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歇根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斯图亚特·戈登(Stewart Gordon)认为,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是属于“伟大亚洲世界”(the great Asian world)的时代。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朝代更迭,但一直通过贸易与亚洲其他地区紧密相连。宗教(主要是佛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和思想通过贸易传播,在中国落地生根。
对外贸易的发展令大量外国商人和宗教团体来到泉州,其国际化程度堪称古代的纽约。在泉州港的全盛时期,定居于此的外国商人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小乘佛教徒和大乘佛教徒、天主教徒和波斯教会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帕尔西人(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在阿拉伯征服波斯后迁徙到印度的一支)。
宋元时期,大量穆斯林在泉州自由从商、任官、传宗接代,他们当中有的对泉州海上市舶贸易有功而获得官职,有的因军工显赫获得升迁,有的从官府买得官位。例如异密·乌马儿,他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由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调任浙江省平章政事。
泉州清净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建筑
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徙,泉州呈现出宗教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这座城市至今都能找到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形象,一支建于10世纪或11世纪的印度教石雕阳具(中文中称“石笋”),还有一块刻写着印度教教义的石碑。石碑由泰米尔文和中文双语铭刻,从文本的娴熟优美来看,刻碑人几乎可以确定是本土中国人。
泉州佛教寺院承天寺存有一座元代石炉,炉盖上刻“泉城孙府前保信士蒲力目,偕室李二娘仔,与十方檀信,同发诚心共成佛果”等语,“信士蒲力目”这个名字显然不是汉人,而应该是阿拉伯人、波斯人或“土生番人”之类的伊斯兰信徒。这说明了本来相互排斥的伊斯兰教与佛教也出现了民间融合的趋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泉州最著名的额佛寺开元寺以有印度教神猴哈努曼的形象著称,哈努曼就是《西游记》中美猴王孙悟空的原型。
或许更有启示意义的,是当时的中国对贸易和对外交流的支持态度。戈登指出,“伟大亚洲世界”的主旋律之一,就是规劝君主们尊重并欢迎旅行者带来的新鲜资讯,重视商人的价值,保护贸易。
泉州圣墓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好的伊斯兰教圣迹,墓盖下是伊斯兰教圣徒三贤、四贤长眠之处
南宋地理名著《诸番志》的作者赵汝适为宋太宗八世孙,于嘉定十七年(1224年)提举泉州市舶司,宝庆元年(1225年)兼权知泉州,接着兼知南外宗正司。《诸番志》成书于宝庆元年,是他任职泉州时所写的一部关于海外地理与文化的专著,记录了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58个地区、族群、国家的状况,东至日本,西至东非索马里、北非摩洛哥及地中海东岸国。
在该书的前言里,这位宋室宗亲竟宣称,不了解海外风物是君子的羞耻:“山海有经,博物有志,一物不知,君子所耻。”到了14世纪初期,泉州还出现了依据亲自参与的海外探险写出的游记。至顺年间(1330-1331年),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经过内南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印度半岛、阿拉伯湾、波斯湾、亚丁湾、红海、坦桑尼亚,于元统二年(1334年)返回泉州。至元三年(1337年)到至元五年(1339年)期间,他又出海远行。汪大渊的两次远航探险总共历时8年,航程数万里,到过22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正九年(1349年),他出版了《岛夷志略》。
汪大渊的第一次远航比哥伦布最早的环球旅行(1492年)早161年。在西方“发现”东方之前,中国已经有了一种基于贸易和商业的世界眼光。这似乎意味着现代性——商业主义、文化开放性、信息物资的自由流动、成熟的官僚管理机制——有其“东方土壤”。然而我们看到,儒学本土主义在明代后迅速成为官方支持的意识形态,商业活动被阻挠,海外贸易被大范围限制甚至禁止,外来人口被镇压。那过于早熟的“现代性”仿佛灵光一闪,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泉州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港的辉煌,也只能由后人追忆了。
参考资料:
王铭铭,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 2017年.
Stewart Gordon. When Asia Was the World. Da Capo Press. 2009.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林子人,编辑:朱洁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