狱里经历过国家的两次特赦,一次是1959年,一次是1975年,两次放的全是国民党的大官儿和"战犯",轮不到我们这样的。但是到1981年,因为我表现好,获得减刑五年,也就是说熬到1987年就行了。

1983年春节过后,3月6号那天,管教一早告诉我,法院讨论了你的案子。当天上午开全体犯人大会,大家对于开会训话、大批判、政治学习都已经习惯了。结果一说宣布减刑名单,很多人都特别激动。但我没当回事,因为我减过刑了,离刑满还有日子呢。上面念着念着,一听念到我:"钮益惠。减去余刑,予以释放。"哎呦!真有这么一天哪。

坐牢三十三年之后我被"宽大处理",减刑释放。听说他们一清理积压的档案,说这家伙关三十多年了,也没杀人放火,当初就是个孩子,放了得了。那批还放了一些平反的反革命,别的历次运动的反革命都能平反,但我这个反革命,共产党永远也不可能给我平反。再关也没什么意思,放回去算了。加上正赶上"严打"开始,监狱和劳改场所也都地方紧张。所以我是"镇反"时进去的,"严打"时出来的,都算赶上了。

一宣布完,发一张盖了公章的"释放证明书",这就相当于出去以后的身份证明了。当时就能领东西出监区,谁也不愿多呆一天。家里有人的,通知来接;我没人接,那也先出去再说。我住谁家不成啊,我们"无期队"以前出去的,不少还留在矿区,娶老婆安家,一听说我释放了,都得让我到家去住。

监狱领导把我带到监区外面的食堂吃顿饭,三十三年来第一次不吃牢饭。在饭桌上,领导对我建议说:"你可以考虑考虑,留在咱们矿上给你安排工作,拿工资,算国营正式职工。愿意的话,也可以继续带犯人管犯人。"

看看我没动心的意思,领导给我夹了一块儿炖肉,又说了:"你想想,你这么多年早就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了,像你这样的出去,绝对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在这儿二三百人都让你管,都绝对听你的,这不比当个连长还厉害,你说是不是?"他们知道像我这样得力的人很难再找到。可是我坚决不留,我就想回北京,自小离开这么多年,太想回北京了。我要稍一松口,这辈子就搁那儿了。

但是有一条,当时的政策规定,所有原来户籍北京市的,刑满了都不能再回北京,因为北京是首都。你在任何地方被释放的,只能就地安置。他们也用这一条劝我留下,说我没办法回北京。我脑子灵,对他们说:"没关系,我又不回市里,我家在郊区,我只是回郊区当农民,落个农村户就行。"那个年代,农村户口比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差远了。

在他们说研究一下的时候,我还对矿上管人的政委说:"你一定得让我回家,要不然你就还把我关起来。"他们研究以后同意了。在他们帮助联系下,答应给我落北京大兴县的农村户口。我们家因为那部电台家破人亡,母亲只好离开通县垛子村,投靠到大兴县的我大爷家,我大爷过去在这村儿里开过一家中药铺。那时候的人还亲着哪,孤儿寡母来投奔就腾房子挤挤也收留,不像现在。所以我一放出来要回的家,就是在大兴县的大羊坊,我不奔我妈这儿我奔哪儿去呀。

还有的人说,这钮益惠关这么久,别看出去了,用不了半年这家伙准得再回来。为什么?因为他这么多年没碰着女人,又那么壮,一出去准得犯强奸罪。

不少原来先出来的狱友就住在监狱外面,听说我出来了都迎接我,有人还送给我一件军大衣。那时候军大衣是好东西,送给我他就没的穿了。

我放出来的时候见到廖湘荣了。他特意跑来见我,那个高兴劲儿呀,还告诉我一个消息,他咧着嘴说:"我平反啦!"脸上那笑啊比哭叫人瞧着还难受。其实在平反前他的刑期也早满了。我一听他这话,就心说完了,一点儿志气都没有了。

"哎哟,"我说,"我都替你难受,你他妈平反了,平反管什么用啊?你这平反,什么都晚了,你那青春找不回来了,你那最好的对象,清华的校花儿找不回来啦。"后来倒是得给他点儿补助,那时候给不了多少钱。

我回北京心切,没跟他多聊。他出来很快就跟当地一个女的结婚了。听说后来山西大学发现了他,把他由矿上中学调到山西大学教书去了。

我一天都不打算在劳改煤矿这里过夜,1983年的3月6号当天晚上我就往回赶。没人接我,我也没给谁拍电报。身上本来一分钱没有,矿上不错,以伤病补助的名义给了我四十块钱,很大一笔了,二十块买车票,还剩二十块。我提个网兜,里面是脸盆和杂物,别的什么也没有,上了火车。这时候心里的感觉,真是没想到,还能活着出来回北京。在车上没人看出我是刚放出来的,因为我挺精神,穿的也是那帮弟兄送给我的好衣裳,一点儿没挂相。

在北京站下火车,我出来一路走,为省车钱,更为了多看看吧,我没坐车,有的是体力。先一路走到了天安门前面,三十三年后第一次到这儿,和小时候的印象完全不一样了,知道这里现在已经是最重要的地方。当年爬上去掏麻雀的天安门城楼子,现在肯定是有人把守不叫上了。我站在空荡荡的广场上,风挺大,那儿有照相的,排队开票,我穿着狱友送的草绿色军大衣,照了张留影。照片上的我可不像刚从大牢放出来的,倒像个来北京出差的国家干部。

整整三十三年过去了,我的亲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们原来的家早就不是我们的了。我呢,用我们一块儿犯人的话说:"这个钮益惠,入监的时候还没长毛呢,出监的时候毛都白啦。"

我回到了大兴县大羊坊的羊北村,因为我妈是从通县垛子村搬到这里的,当然这时候已经知道我妈早不在了。村儿里没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别人,谁都想不到还有我这个人。过一条小河,我找到生产队队部的房前,向人打听我堂哥钮益海。他是我大爷的儿子,我小时候跟他最熟,因为他在城里总住我们家。他在监狱没像我那样闹过事,所以早就十五年刑满放回来了。

我站在那儿向人打听:"劳驾,请问这钮益海住哪儿?"那人说:"噢,您找四爷啊。"旁边正好有个小孩儿,那人说:"快领着去,找你爷的。"这小孩子就一路跑在前面领我去了。一进院子,我看见那不是钮益海吗,他正在屋里坐着。

我站到门口叫:"四哥!"我们俩是一爷之孙,他排行老四。

他看看我,瞪眼问:"你谁啊?"我叔伯哥都不认识我了,毕竟我走的时候才十五岁。

我迈进门说:"我老九,益惠啊!"

"哎呦,老九啊!"抱住我就痛哭。

一大家子人死的死、散的散了,现在这村儿里就剩下他老四。吃喝完了以后坐那儿歇着,四哥问我:"明儿个上哪儿?"我说:"听您的。"他说:"垛子老家的人肯定都想见你哪!"第二天,我们就回通县张家湾的垛子村了,先看了我父母的坟。就是到这时候我才知道父亲是被五叔检举的,知道了他死的经过。

他们把能叫的都叫来,都过来看看,我们这一辈儿的除了五哥在朝鲜被俘去了台湾,一直在乡下的六、七、八哥,加上四哥和我老九,活着的都齐了。

这一通相聚就不细说了。你听着啊,最奇的是,那天我就住在村儿里没走,晚上人都散了,夜里十二点我出来在院子外面走走,透透气。忽然听见有个女的小声叫我:"小九!"我回头借着月光一看,是一大妈模样的,这谁啊?不认识。她还是说话声音不大,但我听得真真切切:"小没良心的,连我都给忘了,人家想你一辈子呀!"哎呦!我知道是谁了。打小最喜欢我的那个小婶儿。白天人都在的时候,她就没露面儿。我说:"婶儿呀,我也想你一辈子呀!"

她当年可俏、可鬼了。她娘家离我们六七里地,那年她嫁进来的时候,虚岁十七,连要嫁的男的什么样都没见过,哪有什么感情呀。要嫁的是我小表叔,十五岁。那时候兴媳妇大一点儿,说是有福。到该入洞房了,男的吓得跑没影了,不敢跟媳妇睡。大人都没辙,我自告奋勇说:"我有办法,准让他俩今儿晚上钻一被窝!"

我去把我小表叔找到,告诉他:"我婶儿一生气,已经走了,今儿晚上就是咱俩一块堆儿睡。"小表叔也挺犯困,就跟我回来了,我俩进屋上炕吹灯睡觉。到晚上十点多,我起来说肚子难受出去解手,小表叔说:"你可回来啊!"我说行。结果我出去把小婶儿叫来,再进去的就是小婶儿了。

新媳妇到一个新环境,她跟谁都不熟,就跟我说得来。后来我找他们玩儿去,他俩在炕上坐着,男的在炕沿儿,女的在炕里。我一下蹦到炕上,坐在中间。怪冷的,我顺手拉条绣花被子盖在我们腿上。我坏着哪,在被子里捏新媳妇的脚,她就拿眼睛跟我说话,她那眼睛特会说话,眼睛一看就知道想什么,那眼睛说:"你怎这么坏呀,摸人家!"在被窝里她还拿脚拨弄我。我那小表叔比较缺心眼儿,女的说:"唉,小九爱吃酱猪蹄儿,你去给他买猪蹄儿吧。"男的问我:"你爱吃猪蹄儿吗?"我说:"爱吃!"男的赶紧下炕跑出去了。买猪蹄儿的地方远着哪,等他再回来,我们俩在屋里什么都有了。

唉……完啦,三十三年哪,小婶儿想我一辈子。能不想吗?怎么能不想你说?全完了。

从垛子村回来,我还到西单商场去找我那外甥女,我三姐留下的一个女儿,叫宁慧丽。她不知道我回来了,也根本不知道我还活着。我进了商场走过去,一看,那不正好是我三姐在卖服装呢,跟我姐姐站在那儿真是一样一样的。

我走近了,在旁边看着这闺女,她也看看我,我们俩就互相看着。我声音不高地问她:"闺女,你有个舅舅吗?"哎呦,她说:"您就是我舅舅啊!"站那儿就哭了。你想想勾起她心里多少事儿啊。

我站她旁边,当时什么也没多说。我连眼泪都早就没了。

这一个人、一个家的真实故事说到了这里。

许多年以后,已经变成了"九爷"的钮益惠,两度只身"偷渡"台湾。他果真要去问一问那个一直埋在心底的问题——

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在囚于一室的最后时辰,情报组长秦应麟眼睛红红的,走到跟前紧抓住他的手说:"小九,你最小,将来就你可能回到台湾。万一有一天你真回去了,一定要去局里把我所说的这一切都跟他们说清。你一定要替我们问一问:这个王永祥到底是谁给咱们派来送钱的?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

那一夜在场的人里,他钮益惠幸运而顽强地活到了这么一天。整整半个世纪以后,他要完成那些人在1950年1月26号的临刑前夜对他的托付。暮年的九爷执意要到达海峡的对岸,为七个亲人的死,为自己的三十三年刑牢得到一个说法。《小九》已完结


作者 | 大力

故事原题《小九》,首发于《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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