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五十年，他们在做什么？｜1天1本书 No.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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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最后五十年，他们在做什么？

原创： 江襄 1天1本书  2018-08-06

万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

这一年大明王朝四海升平，虽然各地偶有旱涝，时疫流行，山西还有地震发生，但既然没有影响国本，就算不上什么大事。

倒是五年前，也即公元1582年，是个很重要的年份。这一年，辅政十数年、位高权重的元辅张居正因病过世，得年57岁。

过世前，他正忙着改革赋税，重新丈量全国耕地，这场意外的重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也中断了这位元辅大人雄心勃勃的改革。

年轻的万历皇帝对此感到真切的悲痛，元辅张先生在他幼年即位之后忠心辅佐，十数年来尽心尽力，既为良臣，也是恩师，万历对他一向敬重有加。

然而这一年年底，张居正去世还不到半年，按捺多年的文官集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一点点去皮见骨，年轻的皇帝终于发现了他最敬重的首辅的另一面。

原来这位元辅大人不但言行不一，满口节俭却生活奢侈；而且还玩弄权术，多年来任人唯亲，打压异己。最严重的是据说他还有造反的野心，总兵戚继光的精锐部队就是他谋反篡位的后盾。

总之，生前威风赫赫、令人不敢逼视的元辅张居正，死后被定性为一个欺君罔上、十恶不赦的人物，家产全数被抄，三个儿子官职被夺，长子不堪严刑拷打而自缢身亡。

清算张居正的时候，万历皇帝才19岁，他曾怒不可遏，就像那些奏本说的那样，他觉得张居正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以辅政之名行欺君之举。

几年后他才逐渐明白，清算张居正，真正获益的人并不是他自己。

万历十五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这一年张居正已逝去五年，只留下一生的污名。24岁的万历皇帝独坐深宫，这天忽然降下谕旨，询问张居正生前的府邸，被抄后是如何处理的。

已经彻底长大成人的万历皇帝，偶然想起当年的首辅，大约多少有些心绪复杂。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苟延残喘多年的清王朝终于走向了灭亡。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孱弱的王朝从此灾难不断。

1644年，清军入关，深陷起义与兵变的明王朝耗尽了它最后的气数，清朝建立。

1587年，是明朝万历十五年。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特别的史书，作者黄仁宇以人记史，围绕着万历十五年这一时间节点，讲述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以及李贽等人物身上发生的一些事件。

乍一看，这些人物似乎没什么关联，这些事件似乎也都微不足道。

首先登场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他9岁登基，自幼受到张居正教导，读书刻苦，偶尔顽劣，总体来说是个当皇帝的好苗子。但是好苗子还没意气风发几年，就被张居正清算一案闹得疲惫不堪，又因为立太子一事被文官怼得太狠，心灰意冷之下，性格敏感细腻的皇帝干脆不干了，从此三十年隐居深宫，不郊不庙不上朝。

万历名相张居正，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辅政十年来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也颇有成效，只是这一过程得罪人太多，死后不可避免地遭到文官集团的清算。不仅连累家族，还殃及党羽，受张居正提拔过的官员大都倒了霉，这其中就有总兵戚继光。

戚继光是抗倭英雄，但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成功离不开政治上的谋划，精锐勇猛的“戚家军”，是靠着张居正、谭纶等人频繁开后门才得以练就的。张居正遭到清算后，戚继光就跟着遭了秧，被革职在家，一贫如洗，几年后孤独凄凉地死去。

申时行是张居正、张四维之后的继任首辅，他牢牢吸取张居正的教训，始终秉持中庸之道，竭力调和文官内部矛盾，不搞事不折腾，力求安定。这位稳重的首辅对万历皇帝的怠政无计可施，最后还是遭到文官们的弹劾，解职归田。

至于海瑞和李贽，一个是刚正不阿的清官，一个是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两人都不为文官集团所喜，最终海瑞名声扫地，李贽在狱中自杀。

暂且不谈别的，单从表面上看，这些人有着一个很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好下场。

似乎有一张巨网套住了他们——巨网之下，无论是挣扎、求索、改革、退让，都无法打破这间森罗密布的囚牢，逃出这场注定倾覆的灾难。

万历十五年，表面上四海升平，无事可记，然而大明帝国已经悄无声息地走到了它的尽头，只等有人从外面将网撕破。

这张巨网是什么？又是怎样将整个明王朝套牢的呢？

 

中国自古有“学而优则仕”，但科举制度真正成形，是在隋唐，而鼎盛时期则在明朝。

明朝形成了严密的科举体系，以儒学为纲、以八股取士，经过乡试、会试、殿试的层层筛选后，其中的佼佼者被授予官职，成为官僚体系的一员。

所以文官集团，是由一群寒窗苦读、饱学经义的读书人组成。这些人是整个帝国仅有的知识分子，一辈子只学儒家经典和礼仪道德，他们普遍认为，只要学了这些就能管理这个国家。

问题来了，儒家道德虽然具有精神上的一统性，却无法解决很多现实问题。

比如田产如何划分，民间借贷如何管理，杀人案如何找出凶手，外敌如何打退，等等。

如果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属于不同的专业领域，需要不同的专业知识来解决，用黄仁宇的话来说，叫作“技术问题”。

但在道德至上的明朝社会，文官显然不可能具备太多的技术才能，毕竟在整个儒家体系中，强调的就是“君子不器”。万历皇帝学个书法，也要被张居正谆谆告诫，书法只是末技，陛下要学的是经史治国大道理。

满肚子大道理的文官们面对纷繁复杂的技术问题，想要治理国家，只好采取两种解决方式：

一，既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讲经义谈道德，那么就将一切技术问题都归结于道德问题。比如海瑞曾接手一桩杀人案，某县有一对夫妇在家招待客人，正好妻子的哥哥上门来讨债，丈夫与哥哥争执之下大打出手，却被意外推入水塘淹死。为了掩饰罪行，哥哥、妻子和这位客人都不敢声张，邻人发现丈夫失踪，于是告发了他们。

当地县官显然不具备福尔摩斯的本事，但案件必须尽快破解，于是县官自然而然地按照情理推断，一口咬定妻子和客人有奸情，这才合谋杀了丈夫，妻子的哥哥则是帮凶。案件就这样被扣上通奸杀人的罪名，妻子和客人成了奸夫淫妇，直到海瑞发现不合理之处，这才澄清真相。

二，以道德来约束小民，从源头上遏制技术问题的产生。一方面，以长幼尊卑的道德秩序来管理民众，可以压制人的私欲，限制因为利益而产生的种种纠纷。另一方面，以道德作为借口，压制新的力量产生，不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以稳定为第一要务，在稳定的条件下维持民众最低的生存标准即可。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明朝，对文官的考核在于治下清平，换句话说就是不生事端，不出刁民，抑制革新，但求稳定。只要遍布四海的是一群贫穷、愚昧而安之若素的顺民，则是四海升平。

简而言之，就是限制社会的发展以适应官僚体制的低能。

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牢不可破的制度体系：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体系，由于不具备完善的法律和技术手段，便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为这个社会（包括他们自己）制定了一套严丝合缝、尊卑分明的道德标准，企图通过道德教化，化繁为简，让治下的无数平民自愿被束缚在道德秩序内，最终实现海清河晏、上下一心的稳定局面。

先不说这样伟大的宏愿是否能实现，问题在于，在越来越成为整体的世界中，外部世界正在飞速地发展、变迁、动荡，万历十五年，正是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停滞了发展的大明帝国，还能依靠惯性延续多久呢？

 

儒家思想从汉朝开始，就是统治帝国的准则，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

然而《论语》说到底不过是孔老夫子的一些零散之言，即使后世加以阐释、注解，也无法改变它的本质，它只具备道德层面的形而上性，而不具备现实层面的技术性。

以形而上的道德来代替形而下的法律，带来的危险不言而喻。

身在当代社会的我们知道，道德和法律之间有着大片灵活调整的空白，这些空白是人们为人处世的空间，也是社会发展应许的空间。

而在明朝，所有的人和社会力量都被限制在狭窄的道德教条内，一言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

读了圣贤道理的文官们首当其冲，他们是小民学习的榜样，是道德的化身，被要求有仁民爱物之心，大公无私，甚至要“存天理灭人欲”。

但他们半遮半掩地发现，他们也是有私欲的，却无法表现出来，只能将私欲藏在台面下交易，形成与“阳”相对应的“阴”。

于是越是宣扬道德，越是阴私泛滥。就像阳光普照大地，光鲜明亮，大地之下却是暗流纵横，臭不可闻。

更为严重的是，过于森严的道德非但不能实现，反而成为文官集团利益倾轧的工具，有明一代，文官集团内部的分裂与斗争终至无解，即使有申时行这样的首辅勉力调和，也是无济于事。

 

再说《万历十五年》中讲述的这些人，其实大都是聪明人。

万历皇帝从张居正一案后，就看透了文官集团道德的虚伪性，而身为皇帝，他自己却必须时时刻刻被道德教条束缚，成为道德的化身。万历皇帝既不愿就范，又没有足够的魄力撕破脸皮，于是消极抵抗，三十年不理朝政。

张居正、戚继光和申时行，都是明白阴阳之道的人，他们能够利用体制的力量为自己服务。张居正擅长以阴制阴，戚继光沾了张居正的光，申时行则坚持调剂折衷，他们在阴阳之间的灰色地带尽力开拓，力挽狂澜。

可惜的是，在一个已经僵化的体制下，想要利用体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可能冲破体制的束缚，最终也难逃被反噬的命运。

因此戚继光的军事成功具有偶然性，申时行的中庸固然难挽颓势，但即使张居正活得更久一些，他的改革既然不可能打破这个体制，便注定算不上成功。

只有一心一意践行道德规训的海瑞，倒成了个彻底的异类，文官们拿他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他就像一面镜子，明晃晃地打这个体制的脸。很多人批判海瑞过于理想主义，但海瑞的行为显得越荒谬，就愈发证明了这个道德一元化的体制有多荒谬。

 

《万历十五年》这样书写了明朝的结局：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大明帝国已走到了它的尽头，这一尽头，表面上以清军入关为标志，实际上在漫长琐碎的历史细节中已然埋下伏笔。

我们提到历史，总是想到一些重大事件，好像历史就是由重大事件串联起来的，其中的细枝末节往往为人忽视。

《万历十五年》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这种历史观并不强调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却从广袤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看待一种历史现象的延续性和整体性，很多历史结局，其实早已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预设了铺垫，所谓重大历史事件只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

就像一个正在往悬崖靠近的行人，除非彻底实现历史的转向，否则他的每一步，不论是大步还是小步，都只是朝深渊更近一步。

而历史的转向，如果不是内部打破，那么就会被外部打破。如果不是上层改革，那么就会有下层变革。一个开放、上升而有活力的社会，应当具备这种随时能转向的力量。